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访问的页面不见了！芝加哥大学塞勒荣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Thaler|Richard_新浪财经_新浪网
　　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获奖，理由是行为经济学的成就。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行为金融学奠基者、芝加哥大学教授。国籍美国，出生于新泽西州 ，生于1945年，毕业于罗彻斯特大学 。
　　理查德-塞勒1945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曾先后在罗彻斯特取得文学硕士（1970）和哲学博士（1974）学位。先后执教于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至今。现为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系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塞勒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与决策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塞勒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其任务是向总统的科学顾问提交关于决策与问题求解的研究报告。
　　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家族中最“年轻”的一个学科奖项，创立于1968年，从1969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而其他的奖项（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奖）从1901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即诺奖的创立者去世后不久即开始颁发。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更准确名称是：瑞典央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于表彰在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资金来自瑞典央行，而数额与其他的诺贝尔奖项相同。今年六个诺奖的金额均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730余万人民币。
　　从1969年至2017年的奖项颁出前，总计颁出了48个经济学奖，其中24次被授予一位经济学家，18次由两位得主分享，而剩下的6次有三位学者共享了这一经济学的最高学术荣誉。今天之前总计有78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迄今没有任何一位学者两次（或以上）获得经济学诺奖。
　　经济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纪是67岁，是诺奖中得主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科。年纪最轻的获奖者为肯尼斯-阿罗，他获奖时年仅51岁。年纪最大获奖者为里奥尼德-赫维克兹，他在2007年获奖时已90岁高龄，是迄今所有诺奖得主中获奖年纪最大的。
　　迄今仅有一名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于2009年因经济治理分析获奖。经济学奖男女得主间的不平衡程度也是诺奖所有领域中最显著的。
责任编辑：郭明煜 SF008如何理解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Thaler 的贡献？他的研究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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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Thaler 的贡献？他的研究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实际应用？...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首先，如果发的是behavioral economics这个领域，那不给他是说不过去的。连Rabin自己都说Thaler、Lowenstein是他的hero。他在JEP发的一系列anomaly的文章影响深远，这在行为经济学界是公认的。之所以说意料之外，是想不到他独自获奖了。这个领域群星璀璨，起码Lowenstein、Rabin这两位是完完全全有资格并列的。不过回过头来一想，倒也情理之中。我猜测他独自获奖的原因主要是nudge这一块最近几年在养老保险等政策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是行为经济学中的一大亮点。而Thaler在这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关键性的贡献。简单说一说nudge吧。传统上，我们认为经济体系是一个比较连续的体系。所谓连续，就是一个小的输入应该带来一个小的输出。例如，对税率的微调只会带来产出、价格等等变量的微量变化。同时，我们认为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例如，给定同样的选择，怎样排列顺序、怎样设定默认值等等framing并不重要，或者只会有很小的作用。然而，nudge的想法是对选项的形式设计带来的细微变化可能会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举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主流的养老保险是401k，是雇员和雇主共同出资，雇员得益的个人账户，其中雇主出资的部分常常是match雇员自己的储蓄，直到某个上限为止。例如，如果我每月存3%的收入，雇主也match 3%，则我的账户中每个月能增加我月收入的6%。这部分资金可以投入到一些资产组合中，以供退休后养老用。显然，这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很需要的，也是很划算的，不仅仅可以得到雇主的matching部分，而且可以延迟交税来降低税率。可是根据通常对理性人偏好的估计来看，储蓄严重不足。那么如何鼓励人们多储蓄，不仅仅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按照经典的做法，之所以储蓄不够，无非incentive不够，这就需要通过增加matching的比例、增加税收优惠等等真金实银的办法来鼓励储蓄，是吃力不讨好的。又或者需要强制储蓄，人为的限制雇员的选择，且不论伦理问题，这在政治上一般行不通。Nudge则可以通过近乎零成本的intervention来实现大的政策效果。原来，雇员是否参加401k是用opt in的方法：默认不参加，想要参加的自行填个表，每年有一次或者几次机会enroll。这个intervention则是把默认选项改成了opt out：默认参加（例如设定为contribute 3%+matching 3%），想退出的自行填个表。