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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养老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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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各大洲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预测
图表　各大洲人口数量预测
图表　主要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比预测
图表　全球四大人口国预测
图表　美国65岁以上老人收入来源和金额
图表　不同收入水平老人养老金来源比例
图表　不同收入水平老人金来源、中位金额
图表　财年英国居家养老成本预测
图表　英国养老院概况
图表　英国最低工资变化
图表　财年英国政府在医疗领域开支占GDP比重预测
图表　财年英国居家养老的资金缺口预测
图表　财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支出变化预测
图表　65岁以上老年人占英国人口总数
图表　日本高龄住宅政策的变化
图表　日本老年住宅补助率
图表　日本老年住宅税收减免政策
图表　日本老年人消费支出额的变化
图表　日本60岁以上总人口的变化
图表　日本老年人消费额115万亿日元中各年龄段的消费额
图表　日本60岁以上人口的变化及将来推算人口
图表　日本平均每户家庭的月收入与月支出（男性一人户家庭）
图表　日本平均每户家庭的月收入与月支出（女性一人户家庭）
图表　日本年收入不足300万日元的老年人家庭
图表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季度同比）
图表　2016年中国经济主要统计数据
图表　年全国粮食产量
图表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年社会消费品总额名义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情况（累计同比）
图表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情况（累计同比）
图表　2017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数据
图表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年社会消费品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年中国总人口和自然增长率
图表　年全国人口年龄段分布（规模）
图表　年全国老龄化率
图表　年全国老龄人口性别比（女性=100）
图表　年各层级城市老龄化率（65岁以上）
图表　日本经济增速伴随人口老龄化下行
图表　日本的财政刺激和政府负债
图表　日本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速
图表　日本地价指数（2000年指数=100）
图表　日本劳动人口比例与人均GDP的关系
图表　日本劳动人口比例与房价指数的关系
图表　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与人均GDP的关系
图表　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与房价的关系
图表　日本顺周期的杠杆率变化
图表　中国顺周期的杠杆率变化
图表　日本逆周期的财政政策
图表　中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
图表　中国目前的人口性经济周期
图表　基准情形下人口老龄化与GDP增速
图表　基准情形下的杠杆率
图表　基准情形下的人口迁移
图表　基准情形下的房价
图表　年基准情形下的总和生育率
图表　年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经济增速
图表　年生育率调整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
图表　年限制一线城市人口流入对经济的影响
图表　年限制一线城市人口流入对一线城市房价的影响
图表　不设定2020年增长目标的杠杆率
图表　不设定2020年增长目标的经济增速
图表　不设定2020年增长目标时的房价
图表　各地老年抚养比
图表　年失能老年人和空巢老年人增长趋势
图表　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图表　失能老人生活状态（以湖北省为例）
图表　中央及地方医养结合代表政策
图表　四种模式
图表　中央及地方金融支持养老代表性政策
图表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养老十条）要点
图表　涉足养老产业的企业类型
图表　2016年企业通过收并购或强强联合布局事件举例
图表　2016年企业投资海外养老产业部分重点事件
图表　养老机构的资质
图表　年中国老龄人口变化趋势
图表　中国养老服务机构数量
图表　中国养老机构床位数量
图表　每千名老人（60岁）拥有床位数量
图表　年末收养老人数
图表　养老机构月人均收费标准
图表　养老机构经营情况
图表　累计得到政府补助的情况
图表　累计社会捐赠款物和政府补助物资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累计投入建设资金的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占地面积等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供暖和降温设施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所处位置与人文景观
图表　养老机构其他设施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起居与卫生服务场所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餐饮服务场所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场所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文化娱乐场所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起居服务设备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餐饮服务设备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职工队伍情况
图表　养老机构服务老人情况
图表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
图表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图表　我国各地特色居家养老模式
图表　城市和农村社区养老各自发展特点
图表　老年养护机构重点实现的功能
图表　机构养老模式的SWOT分析
图表　2017年A股上市公司在养老服务行业投资项目列表
图表　中国福利社会化构成示意图
图表　中国改革开发前后社会福利体系比较
图表　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预测
图表　年我国养老服务床位数及其增速
图表　年中国离退休人员退休金总额
图表　日本的老龄化进程
图表　尤妮佳成人纸尿裤业务与日本老龄化进程
图表　全球成人失禁品渗透率
图表　成人失禁用品市场规模
图表　几种主要品牌成人纸尿裤产品的结构拆分
图表　中国老年人口和老年失禁人口比例
图表　国内成人失禁用品的主要生产企业
图表　成人失禁用品主要生产商的市场份额（产量）
图表　年我国助听器产品需求结构：按数量
图表　年我国助听器产品需求结构：按金额
图表　年助听器产量变化分析
图表　年我国助听器行业消费量
图表　年我国助听器市场规模
图表　年中国助听器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年中国助听器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年中国助听器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年中国助听器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5年中国助听器主要国家进口分析
图表　2015年中国助听器主要国家出口分析
图表　老年人认为购买保健品进行保健的必要性
图表　不同年龄段老人的消费观念
图表　老年人对药品的依赖性
图表　老年人使用保健品的情况
图表　老年人的来源
图表　年企业年金规模与增速情况
图表　年参加企业年金人数发展情况
图表　年企业年金领取人数发展情况
图表　年全国社保基金历年资产管理规模
图表　封闭型半年期养老保障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比较
图表　与互联网渠道合作的部分养老保障产品一览
图表　年企业年金历年投资收益率情况
图表　年企业年金投资收益规模及其在总规模中的占比
图表　2015年年金投管人管理规模及市场排名变动情况
图表　年保险、基金和券商的年金市场份额情况
图表　企业年金受托人市场份额发展情况
图表　年国寿养老、平安养老、工商和建设银行受托市场份额
图表　年养老金产品主要指标发展情况
图表　年全国社保基金历年投资收益率
图表　年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变化趋势
图表　近年来各行业年金投资收益率比较
图表　年美国IRA资产分布发展趋势
图表　年美国养老金投资目标日期基金的规模及占比
图表　年美国养老金投资目标风险基金的规模及占比
图表　2015年底美国与中国养老金架构及规模对比
图表　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模式
图表　2005年第一批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名单
图表　2007年第二批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名单
图表　我国企业年金管理资格的行业分布
图表　全国社保基金境内投资管理人名单
图表　全国社保基金37家境外投资管理人名单
图表　全国社保基金37家境外投资管理人名单-续表
图表　全国社保基金6家托管
图表　年中国老年旅游市场规模
图表　2014年末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及性别构成
图表　年上海户籍老年人口数量趋势预测
图表　上海养老服务发展愿景
图表　湖南省各市州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排序
图表　湖南省百岁老人分布图
图表　湖南省特殊困难老年人情况
图表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老年人口变化情况
图表　2015年湖南省养老机构及养老服务床位数
图表　2015年湖南省社区小型养老机构及养老床位数
图表　2015年湖南省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床位数
图表　2015年湖南省省级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建设情况
图表　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及床位数
图表　2015年湖南省省市县城乡养老示范点建设情况
图表　年湖南省农村幸福院建设情况
图表　2015年湖南省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情况
图表　2015年湖南省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发放情况
图表　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平均覆盖率排名
