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旅游攻略“过继”后改姓更名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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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1-26 13:32
宋耀如：在波士顿“过继”后改姓更名可信吗？
讲了这么多宋耀如“过继”、“收养”“改姓”、“更名”的纠结不清故事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对所谓宋耀如1878年在波士顿“过继”后改姓更名的说法，做出不可信的结论。$$
但是，这还需要大家耐着性子读上13年（年），我们才会读出一个完整的真相：后世名震天下的“宋家王朝”的“宋”，不是“过继”也不是“收养”造成的，而是拼音拼“错”的!$$
虽然韩裕丰口述《宋氏家族与我家本是亲属》（1985年）中的说法，即宋耀如“少年时就偕胞兄政准随人到南洋去，不久他由舅父收养，遂改姓更名为宋嘉树，又名宋耀如”，被修改为宋耀如“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即修改为宋耀如1878年去美国后，而不是1875年去南洋时改姓更名的。$$
其实，就现在来看，这已经变得不重要。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靠不住。比如“韩教准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的说法，就我们现在已经读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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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亦民宋耀如(),近代实业家,为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锋战士。原姓韩,名教准,后因过继给宋姓舅父而改姓宋,更名嘉树,字耀如,海南文昌昌洒镇古路园村人。12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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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18仅卜一-1918年),亦作“嘉树”,乳名“阿虎”。英文名“查理·钟士·宋”(Chi日es Jones腼ng)”原姓“韩”,名“乔荪”(音),正名叫“韩致准”,兄弟四人,排行老么。堂舅父携其至美国谋生,因无子嗣,依照旧时习俗,收为养子,改姓“宋”,取名“嘉树”。从而为其传奇的一生揭幕。远涉重洋赴美谋生宋耀如生于海南岛文昌县昌洒区牛路园村,据说他有若干客家人的血统。其远祖是河南相州安阳人(一说山西人),为避战乱,移居南粤。至于他的家境如何,比较可靠的说法: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中。所持的理由是:当年移民海外谋生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力或小商人。宋推如自幼就受到离别父母之苦。从九岁起,随同其兄背乡离井,到东印度群岛学艺谋生;三年后,跟随堂舅父远涉重洋,到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去谋生,在堂舅开设的“北美华商先锋”茶丝小店里当学徒。 12岁的宋粗如被堂舅收为养子。跟当时中国人传统的想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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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祖上姓韩 以“宋氏姐弟”闻名于世的宋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一显赫家族的祖先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宋”始于宋氏六姐弟的父亲宋耀如。 宋耀如出生于1863年2月,乳名阿虎,大名韩教准,他的父亲韩鸿翼,是当时广东海南文昌县的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以热心公益而著称。因经办贩务、他几乎耗尽了祖传的积资。人到中年后,又不幸染上夕台不愈 「价一州沙·L,月「,。..,、)的慢性病,家境因此旧渐窘迫,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韩王氏的身上。卜 在宋耀如的记忆中,母亲韩王氏温柔而又坚强,是一位不平凡的家庭主妇,他不仅持家有方,而且颇有文化修养,能够背诵唐宋诗词,并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宋耀如颇见功力的书法,及对诗词韵律的熟谙,最早便得益于母亲的教育。 1875年,宋耀如的舅舅(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回乡“招兵买马”,以扩大他在美国经营的事业。舅舅对海外生活的生动描述,深深地吸引了年仅十岁的阿虎。舅舅原已聘定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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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富足,精神更要富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宋庆龄这个名字。她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被尊为“国母”;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和名誉主席,深受人民的爱戴。良好的家庭环境宋庆龄出身于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倪桂珍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接受了许多开明进步的西方思想,擅长数学和钢琴弹奏。同时,她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思想,留着刘海儿,盘发髻,一副传统女性的装束。她温和贤淑、端庄优雅,颇有大家风范。父亲宋耀如是上海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拥有自己现代化的工厂,是个有成就的实业家,宋家在物质上是富足的。倪桂珍结婚后,就辞去工作,致力于相夫教子。她对孩子非常慈爱,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正如宋庆龄姐弟所言:“母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快乐舒适的生活。”宋耀如在空余时间,喜欢跟孩子们做游戏。他喜欢音乐,常在夜晚一面弹着钢琴,一面为孩子们演唱美国南方情调的民歌,给家人带来许多欢乐。宋氏夫妇尊重孩子,从不在精神上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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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的人生始终充满叛逆精神,从少年时踏上出海的甲板开始,这位海南人就没有向命运低过头。宋耀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生前,他是一个传教士、实业家及革命者;身后,他又被称为“民国教父”、“民国岳父”。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其家族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逃家宋耀如的人生始终充满叛逆精神,从少年时踏上出海的甲板开始,这位海南人就没有向命运低过头。1875年,12岁的宋耀如,跟随一位在美国谋生的堂舅前往美国。在此之前,这位乳名阿虎的孩子名叫韩教准,为了谋生,认舅为父,改随舅姓。这一路上,大风大浪,多病多灾,途中甚至漂流到遥远的南极,从而无意中成为踏上南极的第一位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宋耀如都忘不了站在岸上遥望自己远行的母亲那瘦弱的身影,忘不了临行前自己亲手栽下的那棵椰树,以及家乡贫瘠土地上郁郁葱葱的椰林。这个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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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在波士顿“过继”改姓的说法怎么来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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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曾在美国海岸警卫队“舒尔法克斯”号缉私艇(如图)当水兵。参照斯特林·西格雷夫的讲述与注释，宋耀如之所以姓“宋”，实际是这次在船上拼音拼错的结果，时间是日。
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供图
文\钟 一
宋耀如(韩教准)1878年来到美国波士顿，随后被“过继”而改姓甚至更名，这是今天到处被传播的“主流”说法。不过，就我们现在已读遍的年这70年间的各种文献资料，足以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是信口编造的。那么，这些“层累”在宋耀如身上的关于他“过继”(“收养”)改姓更名的说法，又出自哪里呢？
随着宋耀如(韩教准)1878年来到美国波士顿，又出现他因“过继”而改姓甚至更名为宋嘉树、又名宋耀如之类的说法了。这也是“最后”的说法，也是今天到处被传播的“主流”说法。不过，就我们现在已读遍的年这70年间的各种文献资料，足以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是信口编造的。
我们也已经知道，埃米莉·哈恩是宋耀如“过继”说的始作俑者，宋耀如在波士顿“过继”给“叔叔”的源头说法，就在她的《宋氏家族》(1941年)之中；但是，她只说到宋耀如“过继”给Uncle，没有随之改姓更名，如改姓宋、名嘉树之类；全书中亦未见说宋耀如原名韩教准，使得事情还比较单纯。
几乎同一时间出版的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1942年)，则这样提出过：宋耀如本不是姓宋而是姓韩，他的名字的“罗马注音(他自己的名字Hann Cardson和他父亲的名字Hann Hong Josk)看来是一种中国南部的方言音。但是，宋还在信尾用中文写了名字。这些文字翻译成标准的中国官话注音应该是Hann Chiaoshun(宋的名字)和Hann Hung-yi(父亲)。这里的韩是一种常见的中国姓氏，起源于中国古代封建王国韩国(不是大王朝)。宋没有回到中国时，他仍然在使用此名。”
这分明说的是，宋耀如在没有回中国(1886年)之前，在美国还是使用“韓教准”这个原来的家族里的派名名字。这又何来在美国“过继”而改名换姓叫宋嘉树、宋耀如呢？它的说法又出自哪里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国名人录》，其中有《宋嘉树(耀如)小传》，如果见于李桓编译《宋美龄传》附录之译文翻译无误，那么情况当如此：宋耀如“九岁时，他也走上广东沿海大多数贫寒子弟无法避免的命运，随同他的一个哥哥到东印度群岛工作。三年之后，一个膝下尚乏子嗣的舅父辈收养了他，把他带到了美国波士顿，他也因而由韩改宗宋氏。”这也是说因“收养”关系而由韩改姓宋，无涉名字的变化。
又《民国名人传记词典》(1980年)中说：“宋嘉树生在广东海南岛文昌县，是韩洪业(译音)的第二个儿子，他父亲像广东不少贫苦人家一样，把孩子送到海外谋生。1875年，韩乔荪和他的一个兄弟去东印度群岛。三年后，过继给无子女的舅父，舅父把他带到美国，改原名韩乔荪为宋嘉树，在过继父亲设在波士顿的丝茶行当学徒，不久逃走。”韩洪业即韩鸿翼的音译、韩乔荪即韩教准的音译。到这时，宋耀如(韩教准)因“过继”而改名更姓为宋嘉树。
到了1985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宋家王朝》时，实际上否定了宋耀如因“过继”而改名更姓的说法。他在书中注释说：“哈恩对于宋耀如的经历以及他如何得名的叙述一直被认为是事实，直到二战结束时，一名在海岸警卫队的记者发现了完全不同的证据。但是这名记者的发现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传播。参见《美国海军协会志》1949年2月刊的一篇文章《宋耀如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根据警卫队记录，宋耀如得此大名的原因仅是在船上弄错而已，很可能与我讲述的过程差不多。”参照斯特林·西格雷夫的讲述与注释，宋耀如之所以姓“宋”，完全是在这次的船上弄错的结果，实际就是拼音拼错的结果。时间是日。
斯特林·西格雷夫断言：“原来查理的真姓名是在美国发音不清的情况下走了样，他之所以姓宋，完全是缉私船上的差错造成的。这样，宋就成了查理的美国化名。现代史上最显赫的姓氏居然是化名。如果宋查理根本就不姓宋，那么他的子女当然也不姓宋。蒋介石夫人的真名不叫宋美龄，应该叫韩美龄。”这个说法，完全颠覆了所谓的宋耀如因“过继”改姓更名的说法。
但是，也就是在此时，“过继”及“改姓更名”的说法，却在宋耀如的家乡大放异彩了。
在这里，宋耀如不只是被“过继”，而且“过继”之后改姓更名，他们还给出很多理由。
先是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口述、黄守炳代笔的《宋氏家族与我家本是亲属》(1985年)说：“教准伯由于家境贫困，于少年时就偕胞兄政准随人到南洋去，不久他由舅父(舅父名不详，应是他婶母宋氏之胞弟)收养，遂改姓更名为宋嘉树，又名宋耀如。他又随舅父到美国。”
可能是看到韩裕丰说的宋耀如1875年去南洋后就被舅父“收养”，而且“改姓更名”的口述不实，于是这个说法很快被“纠正”，说是宋耀如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这就是韩拱丰、黄守炳等执笔的《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中的说法。此文中特意要解开这样的谜团：“宋庆龄同志的父亲是韩教准，本是姓韩，怎么变成姓宋的?这是很多人都很想了解的，也是一个谜，说来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
所谓的离奇故事是这样：“1861年宋庆龄的父亲韩教准出生在家”，“约在十三岁那年，他和哥哥政准去东印度群岛，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不久父母决定将教准送给叔母的弟弟收养(韩教准称之为舅父)。因舅父没有儿子，这人姓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一家茶丝商店。韩教准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在舅父所开设的丝茶行当学徒，经过几番周折，碰上运气，受到美国式的教育，他读完圣三一学院的全部学程后，又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万德比尔特大学的神学院学习。1880年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教名为查尔·琼斯，成为北卡罗来纳州第一个遵从领圣餐洗礼的中国人。1886年，在一个教会总安排计划之下，宋嘉树被派回中国上海，作为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进行传教，印刷圣经出售，改名为查理·琼斯·宋。由此可见，宋庆龄同志虽然姓宋，但在祖国传统姓族派系中，她这一家宋氏家族，其实是姓韩的。”
《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的说法，虽比海外的说法晚出40多年，但还是获得很高的地位，几被治宋氏家族者奉为圭臬，视为的论，到处广泛传播。
新加坡《联合晚报》记者韩山元，乘回文昌探亲之机，日采访了韩裕丰(时年88岁)，他在文章《宋氏家族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新加坡《联合晚报》，日)中，关于“韩教准怎么变成宋耀如”的说法就来自韩裕丰的口述，而且作者看过《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所以这样说。“1861年，宋庆龄的父亲在古路园村老屋内诞生，家境并没有富裕起来(一些美国人的书说宋耀如出生于富商之家，这是不确的)。约在13岁那时，教准和他的哥哥政准到东印度群岛(现属印尼)，在一个亲戚家中当学徒。不久，父母亲决定将教准送给婶母的弟弟收养(其实是过嗣)，婶母的这个弟弟(韩教准称他为舅父)姓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了一家茶丝商店。少年的教准是由这位姓宋的舅父带到美国去，并且随舅父姓宋的，名字也改为嘉树，又名耀如。”
朱运彩在《宋庆龄宗亲考实》(1990年)中说：“宋耀如本不姓宋，他原姓韩，是韩鸿翼的次子，乳名阿虎。1863年2月，他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古路园村。当他十二岁的时候(1875年)，他的一位侨居美国经商多年的舅父(宋庆龄称舅公，即宋庆龄婶婆宋氏之胞弟)，忽然回到文昌。而后，曾取得阿虎父母应允，同年，舅父就将阿虎和政准弟兄随身带往美国去。”
朱雯天在《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1990年)中说：“宋耀如，字嘉树，英文名字查理·宋，原名韩教准，1860年(另有年和1866年三种说法)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当他约十岁的时候，被在美国经商的舅父(婶母宋氏之胞弟)从文昌老家带去美国。先在舅父自己开设的茶丝店里当徒工，后来被过继为子，遂改姓宋。”
陈漱渝《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写道：1878年“夏，韩教准的堂舅返回美国，途经马来西亚，便将l2岁的教准带到了波士顿。这一年，到达美国的中国人总数有8992人，而波士顿的华侨约有4000人。韩教准到美国之后，改名为宋嘉树，号耀如。”
庄政著《革命隐者宋耀如的一生》(1995年)说：“十二岁的韩致准(按应为韩教准)被堂舅收为养子，改名换姓叫宋嘉树。跟当时中国人传统的想法一样，他的养父对其寄望很高，希望他不但在血缘上承继香火、一脉相传”。
林日兴著《海南史》(2002年)说：“宋嘉树，原名为韩教准，出生在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十二岁时，被回乡探亲的早年赴美修筑铁路并侨居美国的堂舅宋氏收为养子。宋氏返美时将其带到美国波士顿。此后他改名为宋嘉树，号耀如。”
陈延一著《宋氏三姐妹》(2003年)中说：“韩教准的叔父韩鹏翼，娶同县宋氏为妻。韩教准后来过给堂舅──宋夫人之弟，就改姓‘宋’，后来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而其本姓‘韩’却被人遗忘了。”
作者甚至写道：“据韩裕丰老人讲，宋查理自幼是个性格倔犟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不愿因循守旧，反传统观念极强。关于过继堂舅的事，他坚持生不改姓，死不更名。他认为，过继就继了，何必要改姓呢!过继后，因他反传统观念极强，和舅母闹点小矛盾，再加上他受美国民族精神中的进取性和冒险性的熏陶，不再满足于堂舅安排的帮助丝茶店经销的命运，开始追求更远大的目标。”那后来又怎么改了呢？“入乡随俗，韩教准并不反驳纠正。到美国后，他大开眼界，已经西方化了，他认为一个人的姓名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姓宋就姓宋，他开始反省自己少年的幼稚。于是，他把沈(SUN)写成了宋。为了报答船长查理的知遇之恩，索姓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查理。”这些都是胡猜乱编的东西，我们会逐步点破。
王乐德编著《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2004年)说：“宋耀如排行老三，叔父韩鹏翼之妻宋氏之弟无子，收养韩教准为嗣子，韩教准遂改名为宋教准。宋教准跟养父去美国波士顿，在养父开的丝茶店做学徒，后离店出走”。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2006年)中，参考陈漱渝的《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的结论，而采纳了《韩氏家谱》的说法称：“宋嘉树1875年随兄长韩政准到爪哇谋生，在爪哇过继给婶母韩宋氏的弟弟、在美国马塞诸塞州波士顿开茶丝店的宋姓堂舅，遂改姓宋。”还好，这里只说改姓，没有说更名。
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很多“层累”在宋耀如身上的文学性创作的东西，是源自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现在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层累”在宋耀如身上的关于他“过继”(“收养”)改姓更名的东西，就是源自韩裕丰的口述、文昌籍人士的记述。而这些说法，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作者抬出重要的证人韩裕丰了。
这到底应怎么来看呢？在罗列了这一大堆采信的文章著述后，现在，我们可以平实地谈点看法了。（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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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良君自海南寄来他与另外两位作者合作的宋耀如传记，说出版在即，嘱我为之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对宋耀如毫无研究，评价也无从谈起，只能将这部书稿细细读了一遍，就事论事，谈一些我的阅读体会。
杨君赴海南工作已经十余年，当时海南为一时俊杰荟萃之地，藏龙卧虎，大有作为；一晃十余年过去，我在那里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有倦鸟知归之意，不少人重返内地，各有投奔，唯有杨君仍然坚守在岗位上，不但殷勤工作，教书育人，而且于海南之感情愈加深厚，从事起海南人物的研究，宋耀如传便是直接的成果之一。
宋耀如出生于海南，少年时代就离乡背井，远赴南洋，继而赴美，因为偶然原因与基督教发生联系，成为一名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并且顺利进入神学院圣三一学院接受神学教育。五年以后，他作为一名传教士回到中国上海，在传教工作的同时，结婚生子，亦教亦商，居然成为中国第一代巨商买办，获得丰厚的家产。生子女六人，在民国时代，通过婚嫁成就了两代第一夫人，连接了四大家族中的三大家族，对国共两党的政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论其家族之显赫，不能不算是民国以来第一位，史无前例。
宋耀如出身贫寒，少年时期未接受太多教育，以致上海传教时连中文信件都不能写，但天资聪慧，勤于实践，凭着在美国的神学院教育，精通了英语，开阔了视野。他未必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传教士，但世界性的视野和得天独厚的跨国关系，使他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巨富和社会名流。这样的人生经历已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但更加神奇的是他在后半生又成功地支持了近代政治上的反清和革命力量，通过各种复杂的关系，其家族从经济到政治都达到了辉煌顶峰。本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宋氏前半生与后半生之间关系，考察在宋氏两代人的成功与辉煌之间，究竟有没有某种联系。本来仿佛是一种冥冥中的天意，根本非个别人的意志所能有意为之，但本研究却在这种天意的表象下努力探讨其中人为努力，那就是宋耀如是如何教育培养子女成为非凡，而这种培养与他本人素质有什么可循的蛛丝马迹。
从宋耀如本人的素质而言，其性格必有过人之处。究其大概，首先是勇于求新不守陈规。宋耀如一生不安于平庸，渴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一生有多起破旧立新之举：破海南家乡之囿漂洋过海；破养父家产之囿出逃信教；又破传教团体之囿从事商业买办活动；最后是破清王朝之囿支持革命。从家庭到宗教到朝廷，所有墨守成规的道德束缚都被他粉碎消解，无所顾忌只求自由发展个性。其次是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宋耀如并非出身望族，没有一点社会背景，即使利用了教会势力，也很难影响到上流社会。他即便有不守陈规的勇气，也未必能够获得成功机会。但其一生中传奇般地获得了多次命运的转折：一次是认养父从韩姓变宋姓，赴美国继承产业；一次是认琼斯船长等为主人，信从基督，改名为查理·琼斯·宋；一次是相遇徐氏望族的倪珪贞，结成婚姻，直接走进了上流社会；还有一次是利用了美国的“精神父亲”卡尔等人的社会关系，创造性地踏上跨国商贸和实业之路。人生命运的转折很可贵，往往一次就足够终生享用，而宋耀如没有失去任何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改姓更名，信教归宗，结婚联姻，买办洋务，一步步把家族事业推向了高峰。——这种精神，正是来自美国新大陆，或者说与新大陆精神一拍即合的默契，直接造就了宋氏家族的成功。这种精神的特质，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不顾一切地谋求自我发展的冒险家精神，是古老中国文化道德束缚下的民族性格中最最缺乏的精神因素，而宋耀如的冒险经历成就了他的冒险性格，其性格特质又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
以这样的资本主义冒险精神进入处于颟顸腐朽、被迫转型的古老封建帝国，必然会产生所向披靡的效率和势不可挡的威力，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风云际会的先锋性力量，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暴发户和买办阶级的迅猛崛起，表现在家族上就是高端政治与权力经济的高度结合，融为一体。以这种精神作为家族血脉遗传给后代，成就了宋氏第二代所上演的风起云涌、国色天香的一幕历史情景剧。
杨君等人有幸利用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新编出版的宋耀如17封海外英文信简，为重新认识宋耀如的生平历史提供了关键性的资料。本书稿对这些信件的相关内容作了很有价值的细读，诠释细腻，语言讲究，使这部传记有了许多新意。无论从内容分析还是语言运用，这部书稿都吸引我愉快地一口气读下去，并且时时有所启迪，有所思考。当然，我所感受到的，未必就是杨君等作者所想表达的，但我如实说出，以供杨君等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是为序。
日于上海鱼焦了斋
Introduction by Chen Sihe
I received the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Charlie Jones Soong of Hainan by Mr. Yang Guoliang and two coauthors. Mr. Yang told me that the book will be published very soon and asked me to write a short preface for it. I don?t know how to comment on this book， for I have not studied Charlie Jones Soong at all. What I can do， however， is to read it carefully and tell something about my understanding of it in this introduction.
