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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那穿长衫的父亲是这样饿死的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原文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版权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来自/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版权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原文/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１］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2］，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一床被子卷起来，外边裹了一块羊皮，捆好了。他说天一黑他就走。可是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单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队长走后，父亲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说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
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他折腾活呢死呢把长衫脱了放在箱盖上的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张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大，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我的娃，你看着你大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
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
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队长走后我说父亲：你哪里是起不来了，你是不想起。你起来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动干不动，队里不是给一碗洋芋吗？你就这么趴着等死吗？父亲说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说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亲骂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我父亲生我的气呢。他准备下的行李叫队长没收了，没能去要饭，认为是我报告队长了，我把他拦住了，害得他没走了。
我就去劳动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囫几［3］。旁人摆耧种小麦呢，我拿个长把把的木榔头把犁铧翻起的囫几打碎。木榔头轻得很，可那时候人乏得很，木榔头在手里重似千斤，每举起一次都要用完全身的力气。我实在打不动囫几，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坚持着，坚持着。坚持到中午收工的时候，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没做过饭的食堂去，一人给了一碗洋芋——就几个洋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的，蓝边的土碗，本地烧的。
就那几个尕尕的洋芋，我端在手里高兴得很：有吃的了，饿不死了！回到家我把洋芋给大妹妹吃，不给父亲。说实话呢，我父亲认为是我拦住他没出了门，生我的气呢，可我生父亲的气呢。人家的父母撩乱着给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动！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阶上吃洋芋，父亲在炕上趴着听见了，喊我的小名，说，真娃子，我吃个洋芋。我说，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还是打囫几。有时蹲在地上刨土，从犁沟里把前头人播下去的麦子刨出来捡着吃。队长看见了骂，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刨！我就接着打囫几，等他走了接着刨犁沟，拾种籽吃。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给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还给大妹妹吃，我也吃。这次我父亲不张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给他，但我给他拿一个过去，我说，吃吧，你。他接过去吃了。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到了河沟又舀不上水：河沟冻冰着哩。我从沟边上找块石头砸冰也砸不开。那时候冰已经薄了，但我抱不动大石头，拿小石头砸。砸了很长时间砸下来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我赶紧烧水，没烧开，就是冰化开了，温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
没办法。我大妹妹那年十岁，我试着往外抱没抱起来，叫个人来，把大妹妹拖出去了。还是拖到菜园里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还是出去参加队里劳动，一天弄两碗洋芋吃。连着两天，我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我想，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
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来，我看见父亲趴着不动弹。我想他又发懒了，又变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还不起？你说的今天干活去！我父亲不说话。我就又说，大，你说话不算话！说着，我推了他一把，才发觉已经硬硬的了。
我把父亲的长衫给套上了。这长衫是我父亲解放前家境好时做的长衫，那时爷爷还活着，经商，虽然父亲在家种地，但独当一面管着全家的农业生产，爷爷给他做的长衫。我母亲跟我说过，冬闲或者村里有啥事了，父亲就穿着长衫走来走去，应酬。农村合作化以后，父亲不穿长衫了，但他很爱惜，一直存放在箱子里。我父亲是我们村唯一穿过长衫的农民。
把长衫套上后我就去找队长，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队长没来，我就给父亲脸上盖了一张纸。放了三天，队长叫会计和保管来了，把我家的柳条耱子拿过来，把父亲抬上去，盖了床被子抬出去了。会计问我，你去不去？我回答走不动了，你们埋去吧。
