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激荡日本史(5)
奇兵队，出击！
凤凰网历史专稿 【
第五弹:奇兵出击
高杉晋作同学终于等到了奋起的机会，在他年轻的心里始终相信，跟宋江一样当个杀人放火的土匪是没什么前途的，归顺一个开明的朝廷才是王道。
引荐他进入朝廷的伯乐叫木户孝允（还记得这个人吧？我们在开头描述过的，和岩仓具视一起赴西洋学习的四志士之一）。木户孝允的人生轨迹和高杉颇为类似。不同的是，木户一直在努力向长州官府靠拢。他曾经希望通过参加剑术比赛而进入藩政府，后来被对手打败。于是一怒之下，木户学习鲁迅先生，决定从思想上改变日本人，他从老家长州奔赴江户学习西洋技术和思想。归来后，木户孝允的才能被长州藩所赏识，终于进入政府机构，成了一名地方公务员。
乱世当中，公务员的作用是很大的。当高杉晋作振臂一挥的时候，木户给了他扬名立万的机会。给高杉晋作机会不仅仅是因为赏识他，更重要的是，木户孝允也曾经拜吉田松阴为师，如此说来，木户和高杉是师兄弟。打仗亲兄弟，这两个人在危机时刻绑在一起，互相取暖。
就在高杉晋作摩拳擦掌准备精忠报国的时候，一个问题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向木户提出了这个问题，木户也很客气的回答了他，两个人有一段精彩的对话，翻译过来，经过整理，就是下边的意思:
高杉:长州有强大的正规军吗？
木户:恭喜你，没有！
高杉:长州的军队有西洋的武器装备吗？
木户:恭喜你，没多少！
高杉:有。。。有多少？
木户:不足以打人，只能打鸟！
高杉:那么，长州军队战胜洋人的决心，有。。。有吗？
木户低声:有。。。还是没有？
高杉:你是公务员，有没有你还不知道，这又不差人！
木户:哦，那没有。
高杉怒:这个可以有！
木户沉吟:这个，真没有！
没有装备，没有决心，甚至没有一支足够强大与外国列强抗衡的正规军队，怎么打仗？木户有些惭愧地沉默了，高杉晋作却笑了:“没有也没关系，我有，给我几天的时间就好。”
几天后，木户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高杉晋作招募了怎样一支军队啊？在这将近600人的军队里下级武士占到了一半，各个如狼似虎好像时刻准备要吃人一样。剩下的大部分是农民、小商贩，还有几个愤世嫉俗的和尚。他们平时被外国人、幕府欺负，今天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木户看着这些眼中带着血丝，拿着战刀、锄头和禅杖的军人有些迟疑了，他们行吗？对手可是美式装备的军队啊。
作者：大刀向日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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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西南战争　　1.最后的武士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是毛泽东引用过的一首诗，此诗大气豪放，字里行间透着那么一股英雄气。引用此诗前，毛泽东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引用此诗后，他就慢慢变成一个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了。　　这首七言绝句的讹传作者是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偶像。十年前，全球各大影院上映过一部以西乡为原型的电影，片名叫《最后的武士》。这是一部以武士道为主题的电影，借助好莱坞的顶尖技术，导演爱德华·兹威克为观众打造了一场视听盛宴。这部颇具史诗感的电影曾迷醉过无数少男，它所呈现的武士道真诚而热烈、唯美而纯净，甚至会让人产生某种敬意。　　在该片中，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美国退伍上尉纳森受雇于明治政府，其任务是训练征兵令推行后的庶民兵，其对手则是胜元（以西乡隆盛为原型）领导的武士团。在一次遭遇战中，具有火器优势的庶民兵被手持冷兵器的武士团击败，纳森身负重伤并被生擒，之后被掳到胜元的家乡疗伤。那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那里的人按照传统秩序生活。纳森初抵彼处时内心充满反叛，他不喜欢那个落后而野蛮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不合时宜和不可理喻。然而奇怪的是，在影片后半部分，纳森不但爱上了那里的人，而且皈依了那里的精神，甚至为守护这种精神而与胜元并肩作战！　　这段奇妙的心路历程是如此地难以解释，以至于导演不得不借助女人和道德来自圆其说。在兹威克的镜头下，胜元的妹妹成了传统日本的载体，她以婉美的气质和暧昧的柔情征服了纳森那颗漂泊不定的心。导演还为纳森安排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战争记忆，让他为无辜杀戮印第安人而夜不能寐，又把西南战争描绘成一场坏蛋打好人的战争，经此处理，纳森的转变才具备了救赎意义。在影片结尾，胜元战死疆场，纳森则回到了胜元的故乡，在那里，他将以武士的方式活着和死去。　　与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相比，兹威克的《最后的武士》实在肤浅，它有视觉冲击却没有灵魂震撼，它的故事既不真实也不深刻，它只是一部华丽的蹩脚悲剧。　　悲剧是什么？悲剧是某种价值无可避免地毁灭。张国荣自杀算悲剧，张雨生出车祸就算不得悲剧，那充其量只能叫“不幸”。悲剧不是死人，而是死灵魂，是一觉醒来无路可走。　　西乡隆盛不是兹威克镜头下的胜元，西南战争也不是一场道德战争。或许，只有全面展示这场战争，我们才能看透这场悲剧，进而理解它的意义和影响。　　西乡隆盛出生于1828年， 他的家乡在萨摩藩，他的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西乡是家中的长子，十三岁行成人礼，十六岁担任郡方书役助。西乡的青年时代正是幕末时期，商业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秩序，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底层生活十分困苦，尤其是农民。事实上，下级武士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虽名义上是岛国的统治者，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要靠借贷过活。另一方面，幕府实行僵化的身份制度，官位的取得依靠世袭而非才德，下级武士缺乏出头的机会，因之对现实极端不满。从本质上讲，下级武士是文人化的军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拥有入世情怀，但现实不能给予他们宽广的政治舞台。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下级武士必然生发出某种反政府情绪。反政府的下级武士自称“志士”，西乡便是这志士中的一员。　　维新志士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普遍具有救世情怀，有些人还有献身精神。对于幕府和夷人，他们公开反对并经常使用恐怖手段，他们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相反他们觉得这样“很爱国”。　　下级武士处于统治阶级的底层，其所受的教育和工作内容都是管理国家，所以政治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下级武士想要夺权上位，为此他们发动了倒幕运动，这既是为国家寻找出路，也是为自身寻找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讲，下级武士比一般民众更加反政府，因为政治变天对他们前途的影响更大。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可见，城里的愤青从来都比乡下的老农更看不惯政府。战争是政治的极端表现形式，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胜者为王败者贼。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下级武士塑造了一个“我们”的概念，这个“我们”就是日本，而天皇是这个“我们”的象征。经过此种包装，戊辰战争具有了某种道德感和神圣性。　　西乡隆盛是戊辰战争的总指挥，他以卓越的战争才能为下级武士打造了一个全新舞台。为了加固这个舞台，西乡以武力为要挟迫使藩主阶层交出了地方政权，从而完成了中央集权。在岩仓使团外访期间，西乡主持了土地买卖、教育改革、兵制转轨和地租改正。社会的大变革注定是痛苦的，明治初年的新政不但没有缓解民间疾苦，反尔使其更重。西乡本人对此充满愧疚，因此，他一方面支持改革，一方面反对改革。在西乡看来，修铁路简直就是在烧钱，而征兵令徒增社会矛盾，地租改正更是赤裸裸的官逼民反。西乡不反对加强中央权威，但他不希望看到一个什么都要管的独裁政府，更反对这个政府胡乱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他认为解决税收的办法有两个：一、少花钱；二、打朝鲜。　　西乡隆盛热烈地鼓吹征韩论，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解读为西乡好战。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与其说是一个外交思想，不如说是一个经济思想，它反映了西乡治国思想的苍白和无能。西乡在明治六年（1873）的出局绝非偶然，他也没有回归政坛的可能，也就因之失去了施展政治理想的合法舞台。　　西乡隆盛下野后回到了家乡，此时，萨摩藩已经改名鹿儿岛县。西乡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回乡后不久便成立了私人军事学校，所授内容主要有两种，即枪炮之技和义勇精神。西乡的名气大、人缘好，前来求学的人很多，私学校的规模亦逐渐扩大。　　鹿儿岛位于西南海滨，天高皇帝远，在江户时期为外样大名，有着悠久的反政府传统。在戊辰战争中，鹿儿岛人出人、出力、出钱，毫不含糊，他们也在战后获得了回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西乡从道、松方正义等鹿儿岛人都在明治政府担任要职，大久保更是在西乡下野后成了明治政府的首脑。鹿儿岛人的性格黑白分明，当他们赞成一件事时可以为此牺牲，当他们反对一件事时也可以为此舍命，他们既没有佐贺人的市侩，也缺乏长州人的变通，他们既热情洋溢又不可理喻。　　在“求学”的名义下，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武士聚集到西乡麾下，从而形成了一股反政府势力。这些武士具有鲜明的愤青气质，他们是愤青中的愤青，他们把一切社会矛盾归咎于“奸人当道”，并立志改变这种“有司专制”的黑暗现实。这批青年主要是鹿儿岛人，他们继承了祖先的传统，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他们四处传播反政府言论，并成功地影响了当地政治。到明治九年（1876），鹿儿岛县已经成了明治政府内的独立王国，其既不向东京上缴税金，也不执行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　　当此之时，天下并不太平，与西乡隆盛一起下野的板垣退助于明治七年（1874）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要求政府开设民选议院，企图以和平手段分享政权。同样因征韩论而下野的江藤新平则于下野次年回到家乡佐贺率领2500多名武士发动叛乱，目的是要求政府调整中央人事、停止现行改革以及恢复士族俸禄。明治九年（1876），九州岛的另外两个县熊本及福冈也出现了武士叛乱，不过其规模都不大，只几百人参加而已，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将闹事首领处以极刑。　　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江藤新平均因征韩论而下野，他们下野后的作为不同、手段各异，但目的相同，他们都想拯救一度为天之骄子现在却一贫如洗的下级武士。他们不愿放弃这个使命，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武士身份， 他们的价值观建基于这个身份。失去了这个身份，他们便不认得自己了，他们注定要成为最后的武士。
