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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一带一路”专家视点系列之二：
“一带一路”突破全球经济治理困局
日08:48&&来源：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2017年既是金融危机十载的回首之年，也是“一带一路”全面推进的加速之年。当前，需求侧政策瓶颈和全球化退潮相互叠加，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困局。直面这一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将引领区域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开启“多元化”的全球化浪潮，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突破困局。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不仅奠定沿线区域多边机制的基础，更将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变革。这当中，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政策协调机制有望成为本次论坛的核心亮点，有助于激活区域经济的长周期复苏动力，为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机遇。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局。十年之际，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已演变至全球秩序危机阶段，全球治理体系不断遭受冲击。需求侧刺激政策步入瓶颈，叠加全球化的持续退潮，桎梏了全球经济的长周期复苏，全球经济治理困局亟待突破，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亟待纾解。
第一，全球需求侧政策遭遇瓶颈。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产出缺口逐步缩小，货币宽松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边际刺激效应迅速衰退。并且，长期的货币宽松扭曲了要素市场配置机制，阻滞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侵蚀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
另一方面，虽然财政刺激将接棒货币宽松，但政策空间并不宽裕。一国的大规模减税将大概率引发普遍效仿，重演1980年代初的全球税收竞争，大幅冲销减税政策的刺激效果。由于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负债水平已居于高位，激进的赤字财政亦可能引发全球性债务风险。因此，需求侧的竞争性宽松无法根本扭转全球经济的复苏疲弱，全球亟需一场多角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全球经济的长周期复苏动力。
第二，全球化退潮日趋严峻。近年来，国际贸易需求持续低迷，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严重拖累。IMF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2.2%，降至2010年以来最低点。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测为3.9%，较年历史均值下降1.4个百分点。
更值得忧虑的是，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正在冲击世界格局，全球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反全球化、反一体化思潮日趋高涨。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应当把握时机，积极提供优化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阻断“全球化退潮-经济放缓-民粹高涨-全球化退潮”的负向循环机制。
直面挑战，“一带一路”破解关键难题。2017年，也是“一带一路”全面推进的加速之年，是沿线区域多边机制建设的奠基之年。本次高峰论坛的召开，不仅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更将有利于打开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局面。通过针对性地破解两大难题，“一带一路”有助于消除全球经济治理困局的根本症结，加快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一，“一带一路”引领区域经济供给侧改革。通过“一带一路”的辐射作用，中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与经验，将为区域经济改革与动力探索提供经验样本。这一引领效应将从三个层面有序发力，以区域融合消解结构性矛盾，以有效供给推动长周期复苏。
首先，内外联动，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对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将扩展国际合作的空间，为沿线欠发达地区的基建发展、产业升级和市场培育创造历史性机遇。
其次，互联互通，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产品供给的优化取决于要素供给的优化，借助“六大经济走廊”，资源、能源、人才、资本等要素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加速流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区域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区域稳定，活化市场微观动力。以中国经济为稳定锚，“一带一路”所构建的基建网络和贸易网络，也是区域经济的稳定网络。区域稳定性的提升将改善长期风险偏好，提振社会资本的投资意愿；改变居民长期收入预期，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进而在供求两端激活区域发展的市场驱动力。
第二，“一带一路”开启“多元化”的全球化浪潮。本轮全球化退潮暴露了传统全球化模式的深层弊端。以大国利益为导向的全球化模式，造成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衡，是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高涨的经济基础。当前，全球多元化正在涨潮，新兴市场重新振作，其经济增速较发达国家的优势持续扩大。顺应潮流，“一带一路”对全球化模式进行三方面的优化升级，使多元化浪潮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持续动力。其一，务实多样。年，“一带一路”已与欧盟、俄罗斯、英国、韩国、哈萨克斯坦、越南等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接，扎根于沿线区域的多样化特征和多层次进程，兼顾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发展诉求。其二，互利共赢。不仅中资企业为区域经济积极“造血”，中国市场也为沿线资本提供了优质标的。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初，中资企业在20个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积投资逾185亿美元，为当地创造逾18万个就业岗位和11亿美元税收。2016年，沿线国家企业来华投资71亿美元，新设在华企业2905家，同比增速高达34.1%。其三，包容开放。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与欧盟、非盟、东盟、中东欧16国等组织发布了合作规划的联合声明。摒弃区域组织的排他性传统，“一带一路”与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了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
顺势而为，五月高峰论坛推进全球治理新变革。基于以上分析，本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位于全球化兴衰的关键节点，具有突破全球经济治理困局的全局作用。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本次峰会有望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变革，两个方面的重要成果值得期待。
第一，全球货币体系的存量变革。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动力，以沿线经济真实需求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有望择机加速推进，逐步成为区域中心货币，降低沿线区域经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加速收紧的大趋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将有效弥补沿线区域的流动性缺口，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便利性和稳定性。
第二，区域合作机制的增量变革。本次论坛将构建高级别、常态化的“一带一路”多边政策对话和协调机制。通过深化多边对话，凝聚各方共识，加速区域互联互通；通过增强政策协同，避免政策更迭的负面外溢效应，推动区域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通过拓展沿线各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协作，并可能尝试建立超主权的区域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降低区域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
（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管）
人民网“一带一路”专家视点系列之二：
(责编：吴晓琴、窦明)
连接东西南北，跨越万水千山的中欧班列上，除了满载的商品货物，就只剩下两名开火车的司机了，他们夙兴夜寐，拉着沉甸甸的货物奔跑在新时期的“丝绸之路”上，他们是现代的“丝路”人，更是中欧经济文化的使者。本期《财景》，走近中欧班列的80后“老司机”。把你最喜欢的栏目添加到这里来哦
“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需要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李君如
22:11 来源：澎湃新闻
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时要坚持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新华社  图不久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号召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确实到了构建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了，中国也确实有构建自己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我殷切希望我们的复旦大学、我们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能够把落实这一任务作为我们建院开展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目标。我相信复旦人有这样的抱负。因此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围绕这个主题讲三点意见。解决落后和贫穷之后的新任务第一，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任务提到今天这样的高层论坛上来？我的思考是三点。 首先，是时候了。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要强，不仅要强在硬实力上，还强在软实力上，强在国人的自信心上。而一个国家有自己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有自己成熟的思想理论，是实力的象征，更是自信心的体现。 其次，不做就失职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大家都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国家挨骂，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应该急起直追，不然我们就失职了。 第三，我们能够做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这样的智库、我们这样的高层论坛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呢？