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F不出生存指南2大砍刀刀啊 抗日战争史用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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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山东部队曾使用的手榴弹弹壳。
李中凯收藏的枪匣等抗战实物。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青岛受降时手刻水壶。市博物馆供图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青岛市博物馆将于9月3日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实物展》,并于日前公开征集抗战实物和史料,接到了许多市民提供的资料和线索。7日,市民李中凯将个人收藏的部分抗日实物史料捐赠此展,其中有他的外祖父、一位老八路军抗战时使用的枪匣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的同款滇军头盔。此外,还有大刀、手榴弹壳、钢盔、防毒面具、地雷战英雄后裔提供的锦旗、抗战宣传画报等约百件实物史料。
  首件藏品是姥爷的枪匣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9月3日,青岛市博物馆将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实物展》,并于日前公开面向社会征集抗战实物和史料,接到了许多市民提供的资料和线索。
  7月7日,热心市民、知名军战史作者李中凯带着自己的约百件藏品来到市博物馆,他除了有意提供这些藏品用于展览,还将在展览结束后将部分藏品永久性无偿捐赠给市博物馆。
  在这些藏品中,李中凯最有感情的是一个手工缝制的枪匣子,“这是我的第一件藏品,是我姥爷送给我的,从15年前拥有它开始,我就对军战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进行相关收藏和研究到今天。”李中凯给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中存的外祖父参战后持手枪的一张合影,枪匣子正是用来放那把手枪的,那是他外祖父的第一把枪。
  李中凯的祖父和外祖父均为老八路军,其外祖父接芳是莱阳人,1943年参加革命,在延安读了抗大后回到山东军区警备三团,历任排、连长、指导员,参加过胶南战役、济南战役,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一路南下。李中凯还带来了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由胡锦涛同志题写章名、颁发给接芳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的纪念章。
  滇军战时铜制头盔亮相
  李中凯带来的藏品中大部分是战场装备,中国军队和日军的装备明显存在巨大差距。日军装备中除了钢盔,还有一把保存完好的刺刀,制作精良,至今依然锋利无比,不知当年有多少同胞曾惨遭这把屠刀杀害。而李中凯收藏的一把八路军山东部队的大砍刀则已经锈迹斑斑,“当时无数抗战者就是举着冷兵器时代的大砍刀上战场的,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人生死搏斗”。另一把带皮套的战刀来自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生产于1938年。
  藏品中还有多枚八路军山东部队使用过的手榴弹弹壳,其中一种弹壳呈网格状,制作略微精良一些,大量的弹壳则是工艺非常粗糙的“土弹”。李中凯告诉记者:“手榴弹的杀伤力主要来自它爆炸时弹壳碎裂、四溅的碎片,这种网格状的炸裂时碎片会多一些,而这种非常粗糙、外壳带着明显接痕的手榴弹可能爆炸时只能碎成两片,杀伤力就明显降低了。”
  另一件滇军的法式铜制头盔也是李中凯很得意的一件藏品,头盔的内沿上印着“滇”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中也有这样一件同款的滇军头盔,但品相没有我这件完好”,李中凯说:“头盔通常称钢盔,要坚硬的钢铁制成才能起到保护作用,铜材质偏软,一般是没有拿来做头盔的,但当时抗战条件艰苦,云南又产铜,只能拿来制造头盔了,聊胜于无。”
  多件日军侵华铁证在列
  抗日战争中,除了在前线的战士,军人家属们也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几年前,李中凯从海阳一处村庄收藏了1943年胶东部队为抗战英雄的家属“于氏”颁发的一面写有“抗日英雄”四个大字的锦旗。据李中凯介绍:“海阳、莱阳一带是地雷战的故乡,很多人家都姓于,包括电影《地雷战》的主人公原型于化虎。”
  李中凯带来的这批藏品还有印有钟馗的抗战动员海报,当时的伪青岛市长赵琪赠日本在青舰队司令的怀表、缴获的日军青岛守备纪念瓷碗、日本青岛宪兵水上分队讨伐纪念银盏等,这些都是日军侵略的铁证。藏品中另一件比较罕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受降时的手刻水壶,“当时他们是从关岛赶到青岛来参加受降仪式的,水壶上的手刻文字用英文和中文记载了这一事件。”