Mr.Yang has been working in Hainan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Over a decade ago， Hainan was a place where many geniuses and undiscovered talents gathered to develop their skills to the fullest. Time flies so fast—more than ten years has passed； almost all my friends there expected to go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indeed， many have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for various reasons， but Yang—only Yang himself—still stays in Hainan， working hard for education. His affection for Hainan extends to close studies of its famous figures. This biography of Charlie Jones Soong is one of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s.
Charlie Jones Soong， born in Hainan， left his homeland for Southeast Asia when he was a young boy. Then he went to America and， by chance， was introduced to Christianity， becoming baptised and then successfully entering Trinity College of Duke University for a theological education. Five years later， he returned to Shang?hai for his missionary work； at the same time， he married and started a family. He was a teacher and businessman who unexpecte?dly became a baron comprador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rominent businessmen in China， having obtained a rich family property. He fathered six children. During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 daughters， through their marriages， became the First Ladies of two generations， connecting The Three Big Families of The Four on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the regimes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is family， in its brilliance， was sure to be the first unprecedented on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rlie Jones Soong,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had not had much education i thus, he couldn?t even write a Chinese letter when he preached Christianity in Shanghai. How?ever, he was talented, intelligent, with the scho?oling he had been given at the Seminary in America, he became familiar with English, widening his intellectual scope. He might not have be however, he successfully became a tycoon and socialite due to his cosmopolitan vision as well as his advantageou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Such experience in his life has become a legend in modern history, but what is even more miraculous is that he, in the latter half of his life, resoundingly supported the use of revolutionary force and political action against the Regime of the Qing Dynasty, bringing his family, through all their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to the height of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lory. The research in Yang?s book focus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halves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life, investigat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uccess and refulgence of the two generations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family. It seems that what happened to Charlie Jones Soong was decided by his destiny （or God?s will）； no one could have deliberately determined it with will alone. But this research, under such providential presentation,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probing into the man?s effort to instruct and encourage his children to be outstanding. Therefore, what clues can we find which link his own qualities to the methods of his education?
As to Charlie Jones Soong?s own qualities, his personality surpasses that of others, most probably because he didn?t abide by the outmoded conventions as he bravely learned new things. He would have felt uneasy to re instead he struggled to change his fortune. Thu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took many actions to destroy the old and establish the new: he broke out of the circle of Hainan—his hometown—and crossed the seas for new experienc he broke away from the temptation of his adoptive father?s property and ran away to find G he set aside the restraints of the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and entered th and, finally, he broke the rules of the Regim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upported revolution. Charlie Jones Soong shattered all the restrictive moral shackles from family, religion, and the imperial court to develop, freely and unscrupulously, his individuality. He was not born into a distingu?ished family with a good social background, so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him to impact the rank and fashion even though he had made 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However, he lost no time in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himself. He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ed even if he had the courage to break the outdated conventions, yet he legendarily changed his destiny many times in his life: firstly, he had a foster father and changed his name from Han to Soong, going to America t secondly, he accepted Captain Jones and others as his masters, changing his name to Charlie Jones Soong, trusting in and complying with C thirdly, he met Ni Guizhen, a girl from a prominent Xu family, marrying her and stepping directl finally, he took advantag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Carl—the “spiritual father” from America—and others, creatively setting foot in the transnational trade and pursuing industry. One?s transition from an old to a new destiny se usually, just one change of a person?s kismet is enough for him to enjoy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Charlie Jones Soong didn?t miss any chance to alter the fortune of his life: he devoted himself to Christ and became a C he made connecti he became a comprado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step by step, made his family?s enterprise resplendent. Such spirit was derived from the new world of America, or in other words, his spirit agreed easily with that of the new world, bringing prosperity directly to Soong?s family. Such a characteristic spirit was also shared by adventurers who, during the period when capitalism grew, became full of youthful idealism, seeking self?development at any risk. It was also the spiritual factor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under the rigid control of the old Chinese cultural morality, most lacked. The experiences of Charlie Jones Soong formed his adventurous character,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at character made his dream of prosperity come true.
As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capitalism encountered the confused, decayed, and decadent feudal empire, which was forced to change, the invincible efficiency and overwhelmingly formidable force of capitalism would inevitably come into being. This condi?tion shows, politically, the pioneering force of a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on a level at which ma it shows, economically, that the upstarts and comprador class rose s it shows that high politics and a powerful economy combined effectively within one family. Charlie Jones Soong transmited such spirit—through his family blood relation?ship—to his future generations to the extent that his second genera?tion performed a great historic melodrama,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our country, eventually exemplifying the power and beauty of China.
Mr. Yang and his coauthors fortunately utilized seventeen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overseas English letters newly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Shanghai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Cultural Relics of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ling, supplying crucial information for readers to know once more the history of all Charlie Jones Soong. The present book has invaluably ****ysed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letters, and its exquisite annotation and tasteful language give this biography great new significance. This book, because of the quality of its ****ysis and its linguistic excellence, spurred me into reading it closely and happily, constantly encouraging me to think anew. What I feel, of course, is not necessarily what Mr. Yang and his coauthors want to express. But what I tell here is true, and I hope that my point of view accurately reflects that of Mr. Yang?s and his coauthors—as well as the readers of the book.
In Yujiaoliao Study, Shanghai
September 4, 2011
Translated by Zhang Jingqun
Proofread by Gale Acuff
名人传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图书品种。
记得“文革”期间，没什么书可读，但“内部”还是出版了不少书籍，包括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政治人物的传记：从《拿破仑传》到当时阿根廷总统的《庇隆传》，从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的生平传记到目前依然令人瞩目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传记，我都一本本找来，读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感到很受教益。不过这句话在当时可不能讲，因为这些书当时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
“文革”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传记文学的编写和出版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且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我自己曾经主编过一套“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在台湾出版了二十多种，反响还不错，评上了台湾的优秀读物，部分选题还在内地出版。
不过，近年来国内传记书籍的编写和出版似乎有点滥：
一是为赢得读者眼球，大打“明星牌”，希望通过所谓的明星效应，谋取图书出版利益；二是有些传记格调低下，热衷于挖掘名人隐私、绯闻，甚至为此目的不惜胡编乱造。
由此，大约两年前，一次国良给我打电话，提到他准备写一本关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的书，当时我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前不久国良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书稿已经完成，希望我能为它写一篇序。我听了很犹豫，因为我对宋耀如一无所知啊。但国良不由分说地就把书稿给我寄来了，让我欲推不能。
与书稿同时寄来的还有国良的一封信。信中称：
教育实乃人类议题，在人类进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表层影响与骨子里的坚守靠什么改变？是书本课堂？是山川大海？是师友古迹？是宗教神学？都是又都不全是。身处故园与浪迹异域，其根在哪里？近现代一百多年之中国先贤行走艰辛，其丰厚资源足资细究。十数年来，我用力于此域，欲由一个又一个具体人着手逐次了解个体精神与时代变迁之得失，冷静客观呈现历史本来面目。
原来如此！
这本书完全不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种依傍名人之名，而图哗众取宠甚至追名逐利之实的图书，国良和他的两位合作者李荣南、陈超核显然有着更为崇高的追求。这也就难怪国良给我的书信里赫然在目的一句话是这样：
宋耀如的名声并不显赫，远不及他的子女，但是作为这个家族的真正缔造者，他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挖掘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在同一封信里作者给出了其中的一个答案：
以宋耀如的教育理念为核心，探讨美国“斯巴达—基督教”精神对他的影响；探讨宋耀如倪珪贞自觉的有计划的细致入微的家庭式教育；探讨家族式教育对一个民族，对中国近现代史，甚至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这个目标，粗一看，似乎对一般读者而言太过高远，而如果能联系当今中国社会千百万家庭中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现实情况——他们一边不惜尽一切手段，奔走于权贵和关系户之间，为的是让子女能够进入一所名校（包括名幼儿园），以便为他们今后的成功创造条件；另一边面对子女学习、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却又手足无措，要么溺爱迁就，要么暴力相向——我们不难发现，今天对宋耀如的教育理念及其成功的家族教育个案进行深入探究，有着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
难能可贵的是，国良与他的合作者对这个个案的探究不是学究式枯燥乏味的说教，而是通过对宋耀如生动具体事例的描述，揭示宋耀如个人精神之旅及归国之后与妻子倪珪贞共同实施的家族教育过程及其最后取得成功的原因：
宋氏姐弟仪态大同：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富有教养，气度非凡，高雅迷人……然个性迥异：霭龄敢作敢为、坦荡率真；庆龄外柔内刚、温婉文静；美龄雍容大气、处变不惊；子文胆识过人、精明机智；子良老成、敦厚；子安沉稳、内敛。
宋耀如成功的家族教育我们今天也许无法复制，但他的教育理念，他的一些具体做法，一定可以给予千千万万的家长许多有益的启迪。
Introduction by Xie Tianzhen
Biographies of celebrities are always my favorites.
I still remember that there were no books for us to rea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many books， including some translat?ed biographies of foreign politicians， were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internally”。 At that time， I tried to find and read some of them such as Biography of Napoleon Bonaparte， Biography of Juan Perón， President of Argentina， biographies about French President Giscard d?Estaing?s life and about American diplomat Henry Kissinger， which still attracts readers today. I read them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enjoyment and received many benefits. But we could not say so at that time because these books were published only internally as “negative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criticism.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began to reform and becam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drawing vast readers? interest and attention， became unprecedentedly popular. I have compiled （as an editor in chief） a set of books — Library Series of Foreign Cultural Celebrity Biographies — which includes more than twenty titles published in Taiwan. That series has won a good reputation and was elected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readers in Taiwan. Some of them were also published in the mainlan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is an excessive amount of publications of low quality related to celebrities? histories in China. The reasons are twofold：
Firstly， in order to make readers pay attention to such books， the compilers and publishers rely greatly on “Brand of Star，” hoping to make a big profi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o?called Star Effect.
Secondly， some biographies have extremely vulgar and low styles. These biographies often focus on celebrities? private affairs， and some stories are simply created.
About two years ago, Guoliang called me and mentioned that he would write a book about Charlie Jones Soong, Rosamonde?s （Song Qingling?s） father. At that time, I just said OK and didn?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it. He called me again before long and told me that he had finished the book and he wanted me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for it. I was very hesitant because I had known nothing about Charlie Jones Soong. I didn?t even reply, but he mailed his manuscript and a letter. I could not reject it.
He wrote: “Education is a general topic for mankind. What role does it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What can change the superficial existence and inner world? The books and classro?oms? The mountains and oceans? Teachers, friends and historical sites? Religions and theology? It seems that they can and they cannot change all. Whether one resides at home or overseas, Where are his roots? During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and more, the Chinese ancestors and sages have experienced so much hardship and the resources about them suffice us for a broad and in?depth study. I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in this field for the past ten years and more, and I tried to start with the individuals and then tried to understand these individual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historical changes on them. I wanted to reveal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calmly and objectively.”
That?s what it was!
This book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ten seen on the market. It is not a book tha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big names, and it does not intend to please the readers and seek popularity and profits. Guoliang and his two coauthors, Li Rongnan and Chen Chaohe, obviously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and higher goals. No wonder the first sentence in Guoliang?s letter is so impressive:
“Charlie Jones Soong was
he was less well?known than his children. But he was the real founder of this family.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him that are worth discovering.”
What are those? Guoliang, in the same letter, has given us one of the answers:
“We plan to take Charlie Jones Soong?s ideas on education as the nucleus to probe into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Sparta’—the ‘Christianity’ to explore his family educational mode that Charlie Jones Soong and his wife, Ni Guizhen, selfconsciou?sly, calculatedly, and painstakingly, to discover how his family education mode influenced a nation, the Chinese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and today?s society as well.”
