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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缺乏激励机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
　　和讯消息 11月2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世界经济》杂志编辑部、《国际经济评论》杂志编辑部协办的“第六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和讯网作为独家财经媒体进行全程图文报道。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在论坛中表示，我们需要公共服务，我们需要这个服务里面一大部分是公共服务，一大部分是私人部门可以提供的服务。我们需要这些服务。这代表我们需求的变化，要求我们的经济资源更多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做这么一个转移，但是转移过程对中国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服务业面临的很多管制，很多的公共服务没有一个恰当的激励机制提供。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张斌：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很高兴又见到很多的老朋友。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变化。刚才黄老师讲新常态，但是常态的这个词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经济学我们讲稳态。稳态是讲水平或者说增长速度保持在固定的水平。大家看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危机前和危机后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对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变化，我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线索，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正。
　　这些变化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我想大家脑子里面肯定有这些数。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第二支出结构的变化，危机前投资占比42%，现在我们到了48%，消费没有像我们希望那样上升。生产方式来看，迹象非常明显，工业部门在减速，工业部门占GDP的比例下降。还有就是债务结构，我们的债务比例，家庭的负债率，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和政府的负债率加在一起，总的负债水平在过去危机以后有非常快速的提高。很多国家在这些指标水平上都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可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是引起了很多的担心，但是也值得关注。
　　我想稍微讲讲一些国际经验，讲讲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从穷变富要经历两次转型，第一次农业社会变工业社会，第二从工业社会变后工业社会，或者说一个工业主导的经济变成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第二次转型中在整个国际上有非常强的一个一致性的规律：就是当人均GDP到达了一定的水平以后，几乎无一例外的这些国家都要转型。转型的门槛非常明确，很少能看到数据如此一致性的图。这是所有高收入的国家，它转型的时候制造业增加值在GDP占比这是纵轴；这是横轴，横轴是收入。当你的人均收入到达八千到九千美元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在这个水平上它的制造业的占比都在下降，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因为贸易出口的问题，这跟比较小的规模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其它国家，韩国以外的其它所有高收入的国家，它的制造业占比都是在下降，韩国的制造业在GDP占比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以后没有下降，但是没有继续上升。服务业到了八千和九千收入门槛的时候占比在提高。我们看中国，我们用同样的数据来算中国，中国现在大概的量，中国2010年的时候有同样的指标。上面的规律成立的话，中国应该进入这个阶段。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从08年以后我们的工业部门占比在下降，服务业的占比在上升，这和国际经验是一致。
　　为什么讲这些？我其实讲这个背景是想帮助我们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我们处在这么一个转型期，而这个转型期对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短期影响，最起码是中短期影响很直接。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收缩主要是工业部门，主要是制造业的公司。我想这都是和我们现在到达这个收入水平有最直接，甚至是最关键的一个决定因素。我们有两个渠道来理解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内部市场对工业部门。我们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下降，很大的程度解释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下降，而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下降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国内对工业品的需求。更高的收入对工业品的很多需求开始饱和，有了收入不往工业品方面支出。这张图我画的是对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彩电、冰箱、汽车、衣服和洗衣机，所有的工业制品需求弹性渡过了这个拐点，都从之前的快速上升趋势，现在进入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只有汽车可能需求高一些，收入增长10%，但是不花10%往工业品支出，对工业品的需求是在下降，这是内部的需求。
