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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 你也是“低头族”吗?_网易新闻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 你也是“低头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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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无论是出门坐车还是朋友聚会,任何场合里你都会发现这样一群人—低头族。“低头族”大多出现在城市的地铁、公交甚至大街小巷,他们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拿出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上网、看视频、打游戏,这类人多以年轻人为主力军。而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低头族”。
电视机渐被冷落
很多80后、90后都有这样的记忆,上学时,父母总是以“看电视耽误学习”为由拒绝孩子看电视,因此每天父母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就赶紧偷偷地去打开电视看,等到下午父母要回家的时候再赶紧关上,然后利用各种方法让电视机“降温”。因为很多父母回到家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用手摸摸电视,以此来判断今天自己的孩子是否看了电视。其实现在仔细想来,那个时候并没有特意要去看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但是电视就是有那么一种吸引人的魔力。
后来上了初中或者高中,笔者每天可以被允许看电视,但是仅有回到家吃饭的那十几分钟。所以犹记得当年为了看一部电视剧,笔者每天都故意把饭吃得很慢,甚至在已经饱腹的情况下还会再多吃一点。然后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等我上了大学,家长就不管我看电视了。”
可是如今长大了,80后、90后们却似乎不喜欢看电视了,因为更多有“魔力”的东西代替了电视机。而那些年为了看电视而和父母斗智斗勇的故事也已经被收做回忆,成为了童年的一个珍贵片段。
关于“为什么不爱看电视”,笔者随机采访了几个年轻人。今年刚上大一的小杨表示,上了大学以后,就开始了住宿生活,但是宿舍并不配备电视,家里人也给小杨买了电脑,想浏览新闻或是观看节目都非常方便,久而久之他就对电视没有那么依赖了。而刚刚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的小坤提起当年为了看电视想的“小计谋”仍印象犹新,但她表示,“智能手机如今这么普及,随手安装一个客户端,随时随地就能看节目,谁还看电视啊。这两天我在追《武媚娘传奇》,可是我下班到家时电视剧都快演完了,所以每天晚上我就在ⅰPad里下载两集,然后在上班路上看,又省时间,路上也不无聊。”
“低头族”无处不在
据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7%的人每天开手机12小时以上,33.55%的人24小时开机,65%的人表示“手机不在身边则会有些焦虑”,超过九成人离不开手机。“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看手机,睡觉之前也一定要看手机,这一天有事没事也得掏出手机刷刷微博、看看朋友圈。”白领小张如是说。的确,在几乎所有人的手里都有一部苹果、三星或小米的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或者说,诸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已经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吃饭、看电影可以用手机团购,出门旅游可以用手机定酒店、导航,坐个公交都能用手机APP查一查要坐的公交还有几站到达……这些强大功能的一一涌现,虽然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也令不少人成为了如今的“低头族”。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这句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话,深刻地反映了如今“低头族”们沉迷于网络世界,错过了不少生活中的好风景。
今年70多岁的王奶奶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好好团聚一下。但是不知为什么,这几年,每周孩子们来家里看她的时候,经常是手里拿个手机或者在屋子里上网不出来,她想和孩子们说说话的时间少之又少。“每个人都拿个手机在那看啊看,大的看,小的也看,真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就连奶奶做完了菜端上桌,小孙女也要让大家先别动,自己先拍一张照片,拍完以后就在饭桌上低着头玩手机,怎么叫她吃饭都不回答。
如今,“低头族”们不仅人际关系变得疏远,更因不少人在走路的时候也抱着手机、平板,因不看路而发生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在如今这个“低头族”屡见不鲜的时代,你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吗?
小屏幕与大风景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张照片,不少苹果和三星的手机摞在一起,排成一个小小的塔。乍一看,笔者以为又是哪位网友在网上晒手机了,仔细一看搭配的文字,才发现图下写着“等以后聚会,咱们就把手机放一起,如果谁先接电话、回短信,就必须付出罚款30元至50元的代价,如果主动拿手机打电话、发信息、上网或玩游戏者,还必须全部埋单。”时下,这种“手机叠叠乐”的游戏被很多年轻人推崇,令它成为这两年亲友聚会中的一个新游戏。
“一开始只是觉得新鲜好玩,但是没想到真的要在聚会中放下手机。然而,放下手机才发现,本来只是例行公事的公司聚会也挺欢乐的。我上班三年多才发现原来有的同事其实也挺好相处的,之前没发觉可能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看手机,都忘记了交流。”市民林先生表示,不仅是同事聚会,以后和朋友聚会也要用这种方法,不然每次聚会都是玩手机,有的人甚至还带个平板电脑来,大家没有沟通,玩起来也没意思。
随着智能电子产品的流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而人们专心于做“低头族”、只看手机不理周边人的做法,已经给别人和自己之间的交流竖起了一扇厚厚的门。长此以往,虽然网络上、朋友圈里看起来互动频繁、热热闹闹,现实生活中人们却会变得越来越不喜交流,社交能力随之降低,更严重者会产生交流障碍。
又是一年春节到,今年过年大家也来选择这种有意思的小方法帮助自己和亲友远离手机,避免“只看手机不理人”的现象发生吧!这样,在聚会的时候你就能和家人、朋友、同事有更多的交流空间。离开手机和ⅰPad的那个小小的屏幕,抬起头来去欣赏身边的景色吧,也许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身边。
本文来源:今晚网-今晚经济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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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转藏 : 0次
被转藏 : 0次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有一点可以相处的时间他只顾着玩游戏玩手机看小说,不搭理_百度知道
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有一点可以相处的时间他只顾着玩游戏玩手机看小说,不搭理
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有一点可以相处的时间他只顾着玩游戏玩手机看小说,不搭理你你会怎么办
我有更好的答案
顺其自然,有些事或许不是你想的那样,也许他累了?或心情不好?
