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GDP是衡量经济的完美指标吗
&GDP是衡量经济的完美指标吗
　　文章摘自《经济到底为了什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为什么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却仍不快乐？为什么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压力都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而贫富差距却日甚一日？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幸福指数却不断下降……
　　GDP是衡量经济的完美指标吗？
　　我们不该盲目崇拜GDP，它也有所局限。社会中还有许多方面是GDP未曾涉及的。
　　在克林顿竞选总统期间，他的顾问詹姆斯·卡维尔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口号：“笨蛋，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
stupid！）不过，或许我们应当将这几个单词重新组合一下。“这该死的经济”（It’s the stupid
economy），也许能够更好地解释问题。如今的美国比上一代富裕了将近一倍，但是中产阶层的工资却比上一代更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国家如此富裕，大部分人却如此绝望呢？他们毫无快乐可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生活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日渐减少的工作、福利更是雪上加霜。社会到底进步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积极地竞争？难道生活就是为了每天一美元的工资吗？还是为了生产、消费更多的物品？
　　经济究竟是什么？它有何意义？到底是经济为我们服务，还是我们为经济服务？经济能否朝着更好的方向运行？——但愿如此。我们最好让经济更好地运行。
　　GDP——经济王国中没有穿衣服的国王
　　无论在工作、学习或娱乐时，我们都可能接触过测量单位。比如，长度由英寸来衡量，学习成绩由分数来衡量。通常情况下，测量单位都是被量化的具体单位，比如煤炭的吨数由车重来计量。然而，还有很多事物无法用具体单位来测量，因此我们用指标来反映它们的实际情况。比如在学校，学习成绩旨在反映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测量单位和指标这两个术语往往可以交替使用。
　　本书的作者之一戴维·巴特克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曾经是一名地质学家。他转而研究经济学，只因为有一天，在华盛顿州森特勒利亚煤矿工作时，他随手掰了一块煤，不禁想到：“如何衡量煤炭的经济价值呢？”煤炭具有很多特性，但没有一个测量单位能够衡量它的所有特性。例如，煤炭产生的热量由英国热量单位（BTUs）来衡量；煤炭的回收成本及其售价也是重要的测量单位；此外还有硬度、光泽和密度，以及煤炭中碳、汞、琥珀和硫的含量。
　　煤炭还有一些特性没有被人们测量到。在裂了缝的煤层表面，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植物化石，虽然它们十分精美，但是只能带来片刻的光彩——对于煤炭公司和消费者而言，这种美毫无价值。这些经过数百万年才得以形成的化石，如今只不过成为了发展经济所需的燃料。
　　同样，我们衡量了经济的某些方面，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相比煤块而言，经济更加无形。因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40多个指标，用它们说明经济及其运行方式。我们所关注的通货膨胀、就业率、利率、住房兴建率、耐用品订货量、零售库存、股票和债券价格、交易额以及货币供应量，其中每一项指标都反映了经济的一部分。
　　在所有经济指标之中，GDP是最为重要的。GDP越高，我们就认为经济越好。对于大多数国家领导人而言，提高GDP是头等大事；相比之下，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利率、减少债务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如果说GDP是国王的话，那么其他的经济指标只不过是公爵和男爵，完全不值一提，它们都要向国王致敬。但是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指出，GDP就像是没有穿衣服的国王。然而，无论一丝不挂还是衣着光鲜，操纵着我们的决断的指标才是最重要的指标。
　　当戴维在矿井担任地质学家时，他还碰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季度利润。对于所有煤矿而言，“矿井寿命”的计算至关重要，这是对煤炭耗尽日期的估计。当年的森特勒利亚煤矿是美国第五大矿井，它拥有10个煤层，但是真正开采的只有3个，另外7个宝贵的煤层被白白浪费了——它们被当做是“覆盖层”，矿工们将它们挖出来又扔回矿井，宝贵的煤炭就这样被混合在灰尘、淤泥、沙子和岩石之中了。
　　7个煤层被白白浪费掉，这就意味着矿井的寿命大大地缩短了。如果能够充分开采10个煤层，那么矿井的寿命将是140年，但是现在它的寿命只有40年。戴维不明白为什么煤炭公司只开采了其中3个煤层，该公司的财务总监回答他：“我们只开采最好的3个煤层，这样就能多赚一个百分点。”戴维十分诧异，他反驳道：“虽然这样做能够多赚一个百分点，但是只能赢利40年；相比之下，假如我们开采10个煤层，虽然少赚一个百分点，但是能够赢利140年。因此，从长远来看，开采10个煤层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财务总监高傲地一笑，答道：“但是我们只想把这个季度的利润最大化。”他耸耸肩，转身离去。
