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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佚名
　发布时间： 20:28:21　阅读次数：
日12时左右，一位和仇和住在同一楼层的云南团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餐厅吃饭。推开门后，正巧在走道里碰到仇和，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位陌生的男士。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
原标题：贪官被抓时在干什么
日12时左右，一位和仇和住在同一楼层的云南团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去餐厅吃饭。推开门后，正巧在走道里碰到仇和，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位陌生的男士。这位人大代表还问了一句，仇书记，出去呀。仇书记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几分钟之后，仇和的秘书来到他的房间，替他收拾了换洗的衣服给他送去。
日，12时5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信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当天的10时左右，全国人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仇和和云南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一起乘从天安门东广场回到云南团两会期间的驻地――中国职工之家饭店。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分A、B、C三座，此次云南代表团的大部分代表都住在A座。
仇和就是在那里被带走的。
在此之前的会议期间，仇和几乎参加了大会议程安排的所有的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3月13日，按照大会议程，代表们举行小组会，审议两高报告。仇和参加了讨论，有人注意到，上午的讨论期间，仇和还走出会场外，有几位工作人员跟他汇报工作，阅读文件。
在以往本届人大的前两次会议上，仇和的发言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在小组讨论时，经常有代表跟他反映情况，他也会积极回应。但此次两会期间，很多记者发现，仇书记总是绷着脸，很少发言。
没有证据证明，仇和是否知道，一位和他关系密切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豪商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卫高请假缺席此次两会。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那一年有很多关于改革人物的评选。而仇和也交给他的部下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要在很多高端评选中，当选改革先锋。事实上，那一年的评选中，很多机构都把仇和列入改革的先锋人物。
还有机构评选中国最幸福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作为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也要求下属，在这些软实力的评选中，必须有昆明的名字。
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掀起了城市改造，强制要求老百姓拆除阳台外围的防盗窗。当时要求昆明市的公务人员带头拆除，规定期限内不拆除的不得上班。一时间，拆防盗窗的专业队伍价格上涨。有的公务人员抱怨，根本请不到工人拆。
为了提高昆明市的绿化率，当时的仇书记定了一个绿化目标，并分配到各个街道。结果有的街道人行道上全部种上树了，才能完成指标，但路已经不成其为路，老百姓根本没法同行。
延伸阅读：
会议场所、机场、火车站等处，都是纪委人员控制涉腐官员的常见场所。有的是因为纪委决定带走涉腐官员时，被调查者正好要去出差；有的则不排除事先“有所预感”，心里有了“跑路”的打算。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形，纪委人员都有办法把涉腐官员给控制住。看看，其他贪腐官员被抓时都在干什么！
开会时被带走
纪委在开会等公开场合带走官员，被认为具有震慑效应。此时，涉腐官员的同僚、身边的工作人员均在场，“带走”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反腐效果。围绕着官员开会时被带走的情景，甚至还衍生出了不少网络段子。
图为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
日，被通知前往省政府开会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就在广东众多官员的众目睽睽之下被中纪委的人带走。几十分钟后，中纪委官网就发布消息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媒体人罗昌平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当日宣布双规后，万被多人拥簇从省委一号楼常委会议室出来，“走路不太稳，一直由两人携扶”。
工商总局副局长孙鸿志被带走前，正在主席台上就坐，出席商事制度改革工作座谈会。工商总局正司局级以上人员目睹了孙鸿志被带走的过程。次日，工商总局官网就在“总局领导”一栏中删除了孙鸿志的信息。
图为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
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带走前，正在主持召开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议正在召开中间，省委通知杨卫泽前去省委开会，市里的会议因此休会。知情人士说：“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跑路”、出差时抓住
机场、火车站等处，也是纪委人员控制涉腐官员的常见场所。有的是因为纪委决定带走涉腐官员时，被调查者正好要去出差；有的则不排除事先“有所预感”，心里有了“跑路”的打算。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形，纪委人员都有办法把涉腐官员给控制住。
图为原岳阳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四海
原岳阳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四海就是在火车站候车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令许多人诧异的是，这一次，官员身边的便衣人员，并非来自纪委，而是检察机关。也就是说，陈四海没有经历许多涉腐官员被调查时的“双规”，直接由检察机关接手立案了。果然，在火车站被带走的第三天，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就宣布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陈四海立案侦查。
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被带走前，原计划坐飞机到外地出差。他在广州白云机场被纪委人员带走，有媒体形容这种场面“颇具电影镜头感”，并猜测可能因此广州飞北京多趟航班延误。此前，朱明国在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已经引起了民间的各种猜测，他在结束学习后还亲身辟谣：“因为作息规律，整个人的精神状况很好。”
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从南昌出差回来，航班是平安落地了，他本人却没有“平安落地”。据报道，在机场到达口，几名接机男子等候多时，直到乘客全部走光，他们所接的“重要人物”及下属仍然没有出现。所有人的手机均提示关机，在请示了领导之后，接机人选择了报警――当然，警方是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了，当晚中纪委宣布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家中被带走，有求饶有反抗
在涉腐官员家中宣布实施“双规”，被认为“隐私性”较好，保留了官员“最后的颜面”。从操作上来说，在家中控制涉腐官员，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难度当然也较低。
图为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
2013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纪委人员从“部长楼”带走。当纪委人员按门铃时，刘铁男还强装镇静说：“有什么事？请在外面接待室稍等一下。”纪委人员和随行武警很快撬开了门，刘铁男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面浑身发抖，一面语无伦次地求饶。
马超群曾是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他是一名贪污上亿元的“苍蝇”。调查人员出现在他家门口时，马超群的举动让现场的人都“惊呆了”。当时，专案组人员出示法律文书后，马超群一把抢过撕掉，直到被特警用枪托击打方才被制服。
日晚，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李俊夫像一如平常出门运动，不料运动回来，还没来得及进家门换衣服，穿着运动服即被纪检人员带走。据媒体报道，那天大约到晚上10时多，邻居听到李俊夫在其寓所门口与这4名男子高声说话，情绪相当激动，惊动了四邻，不过很快李便被带走。
中纪委：某省举报来信每月都有3千多封
3月20日，北京永定门西街东侧，来访群众正在依次排队进入中央纪委来访接待大厅。一位来访群众排队进入大厅，从安检、存包、取号排队到窗口接待、进谈话室谈话，整个过程一个多小时。
原标题：网络举报已占一半署名举报大幅提升
中纪委让群众举报更畅通（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部委探营）
3月20日，北京永定门西街东侧，来访群众正在依次排队进入中央纪委来访接待大厅。一位来访群众排队进入大厅，从安检、存包、取号排队到窗口接待、进谈话室谈话，整个过程一个多小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紧紧围绕受理和处理检举控告这个基本职责来谋划、部署和开展信访举报工作，畅通和拓宽举报渠道，充分发挥举报作用，加强信息化规范化建设，力求做到让来访的群众满意而归。
畅通和拓宽举报渠道，网络举报已占半壁江山
群众亲身到来访接待大厅，只是向中央纪委举报的多种方式之一。据介绍，目前，向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一共有四种渠道，分别是来信、来访、网络和电话举报。“采用任何一种方式进行举报，只要在中央纪委受理范围之内，都会被认真受理。当然，我们更加提倡实名举报。”中央纪委信访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群众举报总量大幅攀升。中央纪委信访室一位负责办理群众来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某省的群众来信在2013年之前，每月不过几百封，目前达到了每月近3000封。”
中央纪委信访室采取多种手段，进一步畅通和拓宽举报渠道。近年，网络举报数量逐年攀升。打开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右侧醒目的位置，可以看到“举报指南”“我要举报”“举报查询”“其他举报网站”四个板块，举报者只需点击“我要举报”板块就可进入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轻松提交举报，既免去了到来访接待大厅的舟劳顿之苦，也不用像写信、打电话举报那样耗费邮资话费。如今，网络举报已占举报总量的近一半。
去年12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线索举报平台，接受海内外人士对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逃往国（境）外，或者向国（境）外转移涉嫌违法违纪资产等行为的举报。据了解，目前这一平台已经接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举报线索。
