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
分化的后权威主义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
钟智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后
本文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的数据，围绕着政体偏好、政府偏好、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和政治顺从这五个维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趋势，发现中国人存在较为一致的、因此是主导性的政治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偏好、信任并顺从权威政府，但强调政府以人的自由与发展为导向，可称之为“分化的后权威主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虽然中国社会经历了时代变革和世代更替，但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并没有经历整体性的变迁，这种政治价值观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支持。
一、问题与研究背景
本文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系列论文之一，关注的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趋势。
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并透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变迁，例如，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城市化、社会分化等，其中一个从独特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特征及其变化过程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模式和变迁研究。这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但又缺乏系统分析的领域，充满了道听途说、自我推论，甚至是想象以及说教和争论。
在中国，价值观研究重新回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长期教条式禁锢的解除和对历史的反思，使得“迷惘”或“价值真空”成为当时的“热词”之一。随着90年代中国社会大规模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有关价值观的话题逐渐沉寂，并被边缘化，一时间人们好像都明白了应该追求什么、如何追求。将对价值观的关注重新带回来的，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社会分化日益加剧而出现的道德缺失，甚至“世风日下”所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
21世纪以来，文化价值观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不同群体关系的最终机制重新为人们所认识（帕森斯，2003）。与国家强调主流或核心价值观同步，一些学者开始从整体层面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变迁（潘维，2008；王绍光，2008；沈明明，2008；康来云，2008；廖小平，，2013；宣兆凯，2011），另外一些学者则从特定群体入手分析开展价值观的研究，如对少数民族（魏昀，2012；任勇，2012）、农民（尹俏，2012；孔繁斌，1998；康来云，2008；何瑞鑫、傅慧芳，2006）和大学生（王勤、梁丽，2011；郭维平，2008；王涛、戴均，2008）群体价值观的研究。社会问题和上述研究不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价值观的关注，而且引发了至今悬而未决的关于中国人价值观的争论。争论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为背景，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议题上：第一，当代中国是否还存在一个主流价值观？第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延续了过去还是发生了变迁？
在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状况议题上，研究者存在较大分歧。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分化导致了原有主流价值观的缺失，而新的主流价值观并没有形成，进而导致了中国人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危机。例如，潘维（2008）认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在多元化中迷失了，人们在道德观、社会观、政治观、群体观、自然观、国际观、民族观均存在严重分歧。刘彦芬（2012）也强调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正在式微，非主流价值观正在兴起，例如，集体主义淡出与个人主义彰显，从道德主导向利益主导转变等。
但也有不少的学者强调中国人中仍然存在某种主流价值观。例如，王绍光（2008）把核心价值观界定为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念，他的研究发现，在个人与家庭、他人、群体、社会、政府、国族和终极目标的关系等七个层面，都存在一个核心价值观，如重视家庭、强调迁就与容忍、集体本位、重视平等、依赖与支持政府等。他认为这些核心价值观体系为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支持。沈明明（2008）用北京市社会经济跟踪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状况，发现在男女平等观念、性观念、道德行为方面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持有较为一致的观念，只是比原来有所松动。他把这种较为一致的价值观状况归结为政治社会化的强大。
在价值观的延续与变迁方面，变迁观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不同的学者描述了不同的变迁内容与方向。例如，从传统价值观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价值观的转变（史娜，2011），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神圣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廖小平，2008）。王正绪（2008）区分了现代价值观与后现代价值观，并指出虽然中国人在现代观念这个维度上差异较小，但是在后现代观念这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他们或者将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传播、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等（廖小平，2008），或者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与这些强调价值观变迁的研究不同，史天健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在一些维度上基本保持稳定，例如，他发现，尽管90年代的经济发展使得民众政治参与的频率、强度和范围都有了提高，但是中国人的民主观和政府信任度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Shi，
