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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洪年与国立暨南大学的创办发展
作者: 梁 斌
发布:新闻中心
摘& 要：郑洪年为“暨南六先贤”之一。1906年暨南学堂创办伊始，郑洪年即是首任堂长，年又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长达7年。他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11年暨南大学建校105周年之际，探讨郑洪年对暨南大学创办发展的重要影响 ，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郑洪年& 暨南大学
郑洪年，字韶觉，号橐园，又号群庵，广东省番禺县人，生于光绪元年乙亥十二月初八日（1876年1月4日），光绪举人。他幼年父母双亡，8岁起由表亲抚养成人。曾师事康有为，后就读于广雅书院，从两江法政学校毕业后，在两江总督府学务处任职。
庚子之乱，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意识到按照旧有模式再也无法继续统治下去，而国内要求立宪呼声越来越高涨，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学习日本立宪模式，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作为“五大臣”之一奉命赴外考察，途经南洋时了解到许多华侨子弟不谙中华语言文化而同化于外族，深感华侨教育之不可缓，回国后他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旋又接清廷赴南洋使臣汇报，知南洋华侨父老有送子弟归国求学之意，乃奏请清廷批准，于1906 年在南京薛家巷创立了暨南学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招收华侨子弟的学校。在两江总督府学务处任职的郑洪年被任命为首任庶务长（当时亦称堂长）。
创校之初，暨南学堂规模十分有限，初期计划仅为归国侨生补习一年，再分送各学堂学习，后发现侨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需要分别授课。端方于是决定将暨南由补习学校改为中学，附办小学，学校添置了理化仪器、生物标本，聘任归国留学生担任教员，使用英语教授数理化各课程，学堂规模初具。至1909年，已招收归国侨生6批，共计175人。[]
为暨南奠定初步基础后，郑洪年离任他调，成为以梁士诒为首的北洋旧交通系的骨干,历任交通部科长、京汉铁路京绥铁路处长、路政司长、京奉铁路局副局长，1921年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旧交通系失势后，因同乡关系，郑洪年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历任北伐军广东大本营财政次长、广东军政府财政厅长、军需副监和高等顾问、国民政府交通部、财政部、工商部次长及全国建设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大学院理事、庚款委员会委员和立法委员等重要职务[]。
1927年6月，郑洪年重长暨南，时国立暨南学校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由于长期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郑洪年深知华侨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吾人洞观世界大势与南洋现状，则知暨南学校所负责任之重绝非海外任何行业所能比拟，然暨南在此前二十年中，惟以中学、师范两部为中心，迄于近年始有商科大学部之增量，其一切组织规划均涉于简略。”[] 来到暨南后，他广罗人才，锐意改革，改组暨南大学组织结构，充分发挥暨大侨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郑洪年担任校长7年对暨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广罗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办学重在师资，为了给暨南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郑洪年利用自己在民国政界和教育界经营数十年所积累的人脉，广罗人才，且用人不拘一格，只要有才，即委以重任。譬如他曾多次向李石曾先生要求推荐办学人才，李石曾即向郑洪年推荐了汪奠基，郑与汪面晤后，深感汪年富力强，颇有作为，当即聘为教育学系主任；汪奠基又向郑推荐了黄建中，郑考察一番后，委以大学部教务长重任。郑洪年还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去信，要求举荐人才：“余办理行政事务多年，至于此次接办暨南，深望先生为我物色一两人，热忱相助。”蔡元培向他推荐了新闻人才徐世度，当即聘为学校秘书处出版课课长。[]在郑洪年担任校长期间，国立暨南大学延聘了一批学者来校任教，著名的有杨汝槑、叶渊、潘序伦、陈钟凡、夏丏尊、叶公超、梁实秋、翟俊千、张耀翔、许德珩、孙寒冰、洪深、张君劢、沈从文、周建人、张世禄、夏衍、罗隆基等。延聘的教员中，留学国外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9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有26位。真可谓人才济济，为暨南创办以来一时之辉煌，从人才队伍上奠定了暨大“华侨最高学府”的学术基础。
二、改革组织结构，突出侨校特色
