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返回顶部&/&【我心中的历史】——《大明的日落》 节选围观&·&&0评论&·&&0香蕉&/&&&/&&已收藏&/&&/&【我心中的历史】——《大明的日落》 节选
从万历开始的悲剧
&40多年前的北京城郊，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移动，伴随着众人的惊叹，神秘的明定陵向世界打开了！作为当时新中国政府主动挖掘的唯一一座帝王陵，定陵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其价值不仅在于墓中旷世绝伦的文物珍宝，更在于它背后带着的一个时代的故事，这个时代，就是墓主的统治时期开始的，晚明时代。晚明，即整个大明王朝日落的全过程，混乱不堪却也异彩纷呈。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时，看看大明的余晖是怎样淡去的吧！
& &故事就从定陵墓主，万历皇帝讲起。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著名的不上班的懒蛋，长年不上朝而被冠以“怠政”之名。在位48年之久，期间张居正改革着实掀起一场中兴的波澜，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后不久那些改革措施就被他都废掉，于是说好的“中兴”变成了明亡的回光返照。他在位时，发起的“万历三大征”让明朝在中国历史上都亮了，过程爽了一把却让明内部亏得几乎吐血；商业开放GDP飘红却因土地兼并严重导致阶级矛盾尖锐……万历一朝充满了纠结矛盾，就像他本人一样，喜怒无形，腹黑而懒惰，淫逸而忧郁…结果被史学家送了个“明亡自神宗始”的五星好评，也算是为孙辈崇祯分担些亡国之名的辛苦。万历是怎样接到这样评价的呢？我们先翻开它的万年臭名，从头计较，看看他不怎么美好的成长历程。
& &万历的童年是比较多舛的，因为痴迷道教的爷爷嘉靖皇帝一心求长生不老，又坚信道士告诫的“二龙不可相见”的歪理，竟真避着不与儿孙见面，也没有给孙子万历起名，这倒霉孩子直到怪爷爷死后，即太子之位时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朱翊钧。然而没过几年，父亲隆庆皇帝也因靡乱的酒色生活掏空了身体，早早晏驾了。年仅九岁的小朱正式君临天下，年号万历。
& &小万历虽年幼，但很聪明很有主见，有个故事讲，他刚继位时，有个先帝的妃子，犯罪了，因为她偷偷让人带着一只金壶出宫，在当时皇上赏赐的东西是要记录在案的，有使用权但不能据为私人所有，更不能带出宫了。面对此事万历的处理是：不予治罪，且赏银与她救急，但叮嘱她，缺钱我给你，先帝赏的器物不可带出宫的。——这孩子有思想啊！处理得十分巧妙，法、情两不误，还博了个仁德的名！可见他是很聪慧的，那这聪慧的娃后来怎就为明的覆灭剪了彩呢？
& &登基后的万历立刻受到三位一体的捆绑教育，分别来自母亲李太后，太监冯保，及首辅大臣张居正。史料记载李太后“教帝颇严”，若万历犯了错，便严厉训斥，甚至要罚跪，小万历对母亲又恭敬又惧怕。而太后是怎样知道儿子的表现的呢？来自照顾皇帝起居生活的太监冯保，万历喊他“大伴”，“大伴”形影不离地伴在万历左右，也监督他的一举一动。学习与工作，则是精明强干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亲自管理，教他治国之道、统治之术。在这样强大的团队管理下，万历逐渐长成一个尊听教导、熟知礼法的好少年。
& &然而，乖乖好少年万历在学会听长辈话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内敛、柔韧的性格，母亲、先生长年的捆绑式教育使他修炼成一个不愠不火中庸安然的淡定哥，这，决定了他在亲政之后的态度也是忍让温和的，所以在前朝大臣纷争、口水乱溅的乌烟瘴气的惊吓逼迫下，烦死了的万历干脆给自己放假了——“惹不得还躲不得乎”！
& &万历十五年，他正式宣布“静摄”，即不上朝，与骚扰他的群臣说“拜拜”了。
昙花一现的“万历中兴”
《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某个时期的国情：“中外乂安，海内殷阜”。乍看应是出现在王朝早期的太平恢弘的景象，而事实上，这是描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句话。是的，在明末暮气沉沉的最后生命里，还有过这么一段辉煌灿烂的“回光返照”，让行将就木的朱明王朝又奇迹般地矍铄了一把。可惜的是仅仅是回光返照，并没有起死回生，这场发生在万历年间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就称为“万历中兴”。
& &万历年间大明得以这番“中兴”，必须要归功于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万历朝初的内阁首辅大臣，同时也是年幼登基的万历小皇帝学习与工作的严师，《明史》评价此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就是说他精明能干，且城府极深——乃一代政客的必备素质。张居正正是凭着自己如此的精明和过人的才智，得到了小皇帝的敬畏和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尊重支持，小万历即位后，随着高拱的倒台罢官，雄心勃勃而强悍能干的张居正正式登上内阁首辅大位，掌控了朝廷政治中心的运作大权。针对明末国库空虚、政治废弛、朝政混乱的无数弊病，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 &张居正改革，简单说来就是经济上重新丈量土地，改善土地兼并严重的状况，颁布“一条鞭法”，将赋税和徭役合并，统一征收银两；政治上严格考察官员政绩，辞陈用新；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优秀将领，平外患固边防。关键的是，这番脱胎换骨一般的诊治，疗效很不错。官员队伍更新，官僚系统升级成功，强大的CPU带动国库的积银成函数增长，有钱了的大明帝国出门第一件事就是挺直腰杆，把以前欺负自己软弱而常来门口抢剩饭的邻居小倭一脚踹回他的蜗居。朝政又清明起来了！社会又繁荣起来了！看似日子又要美好了，然而有一帮人出现了，这个帮派的成员在每一场改革中都会准时上镜，名曰“反对派”。因为不管怎样的改革，都会触动未改前的受益者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就会想方设法破坏，理由无非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而张居正改革时，这些人还抓住了张居正的小辫子，其实也怪张居正为人不够居正，修齐治平的同时还不忘兴致勃勃地贪污纳贿，而且他还有件致命的软肋，即在他老爹过世时候没有回家守孝，仍热火朝天地奋战在改革第一线，这在那个礼教盛行的年代简直不可容忍。反对张居正的声音纷杂朝野。其实这也并没什么，惹了一群人嘛，最可怕的一点是，他还惹了一个人。
& &这个人是万历。
&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顾及这位小皇帝了，他在我们讲张居正红火改革的时候已经悄悄长大了，我们忽略了倒不要紧，可张居正也忽略了，他的皇帝学生已经走出幼年，进入到一个新年龄——“青春期”，按照科学的教育方法，这个年龄的孩子最容易叛逆，要需要鼓励和沟通，张老师显然没学过师范，仍旧以严厉约束的方式管教万历。最出名的是在一次“日讲”课上，这个课翰林院学士和内阁学士也是要在场参加的，少年万历在讲官的引领下读论语，有一句“色勃如也”的“勃”字，应读入声而万历读成了“悖”，这时有个严厉的声音破空响起“当做‘勃’”！敢这样大庭广众斥责皇帝的，非张老师莫属。这也太不给人面子了，何况人家还是一国之君！这只是其中一件事而已，说明张居正已然把训斥皇帝当成习惯，这在青春期逆反的小皇帝心里，不能说不留下阴影。何况万历是谁？腹黑老道嘉靖皇帝之孙，基因里也很狡猾，贵为天子的他心里恨了谁，早晚会讨回来。
& &用不了太久，万历十年，张大人积劳成疾，浊气淤血而生了痔疮……这貌似也不是要命的大病，但改革一线宵衣旰食的张大人怎能让这个阻碍了他的步伐呢！勇毅而敢于冒险的他令医生给他割除病根，放到现在就是个很小的外科手术而已，但在当时，由一个望闻问切的中医操刀上了手术台，割掉痔疮，张大人的胆识着实令人钦佩。手术应该是不太理想，因为他术后一直卧床直到去世。其实根据记载我猜想他的病没有痔疮那么简单，应该是肠病，痔疮为一并发症。多病齐发而要了命。
& &张居正死了！他改革时结的仇开始疯狂清算，举国上下揭发的奏折雪片一样飞向大权收回的万历，顺便弹劾张居正的盟友——万历的监督太监冯保，罪罪当诛。《明史》说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的收拾是早酝酿好的，其实我觉得并不如此，万历虽然对他的教育集团有意见，但大明江山的兴盛一直是张居正鞠躬尽瘁支持的，他一死万历难免心慌复杂。不过肯定的一点是，万历这厮绝对是个腹黑的主，有记载说一次张居正腹痛难忍，万历亲手给老师做了一碗辣面，劝其以辣攻毒。这是表扬万历尊师懂事的例子，我却相当怀疑这孩子的动机，上文也推断过张居正有肠炎之类的病，又引起了痔疮，肠炎痔疮吃辣椒以毒攻毒，个人认为万历是故意的！本就对折磨束缚自己的张老师怀恨的万历在各种弹劾声中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张居正一家下场悲惨，连死了的他都差点被开棺戮尸，一代功臣瞬间变乱臣贼子，改革大部分措施也逐渐被废殆，这一场可能会拯救大明社稷的“万历中兴”啊，让我想起来一首歌：“全都是泡沫~~虽然一下花火…”
& &摆脱张老师管教的万历得意万分，母亲李太后也渐渐退居后宫，他要独立了。独立之后接着就要“怠政”，我们也马上就要看到他龟缩进皇宫的瘪三奇景了。
& 明朝“名嘴”，气有浩然
& & 有明一朝，光怪陆离而异彩纷呈，辉煌灿烂却也饱受争议，提起明代，很多人会想起她那十几位性格各异的君主，他们的生活轶事被一代一代人津津乐道，宣宗斗蛐蛐、成化恋“阿姨”、正德一生游龙戏凤，还自封了个大将军的名号，嘉靖痴迷悟道、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大业、万历大哥死活不想上班、天启沉浸在做木匠活的漩涡中不可自拔……似乎明朝的大部分皇帝，若让他们选择他们宁可做点别的什么。这样一个天子不敬业的朝代，却也一步一步走过了300年的历程——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一方面大明天子虽然表面看起来特别不靠谱，但实际上还是一群很精明、很有心机的领导，不然在大明君主专制极盛的时代，皇帝真的啥也不管是不大可能的，《明史》的描述因为政治的原因是有一些曲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明代强大坚固的文官系统的支持，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官制到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完善了，各个部门的配合使得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正常运行。
& &在明代，朝堂之上，那一个又一个天才的文臣都不是好惹的主，他们不仅才华横溢，熟知理学，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惊人一致地秉承了前唐名臣魏征大人“直言敢谏”的优良品质，大概是宋明理学的成熟教育，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讲政治、讲正气、讲名节的官场文化，为了国家社稷敢于不顾一切诤谏与君王，且晚明更盛。这就为明朝培养了一批会说、敢说、能说的“名嘴”大臣。
& &我们的万历皇帝受“名嘴”之折磨是十分深的，跟他自幼形成的软弱性格也有关，他越软，大臣们就越是“猖狂”地向他进言提议，尤其是在张居正死后，朝政变得愈发乌烟瘴气，从“国本”之争到万历怠政，加上后来党政纷起，前朝就和菜市场一样，越吵越乱，大臣们都是有文化的“名嘴”啊，口水像箭一样射向无辜的万历，挑他的各种问题，这种语言暴力是很可怕的，气死人不偿命啊，有人可能会说，万历是皇帝啊，干嘛不用权力靠暴力使他们强行闭嘴呢？第一，万历，他是个有素质的领导，从小张居正教得很到位，不可做暴君以塞忠谏之路也。第二，就算使用暴力这些大臣也不怕，这些“名嘴”会无所畏惧地前仆后继，他们维护正义的精神是很执着的，最终倒霉的还是万历。皇帝很郁闷，但是没办法。