是我累了,你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不懂
呵呵,你怎么知道我没遇到,想离开可又舍不得,不离开他的态度实在是让人很难接受!
恩,他宿舍在三楼我在四楼每天下班了他就在我宿舍等我下班,可是他就一直玩手机有时候跟他说话他都不理,我天天看的都烦死了
他从来都不会照顾我,一直都是我照顾他
也许是他还没学会怎么才能照顾好你,给他点时间。
上次厂里办中秋晚会他们部门一个女孩唱歌他还送花给那个女孩还抱了她,那么多人都知道他是我男朋友,那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看到他拿花上去我心都凉了
他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也许是他把你当成另一半,认为有些事对你来说是很正常的呢。如果他不当着你的面送呢?呵呵,
他每天就知道玩游戏玩手机,我真的觉得烦了累了,跟他相处半年从来没有过过情人节,前天我过生日他都不知道
他有时间从来都没带我去玩过,他跟别的男的都不一样
他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会照顾我
呵呵,我只能说也许在他心里是真的爱你,我老公也这样,不过每次有事的时候我老公肯定想方设法的帮我,不让我受一点委屈。
也许他是个懂事的男人呢,比同龄人更成熟一点。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快两年了,他平时对我也那样,不过每次我有什么事他都不会座视不管。
上次我胃疼疼得都吐了,他说没事都不带我去医院以前他特别听话,还会关心人,或许一切都变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或许他只是觉得对不起我亏欠我
我老公也是,我发烧都不管,以前我也总想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喜欢上别人了,没事我还总爱找他事,不过这以后不的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他到底多爱我
我感觉压力很大,很累,别人都说他配不上我,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谁配不配上谁的关键在于自己怎么想,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他,给他洗衣服,生病了照顾他,上次他发烧了。我大晚上一个人去药店给他买药,他要吃冷饮我也给他买了
我生病他从来没照顾过我也没关心过我
他除了让我伤心让我流眼泪什么都没给过我
怎么感觉你在说我老公呢?呵呵
女人太傻了,,我觉得我在照顾小孩,我以为他可以越来越成熟可是他就越来越像小孩了,真的累了
他的工资在哪吗?如果没在明天跟他说你家里有点事需要三千块钱,你手里钱不够,还差两千看看他给不给你拿,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肯定会给的
爱情是不会累的,只能说你付出了,没看见明显的回报,觉得不想继续付出了
星期二就发工资了,看他交不交给我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时候并不是付出了就会有回报的
信不信随你,他从心里爱你,真正爱你的男人不会虚情假意的逗你开心,不会一直惯着你毛病,他会什么事都让你自己做,做的不好还会说你。因为在他心里你就是另一个自己
恩,对的!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
不过不付出肯定没有回报
我每天都在人多的时候骂他每天唠叨不停总是说他他会不会嫌烦
继续这么下去是肯定会的,男人不需要每天只会在别人面前说他媳妇,你是他媳妇你在别人面前说他的不是同时跟骂你自己是一个道理,男人需要的是不管他做什么决定什么事都会支持他的媳妇,会在人前说他的好,而不是说他的不是,要知道对男人来说面子有时候比媳妇都重要!
我觉觉了,你自己想想吧,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因为那是你们俩个人之间的事。还有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是不会随便跟你说的,他只会用行动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就能看出他爱不爱你了
采纳率:33%
先从自身找原因,我怎么了,他又怎么了,之后再去找他她沟通
跟他没法沟通,他从来不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
他对你一直是这样,还是最近才改变的。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令他反感的事?
他一直都是这样,根本捉摸不透她在想什么
和他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多少不快乐,想放弃他她吗?
很多时候都想过放弃他
你多少对他依恋,你能坚持到现在你对他还是有真心的。【是我的话这样的他她早就各自东西南北飞了】他快乐你会快乐吗,多做些引起他她注意的事,看他的反应。要是他她还是无动于衷,多半是废了。让他去选择他她的快乐吧!
他说顺其自然,然后关机了
和他一起玩游戏,有点共同的爱好
分手,找真心爱自己的
多好啊。。自己玩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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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深圳“滴滴村”:司机日平均收入1000元|滴滴|司机_新浪新闻
  原标题:深圳滴滴村:被互联网收编的司机和他们的江湖
文 / 谢梦遥 图 / 江演媚 编辑 /卜昌炯
  “你要是觉得,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劝你不要搞。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夏正武笑了,“我们所谓的自由,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
  “叛变者”
  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直到出现了“叛变者”夏正武。即使不是第一个“叛变者”,他也是最出名的那个。
  回头看来,2015年4月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是一个49岁的出租车司机决意将自己12年工龄清零。他从此跳出了那张需要缴纳份子钱但也 涵盖社保的特许经营权合同,也跳进网约车时代的滚滚浪潮里。那晚还是一个小型专车公司的成立起点,让一个与科技革命看起来很遥远的村庄开始了自我进化。
  那个乘客与别人不太一样。从一上车,他就明显话多。“师傅,你看着开车技术不错,你开了多少年的车?”“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吧?”“那怎么没想到去开滴滴呢?”
