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成立改革委 评：改革难就难在打破利益格局
09:18&&来源：中国广播网&
　　【导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多名经济学家呼吁成立改革委，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经济之声评论：改革难就难在打破利益格局。
　　中广网北京2月18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新春伊始，国内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关注点放在了改革上。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吴敬琏在论坛上表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突破体制性障碍，尽快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他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各子系统之间的配套关系和合理顺序，把今后若干年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若干阶段，形成各阶段改革的"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总体方案。
　　吴敬琏举例说出了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说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各级政府会继续用旧有的办法来支撑城镇化，最后还是摊铺子、摊大饼，演变为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此外在这次论坛上，还有曹远征、郑新立、张维迎等多名经济学家呼吁专门成立改革委，以突破固有利益格局。
　　《央广财经评论》本期嘉宾：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制定“顶层设计”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
　　吴敬琏详细阐述了他对于改革的设想，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推进改革。他认为中央政府应该主抓顶层设计，否则在原有利益格局得到进一步强化之后再动，就更加困难了。一直以来，吴敬琏先生在很多场合都强调"顶层设计"，认为这是推动改革的关键，您对"顶层设计"是怎么理解的？
　　向松祚：吴敬琏先生所谈的"顶层设计"，我在很多场所也亲自听他讲过他的构想。事实上，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里面，以前中央是有个国家体改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实际上当年是研究整体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当时有一个体改委做的"顶层设计"。后来体改委没有了，现在为什么大家又重提"顶层设计"，我想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明显感觉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为什么推行不下去？都知道是一种体制性的障碍，是一种制度性的障碍。所谓体制性的障碍、制度性的障碍，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甚至是断然的否定。
　　实际上哪些需要改革，比如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如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改？老百姓也好，整个社会其实是有共识的，但是为什么改不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改不下去到底谁在阻挠这个改革，谁不愿意改革，其实主要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一些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包括一些政府部门，还有其他一些秘密集团。
　　需要从上面，从中央来引导这个改革，中央有权威性才能推动这个改革。中央必须设计一个整体的规划，到底往哪个方向改，怎么改，最终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总体方案有了之后，再有一个路线图有一个时间表。
　　我想吴敬琏先生讲的"顶层设计"核心的就是改革总体的目标，整体的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由各个部门具体拿这个时间表，因为各个部门自身有一些部门不愿意改革，会触及到自身的利益。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如果中央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决策，没有中央自上而下的决心，我们现在所讲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跟不下去的。很多改革我们已经谈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了，到今天为止仍然止步不前，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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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邵波涛经济学家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提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在京召开。与会多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曹远征等均提出应建立国家改革委员会以突破现有利益格局，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这十年是改革最好的窗口期，一旦错过就很难再实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召开。李颖、张丹摄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秉文 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社保专家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昨召开
　　昨天，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在京召开。与会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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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曹远征等均提出应建立国家改革委员会以突破现有利益格局，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这十年是改革最好的窗口期，一旦错过就很难再实行。
　　文/本报记者李颖、张丹
　　吴敬琏：制定“最小一揽子改革”总体方案