& &大明臣子有这样无下限唠叨皇帝的勇气是有制度保障的，那就是发展完备的言官制度，记得学明史政治部分的时候，言官制度就有好几十页。“言官”，顾名思义就是靠“言”为主要职责的官员，他们是负责监察、上书提议的，说白了也就是挑毛病的，明朝的言官主要是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主要负责的是监督官员、机构、一般决策等，监督范围较广，面大，六科给事中则是专门针对六部监督，专业性强一些，不过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常有交叉，也没太大分别。御史同时要负责监察地方，又被叫做“道官”，六科主管六部，也就是中央的监察，还有，给事中有封驳的权力可以否认皇帝的决策，又叫做“科臣”，我们通常知道的言官又称为“科道”就是这么来的。这么强大的言官制度是怎么出炉的呢？是明代开国老祖朱元璋在对前朝的监察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创立出的，这位苦心孤诣的老祖废了丞相大权独揽，可以专制的同时却导致一旦皇帝决策失误会使大政方针错误，他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和他一样宵衣旰食雄才大略，所以创立了这样的言官制度，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毕竟人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保证皇帝若有错误了能及时纠正。他还不放心，又立了《祖训》，告诫后代不可随意处死言官，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言官可以大胆地抱着《祖训》向皇上进谏。
& &除了客观条件的保证，明代官员还有主观因素的动力，那就是明朝那个时代十分讲求的“气节”、“名誉”，宋明理学在那个时代已达到鼎盛，靠科举走上官位的学子们，自然是受这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浩然正气留清风”思想的熏陶很深，这些明朝“名嘴”，现在看来一些行为似乎有些迂腐愚蠢，也有意见错误的给朝政添乱，而且真的让万岁爷很火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气有浩然，正义十足。我个人十分钦佩明代这士气之盛、死节之盛的精神风貌。他们不怕受罚，不怕丢官，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去维护内心执念的“正义”，著名的廉官于谦就曾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作誓死的捍卫。这些官员，他们执着倔强得惊人，却真的以一身不可磨灭的浩然之气领衔着华夏民族特有的气节，在青史上画下一笔气贯长虹的精神曲线。
& &只有明代，才孕育得出这样一群刚正不阿的士大夫，而也只有这些刚烈之士，才谱写出了泱泱大明这样一首荡气回肠的正气之歌！这是“天子守国门”的大明，是“君王死社稷”的朱明王朝。
明末那场“抗日援朝”战争
& & 讲起明朝打得最解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却也是“万历三大征”中最为惨烈的一场，便莫过於此役了。
& &说得经推敲一点，应该是“逐倭援朝”之役，因为那时候管日本还叫“倭国”（必须声明这并不是专门发明的侮辱性的字眼，而是古有称呼），而且以当时情况，我们倒还用不着“抗”。日本这个国家，在唐朝还极虚心学习，大化改新连街道名儿都改得和长安一样，但强盛一些之后的它吞并华夏称霸东方的念头似乎就没有断过，直到今天。而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这边对于这位野心惊人的邻居印象仅停留在“弹丸倭夷耳”，所以，当万历皇帝得到这个“弹丸”国将要入侵他庞大的大明帝国的消息时，是十分诧异和不屑的，他并没有太当回事。然而过了一年，朝鲜国王李昖向万历发来了求救信，大意是日本军已经占了我的都城，并且打算一路杀进大明，我现在正往北逃，要逃进中国了也麻烦你接收一下。这个李昖是个没什么本事的昏君，他只等着大明出兵呢。万历一看，玩儿真的啊，才正视起逐倭的大事来。
& &彼时日本，正值丰臣秀吉主掌大权，这家伙认真规划了一张吞并大明的蓝图，由朝鲜侵入中国东北，且立誓要在其发白之前征服中国，进而占领整个东亚（跟二战完全一个思路），甚至连迁都北京、北京周围的土地怎么分都规划好了。面对这样一份可怕的未来展望书和崩溃的朝鲜政府，万历不得不认真思索出战的事情了。
& &不可忽略的是，日方并没有像他们自己预想的那样神速入明，因为朝鲜政府昏庸但其人民还是全力抗日的，一股股游击队伍拖住了日军的步伐。万历二十年四月，日军登陆釜山，第一批调自辽东的明军同时跨过鸭绿江配合朝方作战，压根没把“弹丸”放在眼里的辽东军却被打得全军覆没。而不久又开过来的副总兵祖承训的队伍由于不熟悉地形也不幸大败。首战告败的大明上下一片震惊，紧急讨论后决定重整将领，点齐兵马，必须跟丰臣秀吉干场大的了。
& &此番挂帅出征的武将不是别人，就是前面讲过在宁夏平乱战功赫赫的李如松，出任东征提督。督战的文官是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这货是个草包，先到了战场的他磨磨唧唧跟也不敢贸然进犯的日军开始了谈判，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一心只盼着李如松赶紧过来。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也在休整试探，对方毕竟是大明啊。所以当李如松从宁夏战场千里挥师辽东，抵达御倭前线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团暧昧模糊的外交成果。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深知谈判是假，探底是真，他一面跟日本人周旋，一面积极备战。大战在即，不容大意。
&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军“临鸭绿江，天水一色，望朝鲜万峰，出没云海”，李如松挥师东渡鸭绿江，正面迎敌，身后是家国百姓，烈烈寒风拉开平壤大战的序幕。
& &平壤当时也是军事重镇，戒备森严，易守难攻。尤以东城墙坚固高大，也最为危险，当时“弹丸如雨，刀矛向外齐刃，森如猬毛。”而主帅李如松便在此战场亲自督战，他身先士卒，带头攻城，顿时士气大振，明军势不可挡，惊恐的日军大概也对这位骁将有所耳闻，调集精兵疯狂抵抗。相对于应对李如松亲督的东门，南边日军防御较为薄弱，因为他们遇上的是朝鲜军队，日军在与朝军作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自信，无所畏惧地等他们兵临城下——但是！来不及了，这群“朝鲜士兵”突然撕去军衣，露出闪亮的明军铠甲晃瞎了鬼子们的眼，这支队伍的将领就是首战失利的副总兵祖承训，他带领将士假扮朝鲜军麻痹敌人，当日军反应过来时，带着冲天怨气的祖将军已经神速攻下了南芦门。城北牡丹峰由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老部下吴惟忠带领，这老将在胸口中弹后依然勇猛督战，率部克敌，第一时间将制高点的日本军旗换成了明军大帜，使得城中日军军心大乱。城西普通、七星二门基本上是被轰开的，李如松曾在神机营做过副将，神机营专管火器，算是专业应用，一举炸开城西。平壤城战场积血成泊，箭矢如雨，在隆冬刺骨的寒风中定格成一组悲壮的图景，惨烈异常，令人心惊。
& &经过一日激战，明军歼敌过万，终于收复平壤，打得眼红的李如松就这样一路杀向汉城，却在快到汉城的碧蹄馆遭到阻击，伤亡惨重。这样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于是，刚才那个热爱议和的宋应昌又出场了，他跟日方达成了日退居釜山，朝鲜复国，李如松率军回国的协议。
& &要说丰臣秀吉真的放弃战争我绝对不信，他不过是去准备新一轮的侵略了，不仅是他，日本整个民族侵略称霸的心都只可能愈加疯狂。所以要把第二期战争根源都归在主张和谈的大臣身上，我们就把日本想得太可爱了，主张大臣只是造了导火索。这导火索是一卷册封书。中国这边压根不清楚日本的统治机构，不知道秀吉上面有个天皇和神明一样至高无上，更没认清这个民族巨大的野心，跟赏封周边小邦一样给丰臣秀吉封了个国王，这厮大怒，觉得受了莫大侮辱，以此为藉于万历二十五年，卷土又来。
& &鬼子再度进村，第二轮交锋开始，主将是杨镐，麻贵、李如梅等协助，有人问李如松哪去了，很不幸，李如松在这之前抗击蒙古时遭伏击，以身殉国，沙场未还。新上任的总指挥杨镐显然跟李将军不是一个水准，他领导的第一次蔚山战役本来可以是和平壤战役一样大胜的，却因队伍不整、军心不齐而战斗力减弱，加之后来日方援军赶到，胆小的杨镐匆忙撤军，阵脚大乱，使得这次战役明军伤亡巨大，不过激战下来日方也损失不轻，双方对峙。万历一怒把杨镐调回，换上了兵部侍郎邢玠，邢玠带着输输赢赢也没有大的进展，这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双方消耗战。
& &和日本每一场侵略一样，丰臣秀吉希望速战速决，一旦进入持久战，蕞尔岛国是撑不住的，更可怕的是，明朝的水军很发达，他们在日军供给必经的对马海峡截断了他们的后勤力量。补给充足的明军与缺衣少食龟缩的敌人抗衡，直拖到万历二十六年，丰臣秀吉死了。日方军士大概早就想回国了，以此为由想匆匆撤军，万历的最高指示随之下达：一个都不要放过。明军整军追击，斩敌无数，痛打落水狗，一路把侵略者赶回了他们的弹丸老巢。同时朝鲜复国，万历将完整的政权交还给李昖，不曾借此占其领土废其主权。这是大明之信，华夏之德，也是日本侵略怀野心者不能、也不可能理解的道理。
&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大明军队撤出朝鲜归国，逐倭援朝大战以明胜利告终。十五日，万历皇帝在怠政N年之后走出深宫，接受天下拜贺，并发布诏书：“……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这让我想起了汉武帝伐匈奴时说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以及唐灭东突厥记载的“突厥以失德抗有道…（我必）伐暴取乱”，千年以来，华夏民族沧海桑田，不变的却是这份睥睨四方、强而不霸的气度，自有非凡强大的国力，却基本是以友好尊重的态度对待友邦的，未曾大肆侵吞、掠夺周边小国，本不恃强凌弱，怀德对之，但若有暴乱者来犯，任其强大或是奸猾，我也必会匡正扶弱，全力征讨。正所谓不恃人不攻我，但恃我不可攻。
& &这种古老民族自强厚德的文化，是时间历史锻造出来的，威武不可亵犯，傲然而不霸横。当然自居天朝一贯自负的背后有其负面影响，但是在近代之前，尤其是这场朝鲜之役中展现的，是整个华夏不可侵渎、骄傲坚韧的精神，是一个大国俯仰千年海纳百川的伟大胸襟！
成功是一袭华美的长袍，掀开就会看见虱子
上期我们讲完了万历三大征的过程，胜利的结尾还是十分欢喜的。万历三平西北、东北、西南的巨大魄力解决了相当大一部分棘手的国防问题。的确，作为一个边患十分严重的王朝，大明从建立之初就在不停地处理此类事件，几乎所有皇帝都遇上过，比较著名的有明成祖朱棣多次亲征漠北、瓦剌折腾的土木堡之变、正德平鞑靼还有东南戚继光抗倭等等。在这样一个边患迭起的时代，朱氏集团的一代一代总裁却秉承了一个相当一致的默契：有冲突基本考虑的都是怎么征讨，皇帝养成了“专治各种不服”的暴脾气，这个朝代，创造了“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的奇迹，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它不仅是个成绩，更重要的是代表了种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万历三大征之后，骄傲而满意的万历皇帝不厌其烦地莅临处死战犯的现场，让自怠政以来受过的气一吐为快，让天下都朝贺他这位全胜的帝王至高无上的威严——无限风光啊！
& &光亮越强的地方，影子也越黑。风光的背后，总是会有伤口。
& &万历大哥在为他空前的军事里程碑洋洋得意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冷静地回望一下大战之后，他千疮百孔的社稷，有没有记得谦虚地思考一下这场战争我们有多少漏洞呢？
& &他显然没认真想过。就连他的大臣们，还有很多后人也没有认真想过，大家都被这所谓“远迈汉唐”的闪亮成果所吸引，很难看到这风光背后难以愈合的伤口。如今，我们就来分析看看，除了胜利的喜悦，这三大征究竟还给明王朝留下了什么？又暴露出了怎样的“旧疾”呢？
