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在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产生的，是相对差距而非绝对差距
　　我国有13亿多人口，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才能带动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一政策的鼓励和指引下，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前我国低收入者数量虽然庞大，但已经大幅度减少。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2.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而到2014年底，在贫困线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则为7017万。而且，即使是贫困人口，其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也有极大提高。以前的贫困更多表现为缺衣少吃，现在的贫困更多表现在缺少现金收入。
　　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绝对差距，即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另一部分人收入降低了，而是相对差距，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差别。特别是按照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在2020年之前，让所有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2.我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看处于 过大区间，但未出现两极分化
　　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做出两极分化的判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两极分化既有量的判断标准，也有质的判断标准。从量上来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要超过0.5，而我国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从质上来判断，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全社会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极，社会矛盾激化，显然我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两极分化是从全社会而言的，不是比较两个具体的人，一个人一年收入100万元，另一个人一年收入1千元，这么大的差距还不是两极分化吗？这是极端错误的比较。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标如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的差距，无论从区域来看，还是从城乡来看都小于人均收入差距。
　　3.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历史形成的，缩小收入差距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收入差距，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分配带有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特征，仍然存在收入差距。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57倍，不可谓不大。当时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也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同一个生产大队，各个生产小队之间也有差异。改革开放之后，平均主义总体上被打破了，收入差距呈现出快速扩大的趋势。
　　今天的收入差距是经过30多年的时间逐步形成的，是一个渐进的量变的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市场机制本身所具有的扩大收入差距的客观因素，也有个人自身努力的主观因素；既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二元经济社会政策因素，也有地理因素等。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高收入者的收入都是不合法不合理收入，而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因此，缩小收入差距需要综合施策，这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既促进效率，又兼顾公平，这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和谐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既要积极努力，深化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又需要有耐心，寄希望一夜之间就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
　　4.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越过最高点，开始进入倒U曲线右侧
　　收入差距倒U曲线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于1954年提出，他通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随着一个国家从经济不发达到发达，即人均GNP由低到高演变，居民收入差距首先呈现扩大趋势；当人均GNP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差距达到最高点；随着人均GNP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开始呈现缩小趋势，并逐步进入合理区间，表现在图形上就是一条倒U曲线。此观点提出后引起学术界激烈争论，有人认为倒U曲线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人认为倒U曲线不存在。1965年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柏库特把库茨涅兹调查的18个国家进一步推广到65个国家，发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趋势。
　　考察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曾出现过收入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18世纪、19世纪西方国家无一例外都出现过两极分化。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呈现倒U趋势，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在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总体上一直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趋势，当前是否已达到最高点并开始下降呢？综合判断，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越过倒U曲线顶点并进入右侧，未来将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理由如下：
　　第一，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诸多指标都已呈现下降趋势。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而言，当基尼系数小于0.3时，意味着收入均等或出现平均主义分配；0.3～0.4时，收入差距比较合理；0.4～0.5时，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时，意味着出现了两极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历史最高点之后，随后几年呈现连续缩小态势，2015年为0.462。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浪式但总体扩大的变动趋势，2009年达到3.33倍的历史最高位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为2.73倍。三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之后，近年呈现缩小态势。从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2015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为2.3倍，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为3.36倍。如果考虑不同区域间的物价因素，实际的购买力差距会更小。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已从2008年的4.65倍下降为2014年的3.86倍。由上述指标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
　　第二，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市场总体呈现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土地和环境近乎无限供给的状态，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长期偏低。近年来，生产要素市场供求状况发生明显变化：资本过剩，劳动力总体供不应求，土地供给受到极大限制，环境容量遇到天花板。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提高，资本利润率降低。劳动力供不应求特别是城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严重供不应求，导致劳动力价格将呈现持续提高趋势，从而有助于改善劳资之间的分配结构。
　　第三，城镇化及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弱化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到2015年已达56%，未来20年还会以较快速度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到城镇就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土地等资源，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二元经济和社会政策因素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弱化直至消失，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资源进一步均衡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持续缩小。
　　第四，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其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经济将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近两年，重庆、贵州、西藏、新疆等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就是例证，这也为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奠定了基础。
　　第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进一步到位，通过严厉打击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健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
　　（赵振华，作者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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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贫富差距为何越来越大
第一财经日报王永利 06:06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贫富差距扩大更加明显，由此也引发社会治安状况明显下降，社会管理成本陡然上升，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局部战争，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严峻风险隐患。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性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呢？
回顾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因素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推手。
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的发展模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束缚，主张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确实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人们的生产经营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
但是，完全的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必然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分化，并推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为追逐更多的权和利而不惜违反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和激烈的明争暗斗，甚至进一步促成武装斗争乃至战争。资本主义发展以来，越来越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乃至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的爆发，充分说明纯粹的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在刺激物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会破坏精神文明，甚至引发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最坚定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学习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先进成果，这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轨迹不同的是，曾经饱受强国欺凌和侵略的落后国家，如苏联和中国等，都是依靠高度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整个社会最强大的整体合力（战时共产主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强敌的压迫和强国的欺凌，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劳动积极性，一度推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但进入和平时期后，人类追逐个人利益的本性逐渐显现，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不断分化，高度公有、高度计划、平均分配的社会制度越来越脱离社会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结果造成少劳动、多消耗、抢占公有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造成经济发展快速回落、社会矛盾明显加剧。
