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三征日本皆失败，如果换成吉思汗，会是什么样的_百度知道
忽必烈三征日本皆失败，如果换成吉思汗，会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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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成绩思汗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成功。
不在人，而在天。成吉思汗能打得过海上的飓风？？
那时的失败不是败给日本人，而是败给了海洋、败给了台风。
因此，换一个将帅也一样无法准确预测台灯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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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　　　　（一）、蒙古帝国的兴起过程　　在中国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的同时，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个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朝的武力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中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族。而吉尔吉斯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使得成为从此成为主要以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也具有发达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财富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一起争霸草原，也不能打动他们。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各种以掠夺为生的政权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扮演了一个强盗在文明地区作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从汉民族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强盗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由于草原武器越来越先进，其各个部落的相互残杀也更加激烈，其贵族本性也俞发残暴。这在有关成吉思汗（铁木真）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持续不断地暴力冲突，使得游牧民族不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仍然用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 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于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少年奴隶和他的妻子又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的直系祖先)。　　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留下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蒙古贵族后代非常欣赏恩将仇报的行为。这些“光荣”事迹是用来给蒙古贵族作教材，教他们后代如何反客为主用，才传颂给后代的。草原也许不乏善良的牧民，但是那些奴隶主贵族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和文明社会无恶不做的土匪强盗并无分别。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就是黑头发，很可能是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手段低下的生产。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面，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就是蓝眼睛，其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生产。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劫掠他人成为为自己生产。被他们绑架劫掠而来的人就是奴隶。虽然不是每个草原的居民都是邪恶和残暴，但是草原是被这些用暴力屠杀掠夺和奴役他人的集团控制的。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平民牧民都被绑架而成为奴隶。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与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其它的生活和和平相处的方式。　　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把掠夺文明地区掠夺来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人口来源，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无论是在中国、波斯、阿拉伯和欧洲，都不乏游牧民族杀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绑架女子和不记事的儿童的记载。长期以来，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草原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白种人奴隶主逐渐被黄种人奴隶主所代替。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这些马被游牧民族用来相互残杀。大量的马匹践踏草原，破坏了生存环境，使得每一块有草地的地方，成为不同部落之间的必争之地。据《元史-本纪》记载，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人们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善良和同情，为了争夺一点草根就可以屠杀儿童。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成吉思汗（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在铁木真10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失去了家里强壮的男人，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引起了她妈妈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的争吵。结果，他们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当时野蛮残忍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　　成吉思汗（铁木真）一家老弱被抛弃后，更是饥寒交迫。成吉思汗（铁木真）自己为了抢一条鱼，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成吉思汗（铁木真）一家是草原上的贵族，地位非常高，贵族都是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这种生存手段低下的环境，培养了蒙古贵族野蛮残忍成为风俗和本性。　　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母亲和一个部落男子成亲，路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地方，被也速该发现后，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准备绑架和强奸新娘。男子见势不妙，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7个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妇女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生了成吉思汗（铁木真）。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杀人强奸的犯罪行为，被社会主流鄙视。但在游牧民族社会，非常普遍，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这种风俗，被今天中国的某些学者美化成“抢婚”一词。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抢婚。这种相互凶杀不止，比我们现代社会的犯罪团伙，有过之而不不及。也超过了古代社会游牧民族的残暴程度。　　当时游牧民族残害亲骨肉兄弟的事件，不仅在成吉思汗部落如此，其它的游牧民族部落也很常见。《元史》记载，蒙古地区最大部落之一克烈部部长忽儿札胡思杯禄死去后，汪罕(ong khan，又叫脱里)为了争夺王位，立刻杀死了他弟弟昆弟。汪罕的叔叔又立刻组织了一批人杀他，造成汪罕和成吉思汗家族联盟，(这是成吉思汗从一贫如洗到发迹的最重要支柱)。　　除了牲畜、武器，游牧民族很少有其它财产。成吉思汗本人在娶老婆时对方陪嫁了一个貂皮。被视为及其珍贵之物。他自己舍不得用，把他用来巴结当时蒙古地区势力最大的首领之一汪汗(ong khan，又叫脱里)。王汗也把他当作价值连城的礼物。为此，答应带本部兵马，帮助成吉思汗打仗杀人。可见当时游牧民族的贫困程度。　　从上述现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的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作为生活的准则。在他们眼里，其他的同胞都不是人，而是相互的猎物。杀一个人比杀一头羊要容易的多。当对手强大时，如果不能杀掉对手，就用最谦卑顺服态度巴结，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找机会在干掉他们。在他们眼里恩将仇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用来教育后代的各种事迹，无一不是欺骗和暴力屠杀的组合。这实际上就是成吉思汉（铁木真）白手起家，从一个白丁开始巴结权贵，到借用汉族物质资源称王称霸，最后侵入文明地区，成为屠杀奴役世界各国人民的屠夫的诀窍。这也可以解释蒙古帝国后来为什么给世界各国造成了空前绝后、惨无人寰的巨大灾难。　　在蒙古崛起以前，中国北方地区被野蛮的女真金国征服。金国女真人接受了部分华夏文明的管理方法，北方渐渐从女真的破坏劫掠中恢复过来。而北方个突厥蒙古语的民族纷纷南下抢劫。为了防止野蛮人的侵袭，金朝政权继承了华夏以夷治夷的方针。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为代价，扶持一个部落，打击另外一个部落。当被扶持的部落强大以后，就欺压其它草原部落，还用华夏物质资源掠夺中原。女真就会把物质支持转移到被欺压的部落。这种游戏从辽代就开始，金朝延续使用。翘翘板的两端是草原上因为利益连接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部落联盟，包括相互有血海深仇的突厥语克烈和鞑靼。 　　铁木真（成吉思汗）本是贵族后代，年幼丧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失去了父亲的奴隶和多数，只剩下九匹马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弟做帮手。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他利用自己父亲和克烈头领王汗的友谊，拜王汗为养父。在自己的老婆和后母被蔑尔乞部落绑架强奸以后，又通告王汗的关系，找到一个势力强大的草原贵族扎木合作为靠山，拜为兄弟(安达)，联合偷袭了蔑尔乞，把老婆抢了回来。铁木真成为扎木合的部下。 　　