埋完父亲的这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亲戚，还有街坊邻居。都是看我来的，说这娃孽障，没人管了。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铁锨没了，铲子没了，水桶没了，砂锅没了，连提水的瓦罐都不见了。在家一个人过了几天我就跑出去了……跑到公社去了。我听人说，那里有个幼儿院，专门收养没父母了的孩子。
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4］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何至真结束他的家事的讲述。
我沉默无语。过一会儿才问，你两个妹子呢？还在菜园里埋着吗？
没有，那次回家，生产队已经把我家房子占了当队部。我叫他们把我妹子起出来迁到祖坟去了。当时有些亲房家的人不同意，说哪有女子埋祖坟的，媳妇才能进祖坟。我说，我不讲规矩，我就是要把妹子埋在祖坟里。天打五雷劈，叫它打我来，劈我来！
这天夜里，我与何至真聊天直到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该回去了。我挽留他：这间客房是农场领导安排的，就我一个人，你睡那张床。他不睡，说黄闸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非要走。我送他到兰新公路。这是中秋节过后几天，大半个月亮挂在天边，那残缺的一边像是狗啃得豁豁牙牙的。何至真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月色下消失很久，我还在兰新公路上站着。很久才有一辆跑长途的汽车驶过来，车灯贼亮，晃花了我的眼睛。但是汽车过去之后，月色如水，洒在公路上，公路伸向幽暗朦胧的远方。残月就在那远方。
［1］西北地区老百姓家庭腌制的一种酸菜，以喝汤为主，调进饭里，还可以代醋。
［2］五六十年代农村“帮助”人的方式，将被帮助者置于中间，外围的人将其推过来搡过去，连踢带打。
［3］方言，土疙瘩，土块。
［4］方言，全家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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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丁香树 &&
-- 怀念妈妈的文字，于小红 2013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远年轻的妈妈，还有我的姥姥。
丁香树，我告诉身边的人去买来种，一定要白花的，他种了许多丁香，白丁香开了竟然没跟我说，所以我得讲讲姥姥的故事，他就会记得告诉我。&
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妈妈像蝴蝶一样地飞离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在那棵树旁，她将外孙女们带大。花开花落，院子里，还有花椒树、石榴树，那棵不堪回忆的石榴，妈妈的石榴树。
买到了最后几张飞机票，最后几张，差一点我就不能带儿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于光远（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厅内许多花圈，有国家领导们送的，有他老学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远同志”，可是我们上海本家性郁，他本名郁锺正，我出生登记上是郁小红。追悼仪式后，带着小孩跟着灵车去了八宝山，第二天，我们去妈妈那儿祷告“爸爸即使想来也永远不能来了”。
妈妈孙历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一只，不是两只。
（小绒线胡同邻居是当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妹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
(9/30/2013)
小党员大眼睛
妈妈是家里老四，姥爷曾是北京三中校长，后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解放前曾涉嫌包庇“先进学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辅仁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了，大姨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派回京发展地下党员（1948），妈妈和小舅舅成了最先发展的对象，之后大姨返回部队，小舅舅瞒着家人参军解放东北。解放前（12/1948）妈妈就入了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14岁党员，她出去散发传单，姥姥叮咛“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后面放哨。
解放后，大舅在天津当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东北，妈妈成了学生会干部，上了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妈妈一辈子的命运就和第三女中牵连在一起了。
爸爸来校宣传讲话时（1952），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爸爸说他有次在公车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车，妈妈说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议一起到家里看看，爱苗从此萌发。爸爸比妈妈大十九岁，地位也相差太多，由于他的幽默诙谐和体贴，姥姥和姥爷的强烈反对终于变成了衷心的祝福，诸多顾虑也转化成面对未来的坚毅。相信姥姥当时对妈妈说了“孩子，妳要嫁给妳爱的人就只好由妳去了”，姥姥没说出口的是“孩子，万一妳以后遇到了大麻烦，我只能尽力了”。（果然，我们三个能有今天，许多功劳该归于姥姥的慈祥和坚毅，在后来悲惨痛苦的岁月里，姥姥擦拭了我们的眼泪，她坚强地撑着祖孙三代。）
妈妈跟着爸爸住进了中南海，在那里怀了我，为了有人能照顾，大家搬回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从上海赶来，因为爸爸曾参加革命多年没音讯，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费多，我们过了四年的和睦温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我，妈妈，1953)
丁香树下梳头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被保送到中央党校（1956）。在“大鸣大放”期间，爸爸曾到国外工作，妈妈无意间跟同学说的几句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作为罪证，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12/1957）。