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发展、生活富裕、民主法治所出现的良好态势更加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
为抑制这种状况的发展，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缔造者、领导者，很难对这种取得巨大成功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进行挑战和修正，自然的选择只能是反对和极力消除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更加倡导“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
结果由于违反社会现实和经济规律，造成经济发展更加乏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使经济濒临崩溃、社会面临破裂的严峻局面。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向西方倾斜，推动改革开放，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设备，推动经济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与思想斗争。
在政权缔造者纷纷离世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进入1991年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尽管路径、方式和程度等各有不同，但根本上就是推崇利益驱动，削弱公有、增强私有，削弱计划经济、加强市场经济，将集体劳动转变为自己劳动，大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再通过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引进资本、技术和设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但这也使得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比二战之后大大增强，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的收入分配均等化体制被彻底打破，社会财富急速分化，贫富差距快速拉大。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转移资本和普通加工业，不仅在新的市场激活了其利益驱动和市场决定机制，而且面对劳动力价格和实际税费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被有效抑制，税费（所得税、遗产税等）水平不断降低。这使得西方国家的二次分配力度减弱，对贫富差距的抑制力减弱。
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半径大大延伸，但是，真正能够走出去并且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胜利的，却是极少数大财团、大寡头。
必须看到，投资贸易，特别是金融交易全球化快速发展，亟须加强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治理，包括投资和贸易法规、财税和金融制度、国际货币与国家货币体系等方面的规范和统一，但非常不幸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极独大，世界上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相互抗衡的局面发生重大逆转，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削弱，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统一治理比冷战结束之前两大阵营内部的相对统一性明显减弱了。这也使社会对大财团、大寡头的制约或制衡不是加强了，反而是削弱了。
另外，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化初期普通加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大量中小型企业欣欣向荣推动中产阶级快速发展，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发展后期，并开始向信息化社会迈进，高科技发展和大金融服务占据主导地位。
新兴的文化体育产业所培育出来的明星群体的价值快速上升，这同样推动社会资源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大财团、大寡头、精英群体集中，而中小型普通加工业的发展必然走向下坡路，机械化、智能化等对普通加工业工人的替代性增强，中产阶级的财富和蓝领工人的收入增长必然受到制约。
瞻望未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更广泛、更深刻的资源整合，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货币超发、贬值致财富隐形的再分配
当今社会是货币商品经济时代，货币既是价值尺度、交换手段（中介），也是价值储藏手段和财富的象征。
在货币脱离金银本位制之后，货币本身几乎失去使用价值和价值，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或信用货币，成为社会货币性财富的象征。但单位货币所代表的财富的价值（即币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货币总量与财富总量的对比关系：货币总量的增长快于财富总量的增长，即货币超发，则币值就会下降；反之，币值就会上升。
在现实社会中，各国货币政策的把握，都是希望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推动一定程度的货币贬值），包括对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贬值。因此，在现代货币体系中，贬值成为货币命中注定之事。特别是在面对经济下滑、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战争需要时，世界各国都会大规模扩大货币投放，进而推动货币大幅度贬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呢？
这是因为，货币贬值，意味着现有货币性资产（现金、银行存款、固定收益的有价证券等）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就会减少（遭受损失），而货币性债务（标明货币数量的债务）和不易变质的资产就会升值（受益）。
这就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减少储蓄，推动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既有财富的再分配（隐形税收），但由于这种分配的普遍性和隐蔽性，实际上又往往不被社会所认知，比征收某种税费更容易推行，只要这种变化能够为社会所忍受，而不是让很多人明显感受到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就一般不会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另外，扩大货币投放，主要是通过扩大社会负债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通过透支未来增加当期的财富，实现当期的繁荣，也容易为当期社会所广泛接受。
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货币贬值这种隐形再分配功能的存在，在货币脱离金银实物约束、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货币总量完全由货币当局人为把控的情况下，其存在的好处很容易诱惑人们过度滥用，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扩大货币投放，甚至推出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推动货币总量成倍增长，但世界经济却持续低迷，意味着货币必然大幅度贬值，越来越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其生活、生存都受到威胁。
而少数人的财富却迅速升值，特别是一些人的财富增长并非劳动收入所得，而是通过投资房地产、名贵家具、字画、珠宝、瓷器等，主要依靠价格上涨所致（几近不劳而获），并由此迅速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负债和货币总量迅猛扩张，单位货币明显贬值，成为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快速扩大、社会矛盾明显激化的一个突出重要的原因。
转型期的社会腐败等其他要素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推动新一轮全球化30多年来快速发展，也推动很多国家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但国家制度破易立难，特别是一些国家数千年发展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积淀，很难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内彻底改变，在旧的制度和道德体系被打破，新的制度和道德体系尚未完善的转型时期，社会腐败和利益调整将非常严重和激烈，也很容易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这也是很多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同时，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权贵大量向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财富，也会推动资本流入国家和地区资产价格的上升，推动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人类社会制度安排，总是面临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要找准最佳平衡点非常不容易，何况这种平衡点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人们思想和诉求的变化而变化。但作为国家治理或全球治理，又必须努力寻找和维持这种最佳平衡点，探索和走好“中庸”之路。现在，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与发展最严峻的挑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加以应对。 getty图
（作者供职于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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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点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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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农民收入基数低，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原因，这是讲得通的。但是如果将其归结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我还是觉得难以信服。我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收入基数低？为什么会造成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其实，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并非始于今日。至于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也就是城乡分割管理体制。由于这种二元体制，无论国民收入分配，还是资源配置、工农业产品价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而最终的反映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当然，这个差别在不同时期是有大有小的。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革除，比如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符合条件的还可以成为城市居民等等。
　　但是，二元管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依然存在一条鸿沟，在国民收入分配上依然是重城市居民而轻农村居民。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低微；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分配上也是另行一套，农民工和城里人即使从事同一工作，并且工作质量丝毫不逊色，收入也仍然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还不能普遍享受医保、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待遇。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面临通胀的压力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民生活消费指数高于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指数，而农民增收又缺乏新的支持，这样，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扩大了。
　　前几年，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认为，如果改革不到位，那么尽管农民收入会增加，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还会逐步扩大。实践证明，林毅夫的判断是正确的。
　　无论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还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成就，农民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现在到反哺农业的时候了，让农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乃至消除这种差距，根本的途径还是彻底改革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 本帖最后由 weiqobb 于
15: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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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数据出自农业部长之口，但来自国家统计局。应该看到，这是一个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的数据，如果以职业人口为标准进行农业、非农业人口收入的数据统计，差距可能还会更大。孙政才部长说，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 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这2.26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事实上都计算为农村居民收入而不是城市居民收入了。要想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状况，应该把农民打工的非农收入计入城市居民收入而不应该计入农村居民收入。