铁木真两年以后第一次玩乐恩将仇报的游戏，从扎木和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奴隶，背叛了扎不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尽管大多数历史记载已经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他和亲属一起把父亲的一些旧有的奴隶，加入到王汗的部落阵营中，增强了王汗在草原相互残杀中的实力，并帮助突厥语族的王汗杀剿蒙古语族的各部落。取得了王汗的信任。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　　此时被金国扶持强大的鞑鞑部落，去金国境内的汉族地区掠夺财富，金国决定改变支持的对象，派完颜丞相找到克烈部落头领王汗，封他为王(王汗名字从此而来)。同时册封铁木真为金朝节度使，并准备册封他为招讨使。这以后过程的记载虽然被蒙元史官删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铁木真）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成为成吉思汗（铁木真）发家的资本。 同时，铁木真（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中国做准备。虽然具体记录被蒙元政权删去，这些事情却仍然可以在《元史》中通常未被注意的地方可以看出痕迹。　　在金国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开始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隶。此时，成吉思汗巧妙地利用王汗的势力，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弟。清除了和自己争夺对奴隶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又借助王汗的势力消灭了自己的世仇蔑尔乞部落。 　　此时，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干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了双方分裂。铁木真率领蒙古语族的部下出走。被王汗和其子追杀。损兵折将后，狼狈逃走。没有粮食，被迫杀马充饥，饮脏水解渴。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 　　在此期间，尽管文字记载被蒙元删除，但我们可以从别处知道，铁木真仍然是金朝的属臣。不断去金朝进贡，见过金朝的永济王。在古代这类所谓的进贡，都会有大量的物质回报。包括纺织品、粮食和武器，成为铁木真招兵买马的资本。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游牧民族骗取中原过多物质资源的方法，就是鼓励其它的游牧民族进攻中原，使得中原感到危机。所以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有众多的兵源财产，我们可以推测，他暗中联系金朝政府获得物质资源，是最主要的实力来源。很可能，他自己也去过中原，晋见金政府官员，商讨如何对付他以前的干爹王汗。　　在此时，王汗在草原称霸，不可一世。他和金国政府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朝边界。被当时还很强大的金朝打击，惨败而归。此时，成吉思汗在背后突袭克烈，害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　　紧接著，铁木真（成吉思汗）利用金朝提供的资源，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铁木真拆散被征服的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并自称成吉思合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可怕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空前绝后。　　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改变了草原社会的性质。游牧民族在古代战争中素来灵活机动，相对其他民族有天然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野战中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不对等的。游牧民族素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以多击少。对手强大(往往是步兵集结数量多)，他们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他们补给依靠掠夺其他民族，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不像文明地区的军队需要后勤供给，本地被抢劫后补给困难更是加大了实力差距。游牧民族在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大时，也是假装失败逃走，诱敌深入，把对手引到远处。在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让对手在饥恶中丧失战斗力。而且游牧民族在不断集体围猎训练中弓马娴熟，配合默契，弓箭射程常远于未经充分训练的对手，可以在两军万箭齐发的对射中，伤敌多于伤己。 　　但是在蒙古帝国以前，游牧民族联合掠夺的传统方式都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中。首领对部落没有任免权力。部落首领部下都是自己的子弟。如果某个部落在战争中为了联合掠夺文明地区损失太多自己的人，在以后草原自相残杀中必吃大亏，甚至面临灭绝。因此常有因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生命而不听从统一号令发生。这无疑减低了游牧民族的天然的军事优势。成吉思汗征服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他立刻把其他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从新组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而且对不能够完成任务的手下格杀勿论。将领也不再珍惜部下生命，蒙古战士没有躲避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这把那些本来就战斗技艺高超却怕死的队伍，变成如同一个不顾自己生死、只顾杀人的发疯的野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文明地区抵御难度。　　草原民族的不事生产、专事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刚刚成立的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只安居乐业。他们象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没有不能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次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成吉思汗当然也深谙此理。为摆脱内心中抢劫暂时得手后对同夥内哄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它民族。企图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的火并。由此造成了历史上中国和世界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野蛮屠杀中，造成了两亿世界人口消失。我们这里重点讨论当时中国境内的情况。　　（二）、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北方过程中实施的种族大屠杀　　蒙古帝国侵略中国，先后用了70多年时间，分很多次进行。在蒙元入侵之前，中国境内包括南宋、金国、西夏、大理，共有人口约一亿二千万以上。但是在蒙元灭亡南宋，最终占领整个中国之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五千万人左右，约7000多万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死于蒙古人的武力征服过程中。　　最初成吉思汗是金国委任的官员，借着金国提供的武器和资源征服了草原各个部落。草原统一后，成吉思汗开始掠夺文明地区，先找最弱的西夏下手。　　1205年到1207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先后三次进攻西夏。西夏率领军队抵抗失败，退缩到城市防守。蒙古军队没有攻城技术。无法攻克城市，在就农村地区大肆杀掠，并企图用水淹没其城市，行动失败。于是西夏和蒙古讲和，答应进贡，服从调遣。蒙古撤军。　　成吉思汗从金朝内应得知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于是准备着手掠夺金朝统治的中国北方。本来在外蒙古和金国国境之间（即今日的内蒙古）有一个屏障，突厥语的旺古部臣属于金国，是金国的屏障，但却被成吉思汗暗中买通。而且由于金国女真政权对汉民族实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盘剥，很多有技艺的汉人和契丹人纷纷投奔蒙古，带来了蒙古不会的先进武器制造技术。这在以后蒙古西征和灭亡金国、西夏的城市攻坚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208年，金章宗去世，金国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成吉思汗知道此君昏庸，时机已到，就撕破和金朝的臣属关系，在1211年集结大批军队突袭金国中都（今北京）。金朝迫不及防，失去了长城外围据点，匆忙集结了30军队，成吉思汗用一年时间攻入长城。成吉思汗还在进攻大同的时候中箭受伤。他先攻取了防守空虚的东北地区的城镇，并使用诡计把金国的30万军队引出长城，让其中在野狐岭的不利地形被围攻，充分发挥蒙军野战优势。切断金军物质粮草供应，等到金军战斗力丧失后，彻底消灭了金军主力。　　1213年，金宣宗继位之初，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攻入居庸关，分三路包围了金国中都（今北京）。但是由于当时蒙古军尚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无法攻入城内，就在农村地区杀人抢劫，一路杀到了山东。据史载，在此期间，蒙古军攻破九十多个城镇，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几乎完全被杀尽，金帛、子女、牛羊马全部席卷而去，房屋全部被毁，城郭变成了丘墟。这可能是目前存留的最早的关于蒙古军队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文字记载。金国在都城围攻中决定求和，答应进贡，蒙古军撤兵。　　1215年，金国皇帝开始把首都由中都（今北京）迁移到汴梁（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借口金国迁都是不诚心讲和，忽然杀了回来。这时金国内哄哗变，中都（今北京）城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关上城门，被蒙古军杀入城内，用了一个月时间杀人掠夺，搬走所有的贵重财产，再把城市焚烧后、夷为平地。由于后来忽必烈指使元朝史官篡改了历史，蒙古军在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已难以确证，但史料记载，金国中都（今北京）城内平时常驻人口已近百万，加上战时避难的农村人口，被屠杀的无辜平民百姓估计在100-200万之间。至于中原、西夏和东北农村地区被屠杀人数就无法考证了。　　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国中都（今北京）之前，中都是人口过百万的繁华大都市，但是蒙古军队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屠杀，全城几乎没有幸存者，随后蒙古军队将中都（今北京）全城焚毁，这也就是现在北京几乎见不到明代以前建筑物的原因。一年后，一个外国游者写下了这样的描述：“（北京）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　　在攻克北京时，成吉思汗得到一个契丹人耶律楚材作为助手。耶律楚材长期受华夏文明熏陶，心地善良，暗中对百姓生灵充满了同情。契丹和蒙古同属东胡后裔，耶律楚材被蒙古人视为同族而得到信任。而且，耶律楚材善于理解不珍惜人命却视财如命的蒙古人心理，装成是为他们服务，利用他们贪财，告诉他们如果不屠杀被征服地区人民，而是奴役他们，蒙古人就可以从奴隶的生产中，得到更巨大的财富。耶律楚材的所作所为效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蒙古政权部分收敛了种族灭绝的行为，大量人民因此幸免于难。