  铁血锄奸团曾致信沈鸿烈
  当天,李中凯的朋友沈先生也带着自己的藏品前来助阵。藏品中有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收迎宾馆(今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器物清单一份。另一套实物和史料则是三位铁血锄奸团成员于1964年赠送沈鸿烈的一枚孤版徽章和一封信札。
  在该团幸存者梁鸣一、张玉如和卢化西写给沈鸿烈的这封信中,追述了铁血锄奸团的历史和沈鸿烈给予过他们的鼓励。三人在这封信中说:“承蒙召见并允亲自领导,使此一青年组织得遂报国之志……各同志咸抱牺牲决心,与敌伪拼杀,死俘相继,绝无屈意者。”
  三人当年在中国台湾给沈鸿烈写这封信时,铁血锄奸团的幸存者已“仅数人而已”,他们想起“惟在工作期间,牺牲之多,死事之烈,言之令人鼻酸”,特制了一枚勋章感谢沈鸿烈。据收藏者沈先生介绍,这套藏品是他2012年高价从一位武汉的藏友手中获得。
&&&&文/本报记者 王法艳 图/本报记者 何毅(署名除外)
  征集到的《日中战争》丛书涉及很多日占青岛史实
  谁懂日语,欢迎来研究解读
  据青岛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郑海燕介绍,该馆抗战实物征集活动开展近两个月来,已陆续收到数十位热心市民提供的实物或线索,其中包括地雷战成员女儿提供的漫画,抗战英雄后代提供的明信片等。还有来自大连、深圳等地的收藏爱好者闻讯提供了侵华日军的第一手书信及影像资料。
  据了解,青岛市博物馆原有藏品更多反映了敌后战场的斗争史,而这次征集活动收集到的大量日军占领青岛的徽章、画报、士兵手牒,以及正面战场实物、日伪政权统治资料、日本本土对侵华战争的书刊研究资料等都从更多层面还原了抗日战争全貌。这其中,征集到的一套日文版的《日中战争》丛书,内容涉及很多日占青岛的史实,市博物馆特别号召懂日语的市民与博物馆共同研究解读。
  青岛市博物馆的实物史料征集活动延长到了7月底,凡有与抗战相关资料或线索的市民可拨打市博联系电话,物主既可以把实物捐赠给市博物馆,也可以临时借给博物馆作为展品补充抗战实物展,展览结束后原样取回。博物馆在展出时将注明物品来源以示感谢。
  记者 王法艳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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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历史材料:顽军溃逃.docx 1 / 25抗日战争历史材料:顽军溃逃1945 年月 31 日夜间,大地漆黑一片,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一群鬼魅一般的家伙,从遵化县城南关探出头来,顾头不顾尾地向南逃去。他们就是驻遵化城内的伪满洲队、保安联队、自卫团和原日伪机关一帮虾兵蟹将,自从 1945年 9 月 30 日开始,在被围困的三个多月中,这股顽敌依仗坚固的遵化古城死守不降,等待唐山国民党总部前来接收,直到杨苏纵队登上西南角城头的那场白刃战之后,发现新四军野战部队的标志后,立时军心大乱。陈天喜、程斌见势不妙,知道固守是自取灭亡,于月 31 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天晚上 8 点逃往唐山。出城时见一片漆黑,空旷无人,满洲队头目陈天喜不禁暗自庆幸: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今天从你们眼皮底下溜出城去,看你八路军能奈我何!正当得意忘形之际,忽听“啪!啪!啪……”一阵枪响,驻守肖庄子的民兵和游击队,发现敌踪立即鸣枪示警。军分区领导接到围城部队的报告,立即通知玉田、丰润等县的部队和各地民兵,乘汽车前去阻击。陈天喜、程斌等人如同惊弓之鸟,为了不当俘虏,把从城里带出来的金银细软等许多财物扔在路上,疯狂向南逃命,留下掩护的人死的死,逃的逃。 溃敌到了龙山嘴儿,狡猾的陈天喜和程斌等人,考虑唐遵公路十之八九有八路军的埋伏,就直奔西南从骆各庄2 / 25村东,顺黎河西沿拼命奔跑。那年雨水较多,黎河水很深,严冬时节仍川流不息,到王各庄村南过河时,有些人被挤到河里淹死,后面的干脆趟水过河,棉裤被水浸透,上了岸两条腿就冻成了两根“冰棍” ,直挺挺根本走不动,有的人脚趾被冻得所剩无几,修械所工人李树松,上岸还未坐稳就被冻死了。其他人见势不妙,拼命活动起来,总算把近乎凝固的气血运化开来,带着硬邦邦的冰坨继续行进。过了柴王店天已破晓,隐约可见界山口不远,有望逃出危险区,没想到军分区警卫团早已堵在山口,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敌人抱着鱼死网破的念头,百余人毙命,没死的拼命逃出界山口,到了 XX 县亮甲店,刚想停下喘口气,从过去日伪军修的炮楼里传来机枪吼叫声,封锁了公路。陈天喜、程斌督着满洲队冒着弹雨往前冲,虽然伤亡惨重,部分残兵败将还是冲过封锁线,向东南方向逃去。 刚逃出不远,前面的尖兵又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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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南厂厂长孙鸿哲的斗争,马云清首当其冲,贴标语、发传单,带头声讨孙鸿哲的罪行。