　　不更了么？　　
　　@会飞的裤衩儿 604楼
18:43:13　　不更了么？　　-----------------------------　　刚才刚更完啊，现在是《第四章：西南战争》，刚开第一节。
　　为了看这篇，下载了最后的武士看看　　
　　汉削藩，七王之乱；明削藩，靖难之役；清废藩，三王之乱。唐不废藩，也有安史之乱。这几乱，皇帝对藩王的优势都是绝对的，削藩的手段还没有那么狠，都打得天下大乱，为什么日本就可以不流血的废藩？　　......　　-----------------------------　　@安彦良和
　　-----------------------------　　这与中国不同啊，中国自秦始皇之后就没有真正的藩了。而日本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到明治维新的时候，大多数藩都财政困难。而明治政府废藩，除了给地位，还给公债。许多人靠公债利息就生活很好。而中国历来没有诚信，都是赶尽杀绝，所以都是互相不信任，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2.有司专制　　明治六年政变后，大久保利通成为了日本政坛的核心，他开启了一个有司专制时代。　　大久保利通也是鹿儿岛人，与西乡隆盛是老乡，年纪比西乡小两岁。大久保的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母亲是医生的女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中产家庭。在二十岁之前，大久保的人生颇为顺遂，他自幼勤奋好学，还通过外祖父接触了兰学，十七岁便进入藩府任职，做记录所书役，与西乡的工作类似。在大久保二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因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而被藩府流放外岛，他本人也因之而丢了藩府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这是大久保人生中的第一次逆境。　　逆境催垮弱者，但可以造就强者。大久保利通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顽强地为自己和国家寻找着出路。一个人，只有在落难时，才能把这尘世彻底看清，才能懂得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世态炎凉，也才能明白对谁好是有用的，做什么是徒劳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大久保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冷酷的心。　　后来，大久保利通结识了西乡隆盛，二人联合藩内40多名志士组成“精忠组”。这帮不得志的下级武士经常聚会，谋划着他日东山再起。1853年，佩里率黑船叩关日本，萨摩藩的藩主也正换人，大久保被新藩主重新启用，后来升任步兵监督。井伊直弼上台后，萨摩藩政再次变天。面对剧变，西乡隆盛一度跳海自杀，后被救起，大久保利通则选择了直面惨淡的现实，并从中寻找扭转时局的机会。　　再后来，大久保利通与大部分维新志士一样，先是支持“公武合体”，然后掀起倒幕运动。大久保联合岩仓具视借助天皇权威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明治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参与一职。明治二年，中央政府进行了官制改革，在太政官下设置主管专项事务的省厅，大久保担任大藏省的首长，主管财政事务。明治四年，大久保利通与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山县有朋等合作，以武力为后盾废除了藩国，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此之前，大久保曾与民部省的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合作，修筑国有铁路并改革货币制度。在完成了这一系列政治铺垫后，大久保随岩仓使团外访欧美，寻找富国强兵之道。　　在近两年的对外考察中，大久保利通总结出了一整套施政纲领，他以德国经验为蓝本，效法俾斯麦的铁血精神，通过全面整合现有资源，实现日本的大国梦想。　　大久保利通是被太政官大臣召回国内的，当时，征韩论已将政坛分裂成两派，若没有强大的阻止力量，日本必将走向对外战争。大久保利通回国后联合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隈重信等发动政变推翻西乡隆盛政权。政变后，明治政府成立内务省，主管内政改革，下设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土木、地理、测量等寮司，大久保亲自担任省卿。内务省隶属于太政官，与大藏省、民部省、外务省等属同级部委，不过，在现实中，其他省卿都要接受内务卿的领导。大久保的上面还有三位领导，为首的是明治天皇，其次是太政官大臣三条实美，再就是右大臣岩仓具视。天皇是个象征，一般不参与政务，三条和岩仓都是公卿，他俩更像是监管者而非执政者，大久保也就因之成了某种形式的独裁者。　　大久保利通具备独裁者的气质，他既够明智又够狠毒，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不识大局，也不像木户孝允那样婆婆妈妈，与伊藤博文相比他更加强悍，与山县有朋相较他更加无私。对于反对者，他的政策只有一个——镇压，不论亲疏。大久保将自己视为全日本的领路人，他急不可耐地要实现富国强兵，他是那种只要认定了目标就一路狂奔的人，歇一会儿都不行。在这一点上，他和其昔日政敌井伊直弼毫无二致，二人的结局也如出一辙。　　大久保利通是一个行动派，他是第一个留短发穿洋装觐见天皇的人，在外访回国后，他更是将胡子留成了俾斯麦式，以此来标榜他改革的决心。许多人都嘲笑他是“萨摩红薯”，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香蕉人”，大久保一笑了之：老子就黄皮白心，怎么着吧？　　大久保利通掌权后推动了一些列改革，涵盖产业、财税、兵制、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时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也因之成了所有被改革对象的公敌。下级武士是被改革的重点人群，武士们对大久保的痛恨尤为强烈，他们将现行政治定名为“有司专制”。板垣退助在明治七年如是抨击当局，他说：“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渐失其尊荣，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于私情，赏罚出自爱憎，言路壅塞，困苦无告。”　　对被统治者而言，大久保利通的政策的确不够友好，它力度过大且缺乏弹性。新政府在明治初年曾在中央设置集议院，在地方设置地方议会，以践行《五条誓文》中“广兴会议”的誓言，企图以此拉近与民众的关系，进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然而，事与愿违，无论是集议院还是地方议会都对政府持批评态度，政府也就逐渐废弃了这两个机构。大久保对西方的经济繁荣很是倾慕，但对其政治架构持保留态度，他不认为在当下民选议会会成为支持国家发展的力量，相反，他认为那是分裂族群的利器，不但不能给予鼓励，而且要拼命打压。　　大久保利通的治国思想有类于今人的减肥思想：对于一个想要减肥的人来说，饿肚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大久保的严酷政策施加于所有人，他对农民心狠手辣，对武士也毫不仁慈，并不顾及昔日的情面。在他看来，不勒紧裤腰带怎么赶美超英？ 　　大久保利通对农民的苛榨引来了大规模反抗，维稳费用因之高企，士族阶层也趁机作乱。在四方攻击下，大久保政府极不情愿地降低了税率，终于与农民实现了和平。其与士族的关系则一直紧张，大久保将士族视为财政包袱，一直试图减停秩禄，双方不可能和平。　　听过这么一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中你寸步难行。笔者想，当时的武士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境。在倒幕之初，志士们都以为推倒幕府后大家就有出路了，可没想到新时代的日子更加难捱。最让下级武士难以接受的是征兵令和秩禄处分，前者使武士失去了工作机会，后者使武士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不断地抱怨大久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今人将独裁视为一种罪恶，将独裁者视为某种罪人，这是一种西方现代道德观。持这种道德观的人大概已经忘了，西方在转轨入资本主义体制时都经历过独裁，就连英国都出了大独裁者克伦威尔。一国走入独裁体制，与其说是出了坏蛋，还不如说是产生不了好蛋。与坏人相比，好人通常显得无能。其实，这是可以合理解释的，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是道德，而很多社会问题需要用技术来解决，还经常会触碰现有道德，这就需要当权者具备冲破道德的勇气，也就因之成了公众眼中的“坏人”。　　大久保利通就是这样一个“坏人”，为了日本的未来，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他自己。大久保所效忠之对象乃未来之日本，他对当下的活人缺乏同情，严酷的现实也不予他这种心境。在当时的背景下，日本要获得出路，就必须有效整合现有资金及人才。及至明治政府成立，商人阶层已濒于破产，本土也缺乏懂得新兴工业的人才。在这种局面下，唯一有能力获得资金及培育人才的只有政府，因此全日本都期待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央权威之建立有赖于天皇蛰伏的权威，然而若让这种权威继续下去就必须依靠业绩，改善财政也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向农民征收重税是开源，减停武士俸禄是节流，都是为了积累原始资本。时代呼唤一位政治强人，以铁腕手段主持全局，为日本杀出一条血路，大久保承担了这一角色。　　日本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从某个侧面讲是消除封建割据的过程，割据与独裁势不两立，而下级武士是一种割据的遗迹，双方的冲突和决裂无法避免。当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开办私人军事学校时，东京的大久保利通就在想：老哥，你想干什么，你要走多远？
　　楼主看东西很客观在理，楼主加油
　　果断收藏
　　shoucang
　　回复第603楼(作者:@迟玉德 于
17:15) 　　第四章：西南战争 　　1.最后的武士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 ==========恰恰相反，我觉得不想死的意外死了，那才是悲剧。作死的把自己作死了叫顺其自然。　　
　　插图：　　　　《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海报
　　插图：　　　　大久保利通()肖像油画
　　顶啊，养肥再看 .