虽然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触及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状况及其变迁，但它们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对价值观的清楚界定，往往将价值观和行为特点混淆起来；第二，某些讨论往往把实然与应然混淆起来，用一个虚构的过去来考量现实并建构一幅价值观变迁的图画；第三，与此相关的是，多数研究缺乏对价值观状况和变化的系统测量，观点和结论也缺乏系统实证数据的支撑。即使为数不多的几个基于系统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因为这些调查很少是专门设计的价值观调查，因而在系统性和完整性上存在先天的缺陷（王绍光，2008；沈明明，；王正绪，2008；Shi，，2008；严洁，2010；史卫民等，2013）；第四，由于多数研究是基于研究者本人的视角和背景，所以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等带有较强的个体性，很难进行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更不用说进行国际比较和历时比较了。至于那些基于个人感受或个别事件盛行于世的、以所谓“80后”、“90后”等为代表的说法，则因缺乏科学依据和方法而常常误导社会。
鉴于以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期望立足于专门设计的、利用科学抽样方法获得的价值观问卷调查数据，以价值观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价值观为对象，对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状况、变迁趋势及潜在影响给出一个系统的分析。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现代价值观研究的基本背景是现代化过程（Inglehart，1990）。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机制和特征是社会分化，即原本集中为一体的事物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各个领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科学领域和宗教领域等（帕森斯，2003；Luhmann，1995；
2006）。其中，经济领域关乎商品的交换，科学领域关乎知识的生产，宗教领域关乎人们的救赎，而政治领域关乎的则是权力的运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主要由核心价值观和不同领域的特定价值观构成，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价值观和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看作是一对可以等价互换的概念，但相对于文化概念来说，价值观是一个较为狭窄的概念，主要是指
“一种外显或内隐的、关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Kluckhohn，1951），更为简单的界定是，价值观就是“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和合意的思想观念”（吉登斯，2003：21）。价值观就像一张行动蓝图，指导人们在具体领域里和众多目标中确定优先次序，并为行动提供动力支持。因此，可以将价值观看作是文化的内核。
政治生活领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中，阿罗诺夫（Aronoff，
2002）把政治文化界定成一套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体系的态度、信念和行为。它赋予政治体系以意义、规范和秩序，不仅影响到政治体系的稳定，也影响到政治体系的运作。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它指导着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选择，如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何种规则来促进权力的运用，赋予政治组织什么样的目的，并以何种态度对待政治组织（信任抑或怀疑，参与还是疏离，支持还是挑战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在历经三十多年的转型之后，已经进入了所谓“深水区”或“关键期”，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集中凸显，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体制创新面临巨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尤显重要，而政治价值观在未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理论视角
本文对国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分析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是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二是政治价值观的变迁与动力。
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
在这个议题上，学者一般从政治文化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类型学区分。一是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与维巴（Sidney
Verba）的划分。他们把政治文化界定成对政治体系与个人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根据人们对政治输入、政治输出和自我角色认知的不同，政治文化可被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以政治疏离为特点的地域型（村民）政治文化；以消极顺从为特征的依附型（臣民）政治文化；以公民的积极参与为特点的参与型（公民）政治文化（Almond
& Verba， 1989）。二是利普哈特（Arendt
Lijphart）以权力意识和权力结构特征为基础的分类，他把政治文化区分为共识型文化与对抗型文化（Lijphart，
），前者以精英的共识和权力的共享为特征，后者以精英的竞争和权力的独占为特征（如“胜者通吃”）。三是林茨（Juan
J.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基于对政体类型的划分透视相应的政治价值观。在林茨等人看来，根据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形式，可以将政体区分为五种类型：民主政体（democratic）、权威主义政体（authoritarian）、极权主义政体（totalitarian）、后极权主义政体（post-totalitarian）和苏丹制政体（sultanistic），不同的政体根据政治多元化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特征，对应着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在这五种政体中，苏丹制具有前现代的特征，其他都具有现代政体的特征。在四个现代政体中，民主政体对应的是政治多元化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政体则对应着政治集中化和统领性的意识形态。从民主政体、权威主义政体、后极权主义政体到极权主义政体，政治多元化程度依次递减，而统领性意识形态特征则依次增加（林茨、斯泰潘，2008）。①因此，可以用这些政体名称来表示相应的政治价值观。
林茨等人建立的政体理想类型及其相应的政治价值观分析方法，成为分析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工具。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包括林茨本人），曾经构建了更为简化的、仅包括2—3个政体形式的理想类型，例如，极权主义、权威主义和民主政体（Linz，；亨廷顿，1998：11）。这三个理想类型构成了当下政体分类的基础，其他的类型都属于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亚类型，例如，“新权威主义”、“软权威主义”、“后权威主义”、“后极权主义”等。