父亲说此事与杨献珍有关。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得罪了杨，那些人没有机会整他，于是向妈妈下手，因此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在那之前，家里有保姆，我不喜欢保姆给我梳头，有被杀猪拔毛的感觉，姥姥一听到“小猪叫”，就会接手过来给我梳头，但还是妈妈梳头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寿，头发有白的了。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爸爸，我，妈妈，1954）
好日子不长久
我和妹妹的到来让小院子里充满了快乐，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来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辞去了义务扫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养了一个智障女孩。家里很挤，姥姥的床变成了个通铺，孩子们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树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饭。爸爸的《政治经济学》稿费可观，买来木马、小自行车、跷跷板，小院子就像个小托儿所。
好日子不长久，23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化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
“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
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 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好日子不长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两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后。
（妈妈陪爸爸去考察，1956）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滩中宣部里。和妹妹们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拥宠和被鄙视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动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时，他会来把我带走。我五岁多开始有了记忆，片断而深刻的记忆，电影般地在脑里重复着。爸爸和他周围的许多人：秘书、司机、学生、同事。。，尽管妈妈被劳改还是宠着我，因为我长得像妈妈。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时，姥姥会把我打扮好，头上扎蝴蝶结。
有时我也会在爸爸那儿住几天，爸爸会找远房表姐放学后来陪我。但若父亲整天开会不在，诺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孤独无助。
大屋子里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的，还有瘦巴巴、饿兮兮的小老鼠。困难时期，连小老鼠们也要找东西吃。
有一次，平常来陪我的表姐没来，天黑了，房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找到了一瓶浓缩桔汁，哭一声喝一口，哭累睡着了，醒了再找点儿水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爸爸才回来。
（我五岁生日，1958）
四合院里那棵盆栽石榴树，是妈妈喜爱和挂念的。
我猜：这棵石榴树是姥姥和姥爷在妈妈小时候种下的，跟着妈妈一起长大，人在树在、人旺树壮，难怪妈妈大祸临头、前途莫卜时嘱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树前，这张相片看来是妈妈把我们装扮好了后，叫爸爸给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后，她是不是回到农场去了？
那石榴树的影子，就是妈妈的影子。
（小康，我， 约1960）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苗条的妈妈六个多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法院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离婚判决书上赫然写道：“因女方在正（整）风中划为右派分子，政治立场不同，不能共同生活下去，双方同意离婚。”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
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爸爸说判给了姥姥。我找到的判决书上说：“双方所生二个女孩归女方抚养，。。”。
（合法婚姻中怀孕的三妹没有出现在父亲的档案中，这在爸爸遗体告别时得到了证实，姊妹五个在中组部记录里只有四个。爸爸去世后大妹妹小康和我替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他为党忠心耿耿七十年，请组织调查谁隐瞒了这个孩子：若父亲有隐瞒之错，则请组织原谅他。若非父亲之错，整人的人估计全已离世，此事只好成为一桩无头案。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份检讨如何上交。）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三年饥荒，哀鸿遍野，牛奶不够，妈妈在劳改农场，初婴的哺乳让姥姥费尽心思。家里养不起保姆，孩子们姥姥自己带，小蓓吃的多是黄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里养了鸡，鸡也没什么东西吃，老房子土鳖多，小康就抓来喂及吓人。小蓓夜里不停地哭，一年下来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组织打来黄羊肉，爸爸分到就会设法送来。
树影前，三个小孩，我们当时想些什么？ 我只能说现在的中国小孩们比我们幸福。
(我，小康，小蓓，约1965)
妈妈产后没有休养，又开始了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她捎话说想看看孩子。姥姥让我穿了小姨小时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缝的）和旧棉袄。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见妈妈得穿成这样，我从来也没有穿过这样的旧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释说我们要去乡下就得像个乡下姑娘。
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车，我们怎么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喜欢刨根问底、问为什么，大人不管懂不懂也会回答点什么，可是那一天没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说到了以后千万别多说话、别乱动。&