图表　2015年湖南省老年人及五类特殊老人参保情况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7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7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6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产品、地区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7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7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2017年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7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7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6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产品、地区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7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7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2017年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7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7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6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地区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7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7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2017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7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7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6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产品、地区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7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7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7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2017年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　年中国老龄人口变化趋势及老龄人口结构特点
图表　养老市场供需对接困境
图表　&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图表　&十三五&期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主要指标
图表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程
图表　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示范行动
图表　老年教育机构基础能力提升计划
图表　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工程
图表　人才培养工程
图表　中投顾问对年中国市场规模预测
***************更多图表目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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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经济为何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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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一养老院，老人们在院子里乘凉　　宁波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截至2013年年末，宁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是20.5%，也就是说5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经济”这词也越来越红，越来越多的资金或进入这个领域，或在门外跃跃欲试。
　　来自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最近两三年，跟王晶（化名）一样，成立养老机构、养老投资、养老管理的公司多了起来。“一会儿信心满满，一会儿又跌到谷底。”自从一个月前，注册了一家养老机构，王晶的心情就跟海浪一样，起伏不定。
　　据了解，在现实中，“养老经济”并没有给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不少企业还正在亏本的泥潭里挣扎。一位跟养老院打了8年交道的人这么总结，养老经济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累，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记者 俞林凤 摄影 记者 张培坚
　　新老板算了一笔账
　　成本每人3000元
　　入住率过半
　　才能收支平衡
　　养老经济这块蛋糕，看着诱人，为何吃到嘴里不易？王晶算是明白人。
　　王晶之前做的是传统贸易。现在，她有了一个新身份—一家养老机构负责人。
　　“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厉害，尤其是宁波等沿海地区，老年人的比例更高。大家都意识到养老经济是未来的一块大市场。”正是因为看好养老市场，王晶注册了这家公司。
　　最近一个多月，她跑了上海、宁波很多家养老院，“想想行业前景信心满满，算算经济账又跌到谷底”。
　　王晶的设想是建立一个300-400人规模的较高端养老院。她算了一笔账，按照规定，护理工跟需要全护理老人的比例1：2-1：3个。假设是1：3的照顾比例计算，3名老人需要1个护工，护工一个月4000元计算，平摊下来人均1333元。此外护工也可能两班倒，这样又要增加成本。再加上每人500元餐费、600元床费，一个月的成本就在2500元了。这还没有算水电费。在需要空调的用电高峰期，一幢养老院大楼，一天花去两三千元的电费也很正常。
　　王晶自己也懂会计，她算了一笔账，按照她设想的服务水平，除非人均收费3000元左右，入住率超过一半，才能达到收支平衡。“养老院入住率越高，摊在每个人身上的成本就越低。”
　　可不论是人均3000元的收费，还是入住率超过一半，这两项对于新办的养老院来说，都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而王晶的困扰也正是大多数民办养老院的困难。
　　民办养老院的困难
　　缺少财政扶持
　　不少养老院
　　都是亏本经营
　　宁波日月星养老院、鄞州博美颐养院、81872居家服务园……最近，宁波新开出不少养老院，但是要想实现盈利，仍需很大努力。
　　开设养老院中，有一笔资本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家政行业。81872居家服务园是老三区首家民营养老院，它背后的“大树”就是安健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老牌的家政公司，注册资本数百万元，有家政人员近400人。
　　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安健家政本身就有一批有经验的护理人员，也很看好养老这块市场，所以设立了81872居家服务园，经营面积500平方米，有各类客房14间，床位26个，还有会客厅、多功能厅、医务室、理疗室、洗衣房等配套设施。
　　成立还不到两个月，26张床位还有13张空着。根据老人自理能力，分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三级护理、全护理等多种类别，每月收费从2200元到4400元不等。服务园每天给老人提供三顿正餐、两顿点心，护理人员要为老人洗衣服、打扫卫生甚至洗脸洗脚等服务。
　　“我们提供的伙食挺好，海瓜子、大带鱼、小黄鱼、河虾都有，而且都是把最好的给老人吃，其余的再分给家政人员、管理人员。现在每位老人每天收20元伙食费肯定是要亏本的。另外，现在专业养护工资一个月在4000元左右，整个开支很大。不过，我们想打造成有口碑的牌子，不会为了省钱而降低服务。”昨天，这位负责人刚好做完账，现在每个月亏损1万多元。
　　据了解，公办养老院能获得政府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财政补助，收取的费用低，相对性价比高。也因此民营养老院入住率普遍没有公办养老院高，刚起步的甚至入住率不到一成。所以，眼下不少民营养老院处在亏本状态，有的一个月就要亏损六七十万元，一天就亏损上万元。
　　“样板养老院”剖析
　　除了做机构养老外
　　还做居家养老
　　加起来才微有盈利
　　即使是做了很多年、入住满员的民营养老院，也只是“微有盈利”。
　　2009年，宁波市江东嘉和颐养院成立，由宁波市民政局、江东区政府和东胜街道等共同筹建，投资过千万元，实行公办民营管理。嘉和颐养院在百宁街这条小巷子里，门面不大，但走进去又是另外一片天地。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它一点不为过。餐厅、小卖部、理发师、手工室、茶馆、活动室……一应俱全。
　　嘉和颐养院一共有280张床位，目前已经全部满员，后面排队的也有上百号人。在这里，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每月付费1700元，需要半护理、全护理的老人每月付费在2300元-5000元。
　　进入养老产业，董雅琴说是一次“偶遇”，自己也是门外汉。不过为了能做精这个行业，董雅琴去了3次日本、1次澳大利亚、1次新加坡，目的就是能借他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另外，她也根据老人需求改造养老院，比如说，之前的办公室重新装修改建成了茶室。
　　现在，嘉和颐养院成为宁波市样板养老院，被宁波市人民政府评为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先进单位。在宁波，嘉和颐养院也是为数不多的实现盈利的养老院，但是董雅琴却直言，除了做机构养老外，他们还有2万人的居家养老、500人的日间护理，这样加起来也仅是微有盈利。
　　专家声音
　　政府多出扶持政策
　　养老产业才能活起来
　　宁波太美养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全国最早专业从事养老建筑和养老服务的公司之一。从2006年起，先后参与了杭州金色年华老年公寓、宁波市福利院等全国示范性养老机构的设计。
　　公司负责人胡先生说，接触养老行业这么多年，自己也是深有感触。现在，大家都说养老产业好，前景是有的，但现实是大多数养老机构都处在勉强运行的状态。
　　记者询问了多位经营或者关注养老产业的人，为何养老产业看起来美，想挖到金子却很难。大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一方面是与国外相比，目前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稍显不够，政策落地也还需要时间。养老产业国家政策需要调整，公办养老院有大额补助，可以做得又好又便宜，民办养老院根本没有经营优势。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的市场结构不合理，产品定位不清晰，运营服务缺乏专业操作。此外，宁波人的消费观念还有待改善。上海一家养老机构来宁波开设分支机构，按照上海的一套办，结果发现行不通，在上海，一位老人每月投在养老机构三四千元是正常事，但在宁波如果超过2500元，普遍就会觉得有点贵。
　　有业内人士去日本养老院学习时，发现一点，日本人到了40岁就会购买一种介护保险，等到年龄大了，这笔保险就能用在养老机构的开支上。
　　对于养老产业，胡先生有一句归纳，看起来很美，但市场成熟还有待时日，只有政策的不断落实和行业内各类型专业化发展，中国巨大的银发产业才能健康蓬勃发展。
本文来源：现代金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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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时代”正在到来。
截至2015年底，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5%，已超过国际老龄化标准。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据将激增至2.6亿，到2040年将进一步增至4亿，由此催生对养老产业的巨大需求。根据全国老龄委预测，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到2030年有望达到22万亿元，产业前景非常可观，目前已有越来越多机构对包括养老服务、养老地产、养老金融等各方面的投资机会开始关注和布局。
相较于国外以机构养老为主的格局，我国政策支持的是“9073”，即90%的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人数占比分别为7%和3%。无疑，未来社区和居家养老的发展潜力相对更大，以上海为例，2014年启动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后，就涌现出多种养老服务模式。