这个改变的成本相对于养老保险的规模而言，可以忽略不计。但效果是惊人的。例如Madrian and Shea (QJE, 2001)发现，参与率从57%提高到了86%，其中一半人选择的就是default plan。也许你会说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注意到自己是否加入了，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没有默认选项，而强制要求每个人做出active choice的情况下(Carroll et al., 2009)，结果和opt out类似，说明并非是awareness导致的。那么为什么一个看似没有实质性改变的intervention会有这么大的效果呢？在行为经济学看来，这是由于两个偏离理性的因素导致的self-control或者说procrastination问题。其一，人是present-bias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痛苦比明天的尖锐，但是明天和后天比则没有多大区别。其二，人往往对自己的present-bias并不自觉(naive)。这两个因素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假设你今天需要选择是否填表去参加401k。对比两个选项，选项A. 今天填表；选项B.下次机会（例如3个月后）填表。填表的成本虽然不大，但是却需要牺牲当下本可以用于休闲的时间，同样的牺牲放在B选项的三个月后，感觉就好得多了。填表的收益则在几十年后的将来，而且量也不大，因为A、B两个选择对比起来，退休后的收入并无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很多人反正差不多，干脆等下次吧。殊不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因为人对自己present-bias的不自觉，每次都以为自己下次会参加，结果一直没参加！反过来，如果默认选项变成参加，而退出变成需要填表的话，那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默认选项变成不管参加不参加都要填表（active choice），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nudge的威力在众多领域都得到了验证，其中涉及的机制各有不同，例如Thaler在这个领域的代表作之一是SMarT plan (Thaler and Benartzi, JPE 2004)，通过提供一个事先的commitment来帮助人克服self-control的问题，是个行为经济学中集合了几个行为要素来设计nudge政策的典范之作。和很多其他行为经济学的发现不同的，是这些领域不仅仅有广泛的（非实验室）实证研究，而且对政策和商业实践有直接的影响。最早的例子是英国、美国政府先后设立了行为科学的部门，直接应用行为经济学来指导政策制定。在商业方面，一个例子是Uber也用各种nudge的方法来鼓励司机多开车等等。其实仔细想想，nudge这个想法我们老祖宗早就有啦。'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庄子 齐物论) 通过没有实质性变化的设计来影响选择，可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但是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则在于系统性的把这些心理因素整合到了理性选择模型中，既能广泛应用于众多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又能给出非常明确的预测，不能不令人叹服！更多回答、、 话题的优秀回答者收录于
· 关于Richard Thaler得诺贝尔奖，先说一件小事，是我的个人经历。2013年诺贝尔奖颁给了Fama, Shiller & Hansen，而之后的实验经济学课上正好讲到了Thaler，当时老师直接说Thaler前几天拿了诺贝尔奖……显然老师是没有看新闻的，但从这件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Thaler拿奖是有多么众望所归——不看新闻，我就敢说他得奖了。Thaler为什么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刚才在微信群里
贴了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大咖Colin Camerer的推特：预测Thaler得奖，其中一个原因是“fingerprints in all area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此言不虚。事实上，在所有除去2002年已经得过奖的Kahneman之外的所有行为经济学家当中，Thaler可以说是最有资格得奖的一位了，这是因为，他是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真正的奠基人。要说这个，得从行为经济学的“创业史”说起。行为经济学这个自学科在经济学江湖中站住脚有两件里程碑事件，而这两件事都与Thaler有关。第一件事是，你们知道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为经济学的学术会议是在哪里开的吗？就在Thaler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第二件事是，1986年，Thaler在科普向第一期刊JEP的中开设了一个叫做 “anomalies”的专栏，每期由一些行为经济学家来写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预测的经济现象，且试图通过综述行为经济学论文来说服读者接受关于这些现象的“心理学解释”。行为经济学从此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流派正式有了自己的阵地。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的首创应该是在1979年，这一年Daniel Kahneman和他天妒英才的合作者Amos Tversky（下文简称二人为“KT”）横空出世，以两名心理学家的身份在Econometrica（最顶尖的综合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那篇跨时代的作品《前景理论》。这篇文章至今在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数量上高居Top 3，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中的经典。从此，以“incorporating psychological facts into economic models”为宗旨的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算是真的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学科从建立到真正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其实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弥补这个沟壑的工作，与Thaler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刚刚我发了一条想法，说：新科诺奖得主Richard Thaler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面记述了这样一则趣事：“几年前NBER的一个会议上，我是这样给巴罗解释（行为经济学）的，我说他的模型假设决策者和他一样聪明，我的模型假设决策者和我一样傻。