群众来访数量多了，被举报人级别高的明显多了
“中央纪委信访室的受理范围主要有三类：对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依法应由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不服党纪政纪处分和其他处理的申诉；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央纪委信访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八大以来，按照“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中央纪委信访室聚焦主业，集中精力把检举控告特别是涉及中管干部的检举控告受理好、办到位。
在来访接待大厅，记者看到，来访群众只要在窗口递上自己的二代身份证，往读卡器上一刷，接待工作人员电脑里的纪检监察信访信息管理系统就会自动显示其来访记录。
“您好，中央纪委信访室主要受理涉及中管干部违纪问题的举报，您反映的是村支书的违纪问题，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建议您向该村所在县纪委信访举报部门举报。”在一号窗口，接待工作人员正在向一位河北籍的来访群众说明情况。
“从群众来访统计情况看，‘三转’以后反映党员干部违纪问题的来访数量明显多了、被举报人级别高的明显多了、线索证据质量好的也明显多了。”中央纪委信访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4年，业务范围内来访批次比2012年增长了46.7%。
群众信心增强，署名举报比例大幅提升
去年11月的一个下午，已临近下班时分，中央纪委监察部12388举报电话接到群众来电：“在京某单位干部XXX严重贪污受贿，目前正打算逃往国外，你们赶紧行动，可别让他跑了！”接听工作人员接到举报立即按程序进行报告，按照领导指示，第一时间通知中央纪委驻该单位纪检组采取行动，避免了被举报人逃之夭夭。
中央纪委信访室电话网络举报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与其他三种举报方式相比，电话举报在受理突发情况方面具有更多优势，一些反映涉嫌违纪人员企图逃跑、正在转移销毁证据等情况的举报，举报人往往会选择这种方式举报。特别是八项规定颁布以来，不少群众及时通过电话举报违反八项规定的党员干部。有的干部正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群众一个举报电话打来，有关纪检监察机关立刻采取行动，往往能“抓个现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信访室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质量。为了尽量不让群众带着不满情绪离开来访接待大厅，建立了大厅巡谈机制，常年有3名工作人员在大厅关注情绪较为激动的来访群众，将其带到大厅的巡谈座位上，面对面谈心交流，耐心劝解、安抚情绪。“有时候，来访人员情绪激动是长期上访矛盾累积导致的，他们来到大厅，发现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就容易情绪失控、大吵大闹。这个时候，我们起到的就是一个‘解压阀’的作用，让他们安静下来、喝口水、倾诉一通。”
为了让机关干部进一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多接地气，2013年起，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出台规定，机关局、处级干部每年必须到来访接待大厅分别接访一天和两天，机关新考录公务员先到来访接待大厅或电话举报接听岗位锻炼一年后再分配工作。“以前觉得自己常年在外办案很辛苦，到来访接待大厅接访两天才发现，从事来访接待工作的同志也很辛苦，而且工作更难做。”一位刚刚参加过接访的纪检监察室处级干部感慨地说，“通过接触大量的来访群众，为他们答疑解惑，我感觉和群众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了，深切体会到了基层群众的疾苦。”
中央纪委信访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十八大以来，举报量持续增多，受到实名举报“优先办理、及时回复”的鼓舞，署名举报比例大幅提升。“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不断增强。”
记者25日从安徽省检察院获悉，日前，该院决定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赵红梅(副厅级)。
赵红梅资料图
原标题：安徽广播电视台多人落马 原副台长赵红梅涉嫌受贿被逮捕
中新网合肥3月25日电 (成展鹏)记者25日从安徽省检察院获悉，日前，该院决定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赵红梅(副厅级)。
经审查，赵红梅利用职务之便，在广告业务、电视剧和服装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该案由省检察院指定淮南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此外，据记者了解，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同时，安徽广电还有6名管理层被查，分别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广告中心主任吴涛；安徽广播电视台广告中心原主任王茂盛；安徽省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胡传道(副厅级)；安徽广播电视台电视总编室原主任肖融(正处级)；安徽广播电视台服务中心原主任宋晓峰(正处级)；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朝阳(副处级)。
此前，中纪委驻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此前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访谈时指出，关键领域比如影视剧购销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还有广告经营、新闻采编，包括海外台站，“我们准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去抠”。
一个贪官的考察材料解读
新华网湖南频道&&&& 文/赵东辉　陈澎　& 图／龙弘涛　
&&& 今年１１月底，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对原湖南省常德市政协主席彭晋镛的二审裁定：维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彭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６年。耐人寻味的是，案发前彭在有关部门、公众视野里基本属于"好干部"形象，记者从有关部门查阅了彭晋镛的档案，从他升迁过程中的考察材料来看，也没有流露出彭任何可能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
&&& 今年５７岁的彭晋镛，２００３年５月在常德市政协主席任上被查处，之前的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彭担任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彭先后担任县、市纪委领导职务长达１５年之久。经法院审理查明：彭受贿４２万多元，骗取和侵吞公款６万多元，拒不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１０９万多元。彭的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他任纪委书记以及主管纪委工作的副书记阶段，其违纪违法行为的出现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 从彭晋镛档案里厚厚的一沓材料中，可以勾勒出彭仕途升迁的轨迹：１９８１任常德县蒿子港区党委宣传委员，１９８３年破格提拔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１９８５年任县委常委、纪委书记，１９８８年调任常德市纪委副书记，１９９０年任桃源县委书记，１９９５年任常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２００１年任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２００２年任市政协主席。
&&& 从整个档案记录来看，彭获得过"全国百佳县委书记"、"常德市十大勤政廉政建设标兵"等荣誉称号，自１９９３年以来组织部门对他个人进行的９次年度考核，有２次为优秀等次，其余为称职等次。
&&& 纵观彭晋镛２３年的从政历程，先后共经历了８次职位变动，组织部门按程序分别对他进行了考察，每次考察他都轻松过关，而且评价比较高。记者仔细解读了其中的６份考察材料，并对与彭共事的干部群众以及彭本人进行了采访，从中可以折射出当前干部考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
& 彭晋镛被带上法庭&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彭晋镛受贿、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以监督他人为己任的湖南省常德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彭晋镛坐到了被告席上。& &&& 考察内容为何如此"雷同"？
&&& 对比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彭的两份升迁考察材料，记者发现，这基本是两个内容雷同、甚至前后抄袭的材料。而现实中的彭晋镛在这一时期却发生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变化：１９８３年他从一个普通的区委委员，一跃提升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而后又任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很显然，这种跳跃式的变动，使他的工作内容、方式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 然而，这两份分别反映他担任区委员和县委常委的考察材料，却让人着实难以区分。两份材料均分为基本情况、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现实表现三大部分。后一份材料的基本情况部分仅仅增加了个人经历的变动内容，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部分完全一样。而最能反映干部实际情况的现实表现部分，又分为３个小段，每段的总结语无一字差别，后面两个小段连内容也完全一样。其中对于彭的缺点，两个材料也采用了一样的表述："入伍时间不长，工作经历较短，工作中还不够大胆。"
&&& 记者对比彭２００１年提拔市委副书记、２００２年调整为政协主席时的两份考察材料，发现内容也基本一样，只是后一个材料在措辞上有意识地减少了有关纪检工作方面的表述。关于不足之处，两次考察则是同一个结论："有时有点计较，心胸还要开阔一些。"彭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９年的两份考察材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 记者在常德市临澧县、石门县、澧县等地采访时，这些地方组织部门的同志对记者说，对一把手的考察按理是一个很好的监督环节，但作用一直发挥得不理想。如今的考察更多地体现为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往往是上级派三、两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三、两天，开三、五个座谈会，接触三、二十个人，不同的人考察出来的结论也都大同小异，如果不看名字就根本判断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当前干部考察过程中形成一股不敢说真话、说实话的"好好"风气，有问题的干部也常常被放过去。