　　吴敬琏指出，当前改革的难点在于体制性障碍未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对战略新兴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他呼吁：“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启动研讨和制定这个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总体方案。”他认为应尽快建立工作班子，研究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且方案应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形成。吴敬琏提出，中央政府应该主抓顶层设计，否则在原有利益格局得到进一步强化之后再动就更加困难了。
　　吴敬琏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多名经济学家的认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建议，建立改革委员会来设计并监督改革的执行，避免改革时机被贻误。他特别指出，这个委员会应该是独立的，而不是和发改委连在一起。
　　张维迎多年来一直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是&是不是真改&的最重要标志。”张维迎还认为，该委员会主任应当由总书记或者总理直接担任。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强调，必须建立一个专门改革的统筹协调的机构。“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研究这样一个改革方案。不能让改革放在各个部门，让部门制定改革方案，这样是搞不成的。”
　　郑秉文：社保改革要从事业单位开始
　　对于改革的具体路径和方案，多位经济专家都提出了建议。郑秉文表示，社保改革在过去十年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改革的进度卡在了事业单位改革上，下一步应当启动事业单位公务员改革，增强公平性。
　　“现在我们事业单位如果不改革，可以说大家的这种愤怒和情绪导致社会保障制度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郑秉文举例说，去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搞了一年，最后网络意见大，打掉了。还有事业单位的改革，大家都不敢说。“所有的改革都卡到这儿了，实际跟政策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标志，是平等的一个标志，只要它不平等，别的都免谈。”
　　对于公众关心的社保资金安全，郑秉文表示，可持续性是社保第一命题，是健康的社保制度的本质要求，但目前社保资金处于不可持续的状况。“2011年有14个省份当期收不抵支，河北是赤字一个亿，到黑龙江赤字是182个亿，合在一起是767个亿。”郑秉文说，收不抵支的省份从2002年的29个下降到2011年的14个省份，但总量在增加，从400多亿增加到将近800多亿。
　　曹远征则建议向社保体系划拨国企股份，三年内划拨20%到30%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让划拨后股份的股息红利成为社保的一项可持续收入来源，为今后更大规模的划拨和推动国有资本社会化改革提供经验。
　　汤敏：设立民意调查机构
　　汤敏建议，建立一个重大政策的民意调查机制，“我们在做重大改革的时候，对民意的了解显得更重要。”
　　他认为，现在对老百姓诉求的了解，大体局限在开座谈会和官员下基层去做一些调研的方式，这些了解的面很窄，而且很容易被操作。科学的民意调查机制就解决这个问题。
　　他介绍说，我国的民意调查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是没有系统化来做。民意调查的核心之一就是其独立性。“像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由国会专门通过法律，所有的政府机构不准直接做民意调查，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要委托民间来做。”
　　此外，汤敏表示，民意调查需要坚持科学性与动态性。他解释说，百姓的民意是在变化的，民意调查不能一次做，要反复多次进行。“真的要做好民意调查，首先在社会要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这时候调查出来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改革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机制，调研不但要有专家调研，还要有民意调研。“你光专家调研，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一个民意调研作为改革方案的支撑，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龙永图:改善民企发展环境
　　在企业的民营化方面，龙永图认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不是更加安心、更加放心、更加踏实，而是更加不踏实，更加不放心，更加不安心。
　　他表示，如果这样长期下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基础。如果民营企业家整天想着怎么往外跑，成天就是提心吊胆，那么这个市场经济怎么搞？所以，一定要采取扎扎实实的办法，让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放心、安心、舒心，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就是基础的问题，市场经济就靠他们嘛。”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政府也应当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到城镇化的建设当中，提高责任感，不然的话，可能会使得发展的基础不牢靠，甚至会造成更多的“贫民窟”，并且短期造成经济投资过热，债务负担过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制度上需要做一些变化，改善中小企业的环境。他介绍说，中小企业在正式渠道中没有代言人，在舆论上他们往往也是一个弱势群体，“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找谁去解决，以及制定法规的过程中，谁能代表他们的声音，舆论如何支持他们的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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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成立国改委】
&&& 吴敬琏呼吁中央直接组建工作班子，统筹协调亲自抓，避免各个部门在做顶层设计时向部门利益倾斜，并形成部门利益格局。张维迎则称，推进改革首先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这是改不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成立，说明国家还是像过去那样，只是喊口号而已"。
&&& 事实上，上述专家学者并不是第一次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而中国也确实曾有一个类似于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即体改委。
&&& "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
&&& 关于体改委主任的"高频"，《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3月援引陈锦华的话称，"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陈锦华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于1990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主任。