另一方面，他使得蒙古帝国统治吸收了文明管理的力量，增强了其实力，因此也让更多的人民遭受了苦难。　　在北京屠杀结束后，成吉思汗集结大规模军队出征花刺子模国，金国以黄河作为天险抵抗，加固了潼关。成吉思汗留下木华梨进攻金国政权，虽未能得手，但其骚扰过程阻碍很多金朝地区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严重地消耗著金朝政权的经济实力。　　1219年至1222年，成吉思汗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征。蒙古军利用野战的优势，把花刺子模军队围困在城市里，再利用从中国学来的各种攻城技术，在局部地区以多击少，各个击破。最后用约三年时间，征服了花刺子模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军在多个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种族灭绝。根据波斯人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和伊拉克著名伊斯兰学者依本-阿-阿特的记载，成吉思汗每到一处，几乎毫不例外地把男女老少按照一百人为单位聚集起来，分给手下屠杀。即使是丝毫不抵抗就投降的城市，也一样遭到种族灭绝的厄运。即使是今天中外读者读到他们对无辜百姓使用的各种残忍手段，也是惨不忍睹。蒙古兵把孕妇的肚子刨开，杀死里面的婴儿，他们在被宰割的对象临死前，百般折磨取而乐，把欢声笑语和受害者凄惨尖合在一起。蒙古兵把死人的头按照男女老少分类，摆成高高的金字塔，以此悬耀他们的武功。蒙古兵尽量破坏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Oxus)城，有一个妇女在被杀前叫喊她可以给蒙古人珠宝，饶她性命，结果蒙古人听到珠宝被她吞到肚子里以后，就立刻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成吉思汗得知后，就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蒙古兵当著丈夫和父亲的面奸淫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奸淫的妇女和他们的男性亲属杀掉。以观看他们痛苦取乐。为了彻底杀尽所有的人，蒙古兵还常常假装撤离，引诱隐藏的幸存者出来，再把他们杀死。总而言之，蒙古兵所做的，就是除了能帮他们制造武器装备的工匠以外，把所有的异族人都杀尽。如果有幸存者，不是因为他们宽容，而是他们力所不及。 　　蒙古人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那些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蒙古人摧毁了几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 B. 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这种破坏包括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对阿拉伯世界的西征)。 　　成吉思汗在征服中亚的花刺子模以后，准备进攻西亚的巴格达，并洗劫几个巴格达边境城镇。由于在部分没有彻底屠杀的地区波斯人因不堪横征暴敛而抵抗，于是成吉思汗放弃出征巴格达的计划而回到花刺子模继续屠杀抵抗的居民。　　1223年，成吉思汗派手下哲别、速步台率领一只骑兵向西深入到高加索地区洗劫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并越过高加索山深入到伏尔加河畔。据James Chmbers在《邪恶残暴的骑手：蒙古入侵欧洲》一书记载，哲别率领的蒙古军因在那里贪图杀人，耽误了继续前进的行程，没有接到及时报告的成吉思汗放弃了继续西征的计划，决定折回到中国掠夺。哲别率领的蒙古军在继续进军俄罗斯的途中受到了三个基督教民族和一个突厥(钦察)民族联军的抵抗，无法取胜。于是哲别就欺骗突厥民族说，我们是同一祖先，你如果不帮助外敌，我们就把抢来的财富就分给你们。突厥军队背叛联军撤出战场。蒙古军队消灭了三个势单力薄的高家索民族的军队后，立刻突袭了他们刚结识的盟友突厥军队，夺回了战利品。并继续前进与俄罗斯军队交战，用诱敌深入切断供给的办法，消灭了俄军，攻入克里米亚半岛。由于兵力不足，在洗劫了当地后回归。　　今天中国不乏美化蒙古帝国的学者，把蒙军在西征过程中的种种残暴行为归罪于花刺子模杀害了蒙古的商队，侮辱蒙古使者，使得“蒙古民族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但是成吉思汗洗劫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民族、俄国、巴格达，都与花刺子模没有任何关系。蒙古军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和疯狂的掠夺，是出自其野蛮的本性，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复仇。所谓的复仇，是今天崇拜和认同这种野蛮行为的无耻学者给他们找的冠冕堂皇的利用而已。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了一段著名的格言，被蒙古帝国的波斯官员拉施德记载在其所著《史集》一书中：“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的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谁是他们的敌人呢？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妻子女儿被他们蹂躏的人们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盯上穆斯林的财富，就把屠刀架在伊斯兰国家。当他们把盯著中国华夏民族的财富时，他们一样用屠杀、强奸抢劫来满足他们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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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夷之辨V
22:34:00　　（一）、蒙古帝国的兴起过程 　　在中国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的同时，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个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朝的武力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中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族。而吉尔吉斯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使得成为从此成为主要以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也具有发达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财富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　　—————————————————　　sf　　
　　蒙古帝国早期和中期在中国的北方、西北、四川地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基督教国家的残暴罪行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在古籍中一样可以发现蒙古人把华夏汉人按照十、百等单位分出来，分别绑在一起，然后分给军队逐个杀死，看到他们摧毁天地和房屋，绑架和强奸妇女儿童，这与穆斯林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记载何其相似。中外古籍都记载了当路人看到蒙古帝国的屠杀现场，无不声泣泪下。 　　很多人都不明白，如果这些蒙古人还是人，怎么能对那些善良、温顺平民百姓下的去手？很多平民百姓都不相信蒙古兵真的会把所有人杀得一个不留。古代世界各国文明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一样，就是习惯于在社会分工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习惯于人人抗战。在波斯被蒙古人野蛮入侵时，几个蒙古兵可以命令一大群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蒙古兵再逐个将其杀掉。华夏百姓也是一样。我们在下面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到，是华夏民族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古帝国改变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在此之前，中亚和东欧，无数抵抗能力较差的民族从此在屠刀下无声无息地消失。中国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征服世界描写成“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促进中国的民族融合”。我们有必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知道，当那些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人准备再次促进促进民族融合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　　从客观角度来看，成吉思汗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对敌我双方实力和胜负对比的判断非常精明。尽管世界首富的中国的财富使蒙古人垂涎已久，但成吉思汗非常清楚过早的与实力强大对手交战而不能短期内有大量掠夺的收获，自己的统治随时就有崩溃的危险。所以，成吉思汗总是小心翼翼地先寻找势力单薄的弱小对手作为洗劫的目标。得手后增强实力，再去找一个稍大的对手。这种战略选择，保证他从弱变强。　　西征之后，成吉思汗的实力增强，决定找中国最弱的西夏政权下手。1226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派兵助其西征，不派遣儿子到蒙古做人质。就集结大规模部队进攻西夏，此时蒙古帝国从花刺子模得到资源，提高了攻城技术，而且兵力成倍增长。西夏国土资源有效，无法再抵抗。西夏尚未完全征服时，成吉思汗因伤病而死(或说因为从马上摔下，或说因为指挥攻城时中箭负伤)，成吉四汗临死时留下来两个决策，造成了大量中国人丧生：一个是要求蒙古军队在征服西夏以后把当地人斩尽杀绝；另一个是从陕西南部的南宋境内绕过金国要塞，直接攻克兵力空虚的金国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西夏投降，而蒙古人并未饶恕。从西夏国王到当地平民百姓全部被屠杀，此后党项人基本被灭绝，党项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这是在中国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在家乡被灭绝的第一个先例。残余羌人流落四方，这个曾经是除汉族外的中国最大的民族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由于当时没有人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被屠杀的具体人数至今无法确定。估计是在几百万到两千万之间。从最初蒙古进攻西夏开始到亡其国，总共花了21年时间。　　1227年，成吉思汗（年）去世之时，蒙古帝国已经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还占领了中国西北、东北和华北部分已经中亚、西亚的大部地区。后来，成吉思汗的子孙率领蒙古兵继续地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在蒙古帝国内建立了建立大汗汗国（后来更名为“元朝”）、察合台汗国（次子察合台封地）、钦察汗国（孙子拔都所建）、窝阔台汗国（三子窝阔台管理）、伊儿汗国（孙子旭烈兀所建）。　　早在1208年，金章宗去世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走向衰落。