在强大的攻势下,孙鸿哲被迫下台,厂方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由此,马云清也成为黄色工会监视和暗中跟踪的重点。他被迫把家搬到中共 XX 市委机关和 2 名同志住在一起。年关已近,南厂党支部在马家召开争“花红”会议。马五嫂除了给同志们烧水做饭外,还在门口望风,为开会的同志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岗放哨。1930 年 1 月 13 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争“花红”斗争如火山一样爆发了。2000 多名工人放下手中的工具,浩浩荡荡来到厂门口集合,选出马云清,袁兰祥等 20 多名工人代表组成斗争委员会,向厂方提出发清拖欠工资和“花红”等 13 项要求,浩大的斗争队伍在马云清等人的率领下,直奔厂长办公室,把办公室围个水泄不通。马云清第一个站出来向厂方提出工人要求补发工资等条件,接着袁兰祥等代表们纷纷据理力争,限期 24 小时内答复。在强大阵容面前,厂长吓得浑身发抖,答应马上向天津铁路局要钱,第二天, “花红”以及拖欠的工资终于发放下来,工人们的罢工胜利了。 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士气,同时,也加剧了黄色工会等反动势力对马云清同志的仇视。7 / 25这天中午,马云清吃罢午饭,假装躺在黄色工会办公室的外屋床上休息,暗中观察动静。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马云清马上警觉起来,只见从里屋跑出一人接电话,从回话中听出,电话是从天津打来的,明天早晨 8 点要来唐山抓人。马云清意识到情况严重,当即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地下党组织。入夜,马云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凌晨 5 点多钟,他再也躺不住了,便起身上班,刚走到厂门口,就被黄色工会维持队长高珍 等人抓走,连推带搡押到一座小院里。 “瞎高”气势汹汹地逼问:“马老五,你把昨天电话里听到的事,都报告了吧?”马云清矢口否认。敌人换个口气,企图套出实情,谁料马云清根本不吃这一套,大骂工贼无耻。敌人见他软硬不吃,便气急败坏地把他吊在葡萄架上,扒去他的衣服,用冻了冰的麻绳使劲抽打他,马云清咬紧牙关,守口如瓶。 “瞎高”一伙儿私设公堂,对马云清吊打行刑的消息传出,工人群众义愤填膺,在袁兰祥的带领下,工人们和“瞎高”及天津联合办事处来唐抓人的张风祥那伙人算帐,把“瞎高”和张风祥两个反动头目狠揍一顿,捆绑在楼前大树上。新军阀阎锡山部驻唐团长陈光斗出面调解:双方交换人质,厂方答应改造工会。至此,黄色工会被彻底打倒,工友们把遍体鳞伤的马云清搀扶回家,又燃放鞭炮,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从此,马云清名声大振,敌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常派特务暗中盯梢。8 / 251931 年 3 月,胡锡奎调任 XX 市委代理书记,经常吃住在马家。一次,敌人闻讯来抓捕胡书记,马五嫂在危急之时,镇定自若,对敌人的问题对答如流,巧妙地保护了胡书记的安全。不久,党内出现了叛徒,地下交通站被破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云清竟两次被捕,面对敌人的毒刑拷打,马云清始终回答 3 个字:“不知道!”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加之党组织和群众千万百计奋力营救,马云清才得以解救。 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站,马云清再次把家搬到扇面街 1 号。后来,李颉伯、李一夫,李高冒等人来唐开展工运工作,都是马云清夫妇负责联络、掩护。 1937 年 4 月 19 日清晨,天空阴暗,马五嫂一开门就发现门口有便衣,不一会儿,就传来丈夫马云清在厂门口被捕的消息。敌人逼他说出党的机关在哪里、领导人是淮?马云清拒不回答。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强盗把他推到狗圈里,一群疯狗猛扑上来,狂叫着、撕咬着他,马云清被咬得鲜血淋淋,体无完肤。然而,疯狗岂能动摇一个共产党人的意志。于是,敌人又用木棍夹他的手指,用乱棒毒打他,他被折磨得晕死过多次,血肉模糊,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只好把他押送到通县监狱。卢沟桥事变后,伪警察仓皇而逃,马云清才得以还家。 9 / 251941 年,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马云清离别妻儿老小,冲破敌人的封锁,奔赴盘山根据地,来到盘山兵工厂机械所工作,后根据抗日工作的需要,又被派调到丰、玉、遵联合县负责交通站工作。在此期间,战争环境异常残酷,敌人封锁严密。处处设卡,便衣特务时常出没。交通站工作极其危险。马云清带领交通站的同志,奔波于遵化、丰润、玉田三县之间。为了及时传送情报,他们昼伏夜出,抄小路,爬山道,冲破重重封锁,风雪无阻。一天晚上,马云清在送信途中,竟误入敌人包围圈,头部负伤,幸亏他巧妙周旋,方脱离虎口。 