我想是应该的。对于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汇集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更要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为国家提供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完成任务？需要中国式的思考第二，我们怎样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认为，可以在我们近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久前我读到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郑必坚著作《大战略》，更坚定了我这样的信心。我们完全可以从党培养的并长期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思想家、理论家已经做的工作基础上，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任务。举个例子，“和平崛起”是郑必坚先生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提出来的。这条战略道路所强调的“和平崛起”，显然有两个针对性。强调“和平”，针对的是“中国威胁论”；强调“崛起”，针对的是“中国崩溃论”。在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正是这两种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依然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翻版。对此，我们理所应当必须认真应对，进一步向世界阐明“强必霸”已经是过时的逻辑，而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郑必坚提出的这条战略道路，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世界也有意义。对世界的意义，不仅是指中国的和平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正能量，而且指的是给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郑必坚先生今年又提出了这一战略高度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这就是他提出的“利益交汇点”“利益共同体”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各种理论。远的不说，近年来再度盛行的“地缘政治”理论，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郑必坚在分析冷战格局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时，曾经提到国际社会关于维护国际稳定有两条途径：大国主宰和权力平衡。这两个途径，都是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尼克松、基辛格的“势均论”，注重的就是权力平衡，其实质是一种大国争霸的地缘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当今的世界的问题。而按照“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来处理国际关系，就可以既正视地缘政治又超越地缘政治。所谓“超越”，就是没有局限于“地缘政治”，而是认为不同地缘、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只要在利益上有交汇点，就可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而实现的方式，应当不是战争、颠覆主权国家政权、“颜色革命”或实行单边制裁，而是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双边或多边合作、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等等。郑必坚的研究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道路”深入到“利益交汇和利益共同体”理论，为我们今天处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从这个案例中可以认识到，我们完全可以在近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一带一路”与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如此变动，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与时俱进，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党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及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致力于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日在英国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就强调要以“利益共同体”新理念新思想引领国际关系新时代。在联合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让中国人自豪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新思想获得了世界各国高度的赞赏，已经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应该讲，这一理论来自己我们党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来自于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顺应了21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需要强调指出的，正是在这样一种面向21世纪的，强有力地反映时代总趋向的、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引下，“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五通”，即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时要坚持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实际上就是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的人民。现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已经全面铺开，在未来的长期探索中，会有新经验，会有更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无论经验，还是问题，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都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加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同时，在把“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新阶段的同时，深化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亮相的复旦大学这个全新的研究机构，名称就是“‘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希望你们久久为功，持续努力，能够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和深化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暨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所做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内容有删节，原标题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朱郑勇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一带一路,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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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APP下载“一带一路”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来源：人民网　作者：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3年多来，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为区域及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正能量，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增添新动力。当前，世界经济仍然低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一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国际社会公认，“一带一路”建设是世界各国新的发展机遇，是当今世界“最好的全球化发展模式”。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发展下去会产生什么后果？“一带一路”建设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着什么作用？今天刊发记者访谈和专家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一带一路”：驱散逆全球化阴霾的东风（人民观察）
——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本报记者 张怡恬 吴撼地
《 人民日报 》（ 日 05 版）
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发展下去会产生什么后果？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和诱发因素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形式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使经济全球化上空笼罩着阴霾。这些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的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衡量经济全球化程度，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回顾近3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以2008年为分水岭，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升转降，从1990年的31%上升至2008年的52%，而后降至2015年的45%，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平。这说明，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大背景是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以及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新形势，长期以来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逐步筑高贸易和投资壁垒，导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横生波折；其国内日益频繁地出现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现象，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可以说，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发展停滞，是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本原因。