Such an objective of the authors seems to be too rigorous and far away from the readers at first sight. But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millions of parents who want their children to achieve greatness. On one hand, they try their best to connect with the powerful and authoritative people just to enable their children to enter a prestigious school （even a kindergarten）， so that good conditions will be created for their future succ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eel so hopeless and helpless when facing many actual problems in their children?s study and growth. They either spoil them or turn to violenc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realize that Charlie Soong?s educational ideas and the success he had in educating his descendants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 today.
The most valuable point is that the case study by Guoliang and his associates is not a boring and tasteless preaching. This study, a vivid and concrete description of what charlie Jones soong had done, reveals his spiritual journey and demonstrates that his eventual success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cess carried out by Soong and his wife, Ni Guizhen, after they returned to China.
“The appearance and manner of Soong family siblings is similar: uncom? bewitching elegance…and yet, they also have definitely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Nancy was frank and had co Rosamonde had a gentle appearance, doughty willpower, an May?ling was amiable and generous, dealing wi Tse?ven was clever and quick?witted, having uncommon Tse?liang was ex Tse?an was sedate, calm and introversive.”
We cannot replicate the success story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family education nowadays. However, his educational conception and some specific methods can undoubtedly serve as good examples and insightful tips for millions of parents.
Translated by Zhang Jingqun
Proofread by Xie Tianwei
这本书的副题是“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研究”。这纯粹是一个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如果宋耀如的“现代教育理念”像今天的现代科学“依赖模型理论”能够不断实证地复制再生产，那就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不断复制像“宋氏家族”这样显赫的家族，实现宋耀如的理想：“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
宋耀如口中的“超人”当然不是尼采口中的“超人”，按宋耀如的日常语言标准，今天中国事实上恐怕已经实现了“四百万超人”，但是可以说，都不是“宋耀如式的”。在某种意义上看，都是“中西教育结合的产物”。
说“中西教育结合”是假，说“西体中用”是真。我们尽管看起来在主位，其实是连根拔起来嫁接在西方的“主体”上，然后“为用”而移植到中国的土地里。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长方式。而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恰好是这种奇特生长方式的写照。
原因就是它们追求着一个目的：“强人”为了“强国”。“强力”乃核心词。
可惜，宋耀如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如此奇特的生长方式生长出来的中国超人，恐怕不能像“宋氏家族”的后裔那样生长在美国的土地上，而且这块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嫁接超人，越来越让美国超人坐立不安了。关键就在那个核心词“强力”上。它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
换句话说，或者不客气地说，这种教育归根结底是急功近利的。它缺少了“强力”本身应有的“绘事后素”、“大而化之”的极高明本质。
但，这已经不是“宋耀如”的事情了，不是“现代人”的事情了。真正的教育还必须重新开始。
重答斯芬克斯之谜
这不是斯芬克斯葬身的悬崖
为何有斯芬克斯观景台
是观斯芬克斯被人截杀的祸福
还是观斯芬克斯留下对人永恒的咒语
我为少女峰而来
身的离去与心的进入走着同一条路
出发的那一刻已是倒计时的开始
每一声“嘀嗒”都唯恐断裂
斯芬克斯冷若冰霜
三只脚的人
你衰弱的身躯
如何能越过刀刃般的峰巅
斯芬克斯呀
你看惯了三千年的迷雾
窃喜自己制造的幻象人信以为真
你把人的软弱立为不道德
从此强力供上祭坛
为了让强力在强力的剥夺中永无宁日
四只脚对泥土的匍匐兼容
和三只脚中那一根智慧节杖
仰承的天空
俄底浦斯瞎眼了
他的子孙越来越纵欲地弑父娶母
上帝杀死了
自然被蹂躏得不再生殖
强力仍在知识的光明里横行
少女峰默无声息
一边枕着一望无际的云海
一边躺着一泻千里的冰川
让云海沉积旧怨
让冰川开启童年
四只脚五体投地
第三只脚智慧节杖指点迷津
诸神退避强弱有倾
我要从少妇峰抱走
二零一一年早春二月茵特拉肯
1.题注，2011年春节全家到中欧四国（瑞士、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旅游，首站飞抵瑞士日内瓦，沿日内瓦湖到茵特拉肯（Intelaken）小镇，第二天清晨登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少女峰（海拔4358米），必经“斯芬克斯全观景台”。有感。
2.所谓“少女峰”德文Jungfrau，直译应为“少妇峰”，中译文为什么隐去了性别中的性身份？
“斯芬克斯”（Sphinx）这个希腊忒拜城前的狮身人面兽怎么会跑到瑞士茵特拉肯来守护“少妇峰”？
（两个疑团是我写此诗的导因，但根本是为了重揭斯芬克斯谜底以解除斯芬克斯咒语，还人性之“上善若水”，而非“强力”。）3. 斯芬克斯谜语：“那早上四个脚，中午两个脚，傍晚三个脚，脚越多越软弱的东西是什么？”人为了摆脱软弱就越来越无限地凭借强力，走上“大而伯之”的道路——显示了“谜语”之“咒语”的面目：当人用强力以为杀死它时，“咒语”才开始生效。
Introduction by Zhang Zhiyang
The Research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Idea of Modern Education is the subtitle of this book. His educational idea is unique and cannot be duplicated.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Charlie Jones Soong?s “theory of modern education，” like contemporary scie?nce—“theory of depending on matrix”—could be truly duplicated and we were able to imitate continually the eminently successful families like the “Family of Charlie Jones Soong，” actualizing such a dream of his as the following： “［A］s far as one in a hundred children become a great talent， or a superman， China would have four million supermen， and one needn?t worry about saving the nation. ”
The “superman”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idealism is not， of course， the one of Nietzsche?s philosophy. Nowadays we are afraid that China， as in Charlie Jones Soong?s observation， has already had “four million supermen，” and one can think that they are not supermen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Charlie Jones Soong said.” But in one sense they are “the combinative products cultivat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true that “the western system is used in China，” no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Though it seems we are sitting on the throne we actually engraft ourselves completely onto the Western “body，” transplanting the system into the soil of China for our use. This is a very peculiar form of growth， which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e portraiture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theory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reason they aspired after such an aim was to turn out “strong men” in order to make a “strong country.” “Power” is the kernel.
It is perhaps a pity that Charlie Jones Soong had never foreseen that the Chinese supermen brought up by so peculiar a form of growth didn?t seem like “his” descendants who have developed in America， and that the engrafted supermen growing up in China are making Americans more and more uneasy.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falls on the keyword “power，” which means that “both success and failure were due to Xiao He.”
Unreservedly， such education， in the final ****ysis， is surely intended to attain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satisfaction， lacking the best quality of “power” itself， which， of course， implies that “mer?ely on a white bottom first， can beautiful painting be done，” and that “carrying forward perfect morality can influence others? men?tality and traits.”
But such education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Charlie Jones Soong” or “modern people” anymore； simon?pure education should be reevaluated.
Haidian， Haikou
June 23， 2011
A poem added：
Giving an Answer Again for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This is not the cliff where the Sphinx was buried，but why is the viewing stand of the Sphinx located here？
Does one look at the destiny of the Sphinx， who was killed，or observe the eternal incantation he left for human beings？
Leaving with heedfulness， I go along the same way；I come here for Jungfrau.
The moment at which I set off is the beginning of counting down，and I just fear that each sound， di?da， will cease.
The Sphinx is chilly， like frost and ice.
As a feeble?bodied man with three feet，
how can you cross the summit
like a blade？
O Sphinx，
You can bear the sight of a three?millennia?dense fog，chuckling to yourself， for one believes that the idolum you made is true.
You regard the weakness of man as immorality.
Since then， power has served as offerings on altarsIn order to make people always uneasy in deprival.
You conceal the creep and compatibility
produced by your four feet treading in mud；you conceal the sky
supported by the wisdom scepter—one of your three feet.
Oedipus is blind.
His offspring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lecherous，killing their fathers and marrying their mothers.
They murdered God.
Nature has been ravaged too seriously to come back any longer.
Power is still running amuck in the sunshine of knowledge.
The Jungfrau keeps silent.
It bathes in the immense clouds of ocean
as it lies on the glacier stretching for thousands of miles.
Let the cloud ocean deposit the old complaintand the glacier unseal the childhood.
The four feet of the Sphinx are crawling on the ground；the third one， the bright scepter， is the guide through the maze.
All gods， including strong and weak ones， are retreat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ly the Tao is preceding.
Time is coming—
I shall carry my son away
from Jungfrau.
Interlaken
Feb， 2011
1. Notes on the titl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of 2011， all the members of my family travelled to four countries （Switzerland， Austria， the Czech Republic， and Hungary） in Central Europe. Geneva was our first stop； from there we followed along Lake Geneva to Interlaken Town. Early the next morning we climbed Jungfrau （4358 meters high）， the summit of the Alps， delighting in the prospect from the Viewing Stand of the Sphinx.
2. “Jungfrau，” in German，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少妇峰，” but why do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al the condition of sex？ And why would the “Sphinx，” a Theban lion?bodied beast with a man?s face， go to Interlaken to protect “ Jungfrau ？”
（These two doubtful points caused me to write this poem， but my ultimate purpose is to disclose the answer to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in order to free one from its incantation and recover genuine human nature—“the kindness like water，” not “mightiness.”）3.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It has four feet in the morning， two at noon， and three in the evening. What is the thing that has more feet and seems weaker？” To shake off his weakness， man relies on power more and more， and with every step depending on power to “help him be the king.” This shows the feature of the “incantation” in the riddle： when man thinks that he has killed the “incantation，” it begins to be effective.
Translated by Zhang Jingqun
Proofread by Gale Acuff
五校样/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上海蓝鹰开本尺寸：153mm×228mm版心尺寸：110mm×185mm五校样/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上海蓝鹰开本尺寸：153mm×228mm版心尺寸：110mm×185mm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
宋耀如个案研究的历程
宋耀如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是第一手资料极其贫乏。我们侧重历史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但将个人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以后，个体生命的细微变化过程，因缺乏第一手资料，有的地方也不得不用考证、推理的办法来寻找其历史踪迹。未料，文稿交出版社之前，我们得到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真是天意！
“斯巴达—基督教”精神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的主体思想。强调的是基督徒要出色，要有成就，以出色与成就彰显上帝的荣光。靠什么？靠勤奋、节俭、实际、扎扎实实地工作，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
他们得了什么？丢了什么？什么地方普通家庭可以引以为借鉴的？看来，这次的个案研究又只能打上阶段性的句号。
日我顺利拿到“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研究”项目。
来海南前，宋氏家族中我有了解的其实只是宋美龄，对她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印象最深。
一辈子忘不了的细节：宋美龄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见附录一）。宋美龄款款步入讲坛，用流畅的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发表即席演讲。首先必须谦虚，但她表达谦虚的方式却出人意外：“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讲，事实上也根本称不上是演讲家，但我不会因此怯场。”（I am not a very good extemporaneous speaker； in fact， I am no speaker at all； but I am not so very much discouraged.）为何？她说在参观总统图书馆时看到总统为一次演讲准备的6份草稿，还碰巧向总统问及此事，总统说有时一次得写12份草稿，所以她确信各位一定会包容。紧接着为说明两国的情谊，她讲一个美国飞行员被迫降落中国后感觉回家了的故事，以此顺带说出她本人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美国人一起度过的，来美国也感觉好像回家了。如此将情感自然连在一起。更关键的是两国有相同的理想，但如何实现呢？她又用中国衡山上“磨镜台”的传说作比喻：要实现理想，不能光说空话，要付诸实际行动。委婉巧妙地批评美国对日本侵略者的抗击只停留在口头上。宋美龄美国之行的目的就是争取理解、同情和援助，她的天才演讲征服了美国精英，极为漂亮地完成了肩负的使命。她用纯正而又典雅的英文发表演说，仪态翩然、铿锵有力，征服了全场，数度赢得如雷掌声，有时达五分钟之久，直到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感动得差点儿落泪。宋美龄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
这一幕在我心中早已定格。
来海南后做了一小段冼夫人的研究，发了文章，也打算在《古典与现代》杨国良：《古典与现代》第一、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做“苏东坡在海南”的专题研究。但是海南与我本人的学术还没有直接关联。
年我去新加坡留学，那里很多人是从海南岛过去的，他们常提到宋氏家族。回来后，日，我开始胡适个案的研究，2005年推出《胡适的精神之旅》杨国良：《胡适的精神之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之后又带团队相继研究了钱钟书和杨绛。我做个案研究和清理，研究的对象多半是世家子弟，小时候读私塾，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完成《杨绛年谱》杨国良：《杨绛年谱》，线装书局，2008年。后我反省：近现代以来，中国在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上，还有什么方面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难道只限于课堂和书本里吗？难道只能从学术一角去探讨吗？能不能做一个与海南有关系，但是又有别于以前我做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路向？
我想到了李荣南。
他文字感觉不错。我约他写过导读，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虽然他不了解宋氏家族，但他对文字有体悟，对中国古典有情怀。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他的名字与海南有很深的关系：出生一个月，他妈妈把他带到海南岛，父亲李凤山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现役军官，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高级步兵学校毕业，1955年在他出生之际分配到广州军区海南驻军部队继续服役。“荣南”二字就是冲着繁荣海南的美好愿望而取的。我问他是否愿意参与宋耀如研究，他当场答应。对于研究的重点，他认可两个“突出”：
第一，突出教育。