但是，这些建构起来的政体及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类型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包括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社会。邹谠最早使用“全能主义”（totalitism）概念修正了林茨等人的划分，强调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家的全能性，即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邹谠，1994）。而对于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的转型中国来说，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渐进式的转型过程，使得传统的“权威主义”概念也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权威主义”的亚类型“后权威主义”（post-authoritarian）更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参见萧功秦，2010）。这样，如果借助林茨等人的方法，用政体名称直接表达政治价值观的模式的话，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就可有三种修正了的（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基本模式：全能主义、后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②。
本文将以上述三种理想类型为基础，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缩写为WVS）设计的五个分析维度，揭示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基本模式，即：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政府偏好、政治顺从和政体偏好。首先，这五个维度涵盖了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选择，包括参与的选择、信任的选择、对政府类型的选择、权利的选择和对政体的选择。其次，它们将抽象的政体类型具体化为可感知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受访者的误读。在分析的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且将自身确定为变量，认为某种政治价值观的模式是由不同维度在不同程度上的组合决定或刻画出来的，这极大增强了政治价值观模式分析的可操作化程度，为区分不同政治价值观模式以及分析模式的变迁提供了基础。其中：“政治重要性”测量的是人们对政治的兴趣程度；“政府信任”测量的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偏好”测量的是民众对政府类型的偏好，例如，是偏好生存导向型政府还是发展导向型政府；“政治顺从”测量的是民众对于政治权利的态度，例如，当民众遇到侵权时是选择顺从还是选择抗争；“政体偏好”测量的是民众对政体的偏好，例如，是偏好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
表1展示了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或理想类型与五个维度特征的关系，也是本文所依据的基本分析框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不同理想类型和基本模式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权威主义价值观也列在表中。
政治价值观的变迁模式
基于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可以将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延续不变、局部变迁（含过渡性和混合性特征）和整体变迁三种。其中，构成分析基础的是对变迁机制或动力的分析。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视角。其一，现代化理论。它强调现代化过程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的变迁，并且规制了变迁的方向，传统的价值观会慢慢衰落，新的价值观会逐渐形成（Berger，
et al.， 1973）。阿尔蒙德与维巴认为，现代化的进展将使得政治文化从村民、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Almond &
Verba， 1989）。与之相似，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核心命题是：经济发展带来政治发展。在其1959年的著名论文中，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高，它支持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也会越高”
（Lipset，
1959：75），其后，在《政治人》一书中，他又对这个命题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一系列有利于民主制度的社会变迁。例如，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更多更复杂的沟通手段或工具、中产阶级的发展、社会流动率提高以及生活状况的改善等。在李普塞特看来，这些变化不仅是民主政体产生和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而且催生了公民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其二，文化理论。它强调文化相对独立于社会的变迁。这种理论与其说是揭示了文化价值观变迁的机制，不如说是揭示了文化价值观何以稳定的机制。在韦伯（Weber，2013）看来，宗教是各种文化的核心，它界定着人们的基本伦理，而宗教是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宗教的稳定性使得文化也不会轻易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亨廷顿（Huntington，1996）也强调文化的稳定性，并依据宗教把世界划分成九大文明区。其三，不同于现代化学派和文化学派的旨趣，结构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对价值观的塑造，更多地关注价值观的横向分布而非纵向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结构理论，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之一的思想观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类似的，也有不少学者用“政治嵌入”概念来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例如，迪克森（Bruce
Dickson）在解释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对政府有较高支持度时，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政治嵌入特征是重要原因之一，企业家在政治架构上的位置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
（Dickson ，2003）。而赖特（Teresa
Wright）的研究发现，国家驱动型发展、后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遗产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会更倾向于支持现状而不是民主变革（Wright，