　　我们来做一个不完全准确的简单加权法，把2.26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供养人群计为城市人口，再来算算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9%。不妨假设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4%，则我国有城市人口5.72亿，农村人口7.28亿。2006年10月，国家统计局曾发布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从收入看，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了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33.66%，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1500元。依此数据，假设2.26亿农民工2007年平均月收入1000元，每人每年就是12000元，平均到7.28亿农村人口头上，平均每人每年是3725元！
　　和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作比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农民，从总体上看，其90%的收入已经来自非农收入！如果有关部门在城市化率的计算中包含了2.26亿农民工，在计划农村居民收入时又把他们算作农民，那么，其收入平均到7.28亿＋2.26亿农民身上，人均每年亦达到2843元，占4140元总收入的69%！
　　这便是今日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面目！扣除城镇经商和务工收入，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差距在天壤之间；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拥有而农村居民所没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二者之别，距离更大。它意味着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已经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中获得。正如美国学者R.H.托尼所言，单个的小农生活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稍有一个细小的波浪就会将他们彻底淹没。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农业科技，还是农民以组织化生存的方式组织起来，都会面临着组织化、科技化成本过高而收益过低的问题而无法实施，中国农民的惟一出路在于，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顺利成长为城市市民。这一点，无论人们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挡不住农民背井离乡的艰难却又坚定的脚步。
　　在此情形下的中国，将面临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养活中国？很显然，现有的以名义上的集体所有为标志、不能进入现代金融和城乡自由市场的农村土地和农房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不仅对农民利益造成了现实侵害，而且也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障碍。
　　二是城市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和心态迎接农民进城？是沿袭以往歧视性的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农民工成为收入等全方位与城市工人差距甚大的二等公民、使农民工及其他流动人口的后代成为受歧视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城市埋下仇恨和“低素质”的种子，还是改弦更张，通过制度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谋求公民的平等与正义？
　　三是对未来的人口政策构成了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介绍道，我国自1973年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从6下降到1978年的2.6；进入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至1.8；2000年至今，人口生育率已下降到1.65—1.7。而且，该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8月19日《生命时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生育率达到了极低生育率的水平，几乎到了1以下。这比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还要低很多，如日本和德国都是1.4，美国为2.1。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仅相当于10-14岁人口的一半左右，下降速度极为惊人！中国也许将很快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与中国的城市化同步。即使完全改变现有的计生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也无法避免。无疑，这给我们的人口与生育政策提出了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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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1和9646元，一个是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一个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这两个数字属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
　　昨天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受国务院委托，做《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时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1985年的最高增幅，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两最”之矛盾
　　据《报告》，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每年超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每年超6%。
　　但同时，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这组矛盾突出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民的增收困境。“近年来，虽然农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孙政才说。
　　孙政才在《报告》中指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
　　“从未来看，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还需经过长期努力，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他说。
　　昨天，有会议组成人员在审议国务院相关报告时表示，2007年我国的“三农”支出增长力度还不够，“去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是32.4%，财政支出增速是23.2%，而‘三农’支出只增长23%，也就是说，国家在‘三农’上的支出还没达到平均水平。”
　　农业生产效益连降
　　孙政才昨天称，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细究其根源在于“受国际原油等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几年大幅上涨”。
　　据《报告》，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总成本从395.5元增至481.1元，增长21.6％，亩均净利润从196.5元下至185.2元，下降5.8％。按目前价格测算，今年因农资价格上涨，农民种粮亩均支出比上年增加近60元。受饲料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养殖业的成本也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完全理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孙政才说。
　　昨天的会议上，有会议组成员在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时表示，近几年粮食连续丰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种粮农民效益并不高。
　　另有委员表示，农村金融支持的力度不够，农民贷款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农村出现空心化。他们建议，对于这些以及土地流转、土地征用制度、粮价等问题，要系统考虑，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委员：提高粮价利国利农民
　　孙政才表示，由于农民增收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今年农民收入要在去年基数较高、增速较快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难度很大。”
　　由此，他指出了今年农民增收方面的工作打算，包括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等，“积极推进农业投入法立法有关工作，构建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同时，国家将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加快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引导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
　　此外，农业部将推进的工作还包括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性收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征地补偿机制和安置办法，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李登海在审议相关报告时表示，农民自己可以选择种植什么作物，而种一亩的花生收入等于种5亩小麦的收入，因此政府应该适时、适度上调粮价，以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否则势必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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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府应该适时、适度上调粮价，以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否则势必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中国农民都能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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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改革开放前，城乡分割，农村生活水平和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再到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各个时期，国家都下非常大的工夫和精力，缩小城乡差距。但是，遗憾的是，至今效果不尽如人意。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上周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2004年至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每年超6％，可同时，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增幅相差2.7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孙政才部长在人大会议上还透露说，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月平均工资首次突破千元，今年上半年又增至1240元，同比增长16％。也就是说，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里包括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月平均工资突破千元的收入。如果剔除这部分工资收入，纯粹在农村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民收入将比4140元年收入低得多，真正的城乡居民差距还要大。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业生产，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农民收入增长过慢，折射出的是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和农民增收上出现了问题。这几年来，国家给予种粮农民的各种补贴可以说是历史上种类最多、数额最大的，给予农村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减免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国家在农业上的财政投入最少在几万亿元。然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把国家给农民的优惠都吞噬了，农民从事种植业不但不赚钱反而赔钱。种植业给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非常低，而农村企业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其他收入渠道很少，农民稳定、持续增收的根基非常不牢靠。
　　农业比较效益太低，农村没有增收渠道，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不但影响了农业生产，而且许多农村村庄成了“空中村”，农村社会治安问题随之产生。
　　虽然我国连续五年粮食丰收，但是，农民种粮不赚钱正在威胁着粮食安全。试想，一个不赚钱的产业怎么能够持久呢？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怎么能够留住劳动力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呢？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的最大隐患。
　　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继续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必须发挥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缺位、资源短缺，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农民贷款难、农业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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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样多做什么?