记得姥姥煮了鸡蛋烙了两张饼，白面加荞面做的双色饼。（那时没有什么白面，荞面里面有杂物，吃起来沙沙的。白面都留给我们孩子吃，姥姥他们吃荞面）。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一张破木床上钉着简易牵引架，看起来像个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缠满绷带、手脚绑在架子上，我们只能看到他双眼，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这木床让我多年恶梦，醒后思考其用途）。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缠满绷带伤者的眼神和呻吟，妈妈的坚忍，看守人员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至今想不出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一个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狱。
妈妈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动，把我搂在怀里。妈妈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给我梳头，开始掉眼泪。姥姥赶紧拿出我们三人的照片，一张接一张：我作为“小女主人”在宴会中的照片、小康淘气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让妈妈高兴起来。妈妈给我梳好头发，剥了一个鸡蛋给我，我没要，塞进了妈妈嘴里让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记得妈妈回过家。
（劳改农场，妈：右起第4，1960）
小妹妹叫妈妈
三妹小蓓出生之后一直由姥姥抚养，已经会走路说话了，还没曾见过妈妈。
妈妈从劳改农场回来，一进门，小蓓和妈妈两人第一次眼光相对，小蓓叫了声“妈妈”，妈妈很是惊奇，小妹妹怎么认得她？妈妈随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家里相片多，姥姥常把妈妈的相片给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丁香树下听故事
1960年春天景山学校成立，爸爸给我报了名，六岁的我上学了。
同学们多是大院的孩子，但是我每天要从姥姥家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有一天某老师问起我住哪，一旁教务长刘老师搭腔：“她是于光远的女儿，爸妈离了婚，妈妈是右派，她姥姥。。。”。同班同学多年后还记得我打转的泪珠，我从此不和这刘老师说话。我喜欢上学，尤其是数学，但是上学最初的几年不太爱说话，我知道我和别人不同：“右派的儿女”。
儿时大家爱听故事，每天傍晚，因为要让姥姥快点儿在丁香树下开讲，吃完饭后孩子们会积极地洗碗收拾，大家坐小凳子听姥姥编纂她的侠义故事：“十三妹”“七侠五义”等等好听的。
十三妹她们武艺高强，姥姥一定是希望我们将来有很好的本事，而且勇敢。
善良而不勇敢是没有意义的。
（我，小蓓，姥姥，小康，约1961）
离婚时妈妈只有二十四岁，她单纯、善良、乐于助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身体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车拉不动，大家会帮着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锹他一锹，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妈妈劳累下恢复了些笑容。
1960年饥荒恶化，劳动的强度增加，这时一个同龄的小伙子进入了妈妈的生活：聂宝珣，北京三十一中历史老师，其父亲为北大历史学家，不知何故被划成了右派。聂叔叔尽自己可能帮助保护着妈妈，在劳改农场旁边的法庭里，他们结合了。
同一个法庭，一年半之前，妈妈遮掩着隆起的腹部，被迫离了婚。
妈妈怀孕了，饥荒时期在劳改农场生孩子，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妈妈和聂叔叔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急坏了姥姥和聂老先生。聂老先生注意到儿媳的贤惠和好学，因此几乎倾家荡产的给她提供营养。聂叔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没有聂家父子，妈妈在那个年代是活不下来的。聂老先生与小孙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聂祖同，儿子儿媳劳改期间，聂老先生抚养我这个妹妹小同。妈妈怀胎，尽管有聂老先生相助，农场恶劣的生存环境仍然造成初生婴儿的发育不良。产后身体虚弱，妈妈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种蘑菇。
半个小窗透着一点儿光，潮湿阴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我在景山学校念书，中午有时会被爸爸接去吃午饭，放学回姥姥家。白塔寺电车站在女三中门口，我有时就会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妈妈，帮忙植放菌种。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也会把爸爸口信转述给她，他们在姥姥家见过面。六一年底妈妈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许教书而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作为摘帽右派，她还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她和聂叔叔的住处离姥姥家不远，从女三中出来先要经过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聂家宝贝，聂叔叔对我们很好；聂老先生疼爱儿媳，同时善待我们三个。母亲带我们去过聂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记得他书房中厚厚大大的线装书。
妈妈在资料室工作后，放学路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妈妈，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妈妈出门永远围着一条酱红色的头巾，穿着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岁，小康开始上学，我每天带着她往返学校，我们一下车就会在人群中追寻酱红色头巾，找到就跑上去从后面抱住妈妈。一开始我们能搂住她的腰，后来达到她的肩膀，最后能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妈妈的眼睛，要她猜是谁，我们一天天长大，长高了。
作为最大的孩子头，我第一个任务：从爸爸那儿取来生活费给姥姥。