&"材料关"卡住了谁？
&&& 在彭晋镛的６份考察材料中，其中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的一份涉及彭晋镛的不足之处最多，里面连续用了３个"不够"："全局观念不够强，缺乏朝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不够深入，预防违纪违法的措施不够有力"。但即使这份触及彭的问题最多的材料，也始终没有指出什么具体事情，并在下面的叙述中，又将这些问题淡化，为考察对象打了"圆场"："同时，该同志能够结合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把自己摆进去"。
&&& 从现在查处的情况看，彭正是在此之前开始出问题，违规在市纪委开设了"小金库"，为他的贪污腐败行为埋下了伏笔。如果当时能就发现的一些问题步步深入、层层剥皮，在查处上动真格，彭的问题就有可能提前暴露。
&&& 记者翻阅彭晋镛出事前的最后两份考察材料，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２年７月，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材料对彭的评价均比较高。其实，彭大肆敛财的行为这个时期在社会上已经露出苗头：他借给孙子过生日、母亲去世，变相收受贿赂、礼钱达２０多万元，在干部群众中已造成不良影响。而两份材料的评述则分别为："律己较严，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和"模范带头，律己较严"。
&&& 常德市几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说，在干部考察中发现了问题不深入，只了解一些皮毛、表面的情况，在当前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了。一些考察对象往往是主要领导拍板定好的，如果考察工作出了问题、有了岔子，也不好向领导交代，考察组的同志本身也不希望考察出问题。
&&& 记者在常德市采访了几位分管组织工作的县级领导，他们表示，当前的干部考察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立场、工作态度、能力和水平、工作作风、廉政建设情况等几个方面，这些大多是比较原则、比较笼统的，一般对考察对象都会从这些方面去罗列。干部将这个称为过"材料关"，在干部升迁的众多关口中，这是最好过的一关。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升级”：关“带病提拔”之门
日14:14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景h）2014年12月，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对做好2015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作出安排。目前，中国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已基本完成了个人有关事项的集中填报工作。这份通知的“厉害”之处在于，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随机抽查比例，强化抽查核实结果的运用等一系列要求。有党建专家分析，这实际上是在原有较为严格的基础上，又上紧了一扣，与西方社会的同类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有四大鲜明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广、全、实、严。
　　亮点一：广
　　150万名领导干部需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主要是依据2010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推行的。按照《规定》，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都要按照规定每年向组织集中报告一次个人有关事项情况，而科级干部是否纳入报告主体范围，由各省（区、市）党委、政府决定，全国不做统一安排。据统计，2014年，全国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领导干部总量达到150万名。
　　【专家解析】
　　为什么我国规定报告的主体范围比国外更大？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我国干部队伍庞大，权力关系相对复杂，如果只对高级干部作要求，将会使一大批掌握重要权力的干部游离于制度监督之外。“小官未见得小权，比如县委书记虽只是正处级，但其掌握的权力很大。”他认为，把副处级以上干部作为申报对象，有利于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亮点二：全
　　涉及“家事”“家产”等14项内容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14项内容中，涉及“家事”方面的有8项，主要包括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涉及“家产”方面的有6项，主要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投资等情况。同时，《规定》还要求领导干部就本人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向组织作出书面“承诺”。
　　【专家解析】
　　辛鸣分析，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家庭观念的国家，家庭就是社会中不可分割的最小细胞，在中国社会，有可能局长夫人说话会被当作是局长本人的意思，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中，把申报内容规定到‘家事’和‘家产’是十分必要的，体现了有的放矢。
　　亮点三：实
　　随机抽查比例提高　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必查”
　　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一是扩大随机抽查比例。将随机抽查比例由目前的3％―5％提高到10％，以增强报告制度的约束性。二是突出抓好重点抽查。从2015年1月起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必查”制度，对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一律进行核查核实。
　　【专家解析】
　　辛鸣认为，“实”是指对真实性的要求更高，抽查力度更大。在中国由于申报人数巨大，申报事项众多，在尚未向全社会公示、受到全社会全方位监督的情形下，设立抽查核实机制并将其与干部选拔任用结合起来、与财产的“合法性”验证机制结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亮点四：严
　　凡不如实填报的，将一律记入干部诚信档案
　　进一步强化抽查核实结果的运用。一是建立干部诚信档案。要求领导干部如实填报个人有关事项。对查核发现不如实填报的情况，逐一进行登记，作为考核评价、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二是研究细化抽查核实结果处理政策。重点针对故意欺瞒组织、不如实报告的行为，以及家庭房产、收入等“合法性”存疑的问题，明确政策界限，细化处理规定。三是强化责任追究。对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运用抽查核实结果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发现存在未经核查就提拔重用干部，或者核查发现存在明显问题不按规定处理的，要严肃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有关人员的责任。四是加强检查通报。对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督促整改。
　　【专家解析】
　　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认为，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完备性、周密性并不高，但由于国家普遍的财务与金融监管水平较高，所以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施行效果比较好。
　　为此，王明高建议，应在我国建立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对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的个人信用信息、金融资产的出入进行有效监控。此外，王明高希望进一步扩大核查的比例，按干部管理权限，逐步建立所在单位自查、省级核实、中央抽查的三级核查机制，并对瞒报、漏报或不报者要实行严格的监督与严厉的惩处。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信息报道）
【还原成都市金牛区政协闭幕会事实真相】23日长江商报网发了《警察政协会场抓记者副主席称被限制自由》的网稿，一时引发了多家网站转载和网民议论。经核实，该稿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甚至扭曲了事实真相。
【还原成都市金牛区政协闭幕会事实真相】23日长江商报网发了《警察政协会场抓记者副主席称被限制自由》的网稿，一时引发了多家网站转载和网民议论。经核实，该稿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甚至扭曲了事实真相。
郭正钢轶事
　郭正钢那些事儿郭正钢
3月2日，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被宣布立案侦查，郭正钢落马新闻的传播密度，瞬间达到了与其少将级别不符的“刷屏”程度。落马20余天，“官二代”郭正钢及他的神秘父亲，在媒体的披露下轮廓凸显了起来。
那么，郭正钢在旁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他如何从一个平庸的军队职员跃升至少将军衔？与第二任妻子是怎样的“美丽的缘分”？“xiong孩子”与“老爷子”又是如何互坑？...凤凰资讯为您揭开重重迷雾。
性格：“任性的公子哥”
郭正钢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4年。这年6月30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公布，此后，坊间开始流传郭正钢落马的消息，并一度传闻郭氏夫妇已被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其中，媒体提到郭正钢的父亲曾与徐才厚是同级同事。
那么，这个郭正钢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推测一下，郭正钢在军中摸爬滚打多年，想来也应该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待人接物方面也应该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却是，同僚相识恶评如潮。不过，对于这些批评，这位“官二代”我行我素，也毫不在乎。
领导评价：“没有他父亲，上不到现在位置。”
郭正钢起初在47军通讯团下属分队担任指导员。“在团里的时候，郭父一开始不管他，任其自己发展。”郭正钢老部队的一位领导说，身为政工军官的郭正钢在这方面能力一般，讲课、备课等水平很普通，“没有他父亲，小郭是上不到现在位置的。”
官兵评价：经常找不到人 基本不下团
郭正钢代职过的舟山警备区一些官兵，对其印象却非常一般。“以前警备区机关干部拿文件找郭，都找不到他的人，”该警备区一位要求匿名的军官称，郭正钢任警备区政委时，基本不到下面的团里去。
相识者评价：和他打招呼 头都不点
一位浙江省军区的退休人员告诉记者：“郭正钢不太爱和下级说话，有时在大院里遇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瞥人一眼，头也不点。到后来有人远远看到他，就绕路走了。”说起他在军区的工作表现时，老人连连摇头：“没什么，工作上真的没什么。”
“公子哥式任性”
官至正师大校领导职务他仍然会表现出“公子哥式任性”，办公室案头的文件常堆积像座小山，一些非他参加不可的重要会议，他到场后一言不发，轮到他说话时，他照本宣科念完稿后，有时会突然甩手离去，令其他人很是难堪。