　　对不住大伙儿，更新出现错误，更了两次全是问号“？”，明早再试。
　　@迟玉德 622楼
23:12:00　　对不住大伙儿，更新出现错误，更了两次全是问号“？”，明早再试。　　-----------------------------　　神了，这是怎么个情况？
　　3.西乡起兵　　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其实文学和历史差得很远。写小说的人虽然也要体验真实生活，但绝不会为现实所羁绊，更不会像历史写作者那样执着于考据。小说家所追求的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感受的真实，他们所宣扬的是善恶与美丑，不是真相和智慧。喜欢历史的人则不同，他们通常纠结于真相，每读一段历史就会问一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严格来说，历史永无真相。因为，所谓的“真相”不过是前人的纪录，难道前人就不会骗人吗？即便是最正直的史学家，在写史时也难保不受外在压力与内在感受的扰攘，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际。东方历来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后朝编纂前朝的历史，胜利者撰写失败者的历史。然而，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官方历史全是鬼话。要知道，一句谎言需要十句谎言来圆，将成系列的鬼话编得严丝合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西南战争是日本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内战，明治政府也给出了最终剧本。关于战争的经过，参战双方没有什么分歧，但关于战争的起因两边各执一词。反对政府的人相信，西乡隆盛之所以起兵是因为大久保利通派人暗杀他，《最后的武士》就是照此编排的。明治政府当然不承认暗杀之说，它认为那完全是西乡的学生为“师出有名”而编造的故事。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笔者的答案是人性和逻辑。　　大久保利通确曾向鹿儿岛派出特工队，以监视西乡隆盛的一举一动。大久保是一个当国者，他不能对境内的反政府势力不闻不问。西乡大张旗鼓地开办私人军事学校，招募并培训具有反政府倾向的青年，鹿儿岛也在其影响下渐趋独立。对于这种分裂行为，恐怕最温和的当权者也无法容忍，大久保侦察西乡并无不妥。　　但笔者很难相信大久保利通会暗杀西乡隆盛，这于情于理都讲不通。大久保和西乡是老乡，二人曾为患难之交并长期共事，此等友谊非同一般，即便是心黑手狠之人，也不能对此全然不顾。要知道，冷酷之人通常缺少朋友，也就对朋友格外珍惜。排除西乡政治影响力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灭口。再者说来，大久保自己就是鹿儿岛人，他能完全不顾及家乡舆论？从理性方面分析，大久保是一个监国者，当家自知柴米贵，他有宏大的改革计划，所有事业都需要资金，而他的国库捉襟见肘，他怎么会蠢到要主动挑起一场烧钱的战争呢？　　事实上，大久保利通不但不想挑起战争，而且在极力避免战争。大久保心想，西乡未必有造反的决心，江藤新平起事时他就没有掺和，不过，私学校的学生就不一定了，那帮愤青满嘴都是硝烟。对于造反的人来讲，有两样东西最重要：心中的反意和手上的家伙。大久保无法消除愤青的反意，也就只能拿走他们的家伙。明治十年（1877）初，大久保想要将鹿儿岛的军火转移至大阪，不料，这个消息被私学校的学生得知，他们怒不可遏，遂攻击鹿儿岛军火库，还上街纵火行凶，一场骚乱和反骚乱由此展开。　　当学生们挑起事端时，西乡隆盛正在鹿儿岛以南的离岛打猎，他想远离愤青好好静一静。下野几年来，西乡对政府越来越有意见，归国派的政治诺言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內治了半天，既看不见繁荣，也觅不到富强，各阶层的反抗此起彼伏，甚至比江户时代更严重，这样一个无能的政权有什么资格统治国家呢？最让西乡无法接受的是大久保对西南士族反抗的血腥镇压，这个朝廷就是咱西南武士打出来的，打天下的人难道不应该坐天下吗？瞧瞧现在坐天下的都是些什么人，东京哪里还是帝国首都，那分明就是长州藩府嘛！一帮蝇营狗苟的官僚加上一群恬不知耻的商贩把持着国政，昔日的神国沦为了今日的卖场，这难道就是志士们舍生忘死的回报？　　下野后的西乡隆盛成了一位悲情英雄，所有不得志的人都聚集到他的身边。在一帮愤青的包围下，西乡也曾想过擎起“义旗”，但他毕竟不再年轻，他已经快五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锐气会被逐渐磨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古英雄出少年”。西乡的门徒书生意气，他们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既无家当又无名誉，大不了一死；西乡就不同了，他有太多东西需要挂怀：他是开国元勋，到哪都受尊敬，一旦反叛，名誉何存？再者，他如今的日子过得挺不错，有钱有闲有面子，他一辈子也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一旦与当局决裂，这样的日子就彻底没了，家人也要跟着受连累，这样做值得吗？当然，武士不能有过多私欲，武士之道克己奉公，但挑起内战真能拯救国家吗？万一内战一发而不可收拾，皇国日本该怎么办？到那时，他西乡隆盛岂不成了误国害民的罪人？日本人打日本人，不到万不得已，这仗是不能打的！　　大久保利通不想要战争，西乡隆盛也不想要战争，但他们最终还是你死我活起来，这就是命。　　（未完待续）
　　（正文接续）　　鹿儿岛骚乱发生之后，有私学校的学生赶赴离岛接西乡隆盛回市区：老师，出事了，同学们被捕了！面对此情此景，西乡仰天长叹：苍天啊，内战难道真的不可避免了吗？江藤新平在发动“佐贺之乱“前曾到鹿儿岛找过西乡隆盛，西乡当时的答复是“时机未到”；私学校的学生也经常鼓动西乡起事，他还是用“时机未到”回应；然而，这回他不能再用“时机未到”搪塞了，因为时机已到，他是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谁让他教出了这帮学生呢。　　西乡隆盛随学生返回鹿儿岛并马上招兵买马，征兵第一天就招了三千多人！西乡对新兵进行了初步操练并整肃了军纪，他还教学生们唱了一首反政府军歌。这支新老混杂的杂牌军被政府称为“萨军”，其中新兵占四成老兵占六成。明治十年（日，西乡对老兵进行了整编，主力军分七个大队，每大队又分十个小队，每小队又有两百武士，总兵力一万三千人。西乡还任命了各大队的大队长，这些大队长个个骁勇，他们曾参加过戊辰战争，有些人还在政府供过职，反政府劲头儿个顶个的强。西乡和七位大队长组成了参谋部，八人开会商讨进军路线。　　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小兵卫主张，先派两千精兵急攻邻岛长崎，那里自古就是通商口岸，战略位置重要，物资储备丰富。另外，长崎地域狭小，根本经不住猛攻，萨军很快便能得手。西南的镇台（军区）设在九州的中心熊本，政府一旦丢失长崎必抽调熊本兵力前来解围，如此以来，熊本城防必定空虚，萨军可趁机主攻熊本，政府军将在长崎与熊本间疲于奔命，首尾不能呼应。萨军一旦夺取熊本，便可控制整个九州。再之后，以九州为根据地，徐图东征北伐，即便短期不能一统全国，也可与东京政府分庭抗礼。　　这个计划没有被参谋部采纳，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桐野利秋强烈反对。桐野反对的理由不是这个计划不高明，而是它不能让萨军占据道德优势。长崎是小县，熊本是大县，面积十数倍于长崎，一个是芝麻一个是西瓜，你可倒好，让大家放弃西瓜先捡芝麻，丢人不丢人啊！堂堂义兵，应明目张胆，纵横天下，熊本守军，农夫尔，如绵羊聚群，轻易可破。不战先怯，非武士所当为！　　桐野利秋的慷慨陈词得到了其他大队长的附和，于是西乡隆盛拍板敲定了进攻熊本的战争方略。　　两天后（日），西乡隆盛在他的私学校誓师起兵，他自任“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反叛旗号“新政厚德”，进军方向熊本城。　　一天前，萨军的先头部队已在别府晋介的率领下率先出发。当天，九州岛下了一场大雪，为五十年之最。萨军踏雪而歌，那歌声如泣如诉：　　神国日本啊，　　被夷风迷住了眼，　　不顾社会混乱，　　强学异邦殖产；　　农工过活艰难，　　士族丢了饭碗；　　朝廷朝令夕改，　　国家沦为私产！　　说什么“文明开化”，　　礼义廉耻全完！　　说什么“王政复古”，　　欺世盗名的谎言！　　武士热血燃烧，　　百姓官逼民反；　　今日誓死出征，　　还我大好河山！　　第二天，西乡隆盛率领着大部队，踏着同样的雪，唱着同样的歌，慷慨出发了……
　　学习中，谢谢更新　　
　　@feitianming 625楼
15:43:27　　学习中，谢谢更新　　-----------------------------　　客气了。
　　好书来定　　
　　战略性MARK一下。
　　五万，马克。
　　4.血染九州岛　　战争没有按照萨军参谋部预料的方向发展，熊本的“农夫军”完全不是桐野利秋口中的绵羊群，恰恰相反，他们很善战而且很勇敢。　　当时，镇守熊本的大将为古干城，此人耿介正直且颇为骁勇。当萨军兵临城下时，古干城的手中只有两千农夫军，而西乡隆盛有一万武士团！　　这仗可怎么打呀？这事要是搁一般人身上，早就被吓破了胆，光是听“西乡隆盛”这四个字就得尿裤子。要知道，鹿儿岛人可是全日本最能打的，那就是近代的“秦国人”，东方的“普鲁士”，谁敢招惹他们，谁能招架他们！正因为此，大久保利通才对家乡这批军事愤青心存忌惮，他可以不在乎农民一揆，可以不在乎江藤新平，但他不能不在乎西乡隆盛。可是，事已至此，再无转圜，也只能硬质头皮直面惨淡的人生了。　　大久保利通让古干城镇守熊本也真是选对了人，这小子有一股不信邪的霸蛮劲儿，对手越强他越来精神。古干城非但没有被西乡隆盛吓到，反而相当兴奋，他看到了扬名青史的机会，他对部众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　　“唐之所以未能亡于安禄山之乱，皆因张巡守睢阳城也。现今，萨贼蚁聚祸乱，此熊本城即是睢阳，天下安危系于此城之存亡。岂能畏死而殆耻于后世？”　　这批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新军士兵听闻此言颇受鼓舞，他们心想：老大都豁出去了，咱还怕个鸟啊！咱农民世世代代低武士一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如今世道好，咱也吃皇粮了，这帮鹿儿岛武士处处看咱不顺眼，要是让这帮小子得逞了，咱还得回地里刨食！他奶奶的，太他妈欺负人了。兄弟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为了自己，为了子孙，拖住这帮乱臣贼子。政府已派援军赶赴九州，不日即到，到那时，咱和援军内外夹击萨军，灭了这帮孙子。大家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　　老子有言：“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亡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狂傲的萨军携万钧之势来袭，本以为熊本城旦夕可下，没想到这帮农夫兵这么猛。熊本守军居高临下，他们枪炮齐备，粮草充足。而反观萨军，他们没有火炮，只有步枪，他们人数是不少，但人再多也经不住狂轰滥射啊。萨军的队伍经常被熊本军射得四处奔散。战争自凌晨二时打响，打到中午时萨军连口盒饭也没吃上，一个个饿得前心贴后背。在当天的战斗中，熊本守军死了十二三人，而萨军死了五六十人，还折了一个小队长。这伤亡绝算不上惨重，但萨军那股高昂的士气没有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萨军参谋部没有进行反思，第二天他们仍强攻熊本城。第一大队的大队长篠原国干扬言：“即便全军死伤过半，也要拿下熊本城！”但问题是，此时双方基本盘无任何变化，萨军参谋部也无新的谋略，他们靠什么拿下拥有火力和后勤优势的熊本城呢？萨军主将们的答案是——靠信念！可惜现实是残酷的，信念代替不了物质，以血肉之躯强攻枪炮之城，其结果可想而知。　　萨军速下熊本的幻想破灭了，当天傍晚，参谋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留三千士卒继续围困熊本城，西乡隆则盛率领主力部队挥师北上，意图夺取马关和长崎。萨军是跨境远征，其后勤仍依靠鹿儿岛，因此不得不留部分兵力把守补给线。如此以来，萨军的兵力既分散又羸弱，这就为政府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方便。　　（未完待续）
