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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
投资额度：3-5
所属行业：
招商区域：华中,西北,东北,
意向加盟：2912人次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
公司名称：上海在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创业方式：加盟开店,特约经销,
店面位置：校园周边,商务区,
项目描述：Hello Cafe咖啡馆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项目详情
Cafe咖啡馆项目引见：Hello
Cafe咖啡馆属于上海在京餐饮管理无限公司，公司是集咖啡、甜品、中中餐、文娱爲一体的综合性餐饮企业。在京秉承“以人爲本、高质量、重信誉”的主旨，本着“细水长流，效劳多家”的准绳，凭仗开阔的国际视野，富有热情的专业运营团队，深沉的商品研发资历。它努力于创新型餐饮与商业连锁形式的品牌运营管理和技术输入等效劳。Hello
Cafe咖啡馆是公司旗下的一个品牌，它是爲热衷于追求时髦安康的人士提供商务活动、人际沟通、朋友聚会的庸俗休闲场所，Hello
Cafe咖啡馆优雅环境与安康美味食品博得广阔消费者的喜欢，“Hello
Cafe咖啡馆改动了人们对美食的概念，发扬高层次的饮食文明，它希冀在历史悠久的茶文明中添加并传达咖啡和中餐文明。发明一个属于本人的咖啡品牌。Hello
Cafe咖啡馆韩式浪漫别致作风的品牌咖啡馆。随着慢生活的咖啡文明不时传播，如此有特征的概念式咖啡店自然会惹起消费者的留意，再加上Hello
Cafe咖啡馆不时创新，良好的定位，让品牌在市场中疾速开展。Hello
Cafe咖啡馆拥有咖啡、茶饮，松饼吐司等古代都市人群常消费的品类，时辰掌握消费者的爱好与市场静态，并且迅速反响，自动反击更新调整，Hello
Cafe咖啡馆满足不同顾客不同的需求。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品牌展示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加盟流程
Cafe咖啡馆加盟条件：1.同品牌企业文明、了解并支持你好咖啡品牌的运营理念。2.自愿参加Hello
Cafe品牌的管理体系，承受Hello
Cafe加盟管理形式。3.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可以满足协作店的启动资金要求。4.情愿全身心肠投入，将Hello
Cafe咖啡馆视爲本人的事业。5.承受总部的一致管理形式，积极参与总部的技术晋级与培训。6.具有激烈的团队协作认识，可以与人调和相处，注重协调关系。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支持：1.Hello
Cafe咖啡馆选址评价：专业的店面选址团队协助加盟商正确选址，爲加盟商严厉把关店面选址，把投资风险降低。2.店铺装潢：Hello
Cafe咖啡馆拥有专业的装潢设计团队，爲加盟商设计全新的店面抽象和店内装潢。加盟商只需提供店面构造尺寸，我们帮你打造具有性价比的视觉空间。3.你好咖啡品牌支持：加盟商可以拥有该品牌的运用受权，特有的宣传方式与现有的品牌管理形式。4.Hello
Cafe咖啡馆培训支持：咖啡学院，多对一片面教学，实际与实操课程结合，手把手教你疾速入门。5.设备订货：Hello
Cafe咖啡馆协助订购新店所需设备货品，追踪及时到货，并赠送营业优惠大礼包。6.营业促销：带店督导协助招聘培训店员，并量身制定营业促销方案。7.专业物流配送支持：Hello
Cafe咖啡馆拥有先进的冷链运输配送体系，各类商品全国冷链配送。8.新品研发：专业商品研发中心活期开发市场潮流新品，让店面时辰坚持竞争生机。9.Hello
Cafe咖啡馆运营支持：运营督导全年对店面运营停止指点，筹划活动促销方案提升店面营业额。10.活期回访：区域经理活期巡视店面，理解实践运营状况，并对加盟商给与协助。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加盟优势
Cafe咖啡馆市场剖析：喝咖啡已成爲古代人的一种习气，例如早上起来，半夜有困意的时分，还有熬夜的时分，都会爲本人冲一杯咖啡。在中国，咖啡消费的大局部都是下班族，由于咖啡除了提神醒脑作用外，在咖啡馆喝咖啡已成爲了文明档次与都市新阶级的意味。依据MBA智库的调查指出，中国目前咖啡的消费仍以即溶咖啡爲主，占总消费的85%;但有显示习气咖啡馆消费的人有越来越多的趋向。但是，究竟这个市场有多大?依据香港贸发局经贸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咖啡消费额爲700亿元，相比成熟市场的2万亿到3万亿元还存在较大空间。咖啡不单单专注于喝这个行爲，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一种享用，朋友聚会、逛街，下班途中等都会在咖啡厅停留，或许随手带走一杯咖啡，正是人们享用这种悠闲又随意的生活方式，让咖啡市场在不时的扩展，其市场前景非常宽广。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优势：1.Hello Cafe咖啡馆品牌优势：Hello
cafe韩式浪漫别致作风的品牌咖啡馆，时髦庸俗又不失温馨，随着慢生活的咖啡文明不时传播，如此有特征的概念式咖啡店自然会惹起消费者的留意，再加上公司不时创新，良好的定位，让品牌在市场中疾速开展。2.Hello
Cafe咖啡馆商品优势：Hello
Cafe拥有咖啡、茶饮，松饼吐司等古代都市人群常消费的品类，时辰掌握消费者的爱好与市场静态，并且迅速反响，自动反击更新调整，满足不同顾客不同的需求。3.Hello
Cafe咖啡馆效劳优势：作爲Hello
cafe的加盟商，都可以享用公司提供的专业化效劳，从后期的选址、装潢、培训指点到前期的波动运营开展、新商品的制造配方等各个环节，公司都会高度扶持。4.运营推行：Hello
Cafe咖啡馆专业的团队运营，掌握市场趋向，不时创新打破，经过创意性的专题活动，借助各种媒体传达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市场份额，到达销售的目的，严重节日，店庆等，都可支持活动方案，协助店铺晋级业务。5.Hello
Cafe咖啡馆后续效劳支持：新品研发、人员培训、运营指点、门店费用管理指点、促销活动支持，微信微博大众号运营支持等片面支持，在物流方面更是从源头上保质保量。