　　这段简短的对话彻底改变了戴维的一生。在戴维看来，这些经济决策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他决定放弃地质学，转而致力于解决经济学中的问题。1985年，他辞去了矿井的工作，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之后，他成为了一名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对地球的影响。戴维的导师是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在他的推荐下，戴维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后，戴维又成为了绿色和平组织的经济学家。
　　与此同时，在2007年，森特勒利亚煤矿由于边坡失稳而提早关闭，其中3个最好的煤层都几乎未曾开采。所有矿工都被解雇，总共650人，公司的利润也远远低于预期值。当初为了“提高效率”，人们在距该煤矿半英里处修建了一座1
400兆瓦的火力发电厂，如今他们只能千里迢迢地从怀俄明州运输煤炭来这里。公司老板往往着眼于短期利润，他们毫不在乎煤矿和土地的再生与恢复。但是，当煤矿无法继续产煤时，又如何将利润最大化？
　　如今，矿业公司的目标是减少企业的损失，他们目光短浅，对地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却让普通百姓为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知道，燃煤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打个比方，就像在炎热的天气，我们坐在门窗紧闭的车里；而地球就像是这辆车。在二氧化碳的作用下，光线能够照射进来，但是无法散热，地球将会逐渐变得越来越热。因此，许多著名的气候科学家认为，为了避免气候灾难的发生，我们不能再继续开采煤矿，必须让大量的煤矿长埋地底。
　　在煤矿业内，短期的利润计算方法占了上风；同样，一心一意追求GDP的增长也主宰着美国的经济政策。巴拉克·奥巴马提出的7
87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不是为了降低失业率、解决次贷危机，也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不必依靠矿物燃料的21世纪经济体——这个刺激计划是为了让GDP这个国王安然度过金融危机，尽快恢复正常、加速增长。同样，“9·11”事件发生之后，乔治·W·布什在电视上鼓励大家出门购物：他希望人们购买更多的商品，这样一来就能渡过经济难关，因为经济完全是由GDP来衡量的。
　　无论我们从那个角度来看，包括媒体报道的频率、政治领导人提到的次数，以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GDP这个国王主宰了一切。
　　但是，GDP究竟是什么？
　　经济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生产出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没错，这就是无数经济学教授提出的概念。
　　GDP衡量的是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乘以销售价格。对于森特勒利亚煤矿这个案例而言，其最终商品就是销售给消费者的电力。每一项开支同时也是别人的收入，这就是为什么GDP及相关指标被称为“国民收入”。
　　美国的GDP衡量了在美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的物品价值。人们常常将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混淆起来。GNP这一概念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当时美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国内企业也都掌握在美国公民的手中。美国境内的外国公司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不计入GNP。另一方面，设在其他国家的美国企业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属于GNP的一部分。
　　1991年，外国企业为美国提供了许多商品和服务，并混淆了进口的计算；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生产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占了经济总量相当可观的一部分。随着合资企业和其他跨国公司的出现，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美国企业在海外的产出，也无法仔细地分析外国企业在美国境内的产出。全球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无法继续使用GNP来准确地计算经济产值。因此，1991年美国政府正式弃用了GNP，而将GDP推上了国王的宝座。GDP衡量的是国内的产出，不管公司属于哪国；同时，它将海外的美国企业与合资企业排除在外。
　　关于如何计算GDP以及其他国民收入，读者可以参考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的相关信息。这个机构负责收集国民收入的数据，并且他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其网站上写着：“GDP是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在20世纪最大的成就，它是影响美国金融市场的三大衡量标准之一。”
　　那么，我们是如何提出GDP这个概念的呢？它又是如何上升到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呢？GDP走过的路
　　从微观到宏观：GDP走过的路
　　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就会出现新的经济指标。在美国建国初期，大多数美国人经营着自给自足的农场；一部分美国人则是奴隶，被当做财产在市场上销售。总的来说，当时自给自足的农户经济占了大多数；相比之下，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只占了一小部分。那时，很少有私人企业、公共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能够提供服务，与如今的经济大不相同。对于早期的美国经济而言，以市场为基础的GDP几乎起不到衡量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于经济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衡量经济表现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在美国历史最初的150年里，没有人关注整个国家生产了多少商品和服务。随着大萧条的来临，工厂大量倒闭，许多人失业，于是政府提出了全新的国家计划，以促进生产、恢复就业。这样一来，就需要新的经济标准来衡量这些国家计划成功与否。