1944 年 11 月 13 日,马云清参加了在丰润老庄子召开的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区级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汉奸告密,敌人调集大批日伪军包围会场,马云清第五次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用尽种种酷刑,未得半句口供。只好把他押解到唐山,此时,他已重病在身,后被押到北京西苑监狱。敌人仍然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但这些对于 5次被捕的马云清来说,已经失去了威力,他的脸上流露着革命者特有的坚毅与自信。敌人命他写坦白书,他严词拒绝。拷打、诱降、软化,一切手段在马云清面前均告失败。1945 年 3 月 9 日,他英勇就义于北京西苑,时年 40 岁。 马云清始终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堪称中国共产党人之楷模。1958 年,党和政府将马云清烈士的遗体敬葬于冀10 / 25东烈士陵园,以告慰先烈,昭示后人。 鲁家峪惨案 鲁家峪位于遵化县城西南,在遵、玉、丰三县接壤地带,包括东峪、西峪、北峪、龙宝峪、前山屯、鲁家峪大庄 6 个村和一些分散的住户,号称九沟十八峪,统称鲁家峪。当时的鲁家峪南北长 20 华里,东西宽 18 华里。该村群山环抱、岩洞满谷、山上密林覆盖,地面沟壑纵横,有如天然迷宫。 早在 1927 年,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林曾在鲁家峪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同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38 年冀东大暴动,鲁家峪就有 130 多人参加了暴动队伍。1938 年冬,李运昌司令员和包森、焦若愚、吴德、徐志等领导人经常在鲁家峪领导全冀东地区的抗日工作,并在那里建立抗日机关。1940 年 1 月 1 日,遵化县阁老湾会议上,冀 XX 区党分委正式确定鲁家峪为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部、电台、报社等,鲁家峪成为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当时,八路军各机关单位设在鲁家峪大庄里边的东峪、北峪和龙宝峪等村里,并有山洞和地洞可供隐蔽。为了保密,还制订了军民共同遵守的规定:凡外人到鲁家峪办事探亲,只能到鲁家峪大庄。就连运送伤员,也得换成鲁家峪村的报国队员转送。不明身份的人严禁入内。所以,日军到鲁家峪一带多次“围剿” ,11 / 25也没摸着鲁家峪根据地的底细。 鲁家峪抗日军民的革命行动,使日伪军惶恐不安。日伪军的小股敌特经常在此失踪匿迹,这更引起敌人的怀疑和关注。日军调动兵力到鲁家峪“清乡” ,又被八路军和民兵击败,于是,对鲁家峪多次进行围剿并制造了多起惨案。第一次惨案。1941 年 2 月 14 日,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古,纠集驻遵化城、王各庄,驻 XX 县的孟四庄、朱官屯和驻丰润县三女河、沙流河等处据点的日伪军 1000 多人围剿鲁家峪,企图摧毁鲁家峪根据地。天刚蒙蒙亮,鲁家峪东南面大刁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岗哨发出“有敌情”的信号。村武装班长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八路军和群众转移进山。 日军包围了鲁家峪大庄,逐家搜查抓人,没来得及转移的 700 多名群众被驱赶到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日军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到一处,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儿查看有没有枪茧或枪伤。人们被迫赤身裸体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冻僵了跌倒在地。 米古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样子,要群众说出八路和村干部,人们横眉冷对没人搭腔。米古凶相毕露,指挥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刘志顺等 30 多人,棒打石头砸,12 / 25有的四肢被打伤,有的头被砸破流血,刘志顺当场昏死过去,日军把两个农民打倒在雪地上,穿着大皮鞋的脚踩在他们身上。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 米古抽出指挥刀,恶狠狠地向群众宣布:“不交出八路军和村干部,你们的房子统统烧掉。 ”群众仍不理茬。一群日军即举着火把,分头放火。霎时,鲁家峪大庄成为一片火海。65 岁的老人刘思浩藏在柴草里,柴草着火跑了出来,被日军逮住,捆在门板上,扔进火堆,活活被烧死;李贵祥的老母亲,没爬出屋门即被烧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满 1 周岁的小孙女裹上衣服藏起来。