　　还有外部的需求。我们中国净增长率对出口的依赖很强，我们出口下降是不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我给大家报告几个数，大家可以看相互之间的一些观点，我们把02年-07年作为一个危机前的样本，08年-13年作为一个危机后的样本。两个样本相比做支出法的分解我们看的很清楚，90%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因为进出口的下降，为什么？我们把进出口分两个部分，一个出口，一个进口。我们再看净出口的增长下降，最主要的是因为出口下降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进口上升造成。出口为什么下降，我们把出口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因为其它国家的进口增长速度，第二个是因为中国在其它国家市场的市场份额增速。通过做这两个区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三成来自于所谓的外部环境变化，就是外需减少，七成来自于我们的市场份额的增速下降。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原因是什么？通过做一些回归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为什么提高呢？这里有一定的人口因素问题，但是可能更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因为所谓的工资收入，就是人均收入等价于工资。当人均收入GDP水平到了一万美元的时候，很多的市场份额你已经没有办法提高了，你甚至主动撤离。低附加值的工业品没有办法做，虽然市场份额增速下降，这不代表中国出口不好。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还是很乐观的，因为我们的增加值在提高，很多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可以看到我们到了这样一个收入水平，面对这样一个结构转型工业。部门会有很大的压力，压力是区域性的，不是短期的，收入增长未来的压力还会持续。
　　取而代之，需求方的力量指向服务。我们需要公共服务，我们需要这个服务里面一大部分是公共服务，一大部分是私人部门可以提供的服务。我们需要这些服务。这代表我们需求的变化，要求我们的经济资源更多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做这么一个转移，但是转移过程对中国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服务业面临的很多管制，很多的公共服务没有一个恰当的激励机制提供。这样的话资源进不去，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管制呢，时间的关系不展开讲。就说一句话，因为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不透明，很难评估，甚至你都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的一类服务业的商品，对它来说往往是管制的供给和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需求方式来看，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产品质量，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自然而然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力量帮你评估这些东西，需要有一个管制，这个管制来自于政府。
　　为什么管制供给多？如果说和制度建设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比较弱的情况下，它自然而然的会说提供管制的供给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资金。可以看到在这些管制服务产品供求两个方面管制过度，数量上太多了。还有就是跟公共服务相关的一块，就是激励机制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凭什么给你提供好的服务？政府基于什么样的信息才能给你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这两个问题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希望给你提供服务，但是从决策机制它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激励机制解决这个问题。
　　资源配置导向来看，结构转型需求方的力量变化，需要资源从工业部门往服务业部门转。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产生了一种供给和需求方的错配。供给和需求方的错配对投资来讲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制造业的投资在下降，持续稳定的下降，而服务业的投资也没有很快跟上。
　　刚才我讲的是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刺激政策。政府看到经济增长动力下降，有一定的区域性的失业压力，企业在抱怨利润的减少。增长速度下降，政府往往是采取一些行动，不可能说是无所作为的，但是干什么？我们看到政府擅长做的就是基础设施――铁公基。后面两轮的刺激稍微有一些变化，但是大的主体还是铁公基的项目。面临几个问题。刚才白老师讲的投资效率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修一条高速公路它的收益很好，但是第十条的话效益不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服务工业部门的发展和配套，工业部门面临下行压力，基础设施的回报自然而然出现问题。其次，本身的设计问题。因为很多的项目非常短的时间内出台，这个设计有的时候很难保证。看北京的地铁就可以知道设计有多仓促。很多应该设计的附加东西没有在里面，本来可以带来商业的东西没有。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投资效率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刚才白老师都讲。
　　这样的刺激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负债上涨快，投资效率恶化，直接会传递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动力是进一步下降，这一部分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把这两步放在一块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第一个因为结构转型在一定的制度缺陷的情况下，结构转型带来了内生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第二步因为你的刺激政策因为设计不当，所以进一步的把动力往下拉，就会进一步的要求刺激政策，就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不是说刺激政策一定不好，我觉得我们中国其实很多的地方还是很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的投资机会还是很多的，关键就是你做什么样的投资。是不是能够引导资源向未来的服务业发展，引导民生方面的一些投资。
