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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腐败分子为什么会增多是经济原因还是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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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物质诱惑；②精神堕落；③制度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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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时代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影响的产物。同时，新思想、新文化又推动了政治、经济新的变动。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0分）材料一&&明清之际的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新的思想在孕育；同时，专制腐败的王朝政治、因循守旧的八股取士又严重阻挠着新思想的破土而出。在这样矛盾重重、风雷激荡的时代，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提出要因地制宜，振兴工商业；黄宗羲在《原君》篇中宣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他们把传统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之际儒学发展到新阶段的具体表现。（6分）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传统儒学出现“新发展”的原因。（3分）（不得摘抄原文）材料二&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应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这一“自强”运动注定要失败的。也有人总结这场“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为“布新而不除旧”。（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改革者”的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场“自强”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8分）材料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3）实现这次转折的历史事件是什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3分）&
本题难度：较难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4-山东淄博市沂源一中高二上期期中历史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时代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影响的产物。同时，新思想、新文化又推动了政治、经济新的变动。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0分）材料一明清之际的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风起云涌...”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第（1）问，主要考查学生对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的新变化及原因的分析与掌握。回答“变化的表现”，主要依靠材料“……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提出要因地制宜，振兴工商业”反映的是工商皆本的思想；材料“黄宗羲在《原君》篇中宣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反映的是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材料“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反映的是学以致用的思想。分析原因是主要结合材料“明清之际的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新的思想在孕育；同时，专制腐败的王朝政治、因循守旧的八股取士又严重阻挠着新思想的破土而出”归纳总结。第（2）问，主要考查学生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及内容的分析与掌握。依据材料“……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应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及所学归纳总结“主张”。对于“地位”主要结合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及其结果分析回答。第（3）问，主要考查学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导思想的变化及影响的掌握。结合材料“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可知历史事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全会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及所学分析回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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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时代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影响的产物。同时，新思想、新文化又推动了政治、经济新的变动。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0分）材料一明清之际的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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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考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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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
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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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
&&& 关于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特别是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这是多年来困扰我们很多同志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尽管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这些年来是不断地加大，阶段性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认可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仍然呈现着易发、多发的态势，很容易发生，发生的机率比较高、频率在增大，易发、多发这么一种态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发案率高，特别是经济违纪、违法案件居高不下。什么概念呢？在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当中，经济类案件大概要占到 44% 左右；在被查处的经济类案件当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案件大概要占到 50% 以上，一半以上；在被查处的行贿受贿的案件当中，建筑领域的案件将大概要占 1/3 以上。&&& 第二、涉案的金额大。我们有个统计，全国 1988 年到 1997 年这个十年当中，查办的经济犯罪金额在 100 万以上的经济案件，后十年比前十年增加了 7 倍。 1998 年以后查办的经济类的案件涉及金额是继续攀升， 1,000 万以上的每年都有。今年 1 月到 7 月份我们有一个片区（我们不是分华北、华东、西北片区吗），光有一个片区涉及到千万以上的经济案件就比去年同期上升 50% 。现在有的团伙作案的案值达到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涉案金额大。&&& 第三、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增多，特别是一把手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现在领导干部当中的违纪、违法的案件从这两年情况看有不少涉及到一些要害部门，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