& &先说经济，给大家一个数据，《明史》记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帑金，指的就是国库中的钱。）计算一下，三场战争花去了一千多万的国库存款，相当于横征暴敛情况下的明末政府大约一年的全部收入，这个数字是比较可怕的，若不是万历小时候他老师张居正为他积累下的雄厚财政基础，这仗是很难撑下来的。但是张居正已经去世很久了，再也没有一个那样强大的宰相给他来一场“中兴”了，经济已经到了很吃紧的阶段，但是国家依然到处都需要用钱啊，明末自然灾害奇多，赈灾的钱哪来？灾荒年月民变就多，镇压民变的军费又从哪来？都是大问题！更有后来，女真崛起，辽东军饷又要出……三大征留下的经济危机不容小觑。但是纵观整个战争过程，万历似乎仗着自己财大气粗，没有很刻意地节约下点滴费用，相反，他是带着一种炫耀、甚至调皮的心理去打仗的，这体现出的还是我们曾经说的，万历本身责任感的缺乏，每场战争都是以惨败为开始的，接着调换将领、重新重视才得以胜利，这其中固然有官员无能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帝国的决策者，万历没有为国用支出有精打细算的本能，是他的失职。如果这场战争更谨慎一些的话，应该不至于费这么多钱。肉疼啊。经济的内伤是万历三大征很突出的后遗症。
& &再说军事，虽然这三场战争都赢了，却并不能说明军是强大的，因为每一场都打得用尽全力、精疲力竭，是勉强撑下来的。平哱拜，最后不得已用了下策，放黄河水淹了人家才赢的；逐日本，是拖啊拖，拖得丰臣秀吉死翘翘了，趁机歼敌的；就连收拾一个西南山区的小土司，都是输惨了以后，把出国作战的大将调回来才胜利的。所以细看看反而暴露出明军的作战能力其实很疲软，而且不同的地方水平相差太大。曾经戚继光、李成梁等训练出的军队是很硬，但其他地方草包就很多了，比如哱拜就是因为看见宁夏的明军跟自己差太远才坚定了造反的念头。一个人庞大帝国的国防能力这么脆弱，万历注意到了吗？如此勉力完成的大型征战，明军要休整多久才能恢复战斗力？如果还有第四场战役，他们还撑得住吗？当女真的铁蹄踏燃辽东新的烽火之后，外强中干的军事就要暴露它真正的不足了，而且刚刚杀完十年大仗的军队，也疲惫得厉害，没力气再战了。这，也是三大征无法忽视的大创。
& &还有中央，朝政。战争让我们发现，明朝的政府还真是不乏白痴，一个比一个会说，说的都是错的；理论家遍地都是，能实际作战的寥寥无几，代表人物：魏学曾、党馨、石星、江东之等等。这反映出的是万历他手下的官僚队伍真的很腐败，他长时间躲在紫禁城怠政，这官场能干净得了吗？官场不干净，直接影响的就是军队的战斗力。腐败，贪污，万历年间军饷不足、将士哗变的事情不在少数，那么重视边事的万历皇帝不至于按着粮草不给供应，只能说是官员谋取私利，底层士兵苦不堪言，试问打仗何来动力？而这些还没有人及时管，最高领导人长期罢工，他不了解这前朝有多乌烟瘴气，也就任由底下该贪污贪污，该涣散涣散去吧。他心里更多的是他自己懒惰自私的本性。万历三大征，他没有百分之百怀着巩固边防的目的去战，尤其是后两场，还是带着一丝所谓“天朝上国”皇帝的傲慢炫耀的心理，不是很在乎过程是不是最合理，效果是不是最好，他更关心结果，试想一个几十年不愿迈出宫门一步的皇帝，两次登上城门欣赏处死战犯的场面，你不是脚疼得不能下床吗？！你不是心悸头晕不能见人吗？！砍人这么血腥的场合你见得了啊？……所以，万历把这场征战，竟放了乐趣在里面，他享受这种俯视败将的快感，他陶醉于这种几乎变态的成就感。万历能领导三大征胜利说明他很精明很有能力，可这并没法让他配得上一些研究者给他的“功过康乾”的评价，只能说明他对这个感兴趣愿意管了。我们客观理智地读读这个受争议颇大的皇帝，会发现事实才是最公允的评价证据。
& &这个皇帝，有着识人用将的慧眼，也有把握大权的心机，却太缺少了一个统治天下的帝王应有的胸怀大略，太缺少了一个高度专制政权的君主必要的责任感，也太缺少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决策者关键的忧患意识。作为皇帝，万历不够称职。这是胜利背后最大的阴影，也是对比看来，人们突然发现这天天睡觉的头儿其实是握紧了大政方针，惊讶佩服下，而忽略掉的事实。
& &之后的日子还得过啊！三大征的风光能满足精神，可造不出来饭吃。留下的巨大财政赤字要补啊，怎么补呢？神宗盯上了潜力无限的“采矿业”，他准备从这里下手了。
为什么万历没能带大明走进资本主义
& & 关于万历外派矿监税使的行为，有人拿它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做比，因为矿监税使是从工商业下手，是因明末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举措，而一条鞭法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快而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进步的节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想，这是截然不同的。张居正的条鞭法是很温和的，他利用了生产逐渐商品化的规律，简单来说，无论是农还是工商，货币都要比实物更加方便，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颠覆，但是基本上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经济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 &而万历的矿监税使可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说万历这样拿工商业开刀，是为了弥补明代税收的畸形，因为明代税收规定依然倚重农业，在工商业方面很欠缺，万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高瞻远瞩地准备把国家从倚靠农业的大坑中向工商业（类比下西方近代的情况）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却受到了满朝尤其是东林党的猛烈抨击，只有宦官朋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在这条孤独高冷的路上走着，一个叫田口宏二郎的学者甚至说：“宦官们在征收各种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虐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
&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和众人想法步调一致的是普通人，比众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众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众人想法早两步，那就是神经病了。万历在明末就能用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从倚重农业转到倚重工商业发展，开启我国近代化历程，不得不说是早了两步。而且居然还带领着一批“忧国忧民”、同样高瞻远瞩的宦官天才进行经济改革大业！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过去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 &一些经济学家为万历喊屈，说他的增收矿、税其实是总体商业税的增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改倚农而重工商是大势所趋。这样所谓的重视工商的行动，在经济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类社会，人文环境，并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单一。我有一位导师曾经大批过某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改革经济措施的时候，没有把人文和社会整体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就是问什么历史学家大多对万历的矿监税使采反对意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怠政、连张居正改革都能说扔就扔的君主，这家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业税”这种意识，最多有一些朦胧的感觉，也是建立在因为工商业兴起、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出发点上。
& &我可以试着为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史实，我们就知道他的矿监税使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了。明末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因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产品除了供给生活需要，还有结余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易，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些更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为生产商品而运作的部门，典型的就是东南苏浙一代的纺织业，明代著名小说系列“三言二拍”里就体现了这种部门，因为纺织技术纯熟，逐渐扩大规模，并雇用人员来为其生产，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这种雇佣关系和生产现象，就被定义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另外，因为航海业的进步，我国沿海一代也常有前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有了外来的交易。因为这些变化，就连农村也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状态了，相互交流变多，货币也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君子爱财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个末等地位的少数人群，手工业、商业，跻身入行，这样的大势之下，就连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几分对金钱的热情。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派出矿监税使，为他在这些新兴的矿业、工商行业开辟新大陆的。这样看来，蛮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我们的万历大哥还是很有远见卓识呢啊。
& &不过，万历应该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脑海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他只是带着一点隐约的感觉，觉得民间这些变化应该是可以给他的财政收入做些贡献的，他也没敏感到用什么改革手段给他的庞大帝国脱胎换骨，不然就不会派一群宦官折腾百姓去了，这些只晓得捞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宫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会转型的目的去做变法大计的。本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举措，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我们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愤的景象了。