　　我们原来看到过这些问题。我们讲对服务业放松管制，04年和05年的时候一直在写文章讲这个东西，这两年我觉得可能光提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如果要想真正的在政策上面有一定的突破，我想有两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第一个是理念的问题，你从理念上怎么认识问题。我们讲中国梦，中国有悠久历史，有民族自豪感，同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很长的屈辱历史，这个背景使中国人有强烈的赶超意识，希望能够赶超。我们所讲的赶超是什么，其实就是工业产品的比拼，基础设施、工业化，这些东西的比拼，可以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我们整个政府和精英阶层有强烈共识要发展工业。这对过去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内是对的，但到了现在社会面临经济转型的时候，如果还讲什么国家战略，还讲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有很多政策优惠资源扶持工业部门的发展，扶持一个部门的发展是在歧视另外一个部门的发展，都是用这样理念的时候，就很难想象我们的服务业在政策上能有真正的有利政策出台。首先，理念需要纠正。应该更公正的对待每一个行业。其次，信息问题。这跟政府有关，我们经常讲对政府怎么样，政府有政府的问题，不要指望政府会非常主动的，把它应该做的，你想要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你。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利用现有的法律，利用现有的沟通环节，需要把从下到上的声音和抱怨发出来，这是我讲信息的问题。如果在社会的基层没有抱怨声音的话，没有对公共服务提要求的声音，这个东西不大可能改变，信息问题解决不了。这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这需要我们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提高，跟政府一块合力推动公共服务改善。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资源重新配置没有一个好的转移，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责任编辑：HF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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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 & 媒体报道：鸿儒论道
【澎湃新闻】为什么中国肯定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请看原因一二三
中国有无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6月23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和北京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第九期鸿儒论道在上海召开，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以这个主题做了演讲，他的答案是，中国一定会进入高等收入阶段，除非政府犯非常严重的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市场化的方式完成工业化后，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而在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在持续的中速发展中，人们的收入会持续增长，会形成后物质价值观，国家的治理会逐渐完善，民主制度会更健全，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会形成正向激励。那么，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好。 人类历史并非一直在进步，也有很多倒退的例子。那么中国经济能不能更进一步，中国会不会成为高收入国家？根据学界的研究，一个国家由穷到富的过程，有非常强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对我们做这个判断能够形成支撑。一个国家从穷到富，它会经历几次大的转型变化。第一次大变化，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工业部门增加值的占比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业到工业部。与此同时，这是一个人集聚的过程，也就是城市的崛起。第二次大转型，是从工业社会转向服务业社会，越来越多的经营活动开始从工业部门转向服务业部门。从历史来看，一个国家从穷到富，必然会经历这两次大的结构型转型。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例外，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外，比如澳门是个例外，它的工业没有怎么发展，就直接通过博彩服务业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两次大转型，第一个转型尤其重要，因为一般而言，高收入国家基本等同于工业化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比较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它几乎就近似于高收入国家。对这里所讲的工业化国家稍微做一点限定，那就是由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工业化，而不是用前苏联那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具体一点说，凡是按照市场配制分配资源为主导方式而进入工业化的国家，绝大部分都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走市场化的必然性工业化大概会有几个阶段，刚开始是乡村的工业化，接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出现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再往后到了工业化的三足鼎立阶段，也就是能源+动力工具+交通基础设施，然后再到大规模生产工具的成熟，再出现金融体系。其中的重点是能源+动力工具+交通基础设施。一辆火车要让它跑起来要有铁轨，要有动力的车头，要烧煤，这三个放在一块儿解决了市场范围的问题。搞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可以短时间内通过机器设备，生产大量的纺织品。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产品卖给谁？而有了能源+动力工具+交通基础设施，产品就可以以更低的交通成本、运输成本卖到更远的地方。但是，依靠更好的交通工具，更低的贸易成本，追求更大的市场规模有所不同。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比如说英国，解决了交通成本，交易成本，在追求更大的市场时，是用枪炮打别的国家，到别的国家搞殖民地，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拓宽市场。