一个十二三岁地道的农家子弟到南洋到美国十几年，回到上海与倪珪贞一般书均作“倪桂珍”，本书采用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中“倪珪贞”的说法。结合后造就了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宋耀如本人是怎么受教育的？内心是如何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要具体细致，就像我当年做《胡适的精神之旅》一样，要一个个细节、一点一点挖掘出来，越具体越好。宋、倪又是如何实施他们的教育理念？怎么在三女三男身上实施？必须详实呈现，不能够像以前所做宋耀如研究那样抽象、概括、简单、零散。
第二，突出“斯巴达斯巴达：古代希腊城邦之一，位于中拉哥尼亚（Laconian）平原的南部，欧罗塔斯河（the Eurotas River）的西岸。斯巴达城是个战略要塞，三面环山，扼守着泰格特斯山脉（Taygetus）。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斯巴达的政体是寡头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称霸整个希腊。但斯巴达在称霸希腊不久便被新兴的底比斯打败，在北方的马其顿崛起后，斯巴达失去了在希腊的影响力。斯巴达精神的刻苦严谨最为美国基督教所提倡。—基督教”精神。
“斯巴达—基督教”精神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的主体思想。强调的是基督徒要出色，要有成就，以出色与成就彰显上帝的荣光。靠什么？靠勤奋、节俭、实际、扎扎实实地工作，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宋耀如在美国受到的是神学院严格的训练，开始入的是圣三一学院，后来转到了范德比尔特大学。1886年作为见习牧师被派到上海传教。
我和李荣南再次去宋氏祖居考察。请了专业摄影师，用一整天时间对宋耀如12岁时在海南的具体生活场景做一次全方位拍摄，把我们想要了解的、具体的细节拍摄下来，回来作精细分析。
在正式动笔之前，我们阅读了已有的宋氏家族及相关研究的资料和成果。
在阅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时，觉得作者笔调细致，他以朋友的身份来讲述宋庆龄的故事，读来很亲切。但是文中对宋庆龄父母的描述则多是从别处借用，能提供的信息也很有限。
陈廷一的《民国岳父——宋查理》陈廷一：《民国岳父——宋查理》，东方出版社，2008年。从通俗传记文学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很多故事带有“通俗演义”的性质，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是不少地方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而于醒民、唐继无的《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于醒民、唐继无：《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则是介于通俗传记与研究著作之间，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有想象的成分。
海南本地作家廖怀明的《根系海南——解惑宋氏家族》廖怀明：《根系海南——解惑宋氏家族》，海南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关于宋氏家族的资料比较丰富，可见作者参考了不少书籍。但是并没有从教育的视角去挖掘，更没有把宋耀如在美国接受到的“斯巴达—基督教”精神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挖掘。
吴景平、郭岱君编著的《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制作精良，有不少初次公布的珍贵资料，其中不少资料涉及宋耀如，对我们研究宋耀如有很多启发。
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也受其影响，召开了“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认真研究了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编的《宋耀如及其时代》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编：《宋耀如及其时代》，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9年。，发现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有些文章比较粗糙，似乎没有一条主线，整体上看比较散。
相比之下，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则整体性较强，且资料详实，参考价值较高。
我们还较为深入地研读了与此题密切相关的其他资料。民国陈铭枢总纂：《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法）萨维纳神父：《海南岛志》，《古典与现代》第二卷；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3），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李朱全主编：《海南名人与故居》，海南出版社，2007年；韩纫丰：《琼侨先驱十杰》，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1、2），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新华社参考资料，1985年；（美）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1985年；陈廷一：《宋氏三姐妹》、《宋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年；刘毅政：《宋美龄评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洪亮、姚岚：《宋美龄在美国》，团结出版社，2008年；等等。
至于《圣经》（简化字和合本）《圣经》（简化字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一卷）（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美国外交史》（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基督教要义》（法）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麦哲伦传》（奥）茨威格：《麦哲伦传》，叶芳来、曹继荣译，海燕出版社，2001年。、《西学东渐记》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留**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钱钢、胡劲草：《留**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等等，我们亦做了认真研读。
至于《圣经》（简化字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针曜诚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奥）茨威格《麦哲伦传》（叶芳来、曹继荣译），海燕出版社，2001年；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钱钢 胡劲草著《留**童》，文汇出版社，2004年；……我们计划2010年12月底出初稿。初稿如期出来后给胡艳秋和张亚萍两个编辑看，她们非常认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做了相应的修改。
第二次修订时，意外收到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文献研究第二辑》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这一辑收录了他们在亚特兰大爱墨蕾大学图书馆查阅林乐知档案，找到并翻拍的珍藏在其中的宋耀如致林乐知书信原稿5封，杜克大学珍藏的宋耀如致美国友人的书信6封和致其长子宋子文的书信2封，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主编的《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中收录的宋耀如致孙中山书信4封。一共17封信。，此辑收录了17封宋耀如英文书信及中文译注，非常非常珍贵。宋耀如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是第一手资料极其贫乏。我们侧重历史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但将个人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以后，个体生命的细微变化过程，因缺乏第一手资料，有的地方也不得不用考证、推理的办法来寻找其历史踪迹。未料，文稿交出版社之前，我们得到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真是天意！
宋耀如个案研究始于日，止于日，两年多一点。我的内心无法与之割舍，跟荣南兄没有哪一次的短信，没有哪一次的电话交流，没有哪一次的聚会，不谈宋耀如。两年多来，我们很辛苦。辛苦的原因是这个家族太不容易研究，宋耀如作为奠基人，我们得到的资料太少。宋耀如的人生传奇色彩浓厚，每一个地方都要我们用心去挖掘。
二、纠结不休的问题
我们去宋氏祖居，冲击是巨大的。
宋氏祖居·外景
从头到尾被一个农家的气氛所包围，纯粹的农家：都是犁耙、锄头、蓑衣、斗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农具，看不到一本书，更看不到书架，房子是平房——琼北的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农舍。房前一百米左右有一个水井，再前面就是稻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家和读书以及读书以后“学而优则仕”有关系，这幅景象对我冲击极大。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十二三岁离开家乡，一去南洋、到美国那么些年，回到上海与徐光启的后裔倪珪贞结婚以后，为何会造就中国近现代史上如此显赫的家族？这是我脑子里纠结不休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海南是宋耀如的根，是他的本，是生他育他的土壤。这个土壤完全不同于我所做的胡适、钱钟书、杨绛研究。宋耀如受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主体在田野。我们用了一个象征性的词叫做“放牛娃”。到底这个放牛娃如何吸取那个地方的营养？什么因素构成了他的精神结构，构成了他人格的完整，构成了他一生的坚守，构成了他根须的发达？确确实实需要做具体的、细致的、周全的挖掘。
一个少年，在那个时候坐船，如何渡过茫茫太平洋，如何渡过波涛汹涌的大西洋，然后历经风雨来到美国北部的波士顿？书本、课堂之外的经历对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地理知识从何而来？世界观念从何而来？忍耐心从何而来？海上的孤独感怎么去面对？
船到了南美洲，当时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由美国建成，自1914年通航至1979年间一直由美国独自掌控。还没有开通，必须绕过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那时出现了风暴，把船吹到一个有企鹅的地方。他的孩子们后来回忆，父亲经常模仿企鹅的动作。当时有一位老基督徒在船上，这个老基督徒在面对生与死的危急关头和别人不一样。他非常镇定。对于这样一种突发事件，老基督徒在生与死的关口，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的？这种态度、神情、内在的坚定如何影响整条船上的人？经过好几个月航行，颠颠簸簸到了波士顿。海上之旅之后人生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天宇之间的教育：有朝阳落日，有潮起潮落，有波涛汹涌。
宋耀如婶婶的弟弟把他作为义子，是为将来好继承自己在波士顿的丝绸茶叶店及财产。过继仪式一完，马上就动身到了美国，并给他请英语老师，以便练好口语做生意。他们只是很朴素的想法，万万没有想到，那个英语老师对美国历史了如指掌，特别崇拜华盛顿和林肯，有意把宋耀如带到波士顿的名胜古迹让他实地考察。英语老师看中了宋耀如，暗示他要成为未来中国的华盛顿、未来中国的林肯。
宋耀如一辈子也没有忘。
清末朝廷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幼童中有两个孩子，一个叫牛尚周，一个叫温秉忠。他们到茶叶店里买东西认识了宋耀如。这一认识就引出了很多很多故事。他们把怎么被选中，如何来美国，回中国要做什么，通通告诉了宋耀如。他们成了好朋友，来了一场美国版的“桃园三结义”。两个幼童激发宋耀如走读书之路。一个是中国的华盛顿、林肯，一个是茶叶丝绸店里未来的老板。矛盾异常激烈，宋耀如最后选择——出逃。
异国他乡，宋耀如逃到了一条缉私船上。船长刚好是虔诚的基督徒，宋耀如一五一十告诉他怎么来美国，英语老师怎么说，两个留**童怎么激发，自己是如何如何想读书。船长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就容许他在船上待着。在海南岛他干过粗活，跟哥哥下过南洋，能吃苦，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船长看中的就是这一点。
宋耀如不仅在体力方面是一把手，更重要的是跟着船员祷告、读《圣经》、做礼拜，跟他们完全打成一片。船长的好朋友卡尔将军是圣三一学院的资助者，他们就商量送他去学习，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于是就有了一个计划——把逃到缉私船上的宋耀如培养成为中国本土的传教士。
1880年冬天的某一天，宋耀如在北卡罗来纳州正式受洗，成为那个地方第一个受洗的中国人，当天的报纸提前作了预告。受洗后，他进入了卡尔将军资助的圣三一学院，同时也就教于达勒姆主日学校。
宋耀如就这样进入神学院接受严格训练，后转到范德比尔特大学。毕业前他还学了医。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多半都是医生，要治两个病：先治身病，看得见病他给治好；然后治心病，就是迷茫、松散、没有归属感、没有更高的追求的心病，通过传教义，来使人找到人生归属，获得重生。
1886年宋耀如被派到上海传教，最初非常艰难。
他侧重美国教育，对本土中国了解不多。一到上海他有很大的不适应。尴尬、无奈、失意和痛苦接二连三。最失意、最不得志的时候，他巧遇1879年某日见到的那两位留**童牛尚周、温秉忠。他们已经结婚成家，妻子都是徐光启后裔。三千金他们娶了大的和小的，留下老二珪贞还没有出嫁。这个不缠足，弹钢琴，学法文，学英文，非常开放，上海男人她不放在眼里的二小姐，一见到宋耀如——又矮又黑，又不英俊又不潇洒，一点也不飘扬的普通青年，一见就钟情。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宋耀如。
倪家的人脉非常广，与宋耀如的实干精神一结合，成就了亦教亦商的模式。在宋美龄的回忆录《祈祷的力量》一文1955年，宋美龄为台湾《读者文摘》第7卷第4期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中，她们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三、宋耀如如是说……
宋耀如个案研究的后期，我们得到了宋耀如的海外英文书信17封，这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对这个项目的细节做了明确的补充，而且纠正了很多研究上的问题。
“我离家已有六年。”
日，宋耀如给林乐知博士，就是未来他在上海的顶头上司写信，夹着写给他父亲的信。据“我离家已有六年”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2页。可确信他是1875年离开文昌。写给他父亲的信说“我于1878年与哥哥分别，离开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来到美国”同上，第263页……现在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即宋耀如1875年离开文昌，但不是从文昌到美国，而是从印尼去美国。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各要素中，时间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这一次得到确定。
去美国之前，宋耀如已经跟他哥哥下南洋有两年多时间。它是一个铺垫。说明他已经离开家，已经过上独立生活。不是直接从海南岛去美国的，是下过南洋的，宋耀如是有过生活磨砺的。
“我急于接受教育。”
写给林乐知和他父亲的信中，他重复用了一个词——“急于”。
“我急于接受教育。”同上，第262、263页。为什么逃离他义父家，最重要的是急于受教育。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神学院的教育。他是主动的、积极的，目的性很强。一个清晰的画面就形成了，和我们现在多半被迫的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在教言教，他在神学院接受全方位的训练，目的是当中国本土的传教士。
“我是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而得救。”
宋耀如明确告诉他的父母，卡尔夫妇待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住在卡尔夫妇的家，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父亲。生父在海南岛，义父在波士顿茶叶店，精神父亲是卡尔将军。宋耀如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圣三一学院、基督徒家里受教育——基督徒家庭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渗透式的教育。
“您要求我用中文写信，我已在纸上写了一些。”
给博士写的第二封信是日。林乐知明确要求宋耀如用中文写信。对此，我们不禁疑惑：宋耀如12岁多离开海南岛之前，有没有像有些书中所说，上过私塾，请了家庭老师，他母亲给他讲《资治通鉴》？如果12岁多的孩子受了这些教育，几年以后不会写中文信才是怪事。他是出于无奈，他接受美国教育，已美国化了，他的中文丢得已经没有办法给自己父亲写中文信。这封信也埋下一个伏笔。1886年他来到上海，与林乐知之间关系恶化，中国通的林乐知瞧不起中文极差的宋耀如，甚至于恶语相伤：“你根本不配做中国人！”
“我希望您能找到我的父亲。”
第三封给林乐知的信写于日。宋耀如接到博士给他寄的中文杂志，就是林乐知在中国编的中文杂志。他只能看一点，绝对看不懂中国经典。三封信都提到，他急切想找他的父母。无论走到哪儿，都忘不了他父母（父母有象征意义），千方百计想通过林乐知得到消息。他给父母写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就是那封英文信。后面为什么没有再写？因为林乐知并没有去找他的父母，也埋下了第二个他们后来矛盾冲突的根源。他那么急切想要了解他的父母，可林乐知因为忙或者别的原因，并没有帮他找到。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回到中国，并希望我自己能够为基督教作见证。”
一个准美国青年
——宋耀如
“我们都在为中国祷告，我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支持上帝，坐在上帝的右边。”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4页。因为，“上帝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上帝工作时，他将在他自己的王国接待我们，我们将在那个幸福之家和许多亲爱的兄弟姐妹一起得到永恒的愉悦，永永远远，……我希望他们（两个归国留学生）把我们主的仁爱告诉他们自己的人民”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4页……1881年宋耀如入圣三一学院，后来转到范德比尔特大学，他有明确的人生使命——回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
教育是人类的共同话题，永恒的话题，每个人都逃不了。有民族教育，有国家意识教育，有公共道德教育，有宗教信仰教育，等等。到底哪个层面影响人？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宋耀如说有一天要回到祖国，哪怕是基督教教育，哪怕是神学院教育，他都是明确指向回到中国。
最后一封给博士的信是日，他再一次告诉博士：“很渴望了解您在中国的巨大成就。”同上，第266页。他非常急切想了解林乐知和中国。“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您，并且承担起赋予我的责任。”同上。1881年开始在神学院学了三年后他明确说：“我要承担起赋予我身上的历史使命。”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博士，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作上帝的仆人”。
“请原谅我问您这么多。”
宋耀如几封信里都问林乐知：“中国有邮票吗？”林乐知在上海给宋耀如寄信用的是日本邮票，而不是中国邮票。宋耀如还问：“上海有铁路吗？中国有铁路吗？”林乐知没有回答他。宋耀如说：“我希望得到您的回答，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实在是搞不清有还是没有，希望您能回答我。”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7页。这与他后来的实业救国、亦商亦教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他对中国的实业，有没有制邮票的公司，有没有自己的铁路，非常关心。
他问博士，在上海的教会有多少成员是中国的弟兄，认识广州的传教士吗，海南岛传教的是些什么人等。宋耀如的身心被传教、传教士、主教、信仰包围，“在教言教”，他所关心的事都和这个有关。
“我们还得学习一大堆的东西。”
宋耀如在美国特别喜欢交朋友，交了一大堆女性朋友。通过交美国朋友，把自己融入其中，这是接受教育的一个方法。住基督徒家庭，和美国女孩子交朋友，他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不是局外人。他说：“我们的毕业典礼近期即将举行，我们还得学习一大堆的东西……我们要进行演讲，我们有很多社团活动。”
写给爱友安妮的信就更具体了：
我很忙，你千万要原谅我的怠慢！我没办法给你写信。因为每周有24小时背诵课程，那些课文特别难且冗长。“每个学期除了正常学习还有2000页的平行阅读要做，像课本一样也要考试。”“期末考试5月8日开始，22日结束。”同上，第268页。
一个人受教育的时候严格到什么程度，就会变化到什么程度。
另外，他说有一大堆的神像，都是没有生命的，到时候带点神像给安妮看看。他给他父亲写信的时候也说，小时候带去拜的那些神像是木头做的，木头做的神像毫无意义，拜一辈子都毫无意义。
他对没有生命的神像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有生命的神。
“我得把心留在华盛顿，而人却要去中国，你不认为这很糟糕吗？”
日写给安妮的第二封信非常有趣，很逗乐。前封是他忙得要死、学习紧张的时候写的，板起一副面孔，非常认真非常严肃。这封是在华盛顿休假的时候写的。密友之情在第二封信里跃然纸上。他说语言字迹知己之间一看就知道，第二封信根本不写抬头。信里逗乐说又爱上谁了：“我得把心留在华盛顿，而人却要去中国，你不认为这很糟糕吗？”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9页。“所以你看即便我想坠入爱河也没有机会。”“安妮小姐，我必须承认在达勒姆女孩中我最爱你。难道你不相信吗？通过给你写信，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感情。”同上。22岁的年轻人无顾忌的陈述。
“我觉得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有家的感觉。”
日宋耀如写信给安妮父亲索斯盖特先生。他给安妮父亲寄茶叶的时候弄错地址了，他说从来没有搞错过。他承认人的“非一贯正确性”。五年前跟林乐知写信非常客气，彼此不熟悉对方，对方是老弟兄，未来的顶头上司，非常客气，非常谦卑。来到上海直面现实，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大。宋耀如在神学院学了那么多，已经是见习牧师，回到中国传教却发现林乐知不是他原来想象的林乐知。一、林乐知不同意他回去看他的父母，要求他必须等到春节才能回海南岛。二、不派他在上海传教而是派他去上海的郊区昆山传教。三、给他的每个月的薪水只有十几块钱，简直是剥削。
宋耀如跟女友的父亲说：“是的，我再次走在生育我的这片土地上，但远不是家一样的地方了。我觉得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有家的感觉。”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70页。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林乐知离开美国时间很长了，在中国前后几十年，他已中国化了。而宋耀如刚刚从美国回来，不适应又不顺利，他已美国化了。这一个中国化的美国人和一个美国化的中国人在一起，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剧烈的。我们要诚实呈现宋耀如回到上海时的那种尴尬、那种无奈。
最后他说：“今天下午我感觉不好，信写到一半我就想结束了。”林乐知发号施令。宋耀如说：“我很不满，但我必须忍耐。……我就像老鼠那样，始终保持沉默。”同上。他说不想待在上海，想去日本传教。这是气话，他心情不好。因为原来他说要回中国当耶稣基督的见证，当上帝的仆人。
“没有人能认得出我来。”
宋耀如没等春节就擅自离开岗位回文昌老家。“我成功地看望了我的家人”，“家中所有的人都很好，他们看到我都非常高兴，尽管没有人能认得出我来”。同上，第272页。他一口的英语，没办法用中文交流。简单的几句海南话也许可以，深一点的就不行了。他已经变了，由原来的“放牛娃”变成一个传教士。
“我本以为会尝到枪药的滋味。”
他说：“海南本地人和朝廷军队之间发生了小小的战斗，在回海南的路上，我本以为会尝到枪药的滋味，但是战争离我的家乡太遥远了，未能尽兴。”同上。宋耀如有趣、逗乐，不总是严肃的。“宜昌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徒们给当地官员和人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只是给自己带来了毁灭。”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72页。他如实记录这一年在中国湖北宜昌发生的惨案。
“请给我寄些随便什么报纸来。”
在上海，希望女友的父亲给他寄美国报纸，在美国希望林乐知寄中国的报纸。宋耀如自始至终关注现实。
“万没有想到我们不能再相见于约旦河的此岸。”
给索斯盖特先生的第三封信是在日写的。这封信写得非常}
讲了这么多宋耀如“过继”、“收养”“改姓”、“更名”的纠结不清故事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对所谓宋耀如1878年在波士顿“过继”后改姓更名的说法，做出不可信的结论。$$
但是，这还需要大家耐着性子读上13年（年），我们才会读出一个完整的真相：后世名震天下的“宋家王朝”的“宋”，不是“过继”也不是“收养”造成的，而是拼音拼“错”的!$$