农村与城市的都有文化与素质的差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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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长了城市里的人,看惯了高楼大厦,吃遍了山珍海味,玩尽了奇珍异宝,逛完了大好河山,在他们眼里祖国大地一片繁荣景象,人人都和城里人一样享尽荣华富贵,可是今年一连串的灾难,让我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国情从汶川地震到攀枝花地震,这些地震都是发生在偏远的农村,通过电视转播,使我们有机会目睹农村的现状,原来我国很多农村依然破旧不堪,农民住的都是土坯房, 穿的衣服很破旧，道路崎岖难行,收入都是依靠几亩薄田来维持的,农民的医疗状况很差,农民家庭几乎没有高档品,这就是现在农村的现状.这才是农村真正的国情,虽然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虽然我们经历了第四次解放思想,但农村依旧,农民依旧,改变的只是靠近城市的地方,对于山区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村,祖国的这些变化对他们仿佛没有发生一样.攀枝花地震仅仅是六级,就造成了四川、云南两省109.7万人受灾，38人遇难, 倒损的房屋达到了53.2万余间,为什么一次不是很强烈的地震就使农村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唯一的解释就是农村依然贫穷,盖不起结实的砖瓦结构的房子,经不起任何大自然的风吹草动,医疗条件跟不上农民的现实需要,而高昂的医疗费又使他们听天由命,地震来了使他们生存状态雪上加霜.人民奥运开幕式上展现给世界人民的是盛世的中国,但盛世的光环下是看不见的贫穷,只有当电视镜头描向受灾农村时,才能使我们目睹真正农村的现状,这种极大的反差是多么的震撼人心,让我们这些人猝不及防.面对农村的贫穷,我们应该彻底觉醒,不能沉醉盛世的酒宴上,电视的镜头应该更多的面对贫穷山区,煤矿,铁矿,稀有金属,不能成为权贵、外国人的聚宝盆，股票圈钱不能圈老百姓的钱，改革的成果不能首先让外国人享受，外国人不能在境外安装一台赌博机就能圈走三千、四千亿人民的血汗钱，官员要勒紧裤子很人民同甘共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根绝农村的极度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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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系甘多,,无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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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全球经济趋缓，国际市场低迷……
　　今年以来，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外贸出口面临挑战。
　　出口企业主动求变，积极加快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竞争能力，逐步走出困境。
　　“中国制造”，世界仍然青睐！
　　竞争加剧——
　　中小出口企业减少近半
　　今年，珠三角出口的鞋子明显值钱了。1—5月，珠三角出口各类鞋9.4亿双，同比大幅下降25.7%；出口值却增长8%，达34.6亿美元。
　　“今年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虽然数量减少近半，但出口业绩良好，珠三角鞋类出口向大型企业集中。及时转型升级也助推一些鞋类企业走出了困境。”广州海关关长郗治安说。
　　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1—5月，珠三角出口鞋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62家，出口额占该地区鞋类出口额的59%。
　　“转型升级使丽晖塑料成功走出了困境。” 广州丽晖塑料公司副总经理杨清华说。该厂生产的是一种由新材料制成的蓝色鞋垫，几乎没有污染，年产量700万双，出口美国。5年前这还是一家生产塑胶鞋底鞋跟、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2002年，丽晖主动求变，与美国寻求技术合作，以环保鞋垫取代了高污染产品。技术升级之后，工人也由3000多人减少到700多人。”
　　鞋子值钱——
　　避免低价恶性竞争
　　“鞋子出口值钱了，避免了低价倾销等恶性竞争，可以看到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效果。”郗治安说，面对今年的多种不利因素，珠三角鞋企在提高产品质量及附加值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因此今年珠三角地区鞋类出口均价也呈现较大增长态势。
　　以研发闻名的东莞华宝鞋业，今年女鞋的出口均价为每双13.28美元，比2007年的均价13美元高出0.28美元。
　　鞋类企业加强研发设计能力提高了产品竞争力。“一双自行车专用鞋和普通运动鞋有什么不同？”广州保福体育厂的生产经理周毓南说，“专用鞋鞋底是用碳纤维做的，很轻，是项专利，鞋底有2度的倾斜，可以把单车比赛中的运动伤害降到最低。”保福的设计能力可以把任何客户的需求迅速转换生产成产品。
　　数据显示，1—5月，珠三角鞋类出口价格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了45%，其中皮鞋出口价格上涨了31.7%。
　　未来走势——
　　仍需注意不利影响
　　“珠三角未来的鞋业出口，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多年从事外经贸业务的李洁女士说，“只有加快鞋企转型升级步伐，提高产品科技创新能力，才能走出困境。”
　　“世界仍然青睐中国鞋，尤其受欧美日地区欢迎。” 李洁说，数字显示：今年1—5月，珠三角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出口鞋19亿美元、5亿美元和1.8亿美元，分别增长7.9%、18%和11.2%，对以上三地出口值占同期珠三角鞋类出口值的74.6%。
　　对于鞋企来说，东莞华瑞实业公司副总经理黄海涛提醒注意欧盟反倾销的不利影响。据悉，受其影响，今年1—5月，对欧盟出口皮鞋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15.8%。虽然为期两年的欧盟对华反倾销措施将于10月到期，然而，今年6月9日，意大利鞋业协会主席维多·阿尔迪奥利宣称，希望将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延长至5年。目前，欧盟仍未最后裁决，但珠三角鞋企应未雨绸缪，尽量化解反倾销税的影响，将损失尽可能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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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9月2日曾在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表示，我国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五大矛盾和问题，其中包括“农民土地权益尚未得到有效保护，低价征收征用农民土地、补偿不到位等问题较突出，征地纠纷频繁发生”。（据新华社报道）昨天，又从媒体上看到了一条关于安徽一对农民夫妻因土地利益受侵害相约上吊差点走上绝路的消息。