Hello Cafe咖啡馆加盟品牌资讯
HelloCafe咖啡馆加盟多少钱怎么加盟澳泽烘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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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北京伸缩门系列：不锈钢伸缩门、铸铝伸缩门、铝合金伸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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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打造北京伸缩门，北京卷帘门，北京车库门的品牌这是我们奋斗目标。核心提示：我公司的广告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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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 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
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
作者：邱林川社会 2014年11期　　全球最大电子制造企业富士康，近年来得到国内外劳工研究界的诸多关注(潘毅等，2011; Pun and Chan,2012; Litzinger,2013)。①本文试为进一步分析富士康企业个案提供几点思路：(1)针对“数字资本主义”(席勒，2001)，把富士康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积累阶段这一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考量，即不仅仅看中国还要看世界；(2)回顾资本主义全球化，包括工业资本主义以前和奴隶制的基因，至今挥之不去，所以除了分析现实还要联系历史；(3)强调劳工抵抗是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之必要组成部分，富士康引发的抗争已呈现网络化趋势，史上的奴隶抗争和废奴运动，可为分析当下网络劳工抵抗提供一定的借鉴。　　首先，三条脉络各有侧重又互相交织，但都可从“i奴”或称“21世纪奴隶制”的视角着眼，发展新的分析框架。“i奴”译自英文“iSlave”，是2010年富士康N连跳之后，国际公益组织为反对电子制造业血汗工厂造出的新词。该创意来自瑞士绿色和平组织，是当时全球网上流行的动员词汇，本文则将其发展为具有多层面意涵的分析概念。首先，奴隶制是比《资本论》所论劳工更原始的剥削形态。根据《2012年贝拉吉奥—哈佛奴隶制法学定义指引》(Allain，2012)，它有十大特征可供辨析，如对人即劳动者的“所有权”、“交易权”、“弃置权”等。下文将运用近期部分法学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研的发现，说明奴隶制的部分特征已在富士康和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下再现。值得一提的是，运用这些辨析工具，意味着本文讨论的奴隶制不是有或无的二元对立问题，而是多和少的程度问题，即新型剥削方式可在某方面具备较多的奴隶制特征，而在其他方面较少或不具备奴隶制特征。只要奴隶制作为批判分析视角能帮助部分解释社会现实，它就有学术价值。　　其次，21世纪奴隶制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不再是单一企业或国家。如沃勒斯坦(1998)、法兰克(2000)和阿里吉(2009)所论，世界体系动辄几百年，需要研究者采用长历史(long duré)的眼光。虽然每个阶段具体特征不同，但从世界体系视角着眼，我们更强调其相通之处。发源于15世纪、定型于16世纪的奴隶制以大西洋为核心，利用当年的航海等先进科技，建立“三角贸易”结构连接欧洲、非洲及美洲“新世界”，是沃勒斯坦论述的第一个世界体系。“i奴”则利用新型网络传播科技，不但连接全球，还开辟出网络空间的“新世界”。该“新世界”就是席勒(2001)讨论的“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媒介与传播》创刊号上，席勒(Schiller，2005)进一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两个增长极：一是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二是快速崛起的中国。因此，在当下的中国研究数字资本主义，对我们了解当今世界体系有着特殊的意义。　　再者，“i奴”不但包括电子制造业工人，也包括使用电子产品不能自拔的“微博控”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数码劳工”(digital labor)(邱林川，2009；Fuchs，2014)。后者是近年来国外劳工研究的重点领域，也称“非物质劳工”(Hardt and Negri，2004)、“知识劳工”(Mosco and McKercher，2008)或“玩工”(Küklich，2005)，②最近还被运用到社交媒体，如福克斯(Fuchs，2012)认为脸书(Facebook)用户在使用网络的同时也在为企业创造价值。制造业企业如富士康员工只是“i奴”的第一种类型，当加入“数码劳工”的分析范畴时，两种类型兼备，才能完整分析21世纪奴隶制作为世界体系是如何运转的。如此定义“i奴”，中国国内针对制造业工人的研究也可更好地与国际学界对话。　　另外，反抗是奴隶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前如此，今天亦然。虽然16世纪时“大西洋三角贸易”已现端倪，但据史料记载，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发端于17世纪初(Linebaugh and Rediker，2000)。所以，本文论述对象是“四百年奴隶史”，不以奴隶制成形而以已有组织抗争为起点。同样在21世纪，不但有数码劳工和新型剥削体制，更有网络劳工抵抗。因此，资本运作逻辑和劳工组织抗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我们分析21世纪奴隶制缺一不可。　　