& &不是说出发点还是很有远见的吗，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这样不对，那应该怎样呢？
& &其实我们给大家展现的明末的新变化，仅仅是对比从前完全农业、工商比例极小的状态，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转型，还差得很远很远。资本主义萌芽，顾名思义，所谓“萌芽”是多稚嫩的样子啊，商品经济虽然进步，但是并没有形成市场，没有集聚效应。明末的工商业发展比例十分不协调，基本只集中在东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门类单一，规模有限，广大的内地农业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观念也只停留在传统封建意识上，虽然对商人的鄙夷不那么过分了，却依然保持着“士农工商”的古老记忆，就连因工商发家的富人，也会想方设法广置良田，尽早摆脱工商身份。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著名的历史课题，叫做“李约瑟难题”，大致就是疑问，为什么古代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没有率先走进近代化，这个问题的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国人甚至说今天的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农业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多么顽固有力，而因这种自然经济创造的上层建筑，也同样难以撼动。可以想象明末的经济发展，有类似于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化，在强大的传统社会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此时利用这样稚嫩的新型生产状态增加什么商业税，开始促进什么资本主义进步，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个社会接受不了，发展压根没到那个水平，皇帝也没那么神话。不要用现代的眼光去思考当时的事情，我们需要还原给史实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权利给事件一个公允的评价。
&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队伍抢劫一般的征税，无论如何都受不了，这可不是我们今天日渐成熟的商品市场，而且下到民间就又与初衷相背离很多，难保农民、官员不受害。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疯狂的矿监税使之风下，山东临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帮破产了三十六家，绸缎商三十二家，倒闭了二十一家，各种商店只剩下个别苟延残喘。而工商发展最欣欣向荣的天堂城市苏杭，也因税使大肆压迫民变突起，暴动频发。本是怀德治国的万历皇帝，却不知民间疾苦，一味用暴力坚持着他祸国殃民的荒唐搞钱计划。&
& &万历的错，就错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着自己的想象下旨，虽说他的“怠政”并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却无疑失去了一双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为经常夸大其词，小题大做，也让他失去了对官员们起码的信任。我愿意相信万历不是一个一祸害苍生为目的的君王，他是怀着给自己修宫殿造陵墓的私心，也准备从商业税下手搞一个新局面，但绝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毁了他朱家的江山。但是事情下到基层，万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为一切还好，没有言官上书得那么可怕，而且矿监税使带回来的银子实在是太可观了，让他更不愿意放手。这个腹黑的皇帝拥有着老练精明，却被骨子里无法抑制的贪婪拖得不愿挪动。
& &要知道发展商业，资本主义进步的路必须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到人民和历史因素，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慢慢推进，想要通过明末的“萌芽”就进军到西方近代化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 &他的矿监税使，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无捐”的坏印象了。
如何评价万历皇帝的48年？
&萨尔浒之战败了之后，敲响了万历的丧钟，成了他眼角最后憾恨的泪水。
& &他再也没有力气去唤起天下跟着他大战一场了，连朝廷上下也开始忙着张罗太子要登基的事宜。虽然女真的肆虐让万历心里很是痛苦焦虑，但这个只能加速他的消耗。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这个充满争议色彩的皇帝终于驾崩了，享年五十八岁。
& &万历如愿以偿地睡进了他一丝不苟地修建了几十年之久的定陵，成为他朱氏一行天子里，陵寝最为奢华的一位。要说这个懒惰的皇帝，对自己是真心不错，毫不马虎地给自己准备身后的处所，他活着有一半精力是给自己准备怎么更舒服地去死。但是要说他为他的江山，赶不上对自己四分之一好，一辈子都由着性子来，五十年也没长出来承担责任的肩膀。他给儿子留下的，是堆积如山的外患，是冗杂沉重的军费，是怨气冲天的百姓，是空空如也的国库，还有凋敝废弛的官僚政治，和一个虎视眈眈的努尔哈赤。这个自私随性的家伙，应该和法国的路易十五很谈得来吧——“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
& &他的随性，让废弛的废弛，而关注的却会得到成功。比如，“万历三大征”的战争。
& &那该是明神宗一生最闪亮的自豪吧。他的散漫之外我们不能忽略这个皇帝可称“伟大”的作为。三大征打赢了，边事就宁静了，虽然花了很多力气很多钱，但保住的是国家和民族，有人说是这三场战争拖垮了明朝，在女真兴起辽东时再也打不动了，所以断送了朱姓江山，但是此时用光力气是为了打跑日本人，经此一役，令日本三百年不敢贸然犯边。而趁此空虚灭明入关的满清政府，三百年后的甲午战争，却再也没有了万历“虽强必戮”的坚强。当这个取而代之的政权用台湾和琉球换来日本撤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们笔下的正史中这个“亡国之君”面对日本入侵，是怎么表现的呢？
&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做皇帝的，长了一副好头脑，接了一身好衣钵，受了一番好教导，却实在没有发展好他应该发展的，没有对得起所有人对他的美好希冀。概括来说，就是他身上从头缺到尾的责任感和上进心，也许是被官僚系统逼的吧，不是连汉武帝都起过“放弃朝政，歌舞酒肉享乐去也”的念头吗，然而汉武帝只是愤而发泄，万历却认真去贯彻落实了，做人都不能凡事纵容随心，何况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呢。天下多少人都在骂他，他已经全然不在乎，只是留存着某个角落还时不时提醒自己一句，你还有个国家。万历的一生似乎都是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子当中度过的，
& &他抛下一切逍遥的后果，就是他们朱氏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正在慢慢地移向万丈深渊，他带着这个熠熠发光的朝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不爱他的子民，不爱他的臣属。他的民间像是有默契一样，灾荒人祸不断，自然灾害和世界末日到来前夕似的，一串接一串。在最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时，万历的团队只有用日渐腐败和废话连篇对待受灾的百姓，当时又正值经济转折，可能发生社会转型之初，他也没有合理的应对措施来迎接这个新的时代。当蠢蠢欲动的边境要问鼎中原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再保护那脆弱的国门了。他把数不清的麻烦留给他的子孙，他也用这些麻烦画就了大明的日落图。
& &这个君王，控制了执政以来的基本平衡局面，他，有能力。
& &这个君王，却没有担当起掌舵天下的重任，他，不称职。
& &这个君王，也折腾得他祖宗传下来的天下走向悬崖，他，太荒唐。
& &他是一个“荒淫怠政”的“圣明君主”，一路上我们都在探讨他，看他的腹黑深不可测，看他的贪婪无底深渊，看他的懒惰四体不勤，看他的精明运筹帷幄。我想给他一个最公允的评价，却发现写到这里已经无法再定义什么，定性什么，看到万历这个闪耀着复杂光辉的字眼，莫名地会掠过一丝别样的惋惜。最后让人觉得，这只是个很“真”的人，一个普通而可爱的平凡人，有着数不清的缺点，人们批他，却是因为他对不起头上“明神宗”的皇冠。话又说回来，皇帝这个职业，也实在是太难做了，自古以来那么多干这一行的，有几个是像模像样的呢？我们不如在最后把神宗放下来，用朱翊钧的身份再做一次对话。
& &万历的一生，应该是很累很累的吧，他没有朱棣那样对王位饱满的热爱，也没有正德游龙戏凤朔北江南的玩乐性质，他一直都呆在金碧辉煌的帝都小圈圈里，辗转反侧，思来想去。不像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更像个和大臣斗智斗勇的孩子。自私和贪婪，这个人性很常见的缺陷，在他的身上便会放大一万倍，变成荒唐怠政、横征暴敛的严重后果；而精明和强干，在他的发挥下也变成了华夏民族怒反侵略的代表。脱去了龙袍，才能卸下历史沉沉的定义，揭开一个真实的他。
& &我们的故事，从定陵开始，也将从定陵结束。
& &四十八年，像一场颠沛流离的梦，一路上仆仆风尘坎坷不断，终于闪着黯然的星火走到了尽头。再多的纷纷扰扰，也都化作世俗的繁芜了，再也不用翻开那些恼人的奏折，再也不用忍受天下人的嘲讽，再也不用处理无尽的国事了。在那一段，他的年号最后命名的时光。
&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
& &夕阳映透了天边，映透了定陵苍远的背景，映透了他曾经的天下，大明王朝。红得像血，却凉得骇人，这个在位时间最久，也最为传奇的君主，荡尽了一生的尘埃往事，是非成败转头空，只剩下他这身后深深长长的定陵，不见了什么怠政什么三大征，只见得没了白天的“明空”。
东林党：从公知到党争
& & 自古学术严肃谨慎，政治复杂黑暗，二者似乎少促交集，甚至高冷的学术界经常反感和政治搅在一起。我们耳中也不乏某某学者大咖放掉政府高官的鸽子的故事。而明末，有一个群体却成功地将二者结合到了一起，而且发展得欣欣向荣，天下闻名，那就是东林党。
& &说起东林党，不管是懂不懂历史的人应该都耳闻过他们这鼎鼎大名吧，这个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种文化，也代表了自古以来褒贬不一的观念，对于大众来说，东林党也许是个很神秘的存在，我记得在我真正了解到他们是什么样一个组织之前，听到“东林党”这三个字，我会有种莫名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像是听到江湖上神秘的杀手团伙）。有人说他们是民族浩然正气精神的代言人，有人说他们是喊着忧国忧民实则祸国殃民的伪君子，不过，东林党的创业史很简单，最一开始就是为了喷世骂政而已。他们的“祖宗”叫顾宪成。
& &顾宪成的官方履历应该和“刚直不阿”啦、“天下正义”啦分不开吧，毕竟算是个正面人物。而事实上，能搅和起朝政大乱的英雄人物，光有正义之心是不够的，开始的顾宪成，是个胆大包天的愤青。当时正值张居正改革，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言论纷杂冲突激烈，但反对的声音基本上被“铁血宰相”张居正用大棒和辞退令压着。作为初涉朝廷，梦想着反抗强权、为国忘我的顾宪成，便秉承着呼喊正义的精神跟强权压人的首辅张大人对着干，至于张居正的主张对不对，那无所谓，反正我和你反着来就对了。总之一句，凡是张居正作出的决策，顾宪成都坚决反对，凡是张居正的指示，顾宪成都要始终不渝地批判。