　　（正文接续）　　在政府方面，早在2月6日，陆军卿山县有朋就密令古干城防范鹿儿岛暴动。在西乡隆盛誓师起兵的三天前，东京高层拟定了一份平叛方略，在萨军尚未抵达熊本时，明治政府就以天皇名义发布“讨贼”敕令并很快组织起“征讨军团”。征讨大军由陆海两军组成，陆军为绝对主力，海军辅助配合，其总兵力达六万之众。三菱担当了政府的海上马车夫，将军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达九州岛。　　政府军于2月25日抵达前线。截止此时，萨军仍没什么收获，也未及休整，跌跌撞撞地遭遇了强敌。遭遇地在高濑，离熊本城不远，双方对高濑展开了激烈争夺。战争打得昏天黑地，政府军依靠强大火力占据主导优势。战争自上午八时打响，至下午四时，萨军已难支持，遂全线溃退，期间竟发生了踩踏事故，那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萨军在失去高濑后已无北进之可能，他们只得退守田原坂。田原坂在高濑以东，是一座丘陵，其顶部凹陷，山道也十分险峻，两面都是断崖，是一个易守难攻的要地。这一回，萨军终于拥有了地理优势，在一路溃败中，愤青们积攒了一肚子怒火，现在终于找到发泄口了。萨军士兵是一边开枪一边骂人：你们这帮不好好种地的乡巴佬，去死吧！政府军进必伤退必死，伤亡因之猛增，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政府军足足用了十七天才拿下田原坂，其当地兵力更是消耗了一半，损失极为惨重。萨军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其伤亡规模与政府军相当。战后，田原坂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经此一役，萨军败局已定。　　在交战过程中，政府军发现：鹿儿岛人只知勇进不知后退，只善突击不善应变，要对付这帮莽夫完全可以智取。山县有朋的谋略是夺取萨军的战略补给点，使其军心大乱，然后分而歼之。此招果然奏效，萨军失去后勤供应后乱作一团，有人死战，有人乞降。　　接连的大败打蔫了西乡隆盛，在失去补给后，他更是无路可走，只得率余部逃回家乡。山县有朋率政府军穷追不舍，他与西乡在鹿儿岛东北入口处展开激战，将萨军逼到了可爱岳的夹谷之中，其可活动区域仅方圆一里。此时已是八月中下旬，西乡隆盛不甘做瓮中之鳖，决意冒死突围。他对部下说：“我军被迫穷困至此，今日只有奋死决战。值此之际，各队愿降者降，愿死者死。士为卒，卒为士，任其所欲而已”。随即，西乡烧毁了随行文件和身着的大将军装，然后怅然慨叹：“百事瓦解，俱已无用，付之灰烬，扫我尘垢耳”。　　西乡隆盛具有项羽一样的突围本领，他一路经三田井，过神门，至米良，抵横川，南下纵横上百里， 最终抵达鹿儿岛城山。此时已入九月，政府军连跑带颠终于追上了萨军，其六万大军将城山围得水泄不通。有读者可能会问，此时萨军还剩多少人呢？答案是四百！这四百个武士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中能打的只有两百五十人，有枪的只有一百五十人！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大炮打蚊子”吧。西乡隆盛明白，城山就是他的“垓下”，他的死期已经不远。　　政府军和萨军玩起了消耗战：小兔崽子们，不信饿不死你们！然而，令山县有朋失望的是，他围困了整整二十三天，这帮愤青就是不投降！西乡君就是西乡君，意志真他妈坚定，在下佩服佩服！既然你老人家不下来，那我老人家就上去了，圆你一个项羽梦吧。山县有朋指挥大军倾巢而出，对城山发起了总攻击。萨军到处大败，诸垒悉崩，尸积壑谷，血流川野。在战斗期间，萨军一百六十人战死，两百人投降，顽抗者多中途自刎。有人劝西乡赶紧自裁，以免被敌军捕获，辱没了武士尊严。不过，西乡执意要逃到大道，他说那样他就可以“从容而毙”了。可惜老天不给西乡这样的机会，乱飞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腰部和腿部。西乡自知他是到不了大道了，一切都结束了，留个体面的收场吧。只见，负伤流血的西乡徐徐跪坐，俨然正襟，然后向东遥拜，他没时间按传统仪式剖腹了，就直接请身旁的别府晋介为他介错（砍头）了。就这样，一代枭雄，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魂归故里，西南战争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不久后，一位长崎僧人为这位悲情英雄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诗曰：　　孤军奋斗破围还，　　一百里程壁垒间。　　我剑已折我马毙，　　秋风埋骨故乡山。
　　至于我们，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当局在对日态度问题上摇摆不定。战争刚结束时，做为战胜国竟然主动放弃战争赔款。跟日本好的时候，教科书中连“南京大屠杀”都可以不提；跟日本闹掰了了，又放任民众打砸自家日系车、日资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拍摄了大量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但其手法不是丑化就是妖魔化，与其说是在反思败亡不如说是在意淫胜利。另外，我们中国人始终用一种“孤立主义”的视角看待对日战争，其既无法解释日本兵何以成为“鬼子”，也无法从全局角度审视日本战败的根源。再者，由于国共的恩怨情仇和大陆的政治现实，我们抗日影视剧拍摄的宗旨既不是还原战争，也不是反思战争，更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对参战某一方的歌功颂德。　　再次是欧洲，除英、俄、荷三国，欧洲其他国家在二战中未与日本交手，对日本侵略的罪行缺乏感受，对日本军国的形成史没有兴趣。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中国人对犹太人的遭遇也缺乏同情，反尔有相当多年轻人崇拜希特勒。既然中国人不把欧洲人的苦难当苦难，那欧洲人凭什么把日本人的罪孽当罪孽呢？　　最后就是日本自己了：既然占领国原谅他们了，既然受害国也不追究了，他们自己还追究个什么劲呢？既然天皇裕仁——这个“东亚圣战”头子——都跟没事人一样，他们这些被卷入战争的平头百姓又忏哪门子的悔呢？在普通日本人看来，那些在“东京审判”中受审的文武大臣已经承担了“大日本帝国”对外犯下的所有罪行。大家——扯平了！楼主说都太对了，现在拍的那些抗日据实在没法看，这不某些人说的手淫强身，意淫强国，很佩服楼主能说出这些话，小心封帖
　　LZ更新怎么都是大半夜的~~~
　　@你干爹是谁 633楼
09:56:49　　LZ更新怎么都是大半夜的~~~　　-----------------------------　　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有感觉。
　　插图：　　　　西乡隆盛的私学校　　　　这就是那位要“明目张胆、纵横天下”的桐野利秋大队长。　　　　别府晋介：率领萨军先头部队的就是此君，砍下西乡头颅的也是此君，他象征性地开启了西南战争，也象征性地结束了它。
　　插图：　　　　《最后的武士》所展示的政府军样貌　　　　熊本城楼　　　　西南战争概略图：时间、战役和路线都有。　　　　田原坂萨军壁垒　　　　西乡隆盛退回城山路线图　　　　西乡的“垓下”——城山
　　插图：　　　　九州岛略图　　找找鹿儿岛、熊本、高濑、田原坂、长崎、下关（马关）、可爱岳和三田井吧。
　　@迟玉德 　　先马后看
　　5.一个时代的终结　　西乡隆盛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最后的武士们以悲壮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西乡在起兵时打出的旗号是“新政厚德”，按理说，这是一句极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然而，除九州少数几个县外，全国其它地方没有发生武装起义。大久保时代的确不令人满意，民众也觉得新政府刻薄寡德，农民和武士时有反抗，但双方并没有持久对抗的资本。大久保利通激进推行改革也有其苦衷，艰难的时局不容他慢慢来。这位独裁者虽不够厚德但至少有新政，而西乡隆盛有什么呢？　　西乡隆盛以“公义”标榜自身，他的座右铭是“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但治国不是布道，政治正确不等于现实可行。以财税为例，假若不跟农民征收重税，不把武士俸禄停掉，新政府拿什么富国强兵呢？发国债没人买，征重税全反对，借外债你发难，你说——该怎么办！征韩吗，然后呢？ 　　武士阶层是武家政治的产物，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谋生技能脱胎于旧社会。武士们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满脑子都是“大义名分”，忠义是他们的根本，荣辱是他们的生命。经过几百年的积淀，武士阶层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武士道。　　武士阶层虽为统治阶级但生活并不富裕，他们是领薪的公务员，没有发财的可能。他们也不以发财为追求，他们虽与商人有一定融合，但从骨子里蔑视商人文化。从本质上讲，武士文化与商人文化是对立的，一个迂阔高渺，一个现实功利，双方追求的价值完全不同。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武士阶层不太能适应商业社会，每到商业大发展时他们的生活就陷入困顿。　　武士是藩主的附庸，其谋生及价值全赖藩主所赐，没了藩主便没了武士，而没了将军也就没了藩主。将军、藩主和武士乃是同一体系的不同等级，推到了将军便推到了藩主，消灭了藩主也就消灭了武士。当下级武士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倒幕运动时，他们并不明白这场运动的真意，他们还以为自己就要上位了。时代对武士们是仁慈的，它给过他们顺应潮流的机会。然而，西乡隆盛等人不愿转变，他们抱着孔孟之道不放，以旧道德为工具抨击新时代，他们真的是为日本而战吗？　　大久保利通应时代呼唤而上台，他决绝地抛弃本土文化、热烈地鼓吹西方文明，他和他的官僚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新时代的一切。这些人同样出身于下级武士，不过，他们已经抛弃了迂腐的理学，不再把义利对立起来。在新时代，“利”就是“义”，发财就是高尚，哪怕这财发得不清不楚。传统武士难以接受这种充满铜臭味的新型道德观，江藤新平就是因为看不惯官商勾结才发动佐贺之乱的。这位“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至死也不明白，他们这些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最终意义无非让权贵资本家赚钱。　　