　　土地制度多元更有效率
　　国家三令五申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农民土地权益仍屡屡遭受侵犯？我们自然要想到制度设计问题。
　　现在实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类似于“物权法”中讲的“共有产权”，不是容易退出的“按份共有”，而是几乎不能退出的“共同共有”，就是说农民的土地产权归属一个集体，农民不能退出；退出这个产权结构，就要放弃产权。这种产权制度效率不高，而维护成本很高。为防止这种产权被强势人物掌控后变为寡头产权，一般需要一种民主制度来加以钳制，即使如此，低效率的弊端还是难以克服。因此，“共同共有产权”的适用对象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凡能“按份共有”的，决不“共同共有”。
　　土地这个东西究竟用什么制度来配置，要分类看待。与环境和国家基础设施关联的土地可以实行“共同共有”制度，且最好是国家所有；与社区公共生活关联的土地，也可以实行社区“共同共有”，例如村庄道路占地、学校占地等。农业耕地则可以实行“按份共有”制度，如果农民想退出，那也应该有一个出口。总之，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应该是多元的，这样的制度更有效率。
　　其实，邓小平、万里等前国家领导人，早已看到农村传统集体经济制度的弊端，用家庭承包经营的办法，给了农民一定的“退出权”，因此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承包制的实行，证明了耕地产权归属农民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没有必要一刀切搞“共同共有”。但这个承包制改革不彻底，尽管国家确立了比较长的30年承包期，并承诺了到期还会自动延长，而且还鼓励承包权出租、转让，好像这个承包权就像法学家所期望的那样被“物权化”了，差不多就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了。
　　然而，实际情况和想像完全不同，所以才发生农民土地维权难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在农村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只要讲土地是集体的，那么集体的“代表”即村干部就可能会行使自己的控制权。再如果土地很值钱（如城郊），掌控土地有很多油水可捞，有些干部们就可能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面对依靠组织资源而成立的集体所有权，显得十分脆弱。这个局面改不了，类似安徽农民遇到的那样的伤心事就还会出现。
　　放开产权，管住规划
　　目前导致中国农村社会不稳定的第一因素，还是土地问题。下一步具体怎么办？我建议：
　　第一，通过改革，国家可以给出一个更强烈的保护农民的权益的信号，例如，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宣布农民土地承包权永远不变了，承包权可以转让，可以抵押，可以继承，当然也可以允许农民凭土地组织合作社。但土地的使用要符合国家的规划，例如农民不能随便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商来盖房子等。
　　第二，土地关系的调节、处置实现社会化、法制化，对于土地避免由少数村干部说了算，有了土地纠纷，让农民找仲裁机构，或者找法院。村干部仅仅管农民授权的村庄公共事务。
　　第三，还要理顺在土地方面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可以按照规划征收农民的承包地，但要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定义“公共利益”，不能随便搞一个东西就说是为了公共利益；二是要有公平价格。价格要协商，要参考市场价格，要给农民让利。谈不拢，就要仲裁，或者诉讼。
　　以上几条概括起来就是“放开产权，管住规划”。这两个方面互相制约，相得益彰。有国家规划存在，其实就有了产权的制约，例如，农民的生态林地不允许种庄稼，种庄稼的地不允许养鱼等，其实就限制了农民的产权。有了产权的开放性，土地可以得到节约，国家规划也更容易操作。
　　这个改革办法利国利民，但有的人可能会有如下担忧：
　　第一，如果征地价格提高了，建设成本上升怎么办？我认为上升了是好事情。中国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就是要用价格来反映土地的稀缺性，否则土地浪费现象难以扭转，18亿亩耕地将很难守住。
　　第二，如果土地占有两极分化，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怎么办？这种忧虑反映了某些人不懂土地历史，应该去学习思考。在我看来，现行的土地制度不改革，更容易产生失地农民。
　　第三，耕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农民有了比较完全的土地产权以后，一些农民丧失了土地，进城又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有这种担忧的人，可能没有“新农村”的起码概念。如果一户农民靠几亩地来维持生活，还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么？事实上，中国城市容纳劳动力的前景被大大低估了。如果调整劳资关系，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农民转业的速度远会比现在快得多。
　　第四，如果实行土地“永包制”，就要认真做一次土地确权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会不会很麻烦？当然会麻烦一点，但永远麻烦不如一次麻烦。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好处很多，我们期待这件事能早日决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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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这种帖子就是让大家知难而上，为新农村建设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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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记者近日在安徽省凤台县部分乡镇采访时发现，一些乡村干部假借新农村建设之名，以每亩不足２万元的超低价强迫农民出卖耕地，变相用于商品房开发和其他建设，一些失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生活保障。
　　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农地私下买卖，但当地政府部门曲意维护，压制和打击报复上访村民，导致侵害农民土地事件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耕地安全及新农村建设的声誉。
　　耕地保护形同虚设，新农村建设变了味
　　记者在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看到，这里道路两旁成片的良田上，一幢幢上下两层的房屋拔地而起，工地上机器轰鸣，呈现繁忙的建设景象。据公示牌介绍，这是一个凤台县批准的新农村建设的试点项目，总占地面积３００多亩。
　　村民告诉记者，这些建设用地都未经审批。２００６年以来，村党支部书记刘利等人打着新农村建设旗号，从群众手中按照１９８００元每亩强行征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谁不卖地就要挨打。
