【精准扶贫看典型】“国安社区”探索消费扶贫新模式_新浪财经_新浪网
　　【精准扶贫看典型】“国安社区”探索消费扶贫新模式
　　文章导读： 10月30日，集团旗下“国安社区”品牌正式亮相。“国安社区”依托线上互联网平台和线下门店网络体系，可以为居民提供包括社区物业、生活服务、社区购物、公共服务、交互公益等多样服务，同时也可为各类型商户提供工具和平台。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徐豪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3期）
　&#x日，中信国安集团旗下“国安社区”品牌正式亮相。“国安社区”依托线上互联网平台和线下门店网络体系，可以为居民提供包括社区物业、生活服务、社区购物、公共服务、交互公益等多样服务，同时也可为各类型商户提供工具和平台。
　　实际上，在本次高调亮相之前，“国安社区”已经布局很久，尤其在扶贫领域，为探索打通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最后一公里”做出了新的尝试。10月16日，“黔货进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贵州省扶贫办和中信国安集团签署《关于打造国安社区·贵州扶贫特产平台》战略合作协议，“国安社区”与10余家贵州企业签署《国安社区·贵州扶贫特产平台》合作协议，意向采购金额达4亿元。
　　“消费扶贫”的新尝试
　&#x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荣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提出“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思路，呼吁人们多消费贫困地区的产品，以此带动当地脱贫致富。这一思路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实践。目前，全国各地均在尝试搭建各类电商和线下销售平台，推动消费扶贫前进。
　　“黔货进京”即是这方面的探索。该项目的运作模式是，中信国安集团到贵州贫困地区采购名优土特产品，直接将产品引入“国安社区”平台，并借助“国安社区”品质生活体验店，让“黔货”走进北京百姓的生活。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将协调北京批发市场、超市专柜、饮食企业等与贵州企业对接，支持电商企业提供线上展销服务。今后，北京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优质产品，还能帮助贵州地区的贫困群体脱贫。
　　中信国安集团总经理刘鑫介绍，根据规划，未来国安社区将在全国设立6000多个线下服务门店，累计2.5亿用户，覆盖6亿人口，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造成为社区精准营销的优势平台，为地方品牌走向全国提供强大助力，形成扶贫攻坚的“城乡一体生态链”。
　　“我们打通了居民到贫困居民的通道，居民有消费的需求，可以定向地在‘国安社区’买到扶贫产品，这个需求会反馈到生产端去，在贫困地区那边建立供应链和物流。有了物流中心和生产基地，把这种稳定的生产加大以后，可以使得当地的农民和合作社的收入增加。合作社的收入增加，我们会把一部分钱补贴给真正的贫困农民。这个链条很长，但是很有效，非常的精准。”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晨希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黔货进京”后再拓上海
　　消费扶贫虽然实现方式多样，但其能否成为扶贫新动力的关键，仍在“精准”。
　　“我们带着绿色优质的贵州特色产品来展示给首都人民，带着山里人的真诚、实诚，来探索和城里人新的合作方式。通过合作希望能够满足首都人民对绿色优质的贵州产品需求，通过满足需求来实现贵州的山货出山，助力脱贫攻坚。”在“黔货进京”启动仪式上，贵州省省长孙志刚言辞中充满恳切。
　　如何精而准？关键要找准路子、因地制宜。为了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中信国安集团统筹组建扶贫小分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深入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镇远、雷山、思南等市县、乡镇和村组，走访扶贫企业，探访贫困家庭。
　　孙志刚省长表示，将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加盟“国安社区·贵州扶贫特产平台”，大力推动产销模式创新，搞好农批、农超、网上、网下对接，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更加优惠的价格，更加可靠的品质，不断扩大贵州绿色产品直接进京的销售份额，“实现首都消费者得到实惠，山区群众增收脱贫，合作企业发展壮大的多赢目标”。
　　“我们要帮助生产端加大生产能力，提供稳定的需求。因为很多生产企业都是靠借款，不能加大生产是因为不能有稳定的供应，不能有稳定的需求。产能上不去，收入也上不去。市场打开了，产能上来了，才能帮助当地农民。” 赵晨希说。
　　据了解，黔货在京销售的首周销售额就已超过160万元。“黔货进京”启动之后，贵州商品将在国安社区线上平台持续销售，上海4家门店也同步启动贵州特色产品销售。
　　“企业做扶贫不是做公益”
　　在10月16日举办的2016国家扶贫日电商扶贫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消费扶贫可成为扶贫事业的新动力。不过，消费扶贫的发展仍面临制约瓶颈，特色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是一道难题。
　　在赵晨希看来，特色农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首先要打造出品牌。“我们要把品牌推广出来，通过单品来买卖是不行的；同时要把控生产商，毕竟生产端是当地农民、当地农业企业，即使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品牌认识也还是不强。这个事情一定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才能完成。” 赵晨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表示，“企业做扶贫不是做公益”，企业扶贫也要盈利，扶持贫困地区产品的同时形成产业化、规模化，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对于“国安社区”的扶贫平台如何做出品牌，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司长曲天军也提出了期待，“首先需要将国安社区的服务平台打造好，大数据库建设好，方便使用，便捷顺畅，数据可追溯。品牌打造是贵州的短板，要探索一条贫困地区优质的农副产品直达北京城区的销售渠道，一对一、点对点、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的销售源源不绝，形成贫困地区稳定的供应链。”