日军放火时,听见孩子哭声,把点着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烧死;没有挣脱缰绳的大牲口,也都被烧成黑炭。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没,一个个心如油煎。 浓烟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傍黑时,日伪军才离开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李自树、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等 9 人被烧死。李贵灿的母亲等 6 人被烧伤,刘志顺等30 人被打伤;烧死大牲畜 26 头,烧毁房屋 1931 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除被抢走以外,焚烧一尽。 第二次惨案。1941 年 7 月 16 日,驻遵化王各庄据点的日军中队长南木和警备大队长王熙武,率领日伪军 150 多人,再次进剿鲁家峪。对鲁家峪大庄残存的房子和新搭起来的窝铺纵火焚烧,东峪和北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烧毁。13 / 25日军把没跑脱的 30 多名群众赶到虫王庙前,施放毒瓦斯。刘继真、李自荣等 20 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滚,而后昏厥过去。70 多岁的老人刘继顺当场被毒死。日头偏西日伪军才撤走。 时隔 3 天,驻沙流河的日伪军 150 多人,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的带领下,又窜到鲁家峪。日军得知该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的脸上有麻子;后街的武装班长李有凡正在给死去的母亲戴孝。因此,伪军一进村,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到处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 。日军把从各处圈来的高万盛、李自省,刘景春、吕洪德等 7 个脸上有麻子的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刘季仲是个煤矿工人,刚来家探亲。他脸上没有麻子,因嘴里镶着金牙,日军说他不是好人,也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日军对高万盛、刘季仲等 8 人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他还是没说一句话。后来,日军带着他到山上找藏着八路军的岩洞。高见哪个洞口有蜘蛛网就往哪个洞钻。闹腾了半天,日军没辨认出高万盛,也没找到八路军,即把高万盛和李自省、刘景春三个脸上有麻子的枪杀在东峪庄头。日军在临走时,又在鲁家峪大庄头上将吕洪德、吕恒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刘季仲 5 人枪杀。在这 4 天里,日伪军的两次烧杀、施放毒瓦斯,仍14 / 25没从鲁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鲁家峪根据地的真实情况。鲁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几次日军“扫荡”的教训,大多数人转移进山,坚壁清野的方式也改进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损失较小。 1941 年 2 月至 7 月,日军三次进剿鲁家峪,烧毁房屋1973 间;18 人惨遭杀害。日军见摧不毁鲁家峪根据地,便在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鲁家峪划为“无人区” ,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绝和八路军的来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鲁家峪越烧越旺。 第三次惨案。1942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1 日,日军二十七步兵旅团长铃木启久卷土重来。他调集了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 4000 余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个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掠、大烧毁,使鲁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灾难。 东峪村东北有一座鸡冠山,半山腰有几十个火石洞,其中有一个大洞原来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从洞口进去约 1 里地段,内有大、小洞 7 个,大洞能容 300 人,小洞能容几十人,大小洞之间有窄道相连,能容一人直立或侧身通过。洞里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 30 多人。 