&& 第四、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比较突出。现在利用公款吃喝玩乐、乱收费、甚至收受红包礼金、刁难群众等等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相当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也比较突出。
&&& 第五、涉案人员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有的反调查能力相当强，给我们查处案件、调查案件带来了新的难度。（二）为什么大案要案仍然时有发生
&&&&& 这些年费了那么大的力，力度不断加大，也有成效，但为什么大案、要案仍然时有发生，有些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还有意见呢？对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也非常重视，都是做了重要指示，要求我们深入思考研究。下面我结合一个情况谈几点看法。我认为当前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必须进行全面分析。 &&&&& 第一，从客观的和历史的原因来分析，主要是与体制转轨、结构转型、经济基础变化等方面的因素有关。
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推行价格体制改革、双轨制，在商品紧缺的情况下官倒盛行。 90 年代以来随着房地产、金融、证券等各类要素市场相继出现，钻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空子成为搞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这种现象不止是现在有，在 18 世纪的英国、 19 世纪的美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腐败高发的情况。不止是现在有，也不止中国有，历史上就有过，国外就有过。当时英国被称作是世界工厂，腐败现象也非常严重，许多市政当局都把出售议席作为创收的一个主要来源。议会的议席拿出来卖，每一个议席， 17 世纪末只需要几英镑或者几十个英镑，但是到了 18 世纪末就涨到了 2 千多英镑，到了 19 世纪初，也就是一八零几年的时候，一个议席出售的价格涨到了 10 万英镑，它是市政当局创收的主要来源，在我们国家是坚决不允许的。我们都学过近代史鸦片战争，当时在英国有个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向中国境内贩卖鸦片，他的特权和垄断权是怎么来的呢？他就是通过贿赂国会的议员得来的。英国的议会曾经对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境内贩卖鸦片过程当中的丑行有过一个调查，这家公司在给英国权贵的项目之下支出的金额是惊人的，连当时的英国女王本人也收受了酬劳费。美国搞市场经济在英国之后若干年，美国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开发西部，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当中，也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和腐败活动。当时连邦政府出台了一个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公司投资开发，一些议员和官员就利用政府合同与私人投资家进行交易，大肆的侵吞国库。举个例子，当时西部大开发要联合开发一条叫作联合太平洋的铁路，铁路的整个建设费是 9 千 4 百万美元（当时的 9 千 4 百万美元），实际上，开发商只支付了包括贿赂金在内的 4 千 4 百万美元，其余的 5 千万美元全部落入了私囊，而受贿者当时就涉及到众议院的院长和副总统等高级的官员。所以美国著名的学者亨廷顿曾经讲过，腐败现象往往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伴生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要经历上百年时间。而按照我们党提出的目标，如果从上个世纪 1978 年年底改革开放开始算起来（即从 70 年代末开始算起），我们计划到 2020 年左右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这个目标，我们国家计划要在 40 年左右时间建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国家，像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花了上百年，美国花了一百几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我们按照现在的计划是四十年左右。所以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市场化改革比较当年西方国家的进程要快得多，时间要短得多，所以各种矛盾和问题势必暴露得更加集中。有些问题我们想到了，有些问题我们恐怕还没有想到，即使有些问题我们想到了，也采取了措施，但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确实也是比较困难的。我这么讲绝不是说我们国家必然要腐败大幅度泛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想说明腐败现象在新旧体制转化时期的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还有一个特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这同当年的英国、美国不一样，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因此在新旧体制转化时期腐败现象大量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特点相联系的一种特殊现象。也就是说，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或许将来成熟的市场经济建立之后不容易发生的现象，这两个方面的现象都有可能在这一个剧烈变革的过渡时期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个历史过程，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这个体制转轨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遏制腐败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当年我们中国腐败现象易于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重要的历史原因。我们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这个角度讲，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斗争确实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认为是短时间内就消除腐败，那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要有紧迫感，要增强紧迫感、增强责任感，把当前的工作要抓得紧紧的，把它做得更好。
&&&&& 第二，我国社会现阶段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归根到底还是要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当中来寻找原因。
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发展生产力造成的束缚，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同时，所有制结构调整会形成利益主体多样化，这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有限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产生不正当的竞争，从而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