　　如何让贫困地区产品“出山”，一直是个难题，物流成本高企，让很多企业头疼。“国安社区”是如何解决物流问题的？
　　“以‘黔货进京’为例，我们首先整合了贵州省内物流资源，租赁一些大的物流基地，加强管理，控制成本；在北京市内的物流和社区里 ‘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我们是自建的，这样既保证服务也控制了成本；同时我们有很多商品和产品是与生产商合作的，也会减少物流成本的损耗。” 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艳梅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国安社区”也在和贵州相关方面探讨，将采用PPP模式，建立新的物流体系。
责任编辑：陈永乐
OPPO完全地复制了过往二十多年来，在饮料、保健品、家电和服装市场上一再发生过的“营销奇迹”。那么，为什么仍然会出现OPPO式的胜利？
此轮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是自我实现的预期在起作用。应对这一措施，短期内必须坚定地管理投资者预期与资金流动。中长期来看，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切实措施，逐步调低中国的货币存量，从根子上稳定中国的金融。
“德国作为商业重镇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政界和经济界有个互不干涉的传统，这就保证了商业活动的独立性。如果德国政府对中国投资筑篱盖墙，只会让自家企业懒惰。”
营商环境恶化实际上是东北经济困局的一种表象，是结果而非原因。之所以出现营商环境恶化这一结果，是因为“资源诅咒”、劳动力外流和人口老龄化、体制机制滞后等掣肘性因素的存在。东北要实现振兴，需正视与解决好这三大掣肘性因素。【精准扶贫看典型】“国安社区”探索消费扶贫新模式
14:03:17 | 来源:
| 作者: 徐豪 | 责任编辑: 杨霄霄
关键词： 精准扶贫,国安社区,消费扶贫,黔货进京
10月16日，“黔货进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国安社区”与10 余家贵州企业签署《国安社区·贵州扶贫特产平台》合作协议，意向采购金额达4 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徐豪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3期）
10月30日，中信国安集团旗下“国安社区”品牌正式亮相。“国安社区”依托线上互联网平台和线下门店网络体系，可以为居民提供包括社区物业、生活服务、社区购物、公共服务、交互公益等多样服务，同时也可为各类型商户提供工具和平台。
实际上，在本次高调亮相之前，“国安社区”已经布局很久，尤其在扶贫领域，为探索打通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最后一公里”做出了新的尝试。10月16日，“黔货进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贵州省扶贫办和中信国安集团签署《关于打造国安社区·贵州扶贫特产平台》战略合作协议，“国安社区”与10余家贵州企业签署《国安社区·贵州扶贫特产平台》合作协议，意向采购金额达4亿元。
“消费扶贫”的新尝试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荣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提出“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思路，呼吁人们多消费贫困地区的产品，以此带动当地脱贫致富。这一思路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实践。目前，全国各地均在尝试搭建各类电商和线下销售平台，推动消费扶贫前进。
“黔货进京”即是这方面的探索。该项目的运作模式是，中信国安集团到贵州贫困地区采购名优土特产品，直接将产品引入“国安社区”平台，并借助“国安社区”品质生活体验店，让“黔货”走进北京百姓的生活。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将协调北京批发市场、超市专柜、饮食企业等与贵州企业对接，支持电商企业提供线上展销服务。今后，北京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优质产品，还能帮助贵州地区的贫困群体脱贫。
中信国安集团总经理刘鑫介绍，根据规划，未来国安社区将在全国设立6000多个线下服务门店，累计2.5亿用户，覆盖6亿人口，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造成为社区精准营销的优势平台，为地方品牌走向全国提供强大助力，形成扶贫攻坚的“城乡一体生态链”。
“我们打通了居民到贫困居民的通道，居民有消费的需求，可以定向地在‘国安社区’买到扶贫产品，这个需求会反馈到生产端去，在贫困地区那边建立供应链和物流。有了物流中心和生产基地，把这种稳定的生产加大以后，可以使得当地的农民和合作社的收入增加。合作社的收入增加，我们会把一部分钱补贴给真正的贫困农民。这个链条很长，但是很有效，非常的精准。”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晨希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黔货进京”后再拓上海
消费扶贫虽然实现方式多样，但其能否成为扶贫新动力的关键，仍在“精准”。
“我们带着绿色优质的贵州特色产品来展示给首都人民，带着山里人的真诚、实诚，来探索和城里人新的合作方式。通过合作希望能够满足首都人民对绿色优质的贵州产品需求，通过满足需求来实现贵州的山货出山，助力脱贫攻坚。”在“黔货进京”启动仪式上，贵州省省长孙志刚言辞中充满恳切。
如何精而准？关键要找准路子、因地制宜。为了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中信国安集团统筹组建扶贫小分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深入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镇远、雷山、思南等市县、乡镇和村组，走访扶贫企业，探访贫困家庭。
孙志刚省长表示，将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加盟“国安社区·贵州扶贫特产平台”，大力推动产销模式创新，搞好农批、农超、网上、网下对接，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更加优惠的价格，更加可靠的品质，不断扩大贵州绿色产品直接进京的销售份额，“实现首都消费者得到实惠，山区群众增收脱贫，合作企业发展壮大的多赢目标”。