此外，“i奴”的“i”来自iPhone、iPad这些品牌商标，它代表新科技手段，特别指向苹果公司(Apple Inc.)。但作为分析性概念，其适用范围其实包括三星、诺基亚等其他制造业厂家，以及为手机、电脑提供内容和服务的各类企业。它们都是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也可能为人类彻底摆脱21世纪奴隶制创造条件。问题在于：能否将作为消费个体的“i”变成生产性、群体性、社会性的“we”，以及如何产生“we”。这是新阶级形成的问题，也是研究网络劳工抵抗的关键所在。　　今天的互联网就像当年的大西洋，它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抵抗的场域和阶级形成的场域。有奴隶制就有废奴运动，而后者也同样依靠新型科技，不论它是航海还是网络，都要一起超越分而治之的身份政治，形成新的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力量，去捍卫我们共同的人性。捍卫劳工尊严，就是捍卫人的尊严。“i奴”也好，21世纪奴隶制也罢，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舒服，但其主旨不过如此。　　一、世界体系之比较分析　　将富士康和数字资本主义置于21世纪奴隶制的理论框架中，不是为了粗线条类比，而有其具体指向。最重要是反对流行的技术决定论观点，以为科技进步，有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社会就一定跟着进步。但富士康的情况告诉大家，外表光鲜亮丽、貌似很“先进”的电子产品背后，原来有严重的劳工问题，四五百年前的基因，到21世纪初，冷不丁又冒出来。　　正如齐泽克(Zizek，2009：6)所说，“不少人为了把握当今时代的新特性，就去创造新名词，比如‘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新词不断出现，造词的人却无法掌握新时代的真正脉络。唯有对旧时代亘古不变的东西进行分析，我们才能领悟新时代之新”。究竟是什么“亘古不变”，是什么一直存在于世界体系中？答案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剥削和异化。用17世纪的语言来说，叫做把人变成“人类货物”(human cargo)；用富士康工人的话说就是“把女人当男人，把男人当牲口”。讲法虽不同，但本质一样，就是不把人当人，剥夺劳动者的基本尊严。　　17世纪的奴隶制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因为它比以前的奴隶制有更先进的科技工具和更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从17世纪初建立，运转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所指最血腥的内容之一正是该奴隶制结构。所以，要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史，必须讨论17世纪奴隶制。如史学家瑞迪克(Rediker，)写道：“奴隶船是航行在现代意识边缘的鬼船”。它代表着一个空前的、泯灭人性的世界体系。用今天的眼光看，它仿佛遥远，但却从未彻底远离。因为那些“血和肮脏的东西”不是什么副产品，而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17世纪的奴隶制，就很难有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学界对此已有共识(Solow,1991; Eltis and Engerman,2011)。　　具体而言，17世纪奴隶制的运行机制就是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trans-Atlantic triangular trade)。其过程为：先是欧洲人，从当年较发达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航海到当年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即西非。他们在那里购买奴隶，然后贩卖到美洲，供应给以甘蔗种植和生产为代表的新兴产业(Mintz,1986; Abbott,2010)。美洲蔗糖涌入，白糖价格下降，成为普通欧洲民众的消费品。在欧洲出售美洲产品的收入又被用来购买更多的西非奴隶。如此循环，从欧洲到非洲再到美洲，每转一圈，就有新的人口沦为奴隶，新的劳力变为商品，用以完成下一轮的资本积累和异化。　　这些基本情况与我们今天面对的富士康和信息资本主义有何关系？很多具体情况当然不同，比如，当年奴隶在运送途中要长时间戴枷锁，在劳动过程中可能随时被鞭打，而且没有工资。富士康工人从外表看是自由的，他们也有工资；但如果仔细看，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却至少有三点值得反思，即工厂、宿舍和防跳网。　　当代中国是“工厂体制的博物馆”(Shen，2010)。殊不知“工厂”的英文factory直到18、19世纪工业革命才确定今天的意思，即主要的制造业社会组织。葡萄牙语则早在17世纪就有Feitorias这个词，但其所指的“工厂”不在欧洲，而是在西非，是贩卖奴隶的中转站。换言之，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工厂”了，虽然它们不从事制造，而仅是关押黑奴的监狱。它们基本是赤裸裸的军事堡垒，而非实行富士康那种“半军事管理”(潘毅、卢晖临等，2011)。它们分布在西非各大河流的入海口附近，当年的奴隶主要从内陆抓来，少时几个、多时几十个，沿河道押送到“工厂”集中关押，然后成批卖给欧洲奴隶贩子，一次交易每艘船可运几百人去美洲(Rediker，2008)。这令人想到富士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对位置：它在深圳的工厂不也是小批量劳工从内陆集中到沿海口岸，其劳动力(labor power)再从这里进入世界体系的中转站吗？　　西非“监狱工厂”里生活条件恶劣、人口密度高，且西非地处热带，许多人被关在不通风的房里，臭气熏天，但这样的环境还不是最差。奴隶们在渡过大西洋时被关在船主甲板下方的“下仓”(lower deck)，那里居住密度更高，人被锁链锁住，地上尽是污物，有时还有尸体，只有头顶上通往甲板的门缝有点通风空隙(Rediker，2008)。