& &这样一股脑跟主流对着干的青年，逐渐在愤世嫉俗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看不惯朝廷上的很多人和事，望着天下布满张居正改革如火如荼的痕迹痛心疾首。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那么不留情面的宰相大人，怎么会允许这样一只坚定反对他的愤青存在呢？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顾宪成官位太小，人微言轻，不管怎样咬牙切齿地诅咒改革措施，对张居正来说也不过是千里之外某些人的自言自语罢了。然而，夜以继日地对着世道BB的顾宪成也不算失败，在吏部工作的他加上有一根灵活巧妙的口条，人脉打理的是相当成功。他的愤青情结感染了一大批和他一样心气郁结的同胞，这些人有的是利益被张居正改革侵犯的，有的是在朝廷或多或少受了闲气的，还有的纯属欣赏顾先生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的，大家因为愤世而惺惺相惜，因为才华而济济一堂。
& &说到底，顾宪成就是看张居正十分不爽，对他的改革不屑一顾。可是到了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了，又还被反攻清算，抄家夺谥，改革项目也随之废殆，对张大人恨之入骨的顾宪成是不是可以阳光灿烂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顾大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直言忠谏的重责，张居正反对完了还有千万不合理的事情等着他去挑毛病，他不肯给自己借口休息，也不肯给朝廷一个安宁。顾宪成把目光投向了新的内阁，新任首辅王锡爵荣升为他新的征讨目标，顾大人不遗余力地重新开骂，旨在批判相比张居正忙改革时显得碌碌无为的工作状态。这一番争斗，王锡爵和张居正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的拥护派和反对派很快闹得不可开交，此为党争的开始。紧接着，大家迎来了大明六年一度的“京察”，就是每六年要考核审查一次京官，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奖惩、去留等问题。本来朝廷就乱七八糟，这一个可能裁掉对手扶植友党的大好机会，官员们岂可放过？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混乱，那是党争形成的标志，也是晚明祸事的起源。作为吏部管理人事工作的顾宪成，在这一场京察斗法之中，表现异常突出。《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记载：“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这就是积累人脉的重要性啊！具体顾宪成怎么做到身为一个小官却可左右京官审核这种大事、趁机剪去敌方羽翼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结果就是，他成功了。
& &后来的国本之争，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顾宪成，还有其他一批气势汹汹的言官跟皇帝斗争，互相斗争。其实在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件事上，大家基本上是同仇敌忾跟万历在斗法，但是别忘了万历更多的是在怠政，为了躲避他们这些言官的口水，为了充实生活他们只好展开了互喷行动，争论是马上立太子还是缓缓慢慢来。看似争论的主题简直没什么意义，完全没有面红耳赤的必要，但是争论什么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争，是吵，只要能吵出来输赢就行，这样才能现出来优势，才能搞到更多的权力——这就叫党争。
& &顾宪成，一直带着心怀天下的盾牌在战斗，似乎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天下黎民苍生。俗话说“人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顾宪成这样愤青的行为终于有一天不能继续下去了，他的人脉朋友圈作用可以在跟朝臣们吵架时发挥，但如果碰上皇帝就不好使了。幕后老板万历在一次处理人事工作的时候，发现吏部居然违拗他的意志，而作用最大的就是顾宪成，这是抗旨啊！找死的节奏有木有！可怕的是，万历在处罚顾宪成之后，出现了潮水般的奏疏为顾大人求情，万历在这件事上没有懦弱，反正他也不喜欢看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愤怒固执之下，一举把顾宪成贬为了庶民。我们可以理解为，万历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嗅到了党争初期的味道，顾宪成这家伙搅和得六部之首的吏部都敢和皇帝叫板了，所以出招治了他，也算是收拾党争的表现了。
& &被革职为民的顾宪成虽然离开了异彩纷呈的官场，却没有结束他和那里的联系，十年后，他出资修复了一个破败的书院，开始在那里讲学，讲的都是程朱理学孔孟之道，却在其中不免混杂了大量他在朝廷摸爬滚打积累下的主观意志，没变的还是他愤青的本质。自古末代高产愤青，加之顾大人从前人脉极广，来听他讲学的人络绎不绝，当然，也都是混在官道上的人居多。这个顾宪成讲学的书院也闻名遐迩，它就叫东林书院。东林书院看似只做学术交流，却因为参与其中的人身份不凡，跟政治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日的东林书院，弥漫着一股愤世嫉俗的味道，是一群怀着政治意图的民间会所，成员复杂凌乱，却有着求同存异的信仰，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呼唤主流正直的群体，是这个时代的救世主，缭乱的人际关系却在朝堂之上体现出默契的一致，在言官吵架的时候划出明显的阵营，他们都是东林书院的忠实学子，他们需要团结争夺自己的权力。
& &然后，学术上的东林书院，随着影响越来越大，到了朝堂之上便逐渐有了个更霸道的名字，东林党。
& &始作俑者顾宪成，是为了报复朝廷吗？我倒觉得不至于，他是真的打算讲讲学、发发牢骚罢了，只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东林党的力量一日日壮大起来，这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大明门外的努尔哈赤
东林党和阉党的互掐我们暂时放在一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党争祸国的行径就此完结，只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乱咬，而是门外火烧眉毛的危急——辽东。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关注这位“老朋友”了，而他在大明的门外也一直没有闲着。努尔哈赤在萨尔浒的完胜之后信心倍增，与明军交手数次让他更坚信了这个队伍的可征服性，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他慢慢不再满足于抢掠个把战利品，而是把目光完完全全地投向朱氏皇族光环下的领土，甚至是他们所有的权力。在大明内部的官僚场上斗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努尔哈赤则不遗余力地利用抢掠来的财物扩充着自己的实力，让前朝一团混乱的大明，辽东后院也战火纷飞。我们可以大致来看一下萨尔浒之后努尔哈赤都打了些怎样的仗。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开原战役，基本上还是萨尔浒原班人马出战，明军奋力抵抗，双方僵持之下，却因为开原城内出了奸细，打开城门，使努尔哈赤带领的后金军队夺门而入，导致开原城失守。而据记载城内军民坚贞不屈，从垂髫小儿到耄耋老人都纷纷自缢殉国。我很纳闷这样一个重气节的地方怎么会出那么一枚奸细！果然是个别鼠粪可以坏一锅好汤。
与开原战役同一时期的还有铁岭战役。铁岭这个地方很是敏感，虽然现在说到它大家都会想到的应该是赵本山或者小沈阳，但在几百年前的当时，“大城市铁岭”是一个家族的宗根所在地，那便是赫赫有名的辽东将门李氏一族。李氏将军在大明史册中出镜率可不是一点半点，平女真有功的李成梁、三大征中所向披靡的李如松、还有其兄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桢都是典型代表成员，一家战将汗马功劳。然而这一家保家卫国的战士，却在后金骚乱的辽东问题上有相当反面的表现，因为长期驻守辽东，李家难免和邻居努尔哈赤有着暧昧的和睦，在双方交锋时李氏将军总也不愿意积极抵抗，一定程度上助力了女真的壮大。而这一次铁岭战役，主将杨镐依然任用了李家的儿子李如桢，他觉得努尔哈赤打到李家的老窝了，你跟努尔哈赤关系再好他在你家门前放火你总不会坐视不理吧。但是杨搞错了。李如桢真就没有回老家救火没错这样地淡定！跟努尔哈赤殊死搏斗的只有驻扎在当地的队伍和民间游击组织，但是最后还是被一个城内叫做丁碧的副将背叛开了城门，后金军涌入，屠城。几天后李如桢才装模作样晃悠来，铁岭早已失陷。女真同年八月歼灭叶赫部。至此，辽沈门户大开。
开铁失利让那批将领全部下课。辽东混乱的局势换上了新的经略熊廷弼。《明史》记载这个人名声不太好，因为他不太文明，经常粗鲁地骂人，一路看来明朝的故事，经验之一就是做人千万不能槽点过多，熊廷弼那么爱骂人自然有更多的人骂他。在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言官给骂下来了，换上了新的经略袁应泰。一番人事调动勉强完成，就迎来了努尔哈赤对辽沈新一轮的进攻。这一场战争是可怖而悲怆的，沈阳主将贺世贤奋勇抵抗，终不敌。连满清人都对他的忠坚表示了敬佩，最后明军全军覆没，却也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损失极大的努尔哈赤为了泄愤，在沈阳整整屠城三天，彻底血洗了这座“顽抗”的城市（残忍至极啊）。而攻克辽阳时，因为沈阳战役调取了大量驻兵，留下的士兵已经不多了，袁应泰袁经略亲自上阵，激战难分胜负。让战争转折的依然是努尔哈赤情报技术学校的优秀学员，几名内奸在辽阳城内夜乱放火，趁机打开城门放入大敌。辽沈陷落。
看到这里各位是不是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每一场战役都有些许猥琐内奸参与，并且发挥了转折性的巨大作用。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努尔哈赤超前的情报系统了，若问奸细技术哪家强？首屈一指女真的努校长啊！那一句“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的传说倒是早就在近代碎成渣了。实力之外，后金靠着这种背后的阴暗手段也是巧取不少。
努尔哈赤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关系，莫过于和铁岭李氏一家，虽然李成梁弄死了他父祖好几辈儿，二人并不能说没有因此结缘，李家既然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李家盘根错节在辽东、在朝廷的势力成员怎么可能不给这货面子呢？后来除了李如松战死善终，李家兄弟也都因此牵连治罪。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论断李家叛国，种种迹象也表明他们关系非一般。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大明不是个相当重气节的时代吗？怎么还会有奸细存在？这样问有点天真了。事实上，越是这种看似忠贞的时代，败类越是显眼，别看朝廷里那些扯着嗓子喊仁义的士大夫，其实很多都是装 B 党党员，你就看投降了满清的有多少就知道了，这些人吹牛扯淡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其实满脑子就是为了自己明哲保身，虽然拿着老朱家给的俸禄，却时刻准备“弃暗投明”，而且文臣武将都有，前线的更是，为了自保他们随时可能给自己换个东家。在努尔哈赤攻城的过程中就是这类人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即使大部分军民都坚强不屈不惜以身殉国，但这种人不用多，只要在关键时刻，一两个足以。足以帮后金作弊取胜。努尔哈赤的幕后英雄啊。