虽然韩裕丰口述《宋氏家族与我家本是亲属》（1985年）中的说法，即宋耀如“少年时就偕胞兄政准随人到南洋去，不久他由舅父收养，遂改姓更名为宋嘉树，又名宋耀如”，被修改为宋耀如“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即修改为宋耀如1878年去美国后，而不是1875年去南洋时改姓更名的。$$
其实，就现在来看，这已经变得不重要。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靠不住。比如“韩教准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的说法，就我们现在已经读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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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出处：
~~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亦民宋耀如(),近代实业家,为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锋战士。原姓韩,名教准,后因过继给宋姓舅父而改姓宋,更名嘉树,字耀如,海南文昌昌洒镇古路园村人。12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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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出处：
宋耀如(18仅卜一-1918年),亦作“嘉树”,乳名“阿虎”。英文名“查理·钟士·宋”(Chi日es Jones腼ng)”原姓“韩”,名“乔荪”(音),正名叫“韩致准”,兄弟四人,排行老么。堂舅父携其至美国谋生,因无子嗣,依照旧时习俗,收为养子,改姓“宋”,取名“嘉树”。从而为其传奇的一生揭幕。远涉重洋赴美谋生宋耀如生于海南岛文昌县昌洒区牛路园村,据说他有若干客家人的血统。其远祖是河南相州安阳人(一说山西人),为避战乱,移居南粤。至于他的家境如何,比较可靠的说法: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中。所持的理由是:当年移民海外谋生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力或小商人。宋推如自幼就受到离别父母之苦。从九岁起,随同其兄背乡离井,到东印度群岛学艺谋生;三年后,跟随堂舅父远涉重洋,到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去谋生,在堂舅开设的“北美华商先锋”茶丝小店里当学徒。 12岁的宋粗如被堂舅收为养子。跟当时中国人传统的想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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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祖上姓韩 以“宋氏姐弟”闻名于世的宋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一显赫家族的祖先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宋”始于宋氏六姐弟的父亲宋耀如。 宋耀如出生于1863年2月,乳名阿虎,大名韩教准,他的父亲韩鸿翼,是当时广东海南文昌县的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以热心公益而著称。因经办贩务、他几乎耗尽了祖传的积资。人到中年后,又不幸染上夕台不愈 「价一州沙·L,月「,。..,、)的慢性病,家境因此旧渐窘迫,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韩王氏的身上。卜 在宋耀如的记忆中,母亲韩王氏温柔而又坚强,是一位不平凡的家庭主妇,他不仅持家有方,而且颇有文化修养,能够背诵唐宋诗词,并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宋耀如颇见功力的书法,及对诗词韵律的熟谙,最早便得益于母亲的教育。 1875年,宋耀如的舅舅(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回乡“招兵买马”,以扩大他在美国经营的事业。舅舅对海外生活的生动描述,深深地吸引了年仅十岁的阿虎。舅舅原已聘定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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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富足,精神更要富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宋庆龄这个名字。她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被尊为“国母”;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和名誉主席,深受人民的爱戴。良好的家庭环境宋庆龄出身于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倪桂珍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接受了许多开明进步的西方思想,擅长数学和钢琴弹奏。同时,她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思想,留着刘海儿,盘发髻,一副传统女性的装束。她温和贤淑、端庄优雅,颇有大家风范。父亲宋耀如是上海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拥有自己现代化的工厂,是个有成就的实业家,宋家在物质上是富足的。倪桂珍结婚后,就辞去工作,致力于相夫教子。她对孩子非常慈爱,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正如宋庆龄姐弟所言:“母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快乐舒适的生活。”宋耀如在空余时间,喜欢跟孩子们做游戏。他喜欢音乐,常在夜晚一面弹着钢琴,一面为孩子们演唱美国南方情调的民歌,给家人带来许多欢乐。宋氏夫妇尊重孩子,从不在精神上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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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的人生始终充满叛逆精神,从少年时踏上出海的甲板开始,这位海南人就没有向命运低过头。宋耀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生前,他是一个传教士、实业家及革命者;身后,他又被称为“民国教父”、“民国岳父”。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其家族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逃家宋耀如的人生始终充满叛逆精神,从少年时踏上出海的甲板开始,这位海南人就没有向命运低过头。1875年,12岁的宋耀如,跟随一位在美国谋生的堂舅前往美国。在此之前,这位乳名阿虎的孩子名叫韩教准,为了谋生,认舅为父,改随舅姓。这一路上,大风大浪,多病多灾,途中甚至漂流到遥远的南极,从而无意中成为踏上南极的第一位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宋耀如都忘不了站在岸上遥望自己远行的母亲那瘦弱的身影,忘不了临行前自己亲手栽下的那棵椰树,以及家乡贫瘠土地上郁郁葱葱的椰林。这个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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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宋耀如在波士顿“过继”改姓的说法怎么来的？(图)_网易教育
宋耀如在波士顿“过继”改姓的说法怎么来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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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曾在美国海岸警卫队“舒尔法克斯”号缉私艇(如图)当水兵。参照斯特林·西格雷夫的讲述与注释，宋耀如之所以姓“宋”，实际是这次在船上拼音拼错的结果，时间是日。
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供图
文\钟 一
宋耀如(韩教准)1878年来到美国波士顿，随后被“过继”而改姓甚至更名，这是今天到处被传播的“主流”说法。不过，就我们现在已读遍的年这70年间的各种文献资料，足以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是信口编造的。那么，这些“层累”在宋耀如身上的关于他“过继”(“收养”)改姓更名的说法，又出自哪里呢？
随着宋耀如(韩教准)1878年来到美国波士顿，又出现他因“过继”而改姓甚至更名为宋嘉树、又名宋耀如之类的说法了。这也是“最后”的说法，也是今天到处被传播的“主流”说法。不过，就我们现在已读遍的年这70年间的各种文献资料，足以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是信口编造的。
我们也已经知道，埃米莉·哈恩是宋耀如“过继”说的始作俑者，宋耀如在波士顿“过继”给“叔叔”的源头说法，就在她的《宋氏家族》(1941年)之中；但是，她只说到宋耀如“过继”给Uncle，没有随之改姓更名，如改姓宋、名嘉树之类；全书中亦未见说宋耀如原名韩教准，使得事情还比较单纯。
几乎同一时间出版的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1942年)，则这样提出过：宋耀如本不是姓宋而是姓韩，他的名字的“罗马注音(他自己的名字Hann Cardson和他父亲的名字Hann Hong Josk)看来是一种中国南部的方言音。但是，宋还在信尾用中文写了名字。这些文字翻译成标准的中国官话注音应该是Hann Chiaoshun(宋的名字)和Hann Hung-yi(父亲)。这里的韩是一种常见的中国姓氏，起源于中国古代封建王国韩国(不是大王朝)。宋没有回到中国时，他仍然在使用此名。”
这分明说的是，宋耀如在没有回中国(1886年)之前，在美国还是使用“韓教准”这个原来的家族里的派名名字。这又何来在美国“过继”而改名换姓叫宋嘉树、宋耀如呢？它的说法又出自哪里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国名人录》，其中有《宋嘉树(耀如)小传》，如果见于李桓编译《宋美龄传》附录之译文翻译无误，那么情况当如此：宋耀如“九岁时，他也走上广东沿海大多数贫寒子弟无法避免的命运，随同他的一个哥哥到东印度群岛工作。三年之后，一个膝下尚乏子嗣的舅父辈收养了他，把他带到了美国波士顿，他也因而由韩改宗宋氏。”这也是说因“收养”关系而由韩改姓宋，无涉名字的变化。
又《民国名人传记词典》(1980年)中说：“宋嘉树生在广东海南岛文昌县，是韩洪业(译音)的第二个儿子，他父亲像广东不少贫苦人家一样，把孩子送到海外谋生。1875年，韩乔荪和他的一个兄弟去东印度群岛。三年后，过继给无子女的舅父，舅父把他带到美国，改原名韩乔荪为宋嘉树，在过继父亲设在波士顿的丝茶行当学徒，不久逃走。”韩洪业即韩鸿翼的音译、韩乔荪即韩教准的音译。到这时，宋耀如(韩教准)因“过继”而改名更姓为宋嘉树。
到了1985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宋家王朝》时，实际上否定了宋耀如因“过继”而改名更姓的说法。他在书中注释说：“哈恩对于宋耀如的经历以及他如何得名的叙述一直被认为是事实，直到二战结束时，一名在海岸警卫队的记者发现了完全不同的证据。但是这名记者的发现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传播。参见《美国海军协会志》1949年2月刊的一篇文章《宋耀如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根据警卫队记录，宋耀如得此大名的原因仅是在船上弄错而已，很可能与我讲述的过程差不多。”参照斯特林·西格雷夫的讲述与注释，宋耀如之所以姓“宋”，完全是在这次的船上弄错的结果，实际就是拼音拼错的结果。时间是日。
斯特林·西格雷夫断言：“原来查理的真姓名是在美国发音不清的情况下走了样，他之所以姓宋，完全是缉私船上的差错造成的。这样，宋就成了查理的美国化名。现代史上最显赫的姓氏居然是化名。如果宋查理根本就不姓宋，那么他的子女当然也不姓宋。蒋介石夫人的真名不叫宋美龄，应该叫韩美龄。”这个说法，完全颠覆了所谓的宋耀如因“过继”改姓更名的说法。
但是，也就是在此时，“过继”及“改姓更名”的说法，却在宋耀如的家乡大放异彩了。
在这里，宋耀如不只是被“过继”，而且“过继”之后改姓更名，他们还给出很多理由。
先是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口述、黄守炳代笔的《宋氏家族与我家本是亲属》(1985年)说：“教准伯由于家境贫困，于少年时就偕胞兄政准随人到南洋去，不久他由舅父(舅父名不详，应是他婶母宋氏之胞弟)收养，遂改姓更名为宋嘉树，又名宋耀如。他又随舅父到美国。”
可能是看到韩裕丰说的宋耀如1875年去南洋后就被舅父“收养”，而且“改姓更名”的口述不实，于是这个说法很快被“纠正”，说是宋耀如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这就是韩拱丰、黄守炳等执笔的《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中的说法。此文中特意要解开这样的谜团：“宋庆龄同志的父亲是韩教准，本是姓韩，怎么变成姓宋的?这是很多人都很想了解的，也是一个谜，说来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
所谓的离奇故事是这样：“1861年宋庆龄的父亲韩教准出生在家”，“约在十三岁那年，他和哥哥政准去东印度群岛，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不久父母决定将教准送给叔母的弟弟收养(韩教准称之为舅父)。因舅父没有儿子，这人姓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一家茶丝商店。韩教准被舅父带到美国后，改姓从舅父，叫宋嘉树，别名耀如，在舅父所开设的丝茶行当学徒，经过几番周折，碰上运气，受到美国式的教育，他读完圣三一学院的全部学程后，又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万德比尔特大学的神学院学习。1880年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教名为查尔·琼斯，成为北卡罗来纳州第一个遵从领圣餐洗礼的中国人。1886年，在一个教会总安排计划之下，宋嘉树被派回中国上海，作为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进行传教，印刷圣经出售，改名为查理·琼斯·宋。由此可见，宋庆龄同志虽然姓宋，但在祖国传统姓族派系中，她这一家宋氏家族，其实是姓韩的。”
《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的说法，虽比海外的说法晚出40多年，但还是获得很高的地位，几被治宋氏家族者奉为圭臬，视为的论，到处广泛传播。
新加坡《联合晚报》记者韩山元，乘回文昌探亲之机，日采访了韩裕丰(时年88岁)，他在文章《宋氏家族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新加坡《联合晚报》，日)中，关于“韩教准怎么变成宋耀如”的说法就来自韩裕丰的口述，而且作者看过《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所以这样说。“1861年，宋庆龄的父亲在古路园村老屋内诞生，家境并没有富裕起来(一些美国人的书说宋耀如出生于富商之家，这是不确的)。约在13岁那时，教准和他的哥哥政准到东印度群岛(现属印尼)，在一个亲戚家中当学徒。不久，父母亲决定将教准送给婶母的弟弟收养(其实是过嗣)，婶母的这个弟弟(韩教准称他为舅父)姓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了一家茶丝商店。少年的教准是由这位姓宋的舅父带到美国去，并且随舅父姓宋的，名字也改为嘉树，又名耀如。”
朱运彩在《宋庆龄宗亲考实》(1990年)中说：“宋耀如本不姓宋，他原姓韩，是韩鸿翼的次子，乳名阿虎。1863年2月，他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古路园村。当他十二岁的时候(1875年)，他的一位侨居美国经商多年的舅父(宋庆龄称舅公，即宋庆龄婶婆宋氏之胞弟)，忽然回到文昌。而后，曾取得阿虎父母应允，同年，舅父就将阿虎和政准弟兄随身带往美国去。”
朱雯天在《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1990年)中说：“宋耀如，字嘉树，英文名字查理·宋，原名韩教准，1860年(另有年和1866年三种说法)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当他约十岁的时候，被在美国经商的舅父(婶母宋氏之胞弟)从文昌老家带去美国。先在舅父自己开设的茶丝店里当徒工，后来被过继为子，遂改姓宋。”
陈漱渝《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写道：1878年“夏，韩教准的堂舅返回美国，途经马来西亚，便将l2岁的教准带到了波士顿。这一年，到达美国的中国人总数有8992人，而波士顿的华侨约有4000人。韩教准到美国之后，改名为宋嘉树，号耀如。”
庄政著《革命隐者宋耀如的一生》(1995年)说：“十二岁的韩致准(按应为韩教准)被堂舅收为养子，改名换姓叫宋嘉树。跟当时中国人传统的想法一样，他的养父对其寄望很高，希望他不但在血缘上承继香火、一脉相传”。
林日兴著《海南史》(2002年)说：“宋嘉树，原名为韩教准，出生在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十二岁时，被回乡探亲的早年赴美修筑铁路并侨居美国的堂舅宋氏收为养子。宋氏返美时将其带到美国波士顿。此后他改名为宋嘉树，号耀如。”
陈延一著《宋氏三姐妹》(2003年)中说：“韩教准的叔父韩鹏翼，娶同县宋氏为妻。韩教准后来过给堂舅──宋夫人之弟，就改姓‘宋’，后来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而其本姓‘韩’却被人遗忘了。”
作者甚至写道：“据韩裕丰老人讲，宋查理自幼是个性格倔犟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不愿因循守旧，反传统观念极强。关于过继堂舅的事，他坚持生不改姓，死不更名。他认为，过继就继了，何必要改姓呢!过继后，因他反传统观念极强，和舅母闹点小矛盾，再加上他受美国民族精神中的进取性和冒险性的熏陶，不再满足于堂舅安排的帮助丝茶店经销的命运，开始追求更远大的目标。”那后来又怎么改了呢？“入乡随俗，韩教准并不反驳纠正。到美国后，他大开眼界，已经西方化了，他认为一个人的姓名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姓宋就姓宋，他开始反省自己少年的幼稚。于是，他把沈(SUN)写成了宋。为了报答船长查理的知遇之恩，索姓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查理。”这些都是胡猜乱编的东西，我们会逐步点破。
王乐德编著《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2004年)说：“宋耀如排行老三，叔父韩鹏翼之妻宋氏之弟无子，收养韩教准为嗣子，韩教准遂改名为宋教准。宋教准跟养父去美国波士顿，在养父开的丝茶店做学徒，后离店出走”。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2006年)中，参考陈漱渝的《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的结论，而采纳了《韩氏家谱》的说法称：“宋嘉树1875年随兄长韩政准到爪哇谋生，在爪哇过继给婶母韩宋氏的弟弟、在美国马塞诸塞州波士顿开茶丝店的宋姓堂舅，遂改姓宋。”还好，这里只说改姓，没有说更名。
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很多“层累”在宋耀如身上的文学性创作的东西，是源自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现在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层累”在宋耀如身上的关于他“过继”(“收养”)改姓更名的东西，就是源自韩裕丰的口述、文昌籍人士的记述。而这些说法，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作者抬出重要的证人韩裕丰了。
这到底应怎么来看呢？在罗列了这一大堆采信的文章著述后，现在，我们可以平实地谈点看法了。（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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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良君自海南寄来他与另外两位作者合作的宋耀如传记，说出版在即，嘱我为之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对宋耀如毫无研究，评价也无从谈起，只能将这部书稿细细读了一遍，就事论事，谈一些我的阅读体会。
杨君赴海南工作已经十余年，当时海南为一时俊杰荟萃之地，藏龙卧虎，大有作为；一晃十余年过去，我在那里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有倦鸟知归之意，不少人重返内地，各有投奔，唯有杨君仍然坚守在岗位上，不但殷勤工作，教书育人，而且于海南之感情愈加深厚，从事起海南人物的研究，宋耀如传便是直接的成果之一。
宋耀如出生于海南，少年时代就离乡背井，远赴南洋，继而赴美，因为偶然原因与基督教发生联系，成为一名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并且顺利进入神学院圣三一学院接受神学教育。五年以后，他作为一名传教士回到中国上海，在传教工作的同时，结婚生子，亦教亦商，居然成为中国第一代巨商买办，获得丰厚的家产。生子女六人，在民国时代，通过婚嫁成就了两代第一夫人，连接了四大家族中的三大家族，对国共两党的政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论其家族之显赫，不能不算是民国以来第一位，史无前例。
宋耀如出身贫寒，少年时期未接受太多教育，以致上海传教时连中文信件都不能写，但天资聪慧，勤于实践，凭着在美国的神学院教育，精通了英语，开阔了视野。他未必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传教士，但世界性的视野和得天独厚的跨国关系，使他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巨富和社会名流。这样的人生经历已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但更加神奇的是他在后半生又成功地支持了近代政治上的反清和革命力量，通过各种复杂的关系，其家族从经济到政治都达到了辉煌顶峰。本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宋氏前半生与后半生之间关系，考察在宋氏两代人的成功与辉煌之间，究竟有没有某种联系。本来仿佛是一种冥冥中的天意，根本非个别人的意志所能有意为之，但本研究却在这种天意的表象下努力探讨其中人为努力，那就是宋耀如是如何教育培养子女成为非凡，而这种培养与他本人素质有什么可循的蛛丝马迹。
从宋耀如本人的素质而言，其性格必有过人之处。究其大概，首先是勇于求新不守陈规。宋耀如一生不安于平庸，渴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一生有多起破旧立新之举：破海南家乡之囿漂洋过海；破养父家产之囿出逃信教；又破传教团体之囿从事商业买办活动；最后是破清王朝之囿支持革命。从家庭到宗教到朝廷，所有墨守成规的道德束缚都被他粉碎消解，无所顾忌只求自由发展个性。其次是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宋耀如并非出身望族，没有一点社会背景，即使利用了教会势力，也很难影响到上流社会。他即便有不守陈规的勇气，也未必能够获得成功机会。但其一生中传奇般地获得了多次命运的转折：一次是认养父从韩姓变宋姓，赴美国继承产业；一次是认琼斯船长等为主人，信从基督，改名为查理·琼斯·宋；一次是相遇徐氏望族的倪珪贞，结成婚姻，直接走进了上流社会；还有一次是利用了美国的“精神父亲”卡尔等人的社会关系，创造性地踏上跨国商贸和实业之路。人生命运的转折很可贵，往往一次就足够终生享用，而宋耀如没有失去任何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改姓更名，信教归宗，结婚联姻，买办洋务，一步步把家族事业推向了高峰。——这种精神，正是来自美国新大陆，或者说与新大陆精神一拍即合的默契，直接造就了宋氏家族的成功。这种精神的特质，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不顾一切地谋求自我发展的冒险家精神，是古老中国文化道德束缚下的民族性格中最最缺乏的精神因素，而宋耀如的冒险经历成就了他的冒险性格，其性格特质又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
以这样的资本主义冒险精神进入处于颟顸腐朽、被迫转型的古老封建帝国，必然会产生所向披靡的效率和势不可挡的威力，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风云际会的先锋性力量，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暴发户和买办阶级的迅猛崛起，表现在家族上就是高端政治与权力经济的高度结合，融为一体。以这种精神作为家族血脉遗传给后代，成就了宋氏第二代所上演的风起云涌、国色天香的一幕历史情景剧。
杨君等人有幸利用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新编出版的宋耀如17封海外英文信简，为重新认识宋耀如的生平历史提供了关键性的资料。本书稿对这些信件的相关内容作了很有价值的细读，诠释细腻，语言讲究，使这部传记有了许多新意。无论从内容分析还是语言运用，这部书稿都吸引我愉快地一口气读下去，并且时时有所启迪，有所思考。当然，我所感受到的，未必就是杨君等作者所想表达的，但我如实说出，以供杨君等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是为序。
日于上海鱼焦了斋
Introduction by Chen Sihe
I received the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Charlie Jones Soong of Hainan by Mr. Yang Guoliang and two coauthors. Mr. Yang told me that the book will be published very soon and asked me to write a short preface for it. I don?t know how to comment on this book， for I have not studied Charlie Jones Soong at all. What I can do， however， is to read it carefully and tell something about my understanding of it in this introduction.