&&&&& 前几年我们有一个省，曾经对县处级以上的干部的受贿案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显示，私营个体行贿的占行贿总数的 36% ，集体单位行贿的（包括挂靠的个体工商户在内）占行贿总数的 39% ，国有企业行贿的占 21% ，当然这只是一个省的统计。我们国家个人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公民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当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分配条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个国家在经济腾飞的阶段，经济增长逐步往上走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是有可能扩大的，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是有可能扩大的，只是差距大、差距小的问题。只有当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了程度，剩余部分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取大幅度的克制来调节收入分配。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四年前， 2000 年，我们国家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4% ，这是国际警戒线，已经超过了，一些国家公务员对收入偏低的状况产生了心理失衡，这也是诱发腐败的一个因素。&&&&&& 第三，主观上和工作上的原因。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利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 在教育方面，一些党员干部还没有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理想信念动摇、私欲恶性膨胀，也有的是为乡情、友情所害，一念之差，从收受礼金红包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发展到违法犯罪。这几年被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被查处过程当中有不少都表示了忏悔、非常的后悔。我们党、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三令五申、反复打招呼不听，出了问题以后后悔莫及。对于大多数犯错的干部我们还是尽量要挽救，对于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腐败分子一定要使他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心理上后悔莫及，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吃。
&&&&& 制度还不完善，落实不得力。因为我们国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当中，管理体制、机制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薄弱的环节，客观给腐败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虽然我们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我们的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不断的健全之中，但是总的来讲还不够完善，有的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和细化的措施，有的还落后于实际，还有许多法规制度落实不到位，特别是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执行不力，这样使得一些腐败分子可以利用其中的漏洞来谋取私利。1996 年以来全国 11 个省 19 名交通厅的厅长、副厅长被查出来，主要发生在工程招投标、材料采购、资金管理这些关键环节。去年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大概 3 千 4 百多个亿，平均一个省要几百个亿。如果制度管理、监督力跟不上，这么大一笔投资资金很容易出问题。此外，我们有些地方和部门当中也还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治党执政不严，好人主义盛行，对一些党员干部比较重视提拔使用，而忽视教育管理。有的地方部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力度不够，反腐败的任务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党风廉政责任制是一个很好的文件，98 年的，制定一个好文件难，而落实一个好文件就更难。我们作为党和政府专职纪律监察的监督机关，我们纪委的工作也还存在薄弱环节，这是我们讲主观上和工作上的原因。&&&&& 第四，社会上还存在着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然存在。对外开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致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在社会上滋长起来，侵蚀着一些人的思想，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廉洁心态。由于历史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整个社会廉洁光荣、贪污可耻这样一种风气、这样一种氛围还不够浓厚。我看过一份资料，就是反映今年中秋节有一家商场一盒月饼的价格就卖到了 31 万元，这怎么得了啊，它迎合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什么样的社会需要啊。北欧一些国家发案率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他们的社会教育、廉洁意识、文明程度很有关系。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土壤当中、这么一个文化的环境当中开始反腐败的。
&&&&& 我们在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也表明 56% 的职工对腐败现象非常的痛恨，但是对“假如你了解一些腐败的线索，你会怎么样？”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选择“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的 28% ，选择“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才举报”的占 15% ，选择“如果行贿能解决你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你是否会去做”，竟然有 35% 的人选择“肯定会”， 63% 的人选择“依情况来定”，或者是“说不清”，只有 2% 的人选择“肯定不会”。这说明现在一些领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经对社会公众的心态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个问题是深层的原因。&&&&&& （三）如何正确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
&&&&&& 第一，如何正确看待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形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 我们既要坚持不懈的开展反腐败斗争，又要警惕和防止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党和社会。前不久香港一个刊物就造谣说中央对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开展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共的满意率不足两成，完全是一派胡言。现在有的别有用心的人编造谣言编的像真的一样，特别注意要警惕。另外今年十月份互联网上也提了一篇署名文章，说某某机关某某什么透露，初步核实外逃贪官一万余人，涉及的款项是八千亿人民币，其中涉及到亿元以上的有四百三十多，十亿元以上的有二十七人等等，而且还公布了一张表，某某省多少人，某某省多少人，外逃出去的有多少亿人民币，毫无根据。某某省三百六十七人，一百一十七亿元，某某省是二百零六人，二百五十亿元，某某省四百八十人，三百六十五亿元，看起来已经精确到个位了，全是造谣，毫无根据，无中生有。特别是今年以来，敌对势力利用新型的媒体、利用网络集中攻击党和国家的一些要害部门，攻击中央纪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关键部门，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利用网络铺设干线，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攻破，你共产党就控制不住了。我们一切善良的人们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腐败问题造谣诬蔑，一方面确实增强了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正确认识反腐败形势的难度，所以我们一定看到这项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增强政治敏感性。