　　在大萧条（约年）发生之前，没有GNP，也没有GDP，没有任何一个衡量国家经济产出总量的指标。我们完全不知道美国生产了多少商品，事实上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失业、消费和货币供应的衡量标准。经济学家指出，宏观经济学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研究，研究对象是国家。但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供应和需求，研究对象为市场、企业和家庭。
　　当时，有关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也很少。美国经济已经历了多次繁荣和萧条，每隔10年就会发生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和房屋回赎权的取消。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经济周期。
　　当大萧条来袭，经济持续下滑，就业、生产、出口、价格——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影响。人们没有工作，饥饿难耐；工厂闲置，农场回收；价格暴跌，股市崩盘。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指标，我们就无法准确地衡量经济情况到底有多糟糕。1930年，赫伯特·胡佛总统宣布“大萧条已经结束了”，但他并不知道很多美国人仍在失业中，他也不知道总体经济是上升还是下降（事实上当时经济依旧在走下坡路）。值得一提的是，胡佛总统在1930年的人口普查中授权有关人员统计了失业人数，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计。
　　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及适当的措施，我们就很难解决问题。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没有任何关于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指标的理论；而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企业、家庭和市场，它只有模糊的经济周期这个理论，也无法应对大萧条。因此，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经济学家以此来解决美国由经济衰退引发的问题。那时，全美人民的需求降低，很少有人购买商品，导致价格低迷、收入下降。由于需求的减少，工厂倒闭，员工失业，人们就更没有钱去购物。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受到了影响，数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农场和住所，整日饥肠辘辘。
　　我们需要全国性的经济指标，需要更加全面的经济理论，于是经济分析局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设计一个经济指标，用来衡量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以及美国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值。1934年，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GNP这个概念。
　　GNP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涵盖范围惊人。它聚集了每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数据——从香肠销售到塑料生产，然后将美国经济产出的总量换算成一个数字，以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西蒙提出的这项指标可谓史无前例。该衡量标准的研究对象是全国的“总体产出和总体需求”。当时美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生产不足与消费不足，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石油和森林，却几乎没有工业制成品，例如输水管道。因此，这个指标的提出至关重要。
　　GNP的提出和采用也是美国经济思想斗争史上的里程碑。当然，它并非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因为美国人一直以来支持的都是资本主义。但是100多年来，他们都在争论有关资本主义的两个派别。
　　其中一派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其支持者认为，不受监管的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能够带来最佳的经济效益。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政府只需提供军事、警方保护和司法机关等基本服务；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涉。在他们看来，政府的政策干预只会阻碍经济的进步。
　　另外一派是混合经济。其支持者认为，政府应当起到积极的作用：提供服务，监督并规范市场，防止垄断，管理经济政策。他们认为，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大萧条时期，这种观点打败了自由放任主义，成为了当时的主流，这种优势地位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们提出了GNP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以方便联邦政府制定全美范围的经济政策。