&&& 【体改委】
&&& 著名学者柳红介绍体改委的历史：从那往后，直到1998年，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它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 "统领"全局，有几分像古代一度出现的枢密院，也有 "小国务院"的称号。其实，这也不为过，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的机构。
&&& 【抓顶层设计】
&&& 吴敬琏称，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其中许多"细部"和子系统仍不能正常运转。吴敬琏认为，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工作复杂；同时，这又会对利益团体形成冲击，并必然引起许多矛盾、阻力、抵抗等，因而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样，"什么办法好拿来就用"。
&&& 【改革阻力】
&&& 郑秉文介绍称，事业单位五省市试点改革是号由国务院常决定的，到现在已历时五年，但改革还是处于分类改革阶段。郑秉文称，估计当时文出错了，国务院出的文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是这五年做的是分类改革，说先分类改革，后进行社保制度改革，但事业单位改革一直不动，公务员的这个改革就更遥不可及了。
&&& 【改革建议】
&&& 曹远征称，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式的增长模式，有过巨大的效益，但现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人口红利开始耗竭等，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弊端愈发明显，并且产生了诸如经济增长质量差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
&&& 【突破体制】
&&& 增长方式转型已经提出近20年，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问题在于体制性障碍未消除。由于"政府主导"抑制了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激励中的作用，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加快城镇化都起了负面作用。
&&& 【经济转变】
&&& 吴敬琏说，所谓粗放的增长方式就是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来实现增长。而集约增长方式则是让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整个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在结果上的表现就是附加值的增加、利润的增加。因为如果是靠投资的话，产出虽然增加，但成本也跟着增加，这是不可持续的。
(责任编辑：姜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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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北大教授张维迎呼吁恢复“体改委”
作者：肖立翠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摄影：安娜)
　　和讯网消息 15日，北京大学教授在2011夏季上呼吁，要在中国启动改革，要恢复类似体改委这样的组织。他还表示，现在的权力太大了，对发改委本身也不好。
　　张维迎说，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从全世界从人类共同的角度讲，这肯定是一个忧患。1982年建立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目的是改革计委，改掉计委，到1998年体改委改成改体办，2003年，体改委反倒被计委吃掉了，就是现在的发改委。自体改委消失之后，中国的改革速度大大减缓，最后停滞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强调的是真正要真正启动改革，恢复一个体改委或者类似体改委的组织是非常重要，体改委在那个时候不是体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聪明，多么地积极，而是他的工作机制很好，所以任何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经过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
　　而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部门他提出一个方案，没有任何跟他辩论的机关，没有一个驳回的机关，各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名义上进行了改革，实际上干着反改革的勾当。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我新观点，我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话，要中国启动改革，要恢复类似体改委这样的组织，同时现在发改委的权利真的太大了。发改委本身也不好。
　　9月14日-19日，夏季论坛在中国大连举行。张维迎是在《解读中国》主题会议上做上述表述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09/15 11:5009/15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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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为什么经济学家都呼吁成立国改委 中国曾有个体改委
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财经讯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吴敬琏、张维迎、曹远征、郑新立等专家学者均呼吁成立类似于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机构，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统筹协调亲自抓，避免各个部门在做顶层设计时向部门利益倾斜，并形成部门利益格局。张维迎则称，推进改革首先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这是改不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成立，说明国家还是像过去那样，只是喊口号而已”。
　　事实上，上述专家学者并不是第一次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而中国也确实曾有一个类似于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即体改委。
　　搜狐财经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为您整理关于体改委的简单情况：
　　"体改委没有既得利益，也没有项目审批权"
　　据《中国企业家》2003年3月报道，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具体怎么个改法，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