那么，国内养老产业整体及养老服务领域的市场空间各有多大？养老服务产业都有哪些模式？金融机构如何对这个领域进行布局？鉴于此，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将于6月3日（周六）下午在上海举行主题为“银发时代：养老服务产业实践和投资机会”的资管沙龙41期活动，与国内有代表性的养老服务提供方、有相关经验或兴趣的其它产业方，及金融机构的嘉宾进行互动，并分享您的真知灼见！
（报名要求详见下文）
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资管沙龙第41期
“银发时代：养老服务产业实践和投资机会”
时间：6月3日（周六）下午14:00-20:00
地点：上海
形式：主题发言+圆桌嘉宾讨论+晚餐
规模：圆桌对话嘉宾不超过15人，后排听众嘉宾不超过45人
上海爱照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拾尔诺(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老事业部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养老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养老金融中心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更多对话嘉宾仍在持续邀请中…
1、从事养老服务业的公司高管或相关部门负责人
2、对养老产业投融资有经验或感兴趣的金融机构相关部门负责人（银行、保险优先）
3、在养老产业有深度布局的私募基金相关负责人
！！！特别提示：报名审核结果将通过“智信网”微信服务号（微信号：zentrust）发送，请务必关注，否则将不能及时收到报名确认信息。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一）围绕“富国”问题展开
第一讲&围绕“富国”问题而展开(一至五)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长和发育的社会条件1、社会经济基础对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影响(1)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要决定地位& 人类经济活动经历了从渔猎到农耕、畜牧的转变。至少从西周开始，农业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所系。此后三千年，中国都是“以农立国”，农业的发展状况，农业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社会剩余的多少，从而对国力的强弱，国运的盛衰以及广大人民的饥饱贫富，有着至为重大的影响。因此，农业是被历代王朝视为头等地位的问题。西周时期就产生了“民之大事在农”的说法。秦汉之际，人们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口号，成为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在此具有广泛民众普遍意识的基础上，历代王朝的君主、官吏以及学者、思想家，在其“治国策”中无不强调农政。举凡国家的田制、劝农、治水、荒政、漕运等，都是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大政；赋税、徭役，乃至军制等，也经常是从它们同农业的关系来考虑。这就必然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方方面面都会直接间接地同农业问题联系。(2) 土地私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使用木石工具时代，土地集体共耕并为集体公有。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出现，单家独户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从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到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再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中“令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从不合法到合法，从局部地区走向全国并得到了自下而上的普遍承认。但由于地旷人稀，仍有国家分配土地的情况。唐中叶均田制废坏以后，土地私有获得广泛、普遍的发展。土地私有意味着土地可以自由猎枪，这就为兼并和集中提供了可能性。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会牵涉到各方面利益，因此，成为农业社会人们在经济方面关注的焦点问题。(3) 农民家庭经营使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居主要地位牛耕和铁制农具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个体经营方式相互适应。由于生产经营规模小，剩余有限，农民的交换能力弱小；农业生产活动有忙闲之分，农民家庭经济有主业与副业之分，农民家庭成员中男女老少有劳动力强弱之分，自给自足是大多数农民个体经济的最佳选择。只有靠近城市的田庄，较多地进行着一些供应城市的商品农作物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农户自身，整个农村以至各个地区、整个国家，也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就限制了工商业的生存空间。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是此涨彼消的绝对对立还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而对商品经济自身有关问题的探讨，则相对处于歧视状态。2、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社会，以个体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户在面临天灾人祸无力自保之时，需要依靠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社会组织--家族；当单个家族也无为自保而需要依附强宗豪族或联合之时，产生了地方政治。面对更大范围的天灾人祸，在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基础上通过中央集权，才能产生与相抗衡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中央政权要行使这种作用，势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政权机构，要供应人数众多的官吏和军队。在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建立自身经济基础之时，相应地产生了一整套复杂、完备的赋税、徭役制度；为了使赋税、徭役有可靠的来源，势必会对国民经济实施多方面的干预和控制。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从宏观的、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具体地现为赋税、徭役方面的经济思想资料特别丰富。一些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特有的内容，如轻重思想、漕运思想、屯田思想、盐铁、榷酤思想等，也无不是和中央集权的特殊经济作用有直接联系。3、经济思想形成和发育的文化背景儒家学派出现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大多还是一些零散的、互不联系的观念、原理和范畴，一些直观性的陈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涉及到了富与均，即生产与分配、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奠定了儒家经济思想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开始具备了自己的雏形。儒家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的批评和攻击，到战国秦汉之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儒为主，广泛吸收融合墨、道、名、法、阴阳各家思想内容的学派。它从理论上论证了天道即人道、人道亦天道，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自然秩序为基础、为依据、为模板。广泛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血缘亲疏远近关系与社会政治地位的尊卑长幼具有同一性。天不变，道亦不变，特别适合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需要，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以后，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的斗争，不仅表现为某些学派同儒家学派的公开对立，更多地也表现为儒家学派内部不同见解之间的交锋。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固有的神仙方士之术也在依托道家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为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峙的局面。宋以后，出现了以儒为主，吸收、融合佛、道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派――理学(由向外在的天地转向人內在的良心寻找建立社会秩序的依据)在思想界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在佛、道盛行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但佛、道都是主张出世的宗教，而经济思想所关心的问题却是物质的、世俗的和当下的。因此，和哲学、文学、艺术相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受佛、道的影响要少得多。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几大要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会被归纳到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这四个基本范畴之中。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所侧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富、均、庶、义，初步涉及到了生产、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富：即拥有和支配更多的物质财富。富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评价经济方案及其指导思想的首要标准，处于主流的倾向是对物质财富的肯定。谈论经济问题的人一般总认为富比贫好；在评价各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及其指导思想时，大多认为能致富去贫的方案是好的、正确的。均：物质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财富生产出来后，怎样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才能使各类社会成员可以接受，从而能够相安无事，这就是均的问题。至于怎样才算均，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代表人物其说不一。庶：即人口众多。人是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技术落后、生产装备简陋的历史条件下，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因此，孔子说“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把“求庶”看作致富的前提。建国初期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教授提出“计划生育”之所以会遭到举国上下一致讨伐，其思想文化根源即在于此。义：指人们求富的行为要服从于特定的政治和道德的要求。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是创造财富。但在农耕时代，人们只把财富与温饱、衣食住行联系在一起。只有创造出“东西”的生产活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活动。