如果说存在着第四种解释视角的话，可称之为综合理论，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是这种视角的代表。他一方面强调现代化对价值观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制度与文化对现代化影响的修正作用（Inglehart
& Baker，2000）。与李普塞特的命题相似，英格哈特等人也认为现代化对民主政体价值观形成了积极效应（Inglehart
& Welzel，
2005），而且揭示了这种积极效应主要是通过所谓人类发展的连锁机制实现的，即：人类的发展会增强人们的生存安全感，导致人们渐渐地把焦点从生存转到自我实现，人类发展也增强了人们做选择的能力，自我选择会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优先观念，从而提高社会对民主的要求。与亨廷顿相似，他也以宗教为核心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文化圈，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影响，世界的价值观不会走向趋同，但又不同于文化特殊论，文化只是修正现代化的影响，不会改变现代化作用的方向。在不同的文明里，现代化均带来一个类似的变化：从生存到自我表达，从依赖宗教与传统到依赖世俗理性。
上述研究虽然提供了关于政治价值观的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但如果将分析的视野转向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时，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性仍然必须被注意到。
首先，虽然英格哈特等注意到了转型国家的类型，但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因其渐进性而在转型社会中独具特色。一方面，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包括政治运动曾经影响到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国家具有超强力量的社会，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赋予国家全能的权力，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是在国家主导下启动和推进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会给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打上深深的烙印，甚至直接塑造了政治价值观的某些特征。
其次，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不仅正在经历高速的现代化过程，同时还在经历深刻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双重的转型。现代化固然有可能带来自我选择意识和能力的增长，但体制改革催生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也会极大改变人们活动的制度环境，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两个过程都可能会形塑中国人政治价值观模式并影响其变化，因而使得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分析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一种现象有可能是不同过程的结果，在当年围绕“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倪志伟（Nee，
，1996）曾将居民收入变化归因为市场转型的结果，而谢宇（Xie Yu）和韩怡梅（Emily
Hannum）则更多地强调经济增长的影响（Xie & Hannum，
1996）。双重转型的另外一个后果是，由于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模式受到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因而现代化和体制改革进程之间的不平衡，会影响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呈现出矛盾景象和转型社会的特征。
正是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转型过程的特殊性，才凸显了本文对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模式及其变迁进行分析的意义。
（二）分析策略、研究假设和数据
分析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和变迁是本文的两个主要任务。
分析策略和研究假设
本文将首先借助于政治价值观的理想类型模式和WVS调查对政治价值观五个维度的测量，描述并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揭示当代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主要特征，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基础。因为中国社会和转型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可以预期，来自实证调查的数据显示出的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与来自研究者们的理想类型会有所不同。
（1）差异假设
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是对整体状况的概括和提炼。但正如结构性视角所揭示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不同，在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不同，面临的制度环境的差别，其价值观或倾向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为此，本文建立了两个结构性假设，以检验一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观构成中的分化力量，延伸对基本模式的分析。
（a）阶层差异假设。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人们因其结构性地位的差异，在政治价值观上体现出显著差异。
（b）地区差异假设。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同的区域，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体制转轨的不同阶段、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生存情境。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会因此在政治价值观上体现出明显差异。
（2）变迁假设
历史的演进和代际的更替都会带来价值观的变迁。本文将较为详尽地分析政治价值观基本模式的变迁。WVS调查的核心理念或假设是：由于前工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不一样，其基本的价值观模式也不一样，现代化导致了从生存为主的价值观到强调自我表达、自我选择的价值观的转变。众所周知，近三十多年来，双重的转型过程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且还将继续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揭示政治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变化的模式和趋势，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已经发生和未来将要发生的变迁。为此，本文建立了历史变迁假设和代际变迁假设。
（a）时代变迁假设。在社会层面的时代变迁过程中，随着上述双重转型的深化，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模式会从后权威主义转向“自由主义”。