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古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为躲避蒙古军的锋芒，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两河、山东地区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上千里的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古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暂时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地区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金国南迁后地域狭小，物产严重不足，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几十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想到了“取偿于宋”的战略。　　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退兵之后，金国以南宋“岁币不至”为理由，调集二十多万金军于1217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向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金军的这次大举进攻南宋，表面上虽然声称是南宋断绝岁币所致，实际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得到补偿，即扩张领土，掠夺财物。史载金国都城南迁之后，“地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早在金国都城南迁的第二年（1215年），金国贪图南宋的淮南之地的意图就已昭露。当时有王世安献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抚使，并遣官随同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金国丞相术虎高琪在伐宋之请中曾毫不掩饰的明言金军攻宋的目的是“广疆土”。《金史.食货志》也明确指出金大举南掠乃是“贪其淮南之储”。　　1217年，金国朝廷讨论进攻南宋之事时，大臣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他也上书继续劝谏停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对南宋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还是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主动进攻南宋。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都城南迁之后，南宋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主张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交给金国，以杜绝战祸，“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如果金国当时能象征性地减免部分岁币，南宋权臣史弥远等人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的大规模南侵打破了南宋以金国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金国兴师大举攻宋后，南宋权臣史弥远曾连续写了三封信给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指示他与金军议和，但是由于崔与之等边臣积极备战抗敌，致使“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侵”。　　正是金国大举进攻南宋的南掠政策，排除了金、宋和解及联合抗蒙的可能，打破了南宋朝廷中希望藉金国为屏障者所存的幻想，使南宋朝廷关于对金政策的争论停止下来。此后南宋为了自身的存亡，遂抛弃了闭守观望的对北政策，不仅坚决抗击金军的侵犯，而且公开招纳有相当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并与蒙古交往以减轻金军对自己的压力。后来成为忽必烈著名谋臣的赫经曾作诗云“不问朔漠攻蕲黄，败盟要利增仇敌”讥讽金宣宗伐宋的愚蠢做法。尽管在这之后，不断有金国大臣上书力劝停止攻宋，使金免致徒耗实力，腹背受敌，但金宣宗自恃“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对停止南掠的建议均未采纳，使得这场战争直到金宣宗驾崩，金哀宗即位后的1224年才结束。
　　金国主动发动的这场长达七年的对宋战争，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金国“取偿于宋”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金军攻入淮南之初，“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抗蒙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勇将黄掴阿鲁答被宋军俘获；金军大败淮上，“一军全没”。史称“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尽丧”。虽然在成吉思汗统帅蒙古军主力西征以后，金朝的实力远远超过木华黎，却坐视河朔抗蒙豪强在蒙古的恩威兼施下或灭或降。在宋金停战之前，金朝在河朔的势力就已基本被蒙古人肃清。　　蒙古军队修整后，分几路进军。一路由窝阔台率领军队在潼关佯攻，吸引金国主力。另一路由托雷带领从汉中经过宋境绕道一下子出现在中原汴梁，受到了南宋的粮草接济。此时中原兵力空虚，惊惶失措，要求潼关主力回来增援。结果金军30多万主力在回归途中经过三峰山(今郑州、洛阳之间)，被蒙古军队伏击消灭。金王朝失去击本抵抗能力，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国灭亡。此时离成吉思汗最早突袭金国，大约22年。　　在金国抵抗蒙古入侵的最后阶段，金朝政权已经完全转变成一个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女真人和北方汉人在蒙古野蛮的屠杀、掠夺中共同受到了巨大苦难，使他们肩并肩地向兄弟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园，失败以后也一起惨遭毒手，是真正的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有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如柏杨等人，用蔑视和嘲笑的口气指责南宋政权，说他们极端愚蠢，不总结联金灭辽的教训等等，似乎古人都是白痴，而自己才是有智力的人。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自己愚蠢，才不理解在交通和通信技术都不发达的古代，南宋政权如何知道蒙古帝国极端野蛮和残忍的本性，如何知道他们种种恶劣的罪行？而他们的先辈，的确遭到性质相同但规模不及的侵害，这种因过去的仇恨造成的当时的错误判断，完全是人类的正常现象。那些事后诸葛亮看到了南宋看不到的古书，知道南宋的错误，就真的比南宋政权聪明吗？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几百个城镇遭到蒙古人的疯狂屠杀。只有在攻克汴梁（今河南开封）时，蒙古兵准备屠杀城中140万难民时，被耶律楚才及时制止。耶律楚材告诉蒙古大汗窝阔台，不屠杀这些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进行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各地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残暴程度并不逊色。　　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国境内(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屠杀汉、女真等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约90%，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有一千八百万人被直接屠杀。由于蒙古人焚烧房屋、农田、城市所造成的冻死、饿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病死等数据，则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驱赶平民填平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是难以相比的。　　蒙古人的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幅减少，其幅度触目惊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金国统治的北中国(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有人口七百六十八万余户，约4581万余人，1234年蒙古灭金后，只剩下87万余户，约475万余人，北方人口锐减了百分之九十（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 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即使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90%，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发现北方大地一片荒凉，人烟稀少，于是就从南方迁移大批民众去北方。　　蒙古灭金是华夏民族的极大悲剧，而南宋实际上帮助蒙古征服自己北方的同胞更是中国的悲剧。但这些悲剧并不是当事的受害者的责任。如果追究责任，那时早先的在侵占华夏土地后还强迫南宋进贡，在危机的时刻还试图用武力欺压南宋的金国，也逃脱不了责任。更大的责任，是女真人祖先侵入中原，野蛮地欺压、屠杀、掠夺华夏民族的结果。但真正造成灾难的原因，是因为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华夏民族贫富差别巨大，而游牧民族马匹数量优势，掠夺容易得手，因此不思引进文明，发展生产，而是不断地用野蛮手段掠夺中原华夏人民的财富。这个过程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都发生过。　　事实上，在蒙古帝国撅起以前，华夏民族是世界古文明民族中唯一一个未曾彻底亡国的民族，也是唯一一个长期保留自己语言文化的民族。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野蛮民族抢劫并不容易，抢劫不如引进文明从事生产的收获大。那些野蛮一时的民族纷纷引进了文明。欧洲地区在公元1000年左右，所有的野蛮民族都进入文明社会。因此才安心建设，在进行五百多年文明积累后，才象是一个凑齐零件而组成的飞机，终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地区，野蛮的游牧民族借助这个优势，抢劫得心应手，收获巨大。那些心地残忍的强盗，不但一次一次地把草原文明发展的势头扼杀掉。而且不断地破坏华夏文明地区。不但使得华夏民族被迫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武装保卫自己，而且常常受到无辜的伤害。华夏文明基础虽然曾经领先欧洲近两千年，却在游牧民族隔三差五地屠杀掠夺中，文明发展不断地积累、被破坏、再积累、再被破坏，即使先进千年的起步，也无法最终组装成现代文明起飞的飞机。在世界武器发展到不再惧怕游牧民族马匹优势的时候，却陷入落后于其他文明而被动挨打境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在一个极端恶劣风水中，注定要向世界贡献出自己的财富，却牺牲了自己的无奈命运。