出于这种价值观，“投机倒把”的商人成了“剥削者”，因为他们只是把“东西”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没有再生新的“东西”；知识分子也没有制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所以才有“臭老九”之称。并且，创造价值的途径只能是农业生产劳动，因此，依靠抢劫、掠夺“发财”是不正义、不道德的。孔子提出“义高于利、义主利从”正是基于这种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农耕价值观。西汉中叶以后，这一价值观更是被硬化为“贵义贱利”论，积极谋取财利的言行被看作不义的、可鄙的。这对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经济思想发展，都有极大的消极作用。中国传统社会以追求富、均、庶、义及四者尽量完美结合为目标。“义”虽然也是考虑经济问题的一个“要旨”，但其本身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因此，我们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讲授只环绕富、均、庶三者及其相互联系展开。三、富国之学――传统经济思想主要的理论形式1、“求富”一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求富的思想始见于《尚书·洪范》篇。洪者，大也，范者，法也。洪范即治理国家的最大规范与最为基本的原则。其中提到“五福”(即长寿、富、德、善终)、“六极”(即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五福中“富”列第二；“六极”中“贫”为第四。把富看作人生的福份之一，而把贫归之于极灾大祸之列，包含着求富避贫的含义。&对求富思想表达得比较明确的是孔子。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论语·里仁》）。不但明确提出了“求富”，而且认为欲富恶贫是在人的本性驱动下的行动。&什么是富？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经历了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狭义的理解是把“富”等同于粟。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认为，不生产粟的职业，都是不生产财富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财富的抽象定义是有用和稀缺。但在粮食供给不能充分保障之时，粟无疑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物质财富。较广义的说法是把“富”看作满足人们基本生理需要的物质资料。这种说法是由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提出来的。他认为富是食、衣、住、行等方面的生活必需品，有了它人们就可“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墨子·节用中》），有必要的体力和精力进行再生产活动。&东汉学者王符除了把食、衣、住、行生活必需品看作“富”之外，还把“便事”的“器”包括在其中，“便事”的“器”是便工、农业生产之事的生产资料。他认为：各种专供贵族、富豪享用的奢侈品是“无用之物”，生产，流通“无用之物”的行业无益于增加社会财富，只会“损民贫国”（《潜夫论·务本》）。&更广义的说法认为“富”是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包括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基本生理需要和享乐需要）的物质手段。司马迁认为，凡为生产和流通这些物质手段服务的农、虞、工、商各业，就是既能富国，也能富家的“衣、食之源”（《史记·货殖列传》）。这里不止包括维持基本生理需要的衣食，而且也有“极声色之好”的享乐品、奢侈品在内。以上这些观点都是把财富与温饱、衣食住行等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种狭义的财富观不只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而且在世界历史上至近代之前，也一直占据主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在温饱的边缘挣扎，由于生产能力所限，一直没有产生足够的剩余，主流社会中的大众自然没有太多物质消费之外的奢望。&战国时代的商鞅为“富”下的定义是“入多而出寡”（《商君书·画策》），差额就是剩余，剩余是财富，这种说法对于理解当时人们求富行为和求富思想，不论从动机、过程或后果而言，都是较为深刻的。贵族、富豪们求富若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即使是为了满足穷奢极侈的需要，也无须更求了。但他们却更加疯狂以至不顾一切地求之，原因何在？显然，他们所求的富主要已不是生活所需，而是剩余以及由剩余积累起来的私人财产。&对富的较为完整的说法是战国末期儒家学者荀况提出来的，它认为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二是在此以外的剩余及其积累。因此，人们求富的愿望和行动不仅是无止境的，而且必然具有排他、损人性质的。他把人的这种“情性”概括为“性恶”（《荀子·荣辱》），认为人在这种情性的驱使下，必然相互争斗，若听之任之，必会使人类社会（“群”）陷入绝境。&从荀况的这种“求富论”同《尚书·洪范》的那种未明白说出的求富思想，以及孔子那种简单的、初具雏形的求富论相比较，可以看出，荀况的求富论对当时社会中求富动机和行为的揭示，不论在性质、内容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方面，都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如果求富思想能按照这种方向发展下去，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也许会有可能成为“富学”或“求富之学”。但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规范经济学的性质，限制着人们对“富”本身进行这种比较抽象的、理论思维式的探讨，而是把对“富”和“求富”问题的探讨纳入治国之道的范畴。2、富国和富民求富有一主体问题：谁来求富？求富为了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之时，人们更多地需要在集体的庇护下才能求得生存，因此，从古代一直沿袭至今所形成的观念，皆认为求富的主体是国家，求富的目的首先就是富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后，日益衰弱，逐渐形成诸侯国争霸的局面。争霸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以致使富国强兵成为时尚。适应这种要求，怎样富国开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大致有管仲的富国之学；儒家的富民与法家的富国之学；管子学派的富国之学；荀况的富国之学。(1) 管仲的富国之学春秋五霸之中最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恒公，齐恒公的主要谋士是管仲。史称：管仲治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推行的富国之政，其主要内容为：重视分工，实行四民分业定居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固定的居住和操作地区，并且实行职业世袭制，以便于技能的传习和分工秩序的稳定。坚持以农业作为富国的基础。包括：无夺民时(《国语·齐语》），不在农忙季节征调农民从事徭役；相地衰征，根据土地肥沃状况差别征税，以免因赋税负担畸轻畸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山泽务致其时，允许老百姓在秋收之后至新春农忙之前入山泽从事采伐捕捞活动，一来防止农民在农忙时入山泽妨碍农业生产，二来防止伤害幼树、幼兽。这既可利用采伐捕捞等生产活动以增加国民财富，又可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劳动力，还可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监捕、滥伐，破坏生态环境。鼓励工商业的适当发展。如实行 “通鱼盐之利”和“关市几而不征” (《国语·齐语》）等政策。齐国有重视工商业的传统。第一代齐国诸侯姜太公曾利用齐国近海有鱼盐之利以及蚕丝业较有基础等优势，鼓励百姓从事工商业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其他诸侯国，使齐国成了一个“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以工商发达闻名列国的国家。管仲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历史传统。实行“牺牲不略”的政策。管仲认为国家保护百姓的财产，保护他们对自己生产成果的权利，是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因而说：“牺牲不略则牛羊遂” (《国语·齐语》）。管仲之所以能长期坚持推行一系列有效的富国之政，是由于他对“富”和“治”的关系已有相当明确的认识。他有一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百姓丰衣足食，并且仓库储备充实，才懂得礼节、荣辱，国家的教化、刑赏，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社会秩序才能和谐安定。“富国”有广狭之分。狭义的富国指富国库，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库的储积；广义的富国指增加一国所拥有的全部国民财富。这只能在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而它又是同富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了，国民财富增加了，其中一部分通过财政的渠道收入国库，余下的为民间拥有，就是富民。管仲没有明确解释他所主张的富国究为何义。但从他富国强兵以建霸业的追求看，没有较大的财政实力是不行的。因此，他说的富国事实上也有富国库的含义。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懂得如果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强，单靠财政手段增加国库收入，不仅难以持久，而且还会加剧国家和百姓之间的矛盾。这说明他所主张的富国具有广义的富国的内容。他说的“无夺民时则百姓富”是明确的富民主张；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是把富民作为提高民众道德水准的基础和前提。他的富国之政，实际上已涉及了狭义富国、广义富国和富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2)儒家的富民之学与法家的富国之学管仲之后，儒家着重从富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法家则突出地强调富国。孔子把“足食”、“足兵”和“民信之”（《论语·颜渊》）列为治国的三大纲领，处于核心地位的又是“民信之”。(其理由是，人总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足食”实际上是富民的同义语。孔子游历卫国，看到卫国在一度亡国后己从残破的局面中恢复过来，户口显著增多，就从“富之”、“教之”提出了进一步治理卫国的主张。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也谈到过狭义的富国。孔子的学生有若曾对鲁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百姓的财富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百姓的贫富，最终决定着国库的状况。因此，儒家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薄税敛。他们认为，在民富未增的情况下，多征税以“足君”，增加国库收入，就是“聚敛”，就是暴政。(当今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GDP的增长，是不是孔子所说的聚敛？) 在战国七雄并立之世，富国强兵之道被强调到了极端。在富国、强兵二者中，法家又把强兵看作是主导的方面，强调国家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于强兵的需要。但是，法家也懂得，战争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是不行的，要保证当时那种巨大、频繁的战争，经济实力不足更不行。因此，他们也把富国看作是强兵的基础和保证。把富国理解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是广义的富国。而法家主张富国是为了强兵，要求尽量把社会财力集中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因此，法家又不能不突出地强调狭义的富国。