  在乘客汪国平看来,那个司机也是特别的。但凡打车,他就会和司机聊天,有些人根本懒得接他的话,有些人能聊,但答案不是他所期待的,提起滴滴不 是充满愤懑之意,就是带有为难情绪,“我们不敢干啊”,或者,“车还没有到期”。但夏正武给人的感觉,健谈、爽快,他的租约马上就到了,他对滴滴的态度, 似乎是开放的。
  汪国平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样子看起来精明老练,说话偶尔有一点夸大其词的倾向。他当时是小额信贷公司的老板,很多钱借出去了收不回来,公司一 度要断掉资金链。但毕竟有几十辆车抵押在他手里,他想着转型成立专车公司,与滴滴合作。不是所有车都能派上用场——比如加长林肯几无用武之地,但他眼下亟 待解决的并不是车。他缺的是好司机。
  汪国平向夏正武发出了邀请。“你干脆跟我来搞专车吧。你是最合适的,深圳你闭着眼睛走。”
  一个月后,汪国平的“快易达”专车公司成立,夏正武成为首批招募的专车司机之一。
  专车司机与出租司机,像是移动互联网语境里的一对反义词,让人联想到彼此存在竞争并带有敌意的两个群体。把它们放到一起搜索,出来的结果是不同城市的出租司机打砸、围攻专车的新闻。
  与互联网世界更为接轨的深圳,出租司机们的落差更大。除了滴滴,优步、易到等网络约车公司以及已被并入滴滴的快的,也早早在这座城市布局,通过 一轮轮的割喉战,完成了市场教育。出租车市场遭到严重挤压。几年前,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以月入一万五六,现在,七八千元已算是天花板。
  但深圳的出租车司机与同是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的区别在于,本地人占比极少。湖南籍司机一度占据半壁江山,其中以攸县人居多。夏正武原籍益阳,是攸县的倒插门女婿。
  从上世纪90年代,亲带亲,邻带邻,像快速迭代的无性繁衍,攸县人相继涌入出租车行业。而城中村因为房租便宜、停车方便,成了他们首选的栖居 地,攸县老乡们选择在故土之外,继续做老乡。皇岗村、石厦村、大望村,都是深圳人众所周知的“攸县的士村”。据估计,大望村住有1000多名出租车司机。
大望村是深圳著名的“的士村”,但现在村里有了越来越多的专车司机。
  两条相互竞争的叙事线索被并入一条。很快,整个村子知道,有个出租车司机变成滴滴专车司机了。通过口口相传,一些消息在村里被交叉验证着:他第一个月交了12000块钱给他的妻子,这是他妻子在“太太团”聚会的时候聊起的。当男人们找上门来问,夏正武承认了。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老乡上门咨询。早一批,晚一批,与出租车早晚7点的交接班时间相对应。夏正武实在,把自己所知道的——甚至他的收入支出的所 有细节,全部分享。但他也很谨慎,不轻易出具意见,“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要不要搞,你自己判断”。如果那人表达加入的意愿,他才带着去见老板汪国平。他 也害怕时势逆转,带人入错行,“他们以后就会挑毛病,当时要不因为你啊……我没有必要。”
  但对于亲人,他还是帮着拿主意。45岁的谢学文是他外甥,2015年10月交了车,打算回长沙做货车司机的老本行。夏正武向他陈述利害,劝他“一起搞滴滴”。
  谢学文算是被迫离开出租车行业的。2015年6月,他的副班司机不干了,跑去开滴滴。“招副班”的告示在车后窗贴了几个月,硬是招不到人。每月 一万两千多的份子钱没有人帮他分担,出车的时间更长,但赚钱反而少了,算下来只有四五千元。公司向他承诺会降租,但一拖再拖。如此熬了4个月,他再也无法 忍受。
  “我的头脑很简单,就觉得出租车做不下去了,我就不做了,也没想可以转一下。”谢学文说。舅舅虽然只比他大几岁,但“舅舅永远是舅舅”,说话管用。对于有意离开的司机,出租车公司总会动用各种说辞挽留,但他们大概不会想到,那个最有效的游说者,曾是己方阵营的一员。
  恰恰是昔日技艺与经验,成为这些老司机们在新行业成就卓越的机会。“不认识路是最麻烦的事情,但出租车司机都是活地图。”汪国平说。他的专车公 司除了租车费用,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总体进账的返点,而出租车司机们从来没有让他失望:他们能吃苦,习惯长时间作战,同等时间往往能赚到更多钱——他们知道 哪里是订单高发区。在招募员工时,他对其他行业的人会慎重选择,但对出租司机——夏正武至少介绍了十几个人,来者不拒。
  2016年年初,一篇微信公号的文章让夏正武在村里再次红了一把。因为服务好、用户评分高,也因为那段转型故事,滴滴公司将他树为模范人物,并 以他为主角拍摄,发布了一组图文,在网络上传播很火。他因此被同行们笑称为“滴滴村村长”。采访的邀请纷至沓来,有几个星期,手机被记者打爆了。
  夏正武并不开心,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每天接电话的时间都多过我做生意了,”他向汪国平抱怨,但又不能设置拒绝陌生来电,“我不是靠出名吃饭的,我是靠干活吃饭的。”他告诉《博客天下》,“你们是第三家采访到我的媒体”,并发誓这将是最后一家。
  一次,有个乘客看了他半天说,好像在新闻里见过他。他装作不知道,敷衍了过去。“因为很多人心态不平衡,”他后来解释,“你服务好?你出名?我给你打个一星(即最低分)试试?会有这种人。”
  转型之后,许多事情都随之改变。座驾售价近20万元,手刹变成自动挡,开起来轻松得多。
  但他也失去了一些以往的乐趣,载客需全程静音,他钟爱的草原歌曲,没什么机会播放了。出车时间全由自己掌控,想休息随时休息,没有交接班的捆 绑。在街上不停兜转的接客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式,现在他把车停靠路边,等待平台派单即可,没有订单时,还可以睡上一觉。“现在比原来更自由了。”夏正武反复 强调。