这与2006年富士康的宿舍条件也有相似之处，当时记者在龙华富士康宿舍，就见到三层高的上中下铺，大如仓库的一间宿舍可住700多人。没空调，通风差，到夏天“脚臭味汗臭味简直呛人”。③富士康只在天花板上装有几部小风扇，风只能吹到上铺，无法吹到下面。深圳气候湿热，加上工人们从事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400年前的“监狱工厂”恐怕相差无几。　　当然，富士康工人绝大部分看起来好像没有丧失人身自由，而400年前的成年男性黑奴在被贩运过程中是要戴手铐脚镣的。富士康工人不戴手铐脚镣，但却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对他们实施人身控制，那就是“防跳网”。2010年富士康N连跳之后，资方为防止工人自杀，在很短时间里架设了百万平方米的防跳网，不管宿舍楼顶还是厂房四周，都被围了起来。如此“天罗地网”在中国和全球制造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因为工业革命以降，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一般被视为现代劳工组织中理所应当的东西。工厂再有问题，工人都可选择自由离开，不必自杀，更不必一个接一个走上绝路。因此，“防跳网”在现代企业条件下非常罕见，它上次的出现还要追溯到17世纪，那时的奴隶船上就常安装有“防跳网”，以防止奴隶跳船自杀(Rediker，2008)。　　有人会问，奴隶被锁住并被关在货仓里，他们怎么可能跳船？原来，为保证利润，奴隶船主需要降低死亡率，保证奴隶比较健康，到了美洲才可卖出好价钱。所以，只要天气不太差，奴隶们会被定期赶到甲板上，被迫“跳舞”，让他们活动身体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就给了奴隶跳船的机会，虽然他们大多来自内陆不会游泳，船边还可能有鲨鱼出没，跳下海就等于自杀。然而，丧失尊严、失去自由、生活在极端恐惧中的日子实在难熬，喂鲨鱼也在所不惜。一有机会，就有奴隶试图跳船。绝望的抵抗如此普遍，以致影响到整个奴隶贸易的利润。于是，船长命令白人水手制造“防跳网”，把整艘船全罩起来，令奴隶无法跳船，从而保护他们的“资产”，即黑奴的生命(Rediker，2008)。可见，“防跳网”并非“劳工保护”措施，而是“资产保护”措施。自从19世纪废奴运动成功以来，它在人类历史上基本销声匿迹。想不到，在科技高度发达的2010年，“防跳网”却再度出现。只不过这时奴隶船变成了富士康工厂，数字资本主义“返祖”了。　　上述三点只是17世纪奴隶制和富士康劳工问题间的局部性关联，下文将从更整体的角度考察“i奴”背后的整体结构，探究400年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什么相似、相通乃至相同之处。　　奴隶制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但资本主义与以往生产方式有一点重要不同，即它能更有效率地生产，但往往又面对有效消费不足的问题，于是乎出现了生产过剩，实质是产品无法卖完，令资本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不论是17世纪奴隶制，还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之一，都是让人们消费一种令人上瘾的新东西。消费者上了瘾，他们就必须持续消费，该逻辑亘古不变。这些消费品看起来“纯洁”甚至令人心旷神怡，但背后却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和野蛮。　　17世纪的这些令人上瘾之物中，最典型是蔗糖。它原本昂贵，被称为美洲土地上种出来的“白银”，因其颜色是白的(Mintz，1986)。大量非洲奴隶从事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产业，导致生产力大增，蔗糖于是降价，从贵族商品变成普通工薪阶层的日常食物。世界各国，不产甘蔗的欧洲反倒消费最多，比如英国在19世纪末人均年消费蔗糖量居然达到100磅，也就是平均每人每3天吃掉近一斤白糖(Abbott，2010)。　　英语中有sweet tooth的说法，意思是吃甜食上瘾，不吃糖就像小孩长牙齿那么不舒服。科学实验证明，吃糖上瘾和吸毒、抽烟上瘾一样，原理都是刺激人脑分泌多巴胺(dopamine)，从而产生长期依赖。来自美洲的新型农产品除了白糖还有烟草和兰姆酒(也是制糖的副产品)，烟酒令人上瘾众所周知。再就是咖啡和巧克力，它们也是先在拉美由奴工大量种植，再运到北美和欧洲出售，结果是改变了西方社会生活方式。但无论咖啡还是巧克力的大众化，都少不了糖(Mintz，1986)。加糖不但口感更好，且咖啡因是更厉害的中枢神经兴奋剂，上瘾效果更强。　　为何讲这些令人上瘾的东西？一方面它们都是原始资本主义用来制造稳定需求的手段。它看起来好像令人感觉良好，但对消费者而言，上瘾的实质是剥夺自由人的选择权，使他们无法选择不去消费那些“过瘾”的新商品。另外，正如糖吃多了人发胖，打电玩“上瘾”也会失去对现实的关注，都让人一无体力二无精力去抗争、去改变。从这个角度说，貌似自由的“瘾性消费”和越洋黑奴贸易相比似乎更文明，其实异曲同工，都是把自由人变成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向度人”。欧洲消费者也同样丧失其部分人性，成为在宽泛意义上的另类奴隶。没有这些欧洲的另类奴隶在欲望驱使下进行消费，美洲就无需大量黑奴从事生产，大西洋三角贸易就不会膨胀。消费和生产缺一不可，它们以大幅度跨越空间的方式进行结合，成为完整的17世纪奴隶制世界体系。这是我们在分析21世纪奴隶制时要特别注意的另一个维度。　　那么，现在有什么新商品让消费者上瘾？答案恐怕不仅是手机、电脑这些硬件，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网络成瘾”是多年前的提法，那时主要讲的是青少年去网吧打游戏，还没达到“大众化”的程度，也没改变主流人群生活方式。然而，现在看“果粉”以及追逐富士康其他代工产品的消费者，从小孩玩“愤怒的小鸟”到大人刷微博，已不再是“网络成瘾”那样的小众行为，而是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与17世纪奴隶制带来的改变又有相通之处。　　用长历史的全球框架看今天，可看到生产和消费、两种不同类型的“i奴”之间存在互为依存的关系。之所以用“奴”字，不仅是比喻，也借鉴法学研究最新学术成果“2012年贝拉吉奥—哈佛指引”(Allain，2012)。