　　在库兹涅茨提出GNP这个概念7年之后，发生了“珍珠港”事件，这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事出突然，经济重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进生产、满足战争所需”成为了美国的首要目标。多亏了西蒙·库兹涅茨，使美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工具，使其完全能够适应如此巨大的经济转变。政府很快收集了全国生产铝、钢铁、电力、橡胶、铜、发动机、汽车及其他商品的具体数据，以此来制订计划，分配资源，建造船只、飞机、炸弹、坦克、轮胎和枪支。美国积极地调动了私人和公共投资，生产规模超过了当时（1941年12月）难以想象的水平。这些独特的宏观经济指标和生产数据不仅帮助美国渡过了大萧条时期，而且还帮助美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发展GNP是创建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GNP来表示经济产出，库兹涅茨确实可以为之自豪。然而，创造者往往都比使用者更加了解自己的发明物，库兹涅茨也知道GNP的局限性，他提出“我们不能用GNP来推断一个国家的福利状况”，以此来警告大家不能过分依赖和使用GNP。
　　但是，库兹涅茨已经成为了历史。
　　不过，GNP可没有淹没在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首要经济目标不是恢复就业，而是提高GNP，总统、国会、媒体、经济学家以及普通百姓都把GNP视为国王。尽管库兹涅茨曾经警告大家不要过分依赖GNP，但政府还是用GNP（如今用的是GDP）来衡量美国的经济和福利。而且，此后的每任总统都把提高GNP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如果我们盲目追求GDP的增长
　　如果我们盲目追求GDP的增长……
　　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很多学者、经济学家、环保人士都呼应了库兹涅茨的警告。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完全忽视了他们的意见。只有一个例外。日，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走上了堪萨斯大学的讲台，当时他正在竞选总统。他的演讲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详细地引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放弃追求个人品质和公众价值，只是一味地积累物质财富。目前一年的GNP已超过8
000亿美元；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清理高速公路车祸的救护费用。随着GNP的提高，我们不得不安装防盗锁，建造监狱关押犯人。在GNP提高的过程中，珍贵的红木和自然景观遭到了破坏；随之而来的还有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用来镇压城市暴乱的警用装甲车。社会还出现了查尔斯·惠特曼和理查德·斯拜克那样残忍的凶手。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电视节目频频美化暴力。GNP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10周以后，就在罗伯特·肯尼迪刚刚赢得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胜利之后，他遭到了暗杀。在接下来的40年里，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敢于谈及肯尼迪曾经提到的话题。他的思想十分有远见，远远超过他的时代；他对GNP的看法一针见血——它们只把能够造成我们生活困扰的东西计算在内，却把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都排除在外。
　　GDP拥抱什么，疏远什么？
　　以下事物能够提高GDP。
　　污染。如果地下水遭到了污染，那么我们就必须购买价格昂贵的瓶装水，GDP也会随之提高。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巨额的清理费用和律师费，这对美国GDP的贡献远远大于生产汽油、柴油和其他产品带来的价值。（20多年前，埃克森公司的石油泄漏也对GNP作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每清理价值100美元的石油，我们就需要花费数万美元来清理沙滩并拯救野生动物。
　　犯罪。当人们提出财产索赔并且重新购买被盗物品时，GDP就会增长。当人们安装警报器、栅栏，聘请保镖的时候，GDP也会增长。建造、管理监狱以及其他的犯罪成本都是GDP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宁愿住在那些不需要“防御性”支出的安全社区。但是，犯罪需要防御性支出，而这些支出本不应算在GDP之内。根据艾奥瓦州立大学最近的研究表明，一宗谋杀案的社会成本为1
725万美元。
　　健康损害。另一项“防御性”支出包括很多医疗保健费用。比如，2006年美国销售了3
500多亿根香烟，促进了GDP的增长；同年，在美国用于治疗肺癌的费用超过100亿美元，这也算在了GDP中。我们本不应把这些费用计算在内，但是GDP却把它们当做正效益，就好像它们是生产小麦那样的好事。
　　家庭破裂。离婚对于家庭而言并非好事，对GDP而言却是好事。离婚一次需要7 000美元~100
000美元，这些费用通常包括律师费、分家费以及心理治疗费。
　　债务、止赎和破产。当国民或政府借款太多，以及个人或国家债务上升时，GDP也会随之增长。破产和止赎也能提高GDP，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法律费用、搬迁费用及更换房屋或财产的费用。2010年，大约有150万美国人宣布破产，平均每次破产引起的费用是700美元~4