有了更大的市场规模，就给国内的工业找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产品找到了销路，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有了更高的收入，接着可以卖更高端的产品，就会有更细的分工。分工越细，工作越职业化、越专注，生产效率提高了。更进一步的专业化、效率提升、更大市场规模真实收入的提高，购买力的提高，又会形成正反馈的机制，然后人的生活水平在这里面也得到体现。然后需要更多的煤、更多的车头、更多的铁轨，就需要搞钢铁、机床这些新兴产业，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时候就离不开成熟的金融体系，靠个人这些业务是没法开展的。从英国、美国、欧洲，可以看到这样的进展。所以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落后国家，都有工业化的梦，工业化等于提高收入、等于生产效率提高、等于走向高收入国家。但是，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很难，甚至没有办法走过工业化进程。对此，中国也有百年以上的努力，工业化是中国经济里面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任务。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方式，什么样的制度都有分歧，但有一点没有分歧，就是中国要搞工业化。只有搞了工业化，才能不受欺负。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心态和那些小国的心态不一样，因为中国人从来有一种民族文化上的自豪感，我们不比别人差，我们落后也是暂时的，我们有机会赶得上去，我们要为这个努力。特别是在中国知识阶层里面，一直有很强的诉求，有很多国家没有这些想法。从清朝中后期我们就开始工业化的尝试，一直到1949年之后，当时社会发展最主要的任务是经济发展，其实也就是工业化。现在回过头看，计划经济是不正确的方式，但是当时的环境下，当时的思想准备下，选择计划经济是一种必然。前苏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搞计划经济，实现了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对美国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我们长期不相信市场，不相信私人部门能够搞成工业化。这不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国民党人也是这么想的，孙中山讲三民主义里的民生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力量，计划的方式发展工业。但是，事与愿违，总体来说很失败。到了1978年以后，我们发现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行不通，同时我们又看到了新榜样的力量，这次是四小龙、四小虎，他们搞对外开放、搞市场经济。四小龙、四小虎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们搞得很成功。我们这里的改革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还是为了工业化。改革开放的领域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去改革开放，主要是在工业领域，尤其制造业领域搞改革开放。接着，有一句大家经常能听到的话，“向市场要效率”，还有一句话“向政府要富裕”。所以政府之手从来没有停过，我们不搞计划经济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搞各种扶持，从住房、税收、厂房等等。干工业就支持你，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如果搞工业项目，省长跟你见面，给各方面的优惠。但是这家企业要开家医院，不欢迎。我们在服务业上还是保持比较严格的管制，还有很多的价格管制，也有准入管制。工业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1978年刚开始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工业增加值增加了13倍。到了80年代后期，开始搞出口，广东经济开始好起来了，劳动密集型的那些轻工业品，中国在1995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棉花出口商等等，很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了1990年代末期，我们开始进入能源+动力工具+交通基础设施的阶段，1990年代后期修高速修得多，能源、高速公路、汽车高铁，这些起来了，有了高速公路、汽车、能源这些。到了2003年钢铁企业起来了。然后紧接着高铁、机械设备、装备制造，都起来了。工业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大变化，服务部门也有很大的变化。要讲清楚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关系，这里要强调一点，绝大部分人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工作效率、工作能力变化都不大，但他的工资能够很多年的上涨。还有一个现象，这么多年房价一直都在涨，有人说货币发多了房价才涨。那为什么那些供应很充裕的，很多三四线的城市，甚至农村的一些房子，十多年了也涨了，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也是往上涨？为什么工资会涨？汇率会涨？房价会涨？这些例子不能对这个问题形成完整的解释，但是解释这个问题的主要线索。可以假定只有两种商品，一个红苹果，一个是绿苹果，人们只靠这两种食物满足我们的生活。而且你既喜欢吃红苹果，也喜欢吃绿苹果，但你不喜欢只吃某一种，你喜欢两种一块儿吃，要搭配着吃，这是我们的一个假定条件。突然有一天生产红苹果的效率非常高，而且持续快速地提升，每年红苹果增加100%，但是绿苹果经营者是一个懒汉，从来不想提高质量、提升产量，每年只生产一百个，结果会是什么？绿苹果的相对价格会大幅度上升。再回到制造业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因为有改革开放，有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在快速地提升，而其他“绿苹果”的生产方的工资会不会涨？虽然没有效率提升，但工资肯定也会涨，因为生产的“绿苹果”更加稀缺了。更通俗地点说，“红苹果”就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如果一架飞机只要发动机一启动，机身就被推着走，机翼这些本身不动，这些机翼机身是什么？就是工业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在工业化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城市化、人口的集聚、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都跟着来了。大概是在2010年到2012年前后，中国进入了工业化高峰期的最高点，中国工业化的竞争和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竞争，模式高度类似，是非常标准的工业化动作。