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这些不足和问题，在世界经济繁荣期被掩盖，在世界经济下行期则明显地暴露出来，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今天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主要的诱发因素有三个：
一是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自由贸易的果实大部分被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所享有。同时，一些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人群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较少，从而出现了反分配不公和反财富鸿沟的逆全球化思潮。
二是失业问题凸显。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失业人口将新增340万人，总量超过2亿人。在现有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分工布局下，全球生产和外包体系已经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导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工人增加。这些失业工人反对货物、人员、服务、资本自由流动，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
三是发达国家自身发展出了问题。发达国家把自身发展遇到的债务危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裂等问题以及面临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难题统统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进而成为逆全球化思潮的主要发源地，并波及世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非但没有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反而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殃及世界各国。全球治理面临“领导力赤字”，谁来继续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成为焦点问题。
逆全球化会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不利冲击
记者：无论是世界经济低迷、增长动力匮乏，还是您刚才讲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的不足，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逆全球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会不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胡鞍钢：逆全球化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不利冲击。
在百余年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中，先后出现三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3年。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世界铁路长度从21万公里延长到110万公里，极大促进了国内与国际贸易。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经济全球化，之后又爆发了资本主义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发生在1950年至1990年。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展开了两大市场内部的跨国分工与合作，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建立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全球性机构，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复苏。1990年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截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伴随第三次工业革命，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和贸易迅猛发展。2008年以后世界进入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一方面，人类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国际交流合作前景广阔；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出现了1950年以来的第一次逆全球化。
不难看出，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全球化中断或出现逆流，都会带来经济和民生的倒退。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制造出来的。它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当今世界经济迟迟走不出困境的根源是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旧动力日益减弱、新动力尚未形成；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同深刻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不相适应；全球发展失衡的状况与世界大多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相匹配。采取逆全球化措施不可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只会严重破坏世界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成果，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对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而言，逆全球化意味着双输或多输，是短视的、得不偿失的。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记者：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世界经济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在经济全球化中具有什么作用？
胡鞍钢：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现实困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在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上承担更大责任。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贡献者和引领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渠道，是中国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的实际行动。它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推动更加均衡、包容和普惠的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打开新局面。其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应秉持的核心理念和实施路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应秉持的核心理念：合作共赢。它植根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合作共赢是其最鲜明的特色。它提出了“三个共同体”的新意识，即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共同体”的新意识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契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它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实施路径，促进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五通”成为21世纪联系亚非欧及世界各国的开放共赢的新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五通”实施路径，有助于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各个国家、各类人群。
二是破解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平等。“一带一路”建设基于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互利互惠，创造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利益分配更公平，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优势产能和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需求形成互补，不仅有利于创造有效供给，还能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的平衡。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科技、运输等条件没有被纳入全球价值链，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中来，提高工业化水平，并推动形成更高效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从而提升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参与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形成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圈，实施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形成自由贸易区网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提振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实现发展空间更平衡和收入分配更平等注入新的动力。
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产业布局正在深刻调整，全球金融市场仍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但全球治理体系、贸易投资规则以及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变革明显滞后，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的问题十分突出，难以适应新需求、解决新问题。这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作用在减弱，而“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补充与完善，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发展政策充分沟通，促进贸易投资、市场准入、海关监管等方面的制度相互兼容，从而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产能合作的效率，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一带一路”建设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继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通过支持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促进世界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
编辑：邬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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