（b）世代更替假设。在个体水平的世代更替过程中，由于上述双重转型的推进，可以预期，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相比，其政治价值观倾向会更多地从后权威主义转向“自由主义”。
由于政治价值观包含有五个维度，政治价值观的转向会同时体现在这五个维度上。为此，可以基于现代化转型和体制转型预期这五个维度上的具体变迁：
政治重要性维度：政治的重要性下降。中国社会曾经是一个“政治挂帅”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势必导致政治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作用和范围逐渐下降。因此可以预计，随着时代变迁和世代的更替（年龄下降），政治重要性的倾向也会下降。
政府偏好维度：从生存导向型政府到发展导向型政府。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逐渐由温饱进入基本小康进而迈向全面小康，生存问题让位于发展问题。因此可以预计，随着时代变迁和世代的更替（年龄下降），人们对政府角色的要求将从解决生存问题转向为发展服务。
政体偏好维度：从倾向后权威体制逐渐转变到更多地倾向于民主政体。中国近代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和一盘散沙的状况，以及赶超式发展的愿望和成就，会塑造人们对权威政体和强势领导的期望和信任。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社会日益复杂化，利益分化日益凸显，这一进程势必反映到人们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看法上，因此可以预计，随着时代变迁和世代的更替（年龄下降），人们的政体选择偏好会逐渐倾向于民主政体。
政府信任维度：研究者通常预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向后现代的转变，人们的自主性会越来越增强，对国家或政府的依赖性会逐渐降低，因而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将会降低。研究者相信，在转型社会中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当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时候，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降低。但是，本文认为，至少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现阶段以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许不会降低，甚至有可能提升。这主要是由如下原因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极大的大国，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改革都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总而言之，历史传统、特殊国情、发展阶段，特别是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挑战等，都有可能促使人民倾向于信任政府。史天健在2000年所做的研究业已揭示了这一取向特征（Shi，
政治权利维度：从“顺从”更多地转变为“维权”甚至抗争。权利可以看作是由法律和制度维护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是由国家再分配体制塑造的利益结构，国家决定、国家分配、国家调节是这一结构运作的主要机制。如上所述，当资源和机会分配日益市场化，国家、社会、市场、个人的相对独立性日益增强的时候，如果人们的权利受到国家权力的损害时，与过去更多地倾向于依赖国家协调相比，人们更有可能转向维权甚至是抗争。
2. 数据资料
本文将基于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回答上述问题。使用的数据包括：“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V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数据。③“世界价值观调查”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格哈特教授组织领导的、价值观研究领域内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国际调查研究项目。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部分的调查作为主要分析数据，并辅之以国际比较数据。这一调查数据具备了很多国内调查不具备的优势：WVS是专门的价值观调查，因此能够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价值观的不同方面；更为重要的是，WVS是一个持续性的调查项目，分别在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进行了调查，从而特别有利于对价值观变迁进行分析；其次，该调查为一个国际比较项目，参与国家和地区根据统一问卷实施调查，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最后，中国部分的四次调查均为全国抽样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论可推论到整个社会，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中国部分调查的缺陷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样本量不够大，四次调查的有效样本总量分别为1000人、1500人、1000人、2015人，剔除与本研究相关的各变量信息不全的样本，有效样本分别为974人、1340人、751人、1160人。正因为如此，作为补充，本文还独立使用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一个有着严格抽样和执行的社会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1
个省（区、市），具有较大的样本量，CGSS2010 的调查样本为11783
名城乡居民，其中，农村户口居民6040人。2010年调查问卷中包含了较多的涉及政治价值观的题目。两个数据结合既能够避免因研究设计和调查执行所带来的偏差，也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化。
（1）因变量
本文的政治价值观基本模式由五个维度构成，分别是政体偏好、政府偏好、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和政治顺从，这五个维度也构成了五个因变量。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政治价值观的模式和变化，本文还构建了第六个因变量——政治价值观指数，该变量为五个维度测量的加权。六个因变量的具体操作化如下：
政体偏好④，依据人们对“有一个不受人大选举干扰的强而有力的领袖”（简称为“能人治国”）的态度来计算。原题把态度分为非常好、好、不好和非常不好四档。计算时分别赋值4、3、2、1。
政府偏好，依对政府赋予的优先任务来计算。原题给出以下四个选择：“快速经济增长”、“保证我国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人们在工作单位和社区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努力使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得更美丽”（简称为从“生存导向”到“发展导向”）。计算时分别赋值4、3、2、1。
政治重要性，依对政治重要性的判断来计算。原题把重要性分为以下四档：很重要、重要、不太重要和很不重要。计算时分别赋值4、3、2、1。
政府信任度，依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计算。原题把信任程度分为以下四档：很信任、信任、不太信任和根本不信任四档。计算时分别赋值4、3、2、1。
政治顺从，依对维权活动的参与状况而来计算。原题分为以下三档：绝不参加、可能参加和参加过。计算时分别赋值3、2、1。