“我们要帮助生产端加大生产能力，提供稳定的需求。因为很多生产企业都是靠借款，不能加大生产是因为不能有稳定的供应，不能有稳定的需求。产能上不去，收入也上不去。市场打开了，产能上来了，才能帮助当地农民。” 赵晨希说。
据了解，黔货在京销售的首周销售额就已超过160万元。“黔货进京”启动之后，贵州商品将在国安社区线上平台持续销售，上海4家门店也同步启动贵州特色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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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16日举办的2016国家扶贫日电商扶贫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消费扶贫可成为扶贫事业的新动力。不过，消费扶贫的发展仍面临制约瓶颈，特色农产品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是一道难题。
在赵晨希看来，特色农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首先要打造出品牌。“我们要把品牌推广出来，通过单品来买卖是不行的；同时要把控生产商，毕竟生产端是当地农民、当地农业企业，即使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品牌认识也还是不强。这个事情一定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才能完成。” 赵晨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表示，“企业做扶贫不是做公益”，企业扶贫也要盈利，扶持贫困地区产品的同时形成产业化、规模化，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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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贫困地区产品“出山”，一直是个难题，物流成本高企，让很多企业头疼。“国安社区”是如何解决物流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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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几个问题
【摘要】：劳动收入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组成部分。关于劳动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包括分配权利、分配机会、分配条件、分配规则、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公平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分配规则、分配过程的公平特别重要。在劳动收入初次分配中必须将公平与效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分配是否公平虽然无法摆脱个人主观判断,但是可以通过各种客观的内在和外在尺度进行判断。分配公平应该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要实现分配公平,既需要整个社会坚持公平的价值取向,集合各种促进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因素和机制,也需要遏制各种导致劳动收入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因素和机制。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基金】：
【分类号】：F124.7【正文快照】：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不同要素之间的分配、同种要素之间的分配和非要素经济主体参与的初次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涉及的内容和对象很多,涉及的公平问题也很复杂。本文仅以劳动收入的初次分配为对象,对有关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一、劳动收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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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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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能物流王拥军：中国物流成本之惑
安能物流王拥军：中国物流成本之惑
　　没有一个行业如物流这般迷雾重重。一边是到处充斥的“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是美国水平的2倍”的言论，一边是物流行业老板普遍赚不到钱在各种重负之下艰难前行。
　　一边是学院派的研究者宣称“物流是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一边是实践派的物流企业发现生存也是难题。中国的物流成本到底如何？是否是真的高，如果高，下降的空间在哪里？
　　搜索一下百度“中国物流成本高”，找到了129万个网页，绝大部分是互相引用，一边倒地对中国物流水平落后进行痛心疾首的批驳。从近几年政府对物流行业的一些规划文件来看，也几乎一边倒地引用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物流成本高企是行业的主要问题，认为中国物流成本存在很大下降空间。
　　我在物流行业呆了这么多年，碰到无数物流企业老板，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集体不自信。物流成本到底高不高，中国物流企业水平是否如此落后，行业内人士也解释不清楚，最后就把问题推向燃油费，路桥费，返程空载，或者扯上路政罚款。从实践的角度，中国物流成本是否真的很高？如果真的很高成本下降空间的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行业内远没有达成共识。
　　“中国物流成本之惑”是个难题，亟待破解。
判断问题的逻辑标准
　　物流成本高不高？是否应该用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来衡量？
　　外界讨论中国物流成本最多引用的数据是：