在节节败退的辽东战场，任是再淡定的统治者也淡定不了了，何况朱明王朝还是一个相当刚烈硬气的王朝。彼时的辽东已是一片残败，山海关外基本上都是后金的势力范围，一个曾经扬威西洋、远败倭寇的大国被逼到这个地步也是够了。大明那个残腐不堪的朝廷上，再次掀起热烈的讨论，一派主战的大臣（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官）怒喊着“此仇不报非君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要继续反攻；一派则是比较冷静的官员，主张暂时退回关内，坚壁清野，他们是了解形势的，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太好打。怎么办呢？天启心里也很烦恼，他当然想收复辽东洗雪国耻！但是看之前的战况似乎毫无胜算，甚至连能督战的将领都没有，那些喊着死都要战的大都是走路都抖瑟的空想大战主义，窝里臣子打得不可开交，后院努尔哈赤已经拆了围墙。天启连做木头凳子的心情都没有了，他相当没有出息地拉着首辅叶向高的袖子哭了起来。如此愁云惨淡下，竟有一个身影慢慢走近，说他愿意赴任辽东。
天启抬起婆娑的泪眼，几乎不假思索地点头同意：
“袁崇焕！就你了！”
撇去夸张，用史实还原袁崇焕
& &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是百年难得的优良将领，最后却惨遭凌迟是千古奇冤；有人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为了功名不惜牺牲军民，实为大明的叛徒；有人说他是东林党的余孽，有人说他是投笔从戎的豪杰……无论如何，袁崇焕这个名字与“争议”和“传奇”是分不开了，自明末至今，关于他的话题真是没有断过。袁崇焕的故事也在百家之口中百折千转。
& &今天看来，多数的票似乎都投给了“民族英雄”的正面形象，因为《明史》是向着他的，无数叹惋歌颂之辞为其昭雪哀悼。而也有一些观点坚持说袁崇焕是个叛徒，满清修的《明史》说服力好像是差了那么点，条条框框列举得也很理直气壮。阅读不同的观点时可能会或多或少受些影响。我记得在我初中时候，读了几篇类似“哭崇焕”这种的文字，立刻也唤起一丝悲怆矫情的共鸣，还为这个根本弄不清怎么回事的古人洋洋洒洒了一篇习作，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想起来都惭愧，其实那时的我只以为袁崇焕是明朝的一个将领，为大明抗清打了好多胜仗，却因为遭人陷害竟被千刀万剐，这昏庸的皇帝啊，可怜的袁大英雄！直到后来开始专学历史，认真去看史料去思考，才发现，历史的客观真相是很曲折的，袁崇焕远远不是单纯的“叛徒”“英雄”可以概括，借个别例子一言即蔽之的那应该说是文学艺术作品，要叫“历史”严谨性就不足了。& &因此，一直以来在百口众说下的袁崇焕，夸张成分实在太多。那么真实的袁崇焕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先尽量撇去夸张虚构的成分，用客观分析还原这个传奇。
& &明军在广宁战役后，算是被努尔哈赤悉数赶进了山海关，我们那有种的天启直接急哭了，因为此时举国上下只有满口空言的言官，没一个能坐镇前线的武将。袁崇焕就是在这个时候华丽登场的，时任邵武令（从七品文官）的他果敢地站出来，表示愿意赴任辽东以身报国。这对于一筹莫展的天启来说无异于上主的福音，破格提拔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秩六品）。刚上任的袁主事为感知遇之恩，马不停蹄便赶去了山海关实地考察，不久后回来了，考察心得是：“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这对于朝廷来说简直是太棒了，朝野上下谈辽色变，这小子不管是吹牛还是真有本事，敢说这话就是相当可贵的。因而朝廷立刻提拔他为兵部佥事，给了他一笔银子送去了关外。
& &一介书生，小小文官……有多少人是认定了袁大人是有去无回的啊。
& &但是袁大人是打算自己回来、而且把辽东也带回来的，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辽东的实际。请大家回忆下上次我们的内容，明廷在因为保守山海关还是扩击关外而争论。那些比较了解形势的军官大都同意留守山海关，当时主事的王在晋就持这个观点，他主张在距山海关很近的八里铺修筑一道“山海重关”，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家里木头门外面再加一道防盗门一样道理。但是他的属下袁崇焕不太同意，因为袁大人觉得山海关已是险要重地，根本不是什么“木头门”，这个防盗门加得相当没必要，而且关外的广阔领土就这般拱手相让，真真是极窝囊的。于是袁大人以此反对意见上书弹劾他的上司王在晋，他说，驻守之地不应该在八里铺，而是应该在二百里以外的宁远。结果，袁大人赢了。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大咖的支持。这个大咖叫孙承宗。
& &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在朝中地位是很高的，身为东林党人的他，在魏忠贤横扫天下的时候竟可以独善其身没被扳倒，可见天启对他的看重。此次孙承宗从内阁出面，调任辽东经略，还得到了天启御赐的尚方宝剑，他十分欣赏袁崇焕固守宁远的看法，所以一到辽东就开始着手修筑宁远城。宁远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环山环海，易守难攻，这里筑城只要不是豆腐渣工程，防个四五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事实证明满清的军队就到进了北京城的时候都没破了这道壁垒（他们是绕过去的）。然而在宁远城修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孙大人有麻烦了。还是党争那摊子破事，因为他是向着东林党方向的，魏公公自然看他不顺眼，但是天启护着孙老师啊，魏公公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拿出一贯的党争策略：骂。要说晚明这言官是威力真不小，一波一波阉党党员轮番在中央BB孙大人的坏话，而能帮孙老师骂回去的东林同志早就被魏公公铲得干净了，虽然天启没具体表示什么，但是受到多方排挤的孙承宗在此逼迫下，不得不提出了辞呈，告老还乡。走的时候，他表示很相信袁崇焕，但也有一分马蹄南去人北望的忧虑，从此这里就剩下袁大人了。因为新上来的辽东经略是阉党的高第大人，高大人不会打仗也不同意筑守高危的辽东，事实上他也根本不想来辽东，但是迫于中央安排不得不赴任，他刚来就以“关外必不可守”为由，把孙承宗苦心安排好的宁远以内的据点能拔的拔掉，打包带走，夹着屁股撤回了山海关。
& &高第的撤退自然带动了宁远的骚乱，宁远城的驻军在人心惶惶之际，袁崇焕出现了，并且掷地有声地向着城内涣散的军民喊出了他那句著名的宣言：
& “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乃一人，愿独卧孤城。”
& &这句话是很振奋人心的，我一定不会离开，哪怕只剩我一个人。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宁远城还有一万士兵驻守，这里注定孤独且危险，不仅因为高经略跑了而且没有给他留援兵的打算，而且关键是，努尔哈赤要来了。那时候东北缺粮，努尔哈赤蠢蠢欲动，几次出动要来抢大明地盘上的物资，他们知道那家伙要来了。
& &讲到这里，这一段事实就列完了，下面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我个人持有的观点是，时值此，袁崇焕还真是一个一心想报国守土的有志青年，他固然有着作为书生文官的意气倔强，但是这倔强不是什么坏事。对袁崇焕持负面看法的观点是这样的——这种想法觉得重修八里铺退回山海关才是留得青山在的长远打算，而筑宁远城纯属袁崇焕和孙承宗急着要功名立业而劳民伤财的自私愚蠢，袁崇焕不过是一介书生，目光短浅，而孙承宗则这只老狐狸知道他修宁远是扯淡之举，他告老还乡不是魏忠贤逼的，是因为努尔哈赤要来了，走为上计。并且后来的宁远大战也是袁崇焕为自己掩败为功的（这是后话之后再说）。
一开始我还有点信了。后来越看越觉得扯，因为这说法甚至没法自圆其说。我不懂军事，不太清楚当时那个战况退山海关好还是驻宁远好，但是我知道山海关是北京最后的防线，而宁远袁崇焕修得关宁防线坚守到了大明灭亡的时候。另换言之，以明朝那种宁折不弯的主流态度，是很难接受退到家门口不抵抗的，这种隐忍做法倒是让我想起满清在甲午战争后把北洋水师都缩回威海卫的怂样，这对于大明是屈辱的，它选择了扩驻宁远才是正常。至于孙承宗和袁崇焕纯粹为了个人建功立业，这说法太狭隘了，要知道当时全国也不过二十位总兵，在辽东挂掉的就有四分之三，危险至极，这俩人要就寻思着功名利禄这点胸怀，是不可能到那鬼地方玩儿命的。且不说袁崇焕，单说孙承宗，贵为内阁大臣天子之师，若早已认定宁远之举是错误而在努尔哈赤来之前跑路，他犯得着远跑到辽东往那浑水里再搅一把吗？闲得去东北观光？至于袁崇焕，我认为他能说出“官此必死此”的话，就可以推翻了上文那种阴暗的推测了。
& &说到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崇焕是抱着一颗保家卫国的心走上辽东这个危险重重的舞台，他把希望寄托在宁远，他愿意用生命守卫这片属于大明的土地。在天启名下无数只会喷口水的草包子中，袁崇焕显得更为可贵，而且更因为他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有“官此必死此”的精神，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在说、但只有袁崇焕做到了的，这点我们必须敬佩他。
& &目前为止，袁崇焕充其量是个勇气非凡的修城工程师，还不足以称英雄或叛徒。下一次我们就要迎来他的成就与败笔了，之后的袁崇焕会出现怎样的转折呢？
崇祯皇帝的朝廷
& &讲了好久的人物故事，这次终于要回到咱们大明王朝中心的男猪脚身上了，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惦记那个年轻皇帝朱由检了吗？从前面的故事中，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崇祯的日子着实不好过，层出不穷的流寇和日益壮大的皇太极，世界末日一般的灾荒和岌岌可危的政权，任何一个都是挑战崇祯精神底线的大刺激，我真的觉得这个小伙子整个人没有崩溃是个巨大的奇迹。面对全国令人惨不忍睹的局势，崇祯和他的大臣官员们又是怎样表现的呢？崇祯的朝廷和他的天下一样没有让大家失望，它相当对得起观众地呈现出了混乱到精彩的局面，将一个末世的萧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 &先说小朱面对的整个摊子，他爷爷万历费了毕生的精力把国家整个系统整垮，他的哥哥携手魏忠贤把剩下的部分继续毁掉，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一堆废墟用最快的速度恢复成广厦良殿，当然，这期间还有无数不断给他捣乱的外力。看起来这孩子基本上是做不到了，他能做的。就是尽力修补，延迟他的帝国灭亡的脚步。他很想，可惜的是，他没做到。他做的只是加速了这个时代的终结。
& &首先，崇祯表现出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焦急。他的焦急是可以理解的，内忧外患像大山一样沉重，白天看完一车一车报忧的奏折，晚上估计是夜夜辽东入梦来，而且别忘了，他也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搁今天都是未成年人，再是出自皇家的冷静，也无法拥有颠覆时间的老辣，他带着刚刚走出青春期的稚嫩，大脑里是和同龄少年一样的冲动火热，虽然他做梦都想把事情处理好，但是强烈的渴望只会让他的内心比原来更为焦虑，这种焦虑表现在朝堂之上，就变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武断。你们可以想想五六十年代大跃进的味道。崇祯自扳倒魏忠贤后，收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五星好评，这个皇帝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试图更快更好地向天下证明自己还能干出更好的事。比如他任用袁崇焕的时候，急得诏书一封接一封往袁老师家快递，恨不得袁崇焕马上就能披挂上阵，再比如洪承畴保卫锦州的时候，他猴急地给下了一封进兵的诏书，让洪承畴别无选择，贸然进兵，结果松锦战败，洪承畴还叛国了。他还是太缺乏一个君王应有的冷静和成熟，遇到事情靠着自己的直觉和想象，一个冲动就下令，然后要求他的朝廷以超能量的速度做完，做不完就发脾气。