　　纸上产品和泡沫破裂。新的“金融产品”（如衍生产品和信用违约互换）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这些“产品”对GDP的增长十分有利，因为它们能够增加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收入；但是它们的价值随时可能消失，就像2008年突然无人问津的次级贷款那样。随着贷款抵押和衍生产品的膨胀，金融服务成为了GDP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我们本来应当将这些泡沫视为灾难的预兆，可我们却把它们看做是巨大的经济成就。2006年，美国国际集团通过销售信用违约互换赚取了数亿美元的收入，促进了GDP的增长。到2009年，美国国际集团却由于信用违约互换损失了61亿美元。
　　日益匮乏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枯竭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是一种危害，但是资源的稀缺对于GDP的提高却是一件好事。比如，随着美国和全球石油资源的日渐消耗，汽油的价格也日益上涨，从而提高了GDP，但是普通百姓的口袋却越来越空。GDP根本不在乎最终市场销售价值的提高到底是由于资源稀缺、生产力下降还是市场操控。相比一加仑石油只销售2美元而言，一加仑石油销售4美元对于GDP的贡献可以达到前者的两倍。GDP得到增长，当然让人感觉良好。
　　风险。GDP从不考虑风险成本。核电厂生产的电力能够提高GDP。福岛发生的核灾难需要大量的金钱去清理和减少伤害，这也能够提高GDP。核同位素（如钚）不仅致命，而且影响长远，因此环保局规定，核废料必须安全存放100万年。GDP根本不会考虑这些相关的意外风险和成本。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GDP没有计算在内的内容。
　　自然。自然资源是大多数生产性经济资产的基础。例如，西达河（Cedar
River）上游的水经过了森林的过滤，成为西雅图的饮用水来源，而且这些水源远远超过饮用水的标准。经过了森林的过滤，政府就不必建造过滤工厂，从而节省了2亿美元。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过滤服务，但是GDP却没有将这些计算在内。如果政府建造了过滤工厂，提高了饮用水的价格，反而还能提高GDP。又如，我们在新奥尔良建造了防洪堤，这是GDP的一部分，但是天然滨海湿地提供的飓风保护并没有计算在内。我们买船捕鱼算在GDP以内，但是鱼的栖息地就不算在内。大自然每年为美国人提供了许多经济产品和服务，这些都没有被计算在GDP内。
　　可持续性。GDP不关心可持续性，也不关心经济生产活动是否可持续。500多年来，大西洋(600558,股吧)鳕鱼渔场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食用鱼渔场。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过度捕捞，如今鳕鱼的数量已经大量减少。对于GDP而言，一年的过度捕捞远比长久的可持续捕捞更有利。GDP根本不在乎过度捕捞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它也无法意识到可持续渔场带来的长远利益，比如阿拉斯加的三文鱼渔场。
　　锻炼。我们都知道锻炼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只有当我们花钱锻炼（比如去健身房）时，GDP才将锻炼计算在内。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散步来锻炼身体，但是这对于GDP而言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我们保持身心健康和幸福快乐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GDP而言，只有当人们花钱维持联系时，我们和亲朋好友的相处才不是浪费时间。父母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这对GDP没有一点贡献——除非父母花钱买了礼物给孩子。
　　志愿服务。它是社区团结的凝聚力，随着社会服务预算的削减，志愿服务将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如果志愿服务完全免费，那么对于GDP而言也只是浪费时间。
　　家务劳动。GDP没有把家务劳动计算在内。如果我们聘请了保姆、女佣、园丁或木匠，我们就是在为GDP作贡献。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动手，那么就对GDP一点贡献也没有。
　　价格和数量效应。GDP不会区分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例如，一家公司将汽车的单价翻倍，那么GDP反映的结果就好像是这家公司以原先的价格制造并销售了两辆汽车。这就说明，GDP无法准确地衡量生产力。
　　质量。人们对GDP批评最多的一点就是它缺乏质量调节的能力。GDP过分重视质量低价格高的商品，却忽视了质量高性能好的商品。相比智能化、反应快又低价的电脑而言，那些非智能、反应慢又昂贵的电脑对GDP的贡献更大。近些年来，经济分析局实施了一些商品的质量改善计划（包括电脑和软件），2011年还改善了通信设备。这是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计算的质量调整物价指数来完成的。虽然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既有利于消费者又有利于生产商，但是这样却会降低GDP。
　　想象一下当你遇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这不仅耗费汽油，让你闻着尾气，你还不得不加满油箱。因此，交通堵塞能够提高GDP。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车祸，车子彻底报废了，保险费上涨了，还带来了交通堵塞，这样更能促进GDP的增长。如果你在车祸中受了伤，需要住院好几个星期，GDP就会增长得更多。假如你早上办理了昂贵的离婚手续，到了晚上房子又不幸着火了，那么你不仅需要支付律师费、申请保险理赔，还要购买更多的生活用品——你今天真是为GDP作出了重大贡献。恭喜恭喜！GDP荒谬的那一面