“任性”的火箭式升迁
官网简历截图：郭正钢时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老同评价他的工作表现，“没什么，工作上真的没什么。”。在大家看来，郭正钢不仅工作能力一般，待人接物也有问题。但即使这样，郭正钢仍然以常人无法企及的速度“火箭式升迁”。
公开资料显示，郭正钢出生于1970年1月，陕西礼泉人。他出生时，其父亲正在陆军第19军55师164团司令部作训股任职；而当他1989年参加工作时，其父亲已是兰州军区的副参谋长。郭正钢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到了兰州军区所辖的陆军第47集团军服役。
2007年，年仅37岁的郭正钢从总后勤部机关调往浙江省军区，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正师级干部。几年后，郭正钢前往舟山警备区代职，任警备区政委。
2011年底，郭正钢到舟山警备区代职已满一年，他接到去国防大学进修的通知，这通常是大校军官擢升前的信号。2012年对郭正钢来说更是发展关键的一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2岁的郭正钢在完成最高军事学府的例常进修后，会收到副军职晋级命令，一步跨入副军少将序列。
2015年1月14日，浙江当地媒体一次报道中，郭正钢佩戴少将军衔亮相，职务也由原来的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改任副政委。
“任性”的婚姻：让人“大跌眼镜”
郭正钢经历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总参通讯总站干部，婆婆似乎很是认可。然而第二任妻子吴芳芳...
“任性”的第二任妻子吴芳芳：投资军产生意 留烂摊子
相比于郭正钢的家庭背景，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则出生在普通人家。在杭州，这位年近五十、其貌不扬的吴芳芳小有名气。从商20多年未有太大成就，却在不惑之年，从平民门第突入郭氏豪门。这桩奇特的婚姻之后，开着军车、升格为少将夫人的吴芳芳在郭氏权力庇护之下，军产生意越做越大，染指项目越来越多。尽管在军区拿地如探囊取物，其老旧的“圈钱”式开发手段却以不断失败。最终成了至今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以至于2013年以来，在吴芳芳军产项目中被骗、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们多次在浙江省军区门前聚集、抗议，甚至高呼“郭正钢还钱！”。
当年结婚内情：奉子成婚 挺大肚子跑省军区
对于如何相识，有人称吴芳芳做生意牵涉到向部队租地皮，两人才开始熟悉起来。知情人士称，郭吴在一次应酬后开房，“40多岁的吴怀孕后，吴一度带着她的老娘挺着个大肚子跑去省军区郭的办公室，要求对方给个说法。”而这时郭和前妻还没离婚。事情最终以郭的前妻离婚退场结束。2012年12月，郭正钢和吴芳芳结婚登记。
郭正钢看上了她的不菲的身价？
“就是从租用军队的地开始的，本来吴这样的人，接触不到郭正钢的。”知道郭吴婚姻的一位人士称，不算有钱的吴芳芳与仕途正旺的郭正钢最后竟会以婚姻的形式走到一起，令很多人大跌眼镜。吴与郭的婚姻即使是在郭正钢的同事、下属及领导眼里，也并不被看好。在同事眼中，当年郭吴结合，一则或许迫不得已，二是郭可能以为吴有不菲的身价。
“任性的媳妇儿”家里人不认可
对于这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媳妇，家里并不认可。2013年正月，高龄产妇吴芳芳为郭家添了一个男丁。即便为郭家族生了孙子，平民人家子女的吴芳芳，在郭家地位也很尴尬。一位军官称，吴的婆婆还认郭的前妻，吴芳芳也不往北京去。有说法称，大陆一位商界人士拜访郭正钢的长辈，言谈中“提及吴芳芳的名字”，对方勃然变色，从凳子上腾地站起，连声大叫道，“我们家没有这个人。”
“任性”的资本：父亲位高权重 家人发展不错
父亲位高权重，仕途上对郭正钢呵护有加，在儿媳遇到困难时也及时“伸出援手”。随着，儿媳吴芳芳的几个军产经营项目问题成堆，2013年开始，相继爆发群访群诉事件，去年6、7月间，接盘方企业董事长声称，意外地接到北京一位军界大领导的电话，这位领导他以前只是在电视上见过，电话里对方让他帮忙接盘。不过，事情并未因此解决，不久后两人就“出事了”。
从旁人评价看来，郭正钢自身能力并不突出，但军中仕途确实顺风顺水，似乎与他的家庭背景脱不开干系。家中，除了他位高权重的父亲，其他的家人发展“也都不错”。
父亲，前任军方高层主要领导。
二叔，曾“在兰州部队工作”，现已退休。
三叔，曾在礼泉县烟草公司工作，后做石料生意，现已退休。
四叔，出生于1961年，现任陕西省政府某部门负责人。
五叔，小名为“高兴”，在陕西省军区军人服务社担任领导职务。
舅舅，在陕西省军区任要职，是副军级干部，前不久晋升为少将。
堂弟，在兰州军区第21军驻甘肃某师担任要职。
两会热议郭正钢
人民日报：天上掉下个郭正钢 释放啥信号“你懂的”
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下午刚说“大家都很任性”，并宣告“什么样的老虎都藏不住的”。傍晚，中国军网就爆出新打的14只“老虎”名单，郭正钢赫然在列。对此，人民日报微信 “学习大国”调侃道：天上掉下个郭正钢，释放啥信号“你懂的”？
对于郭正钢出事，微信“学习大国”说“你懂的”。那么大家对这事都是啥态度呢？趁着两会期间都来北京开会，媒体们得到了不同观点。
刘源：你懂的
3月5日上午，在被媒体问及是否还有更大“老虎”，以及郭正钢的父亲是否也可能涉案被抓时，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微笑着对记者说，“你懂的”。
朱和平：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
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看来， 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各是各的问题，“共产党是不搞株连九族的，那是封建社会，一人犯事满门抄斩，现在不是这样。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刘建: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难脱其咎
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表示，“俗话说‘上阵父子兵’，父子的这种亲情很容易形成战斗力和凝聚力。因此我觉得，父亲在部队，孩子继续到部队服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也有句老话叫做‘举贤不避亲’。但是如果走到一定的岗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别人谋利，这就不对了。同时，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也难脱其咎。”
据说，为了保佑家庭平安渡劫，也为了能继续“任性”下去。儿媳吴芳芳曾专门请了风水师同郭正钢一道赴陕西礼泉县郭的老家，到郭的祖宅坟地等处看风水作法，测字卜凶。吴还请该风水师为夫家的一位老爷子问了旦夕祸福。大师给吴芳芳口里说的“老爷子”测字的结果是：老爷子吉人天相，没事。
究竟能不能“吉人天相”，我们拭目以待吧。
资料来源：《凤凰周刊》《环球人物》《财新网》《人民网》《法制晚报》等
原标题：中国反腐波及法国葡萄酒庄 近期逾300中国进口商破产 最昂贵的葡萄酒被中国反腐打趴！据法国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CIVB）数据显示，受中国反腐影响，2014年波尔多葡萄酒出口至中国内地和香港市
原标题：中国反腐波及法国葡萄酒庄 近期逾300中国进口商破产
最昂贵的葡萄酒被中国反腐打趴！据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协会（CIVB）数据显示，受中国反腐影响，2014年波尔多葡萄酒出口至中国内地和香港市场的总量下降9%，出口总额下降17%，近期已有300多个中国的葡萄酒进口商破产。而之前，波尔多葡萄酒在中国很受欢迎，常被作为礼物赠予官员。
据英国《卫报》、The Drink Business网站19日消息，2014年，波尔多葡萄酒整体销售量下跌。波尔多的葡萄酒生产者称，下跌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波尔多葡萄收成不好，加上作为波尔多葡萄酒主要出口市场的中国反腐导致需求量下降。
波尔多葡萄酒占海外销售的法国葡萄酒近半：销量占39%，销售额则占49%。
根据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14年，波尔多葡萄酒总销量为6.85亿瓶，比2013年下跌了8%。而总销售额为37.4亿欧元，比2013年下跌了13%。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称，2013年波尔多葡萄收成不好，没有足够的酒可以销售。出口方面，受到影响的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和香港。2014年，波尔多葡萄酒出口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出口总量下降9%，出口总额下降17%。
中国葡萄酒市场此前一直以几何级数增长：2000年有20万升，2012年到达高峰时增至5380万升。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主席法尔热说：“中国市场从2005年开始难以置信地崛起，如今要降温了。”
对于对中国出口量的下跌，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尔热说，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反贪政策”打击了“最昂贵的葡萄酒”。曾经，顶级葡萄酒常作为豪礼赠予官员。
中国市场对波尔多葡萄酒的需求，从2010年就开始减缓。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的亚太区总裁托马斯•朱力安(Thomas JULLIEN)称，近期有300多个中国的葡萄酒进口商破产。
法尔热指，除了反腐之外，新兴葡萄酒产区如澳大利亚以及智利的佳酿也增加了竞争，让波尔多红酒不再是中国市场上唯一的选择。新兴产区如澳大利亚、智利的葡萄酒开始逐渐受到中国市场的欢迎。更激烈的竞争，也是导致波尔多葡萄酒销量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展望将来，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预期2015年将很“艰难”，因为它“仍然受到2013年的脆弱收成影响”。但该协会说仍然有些迹象令人鼓舞。譬如，欧元兑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汇率近月急跌，令出口更有竞争力。
美国《华尔街日报》去年底也曾报道，随着中国推进反腐败运动，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反腐改革给法国葡萄酒庄造成了巨大打击，中国人收购法国葡萄酒庄的泡沫破灭。因为著名葡萄酒产地法国波尔多的大客户――中国富豪，因为担心被打上腐败烙印，纷纷避讳购买昂贵的葡萄酒庄。
据了解，在2013年的好时节，共有9平方千米波尔多酒庄迎来了新的中国主人，面积占波尔多红酒产地总面积的20%之多。中国进口的波尔多红酒价值高达43.54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富人之间，法国红酒和酒庄向来是财富的象征，最高级的红酒一直被看作最尊贵的礼物。《华尔街日报》介绍称，还有调查结果显示，40%身价超过3300万美元的中国富豪都想拥有一座葡萄酒酒庄。 　
但从2014年开始，情况出现了很大变化。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进反腐运动，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急剧减少。中国人2013年共收购了25座波尔多酒庄，2014年则减少到了14座。今年中国人在波尔多收购酒庄的最高价格为1000万欧元，仅相当于去年(2000万欧元)的一半。2011年由中国明星赵薇与中国商人史玉柱等人掀起的收购酒庄泡沫已然破灭。
但是，美国之音网站3月18日报道称，中国富豪在法国西南部的葡萄酒产区波尔多已经拥有100多家葡萄酒庄，这里一共有大约7000家酒庄。这些中国富豪不仅仅来这里投资，还在中国酿酒。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葡萄酒生产国。当地的房产经纪公司和行业协会认为，中国人来这里竞购葡萄酒庄，一方面反映出该地区享有全球盛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对葡萄酒似乎有永不枯竭的需求。