& &这样的焦急，给崇祯一朝的政治造成了比天启时期还乌烟瘴气的局面，在崇祯眼里，这帮大臣吃他给的俸禄就都应该是万能的，如果做不到万能，那就一定是无能，无能就应该挨罚。大臣们发现崇祯任用你的时候，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很高，但是让他觉得你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完美时，他会毫不犹豫将你摔得很惨很惨，所以大部分官员开始采取一种庸庸碌碌不加作为的策略，以求安宁。看着这些大臣日比一日的麻木，让急得跳脚的崇祯更加怒火中烧，他坚信这帮臣子都是傻比，于是比以前更为严苛地对待百官，如此恶性循环，崇祯剩下的，便是焦虑到狂躁。
& &如此狂躁，导致的下一个性格缺陷就是多疑。《明史》评价他的一句话相当合适：“性多疑而任察”，多疑到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干掉魏忠贤之后，他的朝廷并没有就此安宁，东林党卷土重来，党争问题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依旧如火如荼上演，不久之后，也就是在崇祯二年，朱由检就因为不信任朝廷官员而重新启用宦官了，是的，就在他咬牙切齿地发誓整死这些死人妖后的第二年。他用宦官干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当眼线。因为他怀疑那些生理正常的官员背着他不好好干活，贪污军饷，于是他派出了太监监军，就是监督军队的事宜。崇祯二年末，他让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任九门提督，那正是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挥师救急的时候。之后，太监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任上。当年决心灭阉的是他，现在重新用阉的也是他，没什么矛盾，只是因为这个皇帝只相信他自己的直觉，他太多疑。
& &在崇祯一朝，对与错就在他的一念之间，他对于内臣的再度信任，让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文官和太监的斗争，体现在对军务的干涉上面，这些太监多半没有文化，心理也比较扭曲，看看卢象升的死，就是典型的错误。
& &除此之外，因为地位的特殊，整个帝国都掌握在这个冲动的年轻人手中，崇祯的胡思乱想直接后果就是整个天下的遭殃，他想着想着，感觉文武百官都是贱人，这些贱人没一个可信的。到了这种变态程度，崇祯只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挑几个不太贱的人，什么方式呢？官方叫法是“枚卜”，大白话叫抽签，皇帝神神叨叨拜天祭祖一番后，摸出来几个写着官员名字的条条，帝国高等公务员的挑选就算是完成了！不要觉得扯，有个很出名的文人钱谦益就曾被这样枚卜过（如果你没想起来他是谁的话，钱大人有个夫人叫柳如是~）。然而因为党争，这个枚卜名单常常被操纵，所以整个过程比你想象的还要扯。扯淡的开始总会有一个更扯淡的结局，崇祯发现，他的官员还是那么不靠谱，于是他一遍一遍地让这些上任的大臣滚蛋。
& &这个皇帝，他多疑到在短短十七年执政生涯中，把百官之首的内阁阁臣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五十次！后人调侃这叫“崇祯五十相”。宰相尚且如此，更别说六部了，他换眼底下的文武比换袜子还勤，如此流水一般的统治集团，怎么能高效呢？可悲的是崇祯一直没发现自己的问题，他到死都在气急败坏地怨怼他的朝廷，将一切责任推在“诸臣误我”上。
& &当时北京城有民谣讽刺温体仁就任的官僚队伍：“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简单粗暴的话背后却是真谛——这朝廷，已经是腐败不堪，毫无操守，形同妓馆了。
大明王朝的“世界末日”
& &我记得两年前，也是大约这个时候吧，被传闻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而2012那一年，全球居然也很配合地发生了许多人为的非人为的灾难，就像大难的前言，更让人开始怀疑是不是人类的日历真的会在此终结。我的同桌整天忧心忡忡地跟我商量造一艘诺亚方舟的大业，不过她的宏图构想很快被我们经济史教授戳破了：“要是现在这就算是世界末日的前兆，那早在明末人类就该毁灭了。”
& &的确，明末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灾害的高发期，从万历年开始，自然灾害的严重乃史上少有，据陈关龙先生的统计，明代农业自然灾害共有575次，而万历至崇祯朝就高达150次。万历朝一位官员冯琦曾经描述当时的情形，灾祸在西北地区先横行，人民不得以吃土来果腹，河洛地区次之，人民开始吃候鸟的粪便，紧接着山东、湖北，乃至鱼米之乡的江南都连连遭灾，老弱病残的尸体填满了沟渠，身体稍微好点的也只能四处流离，却也不知该去向何处。如此可怕的景象，到崇祯朝达到顶峰，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列一个表，可以感受下崇祯在位短短十七年间，各种灾荒是多么频繁：
& &更恐怖的是，这些水灾、旱灾、蝗灾、瘟疫，往往一个地区发生某一种灾荒，连锁反应就会带动另几种反复出现，接踵而至，不给人喘歇的机会。比如，以陕西为例，陕西省的地方通志记载，崇祯元年八月起，全省遭霜雪灾，庄稼冻死大片，紧接着第二年，米脂大旱，榆林大旱，西安大旱。这样的冻旱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饥馑，人饿，其它生物也饿，七年秋，便是全省范围的蝗灾，漫天的蝗虫让本就已萧条死寂的西北大地更是饿殍遍地、惨不忍睹。而蝗虫刚平，冬月又遭地震，伤亡不计其数。尸横遍野，不及掩埋，于是瘟疫又起，彼时“草木俱尽，人相食”，死人压着死人，臭气熏天。
& &这还仅仅是陕西一地，当时全国四处都是这般骇人的灾情，包括北直隶以及皇帝住的京师。我常听老人们说，再苦不过六零年，1960也不过如此了吧。
& &这像不像“世界末日”呢？
& &显然，明末的老百姓不可能听过什么世界末日，他们只知道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为了躲避灾荒，找点吃的，大批大批幸存下来的饥民开始流窜到外地，甚至外省，这就又造成了明代著名的“流民”问题，大家想想，一大群饿得骨瘦如柴而且可能携带着不知名瘟疫的灾民到处晃悠，必然会成为社会严重不稳定因素。何况全国各地都在遭灾，逃到哪似乎都不是个头。有读者肯定会问了，那政府呢？明朝的政府就不管吗？不是不管，是管不了。崇祯和他的百姓一样捉襟见肘，国库少得可怜的存款，大部分又都拍到辽东跟后金玩儿命去了，哪还有多余的钱呢。更何况，明末官僚体系腐败到极点，就算挤出来赈灾款，层层盘剥之后，也所剩无几了。如此看来，就算崇祯有心关爱他的子民，也是杯水车薪，心有余而力不足。
& &这样软弱黑暗的政府怎么还能存在下去呢？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想不通，尤其是那些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流民，他们带着同一种的愤怒集结到一块，这庞大的队伍怀揣着同一个梦想——填饱肚子。其实自明中期起，就已经有吃不饱的流民凑在一块闹事了，但是因为规模有限，都没成什么气候。不过到了明后期，灾害和愤怒已普遍为全国范围内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刁民”闹事，而成为团体性的大型农民起义，并最终真正送给大明王朝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末日”。
& &背景介绍完毕，让我们再回到咱们的故事中吧。崇祯刚一执政，饥馁导致的民变最严重的地方便是上文举例提到的陕西，因为灾害频仍，流民量大，绿林好汉一声号召，便有成百上千的饿汉响应，几天便可聚成一支数量可观的起义队伍。像这样的队伍零零散散分布在黄土高坡的各个角落，他们各有各的名号，什么“神一魁”、“一丈青”、“虎王”（参看明代畅销小说《水浒传》）比比皆是，他们劫杀衙门，哄抢粮草，各种疯狂报复社会。一时间朝野震动，连远在地方的县官都听说了这里“流寇猖獗”，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武之望因无力镇压而畏罪自杀。陕西就像第二个辽东，谁都避之不及。
& &崇祯很生气，在他眼里流寇不过就是一群“刁民”，怎么说都是自家手底下的存在，怎么就治不了了呢？皇帝一发威，吏部不敢怠慢，赶紧找人填补三边总督的空缺，找谁呢？这个人叫杨鹤。
& &说杨鹤你可能不知道，不过他有个儿子，叫杨嗣昌~杨鹤怎么就被点击到了呢？不是因为他多能干，而是因为这个人性子太耿硬，得罪了不少人，如今有这么个没人接的鬼差使，杨大人自然成了吏部首选。所以同志们哪，平时做人一定要小心，不然就是这般光景。杨鹤接到调令时有点懵，他倒不是不敢去，而是不知道怎么做，从万历年起他就是干文官，哪平过什么农民起义呢？不过崇祯对这个安排倒是很满意，事实上安排谁他都满意，这年头，皇帝最大的捉急是只要有人干就行，他对杨鹤安抚了一番，直接送去了黄土高原。
& &杨鹤大人果然没有辜负他文人的高贵出身，面对残破萧条的陕西大局，他依然不忘用儒家“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指导思想作为行事方针，提出“清慎自持，抚恤兵卒”的战略，即招抚流寇，顺其自然。这文人只道是流民也是大明赤子，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还是会从良的。他不知道，这些“赤子”早已成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亡命之徒，你不给他生活的保障，对全家都死光的灾民讲一大把忠孝仁义，无异于放屁。
&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杨鹤，他不招抚也没别的办法，当时崇祯二年，三边的军队都在袁崇焕那边跟皇太极死掐呢，想动武都没力量。招抚工作一开始还挺奏效的，陆陆续续有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来向政府投诚，领了抚恤粮纷纷解散。但是，不久之后杨鹤就惊恐地发现，那些本已答应回归良民的流寇首领，在回去几天后又重新集结起队伍，跟朝廷对着干了，如此“背信弃义”之举在儒学夫子杨鹤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你看，不是我说文臣百无一用，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些流寇就是要吃饱肚子，你今天给他一袋米他走了，可明天吃完了他还得造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扬汤止沸。
& &杨鹤在陕西工作的失败令崇祯相当生气，这个年轻的皇帝再聪明也毕竟孩子心性，遇事先急躁，他从来都是不关心过程只在乎结果的，杨鹤给了他这么个结果，他直接将这个老官革了职，扔到了江西袁州。崇祯变脸像翻书一样快，只要是他感觉到风头不对了，哪怕曾经无条件信任，也会立刻撕逼再见。对袁崇焕是这样，杨鹤也是这样，还有后来很多人都是。
& &陕西，像一只不断折腾大明后方的手，因为那里灾荒太严重了。还记得上文讲的一个遭灾地方叫米脂吗？听说米脂出美女。不过这时米脂更出名的不是美女，而是一个汉子。
& &一个叫李自成的汉子。
李自成是个什么样的人
& &上回我们讲到了明末赶上了世界末日一般的灾荒，而年轻的崇祯皇帝，在被关外折腾得焦头烂额之际，又迎来了因饥荒走投无路而揭竿而起的流民大军，这灾荒闹得最严重的地方，莫过于陕西，陕西造反的流民大队已是遍地开花，愤怒饥饿的人民经常去县衙闹事，崇祯三年，就在陕西米脂这个地方，一大群饥民又集结起来冲进了政府大院，他们干了一件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人民干的很相似的事，就是攻占了县衙官署的监狱，把那里关押的囚犯都放出来了。这些被放出来的犯人，其中一个在明王朝的命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名字，叫李自成，是因为在土豪家的门口小便而被扔进号子的。