&&&&&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不仅有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还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
有人讲现在腐败是越反越腐败，意思就是说你不反可能腐败还没这么严重，是越反越多，事实不是这样，首先我们进行量化分析。去年我们处理党员是十七万四千多人，从机关系统来看一年处理的党员、处分的党员十五、六万，十六、七万，占全党党员总数是千分之二点一。但是这些党员受处分要分析，不是说受处分了他就是腐败分子，不是的，违纪和腐败不能混为一谈。这些受处分的党员当中，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腐败问题，有的是因为责任事故受到追究，包括各个级别都有，有的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有的是因为工作作风或者是因为生活作风不检点受到处分，所以违纪和腐败是不能混为一谈，腐败分子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腐败分子是政治概念，具体到人和事那就看是违纪还是违法。所谓职务犯罪，从违法这个角度讲，从我们党内看，去年这十七万受处分的党员当中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的党员多少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去年是9,718人，占整个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五，在我们这个党一万人当中，一点五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当然这个比例这些年来都是波动的，但总的趋势是这个比例还是逐步下降的。其次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近五年来我们中央纪委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时间跨度（就是从初始作案到最后案发的时间），我们大致计算了一下，平均为6.4年，六年左右。比方说2003年，也就是去年，因经济问题被查处的十一个省份的干部当中，有九个人是1996年以前出问题的，是斗争深入了挖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腐败分子不可能把伪装得很彻底，纸是包不住火的，总有一天要被人们揭露出来。
&&&& 我们还要客观的看问题，反腐败的成效究竟如何评判，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民意调查的数据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 今年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和我们中央纪委研究室在十个省区、市当中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群众对反腐败成效的认可程度和满意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这个调查已经开展了九年。今年和1996年比，满意程度由1996年的32.8%提高到今年的57.3%，去年是首次突破50%。从随机抽样调查来看，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败工作满意、比较满意的这两个指标去年首次突破50%，今年达到57%，不容易，很不简单的，这是抽样调查中各个层次、各方面的人都有。认可程度，满意、比较满意，表示认可的这几个指标加起来，1996年62.4%，今年达到80.3%，你看提高的幅度有多大。还要看到这几年外国一些政党、政治家对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反腐败的评价也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前不久泰国某政党主席访问我国，听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介绍反腐败工作的情况之后讲，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都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没垮而且站稳了脚跟。上个月我们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有一个国家的议会议长多次讲到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这么快，建设这么好，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利，惩治腐败效果显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刚刚当选的印度尼西亚的新总统苏西洛对中国的反腐败经验给予充分肯定，提出要研究中国是怎样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这是第二个我想补充的。
&&&&& 第三，我们既要看到诱发腐败的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客观现实，又要充分看到在我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有利条件也不少，至少有这么以下几条：
&&&&& 第一条，十六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措施有利，反腐倡廉工作面临新的机遇。
第二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为我们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提供了更有利的体制条件和法制环境。反腐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赖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因此，十六大以后我们要在2010年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体制条件逐步的健全起来。依法治国的方略，特别是我们下一步在廉政立法上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法制条件和体制条件都比过去九十年代，甚至比八十年代要好得多，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第三、干部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增强，支持和参与反腐败的热情进一步高涨，我们查办大案、要案大概70%的线索来自于群众举报。我们今年有的案件，包括中纪委查办的案件，其中有一个重大案件就是来自于干部群众的举报，而且是署名举报，提供线索非常具体。署名举报现在能占到12%左右，比过去大大提高了，说明干部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外部环境也比以前更加有利了，我们通过签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组织之后外部环境更为有利。
第四、各级执法队伍在实践当中有效突破案件的能力不断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办案周期同过去比大大缩短，办案效率不断提高。
第五、我们党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们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败的路子，积累了防止腐败的丰富经验，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党战胜腐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下面对反腐败的形势作一些介绍，仅供大家学习时借鉴和参考。