1942 年 4 月 16 日,100 多名日伪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从鲁家峪直奔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15 / 25的山洞,断定洞里藏着八路军和军需物资,就在鸡冠山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还在狐仙洞口和东大岭上加放岗哨,安上了电话机。日伪军在狐仙洞前,困守三天,一无所得。就逼迫一个从别处抓来的群众进洞探听虚实。洞里人误认为是日伪军进洞,就开了枪,洞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就往洞里施放毒瓦斯,又将从我兵工厂搜刮来的地雷和炸药塞进洞内轰炸。到了第五天天亮后,日伪军才撤走,洞内30 多人全部遇难。 在围困狐仙洞的同时,另一部分日伪军还在附近别的山洞进行搜索。狐仙洞下边有个水洞,日军见洞口有水,问叛徒马成金说:“水的有,人的没有?”马成金回答说:“水的有,人的大大有!”日军叫马成金进去,马成金壮了壮胆,边喊边慢慢往洞里蹭。进洞不深,就被我八路军司令部通信员叶奎一枪打伤胳膊。日军见状,先是大声嚎叫,让人们出来,接着就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在洞内藏身的后勤部干部靠山河、行署秘书王洪文、东峪村武装班长梁志民等 8 人,用人尿浸湿手巾或衣服捂嘴等办法防御毒瓦斯,在第 7 天夜里,扒开洞口越过东山岭脱险。 在狐仙洞附近小火石洞躲避的群众,因洞浅又无泉水,日军施放毒瓦斯,群众大多被熏死在洞内,有的出洞时被日军打死。被服厂 14 名工人和军分区干部 7 人,钻出洞惨遭杀害。群众刘玉书一家 5 口,刘恩功一家 3 口,刘树安16 / 25的妻女 3 人,都被日军熏死在洞里。刘庭发、李树全等人从洞里出来,被日军用刺刀挑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进土洞活埋,当时山洞内外都是死尸。 日伪军在鸡冠山驻剿 5 天,据统计有 95 人遇难。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些坚强不屈的死难烈士,当地政府将狐仙洞修复立碑,并改名为“烈士洞” 。 影壁山在鲁家峪北面,把北峪村分成东西两部分,周围的山腰里有无数的火石洞或岩石洞。抗日战争前期,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报社和电台,大多设在那里。我军政人员有的就住在洞里工作。 1942 年 4 月 17 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4 月 20 日,日军在北峪村附近搜山时,杀害了 15 名群众。接着又将从北峪村东面的单阴背各山洞搜出的群众 70 多人,赶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日军中队长佐佐木严刑拷问,通过翻译说:“谁是八路、谁是干部?兵工厂在哪儿?说出来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别怪皇军不客气。 ” 人们沉默着,谁也不作声。其实,在被捕人当中,就有李有凡、于品丰、刘恕、刘保和等村干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拉出刘保和问:“你的村干部?”刘保和说:“我是教书的。 ”翻译转问群众:“他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是。 ”日军仍不相信,毒打刘保和,最后用刺刀挑死。 17 / 254 月 21 日,龙宝峪村 26 岁的共产党员李友章被日军抓住,让他带路上山找洞。他领着日军上山转悠,哪儿没有藏人和物资他往哪领。日军气坏了,押回村去毒打,他欺骗日伪军说:“想起来了,我藏着手榴弹呢,给我松松绑,我好去挖。 ”日军上了圈套,给他松了松拴在胳膊上的绳子,让他带路去挖。当他走到堂屋,见锅台上放着一把宰猪的砍刀,猛地抄起那刀,照着押他的日军砍去。日军一晃动,砍下鬼子半个脸,他撒腿就跑。在门口又砍伤了站岗的日军肩膀,吓得那个日军不敢阻拦,他直向西山跑去,跑出不到 200 米,遇一石坎,没容他上坎,被尾追的日军开枪打死。 佐佐木见追问不出八路军下落,部下又被砍伤,气得发疯,他挥起战刀劈死张永林、张俊臣、李左文、李友毛等 9 人。李庆宽的母亲被绑在树上,倒上煤油活活烧死。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 4 名十二三岁的女孩。于常河和刘庆龙两人的妻子怀孕临产,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挑出腹中婴儿取乐。刘灿的妻子被日军轮奸后,用刀砍死。人们对日军的兽行,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同日,日军把从单阴背山抓来的 70 多名群众押在东厢房里。4 月 21 日晚上,日翻译官对厢房里的人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 ,今天还有人砍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你们这里不能再住人,让你们到玉田去种菜,有吃18 / 25有喝,还发给钱,谁愿意去快出来!”