郑洪年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后，给暨大的定位为：“斯校之责任，可分为二：一为教育华侨子弟…一为研究南洋问题”[]，所以他在制定学校改革发展的计划时，即考虑到要扩大暨大的学科设置，将其改造成完善的综合性大学，同时突出暨大华侨最高学府的特色，适应华侨子弟回到居住地谋生的需求。以此为基础，郑洪年以彻底改革之决心，殚精竭虑，艰苦擘划，拟定了《本校改革计划大纲》，内审国是，外察侨情，厘定“道德、科学、军事、职业、政治五种训练为暨南的教育方针”，并以这些方针为指引，对暨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是扩充学科设置，完善组织机构。
郑洪年审时度势，根据暨大办学经费状况和人才聘任的进度，制订了学校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27年上学期至1929年下学期）扩充大学部，将原商科大学部改组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和独立法律学系，共四学院一独立学系，基本满足国民政府关于国立大学须有五学院之规定；第二时期（1929年下学期至1931年上学期）增加了哲学系、农业专科等本科学系和专科；第三时期（1931年下学期至1933年上学期）增设农学院和艺术学院，进一步扩充暨大的办学规模。这三时期计划后来略有变动，但暨南此后几年的发展基本上按照此计划进行，郑洪年离任时，国立暨南大学业已发展成为兼具文、理、法律、商学、农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郑洪年还将原来的中学部极力刷新，力求充实，以期与大学部的需求相互衔接。按照学制，分中学部为初中部和高中部，初中部不分科别，高中部分为普通科、农科、商科和师范科。普通科和农科“作为研究高深学术升入大学部各院之预备”[]；商科和师范科则作为为南洋培养商业人才和师资队伍的机构，意义尤为重大。商科暨南创办已久，已有定法；师范科是为了培养南洋华侨的师资力量而设立的专业，也承担着培养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得到确实的发展，郑洪年特意制定了详细办法，使师范科的教育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满足为南洋提供高质量师资的需要。
二是加强设施建设，提高教学水平。
郑洪年认为：“盖教育事业之成，有四要素焉：一为计划、二为经济、三为人才、四为地址。”[]所谓地址，即一所大学办学成功所须具备的场地。因而郑洪年除了在学科设置上对暨南进行完善外，还十分注重办学辅助设备的建设。在重长暨南之前，暨南学校筹建图书馆，一期建设预筹资金一万元，郑洪年即捐资五千元，使图书馆得以开建，为表纪念，学校将此图书馆命名为“洪年图书馆”。此外，郑洪年还先后按计划建设了科学馆、农场、体育馆、南洋馆及附设商品陈列所等教学科研体育场所，既在办学设施方面逐步缩短了与国内一流学校的差距，办学水平得到了飞速提高，又突出了暨南侨校的特色，使暨南学生能够及时接触到南洋的发展成果，为他们日后服务南洋打下基础。
三是注重南洋研究，突出侨校特色。
暨南大学作为华侨最高学府，对华侨负有教育的责任。暨南向来把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的研究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以使国内人士明了华侨在南洋的现状，同时也让华侨父老明了祖国的现状，造就华侨参加祖国一切运动的机会。郑洪年作为一位颇有见地的教育家，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的研究，他在学校的校务会议上多次强调要重视华侨问题研究：“华侨在海外有深长之历史，人数有千万之众，在经济上亦有不可侮的势力，故华侨问题比任何问题还要严重，吾人不努力打开难局，将来决无立足之地”,“本校为华侨教育而设之学府，故本校应特别研究华侨问题，希望全体同学对于南洋问题，要切实去研究”。此外，鉴于日本政府对于南洋 “专设南洋局及日本南洋协会等机关，每年耗费巨额之金币从事南洋一切问题之研究，其用意之深可以知之” []，特在大学部和中学部之外，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郑洪年亲自兼任该部第一任委员长，聘请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要求学生要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出版了学术刊物《南洋研究》，编纂了《南洋丛刊》，编印了《海外侨讯》等刊物，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所瞩目.郑洪年还通过该部，积极指导、大力推动南洋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每年派人赴南洋调查考察，多次寄表格给南洋各埠的中华会馆和华侨学校进行书面调查，并编印《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一书。1929年11月，郑洪年以主席身份参加国民党中训部召开的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会上详尽阐述了华侨教育的特殊意义，介绍了暨南大学创办和发展的历史概况，强调“今后政府对于华侨教育应确定方针，扶助指导发展”，在引起政府对于华侨教育重视的同时,提升了暨南大学的影响力。
四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规范化管理。