　　在介绍形势之前，先介绍一下认识形势应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政治的观点。认识反腐败形势，要坚持政治的观点，就是通常讲的政治立场问题。对形势的看法，一般来讲，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就是对问题的看法有些偏激，也是认识水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敌对势力看我们的腐败，就是一个立场或政治问题了。比如“6.4动乱”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被西方国家站在对立面进行攻击的结果。关于腐败问题，不仅是中国有，国际上其他国家也有，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有。如意大利90年代以来搞“廉洁运动”，政府中高级人员就有3000多人，逮捕600多人，由于牵扯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得搞“净手运动”，就相当于我们的自查自纠来减轻或免于刑事追究。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鲸吞民脂民膏50亿美元，他逃亡美国时携带了300箱行李，其中22箱比索新钞，278箱珠宝、黄金、证券等。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执政32年，聚敛财富30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全部财产的40%。所以，认识反腐败的形势，必须坚持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本质上把握反腐败的规律和特征。
　　2、历史的观点。从政治学角度讲，各个历史朝代都存在腐败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开明的君主，秉公廉洁的清官，但整个社会是一个腐朽奢靡透顶的社会，因为皇帝就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分子。从经济学角度讲，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消极腐朽现象。我把它比作生物学上讲的一种“寄生物”，在寄生物与寄主的相互关系中,寄生物可以表现两种特性,寄生性和致病性。植物针对寄生物的寄生性和致病性，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寄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表现出抗病性和耐病性。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因为具有“同向性”，不会产生政权更迭；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需要更强的耐病性，否则就会被“寄生物”所取代。
　　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型时期，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平均国民收入正处于1000---3000美元期间,按国外经济学、社会学的一般规律，正是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险期,在这个时期存在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日益严重，对腐败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果处理不当，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所以，要注意防止四种倾向：一是无害论。有的认为在这个时期产生腐败，有它的必然性，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自然解决，这是不对的，如果任其发展，必将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失去执政基础；二是对立论。有的对中央的部署、指示精神认识不高，理解不深，把反腐败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担心抓腐败会影响经济工作；三是速胜论。有的存在急躁情绪，想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果欲速则不达；四是悲观论。有的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已无可救药，怀疑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解决腐败问题的能力。这些错误认识，与中央精神是相悖的，要引起高度重视。
　　3、要用统一的观点看形势。我们看形势要有统一尺度，不要搞双重标准。大家知道，韩国的几任总统都因贿选而下台，金永三上台后，把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卢太愚都因受贿被送进监狱，有的人评价说，韩国体现了法制精神。当中国政府惩处了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郑筱萸，而有的人则说中国连高官都腐败了，真是无药可治了。这就是双重标准。西方敌对势力就是利用腐败问题来攻击我们党的和社会主义制度，说我们的腐败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宣传只有按照他们的议会制和多党合作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千方百计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侵略，如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
　　一、关于反腐败的形势
　　正确认识形势，是科学决策依据，也是作好工作的前提。对当前的形势，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七大中概括了三句话：第一，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明显。第二，形势依然严重，任务依然艰巨。第三，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就围绕着这三句话来讲一讲形势。
　　（一）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日益明显
　　反腐败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日益明显，主要看三点：一看态度，从十四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每年都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反腐倡廉工作，总书记每年都要在中央纪委全委会上，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国务院每年都要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总理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依照这种形式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所以，反腐败工作的力度是不断加大；二看成果，每届党代会期间都有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反腐败斗争成果，十二大以后至十七大的五届党代会，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78万件，每届有75万件左右，而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干部占3%以上，其中，省部级干部有378人，地厅级干部有8000余人。如近年来查处的成克杰、胡长青、郑筱臾、陈良宇等，既打了苍蝇，又打了老虎，群众是满意的；三看走势。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七大工作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这既是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全面，也是对反腐败斗争走势的精辟概括。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1、开辟了一条反腐败的新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反腐败斗争新途径。开辟途径：就是开始寻找达到目的地的方法。开辟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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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形势追溯。80年代是我国的腐败滋长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有些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阳奉阴违，拉帮结派；有的搞“关系学”，搞特权，谋取私利；有的弄虚作假，抬轿子吹喇叭，投机钻营；有的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是非不分，不敢坚持原则，做老好人。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2）工作措施。党中央在工作上突出抓了四件事：一是恢复和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二是纠正“三招”、“三转”的不正之风；三是整顿党风；四是成立了政府监察机构。