　　（三）、蒙古帝国征服南宋和南宋军民的奋起反抗　　金国灭亡后，蒙古兵北撤，河南空虚，宋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三京，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宋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古兵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宋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　　1235年，蒙古军队决定进攻南宋。他们开始在四川、湖南、安徽等都做了试探性的进攻。此时虽然蒙古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世界之最，但是他们还是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　　从1235年到1241年期间，蒙古派遣大军南侵，向南宋的川蜀、荆襄等地发动全面进攻，但多次被南宋名将孟珙、余玠、赵葵等率部击退。　　南宋名将孟珙（1195年～1246年）原籍山西绛州，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曾立过军功，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北宋被金灭后，孟家祖上从山西绛州投奔岳飞的“岳家军”，此后便随军定居在随州、枣阳（今属湖北）一带。孟珙是南宋优秀的军事家、统帅、民族英雄、抗金抗蒙名将。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的战事，由于其在抵抗蒙古军的杰出表现，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　　1235年，南宋名将孟珙率部在江陵之战中击败蒙古大军，将蒙古军的渡江船只器具全部焚毁，遏制住了蒙古的进攻态势。蒙古军无奈之下，只好撤军。　　1237年十月，蒙古军再度南侵，在宗王口温不花、大将张柔率领的主力进攻黄州，孟珙奉命紧急从鄂州率水师火速驰援黄州。到了第二年（1238年）春，蒙古军死伤“十之七八”，被迫撤退。孟珙又一次扭转了南宋的被动战局，实际上已成为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　　1238年，刚升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孟珙积极谋求收复中部重镇——襄阳府。南宋朝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就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同年十二月，宋将张军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贺顺收复荆门，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　　1239年初，宋军收复信阳。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原先趁蒙宋两军均放弃襄阳的空虚而占据襄阳城，随后又投附蒙古的地方军阀刘廷美，这时就密约宋军都统江海夹击襄阳的蒙古军。由于有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收复樊城。　　1239年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在宋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等人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　　蒙古人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河流众多，蒙古难以发挥骑兵优势。而且防守其地的孟珙、赵葵、杜杲都是优秀的将领，组织防御合理，多次击败蒙军的进功。因此窝阔台决定采用先进攻离南宋政治中心遥远的四川，再沿著长江向下游进攻南宋的战略。蒙古人最初的几次进攻被四川优秀的低级将领曹友闻以少胜多，大败而回。　　1236年，窝阔台组织集结了更大规模的军队，一举拿下四川的门户汉中。曹友闻听到消息，竭力主张在四川前线险要山区抢建工事，不被制置使赵彦呐接受。等到蒙古大军一下攻入四川平原，曹友闻因为敌众我寡，计划在暂时率军在险要山口，堵住蒙军后路，等待战机，此时赵彦呐却害怕已经攻入腹地的蒙军。一天送交9块红牌，下死命令让曹友闻出击蒙军。曹无奈，只好决定夜间突袭歼灭敌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险取胜。在率军突袭时，不巧大雨耽误了行军速度，赶到战场已是白天，敌人骑兵通报了其他部队，蒙古军队借助马匹速度，在曹消灭敌军前飞速反围了曹军，数万骑兵围攻数千步兵。曹悲叹时运不济，和部下顽强战斗到死。此时四川平原完全敞开，任让拥有众多骑兵和火炮的蒙古军队在平川上大肆杀掠，只有极少数州县幸免，仅成都就遭到两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四川从南宋税赋半壁变成一片瓦砾。　　1239年秋，蒙古大将塔海、秃雪率兵号称八十万，再度杀入四川，并迅速推进到了川东，攻破开州（今重庆开县），抵达万州（今重庆万县）长江北岸。同年底，南宋名将孟珙率领万余湖北精兵来前往夔州路布防。凭借着孟珙的军事才能，南宋方面捷报频传，而蒙古军接连失利：南向施州方面的蒙古军被宋将刘义在清平（今湖北巴东）击败，斩获无算。孟珙的兄长孟璟于归州西大垭寨更是经历一场激战后大获全胜，蒙古军丢盔弃甲后撤至夔州，之前缴获的物资又统统还给了宋军。这便是著名的“大垭寨之战”。等孟珙率军赶到前线的时候，夔州已经收复。　　宋理宗需要孟珙镇守中部重镇襄阳，就破格提拔一个很能干的儒将余玠负责防守四川。余玠利用复杂的地形，采用了高超的堡垒战术。使得四川防守不但相互呼应，而且还可以不间断地生产。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余玠率宋军一步步逼近蒙古军，用了大约十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把四川平原收复回来。还对汉中地区采取了攻势。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蒙古陷入内部争权斗争，对南宋的攻势暂时停歇。直到1251年，拖雷的长子蒙哥继承蒙古大汗之位，蒙古帝国政局重新稳固。当时蒙古兵在欧洲战场得心应手，在中国南宋却收获甚微。性格残忍的蒙哥大汗让弟弟旭列兀去抢劫阿拉伯世界，自己集中兵力进攻中国南宋。由于南宋名将余玠在四川防守固若金汤，蒙哥决定首先采用蒙古惯用的迂回包抄的故伎，派弟弟忽必烈率5万人20万匹马绕道南下，1254年征服大理。大理亡国后，用其做跳板，在背后攻击南宋。但此战略并不成功。　　然而南宋朝廷主和反战的文官们，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陷害抗蒙将领，指责儒将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1250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进士出身的文臣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典型代表。　　1252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南宋儒将余玠率部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在四川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计迫害余玠。1253年，宰相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宋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听信谗言，召余玠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服毒自杀。　　余玠去世后，南宋在四川战场屡战屡败，失去了余玠收回的领土。蒙哥决定组织一次全面协调的多路攻击。他亲自指挥蒙古军主力进攻四川。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武昌)，蒙军李X部进攻淮东。兀良合台军从大理出发，进军湖南鄂州后方。
　　早在1239年蒙古军攻入四川时，南宋名将孟珙率部救援，他的部将王坚后来留在四川。1254年，王坚升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主持防务，调集民夫，修筑了坚固堡垒钓鱼城。　　1258年，蒙哥汗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蒙古大军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下攻势受阻。南宋将领王坚及副将张珏指挥军民坚守合州钓鱼城，蒙古军连续进攻五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来。蒙哥汗亲自驻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督战。七月，蒙哥命人于钓鱼城东门高地上筑台，探城中情势以谋决战。王坚在蒙古军筑台时已选好位置，当蒙哥登台瞭望时，王坚命人放炮将其击成重伤，次日又将池中两条30斤重的鲜鱼做成面饼投掷城下蒙古军，且致信蒙哥“尔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蒙哥读后，伤痛迸发，8月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被迫北返，合州围解。宋蒙钓鱼城之战改写了世界历史，南宋将领王坚率领合州军民坚守孤城36年，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不屈不挠的精神蜚声寰宇。　　蒙哥汗在钓鱼城之战的败亡，其影响十分巨大。首先，钓鱼城之战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南宋得以继续存在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忽必烈当时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为了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 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蒙古的南北两支军队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进军的，只因西边主攻战场的失败而功亏一篑。蒙哥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之位，最终导致大蒙古帝国的分裂。　　其次，钓鱼城之战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1253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蒙古西征军兵锋抵达今地中海东岸的的巴勒斯坦地区，即将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交战，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获悉蒙哥死讯，旭烈兀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而自率大军东还。结果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蒙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 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 　　其三，钓鱼城之战为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提供了契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哥汗是一位蒙古保守主义者，他所施行的仍然是带有浓厚的蒙古部族和西域色彩的政策，已极不适应统治广大中原汉地的需要。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少有的倾慕汉文化之士。蒙哥即汗位后，忽必烈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他大力延揽汉族儒士，采纳汉族谋士的许多治国建议，但却引起蒙哥汗及其保守臣僚的疑忌，忽必烈因而被罢了官。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后，继续采纳汉族谋士的治国方略，逐步改变蒙军肆意屠杀无辜的野蛮政策，使中国南部的经济和文化免遭更大的破坏。蒙哥汗曾留下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之民。后来钓鱼城降元，以不可杀城中一人的条件，放下武器，自愿终止抵抗。1279年守将王立开城，钓鱼城才落入蒙古之手。要知道蒙古人在侵略世界的过程中杀人过亿，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城，而且是被屠杀得干干净净。惟有钓鱼城坚持抵抗了36年而全身而退，用实力让魔鬼们放下屠刀。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在冷兵器时代，充分显示了其防御作用，它成为蒙古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