　　1980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第一任体改办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任；报道称，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高层发现，作为一个办事机构，体改办在推动改革举措落实上权威不够，在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
　　当时，体改委被赋予了四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
　　关于体改委，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邵秉仁，于2012年3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当初的体改委没有既得利益，也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最大的部门利益就是推动改革”，而改革目标则很明确，市场要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要做公共服务的政府。
　　“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
　　国务院设立体改委时，规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关于体改委主任的“高频”，《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3月援引陈锦华的话称，“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陈锦华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于1990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主任。
　　经济学家高尚全则认为，主要是因为“改革难度很大，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靠部门自己改革不现实，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高尚全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曾于1982年―1985年任体改委副局长。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体改委成立后，先后设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各个部门的学者型官员先后集中到这两个部门，包括日后如雷贯耳的吴敬琏、杨启先、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华生等人。
　　"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
　　至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体改委遭到了伤筋动骨的变化，不仅机构降格，从体改委变成"体改办"，人员编制也从200人压缩至不到90人。
　　体改委从此退出政府内阁组成序列，《中国企业家》报道称，当时外界有种种猜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体改委在产权改革上过于"激进"。
　　体改委变成体改办后，刘仲藜和王岐山先后担任了体改办主任。《中国企业家》报道称，刘仲藜上任时，国务院领导破例送刘上任并发表讲话，对新挂牌的体改办提了三条要求，“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
　　随后五年，体改办主要做国务院交办的调研项目，“但其目标仅仅是赢得国务院领导批示，至于如何执行和执行效果，已没什么直接相干了”。
　　2003年3月，“为了加强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体改办撤销，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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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提出如是“狠建议”。对此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大方回应称，“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要革自己的命”，并称未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立后，发改委有可能“会下台”…
在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强调，不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反改革的勾当。发改委权力太大了，建议恢复体改委。
和你说解散发改委呼声背后的改革焦虑
这些年发改委做了啥
2011年9月，发改委正在全国建立起一套全面的价格监测体系，菜价、粮价、油价、棉价、房价、煤价、钢价、甚至铁矿石价格等等，从最终的生活消费品，到中间环节的一些基础原材料，都被纳入到这张越织越大、越织越密的监控网。通过这些手段，发改委希望能够“将价格异常波动控制在萌芽状态。”
油价上涨为了与国际接轨，无可厚非。但请你们能全面与国际接轨,别垄断定价大喊与国际接轨。只要看看,每一年查获的走私大案中,有几件不是石油?既然国际油价高不可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私石油?这里面有着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今年，全社会用电需求增速将下降，但电力供应紧张却没有缓解。中电联认为，火电建设积极性降低，可能造成今后几年火电投产规模不合理地快速下降，不能满足电力需求增长，十二五期间电力供需矛盾突出。预计2012年全国电力供需仍然总体偏紧，区域性时段性季节性缺电仍然较为突出，最大电力缺口可能达4000万千瓦。
比如电力，大面积的电荒和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使人们开始反思发改委承担的工作是否到位。发改委某位副主任提到电力危机是由于经济发展太快造成的，即便如此，发改委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规划和主导电力改革的部门，又该承担何种责任呢？发改委不把发展和规划放在首位，而是沉迷于对项目、价格和资金的行政审批。结果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该不该解散发改委
“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在首届岭南论坛的圆桌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提出如是“狠建议”。“我们现在很多PE、天使基金，政府部门在抢夺核准权，因为你和政府搞不好关系，就不给你报备。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杀伤力极大。”
所谓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
提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李金华指出，现在没看到一个机构部门在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光说，要有些人、机构来研究。我的看法，讲得不一定妥当，把改革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要有一个操作的机构和人员来研究这个问题。”
为何呼声倾向重设体改委