　　GDP荒谬的那一面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GDP。20世纪80年代，赫尔曼·E·戴利开始调整GDP的衡量标准，减去了一些例如污染的实际成本。小约翰·科布，泰德·霍尔斯特德和乔纳森·罗伊提出了真实发展指标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该指标基于GDP，但是增加了一些例如家务劳动和志愿服务的项目，减去了一些例如污染、家庭破裂和意外事故之类的项目。根据GPI，自1973年以来，美国的生活质量实际上下降了，而GDP却增长了一倍多。罗伊在2008年国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GDP之所以把车祸、癌症、离婚、非正常的抵押贷款以及赌博看做是经济增长的证据，只是因为这些事件能够引起大量的金钱支出，而这些衡量标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近几年来，一些政府领导人也开始同意这个观点，呼吁大家提出全新的经济衡量标准。2010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绿色核算计划。同时，欧盟也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探讨全新的衡量标准来替代GDP。2009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宣布GDP已经过时，他还毫不避讳地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法国将会努力创造一个全新的秩序，我们将会在所有国际会议和讨论中把这个目标提上议程。”
　　2010年2月，萨科齐总统成立了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衡量标准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萨科齐要求他们在年底之前出示其研究成果。
　　该委员会于同年9月14日提交了报告。报告指出：“其实人们早就意识到GDP无法准确地衡量经济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却把它的缺陷当做是宝。”
　　正如《独立宣言》抨击了乔治三世的专横统治那样，这份报告极尽礼貌、含蓄之能，表明了经济学家向全球最权威的经济指标提出改革的意向：“有些人想要指导经济前进的方向，但是他们就像是没有指南针的飞行员。我们的决定取决于衡量的对象、方式和标准。当衡量标准存在缺陷时，我们几乎就是在盲目飞行。如今，越来越多人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衡量标准，我们必须了解现有指标的局限性。”
　　正如这份报告所指出的，正确的经济指标（尤其是首要的经济指标）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人们的工作、福利以及孩子们的未来也十分重要。我们必须着眼于那些真正能够使人们幸福的事物。正如斯蒂格利茨认为的那样——“我们衡量的对象决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衡量标准存在缺陷，那么我们的决定就会出错。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提升社会福利，而非提高GDP。当提高GDP和保护环境出现矛盾时，我们必须作出正确的决定，不能将环境恶化看做是经济进步的指标。”
　　已故的乔纳森·罗伊也指出：“度量指标是沉默的统治者。度量指标不仅决定了我们的工作任务，还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步骤和方式。”
　　如果GDP没有准确地衡量经济，那么我们必然会犯下重大的错误。政府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监管，银行创造了很多新的“金融产品”，它们就好像没有经过测试的药物一样，直接进入了市场，促进了GDP的增长。但是我们对它们的危害毫无察觉，或许我们需要有人给我们敲响警钟。斯蒂格利茨礼貌地指出：“近些年来，某些经济改革可能确实提高了GDP，但是它们对生活品质的其他方面却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2010年，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法案得以通过。该法案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在未来的8年里，政府将拨款7
000万美元用于开发和宣传崭新的全国关键指标系统（KNIS），并由国家科学院负责监督这项任务。全新的系统将会提供全面的、易于访问的数据，覆盖至少300个指标。
　　全国关键指标系统源自克里斯·霍尼格的设想，他曾经是IBM公司和美国审计总署的主管，他对GDP以及其他一些指标极为不满。霍恩在基金会和一些著名人士（比如前哈佛校长德雷克·博克）的帮助下创建了一个网站（www.stateoftheusa.org），该网站展示了这个新系统的原型。
　　霍恩花了几年的时间默默地研究这一项目，而且最终被列入了医疗保健法案的修正案中，该修正案也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全国关键指标系统和GDP不同，后者每季度公布一次，而前者我们可以直接上网访问，并在网络上看到各种指标的数据，包括城镇、国家、年龄、性别、收入、人种以及其他有用信息。霍恩谦虚、安静，他向我们证明只要设定了目标，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全国关键指标系统可能会终结GDP的国王地位。
　　每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目标。比如测量汽车轮胎或核安全壳的压力是为了避免爆炸，一旦了解这个系统如何运作，我们就能利用指标去实现目标或者阻止灾难——知道何时应该降低轮胎压力。这样一来，指标就与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联系了起来：即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越多”并不等于“越好”
　　“越多”并不等于“越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一直吃着比萨，而且吃个不停？当然没有。虽然你没有在七分饱的时候就停止，但是最终你总会吃饱的；或许有时候你吃得太多了，事后才知道后悔。因此，我们应当懂得如何平衡成本和收益，知道何时应该停止，这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并不是越多越好。