政治价值观指数，通过对以上五个变量加总求均值得到。最大值为4，最小值为1，数值越小代表越偏向“自由主义”。由于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由五个维度构成，且五个维度又表现为连续的变量，因此，该指数成为判断政治价值观基本模式的重要依据，反映出某种政治价值观状况的基本特征。
不同政治价值观模式的区分界线是基于WVS调查同一类型参与国家（地区）的平均状况确定的。根据这个标准，后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界线为2.5。⑤也就是说，如果某国的政治价值观指数超过2.5，可以说该国的政治价值观带有后权威主义特征。如果政治价值观指数从2.5以上转向2.5以下，可认为政治价值观正从后权威主义转向“自由主义”。
（2）自变量
构成阶层地位的自变量在本文中定义为职业阶层。依照通常的标准，本文将中国社会的职业阶层划分为七个，即：农民、“一般工人”（包括商业服务业服务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雇主和其他（含军人、无业人员和其他人员）。
构成地区差异的自变量是在通常的东、中、西部分的划分基础上，⑥将调查中抽到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单独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区域，因为三个直辖市不仅是中国的特大城市，而且是中国最为发达、最为开放的城市，本文预期那些直辖市的居民因此在价值观上有可能显示出特别的特征。
作为代际差异的自变量，本文依据关键政治事件与年龄划分代际，把人口分为以下4个同期群：“80后”（1980年以后出生）、“文革”后（1966年—1979年间出生）、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965年间出生）和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之前出生）。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两类：一类是除年龄以外的基本人口信息，如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教育、个人年收入、阶级认同、户籍、婚姻；另外一类是结构性信息，如是否为党团员，是否在国企和事业单位工作等。具体操作化方法将在回归方程部分详细说明。
三、初步分析结果
（一）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状况
图1反映的是2007年中国政治价值观不同维度的基本状况。该年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模式的指数为2.72，在整体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后权威主义模式特征。但是，如果参照前面给出的理想类型，具体分析五个维度上的特点，又可以看到它表现出若干非典型的后权威主义特征，例如，在政府信任和政府偏好两个维度上明显地偏向权威主义特征，政治重要性及政治顺从则表现出较弱的后权威主义特点，而政体偏好维度是五个维度中唯一一个表现出“自由主义”特征的维度。为此，我们用“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来总结中国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人的这种“分化的后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本文选择了同为转型国家的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同为东亚社会的后发现代型国家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属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英国和美国等三类国家做参照，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进一步解析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
图2和图3反映了中国人政治价值观与这些国家的差异。首先，图2以政治价值观指数的形式，显示了这些国家在整体上的差异，可以看到英国、日本和美国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而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中国相似，具有明显的后权威主义特征，韩国则处于两者之间（参见图2）。
图3从具体的维度上揭示了国家之间的差别，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人“分化的后权威主义”的价值观特征。
第一，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人更强调政治重要性，但并非如前面理想类型所显示的“非常重要”。其他两个转型社会明显低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曾经的高度政治化和成功的渐进式转型过程，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导的成功转型，导致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中国人在政治重要性维度上和所谓的“自由主义国家”相差并不大，甚至低于日本，这恰恰也是从原全能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果。
第二，中国人在政体偏好、政府偏好和政治顺从等选择水平上，都处于中间位置，低于甚至远低于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等后权威主义国家。
第三，图2显示中国在整体模式上与其他国家，包括同为转型国家的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相比，具有更为浓厚的后权威主义特征，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体现在“政府信任”这一维度上，其分值达到3.31，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政府的信任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也是中国人政治价值观与其他国家相比最为不同的特征。本文认为，联系到中国与罗马尼亚、俄罗斯在政治重要性和政治信任上的较大差别，当今的中国人不仅认为政治依然是很重要的，而且因为过去的成功，在发展的关键期对于国家（政府）仍然具有很高的期待和信赖。
虽然其他六个国家在不同维度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都不如中国社会表现的如此突出。如果把英美看作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把俄罗斯看成典型的后权威主义国家，中国与英美日等“自由主义国家”相比，更看重政治，对政府有着很高的信任度，有更多的人支持能人治国和选择政治顺从，有更多的人选择生存导向型政府。但是，中国社会又不同于俄罗斯和罗马尼亚这些转型中的后权威主义国家，中国人对能人治国、生存导向型政府和政治顺从的强调明显低于这两个国家。一方面，它在政府信任上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特征，但另一方面在政体偏好上又显示“自由主义”特征。与其说是典型的后权威主义模式，也许不如说混合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分化的后权威主义模式”来得更为贴切。
（二）结构性差异
结构性差异考虑的是政治价值观基本模式中存在的分化性力量。不同的社会成员因不同的结构性地位，在政治价值观上会展现出不同的特征。
1. 阶层结构差异
图4反映了不同职业阶层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状况。首先，各个职业阶层的其政治价值观指数均大于2.5，亦即都倾向于后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与社会整体相同。其中，又以办事人员阶层和其他职业阶层最为支持后权威主义价值观。其次，各职业阶层的政治价值观相对较为一致，各个职业阶层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到0.1，表现出相当高度的共识，这表明，在中国存在着为不同职业阶层所共同接受的主流或主导的政治价值观。