他很认可。”一个学科费尽心思要获得“主流”们的认可，还要用这样“屈辱”的方式……不过现在，整个经济学领域对行为经济学的排斥已经几乎为零了，这些努力有了回报。2014年的思想史专著《Behavioral Economics: A History》当中是这么说的：当来自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被实验经济学家Grether和Plott在经济学领域中被证实之后，经济学家们变得不再介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心理学的发现了。在实验经济学家之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包括Werner De Bondt,、Lawrence Summers（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笔者注）、Robert Shiller（2013年诺奖得主——笔者注）和Andrei Shleifer，开始将实验结果应用于金融市场当中。更加知名也更早的贡献者是Kenneth Arrow和Richard Roll。但在这群经济学家中，最活跃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莫过于Richard Thaler——一位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商业经济学家。写出前景理论的KT是心理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从1979年这篇文章就能看出，他们只是挑战了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期望效用定理，但老派的经济学家对此的态度往往是“so what?”如果不告诉我们怎么用你的理论，现有的理论错了那又怎样？其实KT他们两个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如何将这些心理学元素融入到经济学理论中去，而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就是Thaler。1980年，Thaler在JEBO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通向一个消费选择的实证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Thaler一口气提出了包括：自控问题、沉没成本、禀赋效应、后悔厌恶等等一系列被后继的科研人员研究了个底儿朝天的主题，一举打破了充分考虑心理学典型事实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应用的刻板迷信。我看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我立刻反应到这个颁奖词其实是按照Thaler自己两千年的一篇就叫做“behavioral economics”的综述论文写的，而这篇文章的另一位作者，就是《稀缺》这本畅销书的作者Mullainathan。在这篇文章中有一节叫做“Three Bounds of Human Nature”，总结出真实的人与经济学模型中的“决策者”之间表现出的三重差异：真实的人有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和有限的自私。诺贝尔奖委员会介绍Thaler的成就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来介绍的。不过受篇幅所限，我无法介绍Thaler在“all areas”中留下的“finger prints”。所以挑六篇经典的文章介绍给大家吧：1985年与De Bondt合作的《金融市场反应过度了吗？》，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e。这篇文章攻击的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有效市场假说”，根据有效市场假说，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反映到价格里，所以你怎么买股票期望收益率都是一样的（具体请参见我四年前的答案：）。通过数据分析，作者发现并不是这样，真实的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会做出过度反应——市场中的交易者因为有限理性，所以产生了情绪化的认知偏差。1985年在Marketing Science上发表的《心智账户与消费选择》。这篇文章正式地理论化了心智账户（mental account）这个概念：人并不是把所有的损失和收益放在一起来计算的，而是把它们放进不同的账户中单独计算。通过这个假说，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考虑沉没成本、为什么丢了一张电影票就不会再买了但丢了和电影票等价值的钱却还会买电影票等等等等现象（参见：）。甚至，与前景理论结合起来还能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比如，好消息要分开说，坏消息要一起说。1990年在JPE上发表的《对禀赋效应和科斯定理的实验检验》，与Kahneman和Knetch（一对儿老K）合作。这篇文章的靶子是科斯定理：无论初始分配如何，经过交易最终的分配结果是一样的。作者设计了一个实验，先让24名被试者报告商品（杯子）的主观价值，然后取定中位数为市场价。此后，24名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有杯子（卖方），一组没有（买方），但有钱。此时，根据预测，交易的频率的期望应当是6，但实验结果是交易的数量显著低于6。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决策者有“禀赋效应”，也就是人会敝帚自珍，一件物品是自己的和不是自己的两个情况下估值是不一样的（WTA≠WTP）。1986年在AER上发表的《逐利过程中的公平约束：市场中的权利（entitlement是这么翻译吗……）》，合作者还是上面那“一对儿老K”。人们为何痛恨发国难财的黑心商人？为何厌恶雨天涨价的出租车司机？作者给出了一个解释：人们将公平的分配视为一个参照点，并因为损失厌恶而拒绝“有利自己”但不公平的交易机会。这个问题我之前写过答案，参见： 1995年在QJE上发表的《短视损失厌恶与股权溢价之谜》，合作者是Bernatzi。股权溢价之谜是资产定价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谜题，它的意思是，经过测算，要使股票收益率像现实中这么高，人们必定极度厌恶风险（股票收益率一部分是对人们厌恶风险的补偿）。传统的解释包括了相对收入假说、习惯形成等等，但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另辟蹊径，将股权溢价之谜归因于“短视损失厌恶”。因为损失厌恶，所以赚一块钱再赔一块钱不如不赚不赔，同时，投资者评价自己是赚了还是赔了需要一个时间窗口或者“盘点周期”，这是心智账户理论告诉我们的。