　　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指出，经济学的核心宗旨之一就是“何时叫停规则”，而这个规则是建立在边际收益的基础之上的。边际收益就像是一片比萨。当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时，我们就应当停止吃比萨，公司也应当停止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在运用着这个何时叫停规则。即使无法精确地计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出何时应该叫停——这点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至关重要。企业常常使用这个规则，运用最佳数据和判断力来决定何时不再雇人、生产多少商品、营业时间等等。
　　要想明智地运用何时叫停规则，我们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和相关训练。戴维的儿子拉斐尔3岁时，他想吃更多的冰激凌，当时他手中的冰激凌蛋卷已经很满了。父母告诉他，再加一点冰激凌就会溢出来。但是拉斐尔坚持说道：“我就是想要那么多！”父母为了给他一点儿教训，于是给他加了“太多”的冰激凌，结果冰激凌很快就从蛋卷里掉到了草地上。拉斐尔目瞪口呆，觉得这一切难以置信，接着他难过地大哭了起来。当“自我调节”的经济崩溃之后，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恐怕他当时也是相同的表情。我们最好在孩童时期就学到这样的教训；如果成年之后仍然想要的太多，那就有点病态了。
　　尽管何时叫停规则对微观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尚没有这样的规则。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就是GDP的无限增长。然而，任何一个经济体，小到家庭大到星球，都有自己的界限，总会有成本超过收益的时候。我们能够应付的只有这么多，我们需要时间来休息和放松。
　　科学家告诉我们，若想避免气候大灾难，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必须保持在350ppm（0.00035%）以下。此外，我们的经济还有其他极限，我们将会在第九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宏观经济也需要何时叫停规则，但是问题在于，宏观经济学认为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无限增长，而我们的首要经济指标就是GDP。这样看来，无论是指标还是目标都存在缺陷。
　　大萧条时期我们没有经济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亟须衡量标准，当时GNP及GDP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80年过去了，我们是时候让GDP退出历史舞台了，它就像GNP那样早已过时。我们有了全新的经济目标和更好的数据，我们也更加了解衡量标准和衡量对象，我们需要能够真正衡量经济发展的全新指标。
　　每个指标都对应着各自的目标。如果没有相关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就无须进行测量了。一个好的指标能够告诉你离目标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如果你的目标是制作一定尺寸的门框，那么称木材的重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必须测量长度、宽度和高度，按照所需的尺寸切出木板。
　　西蒙·库兹涅茨提出GNP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调整现有的指标，他是为了全新的经济目标制定全新的指标。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设定了全新目标：提高产出，减少失业，稳定物价以及管理国家货币供应。当时，GNP的确能够表明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些目标。
　　经济不断发展变化。到1991年，GNP已经无法满足经济的需求，于是逐渐演变成了GDP。如今，GDP也已经过时，无法承担关键经济指标的责任：它把污染、犯罪和疾病计算在内，却没有把其他重要的内容（比如健康和家庭）计算在内。最重要的是，GDP对应的经济目标本身就是错误的。努力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提高市场交易的价值——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如今这个目标已经无法继续为美国人带来更好的经济态势和更幸福的生活了。虽然GDP增长了，但是收入中位数却下降了。为了促进GDP的快速增长，普通美国人牺牲了收入、福利、健康和时间，最终连幸福也失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指出，政府为了促进GDP的增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降低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政府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个经济目标，是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80年，也已形成了惰性。
　　我们是时候该问问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想要从经济中得到些什么？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会探索其他的目标。之后，我们就可以研究真正可靠的指标，准确地衡量并促进经济表现，为美国人打造出他们真正想要的并且值得珍惜的21世纪新经济(310358,基金吧)。2&
（责任编辑: 孔令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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