  然而有一些事情,是恒久不变的。
  按照新公司规定,每月有4天假期,提前报备即可获批,不过夏正武、谢学文从未休息过。在出租车行业,主班司机比副班司机更吃香,摊的份钱少是其 次,主要在于无需跑夜班,“睡眠质量会好一些”,但现在,熬夜是常态。他们通常每天上午10点出门——为了避过早高峰堵车,夜里一两点回家,如果订单多, 则可能跑到三四点,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以往开出租。出租司机夏正武,在交班后吃过晚饭,保持着在公园散步的习惯,但专车司机夏正武,想散步唯有绕着车走几 圈。
  他没有机会和妻子、女儿道晚安。
1夜里12点后,专车陆续回村,一旦过了3点,找车位将非常困难
  日入1000元是夏正武的平均收入,但看起来惊人的数字,是要经扣减的,每天租车费用200元,21.77%的流水额需上缴平台,油耗也要一百多元。
  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他自愿委身在那个逼仄空间里,成为车的囚徒。“你要是觉得,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劝你不要搞。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夏正武笑了,“我们所谓的自由,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
  从老板到司机
  贺军与夏正武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攸县人。
  “夏师傅是典型的老实人,做事踏踏实实。攸县人性格跟他差不多,谁吓唬他一下,让他给几千块,他也会给。”贺军说。
  他坐在他开的湘菜馆里,毛主席的画像就挂于壁上。他外号“肥仔”,有一副臃肿的身材,留着板寸,脖子上戴着条粗硕的金链子——尽管如此,他仍然给人一种无害的敦憨之感,去开滴滴时,他会遵守规定将链子摘掉。饭店是他的主业,开滴滴只算兴趣爱好。
  与夏正武的谨慎风格不同,贺军直言不讳到令人惊讶。他看好滴滴,理由是,“政府想打压你,通过平台呼叫所有车,守在那里抓就行了,来一个抓一个,一下子打尽。何必出去抓车呢?”他认为现在的处理方法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大领导怪罪下来,他说我在执行了。”
  他也是大望村的老住户了。2007年,他在大望村开了这家湘菜馆后,搬进这里。“我算半个地头蛇,什么风浪都见过。”他说。开店不到3个月,东 北混混、本地民兵与关外来的复员军人3伙人,就在他的店里发生口角,各自叫了人,展开对峙。他摆了两桌好菜,请各方头脑坐下来,平息事端。夏正武等人从未 接触到村里的领导,但贺军与他们关系熟络,他们常来店里吃饭。大望村没有人敢欺负到他头上。
  那些年,攸县人贺军从不与“的士佬”来往,成天厮混的多是生意场上认识的外地人。“打车时你跟他说攸县话,好像要占他便宜似的。”他解释,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攸县司机遇到老乡打车,结算时要少收几块,把零头抹掉。
  但据侄子贺背的说法,主要因为当时贺军高傲,瞧不起人。贺背今年24岁,从15岁起就出来跟着叔叔学厨。“他经常不跟你说话的,馆子里的人都怕他。”
  贺军与侄子在他开在大望村的餐馆里吃午饭(左一、左三、左四依次为贺背、贺军、贺熊)
  1989年,14岁的少年贺军带着几十块钱只身闯深圳。在餐饮行业,他在曲折中一路上升,成为厨师长,获得股份,最多时手下带着200多人。他 身上有股野蛮的生命力,粤菜原本是他的专攻,但因为湖南人身份,手艺再好也难被认可,才半途改学湘菜。“我以前家里很穷,钱都是自己赚到的,没人管到 我。”他自称是家里的土皇帝。2007年时他最志得意满,在深圳的几个不同地方都开有餐馆。
  但也正是那一年,他开启了一段此后困扰他七八年的地狱之旅。他沾上了赌博。
  麻将、骰盅、牌九,乃至香港的跑马,什么都赌。他的瘾越来越大,后来是去澳门赌场的贵宾厅。当然是输多胜少。开在西丽的一个餐馆,在一场麻将中 作价320万元输掉。而输得最大一次是在澳门,十几个小时里,他先是赢了260万,但竟不收手,直至输掉500万。当时他身无分文,收债人给他买了船票, 押着他回深圳。另一座酒楼因此被抵押掉了。
  输钱的事情传回老家。他父亲赶至深圳,追问他到底输了多少钱。他死咬住不说。“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输了多少钱不用你们管。反正我也给过你几十万。”他对父亲说。父亲气得半死,当晚就回了老家。
  至2009年时,他所借的高利贷利滚利已达300多万元,而他身上只剩一百多万元现金。他对妻子说,这些钱你拿走,我们离婚吧。讲了几次,妻子始终不愿意离开他。
  债务终归是要面对的。他把所有放高利贷的人约到一起。“利息一分钱没有,本金我慢慢还。如果不同意,就一分钱不给了。”按原约定,300万的欠债每月要还45万利息,他根本还不起。他横下一条心,如果来硬的,就做一辈子的混混。
  对方唯有同意。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市井生存的经验,借债时在借条上写明本金与利息,而非笼统一笔账,这样高额利息就不受法律保护。此时,他只剩下大望村一家店,另一家亟待装修的店因现金流断裂而变卖。
  此后他用了整整4年还清这笔赌债。连续4年春节,他都没有回过攸县。“因为没有钱。我们那里讲究排场,过年要放炮。”