良好的教育教学制度是办学成功的保证。郑洪年重长暨南后，十分注重学校的教学制度建设。经郑大力改组，暨南大学新建了大量的院系、部门。为了使新建的各院系部门的运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郑洪年亲自主持制定了《国立暨南大学组织大纲》[]，获得教育部的审核通过，将暨南大学的组织分为各院系、行政机构、会议、委员会、特种设备五类，各机关组织均登记在册，促进学校的制度化管理。在郑洪年的指导下，暨南大到各部门、委员会，小到各科室等，均制定了详细的办事规程，使整个学校的各类组织均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在教育教学方面，郑洪年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性办法，如《国立暨南大学核准学生毕业办法》、《国立暨南大学教职员服务暂行规则》[]等，使暨南的各类事务能够按照规章制度来操作，维持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障了教育信息和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此外，郑洪年还建立了《校长布告》制度，加强校务公开，将上至教育部通令、下至学校放假时间等大大小小的与教职员、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事务通过校长布告的形式告诸全体师生员工，使学校信息通达，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能够及时知道学校的各类信息，促进了学校的民主化建设和学术氛围的自由化。
三、重视学术研究，提倡学术自由
郑洪年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在当时西方殖民者仍认为中国人是半开化之民族的情况下，他认为要提高华侨地位，学术是重要手段。在他给一些刊物的题词和作序中，多次提到要用学术提高华侨科学文化水平，使南洋的西方殖民者以平等自由待我同胞，如 “望诸子以学术化使我侨胞达到平等自由”[]、“冀以教育手段俾成学术化，拯救海外数百万侨胞于水火，达到平等自由”[]等。
在学术思想上，郑洪年采取兼收并蓄、学术自由的方针，允许各种学派、不同团体的观点，各抒己见，自由阐发，让学生独立思考，判断抉择。郑洪年认为：“各种主义，亦可提出研究”。在如此民主宽松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暨南大学经常邀请著名学者、作家和名流来校演讲，如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李达、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暨大学术氛围浓厚、气息活跃，甚至连当时被国民党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都在暨南占有一席之地，以至于引起了右倾报刊《社会新闻》的不满，指责郑洪年将暨南大学“灰化”（即社会民主主义化）了[]。郑洪年还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学生组织学术团体，开展学术研究，资助出版学术刊物，如《会计学报》、《经济汇报》、《秋野》等众多学术刊物，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达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目的。
四、注重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培养侨生爱国热情
暨南的创办初衷，即为培养华侨的爱国意识，防止华侨为外族同化。郑洪年尤其重视对华侨学生开展中华文化教育，使他们能够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培养他们对祖国的归属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
首先是定时召开总理纪念周活动，对侨生开展三民主义教育。
郑洪年曾长期追随孙中山开展国民革命，孙中山逝世后，郑洪年时时以“总理信徒”自居，将继承总理遗志、实现三民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志愿。1927年，国民政府号召开展“三民主义教育”后，郑洪年即在暨南校内予以积极实施。在郑的教育言论中，对何为“三民主义教育”及如何实施“三民主义教育”作了大量的阐述。暨南还专门组织了“总理遗教实施委员会”[]，负责研究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一切建设计划。在郑洪年长暨南期间，暨南定期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郑洪年每次活动必然到场，向全体师生员工讲述革命历史、总理三民主义思想及当时日本侵华时局等，激励师生们不忘总理遗志，为完成革命、抵御外辱、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努力。
其次是利用节假日时间，组织侨生考察祖国文化。
侨生偏居南洋，受当地殖民政府文化教育政策的影响，所接触事物多为当地风土和西方文化，所受教育亦多为西式教育，中华文教因历史积淀不深，对侨生的影响仅限于祖辈们的口传之中。为使侨生们加深对祖国文化的了解，培养他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郑洪年利用节假日时间，多次组织校内师生前往西北、华中等中华文化发源地考察。如1933年9月就以文学院历史地理学系为单位，组织了一次西北考古探险活动，郑洪年给此次考察团拨付了大量经费，还就此事分别致函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和财政部长宋子文，请减免考察团乘坐火车费用，发放免费装用执照和携带物品免税护照，令各地方军警予以保护等，使此次考察活动能够安全、有序的进行[]。