工业化的最高点就是指工业部门的活动，在经济活动的总量的占比最高。到了这个最高点之后，经济结构就开始变化，很多在工业部门活动的资源就开始往其他部门转移。按国际经验就是人均收入大概在八九千元的时候，制造业的份额在下降，制造部门占GDP的比重下降，不光是制造业增加值，就业也类似，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离开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综合刚才这些数据结合国际经验，一个国家要经过两个结构转型，回头再来看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我的看法是这个问题没啥悬念，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按照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比较成功地实现工业化，而且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但它没有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的例子。如果按购买力评价，中国今天的收入水平比高收入国家水平差距很小了，当然如果按汇率来算，现在按照市场的标准中国大概是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但在2025年之前达到这个水平，只要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问题，2025年之前一定会实现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本身并不是太高，波兰、捷克也是高收入国家，在上海生活的人，到捷克去看，和上海的生活差不多。捷克人均收入4万多美元。当然，这只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无法形成足够的支撑。还要回头看产业究竟怎么样。冠绝全球的工业化底蕴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之后，大家不要觉得工业化过去之后工业部门就不行了，不是这样，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都在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欧洲、日本服务业非常高，完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工业非常发达的经济体，这两者是互补的关系，只是说工业部门的规模、数量在下降。所以说增长的第一动力还是工业部门，即便在转型之后，工业部门的转型升级也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另外，大家不要觉得转型以后，所有服务业的发展快于制造业的增长，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或者说高技术的服务业，它的增长速度才会更快，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会慢于GDP的增速，这是国际经验，中国的数据基本上也是这样。过去几年，交通运输、餐饮、仓储，这些偏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它的增长速度都没有GDP的增速快，但是凡是人力资本比较密集的，都快于GDP的增长速度。我们再来看产业升级，从2010年到2015年期间企业非常难过，但到2015年下半年之后，工业品的价格上去了，好多企业才有好日子过。总的来说，2010年到2015年大量的企业破产，是传统企业很不好过的一段日子，是不是说我们的产业升级就不行了？其实恰恰相反，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产业经济增长速度，在我来看是加速而不是减速，我们有几方面的证据：第一看专利研发，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快速上升，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研发投入在GDP占比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了今天，研发投入在GDP的占比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研发投入可以看到专利的增长速度，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专利假的太多，那去看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的专利申请的情况，在美国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的年增长速度达到28%，大家认为质量比较高的属于发明类专利，那么中国企业在美国申请的发明类专利，从1995年的8%上升到2014年的18%。还有，从产业升级从产业集中度看。2010年到2015年之间大量的企业倒闭，原来的行业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都能活，日子都能过。但是2010年到2015年之间绝大部分企业活不下去了，一个行当里只有前五名甚至前三名的企业能够活，剩下的企业活不下去，大量淘汰。淘汰的过程中，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当然被误杀的也有，但是主要还是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了，留下来的是生产效率相对比较高的企业，在过去的五年里，是一个产业升级，效率提升的过程。第三，技术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特别突出，手机、家电不用说了，国产品牌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我自己也感觉挺诧异，尤其我看了资料介绍之后感觉更诧异，好像一夜之间，国产品牌就把性价比做上来了，十年前中国的汽车品牌没办法看，性价比非常低。现在再去看，先从它的生产空间看，基本上都是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有大量的机器人生产车间。衡量机械产品质量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看部件之间的缝有多宽，这一点我们基本能够达到美国和德国的水平，这些被衡量的配件包括发动机。如果一个企业已经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身价，甚至更多，就会直接把别人最好的设计师买来，把别人的工厂兼并掉，当然也可以通过研发来进阶。我们看到过去一两年中国品牌在汽车市场的份额提升了，而且这种提升不是一个品牌在成长，因为每个大企业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产业链，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产品质量在快速提升，整个行业的进步非常突出。总的来说，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除非出现非常严重的政府失误，基本上挡不住它前进的步伐。有几个基本要素，第一它基本是由私人部门主导，大家干劲都很足；第二国内市场高度竞争，国际市场高度一体化，也是高度竞争，竞争压力都非常大，不努力就被淘汰。