法家商君学派主张：富国的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民财富，同时还必须把增加的财富尽量集中于国库之中。要求老百姓除留足口粮、种籽外，一切剩余上缴，“家不积粟”。老百姓没有剩余，自然也就谈不上富民了。法家学派还把赏赐作为驱使百姓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他们认为，若百姓富了，是不会为区区赏赐舍生忘死地进行战争，如果太贫也有可能铤而走险。他们既不愿民富又害怕民贫，两难之中提出了“治国之举，当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即通过鼓励贫者努力进行农业生产，使他们能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还有剩余，这就是“令贫者富”。百姓有了剩余后，国家尽量加以征收上藏，这就是“令富者贫”。这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历史起点。法家的富国思想在当时即遭到孟子的激烈抨击。孟子主张治国要使老百姓家给人足，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和“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他为富民规定的温饱标准，理想标准则是“使民有菽粟如水火”。针对法家以武力实现“霸权”的作法，孟子主张行“仁政”吸引列国百姓归服，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标。他把推行法家富国政策的君主及其谋士诋为“暴君污吏”（《孟子·滕文公上》），反对以“充府库”为目标的富国。(3)管子的富国之学战国时期，在齐国首都临淄东门有一个稷下宫，这是由政府资助，学者们在此开馆讲学，著书立说的地方。在这里，信奉并传承宣扬管仲富国之政的学者形成了著名的管子学派。管子学派同样主张富国强兵，但在强兵和富国二者之中，强调“民饥不可以使战”(《管子·八观》)。即使为了战争也不必经常把大量财富存储于国库，而应当是在平时对百姓实行轻税，让百姓多保留些财富。在战争需用激增，国库入不敷出时，再增加对百姓的征收，可以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管子之学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府不积藏，藏于民也”（《管子·权修》），这和法家所主张的“家不积粟，上藏也”是针锋相对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藏富于民思想第一次明确的表述。管子之学认识到民是财富的生产者，国库的收入是通过财政渠道从民间征收来的。因此，国库的丰啬对百姓的贫富有直接的依赖关系。它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生产主要靠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无以致财”(《管子·八观》)。“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管子·小问》)。管子之学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广义的富国、狭义的富国，以及富民三个方面，并对其中的富民和狭义富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比商君学派和孟子学派的论述更深入。；但没能从理论上把广义富国、狭义富国和富民三者统一起来。(4)荀况的富国之学能够从理论上把广义富国、狭义富国和富民三者统一起来的是荀况。他写下了名为《富国》的论述经济问题的专篇，对“富”的生产、分配、消费、积累以及社会分工、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调控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在荀况手中，中国传统的富国之学具备了雏形。荀况对“富国”所下的定义是“上下俱富”、“兼足天下”（《荀子·富国》）。“上富”指国库充裕，“下富”指百姓家给人足。由此可见，他把狭义的富国和富民给统一起来了。在上富及下富，即狭义的富国和富民的关系上，荀况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是富民。他断言：“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如果不是在保证下富的前提下追求上富，那就只能是对百姓的聚敛和“好取侵夺”，其结果不仅会因百姓贫困而搜括不出多少财富，而且会激起百姓的不满和反抗，削弱自己的国家，为外敌侵犯提供可乘之机，造成“召寇、肥敌、亡国、危身”（《荀子·王制》）的结果，以这种做法“富国”，只能是“求富而丧其国”（《荀子·富国》）。荀况提出，要同时做到富民和富国库，必须以增加一国国民财富总量为基础。如果国民财富总量不变，增加国库收入就只能靠加重对百姓的征敛来取得，而要保证百姓财富不受损失，就不能增加对百姓的征敛，国库收入也就无从增长。要同时富民和富国库（抛开改善财政工作效率、减少赋税征收中的流失和中饱等做法）是不可能的。而使整个国民财富增长也就是广义的富国。荀况十分明确地把广义的富国看作“上下俱富”的基础，从而使广义富国、狭义富国和富民三者的之间关系，在理论上、概念上有了更清晰的形式。至于怎样富国，荀况认为，只能靠充分发挥人和自然两方面的力量，做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他相信，人们的努力会使得“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足以保证“上下俱富”，甚至富到公私仓库都收储满溢，“交无所藏之”的地步（《荀子·富国》）。3、富家和治生富民自然包含着所谓家给人足的要求。但它是把“民”作为一个总体来考虑，而不是从一家一户出发研究其怎样致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倾向是讳言富家的。(1)儒家学派对富家的态度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从个人角度谈论“求富”的问题，也就是谈论富家的问题。但他严格要求一切求富、求利的行为，必须合乎义，服从义，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时人公认的不正当途径获取财富是可鄙的。而他所说的“义”，又是和“君子”即贵族的身分相联系的，他认为君子的职分只是“谋道”，即从事政治管理活动、治国、治民；君子的“富家”，也只能是按照礼制的规定从国家获得封邑俸禄富家。只为一己“谋食”或求利，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以糊口或富家的是“小人”即庶民百姓的事情。所以他一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既然君子不应干谋食、求利的事，也就不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议论，这样一来，富家之道就被排除于他的学术活动范围之外。君子和士是中国传统社会掌握文化、学术的社会势力，如果他们都不应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以谋食、求利，那么，富家之道就将很难在学术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孔子是影响传统思想最大的人，他对富家问题持这种观点，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重视富家问题起了突出的作用。(2)法家学派对富家的态度法家学派认为：人天性都是自私的，“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这种求利的本性，必然驱使人们各自为富家而活动。法家虽然承认富家是产生于人类本性的要求，却不主张对人们的富家活动采取放任态度。他们认为，从事各种职业都有可能达到富家的要求；但这些途径、职业对实现富家的难易，却是互不相同的。靠从事农业生产以富家，是最艰苦的；靠作战立功以得到赏赐，是最要冒危险的；靠工商业或其他某些职业来富家，则较为容易，也较少危险。如果听任人们自由选择富家的途径，人们是不愿意选择农和战的。但是，农和战又是最有利于实现富国强兵的行业。为了驱使更多的人从事农、战，法家主张只许百姓靠农、战得到富贵，因而把农战以外可以富家的各种行业，统统堵塞住。这就是所谓“利出一空”（《商君书·靳令）。即使是以农、战富家，也不允许超过一定限度。(3)墨家道家学派对富家的态度墨家学派主张财富以维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度，反对积存超过此标准的财物，因而要求“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墨子·节用》），对富家自然不抱积极态度。道家认为个人或家庭多积私财会发生贫富分化会，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以致使积私财的富贵之家也难逃覆灭，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九章）。因此，道家提倡“圣人不积”（《老子》八十一章），甚至憧憬着人类早期那种“知作而不知藏”（《庄子·山木》），即人类劳作仅足维持最低生存需要，而无剩余产品可藏的时代。儒、墨、道、法，是先秦时期的主要学派，它们对富家问题都持淡漠的、消极的态度，这就必然使富家思想成为传统经济思想的“弃儿”，长期受到冷遇。(4)货殖家对富家的态度在先秦时代，只有代表商人利益的商家或货殖家对富家问题进行了若干探索。先秦货殖家总结商人的经商经验，对怎样观察行情、掌握价格和供求变化的规律、抓住机遇进行经营决策，以及选拔经营管理人员等都作了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原理。这就是早期的“治生之学”。但商家只是从微观、个人嬴利的角度考察求富问题，而不涉及当时影响国计民生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他们的研究，孤立于当时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之外，从而使以富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治生之学，同富国之学处于互不相涉的状态。(5)司马迁力图将富国之学和治生之学治于一炉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同时研究富国、富民和富家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且企图把富国之学和治生之学治于一炉的，只有司马迁一人。司马迁认为，求富是人的天性的表现。人生而有欲望，要求以各种物质手段来满足，于是就发生了人们追求财富以富家的行为。他认为：富家的要求是一切个人无不具有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史记·货殖列传》）。贤人、官吏、将士、农、虞、工、商、医、卜、星、相，以及盗匪、赌徒、娼妓，其实都是在为追求私人财富而不停地活动。司马迁把富家的手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靠“夺予”，即夺取别人的财富或接受别人给予的财富而富家；另一类是靠经营农、虞、工、商等经济事业而富家。司马迁认为，靠夺或予得到的财富，固然可使夺者受者富了家，但被夺者或予者则相应地减少了财富，贫了家。二者相抵，整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并未因之而有变化。司马迁认为，靠经营农、虞、工、商以富家，则情况完全不同。因为，自然资源虽然天然地存在着，但必须通过人的经济活动才能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财富必须靠“农以生之，工以成之，虞以出之，商以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农、虞、工、商等经济事业越发达，可用于满足人需要的财富越充裕。因此，司马迁把它看作产生衣食等财富的基础，认为经营农、虞、工、商等经济事业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生产和流通了财物，不仅使自己因此富家，也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财富，从而为国家作了贡献。他说：此四者，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贫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富家和富国，在这里完全是一致的。在司马迁看来，“富家”和“治生”这两个范畴不是等同的：靠“夺予”也能富家，但不能谓之“治生”，只有靠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才既是“治生”，又能富家。在司马迁以前，“治生”一词的含义没能确切地界定，因而常和富家相混淆。司马迁把它解释为靠经营农、虞、工、商以富家，从此才使治生成为一个含义明确的经济范畴，使治生之学成为一种有确定的研究范围的经济思想。4、富国之学的确立与治生之学的消失西汉中叶以后，儒家的义重于利、义主利从思想，逐渐硬化为“贵义贱利”论，并在经济思想中长期成为“正统”观点。贵义贱利论把追求财利尤其是追求私家财利看作是不高尚的行为而予以鄙视、贱视。在这种局面下，富家问题几乎成了学术上、理论上的禁区。