　　蒙哥大汗战死之后，其亲属纷纷返回蒙古争夺汗位。忽必烈因害怕汗位被夺，正要回师北上，刚好南宋权臣贾似道派人前来求和，表示南宋愿意称臣，岁奉二十万两银、绢二十万匹，希望划长江为界，正中忽必烈下怀，宋蒙双方签订停战和约。　　当时宋理宗任命自己的大舅子贾似道防守长江流域，贾似道的专长是陷害同事以获得权力。这次蒙古撤军，贾似道竟然虚报战绩，隐瞒自己求和真相，谎说是蒙古撤军，因为自己的指挥有方，击败了蒙古军队。结果宋理宗大喜，把更多的权利交给了贾似道。1264年，宋理宗去世，年幼的宋度宗即位，贾似道官至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丞相），成为南宋实际的掌权者。　　贾似道迫害了几乎所有在抗蒙战争中立功的南宋将领，把他们撤职、查办，甚至杀害。而且，有一个大臣提出在长江 流域防守薄弱，必须提前抢修堡垒，意见被贾似道扣住不发。贾似道为了排除异己，在南宋各路武将中推行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将多获罪，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名将均因此罢官，还被勒令赔偿。另一名将向士璧被夺官下狱，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偿付军需。名将高达、曹世雄对不学无术的贾似道十分轻视，贾似道怀恨在心，命党羽罗织罪名，逼死曹世雄，罢了高达的官。贾似道又嫉妒在钓鱼城立下盖世奇功的南宋名将王坚，故意把他调知和州，罢了他的兵权，不久王坚即抑郁而死。在贾似道迫害的将领中，有一个比较能干的将领刘整，投奔了蒙古人。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南宋的水军优势荡然无存。　　当时，蒙古人正在争夺汗位，忽必烈在蒙古政权中代表比较偏向汉人的蒙古人，他主张用法律保护汉人农民不受抢劫，以变蒙古贵族通过征收汉人的纳税获得更多的财富。他的主张和那些希望随时可以在中国北方抢劫剩余农民的传统强盗方式的蒙古贵族发生剧烈矛盾，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是站在抢劫者一边，如果推选，忽必烈一定处在下风。忽必烈在蒙古境外宣布自己被推选成蒙古帝国大汗，使得蒙古分裂成为两个政权，经过大约十年内战，忽必烈利用汉地的物质资源优势，最终取得了胜利。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文明和野蛮较量中，相对文明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忽必烈汉化程度高，不再采用蒙古帝国传统的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的方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儒家治理国家的方法。中国在蒙元政权下被破坏严重，文明极度倒退，人民倍受痛苦是客观事实。中国人民在他手下受到的痛苦比在其它采用种族灭绝政策的蒙古可汗下的痛苦要少一些，也是客观事实。但是采用儒家文明的政策欺骗性很大，使得很多汉人以为蒙古帝国会接受华夏文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他效劳。其实忽必烈采用儒家文明，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采用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收买汉奸为其效劳，那么蒙古征服中国的野心就会失败。　　1268年，阿术着手围攻襄阳和樊城这两个控制着汉水下游流域的战略要地，这一著名的围攻战持续了5年（年）。本来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困难是因为南宋被一个水网保护层围住，他们的骑兵不能绕到后方抢劫，破坏后勤。南宋将领刘整投奔蒙古后，被委以重任。刘整制定了一个在长江流域建立水军，抢先修筑堡垒的计划，被忽必烈采纳，并让他指挥完成。刘整用堡垒封锁了襄阳的水路后勤补给线，造成襄阳几年后失守，水网被打开缺口，蒙古人就可以用骑兵长驱直入。此时蒙古己基本不再采用种族灭绝的方法，而南宋经济被四十多年的战争拖垮，在奸臣贾似道的统治下没有士气，无心恋战。　　1268年到1273年期间，战略要地襄阳和樊城被蒙古军围攻，边关的紧急战报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独自执掌军国大权的南宋权臣贾似道却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长期不上朝廷。《宋史》记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　　1273年，蒙古攻克南宋中部重镇襄阳，蒙古人得以掌控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1275年，伯颜和阿术率领蒙古大军沿长江顺流而下，成功地征服湖北东部要地（汉阳、武昌、黄州），安徽要地（安庆、池州、芜湖、太平和宁国）和江苏要地（南京、镇江）， 接着，伯颜率领蒙古军攻占常州，抵达宋都临安，南宋谢太后下令投降。可以说，南宋的灭亡是亡在误国奸臣贾似道的手里。　　南宋的临安政权投降后，抵抗蒙古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蒙军在江南节节胜利的时候，消息闭塞的四川却在王坚的副将张钰(言玉)的指挥下，逐渐收复四川的领土。蒙军重兵围剿，互有胜负。汉奸刘整招降几个城市虽动摇军心，也未使得四川军民屈服。最后是投降的南宋谢太后和宋幼帝的手谕，才使得绝大多数守军气馁投降。宋将张钰誓死不祥，在合州战斗中牺牲。　　与此同时，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试图在广东沿海组织新的南宋政权。忽必烈很清楚，如果不趁其反抗力量尚未发展壮大以前消灭它，得到的江山很可能随时会失去，于是1279年，忽必烈派张弘范率重兵征讨广东，消灭了南宋在广东的数十万军队。南宋彻底灭亡。
　　回顾宋蒙交战，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军拥有两个优势：　　1。由于拥有马匹数量的绝对优势，蒙古人在战略有主动权，可以自己选择战场，集结大量兵力，造成绝对数量优势，在局部地区以众击寡。这是蒙古人所向披靡的诀窍之一。好在南宋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口密集，使得蒙古人的这个优势相对减弱。　　南宋在防守上有地形优势，依靠山势、水势可以拖延时间，等待增援。如果不利用这个优势，那么就非常容易被击败。曹友闻是军事专家，深娴此道，但是他的上司赵彦纳不是专家，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判断能力奇差，有不听专家意见。用一天七个红牌，逼迫曹友文在平原地区抗击蒙军，丧失了一个优秀将领。让四川限于被动，也丧失了南宋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蒙古人的劣势资源是抢劫来的，对征服之地横征暴敛。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大量资源，造成资源的优势，击破对方。但这种优势是暂时的。一旦一旦消耗干净而没有新的征服地，就不再有新的资源。而且抢劫不见效，必然自相残杀。后来，忽必烈面对这个问题就相当狼狈。　　南宋的缺点是临时征集资源的能力没有蒙古人强，比如说不能抓奴隶修建工事堡垒。南宋民众的民族主义虽然比北宋强烈，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南宋失败，蒙古必定大屠杀。所以一旦征税过高，或交钞贬值，民众难免抱怨，拒绝积极抗战。不懂得一旦亡国，损失更多。　　但正因为宋朝没有使用横征暴敛，后劲却比蒙古帝国强大。蒙古人在征集大量资源的同时，也毁掉了生产资源的能力。而南宋虽然不能过分征集，但资源却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在相持日久的战斗中，蒙古人的经济比南宋更容易垮掉。在蒙哥南征失败后，蒙古帝国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可惜宋朝不算是毁在蒙古人手里，而是毁在奸臣贾似道手里。　　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了几十年，蒙古贵族不得不采用了停止种族灭绝和野蛮抢劫，召纳汉奸的手法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才使得中国南方地带的人民没有遭到象中亚、中国北方和四川那样的种族灭绝的惨祸。中国南方地区没有遭到中国北方那样的彻底毁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过去的繁荣。中国没有被蒙古破坏干净，是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功劳，绝不是蒙古强盗慈悲心软的功劳。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的繁荣，是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结果，而绝不是象今天颠倒黑白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蒙元帝国治理的结果。　　对于具有强盗的道德观念，只知道使用暴力、不知道文明的蒙古帝国来说，欺软怕硬是他们的本性。蒙古之所以在中国废弃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手法，改为奴役和剥削，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反抗非常激烈。如果汉族人民像其他民族那样束手就擒，现在也会和无数被完全灭绝的民族一样，永远地无声无息了。位于丝绸之路现阿富汗地区，曾经有辉煌的文明建设成就，因为没有对蒙古帝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结果加入了蒙古帝国野蛮社会的行列，在后来和蒙古一起沦落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到今天仍然如此。 　　蒙古人没有灭绝汉族人民，不是因为有人投降后劝说蒙古人不要屠杀，而是有无数像文天祥那样为了同胞的生命和尊严奋不顾身抵抗的民族英雄，使得蒙古人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采取温和一点的手法，永远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财富。如果有更多的民族英雄出现，那么蒙古人永远不可能奴役中国人民，今天中国也绝不会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文天祥为了保护中国各族人民不被屠杀，做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一直到临死以前都没有停止。　　现在有人用忽必烈任用儒家学者治理中国的现象，说明忽必烈是历史上的明君。而事实上，忽必烈不过是以掠夺为生的强盗中不太坏的一个。他和其他蒙古强盗一样，贪图中国的财富，企图奴役中国人民，掠夺财富，做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忽必烈采用儒法治国，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文明，而是赶到不这样做，就无法消除华夏民族的反抗。　　蒙元在灭亡南宋之后，贪婪凶残的本来面目立刻就暴露无遗了。忽必烈因为汉族大臣总是用儒家"爱民"思想劝告他，就觉得汉奸们对横征暴敛不积极，所以把原来任用的汉奸重臣，不是给杀了，就是给贬了。重新任用一个中亚来的
阿合马，那个阿和马横征暴敛非常积极。有些汉族大臣看见阿合马贪污腐败，想去到忽必烈那里告他，反而被杀害了。如果文天祥投降蒙古，也一定会是同样结局。 　　并非所有的异族都残忍贪婪而没有同情心。曾经为蒙古帝国服务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和忽必烈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寡妇执政期间，一些中东来的
告诉她，只要拿刀子架在汉族人民的脖子上，那么蒙古政权可以至少多收两倍的财富，即使多收五倍都没有问题。耶律楚材深知这将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灾难，奋起辩论而得不到赞同，忍不住失声痛哭。那个蒙古大汗的寡妇鄙夷地说“你竟然为那种奴隶哭？”。从此不再信任耶律楚材，使其55岁忧郁而死。　　在蒙古大汗的眼中，汉民族并不是人，他们是可以随时被杀戳和奴役的奴隶，象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给牲畜挤奶，也不会如此心狠手辣。在忽必烈不用担心华夏人民的反抗以后，就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等人制度。南北方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贵族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汉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歧视制度。　　忽必烈在征服南宋时，为了收买人心，暂时免除斌赋、徭役，甚至开始征税也比宋代轻，等到汉人的抵抗运动停止了，忽必烈立刻任用