& &当然，当时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文明欠缺的小子将来会指挥着千军万马跟朝廷对着干，不过他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振臂一呼。是的，就是一呼而已。不要觉得这个举动很普通，当处在人群中和周围的人一样枉然的时候，你敢不敢、会不会毅然站出来也俨然一个首领告诉大家，听我的我有办法？能这样做的肯定不是平庸者，大部分人都是跟着疯子起哄，麻木随大众之流。因此，在一群无头苍蝇一般的饥民中像个灯塔似的招呼大家“起来啊起来”的李自成，便显得格外高大了。这一撮人，可以说是跟着李自成造反掀翻朱家老字号的鼻祖力量，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 &老话说得好，大树底下好乘凉，李自成这一行杂人单靠自己显然是太薄弱了。不久，他们就找到了可以抱大腿的“大树”——名号“不沾泥”的造反头子张存孟。不沾泥的反龄已有两年，是造反界的前辈，李自成个人认为在他帐下供职前途无量，他在这里做了一名小队长。不过不沾泥将军很快就让李小队失望了，他在与平叛明军遇上时，很怂地投降了。李自成一看，这棵大树大是大，可是根基不牢，必须另找东家方是良策。他带着残余的小队一路逃窜，找到了另一棵大树，那就是时称“闯王”的高迎祥。
& &现在提起闯王，大家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李自成，其实这个名号最初是李的上司高迎祥的，他只是后来才继承了而已。当时，高迎祥实力还是比较非凡的，他带着一支庞大的流亡队伍，在陕西境内浩浩荡荡游窜，很惹眼，基本上属于造反行业的精英人士，这样的存在自然会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大明的平叛军队开始一波一波问候闯王的老巢，说到底还是一群杂牌小寇的他们怎么可能抵得住国家正规军的打击！这些被逼的无处遁逃的流民只好决定放弃起家根据地，转战中原。
& &崇祯六年，天气非常寒冷，冷得黄河都彻彻底底冻住了，使这支造反的队伍得以踏着厚厚的河冰离开陕西，跨入河南地界。河南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个好地方，因为这里灾荒也很严重，更多吃不上饭的灾民加入到他们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流氓团伙中来，而当地的地方官，面对如此骇人的十几万大队，能做、或者说敢做的便十分有限了，而且他们大都拥兵以求自保，避免惹祸上身。于是造反大队最初在中原大地上如鱼得水，像瘟疫一样自由肆虐。如此嚣张的行为，无疑是在崇祯皇帝血红的眼里又揉进一颗沙子，他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
& &崇祯七年初，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率领各路集结起的朝廷官军挥师南下，专门平叛。动荡细胞扩散太快，已经进入内脏部位，必须要靶向治疗了。事实证明，不管是高迎祥、李自成还是张献忠，他们的造反理念就是有一天算一天，打我我就跑，不打我就闹，一旦碰上硬碰硬的战役，绝壁是一击就散的渣渣，就看朝廷击不击。统一指挥下的平叛官军所向披靡，那看似庞大唬人的造反军很快就被打得溜回了老家陕西，跑到汉中一个峡谷中时，李自成被官军追上了，走投无路的他和他的同志别无选择，他们投降了，留得青山在嘛，回头还是一条好汉。
& &陈奇瑜对于李自成放下屠刀投案自首的觉悟感到很是欣慰，这个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深谙“仁者爱人”的道理，加上李自成痛心疾首地表示造反非我愿，实在是饿得不得已，陈大人便高兴地接受了这些土匪的投降。我一直觉得陈奇瑜的做法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虽然后来剧情发展证明他此番放虎归山的举动真的很脑出水，但是，作为朝廷命官，或者说同为天下子民，相煎何太急啊，陈大人肯定是不愿意大肆屠杀这些可怜的农民，如果有一个权宜之计，必然会成为当下首选。
& &崇祯七年六月，造反一行接受招安，跟着陈奇瑜的官军从峡谷中出来，准备被遣返回原籍。刚出汉中，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昨天还痛哭流涕向大明表忠心的李自成突然率领他的人马砍死了来迎接招抚他们的官员，并顺手攻占了猝不及防的西安城。和杨鹤当年的感觉一样，陈奇瑜无法理解，说好的归顺呢！说好的一起玩耍呢！是的，李自成就是在逗你，肚子填不饱的时候你给我讲什么仁义礼智信，不管谁说的还不都是有几远死几远吗，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君子，我就是一介草莽！
& &草莽再次逃脱，崇祯真的生气了，他再也不愿顾及这些人是不是他的赤子，他派出了一个很硬的人出任兵部尚书，专力收拾民变，此人将会在之后的故事中有更高的出镜率，他的名字叫洪承畴。洪承畴硬，就硬在绝对不和闯王部众废话，敢造反直接大刀往上呼，呼得这帮流寇四下奔逃，从陕西逃到河南，接纳了一批新的饿死鬼后，又被赶到了皖北。那天正是正月十五，起义军给崇祯包了一个“大汤圆”：他们杀进了凤阳。凤阳是老祖朱元璋的老巢，还有朱家的老皇陵在，这些土匪们一点也不客气，直接刨了老朱家的祖坟，还把皇陵享殿烧了个精光。
& &崇祯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作为一个天子，居然能在自己统治的地方被刨了祖坟，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他立刻派出了新的硬汉——孙传庭，卢象升。再加上洪承畴，这几个剿匪大将可谓是专家，他们像一条皮鞭，毫不留情地抽向在帝国版图上折腾的造反队伍。崇祯九年，高迎祥的队伍终于支持不住了，他的手下本来就是些乌合之众，抢口饭吃而已，现在被朝廷打得四分五裂，基本上没什么心情追求大业了,他们纷纷在明军的追击下投降了。到了崇祯九年，高迎祥被追得就差地遁了，终于在马召原这个地方，因为部下背叛引来明军，闯王非常悲惨地落网了。闯王被捕可不是像之前接受招安哪来哪去就行了，他带着人惊扰了皇帝几年的睡梦，更大逆不道地刨了朱家的祖坟，崇祯毫不犹豫地将他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 &高迎祥死了，他的队伍也七零八落，眼看着造反大业就要崩溃吗？有一个人当然不允许，这个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属于坚决不投降派，反正他投降估计也是被凌迟。他呼吁高迎祥的残部也不要放弃，我们不能扔下闯王的事业走人啊！剩下还苟延残喘的部队大约还有七万，他们被李自成再一次的“振臂一呼”感动了，这些顽强的汉子立刻拥戴李自成为新一届的“闯王”，继续与朝廷作对闯天下。
& &余孽未尽，崇祯还是睡不踏实，于是负责剿匪的官员杨嗣昌制定了一个“十面张网”的强力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闹腾最厉害的地方为正面战场，另外还有山西、四川等六个侧面战场，一共十面，力求围剿大成。在如此隆重的接待下，李自成的日子越发难捱了，他被明军挤得无处藏匿，终于在崇祯十一年时候，在陕西潼关收到了重创，洪承畴和孙传庭将他仅剩的人马逼到死角，大有不除不罢休的决心。在与大明优秀的将领和军队交锋后，李自成已全军覆没，他丢妻弃子，狼狈地与十几个铁杆逃进了河南商洛山中，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做十八骑入商洛山。
& &历史上的李自成就是这样，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小农将军，并不像评书里说得那般所向披靡，他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产物，要说江山易主的谋略，这位李闯王差得还远。他一直是这样打打躲躲，就像毛主席说的，不时地“暴动”而已。他之所以能掀了老朱家的字号，更多的原因是其它客观的影响，还有这个人好到诡异的运气。
李自成破京魇梦，崇祯帝身殉恨殇
讲了几次都是点滴的琐碎事，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关键部分了呢？在那么多量变事件的积累基础上，质变终于要发生了！这个将引起质变的牵头人物，就是被我们“遗忘”了快一个月的闯王，李自成。
上回我们见到他的最后，正是他被平叛大军追打到走投无路，和十几个死党逃进了陕西商洛山，创造了“十八骑入商洛山”这一在曲艺作品中上镜率很高的事件。在深山老林的艰苦岁月里，这些死党表示，他们愿意为李自成的造反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主，而表达的具体方式就是，纷纷跑回家把自己的妻子杀掉了。（——这里筠蛋忍不住乱入一句，虽然这样所谓扫去家庭牵挂的方式非常流行，但我个人十分反感，发妻就可以随随便便杀掉，非英雄，野蛮耳！）李自成对这样的脑残粉感到十分欣慰，他发誓有一天要和这些兄弟们东山再起。而值得高兴的是，皇太极又来叫门了，朝廷追杀农民军的队伍一时间都被派到辽东跟八旗军干架，这给了李自成喘息的机会。
过了一段时间，李自成歇过气来了，他带着身边的死忠弟兄出山，进入了河南。那段时间河南灾荒又厉害了很多，所以闯王这杆老字号大旗升起在中原大地上时，十余万灾民便热情地聚集在了他的身旁。而且最为关键的，这次来的有几个文化人，有李岩、宋献策等，这几个文化人为李自成的造反实践策划了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持——首先便是明确，这不是造反，是正义的抗争，其次便是根据当时大众迫切的需求，提出来“均田地，免粮税”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这几点有文化的措施一执行，比起以前随打随跑的游击战就有效多了，再加上朝廷没精力多搭理他，李自成总算在河南立住了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真是没错。
力量壮大的李自成又开始四处征战，最大的一件就是在崇祯十四年，把洛阳给打下来了，洛阳当时住着的是福王朱常洵，也被李自成顺手就杀了。大家还记得他吗？万历想要立为储的儿子，他倒是体型很像万历，肥得像一头大象。崇祯看到胖叔叔被斩了，非常愤怒，但是他除了愤怒没别的办法，他手里仅有的精兵都去辽东跟皇太极死掐去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蚕食鲸吞他的帝国，从河南到湖广，从黄河到长江，等到崇祯意识到家贼要比皇太极还可怕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带着他的智囊团和起义军横扫了陕西、河南、湖广大片土地。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对历史大事年表熟悉的盆友一定会对这个数字有感——改朝换代的大事年。这一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政权，年号大顺，他的军队也从流寇变成了“大顺军”。
同年二月，李自成过完了年，从从容容出河南、进山西，一路上遇到对国家万分怨恨的穷百姓，都在喊着那段我们依然熟悉的民谣：“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三月十七日，这支起义军就到达了北京城下，李自成给崇祯送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受封听命，但是要保留军队。崇祯本来就是个硬骨头，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不平等条约！而且他心里真正是在等待吴三桂率军来解救，这个北京城接待过好多次北方蛮族的骑兵，他心存侥幸，这里也可以接待一下这个陕西汉子。但是崇祯错了，这个陕西汉子，成了他朱姓的京城接待的最后一位来客。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就攻破了这个大明帝国的心脏——顺利到诡异！！连李自成自己都不敢相信，按理说应该无坚不摧的首都城池，居然比个地主老财的院子还好进！这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