在日军的诱骗下,王景同、张小四等 24 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日军将他们绑押到张永存的白薯井前,大人用刀砍,小孩用铡刀铡,全都杀害后,将尸体扔进白薯井里。 4 月 22 日早晨,日军翻译又来到东厢房,对剩下的 42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日军将这 42 人串绑在一起,押着走到鲁家峪大庄刘万的房子西面白薯井旁。先砍死一个叫张小二的,将尸体扔在白薯井里。又拉出张俊金,张见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出几步,被日军抓回来,日军将他按在凳子上,蒙上眼睛,张俊金使劲挣扎,也未能逃脱,日军要杀害他,当给他掖衣领时,他一口咬住那个日军的手指。旁边的日军见状,一脚把张俊金踢下白薯井,又向井内打了两枪。打中张俊金的背部,他立即昏厥过去。井上日军又一连砍死 9 人。日军走后,张俊金苏醒过来,被赵林等人救起。日军这次扫荡,鲁家峪村有 63 人惨遭杀害。 鲁家峪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馒头山腰也有许多火石洞。日伪军围剿鲁家峪时,馒头山也惨遭血洗。当时,冀 XX 区武装科长王文龙、行署干部王松、丰润县政府干部轩敬宜等十多人以及义王庄、鲁家峪等村的群众 200 多人,在馒头山大小火石洞隐藏。 4 月 24 日早晨,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 200 余名日伪军,19 / 25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小军官踩响了报国队埋的地雷,被炸掉半截身子。日军上山时,从义王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普,一个叫庞永海,逼着他俩搬开堵在一个洞口的石块,两位老人怒骂日军,宁死不从,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洞前。日军不敢进洞,一面在洞前死守,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毒气熏得洞里的人们难以忍受。冀东行署秘书长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中弹牺牲。王文龙、王松、轩敬宜、李云等八九名党政干部,见突围没有希望,在洞内饮弹殉国。该日下午,日军见有一部分人从洞里出来,随着人群出来的区队长杨德山,向敌人扔出一支枪假意投降,当敌人正高兴得失去警惕时,他用藏着的撸子打死了一名日军,顺山坡向山下滚去,不幸被酸枣棵子挡住,中弹牺牲。和杨德山一起出洞的义王庄任习仙,任彦博、张树旺等 15 人,还有鲁家峪村刘振坤和附近村的 19 人,全被日军押到丘家屯北沟枪杀。坚持到日伪军撤走后才爬出山洞的 3 人,除屈平经过治疗死里逃生,朱文厚和王兴华的妹妹活了半天就停止了呼吸。 1941 年至 1942 年,日军对鲁家峪先后进行 3 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共杀害我抗日军民 225 人,烧毁房屋 3900 余间,损失物资不计其数。 1956 年初,中国特别军事法庭通知鲁家峪惨案幸存者张俊金,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6 月 10 日,他前往沈20 / 25阳工人俱乐部——审判日本战犯的临时法庭作证,用大量的亲历事实和身上的伤疤,控诉了日军制造鲁家峪惨案的暴行,侵华战犯铃木启久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东新庄惨案 东新庄是一个抗日斗争很活跃的村庄,曾配合包森带领的八路军,三次端了日伪据点,抗日活动从没有间断过。1942 年 10 月 22 日夜里,区长徐志带着通讯员鞠小丰,召集各村抗日干部在张敬斋家开会,被王春芳等三个坏蛋告密,次日一大早,山里各庄据点的日本小队长常昭,就带领日伪军包围了东新庄。 清晨,人们被枪声、夹杂着狗的狂叫声惊醒。接着听见日伪军的叫骂声、用脚踹门、枪托杵门、鸡飞狗叫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全村人被押到村子当中的庙场上。常昭站在东面的水井台上,操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村子共产党、八路军的有,说出来,良民大大的!”人群里有人大声说:“我们都是老百姓,没有共产党八路军。 ”常昭手一招,两个日本兵拖来区长徐志的尸体,人们见了,都悲愤地低下了头。常昭凶狠地拉出 5 个年轻人厉声问:“八路的有没有?不说他的一样,死啦死啦的!”5 个人都说:“我们就知道种地收粮,别的啥也知不道!” 话音刚落,常昭开枪把 5 个人都枪杀了。日本兵又拉出曹万贵等 10 人,威胁地叫道:“实话的不说,他们的一样!”人们怒视不21 / 25语,常昭的手向下一勾,日本兵把 10 人都扔进井里,盖上炕席,用毒瓦斯活活熏死。常昭又从人群中抓出张文元喝问:“你的说!” 张文元回答:“我啥都知不道!你让我说啥?”常昭狞笑着从掌炉中拿出烧红的烙铁,一边往张文元脸上烙一边问:“你的说不说?”张文元一言不发,被活活折磨而死。 嗜杀成性的常昭,逼着人们在水井南挖了一个 8 尺见方的大坑,然后拉出 17 个人到大坑前,一问不说挥刀就砍。