谈经济问题的人大多只是在富国、富民的旗号下探讨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宏观性问题。汉代以后，传统经济思想中几乎形成富国之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富国之学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国民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积累等方面的问题。而从工商业的角度研究富家问题的商人治生之学，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被囿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模式中，难有发展前途。汉以后士大夫中轻商、贱商的积习日深，学者耻谈工商。这更助长了商人治生之学的衰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专从富家角度研究问题的著作。但它在谈到自己对治生问题的研究范围时说：“治生之道，不仕则农”（《齐民要术·杂说》）。治生之学日益缩小为“以农治生”的范围，成了地主或富裕农民的庄园管理学、家庭经济学，但由于这类庄园同市场没什么联系，或联系不多，以农治生的治生之学不能不日益陷入停滞、枯萎，到了清代，治生之学宣扬场“洽生唯稼穑”论，强调“舍稼穡无可为治生”，只有“耕读”才是治生的“正术”而“商贾技术之智”，则是儒家羞为的。不但排斥工商业，连从事医药以至置买、租典房产等也都认为不是好的治生之道。即使是“以农治生”也很少论及农业生产、农产品的流通等问题，而把主要研究内容局限于如何管佃、催租以及利用灾荒廉价买田，进行土地兼并这类问题上。在治生之学日益失去活力的情况下，富国之学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理论形式。因此，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接触西方传入的经济学时，也从自己习惯的形式出发把它译作“富国策”。四、富国的基本途径--强本节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把富国的问题归结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并由此产生了“农本”的概念。1、农与“本”春秋末期，儒家首先提出了“本”的概念，认为治国和个人修养都有“本”。但这里所说的“本”还是道德方面的范畴。最先赋予“本”以经济含义的是墨家学派。它们认为，要做到国富、财足，必须“固本”。“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此时的墨家还没有明确地把“本”解释为农，也没有明确地说“固本”就是重农；但是，他们在论及“足财”的途径时，却一再强调生财必须“力时急”，“时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墨子·七患》）。这里说的“时”，全都是指农时。可见，他们提倡“固本”主要是从重视农业生产的意义上考虑问题，在这里，“本”实际上指的是农。对“本”的含义作出明确解释的是法家。商鞅规定：“农户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在这里，“本业”就是生产粟、帛的耕织。至此，农的“本业”地位确定。法家之所以把农称为“本”，因为当时的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由农提供：战争的基本军需物资如军粮、军服材料、马刍以及其他某些物资都取给于农。而农民又是战士的主要来源：农民不仅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且又安土重迁，容易征调，朴实愚昧，容易驱使。因此，不仅是国家的生存之本，富国之本，也是强兵之本，争霸之本。战国的管子之学，也十分明确地把农业称作“本业”、“本事”，认为：“上不好本事，…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管子·权修》）秦统一后，以法家思想治国，把“勤劳本事”、“上农”在全国范围树为国策。以农为本的说法，更挟统一之势广为流布，成为此后普遍流行的观点。到了汉代，本即是农、重本即是重农已成了朝野人士众口一词，毫无争议的用法。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受西方影响才逐渐发生了改变。2、强本论怎样强本？大致可分为自然、技术和经济社会方面的措施：(1) 技术方面的措施：a、发挥人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墨家学派认为，动物是仰赖自然界现成的东西维持生活，而人则“赖其力者生”（《墨子·非乐上》）。要想富国，就必须在生产方面多用劳动，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这是决定国家和百姓贫富的关键。“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寡”（《墨子·非命下》）。b、掌握和利用农时农业生产的特点之一是季节性强，错过了农业季节，不论生产者怎样努力，生产也会大大减少，甚至颗粒无收。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都把掌握和利用好农时，作为“强本”的一项关键性措施。妨碍农民按农时进行生产活动的，主要是国家迫使农民在农忙季节从事各种徭役，因此，重视农时的思想，自始就和限制徭役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管子的“无夺民时”，孔子的“使民以时”，都是反对在农忙季节征调徭役。法家强调兼并战争，一般是以农服从于战；但也要在保证战争的前提下尽量给农民较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做到“农有余日”。为此，提出了减少不必要的徭役和提高行政效率等主张。东汉王符符总结了前人重视农时的思想，把它发展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学说――爱日论。他认为，财富是人生产的，而人是在劳动时间中生产财富的。“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潜夫论·爱日》）。百姓“无日”的原因主要是徭役繁重，官府“轻夺民时”；政府机构庞大腐败，百姓同官府打交道浪费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他认为减省徭役，改革腐败的吏政，是实现国家富足、社会秩序安定的前提。c、讲求农业生产技术、兴修利用水利设施荀况对于“强本”在技术方面提出了讲求耕播技术、多施肥料、选种、分辨土壤、改进工具、兴修及管理水利等多种措施。一些专门论述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如《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篇等也相继出现。这类著作都是从强本的目的出发，总结农业生产经验、传播农业技术。&d、扩大耕地面积随着铁制农具及牛耕的推广，有条件开垦较多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辟草莱”成了强本的一项重要措施。垦荒主要靠人，劳动力不足成为最大困难，战国时代，出现了各国争相招徕外来移民的现象，对外来的垦荒者采用“利其田宅，复之三世”，“不起十年之征”“（《商君书·徕民》）等优惠政策。秦统一后，这种挖邻国墙角的“徕民”之术已无法推行，则采用国内移民的政策，把人口从地狭民稠的“狭乡”移往地广人稀的“宽乡”，“听逐空荒”。e、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技术及装备落后的时代，单纯指靠扩大耕地面积以强本、富国是不够的。因此，即使在地广人稀、有大面积可垦土地的情况下，人们也力求从已垦土地上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战国时代，李悝在魏国颁布《尽地力之教》，把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作为一项政策来推行。孟轲提倡“深耕易耨”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荀况认为“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田瘠以移，则出实不半”（《荀子·富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远甚于扩大耕地面积的效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垦荒困难的加大，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越加受到重视。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把“宁可少好，不可多恶”作为“治田”的一项基本原则提出来。(2)经济措施a、促进人土地结合在土地尚未十分集中，又有大量荒地存在的情况下，努力实现人地结合的方式，一是以国有的荒地办理农民“受田”，孟轲的井田方案属这种方式；二是国家开放国有的荒地，谁垦谁有，并在赋税、徭役方面给予减免，有的还货给种籽、耕牛，以资鼓励。三是在土地兼并严重发展之时，则有各种限制兼并的“平土”、“均地”方案。b、扶植耕织结合的农户个体经济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耕织结合的农民个体经济。因此，“强本”就必须扶植和保护这种经营方式。在早期这种经营方式还未普遍发展、还未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时，主张强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竭力要求国家扶植这种经营方式。商鞅变法规定，“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就是强迫丁壮较多的民户分家，以促进这种个体经营方式的发展。孟轲认为，治国必须使“民有恒产”，并把恒产的内容规定为：八口之家的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和五母鸡、二母彘，使其能够耕田、树桑、织帛和饲养家禽、家畜。孟轲的“有恒产”的农户，正是一个典型的耕织结合的个体农户。战国时期的一些著作，还竭力从理论上论证扶植这种经营方式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管子》主张把国有土地分成小块，交给个体农户耕种，产品由国家和农户分成。它把这种做法叫“均地分力”和“与之分货”，并宣扬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民乃知时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港，民不惮劳苦。”如果不这样做，则会“地力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管子·乘马》）。他认为，“与之分货”的办法使农民可得到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产品，生产得越多，“分货”所得也越多。农民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对生产就会有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吕氏春秋》也有类似论述：“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吕氏春秋·审分览》）。这里，“众地”、“公作”指强迫大批劳动者在统一的监督下共同进行农业生产，并且是为占有土地和劳动者的封君、贵族而“公作”，劳动者个人不能分得产品。劳动者对这种生产不感兴趣，所以“匿其力”，即以怠工来反抗。在实行“分地”即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农户单独经营的情况下，农户能分到一部分产品，生产有为自己的性质，如果不出力，拖延，会使自己受损失，所以就“无所匿迟”了。这两段材料所说的“均地”、“分地”、“分货”，都是指把小块土地分给农户经营、并允许其分到部分产品的经济改革。春秋战国时期，正面临着把封君、贵族大地产上实行的强制性集体劳动的经营方式，转变为一家一户个体农户经营方式的改革。这种改革的成效，在战国时期已日益表现出来。《管子》、《吕氏春秋》的有关论述，正是总结这方面改革革经验而做出的理论论证。在这种个体农民经营方式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经营方式之后，强本论所要求的则是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鼓励这种方式，使其能正常运转，例如减轻其赋税、徭役负担，给予官爵、名位的奖励等。(3)保证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首要地位&上述强本的两个方面，都是从农业本身的生产条件提出来的，可以说是就“本”强本。但是，要强本不能仅仅从农业本身考虑问题，还要从农业的外部，从农业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方面采取措施，以保证强本。