如果光凭这两点的话，还不能说每个都能做到世界上最拔尖。还有第三点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规模经济。对于工业部门，怎么去强调规模经济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你很难想象一些小的经济体在一些主流的大宗工业品生产上能有所成就，大宗标准工业品，都是在大型的经济体生产。比如长城的SUV，比长城汽车条件好的车企多得是，为什么它做的SUV一下子做到几十万辆，成为中国自主品牌第一名？因为它只认准一条线做SUV，方向赌对了，因为市场空间足够大，只要做好了就能起来。对于小经济体，只能赌一次，机会只有一次，赌错了就再没有机会。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规模，东边不亮西边亮，华为不行了还有vivo。市场规模大了之后试错机会多，产业发展机会就多了。公共服务的挑战前面都是在讲好的东西，现在我讲讲不好的。大家不要觉得收入提高了，中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好，这可不一定。高收入国家和高质量幸福的生活不完全划等号，特别对有些群体。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东西是在变的，70年代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东西是吃饱肚子，90年代是家用电器，房子。到了今天供求矛盾的焦点又发生变化，也就是过去几年有人讲的，生活中的三座大山——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住房。住房不只是水泥和砖头，而是这个住房附近的公共服务，这些都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收入多了以后，大家的钱都要往这方面花，但供给就面临问题。如果供给是由企业来提供的，只要个人的收入都往这方面花，企业就会拼命增加供给，但是这些服务不是由企业来决定的。公共服务、密集型服务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可以由私人部门定，但是政府对这些服务有很多的管制，比如医疗、教育、金融，通讯、体育、娱乐。目前有很多是由事业单位来做，同时政府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管制。还有一种服务，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基本都是政府做。像卫生、地下的网管服务等主要是政府来做。我们有很多管制，没有办法把服务改善。大家先不要一鞭子打在政府身上，我先举一个例子，我前两天突然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那是在去开会的路上，穿得比较正式，给人的感觉是不差钱。挂了急诊，医生开一个体检的单子，抽了五瓶血，心梗也要检查。肚子不舒服做心梗干嘛？抽了五瓶血，一千五百多块钱。后来我问别的医生用得着吗？他说那有啥用得着用不着的，也可以检一百块钱的，也可以检一千五百块钱的，所以医疗服务就是一个供求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典型例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给我提供了最高性价比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是帮我还是害我。对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在服务业非常普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学校去上学，不知道交的学费值不值，对于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产品性质，面临供求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时候，自然产生很强的管制需求。政府管制介入之后，可能有两种结果，帮助我们达成了交易，这是好的。当然还有不好的结果，原来我去医生检查要花一千五，要先给他交五百块钱才能看这个病，然后他又从医生拿五百块钱。最后到我这里要两千五了。结语：不要急，未来会很好未来的经济会不会更好，未来的生活会不会更好？现在来说下结论，第一，我们的收入会提高，平均意义上讲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增速不会那么快，但还是能保持中速的经济增长，这个速度起码在五年内还是可以保持的。因此中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没有太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收入就会更好。供求矛盾最突出的教育、医疗、卫生、娱乐等等这些服务，它的改善速度不会太快，你要和更多的人去争抢这块儿资源，绝大部分人在争抢的过程中，收入的增长速度达不到高水平，就不占优势。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都看出来了，你买的不是房子，是在和别人争夺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那么这个价格就会越来越难赶上。所以收入会提高，但你可能会越来越焦虑。某些群体可能会考虑，十年、二十年之内，生活在中国好还是生活在国外好？请放心，上面那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只要收入能够保持中速提升，然后你会看到，有后物质价值观的群体会越来越大，物质价值观的群体慢慢老去，慢慢退休，退出决策的舞台。价值观的转换，只能靠代替价值观转换。第二，当后物质价值观的人越来越多，资本社会的信任度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提高了，比如我会更相信医生，觉得没有底线去坑我的人会更少，那么管制需求就会下降。这些后物质的价值观更多时，民主的声音就会更多。人均收入比较高，如黄浦区达到人均四万元了。其他地方，因为完全不一样的民主、不一样的决策机制，人均收入更高的地区，会接受到更多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人民的声音，这些声音非常重要，它解决了激励机制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老被当地的居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多了之后，自然会有影响，对政府声誉口碑有影响。第二，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作用，它能知道最痛的点在哪里，民主问责能够解决一些痛点，不能说完全解决，但能缓解激励机制的问题，也能够改善服务。这两个会促进资源更多流向人力资本运行服务业的改善，而这些问题改善之后，尤其这些是我们经济增长的短板，这个短板被补上，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但我们对这个过程的发生要有足够的耐性，你不要指望突然出现很多改革，抱怨怎么今年还不做，明年还不做？时机未到，有些东西就没办法达成共识，很多东西做不到，我们需要慢慢等，时间越久，对我方越有利，不要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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