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同情大久保利通，因为我们讨厌权贵资本主义。可是，回望历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若当时没有权力和资本的勾搭连环，日本连资本主义都不会有！西乡隆盛不会明白，他所生活的时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他们更富！西乡是一个披着道袍的武士，他与时代格格不入，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毁灭。　　西乡隆盛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而他却试图寻找一种永恒的寄托。西乡是一个豪杰，但不是一个智者，他性情冲动且过于爱惜羽毛，他既不能给国家以出路，也不能给灵魂以出路，除了战死疆场外，他似乎也没有别的归宿。　　更可悲的是，西乡派临死都没能看透他们的悲剧。那个否定“先攻长崎后取熊本”战略的桐野利秋，直到被围困城山时，还幻想着突出重围东山再起。萨军领导层把自身的失败归结为战术错误，他们不明白，西南战争不是正邪之战，而是进退之战，他们注定得不到支持。与其说西乡隆盛是战死的，还不如说是被抛弃的，被上天抛弃，被时代抛弃，被人民抛弃。　　西乡隆盛以“新政厚德”为旗号起兵，然而他的军队在战争间公然抢劫，还逼迫那些一向为他们鄙夷的农民参军！九州的百姓也因这场战争而流离失所，萨军所到之处是怨声载道，西乡光辉伟岸的形象也彻底坍塌，没有人希望他们赢。　　西南战争的本质是一场地方叛乱，而非路线之争，西乡隆盛压根儿就没有政治路线。熊本守将古干城将这次内战比作“安史之乱”，也算是一语中的。　　大久保利通在得知西乡死讯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最强劲的对手终于倒下了，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推倒一世开拓万古了。　　大久保利通以俾斯麦为师，以铁血手段推行维新改革，他的敌人和他的成绩一样的多。支撑大久保走下去的是一种信念：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若不经过铁和血的淬炼，怎么可能从思想上清醒；一支农民组成的军队，若不经过泪与火的洗礼，怎么可能从灵魂上忠勇！永别了，西乡君，你带走了一万多条人命，也留下了一座丰碑，至于是非功过留待后人置评吧。　　人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从改元明治（1868）到西南战争（1877），十年过去了，大久保利通从三十八岁走到了四十八岁，他为日本贡献了一个男人最壮丽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尤其是最后四年，大久保推动了不少改革，但他对维新成绩很不满意，现实与梦想的距离仍太过遥远。好在现在反对派都被打服了，为今之计，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了。　　明治十一年（日清晨，福岛县知事山吉盛典到大久保家汇报工作。福岛县正在建设一个疏水工程，主宾二人相谈甚欢，末了大久保对山吉说：　　“维新以来已经十年岁月，内外事件频发。不肖利通担任内务卿以来未见政绩，实在不胜惭愧。现在是内外安定，此时正欲努力贯彻维新的盛意。要达到此目的，不得不以三十年为期。　　假如将它分为三期，明治元年至十年为第一期，还是创业期。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为第二期，确实这是最重要的时期，整顿内政、充实国力就在此时。利通虽然不肖，但欲排除万难完成此志。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的十年为第三期，这是守成时期，等待后进的优秀分子继承大业。”　　山吉盛典诺诺称是，然后告别了长官。大久保利通送走山吉后乘马车去太政官上班，他是一个勤奋用功的人，乘车期间都不忘浏览公文。早八时许，马车经过曲町清水谷，忽然有六名刺客窜上马车，他们挥刀乱砍，大久保身负重伤，没多久便断了气，时年不满四十八岁。　　临死前，大久保利通仿佛听到了天籁之音：　　日本，请加快你前进的步伐，追一追你的梦想；　　日本，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灵魂。
　　赞！　　
　　@迟玉德 43楼
20:39:45　　插图：　　　　马修·佩里，美国海军准将，黑船来航的主角，打开日本国门的人。　　　　黑船来航　　　　黑船来航时的江户武士　　　　德川幕府破例在江户接受佩里递交国书。　　/p/m/.jpg......　　-----------------------------　　難得看見這麽詳細的對日本的分析和解讀，辛苦了，加油！
　　楼主的资料确实祥尽　　
　　追上　　
　　日本的近代史写的精彩，值得顶一下　　
　　6.别了，武士道……　　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的消息很快便传到宫中，明治天皇震惊不已，悲痛万分。到这一刻，维新三杰全部离世，木户孝允在西南战争结束前四个月就病死了，临终前还念叨着：“西乡，适可而止吧！”这三个人年龄相仿，其中西乡最大，木户最小，他们三人奠定了明治皇朝的基业，可惜无一人能活过五十。　　维新三杰是明治志士的代表，是下级武士的总发言人，他们在时代的大变革中崛起，又在时代的大变革中陨灭，没有一个能寻找到出路。在明治六年政变中，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站在一起，不过没过一年两人就因征台问题而分裂，之后时分时合。木户也反对大久保的激进改革，他主张降低农业税并给予士族适当的政治出路。即便是要跑步进入资本主义，那至少也得吃饱喝足、穿双好鞋不是？大久保可没有这么好的耐心，他也不认为妇人之仁是真爱国，如果连国家都没有出路，个人前途又在哪里呢？ 西乡与木户与大久保不同，后二者所争论的是如何进入资本主义，而西乡关注的是如何保住日本精神。这种精神被今人称为武士道，它是以“义、仁、勇”等为核心价值的一整套意识形态。　　几百年来，武士道规范着士族的行为、协调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并升华为统治阶层的信仰。在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是“义”的代表，木户孝允是“仁”的代表，大久保利通是“勇”的代表。从内心出发点来讲，西乡之“义”、木户之“仁”、大久保之“勇”都是为了爱国。如果是为了自己，他们早就急流勇退了，当富家翁不是很逍遥嘛。　　伟大人物与凡夫俗子的区别在于，伟大人物不只是为自己而活，也不只是为今世而活，他们有恒久且非功利的精神追求。大久保利通追求富强，木户孝允追求和谐，西乡隆盛追求正义。 其中，只有大久保的理想可以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物质主义，它以创造物质为出发点，也以之为归宿，其创造物质的系统乃是一种高效组织，可以支持军事的精进，因此，发展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富国强兵。　　和谐嘛，就很难做到了。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在此期间利益要重组、身份要转换、信仰要颠覆，怎么平心静气，怎么安定和谐，不打起来就不错了！　　至于“正义”，那不过是一个农耕社会的虚伪口号。一个武士可以平白无故地杀死一个平民而不用负法律责任，这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西南战争中，西乡隆盛领导的萨军既强抢民财又生拉壮丁，政府军也好不到哪去，双方拼死一战不过是为了争夺利益。如果西乡真是为“厚德”而战，那他早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他起兵出发时带走了上万人，回来时只剩四百人，民心所向不是很清楚了嘛。在人类全部的历史中，统治模式无非两种，要么是身份统治，要么是货币统治。在迷恋“正义”者的眼中，身份统治下的社会秩序总是比货币统治下的更正义、更和谐、更有人情味。　　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的理想差别不大，他只是反对为改革而民不聊生。改革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否则它的意义何在？木户是大久保的消极反对者，西乡则是积极反对者。西乡隆盛根本就看不出大久保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他在下野后不久便作了一首反诗，其诗云：　　独不适时情，岂听欢笑声。　　雪羞论战略，忘义唱和平。　　秦桧多遗类，武侯难再生。　　正邪今那定，后世必知清。　　西乡隆盛对政治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急速的社会转型使得下层人民迷茫不安，在这个曾经许诺给他们“解放”的新朝里，没有保障，没有关怀，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不过是剥夺与被剥夺、欺骗与被欺骗、利用与被利用。今后，再也没有无价的高尚，一切将沦为商品！　　西乡隆盛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社会现实，然而他也没有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武士道是一种疏阔、庞杂的精神体系，它是诗歌而不是哲学，是情怀而不是思想。武士道从日本狭小的三岛生长出来，它的真身乃是神道，只不过穿上了儒家的衣服。武士道是秉性粗野且强壮有力的勇敢男性的哲学，这些人感情冲动而富有行动力，他们既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栋梁，又是摧毁幕藩体制的先锋。没错，日本的资本主义是由武士道推动的！无论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还是大久保利通，无一不是为了摆脱“劣等国家”的名誉感而战。大久保推行殖产兴业也不过是为了获得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名誉感，如果获得这种名誉感需要发展资本主义，那他就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然而他本人并非商人，他和蒋介石一样喜欢清苦。大久保践行武士道的方式就是西化日本，他的道德基点与木户与西乡并无不同。　　新渡户稻造也在他的名著《武士道》中说：　　“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我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　　迄今为止，几乎还看不到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形成上所作出的贡献。　　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　　信奉武士道的志士们推动了一场维新变革，等运动展开后他们才发现社会越来越偏离武士道，它越来越世俗化，既充满铜臭又俗不可耐。以前是武士道主宰町人文化，现在是町人文化主宰武士道。一位落魄武士可以因自己的信仰而在被雇时多要几个钱，仅此而已。我们不得不慨叹：在经济社会，一切将被侵略，包括爱情，包括武士道！　　到明治十年（1877），最后的武士们在新朝的生存竞争中已经一无所有，他们退无可退，他们不想被淘汰，于是以生命为赌注，向那个注定降临的时代发起了最后的抗争。他们的信仰是：与其卑微地活着，不如名誉地死去，就像樱花那样，在凋零时仍纯洁而芬芳。