中纪委刊文介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党、反腐经验
2015年03月24日 08:34来源：作者：李文 王尘子
1954年，一批刚从英国归来且长期接受英式教育的中产阶级创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并于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党地位。
编者按：3月23日凌晨3时18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1954年11月，李光耀参与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50多年来，行动党一直以绝对优势长期执政，并带领新加坡人民创造了被世人称为“新加坡模式”的奇迹。李光耀生前多次访华。我们约请了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专家介绍人民行动党的相关情况。
1954年，一批刚从英国归来且长期接受英式教育的中产阶级创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并于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党地位。自1961年开始，在李光耀的领导下，行动党高层开始重视在党内建立严密的组织制度和纪律规范以约束党员的行为，维护党的统一和纯洁。
李光耀认为，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想要在长时期持续稳固，必须要有严格的党内纪律，而党的章程则是党内的根本法规和制定各项具体纪律规范的基本依据。
行动党的现行章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章程》，对入党资格、党员基本条件、党员标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入党手续、党的纪律和处分等内容都有严格、明确的规定。
行动党党章关于党内纪律的规定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首先是一般的纪律规定，其次是有关纪律检查机关或监督机关权力和责任的相关条款。在怎样的情况下党员涉嫌违纪、违纪党员究竟如何处分、处分的执行程序、纪律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行规范等，在党章内有全面和精准的界定。
此外，行动党还建立了严格的品格考核制度。除了考录前的品德调查之外，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还要接受政府经常性的品德考核。相关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高素质的公务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政府，而且对在职公务员是否奉公执法发挥了有效监督作用，预防了腐败的滋生。由于新加坡的政府工作人员基本都是行动党党员，因此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对党员的管理。严格的党内纪律是保障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
在行动党的长期领导下，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廉洁高效，连续数年在各权威廉政评价机构的考评中排名靠前。
行动党在执政后将党内廉政建设与政府的廉政制度建设有机结合，将反腐落在实处，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内容：首先，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实现廉政制度法治化；其次，完善反腐机构的设置。在行动党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于1960年6月17日颁布了《防止贪污法》，这项法律惩罚范围广、惩罚力度大且执法相当严格。另外，行动党执政后也完善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这一专门反贪机构。通过这两个手段，行动党在长期实践中得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机制，从法治化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概率。
长期担任行动党领导人的李光耀相信，良好的党风党纪是维持执政党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在1959年的第一届大选中，行动党就以勤俭朴素的形象和旗帜鲜明的廉政建设方针吸引了众多选民的注意。为了表达预防和整治腐败的决心，行动党高层甚至统一了着装――1959年6月，在成功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之后，行动党高层一律身穿白色的衬衫和长裤在市政厅会议室就职，以此表达实现个人行为纯洁和政府作风清廉的决心。
在此后的执政岁月里，行动党始终借助政府相关法规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对违纪者则实行零容忍。由于态度坚定、措施得当、处罚严厉，行动党在长期发展中并未受到腐败问题的严重影响，在群众中成功地保持着良好的口碑和较高的威信。（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李文 王尘子）
四川雅安落马书记：免职时听见鞭炮声我痛不欲生
2015年03月24日 08:29来源：
2009年5月至2013年11月间，徐孟加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和干股共计折合人民币548万元(其中未遂150万元)，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2亿余元。
原标题：“我非但没有让哥哥扬眉吐气，反而让他成为我受贿的帮凶，也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用权力回报亲情，结果害人害己害国家
苏晨 郭丽 刘德华
忏悔人：徐孟加
原任职务：四川省雅安市委书记
触犯罪名：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判决结果：2014年12月31日，四川省达州市中级法院对其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犯罪事实：2009年5月至2013年11月间，徐孟加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和干股共计折合人民币548万元(其中未遂150万元)，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2亿余元。
我曾经是一个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热血知青。怀着对改革开放的一腔热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辛勤的汗水浸润了梦想的土地，我不觉得累。很快，我出色的工作赢得了领导的赞许。2006年，我被提拔为雅安市委书记。
当时的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里自然照料甚微。这么多年来，我年迈的双亲全靠哥哥一个人操心。“你是做大事的，可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耽误了前途。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哥哥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了，在外面好歹也算是个大老板，这点儿小事还摆不平？”每当因疏于照顾父母我面露愧色时，哥哥总是这样安慰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哥哥比同龄人看上去老很多，原本黝黑的发丝间夹杂着越来越多的银发。我心生酸楚，但想到哥哥的生意做得不错，经济情况好一些，我的愧疚便减轻了不少。
转眼到了2008年。在一次考察中，我偶然得知哥哥并不是什么大老板，他口口声声顺风顺水的生意，不过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让我在事业上没有后顾之忧。那一瞬间，多年支撑我的心理支柱垮了。原来，我对这个家付出得太少，全靠哥哥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他那丝丝银发是岁月的风霜。多年积累的愧疚排山倒海般向我涌来。但是，急于报答哥哥的我用错了方法。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我让自己和哥哥非法获利，金额一笔大过一笔。然而，我非但没有让哥哥扬眉吐气，反而让他成为我受贿的帮凶，也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可是，要是我的信念如磐石一样坚定不移，我怎会走到这一步呢。我自己知道，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党性早就泯灭了，贪欲从心中伸出手，不断地索取着。
当被冰冷的手铐铐上，我才如梦初醒，如今回想这一切，真是一场糊涂梦。我曾以为，只有用权力来慰藉亲情，却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万不可用来谋取私利。一失足酿成千古恨，一步踏错，我不但惹来牢狱之灾，也亲手将哥哥送上了审判台。
我在这个城市主政七年，上任时的豪言壮语我还记得，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亏欠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此刻，我的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那阵阵鞭炮声，那愤怒的爆竹声好像成了雅安人民的语言，一字一句地细数着我的罪状，让我痛不欲生，每天都在悔恨中度过。
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建议制定利益冲突法
2015年03月24日 06:03来源：
原标题：反腐老将话反腐：建议制定利益冲突法 南都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崔海容 现在已经有很多禁止性规定，过去30多年，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利益冲突内容，中央和国家机关
原标题：反腐老将话反腐：建议制定利益冲突法
南都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崔海容
现在已经有很多禁止性规定，过去30多年，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利益冲突内容，中央和国家机关涉及防止利益冲突的规范性文件也有200多个，但刚性罚则和执行力不够，亟待从国家层面实施立法，实现其法治尊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崔海容
南都讯 记者吴斌 2014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整整30年后卸任身退。这位曾任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的反腐干将，不仅查办过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培英案、三鹿毒奶粉案等大案要案，也是一位作家和编剧，曾出版《无罪判决》、《专案组长》、《高干病房》等小说，编著过《沉浮》、《绝胜天良》、《大爱无言》等电视剧。
今年全国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海容继续为制度反腐建言献策。在其就职的2009年，本报曾以《中纪委里查贪官，电视剧中展沉浮》为题对其做过专题报道。时隔6年，这位反腐老将接受南都专访，畅谈他对腐败与反腐败的思考。