　　村民刘彪说，“我家４．１亩地被村干部强行占用，我不同意征地，村干部就将砖瓦堆在田上，让我家无法种地，去年２月，我的父亲被村干部指使的人打伤。为此我和父母多次到县、市、省反映村干部非法占地问题，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记者来到由钱庙村村委会和江苏一家公司联合成立的“钱庙新村建设指挥部”，与一名姓廖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他告诉记者，这些商品房总占地１６０多亩，开发商是刘利，房屋售价是每平方米１１００元。记者问：“房屋有房产证吗？”答：“没有。”问：“这些土地有使用证吗？”答：“没有，这是县里批准的新农村建设试点村。”问：“没有土地证，买房屋怎么有保障呢？”答：“以后要通过化整为零，以医院和学校等项目报批，才能取得土地证。你放心，没有人会查。”问：“以后还有新房吗？”答：“下一步还要建。”
　　在杨村乡店集村，村民告诉记者，这个村占用良地３００多亩，开发建设了大批商品房，以每间房６万元的价格卖给农民，但不出具任何手续。村党支部书记陈宏斌说，店集村是凤台县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建设规划经过淮南市政府批准。当记者问建设用地是否报批时，他说正在申报之中。
　　记者在古店乡东林村看到，一座六门窑厂正在热火朝天地生产，几十亩耕地已被完全破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窑厂主是乡干部亲属，在东林村和西林村建了两座窑厂，这些农田是以租代征的，每亩地每年租金为５００斤小麦和９００斤稻，一年一付。
　　古店村村民李士杰说：“我家共有１１口人，只有４．１５亩承包地。乡政府欠下吃喝债后，将我家的２亩承包地划给饭店老板盖酒店，不仅没有征地手续，连补偿款也一分没给。”
　　记者问乡党委书记陈咏：“每亩地补偿标准是多少？农民拿到钱没有？”陈咏说：“有的农民要地皮，就用地皮钱抵补偿款，李士杰要４间房子，所以还欠乡里的钱。”
　　古店村村委会主任童汉勤告诉记者，“古店村实际征地２１亩，相邻的新河村也征用了一部分耕地。李士杰被征用２．３亩地，但他要了４间房的地皮，所以应该还欠乡里一些钱。”
　　李士杰气愤地说：“我不仅失去了土地，反过来还欠乡政府的钱，真是岂有此理！”
　　县政府查而不处，村干部阳奉阴违
　　２００７年５月，凤台县朱马店镇徐桥村村委会主任徐国远、村党支部书记谢玉奎，以每亩２万元的价格强征农民耕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不准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建房，必须购买商品房。记者对此进行报道后，引起上级领导高度重视，要求严肃查处。
　　当时凤台县成立的调查组认定，村干部占地８．５１亩，农户非法占地３０多亩，并责令限期拆除正在建设的房屋，恢复土地原状，没收新建楼房，处以罚款。
　　记者近日再访徐桥村发现，当时违法建设的房屋不仅没有被拆除，反而全部建成，并有所扩建；建好的房屋已经售出；非法占地也没有恢复原状。
　　朱马店镇政府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县国土资源局下达处罚决定后，徐国远等人仍在继续建设，原来没有建成的房屋相继竣工。处罚决定书调查徐国远在宋大沟两侧建设３０间，实际上是７６间。为此镇政府专门向县国土资源局报告过，请求查处，但没想到还是建起来了。
　　村民说，调查组调查不深入，村干部采取反调查手段，将大事化小。村干部找一些村民作伪证，每人给６００元，还威胁村民不要讲实情，“否则把你腿卸掉！”
　　凤台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彦春说：“我们下达处罚决定书后，多次要求停止违法建设，但他们还是偷着建。去年１１月已经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没收违法建筑的申请，但法院还没有执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得越多，我们没收的越多，吃亏的还是开发商。”
　　村民屡遭报复，黑恶势力膨胀
　　不少村民反映，近年来，乡村干部强迫农民卖地现象时有发生，而农民上访告状，地方政府就动用警力，关押上访村民。一些上访村民被不明身份人员打伤，案件长期得不到处理。
　　２００７年７月，徐桥村村民刘瑞认为凤台县调查组对村干部徐国远、谢玉奎违法占地的查处结果与实际情况差距过大，他与一些村民向县委、县政府要求进一步查处。但不到几日，家人就遭凶手砍杀。
　　据刘瑞介绍，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８日晚上，一辆轿车突然开到我家门口，从车里出来６人，戴着白帽子，半遮脸，穿着白衣服，个个手持大砍刀，冲进我家，有个歹徒高叫：“砍死他们！”他们持刀向我公公谢玉德乱砍，我公公身中六刀，拼死夺下一把刀反抗，歹徒才上车逃走。晚９点多钟，又有一辆车停在我家门口，他们一边按喇叭，一边高叫：“如果你再告，叫你一家都不得好死。”此案至今没有告破。
　　徐桥村村民说，村干部为了强买耕地，雇佣亲戚和社会闲散人员殴打不愿卖地的村民，本村的谢传懂、汪明伦等人都因为卖地问题被殴打过。记者在徐桥村采访时，有一名赤膊文身的人骑着摩托车在身后盯梢。
　　村民刘彪告诉记者说，他家土地被强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他和父母多次上访，曾遭到不明身份者背后袭击，将他打昏在地，牙齿被打掉一颗，此案至今得不到处理。
　　村民李士杰说，他因家里土地被违法侵占，无法耕种，一怒之下到建房者家中砸了几个盘子，要求拆除违法建筑，结果被派出所拘留了１０天。他说：“乡政府砸了我全家饭碗没人管，我砸了几个盘子就被拘留，怎么也想不通。”
　　记者陆续接到蚌埠市龙子湖区马村回族自治村、砀山县城关镇于楼联村等地村民的上访信，反映当地乡村干部强买耕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牟利等情况。眼下，打着新农村建设旗号的违法圈地有蔓延之势，一旦农村私自买卖耕地成风，失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生活保障，将会进一步激化农村矛盾，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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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不是海，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一个新型工业化城市，面积1752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人口50万，相当于澳门，1976年建市，只有30多岁。
　　乌海不黑，是名副其实的“太阳城”，一年没几天乌阴的天，全年光照时间，约比北京多600个小时，比南京多1200个小时。
　　乌海不远，从北京乘飞机，1个多小时后就能看到位于乌海境内的贺兰山脉苍凉的脊梁；如果飞机黄昏时抵达，透过玄窗可看到九曲黄河弯处，激发唐代王维壮怀诗情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乌海不偏，交通四通八达，包兰铁路、（丹拉）京藏高速公路、110国道、109国道穿市而过。连接乌海的东乌铁路、临哈铁路、威武高速公路也在建设中。取道北京、西安机场，即可“飞天入海”。
　　乌海不寂寞。800年前，成吉思汗策马西行，甩着长鞭从这里驰骋而过。吹来的古道西风中，中国大漠秘境阿拉善的驼铃声声声入耳。乌海南端，“塞上江南”宁夏平原又以香甜的米粮滋养了乌海没有血腥味的历史。
　　如果有人问，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乌海人会骄傲地说，这里能满足你对西部自然风光的所有幻想，我们这里是浓缩了黄河、草原、沙漠、绿洲、戈壁、山脉的“西部自然风光博物馆”。乌海可是黄河金腰带上一颗大名珠呢。