a、在技术及工具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必须保证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较多的劳动力。管子治齐时，使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在全国民户中，农户占91.5%，士占6.1%，工商户占2.4%（《国语·齐语》）。商鞅变法，尤其强调农民在全国居民中占人数的绝对优势。他把一切非农人口都称为“居者”或“食者”，认为一个国家“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主张保证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对优势，不止为了强本，还为了强兵。荀况接受了管仲、商鞅的思想，但抛弃了其“强兵”的动机，认为：富国的基础是强本，强本的前提是“众农夫”；为了众农夫，就必须对非农人口的数量有所限制。“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所谓“士大夫众则国贫”，是由于他认为士大夫不是财富的生产者，政府机构太庞大，士大夫人数过多，生产劳动者的数量就会相应减少，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就可能不足。他说“工商众则国贫”，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因而工商业的发展规模和从业人员，都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他在理论上触及了农业和非农业人数比例的一个规律性问题：即非农行业从业人数及其发展规模，要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的时代，农业劳动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支持非农行业的较大发展，不足以养活较多的非农人口。如果非农行业的发展、非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这个限界，那就会因农业劳动力不足而使整个社会在基本生活资料方面陷于匱乏。3、节用论强本使财富增长了，如果消费也同量增长，财富总量将仍维持原状；若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增长，财富总量反而会减少。这说明强本只是富国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富国，还必须在强本的同时对消费实行一定的节约，因此，又引申出了“节用”或“崇俭”的理论。&(1) 对节用的认识春秋前期就有人宣扬：“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左传·鲁庄公二十四年）。但这主要是从道德角度评价俭和侈而没有直接涉及祟俭或节用的经济意义。孔子把“节用而爱人”作为治国的一项纲领提出来，他说：“礼，欲其奢也，宁俭”、“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也主要是从道德和政治的角度评价俭或节用。他说治国要节用是从安民，减轻社会矛盾的要求出发。开始把节用同富国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主要把节用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的是墨家。墨家也把“节用”、“节葬”看作治国的基本纲领之一，强调“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墨子·鲁问》）。他们所说的“固本而用财”，“固本”就是强本，“用财”指合理用财，而墨家心目中的合理用财，也就是节用。可以说，墨家实际上已经把强本节用是富国的基本途径这一命题，以比较完整的形式提出来。管子之学则以更明确、更强烈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思想：“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也”（《管子·五辅》）。荀况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一再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把强本节用是富国基本途径的思想以一个简洁的公式来表达。(2)划分俭和奢的标准节用或崇俭，有一个划分俭和奢的标准问题：即消费超过某种特定标准谓之奢侈。这个标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同的；在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看法也是不一致的。a、儒家学派用以判断的标准是“礼”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超越礼的标准的消费，也不赞成低于礼的标准的消费水平。这既有限制君主、贵族等上层等级生活过分奢靡的意义，但也往往被用来压制平民百姓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要求。“用之以礼”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增加国民财富的意义，作为一种消费思想，它至多能防止因过量消费而造成的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无助于生产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b、墨家学派的节用标准是维持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墨家学派把消费的限度规定为：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能够冬以御寒，夏以御暑、适身体，和肌肤”（《墨子·节用中》）；居“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行“则有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墨子·辞过》）的舟车。墨家学派把这种标准看作是连“圣王”也必须遵守的标准。他们的节用观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墨家的节用思想，比儒家更有限制君主，贵族等社会上层人物奢侈生活的意义。按此节用标准，许多下层群众远远达不到。因此，它基本上是针对上层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改善平民百姓生活状况的要求。墨家学派对生财、生产只看到拼体力这一种增产手段；而只靠拼体力来增加生产，效果是很有限的，就转而把节用看作富国的主要手段。他们说：“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墨子·辞过》）。不管生产怎样努力，不节用仍不会丰裕。节用却能使一国财富大大增加，甚至是成倍增长。我们知道，节用可以形成一定的剩余，但能否实现富国，还要看对这种剩余怎样使用；只有把剩余作为再生产的积累基金，才能使再生产得到改进和扩大，从而造成财富总量的增长。但是，墨家学派从来没有把剩余用作再生产积累以扩大生产的思想，他们对剩余的唯一用法是用作储备基金。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储备，一遇灾荒，就无法维持再生产和人民生活，就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主张尽量多留储备，至少应做到公私双方都有三年储备。这实际上只是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储备，如果只把剩余用作储备而不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再生产的积累基金，并不能带来生产的增长；它只能使国家不致更贫，而不会对富国起到作用。 c、道家也极力主张俭和节用《老子》把俭说成自己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之一（《老子》六十七章），主张“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道家所主张的俭和节用的标准，是人类原始时代极其低下、简陋的生活水准。他们不仅对当时公认的奢侈行为进行激烈的谴责，而且把当时己成为普通百姓所必需的许多物质和精神生活用品，也认为不合于“素朴”而加以否定。对人们生活的改进和提高，则认为是违反人的天性自然的东西。道家的崇俭、节用思想，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发展的要求，而且恰恰是以反对生产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为其特点。这是一种更为消极的节用思想。(3) 积极的节用论& 荀况坚持儒家的传统，主张“以礼节用之”之”（《荀子·富国》）。反对墨家那种平分等级，主张按基本生理需要标准来节用的节用论，认为不同社会等级的人，过同样的或基本同样水平的生活，那就等于使上层等级的人同下层等级的人处于同样的权势、地位，上层等级的人就会没有权威来指挥和管理下层等级的人，从而没有了对社会进行组织的力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荀子·王制》），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状态，生产和一切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社会将陷入更为贫困的境地。荀况所说的节用是对一切社会等级的人普遍提出来的要求：每户都要收支相抵并有剩余，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但是，不同等级的人，衣食日用的标准却是各不同的。这就是他“以礼节用”的思想。荀况不仅并提强本和节用，而且把二者共同作为决定富国的两个要素，探求并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用肥以易，用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广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丰（《荀子·富国》）。“田肥以易”必须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前提。对农业增加的投入，来自节用所形成的“臧余”。这个“臧余”，己不限于墨家所讲的那种消费储备和简单再生产储备，而是包括再生产的积累基金在内。这一节用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节用对强本、生财的积极作用，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节用论。它所揭示的节用同生产、消费、储备、积累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也达到了前人节用思想所远不能及的水平。但荀况这种以节用来建立再生产积累基金的思想，在一个以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是没有广泛的基础的。个体农户生产及经营规模狭小，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更谈不上用一部分剩余作为再生产的积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并不直接经营农业生产，而是批租给大批个体农户以收取地租，他们不肯也不需要对农业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对他们而言，把剩余用以进行土地兼并或高利贷，既省心又省力还安全可靠。对一个耕种小块土地的个体农户来说，如果有能力进行一点再生产积累，所增加的产品，自身是可以消费得了的；对一个拥有巨大地产的地主来说，如果进行大量生产投资，由此而引起的产品产量的大量增长，没有较发达的市场，是难以销纳的。因此，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里，市场是极其狭小的，进行大规模投资，既不具备内在的动力，也不具备外部的市场条件。因而，荀况的这种积极的节用论，就只能是曲高和寡，后继无人。(4) 对节用论的不同看法a、节用思想的主流秦汉以后，节用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儒家的等级标准节用论为主体，而以墨家及道家节用思想为辅翼的格局。这种消费思想，要求人们按贵贱等级进行消费，既反对上层等级的人奢靡无度，并因此而加重赋税、徭役的聚敛征发；也反对下层等级的人超越自己的等级标准进行消费的浮侈、“僭越”行为。它的攻击矛头，在上层主要指向那些专横、骄狂的贵戚等；在庶民中则主要指向那些拥有巨大地产或商业财富的豪绅、巨商。这种传统的节用论虽然对生产的增长没有多少积极作用，但它确实也不愿看到因为弱本而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权基础的削弱。因此，有利于保持简单再生产基本条件的墨家的节用论，也能被采纳。传统的节用思想强调消费应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谴责为了享乐、纵欲和炫耀而进行的奢侈品消费。并由此进而谴责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称之为“奇技淫巧”。