南都：行政审批的不透明，是不是留下很多腐败的空间？
崔海容：关于推进政务公开，去年两会期间我接受人民网采访，已经谈过。行政许可审批，前些年确实较繁锁，比如房地产项目，从征地到房子盖起来，要盖近百个章子，每个章子加盖过程中都可能存寻租的空间。
有个最典型的案例，南方某省会城土地房产部门的一个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她非官也非吏，审批签章都轮不到她，为何受贿这么多钱？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要排队等候。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
除了推进政务会公开，推动立法和修法也是我们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南都：你曾经在哪些方面推进过立法与修法？
崔海容：比如2011年关于二代身份证的修法，要把生物信息放进去。我们在查案中，有人拥有多个身份证，多本护照。有个案例，其主犯十几次出境澳门赌博，输掉公款3300余万元，出入境记录竟然没有其任何痕迹，澳门赌场却调出其豪赌的录像录音，这是不是很奇怪？在证据面前，其本人才坦白用的是在东北办的假名身份证。
从防治腐败和社会管理角度，我们认为身份证实现不可伪性，是最基础并带有根本性的工程。比如财产申报，从提出到探索实施搞了20多年，可从具体案例着眼，一个官员拥有多套房子，而名下只登记一套，剩下的都用假身份登记。再比如银行存款等。10余年前有桩个案，涉案人拒不交代贪污受贿，除铁证之外，其它罪行拒不承认。后来在他的家中查出数百万元巨款，他才承认系不明财产来源。可人出来后，马上串连其所有亲戚，说不明财产是向亲戚们借的，一下列举20来个亲友。由此看出，对于掠夺国家资源，攫取民众财富，挑战法律底线者，虽不属诚信范畴约束的对象，但不管作为个人、单位，还是国家、社会无信而不立。事实证明，建立个体行为记录与责任担当，建立起有独立行为意识到生命终结的信用代码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经验教训的选择。它是最基础性的建制，就防治腐败而言，是兜底和堵漏的工程。
二代身份证实施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率先使用，将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信用基础号码加入。工商总局把企业黑名单与二代身份证号码绑定等等。现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程，已在实施推进各部门信息采集的完备，并在推进部分信息共享建制，破解信息孤岛现实。由此，工商部门实施的黑名单如实现信息共享，一个串标伪标的企业，就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投标。失信惩戒相关制度与法规，在2012年底已跟进实施。先从规章行政条例等做起，时机成熟再通过顶层立法确立。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进步，制度文明渐进是不可或缺的。
南都：你上任预防腐败局副局长时，曾推动“警示教育”。现在中央纪委对于警示教育工作也很看重，警示教育对于反腐败真的有效果吗？
崔海容：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古代一个为官的人，从上到下都说他是个清官，后来他哥哥触犯了法律，他就给哥哥铐上脚镣押解回原籍。故事的结局和大家的想象正好相反，镣铐内包的全是金子。这个故事在电视剧《天下粮仓》中也有展示。人的占有欲是其天性，生发自然，所以古人总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作为社会人，其个体学养与修炼，又千差万别，层级与阶界也相当分明，这是后天教化的作用。所以古人又结论，小人取于利，君子取于义。警示教育的功效也就体现在这里。但真正形成定力，做到非义之财不染，除密织的法规界定，严格的道德约束，没有个体崇高心性的追求，是很难实现的。能够成仁的也是凤毛麟角，多属文臣大儒。如唐太宗时的魏征，忽必烈时的不忽木，死时连丧事都办不起。
现在警示教育，大多以案说纪讲法，最终还归集到法律制度的威慑上，警示历任者遵纪守法。有些人文素养追求已经很高，就像一个吐丝的蚕，很透明，警示教育也就在其次了。
南都：下一步反腐败制度建设你有什么思考？
崔海容：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并提出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强调“立法先行”和“立改废释”并举。习总书记反复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前不久又在主要省管干部会上要求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掌握法律，敬畏法律，捍卫法律。十八届领导集体非常清醒，国政治理现代化重要抓手非法治莫属。按照中央要求一步一个脚印抓好落实是其首要工作。
其次，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强化层级监管，明确权力边际与责任担当，实施问责和责任追究。你做这个官，就要尽这个职，负这个责。区划公权与私权间的界限，明晰拒绝相关权力人利用你手中公权谋私的行为。
再次，就是新届中央纪委推行监督全覆盖机制，在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目标。将监督之责与监管之责严格区分开来，分野清楚，各职其能。
总之，一是靠制度建设；二是靠文化承载的德性修为。
南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制度反腐时机是否已成熟？
崔海容：2000年秋，我到香港考察学习，廉政公署两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解答问题，他们对腐败的防和治都很自信，说到利益冲突时。我就假设案例进行提问：如果我是某个大学的校长，我的弟弟到我所掌管的学校当老师，产生了我所握有的公益权与私权间的利益冲突。但如果我的同学在另所大学任校长，为了规避利益冲突，我把弟弟放到他的大学里，而同学的妹妹进我的大学当老师。类似问题，廉政公署是如何处治的？
两个年轻人略作思考，告诉我，香港除利益冲突法规，还有官员诚信处罚体制。如果你利用公权力实施利益交换，规避了法律追责，你就是个没有诚信的人，没有诚信的人就要卷铺盖卷走人，而且任何一个私营或公益性实体都不会用你，因为你的诚信出了问题。我们现在带有基础性的两者建制，都需要加强。
南都：制定利益冲突法，这个建议你提了多年，为什么这么坚持？
崔海容：现在讲两双白手套，公职人员利用亲属或海外关系，通过股权投资、资产转让及证券资本市场等把赃款洗得干干净净。周永康等一些腐败案件都有此类公私权力冲突的特点。
一个公职人员，你的配偶、孩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些都涉及利益冲突。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任职回避、财产申报、资产处理、离职后行为限制、配偶子女从业等方面的权力笼子，在公权和私权间竖起一道防火墙。
现在已经有很多禁止性规定，过去30多年，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利益冲突内容，中央和国家机关涉及防止利益冲突的规范性文件也有200多个，但刚性罚则和执行力不够，亟待从国家层面实施立法，实现其法治尊严。
郭正钢寓所被抄出700万现金 妻子5年半攫取15亿(图)
2015年03月24日 02:27来源：
七年多时间里，身材瘦小的杭州淳安女老板吴芳芳的生意，如同坐上过山车。2007年下半年，吴芳芳凭借不足1000万元的原始资金，在一块军事设施用地上创建投资超8亿元的杭州瑞纺贸易城（以下简称瑞纺），并依靠瑞纺回笼资金迅速创办杭州中国五金机电城（以下简称五金城），走上资本运作道路。但2012年年底，瑞纺和五金城陷入萧条。
3月15日，一度失联的吴芳芳（左）现身和五金城商户谈判。受访者供图
吴芳芳旗下的瑞纺贸易城，目前颇为萧条。新京报记者翟星理摄
吴芳芳投资的杭州中国五金城。从2012年上半年起，因资金链断裂工程停工，烂尾至今。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杭州女商人吴芳芳的掘金之路
租用土地建设两家商贸城，凭借丈夫、少将郭正钢关系获取四季青市场经营权，5年半攫取15亿资金
七年多时间里，身材瘦小的杭州淳安女老板吴芳芳的生意，如同坐上过山。2007年下半年，吴芳芳凭借不足1000万元的原始资金，在一块军事设施用地上创建投资超8亿元的杭州瑞纺贸易城（以下简称瑞纺），并依靠瑞纺回笼资金迅速创办杭州中国五金机电城（以下简称五金城），走上资本运作道路。但2012年年底，瑞纺和五金城陷入萧条。
然而，2012年12月与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郭正钢结婚后，吴芳芳的事业迎来新起色――在众多竞争者中，以最低的报价承包下四季青面料市场，并一次性收取1.8亿元租金。但郭正钢带给她的“好运气”只维持了短短一年。2015年3月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院立案侦查，吴芳芳缔造的资本帝国轰然崩塌。
□新京报记者翟星理 浙江杭州报道
2015年3月15日上午，五金城三百多名商户从浙江各地聚集到杭州，要求吴芳芳归还五金城5.2亿元商铺使用权售款。
中午11时许，吴芳芳与商户在一礼堂见面。吴手下一个项目经理称，2月10日郭正钢被带走调查，吴芳芳于次日最后一次与五金城商户谈判后即失去联系，直到三月初。这是吴失联近一月来第一次公开露面。更多商户蜂拥而至，现场一片混乱。
吴芳芳穿深蓝色上衣、粉红色裤子。坐在第一排的商户于爱娜一年间曾和吴芳芳谈判十余次，“第一次见她不化妆，比一个月前瘦了也老了，第一眼看到硬是没敢认。”
吴芳芳短暂发言，但说话声音很小，在场商户都没听清她说什么。一名杨姓业主问吴何时还钱，吴没有回答。随后吴被送上一辆车，再未现身。
商户们的维权又一次不了了之。
作为吴芳芳资本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浙江省军区农副业基地上的五金城已烂尾两年多。与吴合作过的杭州金姓商人说，主要原因是建设中吴芳芳资金链断裂。
过去一年中，近2000名商户在一直试图从吴芳芳处讨还已缴纳的5.2亿元商铺使用权售款，并为此和吴芳芳进行了十余次谈判。
上一次谈判是2月11日，随后吴芳芳一度失联，直到3月15日才再次现身。
2月11日是吴与五金城业主早已定好的谈判日。当天上午，脸色苍白的吴走进五金城，她向业主代表华秀珍打招呼说，“怎么不去楼上坐？”
但谈判全程吴并未现身，而是托人转告华秀珍等业主，她正与接盘方对价，尚无结果。
当晚，吴芳芳旗下的瑞纺、五金城经营团队送上来的文件需吴签字，但她的蒋姓助理却联系不上吴，只好让经营团队自己做决定。
随后，传出消息，2月10日，吴的丈夫、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被办案人员从军区的办公室带走。3月2日，军方通报称郭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从2月11日起近一个月，吴都处于失联状态。曾在吴手下工作的一个项目经理说，从3月初起，吴的手机可以接通，能接打电话，也有人见过她，但她仍被限制活动，处在配合调查阶段。
吴芳芳1969年生于浙江淳安县一个工人家庭。和吴芳芳相熟的金姓商人说，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做小生意，初期一直默默无闻。但吴善交际，逐渐在临安市打开关系，成为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股东，但股份不超过300万元。
吴芳芳踏入杭州商界并引起关注，始于2007年的瑞纺项目。
2006年6月，杭州市提出“1500亿打造杭州新东部”，引发杭州东区的投资建设热潮。与吴相熟的商人刘平（化名）说，吴芳芳认为商机到来，四处打听杭州东区的投资项目，最终锁定下沙区九堡地块。“她认为只要抢到地就能发大财。”
2007年下半年，杭州市下沙区九堡地块上的浙江省军区农副业基地招租。该农副业基地主管方为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土地属军事设施用地。军区农副业基地提供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租金。根据《军队空余房地产租赁管理规定》，军队空余房地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出租。
当时吴芳芳的经济实力并不出众，只取得四块出租地中面积最小的一块，只有110多亩。
当时一起竞争九堡地块的一浙江商人说，吴芳芳所租地块每年租金超过一千万元，当时她的全部资金只够付第一年租金的首付款。有媒体报道，吴向多个商人借款超过千万元渡过难关。