　　又更了　　
　　顶~~~~~~~~~~~~~~~　　再定~~~~~~~~~~~~~~~~~~
　　更正：　　第五节《一个时代的终结》倒数第五行“马车经过曲町清水谷”之地点更正为“纪尾井町”，此地位于纪尾井坂付近，故此次暗杀又称为“纪尾井坂之变”。
　　看过的写日本近代史最客观最睿智的文章　　赞！！
　　7.独裁者的国葬与反叛者的雕像　　暗杀大久保利通的刺客来自中南部，他们是征韩论的信徒，对西乡隆盛持同情态度，对现政权十分不满，此次暗杀既是报复又是警告。暗杀团首领为岛田一郎，他在行动前写了一份《斩奸状》，行动后将其留于现场。岛田列举了大久保五大罪状：　　其一、杜绝公议，抑压民权，以政事为私；　　其二、法令滥施，请托公行，恣张威福；　　其三、兴不急之土木，以无用之修饰为事，以徒耗国财；　　其四、疏远慷慨之士，嫌疑忧国敌忾之徒，以酝成内乱；　　其五、误外国交际之道，以失坠国权。　　此外，岛田还严厉指责了当局，说“近来政府发出禁令、设立规则，都不问人民的得失，只看是否方便官吏”，他列举了官商勾结的种种证据，最后责骂道：你们这帮贪官污吏，只知道吃喝玩乐、苟且偷安，简直就是人民公敌！“我们商议策划就是为了斩除奸贼，现在要斩除的有木户孝允（时已故，此文应作于之前）、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这些是最坏的。其他如大隈重信、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川路利良，也是不可赦之人。至于岩仓以下的那些人，相信会遭到因我们的行动而奋起的志士们的惩罚，所以此辈不久将难逃被斩灭的命运。”　　这份斩奸状文风慷慨激昂，与其说是一篇辩护文，不如说是一篇宣战书。明治政府严肃处理了此事，岛田一郎被以“国事犯”的身份斩首。这光“压邪”还不行，还要“扶正”。在大久保被杀次日，政府追赠其为右大臣正二位官阶，并赐予其国葬待遇。当时西南战争结束仅半年，政府财政十分紧张，但它坚持举办国葬，这也是明治皇朝第一场国葬。　　大久保利通是一位铁血宰相，他的人缘可不好，只有权贵参加他的葬礼。国葬的气氛庄严肃穆，参加者个个神情凝重，人们缓缓将大久保灵柩送至青山墓地。一路之上，送葬人群思绪万千：回顾过往十年，维新的确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官民之冲突已经到了你死我活，每个人都在问，强人政治还能走多远？　　大久保死后，伊藤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其胜出的理由有四：　　首先，伊藤出身于长州藩，明治政府就是由萨长联盟主导建立的，萨长藩阀自然主导了新朝的政治；明治六年政变后，西乡隆盛下野，萨摩官员大量出走，其派系势力走衰；现如今，萨摩藩出身的大久保死了，这内务卿的宝座轮也该轮到长州人坐了。　　其次，伊藤是文官，且出过国，资格也老，比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和井上馨都更有威望；　　再者，伊藤孤傲不群、务实合作，他既不像山县有朋那样拉帮结派，也不像大隈重信那样天真任侠，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　　最后，伊藤的个性较大久保柔和，他懂机变会妥协，很适合领导当下局面。　　对伊藤博文而言，士族再度挑起叛乱的可能性已不大，他更担心的是自由民权运动。西乡死后，武斗派与民权派合流，他们以英法政治理论为武器，要求政府开设民选议会并设定时间表。大久保的国葬更是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冲天的怨气到处传染，逐渐发展成一股怒潮，在之后持续十数年，其影响遍及全境。为西乡隆盛平反成了所有人表达不满的政治武器，而萨军在西南战争中的恶行被全面淡忘。在公众的脑海中，西乡隆盛成了一个至义至仁至勇的伟人，就算这个伟人有错误，那也是让大久保给逼的。总之，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政府接下来要怎么办，要如何既推进维新改革，又缓和社会矛盾，如何对付日益壮大的民党势力，这是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严峻课题。　　在文官反思的同时，武人也在反思。参战的新军不能忘记这场战争，这些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庶民兵被萨军身上的勇武精神彻底震撼了。在西南战争期间，政府总共派出了六万大军，其装备精良、后勤充足，而萨军只有三万临时拼凑的人马，西乡的嫡系部队仅一万三，他们枪支不足、没有火炮且财力薄弱，两军的实力极为悬殊。然而奇怪的是，萨军居然和政府军打了个平手，其死亡人数居然比政府军还要少！政府军高级将领明白，他们得以取胜不过靠狂轰滥射，这种胜利没什么值得夸口的。而反观鹿儿岛人，他们横冲直撞，不顾死活，简直称得上“冥顽不灵”，那么，是什么让这帮愤青像打了鸡血一样舍生忘死呢？　　战后，当新军回顾短兵相接情形时，他们仍心有余悸。当时，步枪还不能连发，打完一枪后要先清膛再拉栓，得小半分种后才能打另一枪。在山林交战期间，缺少弹药的鹿儿岛人就利用这时间差杀敌，他们向凶神恶煞一样突然窜到你的面前，挥刀就砍，新军士兵的人头在山林间到处滚落。政府军为减少不必要伤亡，决定使用当时极为罕见的机关枪，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呢。军方高层在想，若是鹿儿岛人也拥有同等装备，那谁生谁死谁成谁败呢？再进步一步想，鹿儿岛人的内在精神难道不是一种更强大的战争武器？　　西乡隆盛是鹿儿岛精神的化身，他的一生是践行武士道的一生，他不仅被普罗大众所喜欢，对明治天皇亦有影响。西乡为人刚毅果敢、大胆豪爽且不屈不挠，这样一种人格很容易打动年轻人的心。到西乡败亡时，明治天皇也不过二十五岁。西乡曾成立保卫皇宫的近卫军并亲自担任都督，他还陪明治天皇观摩军事演习。西乡迷恋传统，当大久保以洋装亮相时，他以和服示人，当大久保向全国鼓吹西学时，他告诉天皇要多习儒学，做到俯仰不有愧于天地。而今，西乡死了，大久保也死了，明治天皇怅然若失，他已经为大久保献上了国葬，他是不是也该为西乡做点什么？　　随着西南战争的远去，全面否定西乡隆盛越来越难以做到，西乡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化身为一种象征，既代表下层不满，又代表武士精神。明治政府则既要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权运动，又要为对外扩张做准备，因此，它既需要一种民意支持，又需要一种军人精神，西乡问题无疑是其最好的政治工具。　　明治二十二年（1889），天皇发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特赦西乡隆盛，还追赠其正三位官阶。又八年后（1897），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像竣工，这位枭雄自此得以接受世人瞻仰，在雕像的碑文上刻着这样七个字——代表日本的伟人。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西乡隆盛的遗孀在雕像揭幕时刻大喊：“我丈夫不是长这个样子！”据明治政府说，西乡隆盛十分讨厌照相，因此没有留下写真，他的雕像依据他的胞弟西乡从道和亲戚大山岩的模样综合而成。雕像中的西乡隆盛是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类似睡衣的和服，腰间挎着一把武士刀，左手扶着刀，右手牵着狗。望着这尊雕像，你非但起不了敬意，反尔很想发笑，心想难道这厮就是叱咤风云的西乡隆盛？　　需要说明的是，明治政府并没有替西乡隆盛平反，而只是特赦了他。换句话说，西南战争仍被定性为叛乱，而西乡本人依然有罪。可是，政府的这种意思能得到民众的准确理解吗？它既为大久保利通献上国葬，又为西乡隆盛立起雕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向世人发出何种政治信号？我们知道，伟人的雕像从来都是代表某种精神。那么，明治政府想要立起一种什么精神呢，它又将借助这种精神把日本引向何方？
　　".....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物质主义，它以创造物质为出发点，也以之为归宿，其创造物质的系统乃是一种高效组织，可以支持军事的精进，因此，发展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富国强兵。"　　资本主义能救中国吗？换句话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吗？请楼主明示。
　　每天一顶~
　　@春天行者 659楼
13:19:45　　".....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物质主义，它以创造物质为出发点，也以之为归宿，其创造物质的系统乃是一种高效组织，可以支持军事的精进，因此，发展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富国强兵。"　　资本主义能救中国吗？换句话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吗？请楼主明示。　　-----------------------------　　本文所指之“资本主义”乃现代商业体制，即一种以货币为主导的组织体系，这种定义与意识形态无关，因此，我们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当然，你也可以叫它“社会主义”，这不碍事）转轨的运动之中。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种趋势无可更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逆转此种潮流，因此，探讨“什么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现实意义。　　再者，足下之所谓“救中国”是何具体意义？是创造财富，是增进国防，是提升民生，还是别的什么？　　本文反复提到，资本主义有三种技术性格：即资金的活用（金融体系）、经理人的活用（劳工法及企业组织），以及公共服务的活用（会计、律师、通信、交通、传媒）。资本主义的组织架构较传统社会更紧凑，其上层为一全能型政府，下层能自我组织营运，上下之间联系通畅，整个社会宛如一体。也就是我说的“国家即公司”。我们今天所有作为的历史意义也不过是达成上述目标。诸君试想，难道我们还能创造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全新体制？　　当然，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一次蜕变，会带来严重的紧张关系。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缓解这种紧张关系，而不是费神去幻想一个乌托邦的完美体制。我写作此书也是为了展示这不同的阶段和各种紧张关系，以让读者从日本人的经验教训中找到我们的答案。　　补充一句，独立思考比“正确答案”更重要！
　　插图：　　　　萨军出征漫画：原名为《鹿儿岛暴徒出阵图》。　　　　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雕像
　　@tgleon 657楼
17:49:45　　看过的写日本近代史最客观最睿智的文章　　赞！！　　-----------------------------　　谢谢您这么说！
　　独立思考比“正确答案”更重要！赞这个！现下太缺了……　　
　　@迟玉德 663楼