图5反映的是各个职业阶层在五个维度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在五个维度上各职业阶层的差异均少于0.5，这进一步印证了各个职业阶层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共识性。五个维度中相对分歧较大的维度是政府偏好和政治顺从，差异分别是0.5和0.45。在政治顺从维度上，农民最倾向政治顺从，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则最倾向于维权甚至抗争。除此之外，各职业阶层在其他维度上并没有表现出稳定的、一致性的差异。换言之，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没有体现出显著的职业阶层差异。
2. 区域差异
地区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制度结构特征的差异。
图6是不同地区的政治价值观总体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政治价值观指数均大于2.5，表现出后权威主义的共同特征。直辖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政治价值观较为一致，西部地区与它们略为不同（差异约为0.15），更趋向于后权威主义。
图7反映的是各个地区在政治价值观不同维度上的差异。在政府偏好和政治顺从两个维度上各地区较为一致。在政府信任度、政治重要性和政体偏好上，各地有一定差异，但差异仍小于0.5，且前两者更多的是发展和转型差异造成的结果，也是造成西部地区政治价值观指数较高的主要原因，但在政体偏好维度上表现出的差异则比较复杂。即使如此，就总体而言，我国地区之间在政治价值观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政治价值观的变迁
对于揭示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及其社会特征来说，价值观的变迁分析和基本模式分析同等重要。很长时期以来，囿于数据的限制，人们大多是根据一些不系统的资料分析中国人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的变迁。WVS调查第一次为研究者依据系统的调查数据分析中国人价值观的变迁提供了可能。
图8是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四年的调查数据整理而成的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图示。由于政治顺从维度缺乏完整的历史数据，故无法对此作出判断。根据已有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具体维度上，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和政体偏好等维度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政府偏好维度也只有0.5的变化。在政治价值观指数上，从1990年到2007年也只下降了0.3（从1990年的3.10下降到2007年的2.78）。据此可以说，在这二十年间，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基本模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但是，图8反映出来的三方面趋势或差异值得注意：第一，尽管二十年间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没有明显变化，但显现出来的趋势是后权威主义取向在逐渐分化。第二，与整体趋势和其他维度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对能人治国的偏好程度（从2001年的2.12增加到2007年的2.28）有所提升。第三，人们对政府的期待也越发强调发展而不是生存（从1990年的3.39降到2007年的2.90）。可以说，对能人治国偏好程度的提高和对发展导向的强调是带动政治价值观指数变化的两个主要动力。但是，这两个动力的方向相反：前者推动政治价值观朝向权威主义，后者使之转向“自由主义”。由于它们互相抵消，造成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模式基本维持不变，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总体上还没有跨越发展中的阶段，但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政治价值观变迁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
图9显示的是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反映的是政治价观的世代更替。这里使用的是世界价值观1990年—2007年的累积数据。之所以使用加权累积数据，是因为在历次调查中“80后”群体的样本量都很少，且有些维度在一些年份缺失，唯有使用累积数据才能弥补这些缺陷，看出一些基本模式。从图9可以看到，在代际之间，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模式在总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五个维度的分布结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从代际之间的变化趋势上仍然可以看到代际之间的差异：第一，随着年龄的降低，分化的后权威主义特征越明显：人们更少信任政府，更少选择政治顺从，越发倾向于发展导向型政府，但又开始强调政治重要，更倾向于支持能人治国。第二，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随着年龄的降低，年轻一代更多强调政府的目的应是以发展为主，其均值从2.56下降到2.37，这一下降具有跨越基本分界线的意义，即从理想类型的后权威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从总体上看，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在代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至少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但是，正如政治价值观的时代变迁特征一样，伴随世代更替，变化正在发生，而且在某些维度上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四）社会变迁vs.
社会结构：一个佐证性的分析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特别是主导或主流的价值观，其特征之一即是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持有。本文前面基于WVS数据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一种“分化的后权威主义”类型，结构性的差异存在但不显著，时代变迁和世代更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但是，变化正在发生，其趋势已经显现。由于WVS调查的样本量有限，上述分析无法同时考虑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这里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对上面的讨论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该数据样本量为12000人，问卷中设计了与WVS政治价值观模式有一定相似性的问题，即政府信任度、政治顺从（抵制请愿和批评政府）和政府偏好。数据和问题使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回归分析模型，以识别出影响中国人政治价值观模式的核心因素，由此作为前面有关两个假设讨论的一个佐证。
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因变量有四个，分别为：政府信任度、偏好生存导向型政府、政治顺从和批评政府。四个因变量均为连续数值变量。