吴此前只经营过住宅项目，拿到地块后，如何确定商业项目，吴一度比较茫然，“蛋糕送到嘴边了不知该怎么吃。”刘平说。
刘平记得，吴后来与杭州最成熟的面料市场四季青一个沈姓资深操盘手取得联系。经他指点，吴将项目业态确定为面料、辅料市场，并取名瑞纺，并设计成为杭州第一家每层均可进车拉卸货物的面料市场。
沈姓操盘手不仅帮助吴确定了业态，还建议吴与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合作，以弥补吴经验和资金不足的缺陷。中国轻纺城是东南面料市场上的领军企业，资金充裕。大约在2007年第三季度，中国轻纺城派出项目团队，高调参与瑞纺项目。
刘平说，当时大家都觉得，瑞纺“前景一片光明”。
2007年第三季度，瑞纺在中国轻纺城的支持下大举招兵买马。刘平评价，吴芳芳在38岁迎来十余年商海沉浮中的“最佳商机”。
吴为她的创业团队开出了杭州同类项目中最高的待遇标准和奖励机制，沈姓操盘手也被吴招致麾下，一时间吴聚集了大批职业经理人。当时吴手下一名郝姓经理说，此时吴全心投入项目，经常和经理们在办公室边吃套餐边开会。
瑞纺整体工程完工前，吴就遇到资金问题。郝姓经理称，中国轻纺城团队向吴建议，瑞纺租用15年的地块，并无产权，但可以对外销售使用权。
“这虽然是新兴的概念，但销售状况很火爆。”吴销售团队一名成员说，仅依靠瑞纺的使用权销售，吴芳芳迅速回笼8个亿资金。
以郝姓经理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向吴建议，将这笔资金继续投入瑞纺，并盘活瑞纺周边的关联项目。他们在一次会议上劝吴，商户们打开销路后瑞纺只需提高租金就能赚钱。但吴无意继续投资瑞纺，转而寻求再开发新项目。
大约在2008年上半年，吴芳芳拿下距离瑞纺300多米的另一块浙江省军区农副业基地出租地块，并在上面开发五金城项目，对外宣称投资8个亿。2009年，吴芳芳在五金城项目上复制了瑞纺模式，出售商铺使用权，并获得5.2亿元资金。
“吴芳芳不是在搞经营，她玩的是资本运作。从上一个项目圈钱，开发下一个项目，最后控制很多产业。”另一位租用九堡地块开发项目的商人说。
2009年一次聚会上，吴芳芳显得志得意满，她离开后，一位商人评论：瑞纺和五金城的命门在于租用地块，没有产权，一旦资金流出问题，连抵押贷款都办不成，会满盘皆输。
这句话很快应验。郝姓经理称，吴芳芳原本打算在瑞纺招商时向商户一次性收取15年租金，以再回笼一笔资金支撑资金紧张的五金城建设。但吴的方案遭到瑞纺项目经理们的抵制，招商团队建议吴以三年为期分批收租，因为杭州从未有商业地产一次性收取15年租金的先例，“这样做根本招不到商户。”
就在吴对租金收期举棋不定时，瑞纺的创始团队分崩离析。瑞纺创办后，沈姓操盘手因不赞同吴的经商理念，被排挤出创始团队，吴又从深圳聘请一位戴姓资深操盘手，但又默许自己的司机成为瑞纺的实际负责人，导致戴姓操盘手被架空。吴还多次拒绝合理建议和长期经营规划，使瑞纺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倍感失望。
杭州面料市场资深操盘手来俊华说，吴失去了将瑞纺一炮打响的最佳商机。
2010年前后，瑞纺招商团队中两名核心成员出走，加入距离瑞纺不足两公里、尚未确定业态的东大门商品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东大门），建议东大门进入面料市场，并以优于瑞纺的条件迅速开始招商。东大门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资金储备均优于瑞纺，至今仍是杭州一个火爆的面料市场。
东大门这个强力竞争者突然杀入，令瑞纺的招商和经营陷入死局，吴芳芳再未从瑞纺获得资金回报，五金城的后续投入难以为继。2012年上半年，五金城因资金链断裂停工，成为烂尾工程。
前述商人评价，吴芳芳没能通过资本游戏的第一关。
吴芳芳商场失意，情场却意外丰收。曾在吴身边工作过的金柳说，吴在拿下杭州九堡两块出租地块时还不认识郭正钢，大约在2010年底，两人的关系有了进展。
据媒体报道，2011年11月，吴与第一任丈夫、淳安籍严姓男子离婚。半年后吴怀上郭正钢的孩子，并向已有家室的郭提出结婚。
吴合作过的一名浙江商人说，吴曾在一次饭局上提起，当时郭正钢的父亲不同意这桩婚事。
2012年12月，吴与郭结婚。婚后两个月，44岁的吴生下一个儿子。
这个浙江商人对吴刮目相看，“没想到吴芳芳能做出这种完美投资。”
这桩婚事给吴带来的现实利益不止四座石狮子。郝姓经理称，瑞纺半死不活、五金城烂尾并引发商户集体维权，吴芳芳急需一笔资金解燃眉之急。2012年底，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面料市场承包期满，吴芳芳加入新一期承包权的角逐大战。
四季青面料市场两个股东杭州孔雀大酒店和浙江航达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江干区定海村村办企业，该村村委会拥有对承包者的选择权。
定海村村委会一位要求匿名的成员说，吴芳芳提出每年支付1500万元租金，当时参与竞争的定海村袁姓村民的报价是年租金2000万元，四季青的老商户们提出年租金3000万元，但最终定海村村委会接受了吴的报价。“吴芳芳挺着大肚子来谈，没人愿意得罪她，谁不知道她是军区大领导的女人？”该成员说。
村委会这一决定遭到四季青老商户的抵制。商户代表陈梁发说，因为瑞纺搞得一塌糊涂，吴芳芳在杭州面料被冠以“麻袋”的称号，意为吴擅长圈钱。四季青的商户们不断告状，曾求助到江干区政府。
定海村村委会匿名成员说，2013年1月，考虑到公司实力和商户态度，江干区政府公告四季青停止与吴公司的合作。
但吴并没有放弃这个黄金市场。当年7月8日，吴联系到在定海村有一定影响力的村民苑金斌，聘请他出任顾问。“她告诉我不用管政府的公告，她老公已经安排好了。我的工作就是配合她在四季青收租。”苑金斌说。
2013年11月，吴突然入主四季青，经苑金斌协调，吴把一楼470多个摊位的租金提高了4倍，一次性收取了5年共计1.8亿元的租金。
不久，苑金斌被吴开除，“她觉得我没有用处了。”
吴芳芳顺利拿下四季青震惊了杭州面料行业。算上瑞纺8亿、五金城5.2亿的回笼资金，吴芳芳在5年半共获得15亿元的投资回报。
但2014年，坏消息接踵而来。郝姓经理说，吴拿下四季青除了收租，更深层的用意是把四季青的商户转移到瑞纺，以盘活这个沉寂多年的面料市场。
但事与愿违，吴将四季青一楼的租金价格提高4倍，并改为5年一交，影响了四季青二楼、三楼商户对经营前景的信心，四季青老商户不但拒绝搬迁到瑞纺，反而涌向瑞纺的“对头”东大门。东大门招商部一名经理说，为迎接涌来的商户，他们不得不把地下一层的停车场改造成商铺。
“这是她的一贯作风，只看重一笔投资的短期回报。”郝姓经理评价。
与此同时，四季青的竞争者出现。2014年初，浙江义乌张姓商人接手与四季青只一街之隔的淘乐坊商城一楼，并将业态改为经营面料。
但当年3月28日开业时，淘乐坊正门出现挂着“定海股份经济合作社”胸牌的保安，阻止商户进出货。
当时已经转投淘乐坊的苑金斌说，“定海村已经有了四季青，一村不容二虎。”定海村淘乐坊工作组以合同纠纷为名，禁止淘乐坊从事面料行业。但张姓商人拒绝。
双方不断调集保安，沿杭海路对峙。4月2日，定海村一方的保安人数增加到300多人，张姓商人也从浙江义乌、金华召集200多名保安。苑金斌看到，定海村一方的保安中出现了瑞纺工作人员的身影。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当地媒体曾介入报道。
就在双方均感筋疲力尽时，吴芳芳出现。2014年4月中旬，一位中间人约谈张姓商人，告知其吴芳芳有意入手淘乐坊，要求张退出，张拒绝。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又收到几条劝说短信。
苑金斌说，吴芳芳最终没能拿下陶乐坊。
2007年下半年凭借瑞纺在杭州商界正式亮相，2009年推出五金城，2013年底强势入主四季青，吴芳芳用五年半建构起自己的庞大商城产业。但衰落来得更迅速。
2014年年初，因五金城主体建筑烂尾，商户们纷纷要求吴退还商铺使用权售款。吴承诺筹资继续建设五金城，但迟迟不见复工，五金城商户开始公开维权。迫于压力，吴着手为五金城物色接盘方，并开始与业主代表的谈判。
2014年7月前的一次谈判中，五金城一名商户代表说，“尽快还钱，不要逼我们去维权。”他看到吴芳芳撇了撇嘴，一脸不屑。
但9月中旬，这位业主接到吴芳芳的电话，吴告诉他：“再往上面写材料我就不管你们了。”此时的吴已经公开向业主表示，作为军属，她将零资产退出，不再经商。
然而，曾与吴谈判接盘五金城的一名浙江商人说，吴无意零资产退出，在谈判中一直全力争取最大利益，导致谈判至今没有下文。
业主代表华秀珍说，从2014年5月到2015年2月11日的十几次谈判中，除了和业主代表打招呼，吴寥寥可数的发言集中在强调自己没钱。最后一次谈判后，吴即告失联。
3月2日，郭正钢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消息公布。前述浙江商人说，这近乎宣判了这个并不成功的女商人的商业死刑。
吴芳芳留下的，除了空荡荡的瑞纺和烂尾的五金城，还有2000名讨要说法的五金城商户和拖欠的6000万元工程款。
3月初，曾和吴相熟的职业经理人卫郜向吴发短信询问近况，吴回复说，“还好。”
季建业“大管家”：为人低调嘴巴严替季打理千万贿款
2015年03月24日 10:42来源：作者：卢金增　赵洪森
“廉洁是1，事业、功名、地位、财富、尊严都是0。廉洁出了问题，一切都等于0。”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悔过书中写道。这一用血的教训得出的“政治生命公式”，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深思
季建业在庭上受审常洪波/摄
原标题：季建业：被“朋友圈”套牢
“廉洁是1，事业、功名、地位、财富、尊严都是0。廉洁出了问题，一切都等于0。”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悔过书中写道。这一用血的教训得出的“政治生命公式”，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深思(据3月19日《解放军报》)。
1957年出生的季建业系江苏张家港人，曾先后担任苏州昆山市长、市委书记，扬州市长、市委书记，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务。2013年10月17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季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季建业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积极配合，并写出长篇悔过书，成为了反腐败的“典型教材”。
1月16日，由山东省烟台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季建业受贿案在烟台市中级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法庭上，季建业身着青色夹克，表情落寞，没有加戴戒具。
烟台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傅延威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指控:199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季建业利用其担任吴县县委副书记、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委书记、昆山市市长、扬州市市长、扬州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开发、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32万余元，构成受贿罪，共有7笔犯罪事实。
法庭调查重点围绕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有异议的4笔犯罪事实展开。
下午13时09分，法庭辩论开始。公诉人围绕该案事实证据、季建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发表了公诉意见。公诉人还总结了该案的特点和启示，揭示了季建业从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蜕变为收受贿赂的被告人的历程。
最后陈述阶段，季建业表示认罪悔罪，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深挖犯罪思想根源，认为自己是“突破了原则底线，迷失了权力界线，放松了思想防线”而导致走到今天的下场。说到痛处，季建业泣不成声，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法庭将择日宣判。
从一名地委党校中青年干部班学员，到官至副省级的高级干部，季建业落马前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一个身居高位、身负重任的高级干部，是如何蜕变为收受贿赂的被告人呢?