该指引以1926年国际奴隶制大会(Slavery Convention)的12条协议为基础，各国专家共同制定出辨析奴隶制的具体指引。将其运用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去，如富士康学生工这类较严重的用工问题(Su，2010；潘毅、卢晖临等，2011)有多方面基本满足指引规定，其他方面也多有牵连。　　第一，奴隶制的根基是“所有权”(right of ownership)，即某些人可以“拥有”其他人，后者因被人“所有”而丧失个人自由，从而遭受剥削。所有权的建立往往依赖暴力、欺骗、威胁等强制性手段，它可使非洲人不得已背井离乡，去美洲当苦力；可使消费者在人造的瘾欲驱使下，不断吃甜品，或是成为“微博控”。后者不是整个人被人拥有，但你的味蕾、你的神经、你的时间、你生命的一部分被别人“所有”了，尽管具体控制形式不同。　　第二，在奴隶制控制下，人变成“物件”。在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使用权和转让权。以前奴隶船上运载的叫“人类货物”，现在的新媒体用户不面对暴力镇压，但也日益物化成商人买卖的虚拟货品，是所谓“大数据”经济模式达致盈利的重要手段(Fuchs，2010)。富士康工人说自己变成了“机器”、“牲口”也是这个意思，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如学生工不去富士康“实习”就不能毕业，其实，这是学校把自以为拥有的“物件”使用权有偿转让给企业，企业和学校都没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人。　　第三是弃置权，也就是当“物件”被使用完毕，拥有者可不尽任何义务将其丢弃。400年前，运送途中死去的奴隶，还有尚未病死就被扔下海，这便是弃置。这令人联想到笔者近年调研的重点——工伤工人。其中一个个案是受严重工伤的张廷振，他在深圳富士康工作期间受伤，但索赔时对方却不认账。《羊城晚报》报道此案时配了张图，上面画着富士康管理人员神情不屑地对工伤者说：“抱歉，你跟俺没有事实劳动关系”。④这形象地说明，厂方把工伤员工看成用后即弃的物件。该个案拖了两年多还在二审，期待法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严惩富士康违反《劳动法》的态度和行为。不幸的是，如此“弃置”工伤工人，又何止富士康一家？　　因此，我们要关注富士康的劳工问题，就要做更多实地调研，同时也要跳出单一企业，去看整个世界体系。受奴隶制相关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才能更完整地描述和解释数字资本主义如何运作，它和400年前的原始积累有何相通之处？　　　　图1：21世纪奴隶制及其三角贸易关系　　图1展示了21世纪奴隶制及其三角贸易关系。虽然它并非横跨大西洋、连接欧非美洲的三角结构，但它却通过横跨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建立起来。这里掌握最多资本的是以“苹果”为代表的跨国品牌公司，它们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控制科技制高点的“全球北方”。它们在“全球南方”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获得劳力完成电子产品硬件生产。富士康在此结构中就像当年西非抓奴隶的军阀，至多是“监狱工厂”；它是干脏活的，多努力也只能分得一杯羹，还要背负坏名声。　　但和400年前不同，富士康不出口奴隶，它出口到“新世界”——互联网虚拟世界——的是手机、电脑及周边产品。这些产品从华南运到世界各地，让大家用来上网、打游戏、刷微博；这些人也叫“玩工”(playbour)，因为他们一边玩一边给大公司打工，而且常常免费打工。⑤“玩工”所做的就是让电脑、手机这些来自“旧世界”的生产工具和“新世界”的生产元素进行结合。17世纪“新世界”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奴隶的劳力和美洲土地，而21世纪最重要的则是电子产品和玩工的时间。两种要素按资本逻辑结合，不但给“苹果”带来卖手机和相关产品的利润，更生产出21世纪令人上瘾的“白糖”，即“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　　用户生成内容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增长点，它包括用户有意识上载的图片、视频、日志和网络搜索关键词等资料，也包括网民的浏览习惯、社交网络及其他信息，特别是个人消费信息，包括信用卡号，也有生物体信息(biometrics)，如身体移动让手机里的GPS产生信息。后者包含大量资料，是“果粉”们无意识地为“苹果”或其他科技企业创造出来的，其数量庞大，是“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用户生成内容是21世纪的“白糖”？因为它比直接从用户身上获得利润更值钱；因为它使科技企业可更精准地进行研发，更有效地预测和引导市场消费；因为它也已让“全球北方”的企业“上瘾”，让它们感觉良好并欲罢不能。用户生成内容因此已成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关键的消费要素。　　新一轮资本积累再从“苹果”开始，新的研发方案再由北到南，在富士康实现硬件生产，其产出又进入网络“新世界”和“玩工”结合。周而复始的结果是：“苹果”成为史上最值钱的公司，而富士康的劳工问题则“返祖”到了奴隶制。　　图1里的“i奴”其实包括两种劳工形态，它们同时存在、互为条件，对资本积累缺一不可。一是富士康工人，可称为“从事制造的劳工”(manufacturing labour)，他们中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在官僚体系和工厂体制的控制下生产硬件；二是“玩工”，代表着“被制造的劳工”(manufactured labour)，因为他们多受商业广告和网络营销影响，特别是利用用户生成内容设计出来的推销手段，不断按资本逻辑制造流行生活方式，再用各种媒体发放出来。第二种“i奴”以城市中产为主，其主要特征是在消费第一种“i奴”生产产品的同时，自己也生产出新的“白糖”，即用户生成内容。　　