职业阶层、年龄、户口为三个自变量，以检验结构性和变迁性假设。其中，年龄是连续性数值变量，户口（定农业户口为1，其他类型为0）和职业阶层（最有威望与自主性的雇主设定为1，其他职业阶层为0）为二分变量。性别、教育、个人年收入、民族、政治面貌（个人与父母）、阶级认同、宗教信仰、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是控制变量。其中，除了阶级认同（1—10，数字越大阶层越高）和个人年收入为连续变量以外，其他控制变量均为分类变量。鉴于前面的分析显示中国人有主流政治价值观，即群体之间的政治价值观差异很少，为了让变量能更好地显示其影响力，我们把各控制变量均转化成二分变量。性别设定男性为1，女性为0；民族设定汉族为1，其他民族为0；宗教信仰设定有信仰者为1，无信仰者为0；教育设定大学及以上为1，其他为0；个人的、父亲的和母亲的政治面貌设定党、团员为1，其他为0；婚姻状况设定已婚为1，其他为0；工作单位设定国有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为1，其他为0。表2反映的是回归分析的结果。
上述回归分析模型显示出的基本结论是：个人的各种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包括职业阶层、年龄和户籍等，在不同维度上对塑造政治价值观都不存在系统的显著影响。虽然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中国社会的职业分化和地区分化不断加剧，但是中国人仍然持有一个较为一致的、以“分化的后权威主义”为特征的政治价值观。
两个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世界价值观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借助于政治价值观的理想类型，围绕着政治价值观的五个维度，通过结构性假设（阶层差异假设和地区差异假设）和变迁假设（历史变迁假设和代际变迁假设），对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和变迁趋向作了系统分析。
本文的研究有三个核心发现：
第一，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处于典型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后权威主义模式之间，并兼有权威主义的特征，鉴于中国人政治价值观中五个维度所呈现出来的分化特征，本文将其称之为“分化的后权威主义”模式。如本文已经指出的，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双重转型的成果、过程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决定了这一独具特色的基本模式。
第二，中国人存在一个相对较为一致的、因而具有主导性的政治价值观，调查数据没有显示人们的政治价值观的突出分歧。社会分层因素在解释中国人价值观差异上并不显著，本文也没有发现政治价值观在阶层和地区上出现明显差异。因此，中国社会在政治价值观分歧很可能犹如美国的文化战⑦一样，主要体现为精英的分裂而非民众的分化。对于中国社会整体来说，特别是对于广大基本民众来说，在政治价值观上统合的力量要远大于分化的力量。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说明了大时代与宏观环境对价值观的强劲塑造力。
第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虽然中国社会经历了时代的变革，但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并没有经历整体性的变迁，保持了相当大程度的延续性，即使发生某些变化也较为平缓。由此可见，变迁的力量没有动摇历史遗产和体制的维持力量，这是政治价值观基本保持的主要原因。换言之，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因受到其所在的历史处境和政治体制的塑造而表现出基本的一致。但是从世代更替的层面看，价值观向“自由主义”模式变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如果具体分析政治价值观的五个维度的变化，可以发现，政府信任、政府目标和政治顺从三个维度在青年一代身上更多地体现出来朝向“自由主义”模式变化的趋势，但在政治重要性，特别是在能人政治维度上，则体现出朝向后权威主义的“反弹”。这样的分化趋势应该正是中国社会进入发展改革关键期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反映。
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模式及其变迁趋势会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认为，较为一致的政治价值观，高度的政府信任，青年一代对能人政治或强力权威的认同，会为整个社会克服障碍和阻力、顺利通过转型关键期提供支持。但是，变迁已经显现。用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的概念来说，属于文化范畴的政治价值观的变化相对于实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也许更为滞后（奥格本，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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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林茨看来，政治多元化主要看政权以外是否存在自主的、并受宪政与法律的保护的公民社会、官僚机构、政治社会和市场。至于意识形态特征，林茨强调以下两个方面：是否存在一个详尽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人们是否信奉这样的意识形态并把它作为合法性的核心来源。
②在林茨等人那里，民主政体对应的政治价值观以自由主义为特征（参见林茨、斯泰潘，2008）。这里的自由主义是以政体为参照的，强调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家减少对市场和社会的直接干预，给予市场和社会更多的自主性。
③有关数据的情况请参见该项目的官方主页。世界价值观调查网址：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网址：http://www.chinagss.org。前者的中国部分调查由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持实施，后者第一期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心共同主持，自2008年后第二期由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
④本文没有直接使用“对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这道题作为政体偏好的依据。因为WVS调查和其他类似调查都发现了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矛盾的现象：人们对民主政体和强有力政治领导人政治具有同方向的偏好。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中西方民众对民主理解的差异造成的。西方社会中的民主几乎跟选举可以划等号。但在中国，民主往往跟民本连在一起，指执政者对民生和民情的重视（Shi，
）。为了避免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差，笔者最后选择用能人治国作为政体偏好的操作化手段。
⑤正如前面所述，民主政体和权威政体实际上构成了政体类型的两个基本理想类型。全能主义、权威主义与后权威主义都是较为接近的非民主政体价值观，因此很难区分量化的边界。
⑥由于世界价值观的数据并没有城市和乡村这个变量，我们暂时不作城乡差距的讨论。
⑦有关美国文化战的讨论参见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Books， 1991）和Morris P. Fiorina， et
al.，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Boston， MA：
Longm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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