柳宪章脾气倔,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三次甩开敌人逃跑,结果被敌人开枪打死。我是最后一个,常昭问:“你的说不说?”我糊弄他说:“我家里有八路的物资,我交出来。”常昭派两个鬼子跟我去取。我故意磨蹭找机会逃跑,但鬼子盯得太紧,到家后,把家里的旧衣服鞋袜都拿出来,日本兵一看不对,打了我两个嘴巴又押回大坑边。常昭举起指挥刀要砍,见我夹衣领子太高,逼我把衣领掖起来。我把衣领子掖进去,心想反正是死,不如死的硬气点儿,看常昭举刀,故意把脖子一挺,衣领子又立起来。常昭放下刀叫我再掖,我掖完又挺脖子,到第三次掖好衣领时,不知为什么,常昭不再砍了,让日本兵把我拉到东北面的院子里。常昭又拉出孟春甫,比比划划,意思是让他把坑子埋上。孟春甫错以为是要埋他,就凛然跳进坑里,真的被活埋了。 22 / 25这一天,日伪军用棍子打、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共杀害东新庄无辜群众 53 人,折腾到天黑也没问出什么,只好集合队伍回了据点。敌人走后,人们从张敬斋家木头垛里放出鞠小丰等十几名同志,东新庄人用铮铮铁骨保护了抗日干部。 王春芳等 3 个坏蛋,后被抗日政府处决了。 马家峪惨案 遵化城南 60 华里的马家峪,是鲁家峪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村西山沟里有炸弹厂,村东山洞里贮藏着冀东军分区供给部的军用物资,并住有八路军的伤病员。八路军和民兵还经常从马家峪出发,去遵唐公路打埋伏,日伪军在马家峪一带不断受到袭击。1942 年秋季,日伪发动的五次“强化治安” ,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梳篦清剿”,对马家峪一带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 11 月 20 日清晨,驻丰润县左家坞据点的 200 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马家峪。日伪军端着刺刀,把村里没逃脱的 50 多名老人和 200 多名妇女,驱赶到村中心五道庙前两米高、30 多米宽的土坎子下面,老人们蹲在北面,妇女坐在南面。鬼子在四周架起机关枪,当中点燃一堆熊熊大火。 日军头目佐佐木通过翻译官训话说:“今天皇军来找八路,谁知道八路的伤病员,还有物资在什么地方,赶快说,如果不说,哼!”翻译官指着会场西面被流水冲成的23 / 25大坑狞笑着说:“那就是你们的去处!听清楚了没有?嗯?”群众鄙视地看着他,无人应声。佐佐木见没人说话,把徐浩林老人拉出来,扯下棉袄问:“八路伤员的哪里?”徐浩林不说话。日军抽出东洋刀,先用刀背子砍他的脖子,徐浩林还是不吱声。日军翻转刀背,猛地一刀,将徐浩林的脑袋砍落在地,鲜血从脖腔子里直喷出来,吓得孩子们哭叫着往母亲的怀里扎。翻译官吼叫着:“不许哭!”佐佐木逼着保长徐兆兴提着徐浩林的人头,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翻译官威胁着说:“看见了没有,如果不说,都这样!”人们还是一声不吭。日本兵走进人群,又把 50 多岁的徐从林拽出来,问他哪里有八路军的东西,徐从林缄口不言,佐佐木一刀也把他砍死。接着又拉出王合奎,推到沟西坎上的院子里,边打边问,王合奎破口大骂日本鬼子的八辈祖宗,直到鼻梁骨被打塌昏死过去,骂声才停止,日军撤走后侥幸苏醒过来。徐兆灿等几个老人先后被拉出来毒打逼供,有的被打得昏死过去,也没一个人说出抗日机密。 时到中午,日伪军们杀猪宰鸡吃完饭,鬼子兵不再问,干脆把徐兆喜、徐兆明、徐兆清和徐兆耕 4 个老人,驱赶到会场西北角的柴草垛上放火烧着,老人们被烧得疼痛难忍,衣服着了火,身上冒着油往下跑,日伪军用棍棒狠打,徐兆耕忍着剧痛冲过火堆,东倒西歪地倒在坎子根下佯死24 / 25不动,得以幸免,其他 3 人被打昏后丢在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佐佐木知道再问也没用,下令用镐头、木棒对人们乱打,男人被打得来回挤动,挤到一簇时,鬼子兵狞笑着从坎上往下扔大檩条砸。马玉如老人大声喊:“跑吧!不能等死!”人们不再躲闪拥挤,沿着东坎根向南跑,没跑多远,就被日军开枪打死。正患病的徐景顺也被赶出来,拄着棍子蹲在人群的北边,日本兵从他后面猛地一刀,头被砍落。不一会儿,鲜血就染红了壕沟。 太阳偏西,日军把没折腾死的 30 位老人拽到西面沟沿上,一个个用刺刀挑死,尸体扔在沟里。把昏过去的徐兆兴、王贵云等 5 人也拖来扔在沟里,用土埋上才撤回据点。跑反到山里的群众陆续回村,赶紧扒开土抢救人,经抢救,徐兆兴、王贵云、王敬仁等 5 人侥幸活下来。在东面几户人家的院子里,还发现被烧死的王景福、马文成和被凉水灌死的王景明。共有 43 位老人被杀害,自此,马家峪的人们把老年人遇难的地方叫“老人坑” 。 马家峪人都知道西山里有八路军的炸弹厂,东山岩洞里藏有八路军伤病员,面对日军的血腥屠杀,老人们始终坚守秘密,八路军伤员和物资没受一点损失。日本侵略者企图用大屠杀扑灭中国人民的抗日烈火,然而,民族烈焰25 / 25是压不倒的,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族仇恨,惨案后就有 10 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莫屯惨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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