两类“i奴”虽有诸多不同，但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却都在为资本积累贡献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富士康工人是一小时一小时累计起来的长时间加班，“玩工”则是以分钟乃至秒计算，集腋成裘地完成。后者人数更庞大，是“灵活资本主义”更极端的体现形式，但它同样是以时间为单位达致资本积累的手段(邱林川，2009)。无论是工人或“玩工”，其身体都受到控制：可能是在生产线上长时间站立，下班后精疲力竭；可能是整天刷微博刷到手指抽筋，整天上网以致腰椎劳损，因为就算“非物质劳工”也需要控制身体，让手指或其他人体器官按设计好的方式反复运动，就像当年奴隶们拿着镰刀砍甘蔗一样。　　最后，两类“i奴”都往往付出同样代价，就是其社会性被减弱，成为“原子化”个体。富士康的“原子化”宿舍体制就是一例，它让不同生产线、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班次的工人住一起，令同宿舍工人形同陌路，因为这样方便管理，但却无视人的社会性(潘毅、卢晖临等，2011)。说到底，还是不把人当人，是在返祖奴隶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玩工”身上，因为整天“宅”在网上，缺乏面对面社交。同时，网上社会关系因应资本逻辑被重组，社交媒体的首要功能变成是赚钱而不是社交(van Dijck,2013; Fuchs,)，结果是“玩工”也日趋“原子化”。　　二、废奴运动与网络化抵抗　　然而，网络传播手段是否只能为资本服务？难道它不能在更广意义上也服务于社会进步？网络，不仅指电子科技的互联网和手机网，也包括面对面社交网络和手写、口传、印刷、广电等传统传播方式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联合体。正如当年黑人在奴隶船上集体吟唱，到美洲后演变出的“灵魂乐”(soul music)亦是传统社会网络形态。如此的网络抵抗也可能采用新科技或新资源，创造新意义，建立新体系，这也可借鉴400年前发生的奴隶制。　　有压迫就有反抗。17世纪奴隶制也一样。《九头神怪》(Many-Headed Hydra)是这方面的史学力作(Linebaugh and Rediker，2000)。作者莱茵包赫和瑞迪克都受E.P.汤普森的影响，并发扬其传统，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推回到更早的欧洲史、大西洋史和世界史的广阔天地里。该书因此被一些欧洲劳工研究者奉为“圣经”。所谓“九头神怪”是古代神话中的妖怪，据说大力神赫丘利斯砍掉它一个头，就有九个头再长出来。大力神在17、18世纪资本扩张期代表了西方强权，九头神则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性别和不同宗教的被奴役人民，在各地此起彼伏反对奴役，所以，该书副标题为“水手、奴隶、平民及被隐藏的革命的大西洋”实在是很贴切。　　这些反抗者因鲜有识字，传播手段有限，而被统治阶级污名化，如“土匪”、“巫婆”、“强盗”、“怪物”，实为方便镇压而进行的“他者化”处理。多亏两位史学家眼光独到，把大西洋两岸的抗争经历统合起来，从爱尔兰失地农民到西非女奴，再到种植园和工厂的抗争。从17世纪起，网络化抗争就在各地展开，且被压迫人民早在跨越肤色、语言、文化和地域的藩篱，建立属于自己的全球抵抗共同体。这是人性的表现，也是我们观察当代应牢记的全球史传统。　　换言之，资本全球化也带来“抵抗的全球化”(刘健芝，2009)，从中产生无数抗争网络。最好的例子还是奴隶船(Rediker，2008)。奴隶船不光运奴隶，亦是废奴运动的载体。当时投身废奴的社会精英，包括牛津毕业生，曾潜伏到船上冒着生命危险以获得有说服力的调研材料。两三百年前，废奴运动家也利用新媒体进行动员。当时，现代报章杂志刚出现，他们写文章画插图，有效展现奴隶遭受的非人待遇，再在各地印刷发行。延此传统，废奴运动甚至变成流行文学，如《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废奴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是19世纪全美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显示出抵抗运动在200多年文化积淀基础上与主流价值体系发生互动，产生了强大效果。　　经济史学家李森(Leeson，2009)的《海盗经济学》(The Invisible Hook)记录了抵抗的另一维度。“海盗”是当年重要的抵抗力量，因他们会航海、会用武器且有组织，所以对体制威胁巨大。李森通过分析史料，展现出的海盗形象不光是海上罗宾汉劫富济贫那么简单，他描绘且解释了为何当时海盗船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包括工伤养老等，都明显优于同期的普通商船甚至海军。他们一边抵抗一边发展出有现代意义的分权管理体制，其时间比大陆会议确立美国分权制更早几十年。不少海盗船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且黑人和白人享有平等投票权，这点在美国一些地方到20世纪60年代还没实现，比“海盗”落后了二三百年。　　原来，被压迫者的网络化抵抗经历，不但可成为文学灵感，更能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其社会基础是被压迫者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之间顽强的自组织生命力，好像九头神怪，即便个别地方失败，抵抗网络依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010年富士康悲剧导致全国，包括港台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均发生新一波的网络化抵抗。网民在论坛和博客里表达义愤，也有各种文艺作品，如交响乐、纪录片，更重要的是工人诗歌、曲目、戏剧等的出现，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的建立。当时，中国(包括港台地区)20所高校的60多名师生走到一起，这是很久未发生过的跨域联合——该调研组写文章、发报告、出书、拍视频，引起华人社会乃至全球很大反响。它不是偶然成功，其中有参与者的全情投入，且自2010年起，每年隔段时间就有新行动。调研对象可能针对不同城市的富士康，可能针对不同个案，并挑选不同的策略性主题，比如《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⑥它直接影响富士康和“苹果”的国际形象，同时不断促进企业、政府和工会改善工人劳动状况。　　