  这些听起来惊心动魄的故事,贺军讲述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某些情节反而缺少戏剧化。比如他说到,当他提出离婚而妻子拒不应允时,两人一滴眼泪都没掉过;输掉几百万的那些夜晚,他也没有失眠,倒头就睡。
  但他还在赌。澳门去不了,就在村里赌小钱。昔日白手起家的攸县之子,沦为故乡的反面教材,一直追随他的侄子贺背也走了——他当时尚欠贺背母亲5000元。“以前总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当我倒霉的时候,他们都离开了。”他说。
  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理解他的转折——真正让他决定金盆洗手的,不是一场灭顶式的大败,而是亲友乡邻的催债压力。全是小账,“你那里几千,他那里几千,我觉得很烦了,给我压力太大了。我才戒赌”。
  2015年中,村子里渐渐有人开起滴滴后,贺军也加入了这股潮流。最开始是开快车,后经人引荐,进了汪国平的专车公司。赚钱在其次——他的餐饮生意大有起色,在受访的夜晚,他刚刚送了700份盒饭到会展中心——重要的是,把零散时光全部消耗掉,就不会想到赌。
  “我想把我的人生改变。”贺军说。
  每晚他在后厨帮忙,饭点过后没那么忙了,才开车出去。但不要以为他对自己没有标准,每次出去哪怕再晚,至少要赚到500元才回家。
  为了符合专车司机的着装要求,他买了两套以前从没穿过的衬衣西裤。这种装束并不能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也算不上舒服,“我肚子大一点,白衬衣就有点绷”。但就像变装的超人,他投入到那个崭新的角色中。车厢备有T恤和短裤,收工时他会在车上换掉。
  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在大望村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变得封闭而沉默。旧时生意伙伴都身家千万,他被抛在了最后面,感觉不好意思一起玩了。而攸县“的士佬”呢,他们并不在一个圈子里。
  现在,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因多年来在村中的“江湖地位”——也是顺应本人意愿,他担任起名为“赏罚群”的微信群群主,管理账目。按公司 规定,司机每次被评为一星,罚100元,如果全天没有3星及以下的评分,汪国平奖200元。利用这个小金库,公司组织活动与聚餐。不久前,司机们还一起去 了趟大梅沙。
  至少按贺军的说法,从前的老板朋友,没有因他去开专车而嘲笑他,“他们说我变了,不是以前的‘肥仔’了”。
  滴滴不是万能药。把贺军从赌徒命运中拯救出来的,是他自己。而他的妻子,当然还是原任,依然在他的生活里。
  只是在某些时刻,过去的痕迹仍会不经意流露。比如,当谈及当日跑到的一个金额较大的订单时,他用的是牌桌上的话,“手气还可以”。
  联接夏正武家族的那条隐形纽带,就长在大望村里。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活变迁标示了这座城市的外来务工史。
  2003年,夏正武到深圳之初,就住进了大望村。在那种村民自建的“握手楼”,他住4楼,楼下住着妻子的哥哥与姐夫——他们更早些年就来深圳开 出租了。这种家族式蚁居,或许初衷只是图个相互照应,事实上足以对房东形成合力的对抗。“每次说要涨房租,都遭到司机的全体反对,他们会联合搬走,”一位 房东抱怨说,“因为这里的司机都是集体住在同一栋楼里,他们搬走了,一栋房子就全空了。”
  当时的出租车行业是香饽饽。“一般白领是一个月一两千块钱,高级白领是三千多块钱,但我们能拿一万多。”
  出租车属于特许经营,想申请到一辆车绝非易事。“你去搞车,队长把抽屉打开,你把现金装到信封丢里面,他把抽屉一关。”夏正武回忆,“茶水费最 少6万。反正行业里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当队长,经历过一次旧车换新车(需重新申请牌照),你就赚了。”这个潜规则在2010年被媒体曝光后才严格禁绝。
  副班司机虽无需操心牌照,但也需要关系。“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你会跟他搭档,把车交给他吗?你不会的。”乡邻关系自然地成了一种准入门槛。
  住进大望村后,夏正武从来没有搬过家。“环境确实非常差,但你想我每天干活这么辛苦,让我搬家我也不想弄。”他的一室一厅在2003年时月租是350元,现在涨到1100元,大约只有市区公寓的三分之一。
  夏正武逐渐把他原籍益阳那边的亲友——这些年算下来至少有十几个人,引入到深圳开出租。光在他家长期借宿过的,就有4个人。直至现在,客厅里还 摆着张床,以备接待客人。外甥谢学文也在舅舅家住过,他考了两次上岗证才通过,前后住了一个多月。稳定下来,他才搬到几分钟步距的另一幢楼里。“出租车司 机好像群居动物,都是我介绍你,你介绍他,然后枝繁叶茂,越来越多。”夏正武说。
夏正武当年带外甥谢学文加入出租车行业,现在又带他开起专车(左一为夏正武)
  总体而言,夏正武绝非那种轻易与人发生冲突的人,但家人有事,他会冲在前面。他承认,有几次“打仗”,都是为了外甥谢学文。
  几年前在加油站,有个小子不好好排队,还赌气撞了谢学文的车。他勃然大怒,呼叫老乡支援。当时已至下半夜,大家都不接活了,一路飞驰过去,“所有的红灯我们甩都不甩它”。
  情理都站在他们这一边,十几个人把加油站一围,下车就把那人给狠揍了一顿,一哄而散。后来警察来了,问是谁打的。谢学文回答,都是路见不平的,不认识,打完就走了。他最后赔了500块钱。
  “我们都是输钱不输气的。”夏正武承认他也动了拳头,“老乡不帮老乡,谁还帮你呢?”