大约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结婚了。爸爸中宣部里面的家中，我们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气、不爱笑、不爱说话。后来，爸爸家的小东妹妹出世了。我带着小康上学，中午饭跑到东四买小吃，在一次受了骗之后，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饭。我们和同学一样，有时吃五分钱一份的大锅菜。两毛钱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红柿炒鸡蛋算是上好的饭，每个星期一样吃一次。每个月我和小康星期天会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对我们很客气，从来没说过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把爸爸那里当作我们的家。
爸爸不来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个任务：带小蓓去见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里开出了个小套间：小灶，领导们可以吃到炒菜，孩子们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来食堂，但偶尔会和几个叔叔来吃饭谈事情，那时爸爸会在大食堂找我，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带小蓓等他。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车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车来抱起小蓓亲一口。分手离开时，我们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夹一下我们的鼻子。他有时会从兜里掏出些糖果，有时一支笔，这种见面方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冬天有时很冷，长安街上风很大，脚指头耳朵都快冻掉了，我们数着：一辆，两辆，三辆，。。数公车过去了几辆。
我那时还不懂为什么我们见面得这么秘密。爸爸从来不会先到车站等我们，我们得等着他，他有时迟到，我们的约定是不见不散，他一定会来。不过有时等他等很久，终于他从车上跳下来，第二辆车一到就匆匆上车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见。间隔不到几分钟，如果中间放走一辆车，时间就算是长的。1966年五月，中宣部的阎王（部级干部）和判官（处级干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学去串联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呆在姥姥家，爸爸又经常没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见面就变得很少了。再后来我和小康都离开了家，靠好心人帮忙爸爸和小蓓的见面地点就改在长安街上的国际电报大楼。到他晚年“坐轮椅，走天下”总也忘不了约上小蓓见个面。
(长安街，1983)
妈妈偷偷回家
妈妈在女三中从1966年开始就挨斗，沙坪校长死时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来回家取东西，她就会匆匆来看姥姥和我们一眼。
这一次她偷偷回来看我们，也在姥姥梳妆台上放了钱。（离婚后，妈妈每月从微薄工资中拿出十五块钱放在姥姥梳妆台上）。
妈妈通常只穿白衬衫，没有斑斑点点的衬衫，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妈妈受折磨了。
她身上总是看到大块的瘀青，我们看了心疼，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血管脆弱，比别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较少，别的老师挨的打比她严重的多。&
当姥姥问起那些人怎么打人，妈妈就把孩子们支开，不让听。
来了小板车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们来了，她们推着小板车，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发面粉，指派接待串联的学生人数（例如每家十人）。她们用秤杆，按学生人数派发给多少斤两的白面粉，告知要给红卫兵做饭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命运，街坊大妈派发面粉的时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儿从沈阳来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岁，穿着军装、军帽、袖章、胸章、扎着皮带。看着同龄人走南闯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大有作为的样子，令人羡慕。表姐拉了我说“妳怎么不当红卫兵？”我弱弱地答“妈妈”，她迟疑了一下子（明白妈妈是右派）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拿了三个盆子接了面粉。看到表姐风尘仆仆的样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饭，没想到她一转身就没了踪影。姥姥说“表姐没能在家吃饭，我们蒸一次包子给别的串联孩子们吃吧，他们太苦了。光是白菜没油不行，妳去买些肥肉吧。”
胡同口的肉店五点关门，我先去买了一块肉，然后把面揉了隔夜发了。
（日后感想：如果表姐没在那关键时刻出现，我们就不会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来，第二天，正牌红卫兵或许可以阻挡乡下杂牌军，姥姥或许不会被打得那么惨。）
菜肉包子惹麻烦
第二天一早，我帮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进去，蒸了一百多个菜肉包子。中午开饭了，包子一抢而光。
听说有包子吃，更多红卫兵从别人家跑过来。因为我们包了包子，别人家吃的是馒头咸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红卫兵就认定我们是地主、资本家。吃完包子后，他们开始到处搜，最后翻出一张房契，他们说这是“变天账”。
这帮学生没穿军装，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也没有铜扣皮带好抽人，于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邻居拿了三四把铁锹、拔了玉米秆，有人开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秆折半、抓着头尾成双棒抽人（不知他们乡下孩子是否如此对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
姥爷当时已经在工业学院被审查，家里只有姥姥、小姨、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小姨刚刚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九岁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们拉出来在烈日下罚跪，婴儿在南房里哭啼没人管。