除两岸劳工团体网络化，环保团体也加入进来。如2011年曝光苏州联建在供货过程中违规使用正乙烷擦洗iPhone造成大量职业病的事件，就是自然之友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36家环保组织的成果，其报告⑦成功引起各方关注。环保运动以前较少和劳工组织合作，但它们有一般劳工研究者不具备的科学调研能力和国际联系，所以大幅度扩展了网络化抵抗的范围，有效增强了对富士康、特别是对“苹果”的压力。　　环保组织和劳工组织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国际层面也有表现。iSlave这个词就来自瑞士绿色和平，他们创制出一幅非常有冲击力的图像：上面借用“苹果”经典广告，黑色人影、白色耳机，线条流畅，但白色耳机线却勒在工人脖子上，成了致命凶器。该创意在网上流传演变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几十种版本，其主题基本包括：(1)影射“苹果”公司，把仿佛潇洒的消费者形象和麻木生产、近乎死亡的流水线工人形象重叠起来，达致批判效果；(2)将白色的“苹果”耳机线变形成手铐、脚镣、拴在脖子上的镣铐，把消费者捆绑起来，恰似当年被捆绑的奴隶；(3)也有电子产品抡鞭驱赶消费者的场面，均为史上奴隶制的典型画面。进行这些图形创意的有劳工组织和环保团体，也有全球普通网民。他们因富士康悲剧而被动员起来，再用自己擅长的图像处理手法去动员别人，成为网络化抗争的新节点。　　公益组织间的联合、网民跨域连接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工人自己的团结和行动。2011年起，越来越多富士康的普通工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用户生成内容”，且常用多媒体，如手机照片、视频分享。在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里均有不少工人记录拍摄自己的工作生活。第一种常见类型是富士康保安打人，往往是欺负少数工人，同时大批工人围观，有人从中偷拍再发上网；第二种常见内容是厂里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如日太原工人与保安发生集体冲突，当时网上就有很多工人拍的视频；第三类是工人采取积极行动，如武汉富士康上百名工人威胁一起跳楼时，就有工人在天台上拍摄，然后上传。这些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工人群体内部讨论。虽然以前也有少数工人写博客、发照片，但其影响和QQ类似，一般只限于熟人网络内部。因此，工人分享自己拍摄的多媒体内容，引发各地工友和全社会关注，这就促成了新的社会网络。它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UGC，而是WGC：“工人生成内容”(worker-generated content)。因为制造信息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是有了集体劳工意识的“工人”，不再是被资本定义的消费者“用户”。　　所以，到底什么是网络化抵抗？面对富士康的劳工问题和以“苹果”为龙头企业的数字资本主义，究竟应该怎么办？除了脚踏实地深入调研，笔者认为还需想象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该想法是在参照17世纪和21世纪三角贸易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图2展现的新三角团结关系只是非常初步的社会学想象，其基本观点是：各种抵抗因素都可继续纵深发展，并进一步连接起来，可能可以形成更大的网络化抵抗体系。此图不过是实现更大体系的诸多可能性之一，它可帮我们先在认识上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后在实际的研究中采取措施，更有效地进行网络化抵抗，防止人类返祖到400年前。　　　　图2：网络化抵抗与新三角团结关系：重新想象我们的世界体系　　图中占领技术和资本制高点的，不再是少数企业，而是“网络劳工”(network labor)这一新兴社会力量(邱林川，2013)。网络劳工是在新媒体网络社会条件下，阶级形成比较成熟的劳工组织形态。它所拥有的不再限于经济资本及为其服务的社会资本，而是拓展到更深的文化层面。该文化是劳工——包括产业工人和非物质劳工——共同创造出的新工人网络文化，其中包含大量社会创新。　　这些创新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社会网络，聚集到社会生产部门，具体到图2上，就是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working-class ICTs)和信息中层(information have-less)(邱林川，2013)。两个概念紧密相连，前者指相对低廉的电子产品及其支持的相关内容和服务，比如山寨手机、QQ等；后者指使用这些信息工具的人群，包括打工者、离退休人员、贫困学生、受到流动影响的留守人士和少数民族等。该群体内在差异大，就像当年“九头神怪”——他们砍不死、杀不掉，不断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想象力乃至生命投入抗争实践中。不同的是，他们的实践更容易借助新型网络技术转换成工人生成内容(WGC)，从而更容易聚合起来。　　这不再是大公司定义的用户生成内容(UGC)，而是有其阶级属性的草根社会文化。它从不同源头汇聚到“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working-class public spheres)，在这里碰撞，与来自不同职业、地区、性别和种族的工人的生成内容一起，磨合成新的社会公共性基础。17、18世纪，这种汇聚往往规模有限，虽有大规模起义，在史料中却要花很大精力才能发掘出来。如今则相对容易很多，因为多数劳工可不依赖少数教育精英进行表达，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参与公众讨论。网络于是成为不同意见自下而上汇聚起来的通道，在此基础上生成“数字网络行动”(digitally networked action，或称DNA)，即不仅有意见和讨论，还有网上和网下的集体行动，共同促进社会进步。