　　中国物流费用占GDP比例为18%，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是8-9%，中国是美国的两倍。从逻辑上来说是否说明中国物流成本比美国高2倍?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一家医药企业和食品企业同样从上海到北京运输一票100公斤货物，运费同样是200元，可是100公斤药品的零售价格是2万元，100公斤食品的零售价格是5000元。
　　从这两家企业角度来看，这票货的运费占收入的比例是：医药企业1%，食品企业4%。从运输单公斤成本来说，这两类企业是一样的，可是按运费占收入比例来说，差距就是4倍
　　从通用的运输计费标准来说，最多使用的有这么几种：票（快递），公斤，立方，集装箱（海运），车皮（火车）。不同的运输方式和运输工具，费率方式也会变化。运输费用占收入比例对于理解企业的成本结构作用很大，但正如上面所举的例子，有其他因素起的作用更大，公平的比较运输成本更应该使用同样的运输费率。
　　在所有物流费率方式中，按重量公斤计价是最通常的费率，在很多国家的物流运量宏观统计中，也普遍使用重量作为统计。
　　但同样重量的物品，运输距离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把运输1000公里和运输100公里的费用放在一起比较无疑是不合适的。行业内通常的做法是使用吨公里这个运输周转量来达到更合理的成本衡量，即吨公里成本这个指标：平均来说每一吨货物运输一公里的费用。
　　然而事实上物流服务是个非常复杂多样的行业，除了运输之外，还包含仓储、管理、打包、分拣、保价、代收货款等各种增值业务。理论上来说，需要对每一项服务费用的收费进行比较逐项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全景的结论。本文只是从运输的角度做一个分析，由于运输费用基本占物流总成本的一半以上，因此从近似角度来说，比较吨公里物流总成本基本能够反映整体物流成本的高低。
　　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例为美国的两倍
　　我们还是要先理解下这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例为18%,是美国的两倍。不管如何，这个事实听起来确实让人非常不安。
　　我们需要把这个指标用公式拆分成三个部分：
　　可以看到，物流成本占GDP比例取决于三个因素：
　　单位GDP的货运量，平均运距，物流费率。产生同样一美元的GDP，在不同的经济结构里产生的货运量是不一样的，这个在上面的药品和食品的例子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不同国家的地理结构和人口分布会对平均运输距离产生非常大的差异；
　　最后一个是同样一吨货物运输一公里的物流费率是多少。在这三个指标里，只有物流费率是衡量物流成本高低的合理指标，其他两个指标则取决于经济结构，地理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因素。
　　下面来看看中美关于这三个指标的对比：
　　1）单位GDP货运量
　　美国的GDP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一倍，但是货运量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不到。
　　每万美元GDP美国只需要7.7吨货运量，而中国需要48.7吨，美国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六分之一。这个数字相信让很多人吃惊，而深入理解这个差距我相信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出来，因为需要对中美的经济结构做非常细致的对比。
　　中美经济的巨大差异相信从这些数据中已经显露无疑。这个指标的差异也造成了我们理解物流成本占GDP比例时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不了解中美经济结构的这个差异，就难免简单得出中国物流成本高于美国的结论。
　　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服务业产值比例都相对比较高，工业产值比例稍低，这会造成发达国家相对的单位GDP货运量较低，会对物流成本占GDP比例有下降作用。但并非绝对，例如印度总体非常落后，但服务业占GDP比例高达55%，工业产值比例只有26%左右。
　　2）平均运距
　　平均运输距离在中美之间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中国425公里，美国552公里，美国比中国多30%。
　　这个结果应该可以理解，中美的地理面积相当，城市同样分布辽阔。
　　至于为何美国比中国多30%，这个问题很难定量回答。我能猜测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长三角经济带和珠三角经济带承载了一半左右的中国经济，大量的物流在这两个区域内部流动，拉低了平均运距。但这个猜想没有得到数据证实。
　　3）吨公里物流总成本
　　最后这个指标才是客观衡量物流成本高低的指标，中国吨公里的物流总成本0.09美元，而美国为0.21美元，约为中国的一倍。
　　需要说明这个数据是把所有的物流总成本（包含运输，仓储，管理和其他增值服务）分摊到周转量的结果，并非简单的运输吨公里成本，因此这个数据可能看起来会比行业内人士了解的数字会高。
　　从这个指标来看，美国的物流成本远远高于中国。这也就是用不同逻辑标准得出的结论的巨大差异。
初步的结论
　　看来我们已经离真相近了一点。我们可以先初步总结以上的分析：
　　根据物流成本占GDP比例去衡量物流成本高低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方法，很可能会被国家的经济结构等其他因素所干扰。
　　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例是美国的两倍，主要原因是同样的GDP中国需要6倍于美国的货运量，这是由中美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从单位周转量的物流总成本来比较，按照官方汇率转换统计，中国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中国的物流成本看起来远远低于美国。
　　真相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仅仅如此简单地得出结论，相信还有很多疑惑在心中。我们需要更多在细节上比较和挖掘，更重要地，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物流行业，了解我们的优势，了解行业的潜力，最终引导行业未来的发展。
作者：王拥军&责任编辑：张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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