阿合马加倍地疯狂征税。于是蒙元统治下的中国各地民不聊生，到处都是起义，但是因为没能相互接应，结果被蒙元各个击破，镇压下去。阿合马滥发纸币，横行霸道，肆意劫掠中国人民的财富，害死了中原无数百姓，最后被汉人给行刺暗杀了。忽必烈此时已经不担心汉人的人心，只担心汉族大臣同情自己的同胞而不全力为他横征暴敛。所以他只任用从中东来的对华夏同胞没有任何伶悯和同情的
作为他敛财的工具。他们把这些财富，挥霍在到其他文明地区屠杀和掠夺，也挥霍在赠送亲友帮助自己扩张权力控制军阀上。华夏的财富从此不再用于生产建设，人的生命受到了真正蒙古方式的践踏。只有在华夏民族停止抵抗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蒙古帝国，以及什么是亡国、什么是被奴役，什么是被异族横征暴敛， 什么是真正的民不聊生。当初那些抱怨宋朝为了抵抗外族入侵而开支巨额军费和望风投降的民众，此时再反抗，已经不能彼此呼应。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了。　　现在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甚至是ZF的主流砖家叫兽，用欺骗的手段描写这段历史。他们把南宋因为军费开支而造成的通货膨胀，说成是腐败，忽必烈收买人心暂时不征税，说成是历史进步，等到忽必烈原形毕露，横征暴敛时，他们却避而不提。蒙元统治下的中国，蒙古人抓汉族奴隶修筑城市河道，帮助把南方抢劫来的财富运到北方，他们说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教育部历史参考书明确告知不把岳飞、文天祥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而教育部通过的历史视频教科书却把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朝描写成民族融合、和空前繁荣昌盛的时代，如此卑鄙无耻的欺骗，使人不禁疑问，现在的中华是否生活在一个亡国的时代？
　　在中国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的同时，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个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朝的武力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中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族。而吉尔吉斯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使得成为从此成为主要以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写的很细致入微　　
　　（四）、在蒙元统治中国的时代，汉族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侵入中亚、西亚地区时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人（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这些阿拉伯学者的描述，完全可以转移到中国的蒙元时代。在蒙古帝国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至少造成了7000万中国人民的死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被掠夺成为奴隶，有多少妇女惨遭强奸后被杀害。蒙元征服中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和阿拉伯学者一样，很难想象人类在世界结束之前，还能遭受同样的灾难。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疯狂的烧、杀、掠、抢，在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平民百姓，也没有像蒙古帝国系统的种族灭绝那样恶劣。　　蒙古兵仅在四川成都一个城市的城里，就屠杀了140多万人口，城外的屠杀的无法计数。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当时中国境内有类似成都屠城记录的城市就不下几十个。其规模和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如果想知道中国亡国会给人民带来最悲惨命运是什么，那么看一看中国人民在蒙元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就会清楚了。
　　蒙古帝国的统治观念：　　蒙古帝国是依靠屠杀其它民族和掠夺财富的强盗起家的。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民众社会稳定和幸福生活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皇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其它古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是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在蒙元征服中国的时代，这样的政权思维模式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的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奸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概念。更不知道社会分工合作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在野蛮疯狂贪婪的蒙古征服者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方式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这可以在他们如何把妇女当成牲口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的方式中得到表现。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强*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不知道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道掠夺可以获得财富，在早期是登峰造极的。即使在元朝建立时期，大量蒙古贵族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交战过程中，阿里不哥放纵军队，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梨河流域血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输给了忽必烈。　　这种野蛮的性质在元朝建立时稍有改变。蒙古人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入侵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物质财富的诱惑和为了迷惑南宋军民的抵抗决心，蒙古帝国的部分贵族逐渐引进了一些汉文明的管理方式，并对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次数有所节制。但是他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他们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顺应天道的出发点不同，是为了掠夺其它民族为自己生活来源。因此在他们最初发现中国、中亚等文明地区人民在有秩序社会下顺服和善良感到惊讶以后，立刻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文明地区宗教或者道德伦理观，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并没有依靠发展生产、创造财富来获得长治久安的愿望和意识。所以元朝成立时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尽可能把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用来帮助他们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靠着这种方法才是获得巨大财富的唯一源泉。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哪一种宗教或者学说更能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现在别有用心的历史学家吹捧，但这实际上和各文明地区宗教信仰者有真心的信仰帮助发展文明的现象背道而驰。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善意而宽待其它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几乎不真正信仰任何宗教(世界上的宗教都对人类有道德约束、中国的儒家哲学也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人类的道德规范。只有用暴力和宗教欺骗结合掠夺他人财富的意识。
　　蒙元吸收汉文明的阻力：　　但是，蒙元政权依靠宗教来欺骗人民获取财富的愿望，的确使得他们雇佣了大批汉族儒士来治理国家。在蒙古贵族榨取中国人民财富的前提下，汉族儒士治理国家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元政权的政策，对于减轻蒙古人破坏中国文明的力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类似的现象在五胡乱华和北魏统治期间，引导了鲜卑政权吸收了华夏文明，融入到汉族当中，使得中国在隋唐期间恢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　　不幸的是，蒙古帝国有两个恶劣的性质使得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过程在中国并没有重演。其一是，鲜卑帝国统治者把根扎在汉族地区，和北方其它游牧民族断绝了关系，甚至相互敌视，鲜卑人和汉族人民合作得越好，吸收的华夏文明越多，就对他们自己就越有利。而在蒙元政权从来没有和北方游牧部落切断联系，而对于这些游牧部落来讲，只有疯狂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是否发展是与他们丝毫无关的。　　在蒙古皇帝和贵族中，的确有一些人受到华夏文明的吸引，下决心大幅度吸收和恢复华夏文明管理方式。但这种让中国避免更大破坏的政策，危害了北方草原那些企图通过掠夺和压榨汉族人民以维持奢华生活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反对形成了巨大的阻力。而且在蒙元统治时期，作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种族，蒙古人可以随时杀害主张实施儒家文明的汉族官员，阻止他们促进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努力。　　还有一个更加恶劣的原因，就是蒙古帝国征募了大量从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来的
和西藏等其它异族，来帮助他们管理汉人，更疯狂地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这些外来民族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没有任何同胞的同情，对中国的发展也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唯一的利益所在，就是在帮助蒙古贵族压榨盘剥汉族人民财富的同时，再加上自己的压榨盘剥，从中获取巨大财富。而元朝政权从建立开始，就把他们列为社会地位高于汉人的种族。这是蒙元政权担心汉族大臣因为顾念同胞而不积极地帮助他们压榨汉人掠夺财富。　　在征服华北地区之后，成吉思汗曾经计划对华北的汉族实行种族灭绝。耶律楚材告诉他，如果不杀害当地居民，而是向他们征收赋税，那么每年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巨额财富。于是，成吉思汗任用耶律楚材全权负责在华北地区征收财富。　　窝阔台继位后也让耶律楚材主持征收黄河以北的汉民的赋税，当时近臣别迭等认为：“得了汉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全部驱杀，使中原草木茂盛，成为牧地，也好放牧牛羊。”耶律楚材劝告窝阔台说：“在这样广大富饶的地方，什么东西求不到？怎么能说没有用呢？”耶律楚材建议在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征收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等税。窝阔台大汗同意他试行。　　1230年，耶律楚材奏立10路课税所，正副使都委派儒生担任，他并奏准军、民、财分职，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这些都遭到蒙古权贵和汉人王侯的强烈反对，但课税所还是坚持了赋税的征收。1231年秋天，窝阔台大汗到西京（今大同），耶律楚材已将征收到的银、币和米谷簿籍陈放在大汗面前，一共是银50万两、绢八万匹、粟40万石。窝阔台大喜，赞叹道：“你的本事真大，不知道南国是否还有你这样的人材！”当天将中书省印授给耶律楚材，让他负责黄河以北的政事。　　蒙古军征服河南之后，耶律楚材计划每年征收一百一十万两白银。有个