之后，则再强化和扩展网络劳工，进入下一轮新世界体系的三角循环，去和21世纪奴隶制竞争，促进人类走出400年前奴隶制阴影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永别“i奴”。　　本文从17世纪奴隶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看富士康劳工问题和数字资本主义，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发。　　首先，科技发展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有时候还会退步。劳工研究需重新认识过去，让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重新扎根”(re-root)(Zhao，)，否则可能很难意识到，400年过去了，奴隶制和三角贸易的基因原来依然潜伏在今天的世界体系里。从表面看，随着19世纪废奴运动成功，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取代原始资本主义，工人似乎不再是奴隶，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究其实质，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甚至还有人身依附关系和极端非人对待的社会条件，都不会随人类进入21世纪就自动消失。无论“防跳网”还是令人“上瘾”的商品，特别是三角贸易体系在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和“新世界”增长点之间建立起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体系，这些都是过去400年间“亘古不变”的东西，它不会因科技发展而改变。　　其次，以史为鉴，可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批判分析，从而在世界体系范畴内系统地进行普遍联系，也为开展行动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过去较多聚焦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内部，对“苹果”资本运转体系里的劳工议题，如零售、编程、广告，却知之甚少。假如也有研究者去“苹果”专卖店或是为“苹果”服务的广告公司里做田野，或许能与富士康的数据进行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分析。　　另外，劳工研究一向关注生产过程，但三角贸易框架还要求必须重视消费。“玩工”表面看是玩家在打游戏、在消费，其实也是数码新世界里的生产性行为。这方面可与西方“数码劳工”研究进行对话，同时必须开展自己的实证研究，不能随便照搬。虚拟空间是今天的“新世界”，超大型企业是“奴隶船”，不光是电子制造，还有服务、内容提供等相关产业，都应有研究者进入“深海”、“深度互联网”，去那里了解新的问题，发现新的抵抗。　　再者，在当今这样一个时空大为拓展了的世界体系框架里，可以更大胆地重新想象社会。受“九头神怪”等历史记录的启发，我们讨论了如何在观察各种网络化抗争实践的基础上，至少先在概念层面建构出一套新的世界体系。它还远不够成熟，但与过去只在单一企业和单一国家内部寻求解决方案不同，其分析单位更大，是用世界体系对世界体系。延此方向进行探索，应对促进未来研究有重要价值。　　最后，借鉴历史研究还可得到另一个重要启示，即当年的废奴运动，从17世纪延续到19世纪，用了200多年，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彻底告别21世纪奴隶制的那一天。但无论如何，我们只有尽早开始如此想象，才能更早对它进行摸索改进并付诸实践，从而更充分地积累经验教训，让人类社会早日进入一个更公正的、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时代。　　①另可参见：Chan,Jenny and Ngai Pun.2010."Suicide as Protes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Foxconn,Global Capital,and the State." Japan Focus,available:http://japanfocus.org/-jenny-chan/3408。　　②参见：Kücklich,Julian.2005."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Available:http://five.fibreculturejournal.org/fcj-025-precarious-playbour-modders-and-the-digital-games-industry/。　　③参见：张娟、李强，，“富士康员工：最低一月340元，700多人住一个屋”，网易科技网：http://tech.163.com/06/JPSLEBE000915BD.html。　　④参见：沈婷婷，2013，“受工伤，富士康却说：不是我的人”，《羊城晚报》A18G(12月19日)。　　⑤参见：Julian Kücklich.2005."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Available:http://five.fibreculturejournal.org/fcj-025-precarious-playbour-modders-and-the-digital-games-industry/。　　⑥参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组(2013)，《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　　⑦参见：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文环境研究所，2011，《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四期)：“苹果”特刊》。作者介绍：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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