  “司机这个群体你管不好,他们就是一群流氓。你管得好,他们能变成有用的人才。”汪国平说。
  他的方法是把夏正武任命为队长。与出租车行业的队长不同,这个队长需要亲自出车,也不可能“打开抽屉”。他没有什么实权,更多近乎一个荣誉,以及沟通的桥梁。在这个现有约80名专职司机的公司里,有十几个人都是夏正武带进来的,甚至是他的亲戚,他的声音至关重要。
  “如果老汪说,可能别人并不会相信,因为他是老板。我不是老板,我跟你们天天住一起的,不可能害你啊。我从来不说假话的。”夏正武说。
  在法律关系上,滴滴平台与专车司机只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并无日常交集。为了最大化调用资源,平台的奖励政策时常变动,一些沟通上的误差难免产生,而一旦控制不当,可能演变为司机与滴滴的冲突。但至少在汪国平的专车公司,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
  汪国平的公司里另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人,是贺军。他在大望村攸县人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而且,他的3个侄子也都进了公司。他没有获得队长一职,私 下里他也会说,“都是因为老汪怕我造反”。但千万别把他想象成狠角色,现在的他深具亲和力,公司里谁都可以叫他“肥仔”——他喜欢被人这么叫,只有3个侄 子不能。
  “肯定要叫叔啊,辈分不能乱。”28岁的贺熊说,早年间他也跟过贺军一段日子,学煲瓦罐汤。
  最早加入的侄子是贺背。过去几年,他在佛山帮父母看店,本想去广州开出租,贺军召唤他——欠他母亲的5000块钱早还了,他就回归了。现在,他就住在贺军家里,独享三居室中的一间,来客人就睡客厅沙发。
  贺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这个,贺背是他小时候用的原名。但贺军依然这么叫他。他是看着侄子长起来的。“生他的时候,他妈差点死掉,背出来去医院的,所以叫他贺背。”贺军说。
  贺熊之前在广西开了3年家具店,生意垮了,亏了80万,才决意投靠叔叔。目前他和贺背都有了自己的专车。第三个侄子5月底才来,车还没发到手。
  贺军的餐馆成了侄子们的食堂。每天上午出车前,他们会在这里吃碗米粉,其他时间赶上饭点,也一起吃饭。当然是免费的。
  贺熊初来乍到,贺军为他担任起向导,带他在村子转。他提醒侄子,他所住的区域比较乱,“打牌的都在那边”。
  与许多城中村一样,大望村自有看不见的江湖。这些事情贺军一清二楚。早些年,地下赌档与放高利贷的营生被东北人的帮派控制。上百个河南人也住在 这里,负责给龙岗与平湖的迪厅、夜店看场子,到了晚上就一窝蜂地出去了。现在,大的帮派都不在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放高利贷的小混混。
  走在村里的路上,一辆车迎面开来,车里的人探出头向他打招呼。车驶过后,他轻声说道:“那人是个放高利贷的。”
  他早就对那些人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如果你敢借给我侄子,我一分钱不还你们”。
  侄子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出车,两三天难得见一次面,但只要碰到一起,他就会问起每人的业务量。“3天只做1000多元?”他对贺背的成绩很不满意,“上周还跑了7000块呢。”他怀疑侄子们又去聚餐了,“耽误时间”,他嘟囔着。几周前3人就曾先斩后奏,过生日喝酒去了。
  他每天查岗,在微信里看侄子们有没有回话。如果没有,就直接打电话。他订下规矩,看见他的未接来电,必须马上回复。贺熊曾因回复不及时被他愤而拉黑。
  有一次,贺熊的同学来找他玩。他就没有出车,约上贺背,几个人把手机一关,去宾馆打了一天牌。晚上回餐馆,贺军将他们拦在门外痛骂:“如果你们这么瞎混,全部滚出去。”原来,他通过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查到侄子们的位置。“定在那里没动过,肯定在赌博。”
  他不想侄子们走他的老路,“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容易沾上赌博。从打小牌开始,输了钱,旁边马上有人借你高利贷”。
  实际上,他们只算远亲。在攸县农村“贺家组”的56户人里,低一辈的贺姓男丁都是他侄子。“不单单开滴滴他才管我,他就等于我们亲叔一样,全部要管,包括与老婆吵架。”贺熊说。
  角色转换
  贺军与他的第一个乘客相处并不愉快。
  那是2015年5月,他刚开滴滴快车,从大望村接上一个女人,结果遇上了堵车。那人一直骂个不停,他很快就受不了。他半途放下乘客,并按照13元的快车起步价塞去15块,“你不用找了,反正我不拉你了”。
  他掉头就回家睡觉去了。后来他在司机群里抱怨,别人告诉他,这种遭遇挺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作为回报,他获得了一个“一星”的最低评价。
  当他跑到一百多单的时候,他又遇到一桩堵心事。事由是他不对,那天他与侄子刚好都有接机预约单,他想早些回家,便私下和侄子调换了。把客人送到 3个不同的地方后,最后下车的那个自称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女人指出他人车不符,拒绝付款。车费是280元,他赔了女人300块钱。
  “300块对我没什么,但我刚刚做滴滴,不想被投诉。”他回忆。
  他之前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开餐馆遇到的客人五花八门,但有事轮不到他出面,有经理顶着。“那个女的太狡猾了。人车不符,你可以不上车,把所有人送完了,才说不付钱。”
  “酸甜苦辣都尝过,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贺军感叹。
  每一个滴滴司机都面临着挑战。对于曾经的出租司机来说,他们需要对抗的,是昔日的惯性。
  谢学文从来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开出租车时几乎不和乘客说话,看见有人招手,停车、开车、收钱。但现在,他必须要说了,接单后的标准用语是:“您好,我是您的专车司机。”
  而当他说起话来,又是个大嗓门,瓮声瓮气的。他必须控制,用一种略显怪异的发音方式——听起来他好像在依赖鼻腔说话,才显得温柔一些。但有时乘客听不清,他就想,“完蛋了”。
  最初开专车的一段时间,他的评分只有4.7,属于全公司垫底的极低评分了。他很苦恼,向舅舅抱怨,就差给乘客当孙子了。比如有乘客抱着小孩坐在 副驾,他会说:“先生,您这样坐是不行的。”那人说没事。他有点着急,但还是客客气气,“路上很多摄象头,抓到了要罚款的”。那人还是无动于衷。
  “我能再说吗?我说了,他给你一个一星怎么办?”以前在出租车上,他哪需要管这些。
  “你表达的是你的立场呀,你是怕扣分怕罚款,你没有站在乘客的立场。”夏正武给外甥演示正确的方法,“如果急刹车,这个小宝贝坐在前面不安全。这样乘客很愿意接受的。”
  “我哪里想到那么多哟!”