损失厌恶加心智账户决定了，人们越频繁地评价自己是赚是赔，越容易把自己弄得很不爽，于是要投资一支股票其收益率必须很高很高才行。1981年在Econometrica上发表的与Shefrin合作的《自我控制的一个经济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叫做plannner-doer model的东西，这也是后来很多人用dual system model来分析自控问题的雏形，不过第一个提出这个思想的经济学家则是2005年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博弈论大师托马斯·谢林。这篇文章的思路很简单，它把人的决策视作了一个思想与身体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思想做计划，但却不能亲自行动，必须委托身体来做，但身体只想要舒服，于是出现了自控问题。仅就Thaler对于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来说，这六篇文章应当是最重要的。不过好处是，它们都能从业界良心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行为经济学新进展》和《行为金融学新进展》中被读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1980年代开始，Thaler在很多期刊上发表了若干篇行为经济学论文。我简单Google了一下，Thaler引用数量超过1000的文章或者著作有接近30篇，除了大家能在书店里买到的《Nudge》、《Misbehaving》和《The Winner's Curse》这三本书之外，仅论文就有23篇。另外，你可能不知道，Thaler还是行为金融领域真正的创始人。除了这些论文，诺奖委员会还提到了Nudge和Saving More for Tomorrow这两个应用性的经济政策项目，说实话，对此我不熟悉，还是留给熟悉的盆友们来答吧。以上。、、 话题的优秀回答者收录于
· 谢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意外到了我们几乎所有人。在我们私下的「有奖竞猜」中，很多人猜了Rabin，居然没有人猜到是Thaler。由于Thaler在行为经济学中的贡献，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祝贺！Thaler最大的贡献是系统的将所谓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引入到了经济学中，而心理账户这一概念以及衍生的其他很多概念和现象已经广泛应用在了经济学的很多领域中，包括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等等。关于心理账户，Thaler(1999)曾经举了几个例子来解释什么是心理账户：一位金融学的教授使用了一个自己认为很聪明的方法来应付未来可能的不幸。每年他都会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的慈善捐助指标，如果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就削减这份慈善捐助。Thaler有一次去瑞士开会，会议之后他们就在附近旅行。那个时候瑞郎相比美元非常贵，使得本来就很贵的瑞士旅程更加昂贵。不过好在Thaler由于这次会议收到了一部分瑞郎的费用，足以支付旅行的食宿费用。Thaler说，如果他在去瑞士之前，在纽约的会议上收到了同样多的一笔钱，那么这次旅行也许就不那么开心了。古典经济学假设个人的效用取决于最终的财富，然而在第二个例子里面，虽然不管Thaler收到瑞郎还是收到等额的美元，最终财富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的确引起了心理上的不同。可以想象，如果Thaler收到的是美元而不是瑞郎，Thaler很可能会少吃几顿大餐。因而在这个例子里面，尽管最终财富是一样的，但是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这很显然违背了古典经济学的假定。这一点在第一个例子里面看的更清楚。这位教授在心理上建立了一个「未预期的损失」的账户，并把这些未预期的损失计入到了慈善捐助中。如果不幸的确发生，造成了未预期的损失，那么这部分损失就算在慈善捐助中，就好像这些损失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行为人决策的时候，并不是在最大化我们最终的全部收益，而是把我们的财富分成了一个个的账户，这些心理账户之间是不能轻易互换的，行为人很有可能仅仅只考虑每个小账户的损失，而非整体的损失。心理账户在宏观经济学上的一大应用是所谓的行为生命周期模型（behavioral life-cycle model）。在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中，经济行为人以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的贴现作为约束，通过选择每一期的消费水平(c)，最大化自己生命周期的效用。在这里的一个很强的假设是，经济行为人可以动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收入来为当前的消费融资，包括其当期的收入、之前的储蓄和之后的收入。但是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一系列文献中，Thaler提出可能当前的收入、储蓄（资产）、以后的收入是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从而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这些收入是不能互换的。比如，人们可能最喜欢使用当前的收入进行消费，实在不行用储蓄（资产），最后才用未来的收入（借贷），因而对于不同的心理账户，其消费倾向是不同的，因而当前收入的消费倾向接近于1，储蓄的消费倾向在0-1之间，而未来的收入的消费倾向近乎于0。Levin(1998)的实证结果部分佐证了这一理论。除了消费以外，劳动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劳动供给问题通常也可以通过上述类似的动态模型得到。在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中，劳动供给的动态模型预言，当工资短暂的增长时，人们应该会增加其劳动供给，减少闲暇；而当工资短暂降低时，人们应该会增加闲暇，减少劳动时间。通常，由于我们无法分清楚工资的增加是短暂增长的还是长期的增加，经济学家无法区分，因而以上理论的验证就出现了困难。而包括Thaler的Colin等人(1997)观察到，出租车司机每天的收入变动都是暂时的，所以很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他们的结果却给传统理论一记闪亮的耳光。他们的研究发现，与传统理论预言相反，当生意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反而工作时间更少，因而呈现了负的弹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中一种比较被接受的解释是，出租车司机也存在着所谓的「心理账户」，即出租车司机每天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达到了就回家休息。