Mr.Yang has been working in Hainan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Over a decade ago， Hainan was a place where many geniuses and undiscovered talents gathered to develop their skills to the fullest. Time flies so fast—more than ten years has passed； almost all my friends there expected to go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indeed， many have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for various reasons， but Yang—only Yang himself—still stays in Hainan， working hard for education. His affection for Hainan extends to close studies of its famous figures. This biography of Charlie Jones Soong is one of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s.
Charlie Jones Soong， born in Hainan， left his homeland for Southeast Asia when he was a young boy. Then he went to America and， by chance， was introduced to Christianity， becoming baptised and then successfully entering Trinity College of Duke University for a theological education. Five years later， he returned to Shang?hai for his missionary work； at the same time， he married and started a family. He was a teacher and businessman who unexpecte?dly became a baron comprador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rominent businessmen in China， having obtained a rich family property. He fathered six children. During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 daughters， through their marriages， became the First Ladies of two generations， connecting The Three Big Families of The Four on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the regimes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is family， in its brilliance， was sure to be the first unprecedented on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rlie Jones Soong,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had not had much education i thus, he couldn?t even write a Chinese letter when he preached Christianity in Shanghai. How?ever, he was talented, intelligent, with the scho?oling he had been given at the Seminary in America, he became familiar with English, widening his intellectual scope. He might not have be however, he successfully became a tycoon and socialite due to his cosmopolitan vision as well as his advantageou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Such experience in his life has become a legend in modern history, but what is even more miraculous is that he, in the latter half of his life, resoundingly supported the use of revolutionary force and political action against the Regime of the Qing Dynasty, bringing his family, through all their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to the height of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lory. The research in Yang?s book focus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halves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life, investigat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uccess and refulgence of the two generations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family. It seems that what happened to Charlie Jones Soong was decided by his destiny （or God?s will）； no one could have deliberately determined it with will alone. But this research, under such providential presentation,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probing into the man?s effort to instruct and encourage his children to be outstanding. Therefore, what clues can we find which link his own qualities to the methods of his education?
As to Charlie Jones Soong?s own qualities, his personality surpasses that of others, most probably because he didn?t abide by the outmoded conventions as he bravely learned new things. He would have felt uneasy to re instead he struggled to change his fortune. Thu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took many actions to destroy the old and establish the new: he broke out of the circle of Hainan—his hometown—and crossed the seas for new experienc he broke away from the temptation of his adoptive father?s property and ran away to find G he set aside the restraints of the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and entered th and, finally, he broke the rules of the Regim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upported revolution. Charlie Jones Soong shattered all the restrictive moral shackles from family, religion, and the imperial court to develop, freely and unscrupulously, his individuality. He was not born into a distingu?ished family with a good social background, so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him to impact the rank and fashion even though he had made 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However, he lost no time in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himself. He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ed even if he had the courage to break the outdated conventions, yet he legendarily changed his destiny many times in his life: firstly, he had a foster father and changed his name from Han to Soong, going to America t secondly, he accepted Captain Jones and others as his masters, changing his name to Charlie Jones Soong, trusting in and complying with C thirdly, he met Ni Guizhen, a girl from a prominent Xu family, marrying her and stepping directl finally, he took advantag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Carl—the “spiritual father” from America—and others, creatively setting foot in the transnational trade and pursuing industry. One?s transition from an old to a new destiny se usually, just one change of a person?s kismet is enough for him to enjoy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Charlie Jones Soong didn?t miss any chance to alter the fortune of his life: he devoted himself to Christ and became a C he made connecti he became a comprado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step by step, made his family?s enterprise resplendent. Such spirit was derived from the new world of America, or in other words, his spirit agreed easily with that of the new world, bringing prosperity directly to Soong?s family. Such a characteristic spirit was also shared by adventurers who, during the period when capitalism grew, became full of youthful idealism, seeking self?development at any risk. It was also the spiritual factor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under the rigid control of the old Chinese cultural morality, most lacked. The experiences of Charlie Jones Soong formed his adventurous character,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at character made his dream of prosperity come true.
As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capitalism encountered the confused, decayed, and decadent feudal empire, which was forced to change, the invincible efficiency and overwhelmingly formidable force of capitalism would inevitably come into being. This condi?tion shows, politically, the pioneering force of a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on a level at which ma it shows, economically, that the upstarts and comprador class rose s it shows that high politics and a powerful economy combined effectively within one family. Charlie Jones Soong transmited such spirit—through his family blood relation?ship—to his future generations to the extent that his second genera?tion performed a great historic melodrama,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our country, eventually exemplifying the power and beauty of China.
Mr. Yang and his coauthors fortunately utilized seventeen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overseas English letters newly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Shanghai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Cultural Relics of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ling, supplying crucial information for readers to know once more the history of all Charlie Jones Soong. The present book has invaluably ****ysed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letters, and its exquisite annotation and tasteful language give this biography great new significance. This book, because of the quality of its ****ysis and its linguistic excellence, spurred me into reading it closely and happily, constantly encouraging me to think anew. What I feel, of course, is not necessarily what Mr. Yang and his coauthors want to express. But what I tell here is true, and I hope that my point of view accurately reflects that of Mr. Yang?s and his coauthors—as well as the readers of the book.
In Yujiaoliao Study, Shanghai
September 4, 2011
Translated by Zhang Jingqun
Proofread by Gale Acuff
名人传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图书品种。
记得“文革”期间，没什么书可读，但“内部”还是出版了不少书籍，包括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政治人物的传记：从《拿破仑传》到当时阿根廷总统的《庇隆传》，从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的生平传记到目前依然令人瞩目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传记，我都一本本找来，读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感到很受教益。不过这句话在当时可不能讲，因为这些书当时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
“文革”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传记文学的编写和出版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且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我自己曾经主编过一套“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在台湾出版了二十多种，反响还不错，评上了台湾的优秀读物，部分选题还在内地出版。
不过，近年来国内传记书籍的编写和出版似乎有点滥：
一是为赢得读者眼球，大打“明星牌”，希望通过所谓的明星效应，谋取图书出版利益；二是有些传记格调低下，热衷于挖掘名人隐私、绯闻，甚至为此目的不惜胡编乱造。
由此，大约两年前，一次国良给我打电话，提到他准备写一本关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的书，当时我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前不久国良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书稿已经完成，希望我能为它写一篇序。我听了很犹豫，因为我对宋耀如一无所知啊。但国良不由分说地就把书稿给我寄来了，让我欲推不能。
与书稿同时寄来的还有国良的一封信。信中称：
教育实乃人类议题，在人类进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表层影响与骨子里的坚守靠什么改变？是书本课堂？是山川大海？是师友古迹？是宗教神学？都是又都不全是。身处故园与浪迹异域，其根在哪里？近现代一百多年之中国先贤行走艰辛，其丰厚资源足资细究。十数年来，我用力于此域，欲由一个又一个具体人着手逐次了解个体精神与时代变迁之得失，冷静客观呈现历史本来面目。
原来如此！
这本书完全不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种依傍名人之名，而图哗众取宠甚至追名逐利之实的图书，国良和他的两位合作者李荣南、陈超核显然有着更为崇高的追求。这也就难怪国良给我的书信里赫然在目的一句话是这样：
宋耀如的名声并不显赫，远不及他的子女，但是作为这个家族的真正缔造者，他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挖掘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在同一封信里作者给出了其中的一个答案：
以宋耀如的教育理念为核心，探讨美国“斯巴达—基督教”精神对他的影响；探讨宋耀如倪珪贞自觉的有计划的细致入微的家庭式教育；探讨家族式教育对一个民族，对中国近现代史，甚至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这个目标，粗一看，似乎对一般读者而言太过高远，而如果能联系当今中国社会千百万家庭中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现实情况——他们一边不惜尽一切手段，奔走于权贵和关系户之间，为的是让子女能够进入一所名校（包括名幼儿园），以便为他们今后的成功创造条件；另一边面对子女学习、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却又手足无措，要么溺爱迁就，要么暴力相向——我们不难发现，今天对宋耀如的教育理念及其成功的家族教育个案进行深入探究，有着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
难能可贵的是，国良与他的合作者对这个个案的探究不是学究式枯燥乏味的说教，而是通过对宋耀如生动具体事例的描述，揭示宋耀如个人精神之旅及归国之后与妻子倪珪贞共同实施的家族教育过程及其最后取得成功的原因：
宋氏姐弟仪态大同：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富有教养，气度非凡，高雅迷人……然个性迥异：霭龄敢作敢为、坦荡率真；庆龄外柔内刚、温婉文静；美龄雍容大气、处变不惊；子文胆识过人、精明机智；子良老成、敦厚；子安沉稳、内敛。
宋耀如成功的家族教育我们今天也许无法复制，但他的教育理念，他的一些具体做法，一定可以给予千千万万的家长许多有益的启迪。
Introduction by Xie Tianzhen
Biographies of celebrities are always my favorites.
I still remember that there were no books for us to rea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many books， including some translat?ed biographies of foreign politicians， were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internally”。 At that time， I tried to find and read some of them such as Biography of Napoleon Bonaparte， Biography of Juan Perón， President of Argentina， biographies about French President Giscard d?Estaing?s life and about American diplomat Henry Kissinger， which still attracts readers today. I read them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enjoyment and received many benefits. But we could not say so at that time because these books were published only internally as “negative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criticism.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began to reform and becam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drawing vast readers? interest and attention， became unprecedentedly popular. I have compiled （as an editor in chief） a set of books — Library Series of Foreign Cultural Celebrity Biographies — which includes more than twenty titles published in Taiwan. That series has won a good reputation and was elected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readers in Taiwan. Some of them were also published in the mainlan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is an excessive amount of publications of low quality related to celebrities? histories in China. The reasons are twofold：
Firstly， in order to make readers pay attention to such books， the compilers and publishers rely greatly on “Brand of Star，” hoping to make a big profi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o?called Star Effect.
Secondly， some biographies have extremely vulgar and low styles. These biographies often focus on celebrities? private affairs， and some stories are simply created.
About two years ago, Guoliang called me and mentioned that he would write a book about Charlie Jones Soong, Rosamonde?s （Song Qingling?s） father. At that time, I just said OK and didn?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it. He called me again before long and told me that he had finished the book and he wanted me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for it. I was very hesitant because I had known nothing about Charlie Jones Soong. I didn?t even reply, but he mailed his manuscript and a letter. I could not reject it.
He wrote: “Education is a general topic for mankind. What role does it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What can change the superficial existence and inner world? The books and classro?oms? The mountains and oceans? Teachers, friends and historical sites? Religions and theology? It seems that they can and they cannot change all. Whether one resides at home or overseas, Where are his roots? During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and more, the Chinese ancestors and sages have experienced so much hardship and the resources about them suffice us for a broad and in?depth study. I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in this field for the past ten years and more, and I tried to start with the individuals and then tried to understand these individual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historical changes on them. I wanted to reveal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calmly and objectively.”
That?s what it was!
This book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ten seen on the market. It is not a book tha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big names, and it does not intend to please the readers and seek popularity and profits. Guoliang and his two coauthors, Li Rongnan and Chen Chaohe, obviously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and higher goals. No wonder the first sentence in Guoliang?s letter is so impressive:
“Charlie Jones Soong was
he was less well?known than his children. But he was the real founder of this family.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him that are worth discovering.”
What are those? Guoliang, in the same letter, has given us one of the answers:
“We plan to take Charlie Jones Soong?s ideas on education as the nucleus to probe into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Sparta’—the ‘Christianity’ to explore his family educational mode that Charlie Jones Soong and his wife, Ni Guizhen, selfconsciou?sly, calculatedly, and painstakingly, to discover how his family education mode influenced a nation, the Chinese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and today?s society as well.”