记者从有关消息渠道获悉，季建业受贿犯罪，与他深耕多年的“朋友圈”有很大关系，其主要犯罪事实就是发生在与其有20多年交往的这个“朋友圈”中。这是一个低调而又隐蔽的小圈子，此前季建业任职过的很多地方，只有极少人知道季建业的这个神秘“朋友圈”。
在这个只有六七个人“朋友圈”中，有的是季建业的部下，有的是季建业的朋友，绝大多数是1990年季建业任吴县县委副书记时交下的。徐东明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曾是季建业的部下，也是季建业案中行贿数额最多的人。
据了解，自1992年起，季建业就接受徐东明的请托，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其调动工作。自认识开始至案发，在20多年的交往中，季建业先后为徐东明及其单位提供了大大小小多方面的帮助，包括为徐东明调任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某公司项目部经理、承揽昆山宾馆设备供应项目、开发“龙都广场”房地产项目、竞拍江都市宁通高速公路附近土地提供帮助等。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4月至2009年底，季建业本人或通过其妻高某某、其女季某、其弟季某某先后四次在其苏州的家中，收受徐东明给予的人民币770万元，以及空调、装修材料等物品，共计折合人民币789.6万余元。
一次给先人扫墓过程中，季建业和妻子觉得两边家族的墓地过于分散，便萌生了集中买块墓地的想法。“朋友圈”聚会时，季建业的一个老部下得知了此事。这位老部下此时已担任一个开发区的书记，辖区内正好有一片公墓。老部下把季建业请来，让他挑选。果然季建业看中了这里的墓地。很快，一块153平方米的墓地卖给了季建业。季建业的妻子来交钱时，付了2万元钱。事后办案机关经物价局核定发现，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这块墓地的价值为52万余元。
季建业的履历中，有在多地担任“一把手”的经历。作为一市的地方大员，自然应该懂得自己作为“掌权者”的权力边界。然而，季建业在这方面却很淡漠。
2003年，扬州迎宾馆1号楼面临装修改造。尽管招标法有明确规定，扬州市里有关方面也明确批复工程要走招投标程序。然而，此时身为扬州市长的季建业却直接将工程发包给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不仅未经投标就拿下了这个项目，之后还陆续获得了迎宾馆其他楼的装修改造工程，攫取了巨额利润。这一切，正是因为金螳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兴良通过中间人找到了季建业。多次打交道后，季建业感到此人可交，此人很快也成为季建业“朋友圈”中人，在承揽工程、催要工程款等方面季建业自然为其提供帮助。
在季建业的“朋友圈”中，还有一人曾是季建业的部下，他就是江苏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此人年龄比季建业年长，“朋友圈”的聚会大多由他召集。起诉书指控，2000年10月至2010年6月，季建业本人或其家人先后9次收受朱天晓给予钱财共计折合241万余元。朱天晓有家4S店，季建业明知其无证用地违法，仍利用南京市市长的职务便利，给江宁区区长打电话，要求其抓紧办理，江宁区区长迫于压力，不得已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协调，从而使4S店在没有土地手续的情况下，得以继续施工并建成使用。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权力的边界就这样被无情地漠视了，不仅破坏了地方正常的法治环境和工作秩序，也严重损害了一地党员干部的形象。
“香香”，苏州方言，大家一起分享、沾光的意思。有一次，季建业夫妇和徐东明等“朋友圈”的人在一家茶馆喝茶时，有人提议，大家这几年都赚了不少钱，应该拿出一部分给季建业夫妇“香香”了。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为了给季建业“香香”，徐东明一次性将自己股票收益的20%拿出来送给季建业夫妇。这20%的股票收益也就是季建业受贿案中数额最大的一笔――770万元。收受徐东明的770万元时，季建业夫妇商量后决定不将钱拿回家。2009年，当徐东明问他们如何处置那770万元钱时，季建业的妻子表示，钱先放在徐东明那里，等用时再拿;当徐东明询问可否用这些钱投资时，季建业的妻子欣然同意。表面上，这些贿款与季建业夫妇没有关系，但这些钱完全掌握在其夫妇手中。检察机关指控徐东明共为季建业打理贿款910万元，通过运作4年间将这些贿款增值至1050万元。徐东明每年都要向季建业的妻子汇报收益情况。
一家房地产公司为感谢季建业在公司开发的项目建设规划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以低于市场价54万余元的价格，将一套别墅卖给了季建业。公司的负责人知道是季建业亲自修改了房屋结构平面图，便给予了优惠价格，并告诉季建业，季建业对此表示感谢。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后，季建业写下了一份长达19页8000多字的悔过书。
在那份悔过书中，季建业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正是缘于自己与多年老朋友的交往中“三线”失守:失去底线，不讲原则;失去界线，不分彼此;失去防线，不加防范。
公诉书中对季建业的7项指控，绝大多数涉及工程承揽、项目开发、工作调动等。据了解，季建业也曾将一些请托人给予的财物退回，然而像徐东明这样多年交往的“老朋友”，季建业从接受2万元的空调开始，慢慢放松了警惕，甚至变得麻木，以至于觉得理所当然。正是这种“铁哥们”间无底线的交往，使得季建业不知不觉中滑入到收受巨额贿赂的深渊。
媒体解读：除了副部级以上，还有谁当得上“老虎”？
2015年03月24日 07:58来源：作者：马浩亮
但是，究竟“老虎”的标准如何，中纪委并没有给出官方解释。按照现在的干部管理权限，中央管理的干部（俗称“中管干部”）的违纪，由中纪委直接立案调查。
原标题：政坛解码：除了副部级以上，还谁有资格当“老虎”？
十八大以来，不论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国际各大媒体，都对“老虎”这一词汇有了新的理解。按照习近平从严治党的战略谋划，中纪委的一众“武松”们，在王岐山率领下，撸起袖子，挥起拳头，如剖瓜切菜般将一众老虎打翻在地，山西、四川、江西、云南、中石油等，一个个变成了“景阳岗”。
但是，究竟“老虎”的标准如何，中纪委并没有给出官方解释。按照现在的干部管理权限，中央管理的干部（俗称“中管干部”）的违纪，由中纪委直接立案调查。因此，落马的中管干部就可被称为“老虎”。在军队，一般将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视作老虎。
大部分“老虎”副部级以上
非军队的“老虎”之中，绝大部分都是副部级以上，但也不尽然，有些中管正厅级干部亦属于此列。这些干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情况。
一是中央国家部委的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虽然级别是正厅级，但是作为部领导，由中央直接管理。如今年初落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昆生，就被中纪委网站列为“新年第一虎”。
二是副部级国家局的副职，如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齐平景、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这些部门属于副部级机构，一把手局长才是副部级，而副局长就属中管正厅。
三是中央直属金融机构的副职。目前，三大政策性银行、五大商业银行、五大国有保险公司的正、副职均由中央管理。因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副总经理戴春宁即是由中纪委查办，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而2014年6月5日中纪委在通报戴春宁案时，首次使用了“与他人通奸”的表述，这亦算是他对反腐败的一点“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中央管理的单位，中央企业的“待遇”稍逊于中央金融机构。重点央企多数只有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等正职由中央管理，副职都由国资委管理。因此，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系由中纪委查办，而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等人则由国资委纪委立案调查。特殊情况是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虽然职位与李华林同等，但由于王是中央候补委员，故由中纪委直接查办。按照上述几类口径统计，实际上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老虎”及中管干部已超过了100人。
特殊情况下，中纪委也可直接介入下一级官员的查处。如周永康亲信秘书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余刚、公安部警卫局正师级参谋谈红都只算是司局级，不过因系周永康案的关键角色，故由中纪委一并查办。
南京副区长王德宝在女儿婚礼现场被带走
2015年03月24日 11:21来源：
3月21日，农历2月2日，龙抬头，可对南京市建邺区副区长王德宝来说，是不幸的一天。当晚，江苏省纪委对其“两规”。
王德宝（资料图）
原标题：南京建邺区副区长王德宝在女儿婚礼上被纪委带走
3月21日，农历2月2日，龙抬头，可对南京市建邺区副区长王德宝来说，是不幸的一天。当晚，江苏省纪委对其“两规”。
3月23日，南京市纪委监察局网站发布公开消息，“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王德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被调查前，王德宝在建邺区分管科学技术、人才、生态科技岛建设及园区招商方面工作；分管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生态科技岛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才办、土地储备分中心，在分管副区长中排第三。
目前公开信息无法检索到王德宝的履历，不过，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王德宝系早年的江苏省委选调生，曾在江苏省辖淮安市任职多年，担任过盱眙县副县长、淮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后调至南京任某区区长助理，不久就升任建邺区副区长。
建邺区是南京近20年来重点建设的“新区”，在南京主城核心区西部，从一片农田起家，重点打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江苏诸多省厅级单位在建邺区建有“新大楼”，同时亦是高档住宅的集中区，其奥体中心等承担过青奥会、青奥会、国家“十运会”等大型活动。
2014年09月，南京市委常委、建邺区委书记冯亚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03月，冯亚军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从王德宝被纪委带走的时间和地点看，中共对党内的反腐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地政情观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过去的2年中，包括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原市长季建业均被中纪委调查，省会城市“搭班子”的两位主政领导先后被“双规”极其罕见。
据参加婚礼的一位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但随着婚礼的进行，就出现了一些迹象。
“不少公职人士借口上厕所、接电话就悄悄闪了，有的人一到，座位还没坐热也走了，有的人走的时候大衣外套还在椅子上。”
上述知情人士说，“”
不过，婚礼仍正常举行，“王德宝被带走时绝大多数宾客都不知道，再说了，王是政府领导，这种场合找他说话聊天的人太多了。”
“王德宝人很好，为人和善，从不摆架子，他出事我有点意料之外”，一位与王德宝熟悉的金融从业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媒体：郭正钢父亲有4弟2妹 家族多人在军队任职(图)
2015年03月23日 19:56来源：
张则村村民透露，郭正钢有一个妹妹（一说为姐姐），在外地工作。她和郭正钢都很少回老家。曾在兰州军区第21军驻甘肃某师后勤部服役的一名礼泉籍人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郭正钢的一个堂弟在该师担任要职。
郭正钢（资料图）
2015年3月，已成烂尾项目的杭州“中国五金装饰城”十分冷清，呈现一派萧条景象。这是杭州东皇投资有限公司所建项目，该公司老板名叫吴芳芳，是刚刚落马的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的妻子。
原标题：【独家】郭正钢火箭式升迁路，曾称反腐“搞搞就得了”
郭正钢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4年。这年6月30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公布，此后，坊间开始流传郭正钢落马的消息，并一度传闻郭氏夫妇已被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当时，财新网在报道中还提到，郭正钢的父亲曾与徐才厚是同级同事。
不久，《杭州日报》刊发消息称，7月30日，杭州市四套领导班子到省军区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受到省军区王新海、李大清、单秀华、郭正钢等部队首长的欢迎。2015年1月，浙江省军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新闻画面中，郭正钢佩戴少将军衔露面，以省军区党委常委的身份在主席台就座，并且排名在省军区副政委单秀华之前。
这次露面未能平息舆论的猜测。虽然郭正钢获得晋升，跻身“最年轻的少将”行列，但有关其落马的传言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
一个多月后，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夕，3月2日，中国军网对外公布了近期查处的14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郭正钢赫然在列，“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这是今年以来，继1月15日对外公开16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后，第二批军队“老虎”名单。同日，中国军网配发了题为《军队反腐真是蛮拼的》评论，称“军队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很有分量的反腐答卷”，并用“刮骨疗毒”来形容军队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深入调查发现，郭正钢案的相关情况，要从浙江省军区门口响起的“还钱”声说起。
2015年1月，五金城业主们聚集在浙江省军区门口维权。
2015年3月15日清晨，雨中的杭州寒意逼人，西湖岸边的南山路上行人稀少。与往日不同的是，位于南山路的浙江省军区大门口早早地开来很多警，还拉起了警戒线。上午10点左右，上百人云集到省军区大门外，他们大多手拿小国旗，高声喊着：“还钱！还钱！”西湖边的游客见此情景，纷纷停下脚步，还有人端起了手中的相机。但很快，就有便衣上前制止拍照的游客，并要求删除照片。
这些高呼“还钱”的人，是购买了杭州“中国五金装饰城”（以下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