　　若说乌海的新时期建设之最，不能落下的是，国内实施城乡一体化改革，实行城乡单一户籍制度，乌海是最早的一个，比深圳还早几个月。
　　乌海是没有农民的城市。从文明的角度，这一举措的实施具有更伟大的意义。城乡一体化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最好结合。
　　乌海是有远见的，如果回望历史，更能显示乌海的目光。历史上乌海本是游牧生存模式和草原文明的落脚地，但用来游牧的土地仅能养活百分之一农耕养活的人口。如果游牧不向定居农耕发展，就不会有工业文明需要的劳动力和土地；乌海迅速跨过了游牧史；如果户籍挡住了农民进城的路，也不会有顺利的城市化；也不会有中国的现代文明。乌海率先搬开了城乡共享现代文明的挡路石，迅速有了高楼大厦，有了工厂机器，有了先进科技，有了再次还原的绿野青山。
　　城乡一体化，表面上看是城市景观的形成和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实际的过程却杂陈着诱惑和艰难，需要胸怀勇气、长舒广袖，需要认清自己，认清未来。乌海市副市长徐德林说：“乌海敢先啃这根硬骨头，首先是乌海较高城市化给了我们信心。2003年，乌海市的城市化率为85.9%，在西部50个地级城市中位居第二，在全区位居第一。据此判断，乌海市已经处于城乡融合阶段。其次，2004年，全市生产总值接近100亿元，财政收入突破11亿元，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随着乌海市工业企业数量的迅速增加，工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可以预见到未来几年，乌海市工业发展在空间上必将向农牧业区域延伸。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反过来也可促进工业化进程。我们也是一项一项地分析，一笔一笔地算帐，充分权衡然后动手，避免了盲目的弯路和失误。”
　　4年的改革中，乌海以工业化思路调整农业、发展农业，走种养结合、产加销一体的集约化、效能化之路；以城市化思路建设农村、繁荣农村、管理农村，实行集中管理，自成体系运作，综合配套服务。2007年，乌海市农区居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区12盟市第一位，在中国西部50个地级城市中居第2位。“其间也遇到重重阻力，甚至踯躅不前，但因为我们准备充分，预估很足。所以，走过来了”徐德林副市长说。
　　如今，“农民”成为乌海市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的特定职业称谓，而不再是一种身份；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农民，进城务工的就是工人，不同的是农牧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就业的机会。
　　乌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没有大手一挥，把农民赶开或遗弃，而是带领着他们逐渐适应城市的霓虹灯和富裕的文质文明。
　　乌海明白一个道理，农民快乐，城市才会快乐，中国才会快乐。
　　浏览乌海市地形沙盘图，发现流过乌海市区的黄河犹如中心一撇，规划有方的工业园区和滨河新区等，沿黄河带状分布，恰好组合成一个大大的“美”字。
　　乌海，如哺育她的黄河一样，将会一直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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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表示，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中国各个行业都有外资的介入，而外资对农业领域的涉及却极其少见，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农业领域。投行总是“敢为天下先”的，他们计划对某个行业进行投资，那么必定是看到了某种获取利润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中国市场而言不一定是不利的。
　　卢锋认为，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不会给国内市场带来特别大的影响，更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政策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提升粮食和农业生产的生产力。但要注意控制可能出现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科学评估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潜在危害。其次，长期的粮食安全政策要依靠粮食市场的建立。价格信号和市场信号在调节粮食供求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行政干预和对市场机制的压制可能带来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最后，粮食安全需要与国际粮食市场接轨。国际市场不仅是粮食供给的补充来源，还能减少国内粮食市场的波动，而且出口能促进农村收入的增加。
　　卢锋说，我们可以看到，产生粮食安全的隐患主要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因素，虽然外资的进入也有可能会影响粮食安全，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控制外资的行为，通过立法等手段对其进行监管，有效地利用外资给中国经济创造利润。在过去这些年中，外资在中国食品加工和出口行业中一直都有涉足，也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粮食安全等问题，我们应该知道，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赢利，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外资的注入必定会给国内市场带来一些积极因素，而这些积极因素通常与消费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刘玉满：外资介入能有效增加市场供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玉满表示，外资进入农业领域给国内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更多，比如就养猪业来说，中国国内养猪业最大的特点是高度分散，难以形成较大规模，这使得养猪业日益下滑，而外资的介入能有效地增加市场供应，对于稳定市场是十分有利的。既然国内生产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为什么不能允许外资的加入呢？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引进外资本身就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