Such an objective of the authors seems to be too rigorous and far away from the readers at first sight. But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millions of parents who want their children to achieve greatness. On one hand, they try their best to connect with the powerful and authoritative people just to enable their children to enter a prestigious school （even a kindergarten）， so that good conditions will be created for their future succ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eel so hopeless and helpless when facing many actual problems in their children?s study and growth. They either spoil them or turn to violenc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realize that Charlie Soong?s educational ideas and the success he had in educating his descendants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 today.
The most valuable point is that the case study by Guoliang and his associates is not a boring and tasteless preaching. This study, a vivid and concrete description of what charlie Jones soong had done, reveals his spiritual journey and demonstrates that his eventual success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cess carried out by Soong and his wife, Ni Guizhen, after they returned to China.
“The appearance and manner of Soong family siblings is similar: uncom? bewitching elegance…and yet, they also have definitely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Nancy was frank and had co Rosamonde had a gentle appearance, doughty willpower, an May?ling was amiable and generous, dealing wi Tse?ven was clever and quick?witted, having uncommon Tse?liang was ex Tse?an was sedate, calm and introversive.”
We cannot replicate the success story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family education nowadays. However, his educational conception and some specific methods can undoubtedly serve as good examples and insightful tips for millions of parents.
Translated by Zhang Jingqun
Proofread by Xie Tianwei
这本书的副题是“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研究”。这纯粹是一个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如果宋耀如的“现代教育理念”像今天的现代科学“依赖模型理论”能够不断实证地复制再生产，那就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不断复制像“宋氏家族”这样显赫的家族，实现宋耀如的理想：“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
宋耀如口中的“超人”当然不是尼采口中的“超人”，按宋耀如的日常语言标准，今天中国事实上恐怕已经实现了“四百万超人”，但是可以说，都不是“宋耀如式的”。在某种意义上看，都是“中西教育结合的产物”。
说“中西教育结合”是假，说“西体中用”是真。我们尽管看起来在主位，其实是连根拔起来嫁接在西方的“主体”上，然后“为用”而移植到中国的土地里。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长方式。而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恰好是这种奇特生长方式的写照。
原因就是它们追求着一个目的：“强人”为了“强国”。“强力”乃核心词。
可惜，宋耀如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如此奇特的生长方式生长出来的中国超人，恐怕不能像“宋氏家族”的后裔那样生长在美国的土地上，而且这块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嫁接超人，越来越让美国超人坐立不安了。关键就在那个核心词“强力”上。它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
换句话说，或者不客气地说，这种教育归根结底是急功近利的。它缺少了“强力”本身应有的“绘事后素”、“大而化之”的极高明本质。
但，这已经不是“宋耀如”的事情了，不是“现代人”的事情了。真正的教育还必须重新开始。
重答斯芬克斯之谜
这不是斯芬克斯葬身的悬崖
为何有斯芬克斯观景台
是观斯芬克斯被人截杀的祸福
还是观斯芬克斯留下对人永恒的咒语
我为少女峰而来
身的离去与心的进入走着同一条路
出发的那一刻已是倒计时的开始
每一声“嘀嗒”都唯恐断裂
斯芬克斯冷若冰霜
三只脚的人
你衰弱的身躯
如何能越过刀刃般的峰巅
斯芬克斯呀
你看惯了三千年的迷雾
窃喜自己制造的幻象人信以为真
你把人的软弱立为不道德
从此强力供上祭坛
为了让强力在强力的剥夺中永无宁日
四只脚对泥土的匍匐兼容
和三只脚中那一根智慧节杖
仰承的天空
俄底浦斯瞎眼了
他的子孙越来越纵欲地弑父娶母
上帝杀死了
自然被蹂躏得不再生殖
强力仍在知识的光明里横行
少女峰默无声息
一边枕着一望无际的云海
一边躺着一泻千里的冰川
让云海沉积旧怨
让冰川开启童年
四只脚五体投地
第三只脚智慧节杖指点迷津
诸神退避强弱有倾
我要从少妇峰抱走
二零一一年早春二月茵特拉肯
1.题注，2011年春节全家到中欧四国（瑞士、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旅游，首站飞抵瑞士日内瓦，沿日内瓦湖到茵特拉肯（Intelaken）小镇，第二天清晨登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少女峰（海拔4358米），必经“斯芬克斯全观景台”。有感。
2.所谓“少女峰”德文Jungfrau，直译应为“少妇峰”，中译文为什么隐去了性别中的性身份？
“斯芬克斯”（Sphinx）这个希腊忒拜城前的狮身人面兽怎么会跑到瑞士茵特拉肯来守护“少妇峰”？
（两个疑团是我写此诗的导因，但根本是为了重揭斯芬克斯谜底以解除斯芬克斯咒语，还人性之“上善若水”，而非“强力”。）3. 斯芬克斯谜语：“那早上四个脚，中午两个脚，傍晚三个脚，脚越多越软弱的东西是什么？”人为了摆脱软弱就越来越无限地凭借强力，走上“大而伯之”的道路——显示了“谜语”之“咒语”的面目：当人用强力以为杀死它时，“咒语”才开始生效。
Introduction by Zhang Zhiyang
The Research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Idea of Modern Education is the subtitle of this book. His educational idea is unique and cannot be duplicated.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Charlie Jones Soong?s “theory of modern education，” like contemporary scie?nce—“theory of depending on matrix”—could be truly duplicated and we were able to imitate continually the eminently successful families like the “Family of Charlie Jones Soong，” actualizing such a dream of his as the following： “［A］s far as one in a hundred children become a great talent， or a superman， China would have four million supermen， and one needn?t worry about saving the nation. ”
The “superman”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idealism is not， of course， the one of Nietzsche?s philosophy. Nowadays we are afraid that China， as in Charlie Jones Soong?s observation， has already had “four million supermen，” and one can think that they are not supermen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Charlie Jones Soong said.” But in one sense they are “the combinative products cultivat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true that “the western system is used in China，” no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Though it seems we are sitting on the throne we actually engraft ourselves completely onto the Western “body，” transplanting the system into the soil of China for our use. This is a very peculiar form of growth， which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e portraiture of Charlie Jones Soong?s “theory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reason they aspired after such an aim was to turn out “strong men” in order to make a “strong country.” “Power” is the kernel.
It is perhaps a pity that Charlie Jones Soong had never foreseen that the Chinese supermen brought up by so peculiar a form of growth didn?t seem like “his” descendants who have developed in America， and that the engrafted supermen growing up in China are making Americans more and more uneasy.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falls on the keyword “power，” which means that “both success and failure were due to Xiao He.”
Unreservedly， such education， in the final ****ysis， is surely intended to attain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satisfaction， lacking the best quality of “power” itself， which， of course， implies that “mer?ely on a white bottom first， can beautiful painting be done，” and that “carrying forward perfect morality can influence others? men?tality and traits.”
But such education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Charlie Jones Soong” or “modern people” anymore； simon?pure education should be reevaluated.
Haidian， Haikou
June 23， 2011
A poem added：
Giving an Answer Again for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This is not the cliff where the Sphinx was buried，but why is the viewing stand of the Sphinx located here？
Does one look at the destiny of the Sphinx， who was killed，or observe the eternal incantation he left for human beings？
Leaving with heedfulness， I go along the same way；I come here for Jungfrau.
The moment at which I set off is the beginning of counting down，and I just fear that each sound， di?da， will cease.
The Sphinx is chilly， like frost and ice.
As a feeble?bodied man with three feet，
how can you cross the summit
like a blade？
O Sphinx，
You can bear the sight of a three?millennia?dense fog，chuckling to yourself， for one believes that the idolum you made is true.
You regard the weakness of man as immorality.
Since then， power has served as offerings on altarsIn order to make people always uneasy in deprival.
You conceal the creep and compatibility
produced by your four feet treading in mud；you conceal the sky
supported by the wisdom scepter—one of your three feet.
Oedipus is blind.
His offspring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lecherous，killing their fathers and marrying their mothers.
They murdered God.
Nature has been ravaged too seriously to come back any longer.
Power is still running amuck in the sunshine of knowledge.
The Jungfrau keeps silent.
It bathes in the immense clouds of ocean
as it lies on the glacier stretching for thousands of miles.
Let the cloud ocean deposit the old complaintand the glacier unseal the childhood.
The four feet of the Sphinx are crawling on the ground；the third one， the bright scepter， is the guide through the maze.
All gods， including strong and weak ones， are retreat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ly the Tao is preceding.
Time is coming—
I shall carry my son away
from Jungfrau.
Interlaken
Feb， 2011
1. Notes on the titl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of 2011， all the members of my family travelled to four countries （Switzerland， Austria， the Czech Republic， and Hungary） in Central Europe. Geneva was our first stop； from there we followed along Lake Geneva to Interlaken Town. Early the next morning we climbed Jungfrau （4358 meters high）， the summit of the Alps， delighting in the prospect from the Viewing Stand of the Sphinx.
2. “Jungfrau，” in German，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少妇峰，” but why do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al the condition of sex？ And why would the “Sphinx，” a Theban lion?bodied beast with a man?s face， go to Interlaken to protect “ Jungfrau ？”
（These two doubtful points caused me to write this poem， but my ultimate purpose is to disclose the answer to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in order to free one from its incantation and recover genuine human nature—“the kindness like water，” not “mightiness.”）3.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It has four feet in the morning， two at noon， and three in the evening. What is the thing that has more feet and seems weaker？” To shake off his weakness， man relies on power more and more， and with every step depending on power to “help him be the king.” This shows the feature of the “incantation” in the riddle： when man thinks that he has killed the “incantation，” it begins to be effective.
Translated by Zhang Jingqun
Proofread by Gale Acuff
五校样/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上海蓝鹰开本尺寸：153mm×228mm版心尺寸：110mm×185mm五校样/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上海蓝鹰开本尺寸：153mm×228mm版心尺寸：110mm×185mm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
宋耀如个案研究的历程
宋耀如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是第一手资料极其贫乏。我们侧重历史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但将个人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以后，个体生命的细微变化过程，因缺乏第一手资料，有的地方也不得不用考证、推理的办法来寻找其历史踪迹。未料，文稿交出版社之前，我们得到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真是天意！
“斯巴达—基督教”精神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的主体思想。强调的是基督徒要出色，要有成就，以出色与成就彰显上帝的荣光。靠什么？靠勤奋、节俭、实际、扎扎实实地工作，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
他们得了什么？丢了什么？什么地方普通家庭可以引以为借鉴的？看来，这次的个案研究又只能打上阶段性的句号。
日我顺利拿到“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研究”项目。
来海南前，宋氏家族中我有了解的其实只是宋美龄，对她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印象最深。
一辈子忘不了的细节：宋美龄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见附录一）。宋美龄款款步入讲坛，用流畅的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发表即席演讲。首先必须谦虚，但她表达谦虚的方式却出人意外：“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讲，事实上也根本称不上是演讲家，但我不会因此怯场。”（I am not a very good extemporaneous speaker； in fact， I am no speaker at all； but I am not so very much discouraged.）为何？她说在参观总统图书馆时看到总统为一次演讲准备的6份草稿，还碰巧向总统问及此事，总统说有时一次得写12份草稿，所以她确信各位一定会包容。紧接着为说明两国的情谊，她讲一个美国飞行员被迫降落中国后感觉回家了的故事，以此顺带说出她本人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美国人一起度过的，来美国也感觉好像回家了。如此将情感自然连在一起。更关键的是两国有相同的理想，但如何实现呢？她又用中国衡山上“磨镜台”的传说作比喻：要实现理想，不能光说空话，要付诸实际行动。委婉巧妙地批评美国对日本侵略者的抗击只停留在口头上。宋美龄美国之行的目的就是争取理解、同情和援助，她的天才演讲征服了美国精英，极为漂亮地完成了肩负的使命。她用纯正而又典雅的英文发表演说，仪态翩然、铿锵有力，征服了全场，数度赢得如雷掌声，有时达五分钟之久，直到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感动得差点儿落泪。宋美龄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
这一幕在我心中早已定格。
来海南后做了一小段冼夫人的研究，发了文章，也打算在《古典与现代》杨国良：《古典与现代》第一、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做“苏东坡在海南”的专题研究。但是海南与我本人的学术还没有直接关联。
年我去新加坡留学，那里很多人是从海南岛过去的，他们常提到宋氏家族。回来后，日，我开始胡适个案的研究，2005年推出《胡适的精神之旅》杨国良：《胡适的精神之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之后又带团队相继研究了钱钟书和杨绛。我做个案研究和清理，研究的对象多半是世家子弟，小时候读私塾，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完成《杨绛年谱》杨国良：《杨绛年谱》，线装书局，2008年。后我反省：近现代以来，中国在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上，还有什么方面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难道只限于课堂和书本里吗？难道只能从学术一角去探讨吗？能不能做一个与海南有关系，但是又有别于以前我做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路向？
我想到了李荣南。
他文字感觉不错。我约他写过导读，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虽然他不了解宋氏家族，但他对文字有体悟，对中国古典有情怀。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他的名字与海南有很深的关系：出生一个月，他妈妈把他带到海南岛，父亲李凤山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现役军官，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高级步兵学校毕业，1955年在他出生之际分配到广州军区海南驻军部队继续服役。“荣南”二字就是冲着繁荣海南的美好愿望而取的。我问他是否愿意参与宋耀如研究，他当场答应。对于研究的重点，他认可两个“突出”：
第一，突出教育。