  “换位思考,懂不懂?换位!”
  慢慢地,谢学文的评分也长上来了。“他那个人毕竟学历不高,让他说出个所以然来,他也说不出来,但是这个人是诚实肯学的,我一教呢,他还是会听我的。”夏正武说。
谢学文以前不爱搭理乘客,但现在他有意识地在提升自己的亲和力
  贺军的滴滴之旅在继续。这一年,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一个青年临登机时才发现手机忘在车上,贺军返回出发点,把手机交还他的父亲;一个面色忧 郁的香港人去皇岗关口,聊了一路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最后竟给了50块钱的小费;两个美国人完全不懂中文,靠着手机打字,最终顺利抵达……
  一个离异女人一路上都在同婚介所打电话,直至到了目的地惠州,才发现她原本要去的是惠阳,他于是主动提出免费送她一程,以避免投诉。但一路上他们聊得很开心,女人确认是自己搞错了,照价全付,还说到下次去爬梧桐山,要顺道做客他的饭店。
  贺军发现,他喜欢上了与乘客聊天。
  从有些角度看,乘客与司机的地位似乎并不平等。乘客一旦投诉,依据汪国平专车公司的规定,司机就要接受罚款,还会影响每月返点。一位司机讲述了 某次他的两难处境,情侣在他车上,一个要调头回家,一个坚持往前开,他不知道听谁的,两个人都是他的“上帝”。他试图调和,被骂了一顿,拿到低评分。
  一般预约等待限时10分钟,接机则必须无限等待。贺熊曾从下午2点等到凌晨——预约期间无法接实时单,才接到乘客电话,飞机因大雨降落于汕头,订单取消。
  在所有受访者中,夏正武是唯一愿意理解这种不平等的人。“滴滴凭什么跟出租车来抢市场?服务。你凭服务赢得市场,而不是靠价位。”
  他们更有礼貌。他们更友善。他们更在意你的感受。但他们不是新的人类物种,他们是你在出租车上可能遇到的同一批司机。他们都不完美——谢学文说话瓮声瓮气,贺军是个赌徒,夏正武曾为侄子出头打过人。
  但这些不完美的人,尽力在提供尽可能完美的服务。
  同一个屋檐下
  置身大望村,你很容易忘记这里是广东。村里餐馆选择不多,湘菜馆占了绝对多数。湖南人钟爱的槟榔在每个小卖部都可以买到,贺军店里的伙计一天要嚼4包。“攸县”成了一种商标,如果说用在餐饮业尚可理解,但一家理发馆与修车厂也冠以攸县字样。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这里全天都讲攸县话。”贺军说。
  如果稍微观察,你会发现大望村壮年人占了多数,老人和小孩占少数,与湖南的村庄恰恰相反,就像是互相咬合的齿轮。
  很多人都会把稍大的孩子放回老家,小的带在身边。贺军16岁的大女儿在攸县读中学,9岁的小女儿则在大望村读小学。很难视她为广东人,因为她不 会说广东话,在这个村里,广东话是排在普通话与攸县话之后的第三通用语言;也很难视她为湖南人,因为她尚缺那里的生活经历,她在大望村出生长大,老家总计 只回过2个月。
  无论贺军与夏正武有多少不同,至少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在大望村已经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但依然对这个地方缺少归属感。
  “这个村子我不喜欢也不讨厌,但我喜欢老家,永远不会改变。”贺军说,“这里的米粉虽然叫攸县米粉,但没有攸县的味道。”夏正武则肯定地说未来要回湖南,“等我孩子一上大学我就走”。
  10年前的大望村,最多的是制衣厂。互联网对大望村的第一波改造是制衣厂的逐渐消失。信息透明化的力量与网购的消费习惯,杀死了欠缺竞争力的小作坊。
  现在,第二波改造来了。
  尽管变化仍持续发生,就目前来说,出租车司机转开专车的,还是少数派。更多人的心态是保持观望,不敢冒险。
  而即便像夏正武这样的先行者,也选择每月租车,而非像贺军与其侄子那样自行购买。实际上,他每月租金要比月供还高一些。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追问下去,夏正武会忸怩地说,“因为这个新生事物,政策性的东西谁也不敢保证搞多久。如果我买个车,搞一年就搞不了了,那我折现卖掉的话,这一年白干了。租车简单,我不要操那份心”。
  移动互联网早已覆盖了大望村,但如果不是加入滴滴,夏正武是属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他早就用上智能手机了,但只使用打电话这一个功能——发短信都很少,他觉得打字费劲费时。加入滴滴后,他的手机里至少多了两个移动应用,“滴滴”是必须的,另一个是微信。
  但直至现在,他对自身的互联网改造不尽如人意:他总是忘了看微信,汪国平与他达成共识,有事直接打电话;由于跟不上“抢红包”的节奏,一位滴滴 的总监在过年时不好意思地问起他,“是不是最近有情绪,怎么一个都没抢”;他自拍技术恐怕远远落后于他的车技,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张自拍照片,若非被提 醒,他意识不到眼睛是闭上的。
  2015年1月,汪国平将公司的新年联欢会放到贺军的餐馆举办,他不放过每一个普及滴滴的机会,“滴滴专车公司”的条幅就高高地挂在店门之外。这个举措引发了内部的担忧。这里可是传统的的士村啊,“这么高调不怕被砸场子吗”。