15:23:26　　插图：　　　　萨军出征漫画：原名为《鹿儿岛暴徒出阵图》。　　　　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雕像　　-----------------------------　　西乡隆盛雕像 感觉跟弥勒佛一样 好有喜感~
　　8.山县的奋斗　　西南战争是日本近代史的一个关键节点，它就像火车铁轨上的一节转轨段，把大日本帝国导向了一段全新旅程。在此之前，日本还是一个彷徨迷失的少年，而此之后，它就变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成人。帝国皇军在此战后迅速崛起，它如同一个莽撞的巨婴，将在日后给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带来深重灾难。　　山县有朋，这是笔者前文不断提到的一个名字，他就是日本陆军的缔造者，被称为“皇军之父”。山县不但是一个军事大老，而且是一个政坛教父，他是日本近代举足轻重的人物。山县的崛起得益于维新三杰离世，他是后大久保时代最大的赢家，他复活并改造了武士道。　　山县有朋出生在长州藩的一个小村子，幼名辰之助，他的父亲是一名仓库协管员。如果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还是下级武士的话，那山县有朋的爹连下级武士都不算，他只是给下级武士打杂的。江户日本是一个门第社会，山县讨厌这个社会，正如福泽渝吉所言，门第制度有如杀父之仇。　　山县家的日子向来拮据，辰之助是在清贫中长大的，他的长相也不好看，尖嘴猴腮，一张大驴脸，甚不讨人喜欢。在青少年时代，山县经常遭受高干子弟嘲笑乃至侮辱，他发誓：总有一天，他会改变卑微的命运，把那些欺负过他的人统统踩在脚下！　　山县有朋自幼习武，他特别钟爱剑术和柔道，还经常研习兵法。在十六岁那年，他在军中谋得了一份差事，当一名普通役卒，偶尔给监察员当随从。　　二十岁是山县有朋人生的关键节点，他在这一年进入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吉田松阴对山县的一生影响至大，山县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吉田的气质和思想。　　吉田松阴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浪人，他既看不到国家的希望，也找不到自身的出路，而只能在一种虚幻的自大中寻找某种精神慰藉。吉田的名言是“豪杰之人宜蓄力，慷慨之士宜练心”，又说“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这种论调很符合山县有朋的口味，亦或者说，对一个屌丝男而言，自我看重并奋发向上是出人头地的唯一办法。　　吉田松阴鼓吹“草莽崛起论”，他认为国家变革的希望不在权贵而在草莽，志士们须有为国牺牲之精神，所谓“邦家荣辱山如重，躯壳存亡尘样轻”。吉田还强烈主张对外扩张，他的梦想是将东北亚连为一大日本，但是吉田不主张蛮干，他说吾等要“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这就使他区别于西乡隆盛。另外，吉田也不像无谋愤青那样一味地排外，他说“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英美）”，换句话说，为了日本的长远利益，他可以接受与洋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吉田松阴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三个词：一、隐忍，忍世人之所不能忍；二、进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三、理智，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是一种寒门子弟的自强哲学，山县有朋完全接受了这种哲学。　　松下村塾在吉田松阴死后解散，对山县有朋而言，这段求学岁月短暂而难忘。离开松下塾后，山县回到了家乡，他二十五时（1863）升任了奇兵队军监。又两年后（1865），他率奇兵队推翻本藩亲幕府政权，并于次年（1866）参加四境战争（幕府方面称“第二次长州征讨”）。山县领导的奇兵队最终战胜幕府军，他的名声也因之而鹊起。明治元年（1868），山县有朋积极参加旨在推翻幕府的戊辰战争，担任政府军某总督的参谋，在战争中取得了不俗军功，天皇因之赐其六百石世袭俸禄。他——山县有朋——终于通过个人奋斗为自己争得了名誉！　　明治二年（1869），山县有朋受命赴英、法、德考察军事制度。这次外访比岩仓使团的外访还要早，仅次于涩泽荣一的巴黎世博行，这也就使山县成为了日本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乡巴佬山县被西方的繁华和强大所深深震撼，他详细考察了兵工厂、近代军制和警察制度。与他一起出洋考察的是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二人在欧洲考察了小一年，回国后迅疾推动军事改革。其中，山县有朋抓陆军，以德国为师，西乡从道抓海军，以英国为师。　　出人头地后的山县有朋改了名字，在明治维新前，他叫山县狂介，意思是一介张狂武夫。山县在进入明治政府前至多算一个大喽啰，他没有西乡隆盛那样的武功，也没有木户孝允那样的声名，与高杉晋作相比他缺少魅力，与伊藤博文相比他不够聪明，他既没有门第背景，又没有玉面玲珑，辈分还小，他靠什么证明他的存在呢？狂介，这个名字貌似自大实则自卑，这不过是古惑仔扮酷式的拙略手法。明治以后，山县有朋不必再扮酷了，因为他已经真牛了，他可是开国元勋啊，出过国，见过世面，还被天皇赐予了世禄，他还有什么理由自卑呢？如今，他山县需要的是朋友，因此他将名字改为了“有朋”。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明治六年（1873），西乡隆盛下台了，而山县有朋上位了，他当上了陆军卿，时年仅三十五岁。山县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征兵令》，他并没有忘记前大村益次郎因此而被暗杀，但他不会被武士们的威胁所吓倒，他又不是被吓大的。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更坚定了改革兵制的信念，他是一定要把这件事干成的！ 　　中国古人有起号的习惯，如苏轼号“东坡居士”。日本人也引进了这种雅好，山县有朋给自己起的号是“含雪”。诸君可以试想：一个大男人，口含白雪，他是在锻炼自己的意志，还是在压抑自己的怒火？对山县而言，或许这两层意思都有，他那么急切地推行征兵令难道全是为了国家？或许他的心里话是：那些曾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的武士啊，也该让你们尝尝卑微贫寒的滋味了！　　山县有朋推动建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除陆军卿外，他还兼任了陆军参谋局局长及近卫军都督。如此以来，他就完全取代了西乡隆盛昔日的政治地位。又四年后（1877），他与西乡在九州岛正面交锋，凭借着军火及后勤优势，他将一代枭雄赶尽杀绝。今后，他山县有朋可以傲视群雄了，再也没有人可以小瞧于他。这一年，山县有朋四十岁，按照孔子的说法，四十不惑。的确，他山县有朋没什么可迷茫的了，他手上有兵权，脑里有蓝图，心中有壮志：接下来，他要为大日本帝国而奋斗了，他要让大日本帝国也像他一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弟混到主宰乾坤的大亨。看着吧，会有这一天的！
　　正文超过十万字了，平生第一次，自我鼓励一下。
　　写的不错，加油！
　　写的不错
　　馬克劉明
　　插图：　　　　青年时期的山县有朋()　　　　吉田松阴()
　　感觉很好，果然大隐隐于野啊。希望楼主不是什么所谓的专家吧。
　　@迟玉德 677楼
14:06:14　　插图：　　　　青年时期的山县有朋()　　　　吉田松阴()　　-----------------------------　　这个家伙搞的陆军现役武官制搞死日本宪政了
　　@mike_yu88 678楼
16:02:02　　感觉很好，果然大隐隐于野啊。希望楼主不是什么所谓的专家吧。　　-----------------------------　　您抬举，我还真希望自己是个什么“专家”，那样就能靠个头衔骗吃骗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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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对明治维新的分析是我看的最客观的，毕竟以前我们道德化说教太多了，以致不能透析历史的本质。还是建议楼主在国营和民营两个角度分析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　　
　　@齐天大宝 682楼
19:38:50　　楼主对明治维新的分析是我看的最客观的，毕竟以前我们道德化说教太多了，以致不能透析历史的本质。还是建议楼主在国营和民营两个角度分析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　　-----------------------------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倒不在“国营”还是“民营”。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搞国营，后来搞不下去了，这才变卖国有资产，类似于我们的国企改革。维新初期搞国营没有错，当时如果政府都不搞，那就没人搞了，商人没既没那个闲钱，也没那个胆量，当时办企业两眼一抹黑，太冒险了，谁敢啊。　　前些年，我们可以搞国企改革，但洋务运动时能搞吗？不可能搞，搞也搞不成。当时，中国极度缺乏大商业，我们没有准金融系统、没有现代会计机构、没有成规模的批发商，我们的农民都是小自耕农，相互之间严重负债，我们的城市规模偏小。在这种局面下，我们既无力制造商品，又无力消费商品，大商业因之无从展开。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那是因为我们不消费，英国人卖的那些东西咱中国老百姓不需要，英国人不但赚不到银子还得往里搭，他们这才生出贩卖鸦片的歹心。英国人在日本为什么不卖鸦片呢？还不是因为日本人买他们东西。　　所以说，洋务运动的失败不是几个人的失败，也不是一场运动的失败，而是整个体制的失败。其实，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先生就已经指出，中国的传统体制到1587年已经僵死在那了。大明王朝走向覆亡，满清皇帝被迫逊位，都是因为时人打不开这个体制的死结。
　　楼主辛苦了　　