张维迎强调，不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反改革的勾当。发改委权力太大了，建议恢复体改委。对于过去的五年规划以及当前的“十二五规划”，张维迎直言，“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我建议，从中央层面建立一个专司改革的协调机构。”在今年的全国政协的分组讨论会上，邵秉仁委员当着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5部委领导的面，大声呼吁。67岁的邵秉仁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他希望自己建议的这个协调机构“能够超脱于部门利益，类似于当年的体改委”。
来自清华大学的蔡继明委员认为，中央提出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过去，我们的改革有“总设计师”邓小平，我们还有个顶层设计机构，就是体改委。
迟福林委员此次上会，带来一份沉甸甸的《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这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毫不讳言，其实就是要设立类似当年的“体改委”。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改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无法再倚重粗放式的资源规模投入，而需以发掘企业家精神为主的效益经济转型，这亟须审视政府与市场边界，为经济发展减负减压。即市场能够自已的领域，政府应逐渐退出，并转向规范监管，而非实质性内容审批。
一是解散发改委之观点，这显得有些书生意气。当前发改委等所拥有的实质性行政审批职能，如同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非市场化磨损值，既妨碍了企业家精神培育，又加剧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但解散发改委并不会有效降低经济社会的行政磨损成本，甚至权力租金，而只是把权力分散到其他行政部门。因此，可逐渐剥离其行政审批权限，把其定位为政策调研咨询机构。
其次，是渐进式等待，如等未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立后，发改委要取消。这既反映出管理层对权力收放的取舍之困，又凸显出改革的惰性。
权力收放的取舍之困，根源于目前主流依旧突出的控制力思维和情结，从而把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工具，而非发展之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立足之本。唯有把市场真正作为经济运行理念，才可凝聚改革共识，助推经济社会转型。
背景：发改委演进过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曾长期承担着中国政府对综合经济管理的职能。但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不断发生转变。
1998年3月，在朱F基总理任内，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把该部门的主要的职责放在管理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事务上，着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了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
2003年3月，温家宝上台后，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得“计划”二字，完全地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
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又放弃了它在工业行业管理方面的有关职能和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并将这两项工作都划入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新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并由其代管。
当前牵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是过度行政管控下的非市场性交易成本，甚至权力租金。作为实权部门的发改委，若可逐渐剥离其行政审批权限，把其定位为政策调研咨询机构，变成推动经济社会改革的润滑剂，将有利于改革，真正实现经济转型。
1.你认为经济创新是否要解散发改委
2.你认为恢复体改委是否有利于改革
五粮液董事长唐桥特别强调，五粮液是中国人能够消费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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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公开表示将进一步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
“中国有钱人要买下伦敦！”英国人在文章里惊呼。
大量风投进入奢侈品电商市场，已经堆积出泡沫，这个市场是在野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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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产业还有多少黑幕
商人姚明来了
国货广告植入变3是不是罪
倪萍算不算共和国脊梁
假洋货何以层出不穷
奢侈品关税该不该降
量化宽松是否会终结中国会走日本老路吗谁在唱空新兴市场谁绑架了中国奶业标准中国公路何时姓公当香港楼市也开始限外野蛮商战何时落幕学者独董是否沦为花瓶经济学该不该数学化三峡利弊谁定夺
企业家的幸福在哪
我们需要爱国流氓吗
如果面对中国式奢侈
拿什么面对未富先老
拉登之死 又一只黑天鹅
先富人群为何急着离开中国
谁动了我们的“菜钱”
工资翻番是愿景还是画饼
内鬼、家规与命运
巴菲特真与内幕交易无关吗
油价“10元时代”即将来临
双汇如何赎罪
降房价 谁的独角戏
如果日本抛售美国国债
“月薪万元缴税6600”背后的民生焦虑
中国利率“舒服”了谁
治理小金库――要钱不要命的改革
石油战争OR美元战争
我们需要暴力慈善吗
房价透明离我们有多远
食盐抢购风潮引发的思考
瘦肉精重出江湖警示什么
对日本大地震的反思
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
告别GDP崇拜 能否让幸福飞
爱尔兰危机对中国有何启示
个税改革不仅是起征点
总理与网友交流传递哪些民生预期
总理与网友交流传递哪些民生预期
国企红利与民共享路有多远
马云能否带来商业伦理的曙光
一个馒头引发的税负之忧
油价上调带来什么
京版国八条限外凸显了什么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之后
统计数据为何频频泄密
如何看待中国所持两房债
国十条能否稳粮价
民工争夺战将带来什么
加息真能破解通胀压力吗
家乐福们为何如此嚣张
一号文件聚焦水利深意何在
新国八条猜想
卖掉北京能买下美国说明什么
官员蜗居凸显了什么
房价收入比纳入考核有用么
问题富豪问题何在
何时告别一票难求
新股破发谁之过
70年后我们的房子在哪
控烟到底靠什么
基尼系数进规划能带来多少幸福感
房产税终于来了
个税改革是与非
房价为何降不下来
煤老板7000万嫁女只是冰山一角…
一种用熊猫粪便培育的茶叶以天价被拍走…
近日，媒体披露的奢侈动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一人一票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被国内外学界当成案例。
为何方韩之争这种“低层次”的争论会在中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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