  这种敌对是可以理解的。两个阵营的人总能在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相遇,专属经营权被共享经济(滴滴的专车、快车有近80%是兼职司机)所挑战,而最烦躁的是,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主要还流向了那一方,有些乘客上了出租车竟然还会毫不客气地褒贬评价。都是滴滴的错。
  即便夏正武也承认,当他还开出租车时,对滴滴“有一点讨厌,如果你问我路的话,我就不会告诉你”。而谢学文开了滴滴后,也能感觉在路上遭遇前同行的怨气,“他知道我们是干滴滴的,有时候超你的车,或者变道,对你不客气”。
  但那场联欢会平安地结束了。
  其实,弥漫于外界的滴滴与出租车的紧张气氛,在这个处处是熟人网络的村里并不存在,每个家族都有不同阵营的人。双方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比单价,比客源,购车要多少钱,被抓到罚款多少钱,每月赚多少钱。“天天就是聊这些,对比。”贺熊说。
  在夏正武印象中,从2003年到现在,深圳出租车只停过3次工。一次是非典期间,一次是争取燃油补贴,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月,针对滴滴。
  停工发生,大望村的出租司机向来共同进退。“有时候并不是心里想罢工,是为了大局,”夏正武说,“大家都罢,你要不罢,你以后在这个村里面怎么见人啊,人家说你八辈子没见过钱。”
  尽管停工是因滴滴而起,乡邻间的和谐关系并未破坏。夏正武记得那天早上,他大哥把出租车停在门口,对他说:“你快出去吧,外面好多客。今天让你们赚个饱。”
  那之后的几天,深圳政府发布消息,“鼓励出租车企业降低租金以减轻驾驶员的负担”,并对每辆车发出每月2000元的补贴。
  “其实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出租车就不会饿死了。他们心理上受到安慰,政府还是重视我们,就像解决两千块钱,第二天就开工了。”夏正武说。
  从前开出租时,他也琢磨过行业改革。“但是我想又有什么用呢?谁会给你改革?因为它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他认为两个阵营不该敌对,“相反有滴滴专车之后,你出租车司机更有理由,让政府和公司做出让步,减租。如果没有滴滴,一辈子都不能实现。”
  夏正武获得过“优秀出租车司机”的证书,全年无投诉、无违章、无罚款。他说他从不绕路,捡到手机会返还失主,但他也承认,他会拒载。
  对于那个他已经离开的行业,你能感觉到他的感情仍在,“不管是司机服务水平、整体素质,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出租车能够跟深圳比”。
  他仍会努力地为其辩护,他说乘客以为的绕路,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单行道较多;提及行驶于关外的“绿的”经常不打表,而且投诉往往是无效的,他强调关内的“红的”不一样,“是正规军”。
  “深圳管得多严啊。”那些内部制度他记得清清楚楚,“发现一次绕路罚款两千。多绕的钱,按50倍返还给乘客。发现两次,取消上岗证……”
  至于滴滴与出租车在所难免的竞争,谁该获胜,对于夏正武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我有亲戚开出租车,也有亲戚在开滴滴,我希望双方都不要失业。最完美的结局。”他说。
  采访结束时已是凌晨3点,此时到黎明是大望村最难找车位的时间段,因为专车都回村了。路旁停满了车。夏正武把车开到了村中一处林中空地,但树与树的缝隙也都挤满了车,要知道搁两年前这里一辆车也不会出现。
  兜转多处地方,半小时后,他终于死心了。
  他唯有冒险一试,将车开到家楼下。他极不情愿,因为要穿过一处极其狭窄的胡同。天黑看不清,他心疼车被擦坏。车以近乎嵌入墙壁的状态,一厘米一厘米地推进,通过了那条几米长的关口。
  夏正武长嘘一口气,他的一天结束了。按照他的习惯,他要抽几根白天没太多机会抽的烟——他总怕烟味沾到车厢,然后冲凉,吃饭,睡觉。
  他所在的大望村则是不会沉睡的,不断有夜归的车灯亮起,而几个小时后,大批出租车将启程,它们颜色一致,向着城市进发,有如道路上的蜂群。
责任编辑:李天奕
相比《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所表达的观点,我更感兴趣的是,咪蒙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正如相比咪蒙“永远爱国”,我更感兴趣的是,她为什么忽然爱国。
庆幸我的内心冲动比较强烈,虽然并无太多后天因素。
因为半数选民选择了脱欧,英国首相卡梅伦不得不“赔偿”了自己首相职位。现在的焦点便是谁可以接替卡梅伦?
在任何社会中,‘保障人权’都不是一句空话,也不仅仅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安排一整套制度,并且要有强大的预算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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