看热闹的人说我妈妈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结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妈妈押来。据妹妹小康所述，妈妈一进来就自己跪到姥姥身边，看着他们自动“坦白罪行”，他们下手就减轻了。
我们被命令罚站，家里一切被打碎之后，他们挑破了房子的顶棚，挖开房子里的方砖，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吓得紧紧攥着我的手，以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钱。自从姥爷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教给我和小康怎么自己想办法生存，万一发生了什么，别丢了小蓓。那救命钱是绑在我们身上的，我当时真怕他们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钱搜出来怎么逃，我想我们一定会没命。
（现场示意图）
第一次做饭
从中午打到晚上，红卫兵们累了，撤走了，妈妈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后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来床板，放在坑上，让姥姥趴着。中午包子被抢光了，我们一家从早上就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姥姥呻吟着，叫我找水給她。红卫兵们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丢到坑里砸了。我只找到一只搪瓷碗里有点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挣扎着叫我给全家做饭吃。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我和小康找来一个蜂窝煤炉，火点不着。撕破的书，打烂的家具比比皆是。我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书和家具点起了一堆火。幸运的是在一个罐子里找到了一点米，南房后院夹道棚子里，姥姥有一坛刚刚腌的鸡蛋没被发现，我们煮了粥和鸡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们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卧床不起了。从那天起，我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每天往返于牛棚之间传递着亲人们的消息：姥爷、爸爸、妈妈；去姥爷单位领生活费，煮粥、做饭。小姨父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没人带，我也得帮忙。带着小康推着竹子小童车，变卖了家里打烂的东西来贴补家用，把土填回红卫兵在房子里挖的深坑。
爸爸能给姥姥的钱也只有几十块了，幸亏姥姥藏了一些钱，藏在我们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钱。
第一次缝衣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庆这时候快出世了，姥姥让我找出抄家没被拿走得一块花布说“那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现在也遭难了，你帮着我，咱们缝个小被子，小棉袄吧。”&
姥姥趴着，缝不了，我的针线活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开始学的。
爸爸的稿费大多用于买书，他当时有二十几万册藏书，我们也要帮继母把书籍当废纸卖。他们必须搬家，书只能这么处理。精装书是不值钱的，要把书皮扯掉才能卖。小康跟着我卖书，我们每天得去卖至少两小车书。只要没看见，小康就躲起来，在那些书消失之前多看几个字。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选择性记忆，多少年后他写《文革中的我》，只写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觉自我胜利的内容。我希望我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他那本书的补充。
（爸爸的书架从来都是满满的，1993）
遭殃的胡同
我从早到晚忙，没有告诉姥姥我看到了些什么，也没有去关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和我说起其他人。姥姥家住老门牌26号，25号住着小梅一家。小梅爱跳舞，会用脚尖走路，是我胡同里的小朋友。姥姥一说，我想起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了。姥姥让我去找老保姆打听，他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谁领走了。姥爷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号，他们被赶回了沧州老家，说是地主，老家的人说他们饿死了（没有给他们分粮）。二姥姥很胖，死的时候皮包骨。27号一墙之隔住着王蒙，王潵一家。他们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谁也不会来往了。
（街道示意图，2013）
老云南白药
妈妈又一次被放出来回家，应该是拿换洗衣服的，被允许的时间有限。看到她的白衬衫又斑斑点点了，姥姥就让我找出换洗的衣服给她。&
妈妈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脱下来，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挥着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云南白药，姥姥爬不起来，也挣扎着給妈妈清理伤口、涂药。她们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开好说悄悄话。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
因为妈妈停留的时间长了些，她没能回到自己家里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学校了，姥姥叫我们到她家探视，因为她家大人只剩聂老夫人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的妈妈是最好的人，你们长大必须帮助她”。姥姥经常告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学妈妈，她太容易被害了”。
粮票的牵挂
妈妈每个月都会回家拿粮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取，姥姥会很担心，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妈妈学校里的信息。
我们常用的白塔寺公车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们想进去探探消息，可是门口挂着“女三中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字牌，还有红卫兵出没，徘徊了几次也不敢进去。
（姥爷和姥姥，约1955）