当它把技巧作为谴责对象，要求限制技巧的发展和改进时，只能是有利于维护停滞和墨守成规的状况，妨碍生产力的进步。这又是吸取的道家思想。b、对传统节用论的异议尽管传统经济思想在消费问题上使“黜奢祟俭”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被普遍肯定的原则，但也有人对此提出疑义乃至异议。在《管子·侈靡篇》中首次提出了侈靡对治国是有利的观点。其论证的基础为：侈靡是人们共同愿欲，只有满足人们的这种愿望，才可得到人们的效力。其次，富人生活侈靡就需要满足侈靡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贫民的就业。再次，侈靡能扩大农产品的销路，从而能够振兴农业。我们认为：消费的增长可以扩大产品的市场，从而对生产、就业的增长有刺激、促进的作用。但这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有较大的比重；另一个是消费的增长必须限制在剩余的范围之内。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很小，因而，侈靡对扩大产品市场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其次：消费的增长必须以剩余的数量为绝对界限，这也是一切社会都必须服从的经济规律。如果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因生产投资被侵蚀而造成再生产的萎缩、减退。侈靡提倡尽量奢侈，而不谈消费的任何限度，显然是当时社会生产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得不到人们的响应。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业和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工农业产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比重有了一定的增长，反对“黜奢祟俭”的思想也有所抬头。明代学者陆楫认为：俭只能使一人、一家致富或免贫，而不能使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致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奢侈，能为许多产品和服务提供市场，为许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因而能使更多的人致富或免贫；他以当时苏、杭旅游事业的发达为例说：富人旅游，在画舫、肩舆、珍羞、歌舞等方面花费大量财富，但这会使生产有关产品的人和为驾船、抬轿、歌舞等提供服务的人扩大销路和就业门路，增加他们的利润或收入。他认为：凡生活奢侈的地区，商业都比较发达，百姓也比较富裕；凡是生活俭朴的地区，经济就不发达，人们生活也比较困难。他以当时的苏州、杭州等地，同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相比说：“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而苏、杭经济最为发达、富裕；反之，“宁、绍、金、衢之俗号为最俭，…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蒹葭堂杂著摘钞·戒奢辨》)。陆楫说的第一点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俭能使一人、一家因增加生产投入而致富，这样增加的财富，同时也就构成社会财富总最的增长。如果社会上有较多的人因俭致富，社会财富总量就会有较明显的增长。怎么可能会有陆楫所说的情况呢？陆楫说的第三点则是颠倒了因果。当时的苏、杭等地，是因经济比较发达、富裕，所以消费水平较高，富人生活奢侈，过于别处；而不能反过来说：因为苏、杭生活奢侈，所以地方经济才发达、富裕。同样道理，宁、绍、金、衢等地，也是因为经济不发达，所以生活水平低下；而不能反过来，把经济不发达归咎于人们生活的俭朴。较为站得住的是陆楫讲的第二点，即消费的增长可以为一些产品提供市场，为一些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明代商品经济有了较明显的发展，江南苏、杭一带，是全国工商业最为繁盛的地区。陆楫关于消费刺激经济的论点，要比《管子·侈靡》的类似论点更为合理得多，论点本身也更明确得多。但是，陆楫只是从消费增长可以扩大市场和就业来肯定奢侈，而未提到消费增长的限界问题。他根本不认识俭或节用可把部分剩余转化为再生产积累基金，从而否定俭能致富，甚至反过来宣扬俭能致贫，这就离真理更远了。五、富国与分工富国的根本是农业，富国和分工的关系实指农业和各种非农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对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本末关系的争论。1、农商矛盾与重本抑末论的出现在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以农商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把自给自足的农业看作是“本”，把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部门概括为“末”的范畴，并就本末关系问题展开了探讨和辩论。(1)孟子对农家学派人人自食其力主张的批判作为社会分工的不同环节，农、虞、工、商是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任何一个农户，也难于在所需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完全自给。然而，战国时期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则因看到分工所导致的社会等级差异，反对有独立的脑力劳动者存在，主张人人自食其力，并且尽量自给自足，甚至连君主也要“与民并耕而食”，教师也要“种粟而后食”，并且要“捆屦织席”，在手工业产品方面尽量自给自足。可是，在和孟子的辩论中，他也不得不承认完全的、绝对的的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也认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滕文公上》）。也不能不肯定某些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存在，并肯定这些手工业者同农民之间“以械器易粟”的商品交换。(2)法家商君学派的“本末”论然而，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在性质上又是相反的，二者并存，必然不断发生互相排斥、互相限制的情况。因此，法家商君学派认为从农所得的利和富是本利和本富，而一切从非农得利、得富的行业处于同“本”相反的地位，应在禁限之列，最初这还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因为它们在宣扬“利出一空”时，把从事“诗书、言谈”以得富贵的人和事也置于禁限之列。但是，“末”既然是和利相联系的，它主要还是指经济方面的事物，尤其是指商业和独立手工业这些属于商品经济的行业。“禁末”的主要对象是商贾、技巧之人，其政策措施是“重关市之赋”，征调徭役要使“农逸而商劳”，禁止粮食进入商品流通，乃至“废逆旅，贵酒肉之价”（为行商的食宿制造困难）等等。其理论基础是“金生粟死”（《商君书·去强》）的论点。“粟”指农业，“金”（货币）则代表同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工商业。即工商业的增长必将导致农业衰败和根本破坏。此外，在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一些其他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如所谓“虞、衡”（在水泽及山林中从事捕捞、采伐等生产）等，在农业领域也有“园圃”、“漆林”等培育经济作物的行业。这些经济活动，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同农业有赢利大小的不同和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商君学派要求由国家统一管制山泽。(3)管子之学“本末”论齐国的管子学派也提出了“强本禁末”的主张，并把“不好本事”和“末产不禁”看作是田野不辟、仓廪不实，“国贫而用不足”（《管子·七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也有“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管子·权修》），这类农与商、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排斥的理论观点，但在政策、措施方面却主张对商业采取一些宽容乃至扶持的做法。它主张征工商税要合理，从轻：“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征于关者，无征于市；征于市者，无征于关；虚车无索，徒久无入，以来远人”（《管子，问》）。在理论上，管子之学对分工和市场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它强调：“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等等。它还认识到市场能为生产者提供信息，从而能对生产起指导作用。它说：“市者可以知治乱，知多寡。”在获得信息的基础上，生产者就可以“生于虑，成于务”，进行正确的决策和安排相应的经营活动。管子之学虽然也常有把“末”同商联系的情况，但在具体谈论“本”“末”的矛盾时，更多地是以“末”指制造奢侈品的手工业和经营奢侈品的商业。禁末的矛头也主要是指向它们。它所说的本，虽然也主要是指五谷之农或粟帛之农；但又不对五谷之外的农业抱消极、歧视的态度。它认为富国、富民不仅要“务五谷”，也要“桑麻植于野，六畜育于家”以及“瓜瓠、荤菜、百果具备”（《管子·立政》）。他也有“禁山泽”的主张，但并非为了“利出一空”，而是为了在动植物萌生、孵育季节禁止入山泽采伐捕捞，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的思想。(4)法家韩非学派“本末”论到战国末期，法家的韩非学派进一步把末与工商业等同起来。他不仅把工商看作妨碍农战的，还把工商业看作不生产的。他把财富的一种具体形式－粟－看作财富存在的唯一形式，因而把凡是不能生粟的劳动或行业，都看作是不生产的劳动，不生产的行业。他宣称：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寡趋末作(《韩非子·五蠹》)。2、重本抑末演化为禁锢性的教条战国时期，重本抑末还是某些学派的一家之言；由于秦国长期奉行法家之学，重本抑末的理论和政策在秦国已处于基本政策和指导思想的地位。秦统一后更是把“上农除末”作为秦帝国的基本方针在全国范围中强力推行。如；重征商税，使“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把商人列为三种重役对象之一，频繁征调商人从事最苦、最重的徭役；对于原六国的大工商业者，极尽摧抑、打击之能事，把他们强制性地迁往原秦国统治的地区加强控制。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明令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不许商人子弟仕宦为吏，对工租税以困辱之”（《汉书·食货志》）。汉文帝时代在思想领域和政界有重大影响的贾谊，把农民说成是财富的“生之者”，而商人则是“靡之者”，指责商人不生产财富，消费则穷奢极侈。他们还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使社会上更多的人趋于懒惰、奢侈，不务正业。因此，他把“背本趋末”看作是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强调要富国、富民，必须实行重本抑末政策，驱使“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皆著于本”(《贾谊集·论积贮疏》）。汉景帝时代另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晁错，也是重本抑末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货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汉书·食货志》）的东西，无助于富国。从理论上否定了以货币形式蓄积财富的工商业在富国方面的作用。在他看来，“蓄积多”只应是蓄积饥可食、寒可衣的布帛，尤其是多积粟。明确地把“本”、“农”和“粟”等同起来，强调“粟者，王者之大用，政之本务”。要富国、富民就只能“务民于农桑”。他认为：当时妨碍“务民于农桑”的，一是官府的赋税、徭役苛重，二是商人兼并农民。到西汉后期，重本抑末论终于演变成为一种在经济思想领域占支配地位，并且起着严重的思想禁锢作用的教条。在汉元帝时期成书的《盐铁论》，虽然利用的是汉昭帝六年盐铁会议的资料，而且以记述会议中发言和辩论的形式写成。但是，书中所肯定和宣扬的思想，却是汉元帝时期已形成为支配思想的一些观点，其中就包括重本抑末论。在《盐铁论》一书中一再强调，治国必须“进本退末”、“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