温都尔哈玛尔要求帮蒙古人承
百二十万两，耶律楚材反对，那个
说：“中原那么富有，只要用暴力危胁，收五百万两都可以！”。耶律楚材知道这意味着中原人民将遭受什么悲惨命运，奋力抗争失败后，失声痛哭。当时临朝称制的蒙古海迷失皇后鄙夷地说：“你竟然为这种人哭？”从此不再信任耶律楚材。不久耶律楚材忧郁而死，而心毒手狠的
却继续得到蒙古政权的重用。　　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很快就停止了对汉族官员的信任，开始重用阿合马、桑哥等
官员帮助蒙古人收刮财富。这些外来的
除了帮助蒙古人疯狂敛财以外，更是加倍地给自己中饱私囊。最后的苦难，都施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如果要问为什么元代政权没有马上垮掉，那是因为中国太大，他们掠夺、破坏了一个地区后，仍然有很多别的地区等待他们破坏掠夺。但是，这种疯狂残酷的掠夺剥削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朝不可能依靠这样的方式维持多久。　　在后来的蒙元史中我们看到，每当有元朝皇帝受到儒家思想教育，决心吸收华夏文明管理方式的时候，那些
总是站在那些希望残酷剥削奴役中国人民的蒙古贵族一方，为他们通风报信，而且利用自己的搞人一等的地位，诬告和迫害汉族官员，杀掉立志改革的皇帝的帮手。使得元朝少数开明皇帝减少剥削、维持长久发展的计划一次次地遭到破坏。
　　汉族人民在元代早期的深重苦难　　在蒙古帝国这种靠掠夺起家的强盗政权下，制定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法律是很自然的事情。蒙元政权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种族歧视法。在法律上，他们把居住在中国的人分为四等。蒙古族是最高等居民，汉民族是最低等的人。蒙古人杀了汉人只要陪“烧埋费”。而汉人如果和蒙古人斗殴则要偿命。这就意味着，在法律上蒙古人可以任意掠夺汉人财产、绑架汉人为奴隶、强奸汉人妇女，只要汉人稍有反抗，就会被蒙古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其它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政策，却没有一个像蒙元时代那么恶劣和残酷。　　在元朝初年，蒙元政权尽管在用招纳投降的办法攻克金国、南宋很多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打算让投降的汉族军民和他们活在一个世界。而是强迫他们去进攻其它地区，即使他们赢了，蒙古人也逼着他们去下一个战场，直到战死为止。蒙古人不仅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办法代替原来的种族清洗，而且还通过疯狂的横征暴敛，使得大批没有出征的平民百姓不堪忍受而死去。元世祖忽必烈本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策略。使得大批汉族人民因为出征日本、安南、马来群岛等地丧生，直到其孙子铁木尔继位才停止。　　汉族人民苦难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蒙古政权类似于强盗火并的内战和分赃。蒙古草原部落最初是从联合掠夺其它民族组成的政权。所以在传统上选取大汗和分配掠夺财物时，都要所有部落首领召开会议(蒙语是忽里台)推选的。各个派别都更加自己军队人数实力等明争暗斗。为了争夺支持，有做大汗野心常常把自己掠夺的财物赠送给别人，也获取对方支持，保证在可能的暴力斗争中取得胜利。　　在蒙元成立后立刻就陷入了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的争夺权位。忽必烈就搜刮汉族人民的巨大财富，争取各个亲属贵族的支持。赠送财物给北方草原不能生产却有大批军队的贵族，是蒙古政权最大的开支之一。而且在有元一代，连续不断。大批来自中国的丝绸、粮食、贵重物品被送往现在的外蒙、中亚、波斯、俄罗斯等地的蒙古军队中。其费用全部由汉族人民承担。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不是永远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毫无节制地浪费在蒙古贵族的争权夺利和挥霍中。
　　由于同样原因，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蒙古亲王或功臣之类。灭亡南宋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 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 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除了蒙古大汗的权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人的财物，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这也意味着大批汉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而饿死。　　但这并不是汉人苦难的全部，因为蒙古人还征募中东地区的收敛财物。而这些
不仅仅帮助蒙古人残酷剥削汉族人民，而且自己更是加倍盘剥，谋取暴利，丝毫不考虑汉族人民的苦难，也不考虑这样残酷的剥削是否会加速元代的灭亡。更糟糕的是，中东人善于航海经商，知道如何找到奇珍异宝等奢侈品运送到中国，吸引蒙古人对这些奢侈品的贪婪之心，以高价出售。而蒙古人为了得到这些奢侈品，就纵容
们利用近乎是疯狂掠夺的方式，剥夺大量汉族人民生产的丝绸、瓷器，卖到中东地区。　　这是类似于强盗、小偷把自己掠夺赃物出卖的过程。因为抢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所以出卖时价钱远远低于成本。引起了波斯、阿拉伯地区商人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购买赃物，再运送一些不太值钱的奢侈品给蒙古人挥霍。这形成了一个中国海上贸易的高潮。就是现在中国历史学家常常吹嘘的所谓“元朝促进中西方交流”的真相。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谎言，因为这种掠夺式的贸易破坏了中国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使得生产者再无利可图，丧失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来源。造成无数生产技术失传，从元朝后期开始中国近乎所有技术发展都陷于停顿。宋代中国瓷器生产中心之一的潮州，在元代以后就衰落了。这不过是众多例子的一个。　　蒙元在征服南宋后的横征暴敛，使得很多以为元、宋不过是普通改朝换代，而没有积极参加抗元活动的南宋军民不堪忍受。短短的时间就有上百次规模不等的起义。但是，由于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调度协调，相互呼应，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最多才持续五年。由于不是同民族同胞，蒙古人在镇压汉族农民起义时异常残暴凶狠，几乎次次都伴随着种族灭绝。这在有元一代一直如此。一直到元末镇压红巾军起义的时候，都没有改变。徐州城内外就曾遭到惨无人道的灭绝。这种因为不堪忍受暴政而起义遭到的残酷屠杀，成为元代汉族人民丧失生命的又一个方式。　　从元代一开始，蒙元政权这种破坏式的剥削和掠夺就注定维持不了多久。它之所以没有立刻垮掉，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财富，对于人数相对很少的蒙古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他们掠夺、破坏了一个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地区等着他们破坏，这种破坏需要很久才能完成。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在南方地区看到了繁荣景象，就是南宋遗留下来的残骸还没有被蒙元政权破坏干净的结果。可是在今天却被中国历史学家当作元朝的建设成绩吹捧。　　蒙元政权除了掠夺财富以外，相互间为了争夺财物有相当频繁的内战。为了填补内战造成的人口损失，他们把大批的汉族百姓驱赶成奴隶。在元代初期，这种驱赶平民为奴隶的现象极为普遍。史书不乏记载他们驱赶成千上万的蒙古部落去西征，再驱赶大批汉族百姓到草原作为奴隶，有记载的就不下数十万人。很难判断，后来草原蒙古部落的人民是否是蒙古帝国初期部落的后代，还是当初被驱赶的汉族百姓后代，因为不知道有多少奴隶能够在那种情况下活下去。不过按照一般的规律，离白种人文明地区近的游牧民族常常会从黄种人变成白种人。离黄种人文明地区近的部落则相反。这正是因为频繁大量地掠夺人口的缘故。
　　蒙元政权交替和汉化失败　　在元朝建立初期，忽必烈采用在汉族官员和
官员之间摆平衡的方法。让
帮他疯狂敛财，让汉族官员作为言官监督参谋。汉族关于试图用儒家思想中的“义”来影响忽必烈，试图让他降低横征暴敛。但是忽必烈受到其它蒙古贵族势力的威胁，需要大批财物收买亲信，内心里鄙视汉族官员，当时还要争取他们招降纳叛，为其它服务，所以表面上比较尊敬。　　在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就基本上不再重用汉族官员，而是靠重用
阿和马、桑哥帮助他横征暴敛，疯狂敛财。命令已经投靠蒙古的汉族军队不断地进攻其它地区，让他们在战争中伤亡，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消灭已经投降的汉族军队。汉族官员告发阿合马贪污，反而被忽必烈处死。　　忽必烈后期的行为造成了元朝潜在的危机。一方面人民越来越不堪忍受，一方面忽必烈掠夺越来越激烈，进攻他国的愿望也越来越坚定。他的儿子真金受到汉文明影响较深，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现象，因此得罪了
官员，后者诬告真金试图篡位，引起忽必烈猜疑，真金忧郁而死。　　忽必烈死后，其孙铁穆耳继位。他及时停止了蒙元征服安南、日本的计划，使得蒙元政权减缓了衰落的速度。但是蒙古对汉人的横征暴敛的方式并没有收敛。
　　历史上，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曾经打败了宋朝，建立元帝国；蒙古铁骑几乎踏遍了欧亚大陆。后来朱元璋率领其军队又灭亡了元帝国，建立了大明帝国。再往后努尔哈赤父子趁明朝内乱之际，带领满族八旗兵趁火打劫，最终使明朝灭亡，建立了清帝国。下面就来谈论一下元帝国和清帝国。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并焚烧了整座城市，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一年之后，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城时这样描述所看到的情景：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　　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此说法有争议)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下令将西夏从皇帝到乞丐全部杀绝，上千万人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偶尔有逃脱漏网的人，也因找不到食物和干净的水源活活饿死。　　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整个四川盆地被杀人数约为1400万！　　直到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 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近7000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1985年版。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