　　刘玉满说，外资如果只是在生产领域发展就没必要太过担心，因为它会给国内的生产带来崭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并且能够带动其他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农产品生产业如果一直由低效的国内企业掌控，我们就只能保障一种低水平的粮食安全，而无法刺激国内农产品企业更大更强，也始终不能与国际相关行业竞争。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外资一旦进入加工领域就有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在市场上握有主动权，抢占市场份额，这样就会对中国国内企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威胁。因此，对于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这一问题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其投资背后的动机。
　　段绍译：鼓励外资内资合理竞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段绍译对记者说，外资对中国农业领域产生兴趣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简单点说，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产生不了效益的投资他们是不会做的。粮食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安全与否乃是相对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中国土地虽然很多，但是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农业在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弱势产业，因此就造成了农产品资源紧缺、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么在此情况下，外资的进入使得供给增加，物价下跌，对于国民福利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好处。
　　段绍译称，我们应该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对各种贸易壁垒的清除有效地调动了市场资源，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依靠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可以使企业与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企业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状况，根据市场上产品价格的信息，在竞争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那么对于政府而言，应该采取积极的宏观政策加以引导和控制，鼓励各种有效资源进入国内市场，为国内市场不断增添新的活力，而不应该一味地保护国内企业，这样就有可能是在保护“落后”，国内企业就得不到健康有利的发展，我们应该鼓励国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而政府的管制必须要发挥得当，既要宏观引导，又不能过多干预，努力为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氛围。
　　陶建平：有效引导 加强监督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陶建平的观点与上述三位略有不同。他说，外资对中国农业领域的投资肯定是既有利也有弊的。、
　　从积极方面看，首先，中国农业领域的资金相对比较短缺，外资进入农业领域能够弥补我国国内农业投资的不足，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使农业抗风险(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能力大大提高，而规模经济也能提升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益；其次，外资的进入将有效地改善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状况，解决供不应求的尴尬；最后，国内企业长期在小规模的经营范围内投资，经营理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外资能给国内企业带来全新的概念和经营模式，有助于国内企业提升竞争力。
　　同时，陶建平表示，外商投资农业领域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国家应该制定和完善一些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加强监督和管制，有效的引导外商对中国经济有利的投资，避免外资的进入给中国带来的粮食安全以及生物安全威胁。
　　外商投资形成规模效应也有可能导致部分农民失去经济来源，因此，国家应该加快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步伐。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青少年的知识水平，从而增加他们就职其他行业的机会和能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资源，减少农业人口。
　　“我们在适当鼓励外资的基础上，也应该鼓励国内资本走出去，到国外去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投资国外的农业领域。”陶建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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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要点吃最适合？
　猪肉皮毛颜色有纯黑、纯白、酱红、黑白混杂等。我国猪的优良品种有哈白、金华、柯东、大花白、北京黑、上海白、约克夏、苏白、巴克夏等多种。味香醇，食用方法广泛，可分割加工成多种风味食品和佳肴。
　　按着烹调的需要，猪肉除去头、蹄(爪)、尾外，一般分为以下14个部位。
　　1.血脖，即耳至肩胛骨前颈肉，呈条形，肥瘦相同，韧性强。适于做香酥肉、叉烧肉、肉馅等。
　　2.鹰嘴，位于血脖后、前腿骨上部的一块方形肉。肉质细嫩，前半部适于做酥肉，切肉丝、肉片，后半部适于做樱桃肉、过油肉、炸肉段、熘炒菜等。
　　3.哈利巴，位于前腿扇形骨上的肉(包着扇形骨)，质老筋多。适于焖、炖、酱、红烧等。
　　4.里脊，又称小里脊。位于腰子到分水骨之间的一长条肉，一头稍细，肉色发红。这块肉是猪瘦肉中最嫩的一块，适于熘、炒、炸等。
　　5.通脊，又称外脊。位于脊椎骨外与脊椎骨平行的一长条肉。肉色发白，肉质细嫩。适于滑熘、软炸及制茸泥等。
　　6.底板肉，后腿骨下部，紧贴臀部肉皮的一块长方形肉，一端厚，一端薄，肉质较老。适于做锅爆肉、清酱肉和切肉丝等。
　　7.三岔，位于胯骨与椎骨之间的一块三角形肉，肉质比较嫩。适于做熘、炒菜及切肉丝、肉片等。
　　8.臀尖，紧贴坐臀上的肉，浅红色，肉质细嫩。适于做肉丁、肉段及切肉丝、肉片等。
　　9.拳头肉，又称榔头肉。包着后腿棒子骨的瘦肉，圆形似拳头。肉质细嫩。适于切肉丝、肉片和做炸、熘菜等。
　　10.黄瓜肉，紧靠底板肉的一条长圆形肉，形似黄瓜，质地较老，适于切肉丝。
　　11.腰窝，后腿下部前端与肚之间的一块瘦肉，肥瘦相连，肉层较薄。适于炖、焖、炒等。
　　12.罗脊肉，连着猪板油的一圈瘦肉，外面包一层脂皮。适于炖、焖或制馅。
　　13.五花肉，位于前腿后、后腿前的腰排肉，肥瘦相间呈五花三层状，肋条部分较好称为上五花，又叫硬肋，没有肋条部分较差称为下五花，又叫软肋。上五花适于片白肉，下五花适于炖、焖及制馅。
　　14.肘子，南方称蹄膀，即腿肉。结缔组织多，质地硬韧，适于酱、焖、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