这样运气好的时候，这个「小目标」早早完成，也就不用多干那么长时间了，从而呈现了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而当行为人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心理账户对选择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比如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实验（Kahneman and Tversky），一种疾病爆发了，有600个感染者，现在有以下两种方案：方案A：200人会得救方案B：1/3的概率600个人全部得救，2/3的概率都不能得救当被问及两个方案会选择哪个时，72%的被试者选择了A。而如果有另外的两种方案：方案C：400人会死方案D：1/3的概率没有人会死，2/3的概率所有人都会死。此时，大概78%的人选择了方案D。然而实际上，方案A与方案C、方案B与方案D是完全等价的。这也就是说，提问的表述会影响到受试者的选择。这个实验被重复了无数次，屡试不爽，甚至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框架效应（framing）。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这里，首先不同的提问方法给出了决策考虑的不同「框架」：在第一种提问方法中，考虑的框架是两个方案「得救的人数」，而第二种提问方法中，考虑的框架是两个方案「死亡的人数」，这就导致了行为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人们选择时只会在某个心理账户上考虑，而不是联合考虑所有的账户。进而，第一种提问方法中，方案A的200人得救成为了一个参考点（reference point），而在第二种提问方法中，方案C的400人会死则成为了一个参考点，从而最终得到了不同的选择。此外，以上的例子还显示，人们对于「收益」是风险厌恶的，而对于「损失」却是风险偏好的。比如，对于第一种提问方法，人们考虑的是使人得救的「收益」，那么此时，确定的活200人更好，所以是风险厌恶的；而对于第二种提问方法，人们考虑的是死亡的「损失」，此时人们反而更加喜欢风险：与其死亡400人，不如赌一把，从而选择了方案D，因而人们的价值函数通常可以如下描述：即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此外，Kahneman也由于对于前景理论的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上的损失厌恶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动态的背景下。比如Thaler 和Johnson(1990)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如果你刚刚赚了30块钱，那么在：(a)50%概率获得9块钱，50%的概率输9块钱；(b)没有更多的输赢。如果你刚刚输了30块钱，那么在：(a)50%概率获得9块钱，50%的概率输9块钱；(b)没有更多的输赢。发现在两种情况下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赢钱了，那么更多的人选a，而如果输钱了更多的人选b。这也叫作「赌资效应(house money effect)」。Barberis和Huang(2001)利用这个想法解释了金融市场上的一个现象：那些收益率均值比较高的股票波动率更大，而且滞后的收益对未来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而那些从基本面看价格比较低的股票有更高的平均收益。也就是说，如果一只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涨的都比较好，那么投资者对于这支股票未来的损失就更加不敏感；而如果一只股票过去表现不佳，导致投资者认为这支股票有更高的风险。唔，也许这告诉我们，「追涨杀跌」是不可取的。更进一步，投资者可能会把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资产分别放在两个心理账户分别考虑，Rockenbach(2004)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这个现象，并且发现，这种心理账户之间的隔离导致了套利机会的存在。作为总结，科学理论总是在范式本身的精细化和不断对理论的证伪中发展。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硬核，那么行为经济学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继续强化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能力，特别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理性行为人」假设的放松，有限理性的诸多框架已经在解释人的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次祝贺Thaler在行为经济学中的贡献，使得我们使用经济学理论认识世界的武器更加丰富了。参考文献Barberis, Nicholas, Ming Huang, and Tano Santos. 'Prospect theory and asset pric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1 (2001): 1-53.Camerer, Colin, et al. 'Labor supply of New York City cabdrivers: One day at a ti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2 (1997): 407-441.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4 (1984): 341.Levin, Laurence. 'Are assets fungible?: Testing 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life-cycle sav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6.1 (1998): 59-83.Rockenbach, Bettina. 'The behavioral relevance of mental accounting for the pricing of financial op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3.4 (2004): 513-527.Thaler, Richard H.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3 (1999): 183.Thaler R H, Johnson E J. Gambling with the house money and trying to break even: The effects of prior outcomes on risky choice[J]. Management science, ): 64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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