牛棚中历尽折磨的妈妈走了(7/12/1968)。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历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亲董振堂）。在我爸爸妈妈结婚时，董是妈妈女三中同事，曾是妈妈的好友，当时董得病，因为她母亲不是法定妻子，很长时间没能定为烈属，家里拮据。我爸爸当时稿费多，相对丰裕，姥姥说大概有一年多妈妈拿到工资，看也不看就全都给了董，但是这样做也就被嫉妒怀恨了。文革一开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亲向毛主席求救，据说毛亲笔批示“此人无大过仍可用”，凭着毛的纸条出了牛棚，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后拼命整人。妈妈死前告诉姥姥，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里了。
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说，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在地上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骨灰不让留，聂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带回家。去年我们安放妈妈骨灰时，吃惊地发现聂叔叔冒险留下的竟然是那么少，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不出一个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机部工作的年仅29岁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连骨灰都没见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刚满两岁，她还没来得及叫爸爸。那时聂叔叔也被整，聂老先生文革前已经去世，由聂老夫人带着小同妹妹，姥姥经常派我们去打听。她关心所有的后辈，姥姥就像老母鸡一样，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护着，在她的臂膀下学会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双铁筷子从炉渣中挑出没有烧干净的煤核。把我们的衣服穿在烟囱上弄暖和了再叫我们起床。她非常节俭，但是从来不让我们缺少任何学习用品。我们三人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会识字，再帮着找工作和对象生下孩子。
姥姥爱我们，她关心身边所有的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求。至于那棵石榴树，姥姥说看到了几次白影子，她女儿（我妈妈）的影子。一个动荡时代的影子，石榴花落，来年开否？
（妈妈，约1954）
宁夏与陕北
后来我去陕北安塞插队（1969），爸爸蹲五七干校，我去宁夏看他，帮他养猪、种旱稻。看到他养的猪又肥又大，我跟他说陕北的土猪长不大养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过的大棉袄和一些植物种子，这些东西后来发挥了作用。植物种子种出了大冬瓜，附近农民都来观摩“科学农业”。当时爸爸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俭用才攒了30元买了两头小白种猪，带小猪到陕北的过程十分艰难，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难，路上走了十天。后来，方圆几十里就有小猪后代。
妈妈的经历无疑地影响了我，姥姥的告诫“防人之心不可无”，诚然不错。但是，防范别人费心机，我们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例如妈妈一生没有害过人，至少到死也没有害人的机会和念头。动荡期间，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妈妈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受害者。
（陕北插队，我：右起第二，1971）
合影缺一人
爸爸晚年告诉我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在学校旁边名叫罗圈胡同的隐蔽胡同里和妈妈见了面。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
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一个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岁第一次脑血栓之后，悄悄问过我几次妈妈的生日，他说他想不起来了。怕我误解，为了说明这是生病造成的，他专门去问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么时候？“曹禺回答不出，过了两天才想起来。曹禺的糊涂他和我说了多遍。
这几天清理老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我们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张合影，这是一张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馆拍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是1968年九月，妈妈死后不久。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爸爸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去的照相馆，他和姥姥当时说了什么。这一次他没有顾忌什么，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儿们照了相。
作为于光远五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我讲了我们家的故事。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我的一点说明：我近日发表了此文的续篇:《榴花落无声》, 欢迎读者继续阅读。
有关我父母离婚的过程，在写《白花丁香树》这篇纪念文章时，我是根据婶婶告诉我的情况写的。按照她的说法是妈妈提出的离婚。大舅舅证实他的确打算收养妈妈怀孕中的三妹，但是他不认为是妈妈主动要离婚的。在那个年代对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社会会产生一系列歧视。父亲的态度也很明确：孩子是他的，要姓于。
最近我们找到了五十五年前我父母的离婚判决书。这份简短的判决书告诉了我们几乎全部的答案。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已要求有关组织部门更改我父亲的家庭成员档案。正式承认三妹是父亲于光远的女儿。证据确凿，我们这一要求已被接纳。在续篇中我们公布了这份明显不合法的离婚判决书。我的父母同是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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