一个十二三岁地道的农家子弟到南洋到美国十几年，回到上海与倪珪贞一般书均作“倪桂珍”，本书采用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中“倪珪贞”的说法。结合后造就了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宋耀如本人是怎么受教育的？内心是如何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要具体细致，就像我当年做《胡适的精神之旅》一样，要一个个细节、一点一点挖掘出来，越具体越好。宋、倪又是如何实施他们的教育理念？怎么在三女三男身上实施？必须详实呈现，不能够像以前所做宋耀如研究那样抽象、概括、简单、零散。
第二，突出“斯巴达斯巴达：古代希腊城邦之一，位于中拉哥尼亚（Laconian）平原的南部，欧罗塔斯河（the Eurotas River）的西岸。斯巴达城是个战略要塞，三面环山，扼守着泰格特斯山脉（Taygetus）。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斯巴达的政体是寡头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称霸整个希腊。但斯巴达在称霸希腊不久便被新兴的底比斯打败，在北方的马其顿崛起后，斯巴达失去了在希腊的影响力。斯巴达精神的刻苦严谨最为美国基督教所提倡。—基督教”精神。
“斯巴达—基督教”精神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的主体思想。强调的是基督徒要出色，要有成就，以出色与成就彰显上帝的荣光。靠什么？靠勤奋、节俭、实际、扎扎实实地工作，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宋耀如在美国受到的是神学院严格的训练，开始入的是圣三一学院，后来转到了范德比尔特大学。1886年作为见习牧师被派到上海传教。
我和李荣南再次去宋氏祖居考察。请了专业摄影师，用一整天时间对宋耀如12岁时在海南的具体生活场景做一次全方位拍摄，把我们想要了解的、具体的细节拍摄下来，回来作精细分析。
在正式动笔之前，我们阅读了已有的宋氏家族及相关研究的资料和成果。
在阅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时，觉得作者笔调细致，他以朋友的身份来讲述宋庆龄的故事，读来很亲切。但是文中对宋庆龄父母的描述则多是从别处借用，能提供的信息也很有限。
陈廷一的《民国岳父——宋查理》陈廷一：《民国岳父——宋查理》，东方出版社，2008年。从通俗传记文学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很多故事带有“通俗演义”的性质，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是不少地方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而于醒民、唐继无的《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于醒民、唐继无：《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则是介于通俗传记与研究著作之间，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有想象的成分。
海南本地作家廖怀明的《根系海南——解惑宋氏家族》廖怀明：《根系海南——解惑宋氏家族》，海南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关于宋氏家族的资料比较丰富，可见作者参考了不少书籍。但是并没有从教育的视角去挖掘，更没有把宋耀如在美国接受到的“斯巴达—基督教”精神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挖掘。
吴景平、郭岱君编著的《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制作精良，有不少初次公布的珍贵资料，其中不少资料涉及宋耀如，对我们研究宋耀如有很多启发。
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也受其影响，召开了“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认真研究了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编的《宋耀如及其时代》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编：《宋耀如及其时代》，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9年。，发现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有些文章比较粗糙，似乎没有一条主线，整体上看比较散。
相比之下，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则整体性较强，且资料详实，参考价值较高。
我们还较为深入地研读了与此题密切相关的其他资料。民国陈铭枢总纂：《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法）萨维纳神父：《海南岛志》，《古典与现代》第二卷；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3），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李朱全主编：《海南名人与故居》，海南出版社，2007年；韩纫丰：《琼侨先驱十杰》，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1、2），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新华社参考资料，1985年；（美）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1985年；陈廷一：《宋氏三姐妹》、《宋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年；刘毅政：《宋美龄评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洪亮、姚岚：《宋美龄在美国》，团结出版社，2008年；等等。
至于《圣经》（简化字和合本）《圣经》（简化字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一卷）（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美国外交史》（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基督教要义》（法）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麦哲伦传》（奥）茨威格：《麦哲伦传》，叶芳来、曹继荣译，海燕出版社，2001年。、《西学东渐记》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留**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钱钢、胡劲草：《留**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等等，我们亦做了认真研读。
至于《圣经》（简化字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针曜诚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奥）茨威格《麦哲伦传》（叶芳来、曹继荣译），海燕出版社，2001年；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钱钢 胡劲草著《留**童》，文汇出版社，2004年；……我们计划2010年12月底出初稿。初稿如期出来后给胡艳秋和张亚萍两个编辑看，她们非常认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做了相应的修改。
第二次修订时，意外收到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文献研究第二辑》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这一辑收录了他们在亚特兰大爱墨蕾大学图书馆查阅林乐知档案，找到并翻拍的珍藏在其中的宋耀如致林乐知书信原稿5封，杜克大学珍藏的宋耀如致美国友人的书信6封和致其长子宋子文的书信2封，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主编的《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中收录的宋耀如致孙中山书信4封。一共17封信。，此辑收录了17封宋耀如英文书信及中文译注，非常非常珍贵。宋耀如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是第一手资料极其贫乏。我们侧重历史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但将个人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以后，个体生命的细微变化过程，因缺乏第一手资料，有的地方也不得不用考证、推理的办法来寻找其历史踪迹。未料，文稿交出版社之前，我们得到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真是天意！
宋耀如个案研究始于日，止于日，两年多一点。我的内心无法与之割舍，跟荣南兄没有哪一次的短信，没有哪一次的电话交流，没有哪一次的聚会，不谈宋耀如。两年多来，我们很辛苦。辛苦的原因是这个家族太不容易研究，宋耀如作为奠基人，我们得到的资料太少。宋耀如的人生传奇色彩浓厚，每一个地方都要我们用心去挖掘。
二、纠结不休的问题
我们去宋氏祖居，冲击是巨大的。
宋氏祖居·外景
从头到尾被一个农家的气氛所包围，纯粹的农家：都是犁耙、锄头、蓑衣、斗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农具，看不到一本书，更看不到书架，房子是平房——琼北的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农舍。房前一百米左右有一个水井，再前面就是稻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家和读书以及读书以后“学而优则仕”有关系，这幅景象对我冲击极大。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十二三岁离开家乡，一去南洋、到美国那么些年，回到上海与徐光启的后裔倪珪贞结婚以后，为何会造就中国近现代史上如此显赫的家族？这是我脑子里纠结不休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海南是宋耀如的根，是他的本，是生他育他的土壤。这个土壤完全不同于我所做的胡适、钱钟书、杨绛研究。宋耀如受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主体在田野。我们用了一个象征性的词叫做“放牛娃”。到底这个放牛娃如何吸取那个地方的营养？什么因素构成了他的精神结构，构成了他人格的完整，构成了他一生的坚守，构成了他根须的发达？确确实实需要做具体的、细致的、周全的挖掘。
一个少年，在那个时候坐船，如何渡过茫茫太平洋，如何渡过波涛汹涌的大西洋，然后历经风雨来到美国北部的波士顿？书本、课堂之外的经历对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地理知识从何而来？世界观念从何而来？忍耐心从何而来？海上的孤独感怎么去面对？
船到了南美洲，当时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由美国建成，自1914年通航至1979年间一直由美国独自掌控。还没有开通，必须绕过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那时出现了风暴，把船吹到一个有企鹅的地方。他的孩子们后来回忆，父亲经常模仿企鹅的动作。当时有一位老基督徒在船上，这个老基督徒在面对生与死的危急关头和别人不一样。他非常镇定。对于这样一种突发事件，老基督徒在生与死的关口，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的？这种态度、神情、内在的坚定如何影响整条船上的人？经过好几个月航行，颠颠簸簸到了波士顿。海上之旅之后人生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天宇之间的教育：有朝阳落日，有潮起潮落，有波涛汹涌。
宋耀如婶婶的弟弟把他作为义子，是为将来好继承自己在波士顿的丝绸茶叶店及财产。过继仪式一完，马上就动身到了美国，并给他请英语老师，以便练好口语做生意。他们只是很朴素的想法，万万没有想到，那个英语老师对美国历史了如指掌，特别崇拜华盛顿和林肯，有意把宋耀如带到波士顿的名胜古迹让他实地考察。英语老师看中了宋耀如，暗示他要成为未来中国的华盛顿、未来中国的林肯。
宋耀如一辈子也没有忘。
清末朝廷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幼童中有两个孩子，一个叫牛尚周，一个叫温秉忠。他们到茶叶店里买东西认识了宋耀如。这一认识就引出了很多很多故事。他们把怎么被选中，如何来美国，回中国要做什么，通通告诉了宋耀如。他们成了好朋友，来了一场美国版的“桃园三结义”。两个幼童激发宋耀如走读书之路。一个是中国的华盛顿、林肯，一个是茶叶丝绸店里未来的老板。矛盾异常激烈，宋耀如最后选择——出逃。
异国他乡，宋耀如逃到了一条缉私船上。船长刚好是虔诚的基督徒，宋耀如一五一十告诉他怎么来美国，英语老师怎么说，两个留**童怎么激发，自己是如何如何想读书。船长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就容许他在船上待着。在海南岛他干过粗活，跟哥哥下过南洋，能吃苦，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船长看中的就是这一点。
宋耀如不仅在体力方面是一把手，更重要的是跟着船员祷告、读《圣经》、做礼拜，跟他们完全打成一片。船长的好朋友卡尔将军是圣三一学院的资助者，他们就商量送他去学习，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于是就有了一个计划——把逃到缉私船上的宋耀如培养成为中国本土的传教士。
1880年冬天的某一天，宋耀如在北卡罗来纳州正式受洗，成为那个地方第一个受洗的中国人，当天的报纸提前作了预告。受洗后，他进入了卡尔将军资助的圣三一学院，同时也就教于达勒姆主日学校。
宋耀如就这样进入神学院接受严格训练，后转到范德比尔特大学。毕业前他还学了医。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多半都是医生，要治两个病：先治身病，看得见病他给治好；然后治心病，就是迷茫、松散、没有归属感、没有更高的追求的心病，通过传教义，来使人找到人生归属，获得重生。
1886年宋耀如被派到上海传教，最初非常艰难。
他侧重美国教育，对本土中国了解不多。一到上海他有很大的不适应。尴尬、无奈、失意和痛苦接二连三。最失意、最不得志的时候，他巧遇1879年某日见到的那两位留**童牛尚周、温秉忠。他们已经结婚成家，妻子都是徐光启后裔。三千金他们娶了大的和小的，留下老二珪贞还没有出嫁。这个不缠足，弹钢琴，学法文，学英文，非常开放，上海男人她不放在眼里的二小姐，一见到宋耀如——又矮又黑，又不英俊又不潇洒，一点也不飘扬的普通青年，一见就钟情。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宋耀如。
倪家的人脉非常广，与宋耀如的实干精神一结合，成就了亦教亦商的模式。在宋美龄的回忆录《祈祷的力量》一文1955年，宋美龄为台湾《读者文摘》第7卷第4期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中，她们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三、宋耀如如是说……
宋耀如个案研究的后期，我们得到了宋耀如的海外英文书信17封，这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对这个项目的细节做了明确的补充，而且纠正了很多研究上的问题。
“我离家已有六年。”
日，宋耀如给林乐知博士，就是未来他在上海的顶头上司写信，夹着写给他父亲的信。据“我离家已有六年”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2页。可确信他是1875年离开文昌。写给他父亲的信说“我于1878年与哥哥分别，离开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来到美国”同上，第263页……现在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即宋耀如1875年离开文昌，但不是从文昌到美国，而是从印尼去美国。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各要素中，时间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这一次得到确定。
去美国之前，宋耀如已经跟他哥哥下南洋有两年多时间。它是一个铺垫。说明他已经离开家，已经过上独立生活。不是直接从海南岛去美国的，是下过南洋的，宋耀如是有过生活磨砺的。
“我急于接受教育。”
写给林乐知和他父亲的信中，他重复用了一个词——“急于”。
“我急于接受教育。”同上，第262、263页。为什么逃离他义父家，最重要的是急于受教育。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神学院的教育。他是主动的、积极的，目的性很强。一个清晰的画面就形成了，和我们现在多半被迫的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在教言教，他在神学院接受全方位的训练，目的是当中国本土的传教士。
“我是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而得救。”
宋耀如明确告诉他的父母，卡尔夫妇待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住在卡尔夫妇的家，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父亲。生父在海南岛，义父在波士顿茶叶店，精神父亲是卡尔将军。宋耀如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圣三一学院、基督徒家里受教育——基督徒家庭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渗透式的教育。
“您要求我用中文写信，我已在纸上写了一些。”
给博士写的第二封信是日。林乐知明确要求宋耀如用中文写信。对此，我们不禁疑惑：宋耀如12岁多离开海南岛之前，有没有像有些书中所说，上过私塾，请了家庭老师，他母亲给他讲《资治通鉴》？如果12岁多的孩子受了这些教育，几年以后不会写中文信才是怪事。他是出于无奈，他接受美国教育，已美国化了，他的中文丢得已经没有办法给自己父亲写中文信。这封信也埋下一个伏笔。1886年他来到上海，与林乐知之间关系恶化，中国通的林乐知瞧不起中文极差的宋耀如，甚至于恶语相伤：“你根本不配做中国人！”
“我希望您能找到我的父亲。”
第三封给林乐知的信写于日。宋耀如接到博士给他寄的中文杂志，就是林乐知在中国编的中文杂志。他只能看一点，绝对看不懂中国经典。三封信都提到，他急切想找他的父母。无论走到哪儿，都忘不了他父母（父母有象征意义），千方百计想通过林乐知得到消息。他给父母写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就是那封英文信。后面为什么没有再写？因为林乐知并没有去找他的父母，也埋下了第二个他们后来矛盾冲突的根源。他那么急切想要了解他的父母，可林乐知因为忙或者别的原因，并没有帮他找到。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回到中国，并希望我自己能够为基督教作见证。”
一个准美国青年
——宋耀如
“我们都在为中国祷告，我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支持上帝，坐在上帝的右边。”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4页。因为，“上帝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上帝工作时，他将在他自己的王国接待我们，我们将在那个幸福之家和许多亲爱的兄弟姐妹一起得到永恒的愉悦，永永远远，……我希望他们（两个归国留学生）把我们主的仁爱告诉他们自己的人民”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4页……1881年宋耀如入圣三一学院，后来转到范德比尔特大学，他有明确的人生使命——回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
教育是人类的共同话题，永恒的话题，每个人都逃不了。有民族教育，有国家意识教育，有公共道德教育，有宗教信仰教育，等等。到底哪个层面影响人？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宋耀如说有一天要回到祖国，哪怕是基督教教育，哪怕是神学院教育，他都是明确指向回到中国。
最后一封给博士的信是日，他再一次告诉博士：“很渴望了解您在中国的巨大成就。”同上，第266页。他非常急切想了解林乐知和中国。“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您，并且承担起赋予我的责任。”同上。1881年开始在神学院学了三年后他明确说：“我要承担起赋予我身上的历史使命。”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博士，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作上帝的仆人”。
“请原谅我问您这么多。”
宋耀如几封信里都问林乐知：“中国有邮票吗？”林乐知在上海给宋耀如寄信用的是日本邮票，而不是中国邮票。宋耀如还问：“上海有铁路吗？中国有铁路吗？”林乐知没有回答他。宋耀如说：“我希望得到您的回答，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实在是搞不清有还是没有，希望您能回答我。”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7页。这与他后来的实业救国、亦商亦教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他对中国的实业，有没有制邮票的公司，有没有自己的铁路，非常关心。
他问博士，在上海的教会有多少成员是中国的弟兄，认识广州的传教士吗，海南岛传教的是些什么人等。宋耀如的身心被传教、传教士、主教、信仰包围，“在教言教”，他所关心的事都和这个有关。
“我们还得学习一大堆的东西。”
宋耀如在美国特别喜欢交朋友，交了一大堆女性朋友。通过交美国朋友，把自己融入其中，这是接受教育的一个方法。住基督徒家庭，和美国女孩子交朋友，他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不是局外人。他说：“我们的毕业典礼近期即将举行，我们还得学习一大堆的东西……我们要进行演讲，我们有很多社团活动。”
写给爱友安妮的信就更具体了：
我很忙，你千万要原谅我的怠慢！我没办法给你写信。因为每周有24小时背诵课程，那些课文特别难且冗长。“每个学期除了正常学习还有2000页的平行阅读要做，像课本一样也要考试。”“期末考试5月8日开始，22日结束。”同上，第268页。
一个人受教育的时候严格到什么程度，就会变化到什么程度。
另外，他说有一大堆的神像，都是没有生命的，到时候带点神像给安妮看看。他给他父亲写信的时候也说，小时候带去拜的那些神像是木头做的，木头做的神像毫无意义，拜一辈子都毫无意义。
他对没有生命的神像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有生命的神。
“我得把心留在华盛顿，而人却要去中国，你不认为这很糟糕吗？”
日写给安妮的第二封信非常有趣，很逗乐。前封是他忙得要死、学习紧张的时候写的，板起一副面孔，非常认真非常严肃。这封是在华盛顿休假的时候写的。密友之情在第二封信里跃然纸上。他说语言字迹知己之间一看就知道，第二封信根本不写抬头。信里逗乐说又爱上谁了：“我得把心留在华盛顿，而人却要去中国，你不认为这很糟糕吗？”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9页。“所以你看即便我想坠入爱河也没有机会。”“安妮小姐，我必须承认在达勒姆女孩中我最爱你。难道你不相信吗？通过给你写信，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感情。”同上。22岁的年轻人无顾忌的陈述。
“我觉得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有家的感觉。”
日宋耀如写信给安妮父亲索斯盖特先生。他给安妮父亲寄茶叶的时候弄错地址了，他说从来没有搞错过。他承认人的“非一贯正确性”。五年前跟林乐知写信非常客气，彼此不熟悉对方，对方是老弟兄，未来的顶头上司，非常客气，非常谦卑。来到上海直面现实，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大。宋耀如在神学院学了那么多，已经是见习牧师，回到中国传教却发现林乐知不是他原来想象的林乐知。一、林乐知不同意他回去看他的父母，要求他必须等到春节才能回海南岛。二、不派他在上海传教而是派他去上海的郊区昆山传教。三、给他的每个月的薪水只有十几块钱，简直是剥削。
宋耀如跟女友的父亲说：“是的，我再次走在生育我的这片土地上，但远不是家一样的地方了。我觉得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有家的感觉。”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70页。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林乐知离开美国时间很长了，在中国前后几十年，他已中国化了。而宋耀如刚刚从美国回来，不适应又不顺利，他已美国化了。这一个中国化的美国人和一个美国化的中国人在一起，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剧烈的。我们要诚实呈现宋耀如回到上海时的那种尴尬、那种无奈。
最后他说：“今天下午我感觉不好，信写到一半我就想结束了。”林乐知发号施令。宋耀如说：“我很不满，但我必须忍耐。……我就像老鼠那样，始终保持沉默。”同上。他说不想待在上海，想去日本传教。这是气话，他心情不好。因为原来他说要回中国当耶稣基督的见证，当上帝的仆人。
“没有人能认得出我来。”
宋耀如没等春节就擅自离开岗位回文昌老家。“我成功地看望了我的家人”，“家中所有的人都很好，他们看到我都非常高兴，尽管没有人能认得出我来”。同上，第272页。他一口的英语，没办法用中文交流。简单的几句海南话也许可以，深一点的就不行了。他已经变了，由原来的“放牛娃”变成一个传教士。
“我本以为会尝到枪药的滋味。”
他说：“海南本地人和朝廷军队之间发生了小小的战斗，在回海南的路上，我本以为会尝到枪药的滋味，但是战争离我的家乡太遥远了，未能尽兴。”同上。宋耀如有趣、逗乐，不总是严肃的。“宜昌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徒们给当地官员和人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只是给自己带来了毁灭。”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72页。他如实记录这一年在中国湖北宜昌发生的惨案。
“请给我寄些随便什么报纸来。”
在上海，希望女友的父亲给他寄美国报纸，在美国希望林乐知寄中国的报纸。宋耀如自始至终关注现实。
“万没有想到我们不能再相见于约旦河的此岸。”
给索斯盖特先生的第三封信是在日写的。这封信写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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