再次是在课程内容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思想的培育，需要一个洋溢着爱国氛围的大环境。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郑洪年除了平时言传身教和组织各类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外，还在课程内容上加强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宣扬和教育。如把讲述三民主义理念的《党义》、讲述南洋基本状况的《南洋概况》、讲述中国语言文字的《国文》及讲述中华历史文化的《中国通史》列为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以期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将暨大的侨生培养成为积极的爱国主义分子和祖国文化的传承者，甚至是南朔中华声教的现代文明公民。
五、重视体育，养成学生尚武精神
郑洪年十分重视体育，深解“运动能养成青年尚武精神，为强国之基础”，他多次接见暨大足球队和篮球队成员，鼓励他们在各类赛事中创造佳绩，暨南的运动队伍在外取得成绩后，郑洪年也亲自举办庆功会予以勉励[]。在郑洪年的高度关注下，暨南大学的运动队在与华东各大学的比赛中一直名列前茅，在国内外各项赛事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为祖国和学校赢得了荣誉。
郑洪年任校长时期，日本侵华势头日益紧迫，抵御外辱成为时代共识。为了培养军事化人才，为抗日做准备，郑洪年还积极组织学生童子军进行军事化训练，暨南童子军编为中国童子军第六十四团，邀请军队教官进行强度较高的训练，并积极参加华东各校的童子军比赛。除童子军外，普通学生每周设军训课若干节，邀请真如附近驻军对学生进行国民军事训练[]，使学生的体格得到锻炼，思想受到军队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抗战爆发后，暨南学子积极参军抵抗日本侵略，暨南学子、中国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运动员符保卢，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了中国空军，并为国英勇捐躯。
1934年，受C.C.系排挤，郑洪年离任，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在他担任校长的7年间，国立暨南大学的“设备日臻完善，规模大具，校誉远播，师资阵营鼎盛”，暨南完成了从华侨补习学校到“华侨最高学府”的转型，“东南亚及远至美国之华裔父老，仰慕暨南大学之盛名，凡遣其子女回中国升学者，莫不以进入暨南为荣；是以侨生人数大增，几占在校学生总数四分之三，蔚为华侨最高学府，亦为暨南之全盛时期[]”。
[1] 暨南校史编写组：《暨南校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 时人汇志，《国闻周报》，1931年第9期，上海市图书馆藏，第1页。
[] 郑洪年，本校改革计划大纲，《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第10页。
[] 国立暨南大学下学期第七次纪念周记录，《暨南周刊》第2卷第7期，1928年4月9日，上海市图书馆藏。
[] 暨大改组特刊发刊词，《郑洪年教育言论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27年，第179页。
[] 郑洪年，本校改革计划大纲，《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第13页。
[] 暨大改组特刊发刊词，《郑洪年教育言论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27年，第177-179页。
[] 郑洪年，本校改革计划大纲，《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第14页。
[] 国立暨南大学组织大纲，《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1929年第8期，上海市图书馆藏，第1-5页。
[] 国立暨南大学教职员服务暂行规则，《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1928年第6期，上海市图书馆藏，第116-117页。
[] 郑洪年题词，《荷属华侨学生会季刊》，1929年第1期，上海市图书馆藏。
[] 郑校长序，1929XS121。
[] 暨南大学灰色化，《社会新闻》，1932年第6期，上海市图书馆藏，第125页。
[] 国立暨南大学总理遗教实施委员会计划纲要，《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1929年第2期，上海市图书馆藏，第3-7页。
[] 《西北考古报告》，上海市档案馆，Q240-1-16-50。
[] 《国立暨Y8-1-324-98
[] 本校庆连得江大锦标赛欢宴·郑校长亲致勉词，《暨南校刊》第51期，1933年2月30日，上海市图书馆藏，第8页。
[] 各地驻军协助国民军事训练办法，《暨南校刊》第58期，1933年4月3日，上海市图书馆藏，第15页。
[19] 郑宝伦：《关于郑洪年生平事迹的两封信》，《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第210页。
[] 转引自戴学稷：《解放前暨南大学发展史略》，《华侨教育》第1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4月内部刊印，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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