　　9.皇军是怎样炼成的？　　皇军，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词，上至八十老翁下至三岁孩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若究问这支军队的来历，甚少有人知晓。于是，皇军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的我们要问，皇军到底是从哪来的，他们是如何组织的，又信奉何种思想，他们何以打起仗来团结生猛，对待外人又残暴不仁，这支军队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关于皇军的起源，很多人认为是明治元年（1868），笔者颇不同意这种观点。不错，这一年的确成立了一支以天皇为最高统帅的军队，但当时的陆军仍为旧式武士团，它的人员构成、组织架构、后勤补给以及意识形态都没有明显突破，它不像是一支现代陆军，而更像是多国联合部队，与后来的皇军有根本的区别。　　皇军真正的起源应该是明治六年（1873），在这一年年初新政府发布《征兵令》，此后政府军才得以摆脱旧体制之窠臼，进而发展成一支近代新式武装。征兵制彻底粉碎了幕藩制，它推倒了旧体制的最后堡垒——士族阶层，庶民从此成为军人主体。庶民军于明治十年（1877）以非凡勇气及巨大牺牲消灭了最后的武士，为自己赢得了最初的名誉。士族阶层在西南战争后放弃了武装斗争，具有反政府倾向的人投身于民权运动，更多的人投入到政府怀抱，有当官的，有当老师的，有当警察的，也有当兵的，其总规模有近十万人。山县有朋战后对陆军做了大调整，打造出了皇军雏形。　　西南战争暴露了政府军的很多弱点，比如武器装备不统一，比如军事指挥不协调，比如后勤补给不及时。山县有朋急需一个统筹指挥的军令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具备战时独裁的权力，它可以以战场之实情为依据，迅速调度物资及人员，免受其它机构掣肘，要知道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容不得官僚式拖沓，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山县把参谋局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然后将其升格并更名为“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不受任何部门约束，军令和军政因此发生了分离。这一制度类似于雍正创设的军机处，它应当是一个战时体制，即便要常设化，也应让行政首脑担任其一把手。可在近代日本，天皇并非事实上的行政首脑，他几乎不预政事，也就使参谋本部失去了制约，而宪法颁布后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使这一错误更加严重。参谋本部是由山县提议设立的，他自然成了第一任参谋本部长，他的势力也以此为基点不断膨胀。　　西南战争后，山县有朋着手推动武器装备的统一化和国产化。原萨摩藩著名射手村田经芳在参考法国及荷兰步枪的基础上发明了适合日本人体型的短杆步枪，该枪型于明治十三年（1880）研制成功，定名“大日本帝国村田枪”，是“三八大盖”的鼻祖。山县还对后勤系统进行了简化，以增强军队的补给能力和反应速度。　　除组织、装备和后勤外，山县有朋还狠抓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军虽然打赢了萨军，天皇虽然也嘉奖了众将士，但山县对陆军在战时的表现极不满意：　　“六万人打三万人，死的人却比人家多，浪费的弹药更是不计其数。手里拿着枪，居然让人家把头砍了，这叫什么胜利，简直可耻！　　我山县有朋从一个仓库协管员的儿子做到参谋本部长，凭的是什么？是不甘平庸的奋斗和舍生忘死的勇气！一个男人，一个出身低微的男人，如果没有点献身功名勇气，那还不如早点去死！　　我创立了征兵制，让尔等屌丝男有机会出人头地，可你们怎么表现呢，不战先怯，懦夫！这个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强者拥有一切，懦夫一无所有！勇敢起来吧，我的子弟兵！我要训练你们，有朝一日，我要把你们训练得比萨军更加凶残，让世人目之心惊闻之胆寒，我要让你们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强悍的武士！而我——山县有朋——将做为‘皇军之父’永载帝国史册！”　　（未完待续）
　　养肥　　
　　插图：　　　　明治后士族的出路　　　　村田式步枪
　　（正文接续）　　为了打造一支理想的军队，山县有朋选择了复活并改造武士道。在山县看来，忠勇节义等儒家精神是军队的灵魂，而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军队的架构，武士道则极完美地结合了二者。武士道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它的本质是食禄报恩主义，无条件的忠诚是其核心价值，戴季陶更是讥讽其为“穿着儒家衣服的奴道”。在幕府时代，士族依附于藩主阶层，他们靠主公的赐禄过日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只是权贵阶层的政治工具而已。在废藩置县后，幕府将军和藩主阶层都没有了，武士们失去了忠诚的对象。武装骚乱也好，民权运动也好，西南战争也好，都可视作旧体制崩溃的后遗症。山县不能容忍这种乱哄哄的社会生态，他要给新时代的武士们找一个新的效忠对象、一个永恒的主宰、一个神圣的主公，而这个人只能是天皇。　　在新朝，天皇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他在理论上集大权于一身，所有机构都要从他那获得权威。在日本，天皇家族的谱系完整，其内部虽有更迭，但从未改朝换代，这就赋予了它某种神圣感和永恒性。天皇不参与具体政务，因此既不会犯错误，也不会偏袒某方，也就看上去既圣明又公正。对寒门子弟而言，天皇是除家人外唯一的亲人，是自我得救的唯一依靠。　　山县有朋要推广他的武士道了，竹桥兵变更刺激他加快了行动步伐。明治十一年（1878）初秋，东京竹桥兵营的近卫炮兵在夜里闹事，他们杀了两名队长，然后在军营里放火，还炮轰了大藏卿的府邸，甚至试图挺进赤坂的临时皇宫！竹桥的炮兵并不想夺权，他们只想搞点大动静，好让天皇陛下为他们做主。这些士兵的待遇极低，而他们长官的待遇颇高，双方在平时就有恩怨，战后赏赐的不公加剧了这种矛盾，这些近卫大兵这才铤而走险。山县是近卫军的都督，他连夜占压了兵变，枪毙了五十多个挑事者并重罚了所有参与者。　　对这起事件，山县有朋极为震怒，他觉得民权思想已经入侵了他的地盘。太不像话了，当兵又不是做买卖，哪有讨价还价的！必须马上改造军人们的思想，否则军将不军。山县在竹桥兵变的同年发表了《兵家德行》、《读法七条》和《军人训诫》。在这些文章中，他严厉鄙斥了“民权家风”（要人权的风气）和“状师家风”（打官司的风气），倡导军人们培养“忠良易直”的传统作风。又四年后（1882），天皇发布了《军人敕谕》，以最高法令的形式确定了忠节、服从、勇武、信义、好学、简朴的军人精神。就这样，山县版武士道新鲜出炉了。　　驭下之术，既要让人忠诚，又要给人甜头。为了给军人们以追求目标，山县有朋建立了“金鵄勋章”制度。金鵄是一只传说中的神鸟，相传，第一代神武天皇弓停了一只能发金光的鵄，从而迷惑了叛臣长髓彦的大军，进而获得大胜。金鵄勋章总共有七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一等年禄式奖金，其金额相当可观，对下层士兵有足够的诱惑力。明朝的思想家李贽曾这样批评当时的官风，他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猪的意思）”。其实，山县有朋所打造的皇军传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海军的改革由西乡从道主导，他以英国皇家海军为模板打造日本联合舰队，海军的装备主要从英国进口，其高级军官也是赴英留学。如此以来，海军在气质上与师从德国的陆军有很大不同。西乡从道是萨摩人（鹿儿岛），山县有朋是长州人（山口县），海陆军成为两派藩阀的竞技场，两军长期处于竞争态势且互不合作，这种矛盾到昭和时代终达至顶峰。　　就这样，皇军大厦的根基已基本打造完毕。这支军事力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与李鸿章的湘军（含北洋舰队）及袁世凯的北洋军有着截然的区别。皇军的组织是新式的，训练是新式的，装备是新式的，后勤还是新式的，它具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忠诚，它有自己的士官学校，而社会上的小学、中学也在为它培养着后备力量，它可以通过陆军卿、内务卿（含后来的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乃至天皇利用现代金融、国有铁路、航运公司、通讯网络乃至私营媒体，它依赖一个高效的现代商业系统而运作，它本身即为此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自己极不愿承认这一点。　　皇军在内部严格践行武士道，军人们要一遍遍地诵读《军人敕谕》，并须向天皇的御真影恭敬地行礼，他们不被允许参加任何政党，终日生活于一个与社会相脱离的封闭体系。皇军的军人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底层青年，他们处于荷尔蒙旺盛的躁动年纪，每个人都有满腔的豪情和无穷的欲望，他们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功成名就，渴望成为第N个山县有朋。他们具备诚挚的爱国热情，却不具备理解现实问题的智慧，而山县体制又没有设计制约他们的机制，这就为他们的“暴走”提供了制度便利。军人本应是“以服从为天职”的政治工具，皇军的将官们却想做指点江山的帝国主人，他们带着时代赋予的强大势能出发了。　　第四章「西南战争」结束
　　楼主真厉害　　
　　刺激！
　　@迟玉德
21:17:00　　@齐天大宝 682楼
19:38:50 　　楼主对明治维新的分析是我看的最客观的，毕竟以前我们道德化说教太多了，以致不能透析历史的本质。还是建议楼主在国营和民营两个角度分析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 　　-----------------------------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倒不在“国营”还是“民营”。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搞国营，后来搞不下去了，这才变卖国有资产，类似于我们的国企改革。维新初期搞国营没有错，当时如果政府都不搞，那就没人搞了，商人没既没那个闲钱，也没那个胆量，当时办企业两眼一抹黑，太冒险了，谁敢啊。 　　前些年，我们可以搞国企改革，但洋务运动时能搞吗？不可能搞，搞也搞不成。当时，中国极度缺乏大商业，我们没有准金融系统、没有现代会计机构、没有成规模的批发商，我们的农民都是小自耕农，相互之间严重负债，我们的城市规模偏小。在这种局面　　—————————————————　　在；《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老师有一个观点，明治维新是让利于民，儿洋务运动后期却变成了国与民争利，楼主怎么看？　　
　　@迟玉德
21:17:00　　@齐天大宝
19:38:50　　楼主对明治维新的分析是我看的最客观的，毕竟以前我们道德化说教太多了，以致不能透析历史的本质。还是建议楼主在国营和民营两个角度分析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　　-----------------------------　　@齐天大宝 691楼
21:28:03　　在《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老师有一个观点，明治维新是让利于民，而洋务运动后期却变成了国与民争利，楼主怎么看？　　-----------------------------　　抛开时代背景与历史差异，就现象谈现象，就政策谈政策，这种比较到底有多大意义呢？这不过是借用历史名词来说今天是事情，就如同今人穿上古装演绎现代爱情故事。　　至于吴晓波的观点，其所谓“民”具体指哪些人？明治政府扶植的不过是一些原本就有基础的大商人，难道这些人就是吴老师口中的“民”，难道把国营资产卖给大资本家就是“让利于民”？在洋务运动中，清廷的轻工业企业并不多，大都是造船厂、招商局什么的，就算清廷打算把这些企业都卖了，它又卖给谁呢？这种读史的方法到底是在反思历史呢，还是在批评时政呢？
　　期待接下来的甲午海战　　
　　楼主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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