　　（3）理论成就。一是在认识上，提出了“生死存亡”论。这一论断的提出是陈云同志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为整顿党风，倾力抓好党风建设所作的战略性思考。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问题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引起注意，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然而，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对解决这些问题缺乏清醒认识，认为党的纪律抓得太紧了，太严了，会妨碍安定团结，把抓党风建设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甚至看成是同发展经济、搞好安定团结相对立的。针对这一现实状况，为引起全党同志对党风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陈云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二是在工作方针上。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反腐败方针；三是在工作布局上，提出了有什么问题抓什么问题的要求，重点是领导干部；四是在工作目标上，提出了实现根本好转的目标。虽然提出的要求过高，但出发点是好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2、探索出一条反腐败的新路子。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探索出路子：就是已经找到了达到目的地的途径。探索即在启动后去寻找。
　　（1）形势追溯。90年代是腐败发展泛滥期，当时腐败已发展到资金流量领域，从经济发展状况看，社会为了奔向“市场经济”实行价格“双轨制”，导致了“官倒”的大量出现，譬如，倒土地的倒土地，倒钢材得倒钢材，名为商品交易，实为批文交易，全国上下“倒爷”横行。当时的两次房地产潮，海南、北海的房地产一度炒到天价，海南各大宾馆人头涌动，一张图纸，几个公章飞来飞去，说是土地交易，实质是图纸交易，而图纸交易的核心则是权力交易，这种权力交易更离不开腐败的润滑。这时社会就用“腐败”二字来代替“不正之风”或“严重的不正之风”，问题的严重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社会腐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腐败行为主要表现在诸如商品、信贷和外汇指标等等“流量领域”，所以，属于资金流量型腐败。据原国家统计局统计，当时社会为此损失了6000亿左右，在这些损失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通过“官倒”转移到私人手中，在这个时期，中国“催生”了一批私有经济和私有资产的“原始积累”。
　　（2）工作措施。在工作方面抓了四件事：一是面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从十四大以后，中央纪委每年要召开全委会，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总书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反腐败斗争成为全党的一面旗帜；二是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增强了反腐败斗争的合力；三是逐步建立健全了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提供了组织保证；四是建立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党抓反腐败的良好局面。
　　（3）理论成就。一是在工作方针上，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二是在工作布局上，了三项工作一起抓的反腐败工作格局；三是在工作目标上，提出了“努力把党内违纪违法行为和腐败现象逐步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目标。关于目标问题，中央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使理性目标逐步符合客观实际。从此，反腐败斗争逐步从侧重遏制转向标本兼治，为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庆的反腐败斗争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3、走出了一条反腐败的新道路。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进一步探索走出了一条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道路：可供人通行的大道。走出即经探索实现了。
　　（1）形势追溯。21世纪初的腐败处于相持控制期，腐败已发展到资金存量领域，属于资金存量型腐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9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即进入到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等）、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这就使中国的腐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就将它称为“权力资本腐败”。
　　（2）工作措施。在工作方面抓了四项事：一是建立体系。2005年颁布了《实施纲要》，制定了中长期规划；二是拓展领域，突出在“六项改革”、“四项制度”的深化和完善；三是构建和谐。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要在具体工作中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四是重心下移。中央在加大惠农扶农力度，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把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了突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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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论成就。有四个创新：一是工作思路上，把反腐倡廉工作推进到反腐倡廉建设，这就将过去只是作为一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有组织、有机构、有目标、有任务的完整体系；二是工作方针上，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基础上，增加了“惩防并举、注重防范”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预防”的战略方针，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是在工作布局上，由着重治理经济领域的源头，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全方位预防和惩治腐败；四是工作目标上，有阶段性目标到提出2020年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目标，为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为什么说形势仍然严峻，我们了解一下当前违纪案件的特征就可以知道它的严峻性。
　　1、违纪违法案件居高不下。从1982年十三大开始到2007年的十七大，前后25年，违纪案件居高不下，椐统计，25年的违纪案件总计达380万。其特征：一是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数量起点高。其中，全国最高年份有87万，最低的也有65万，平均每届达到76万件，每年平均达到15.4万件，每月达到1.26万件。党的十二大期间（），全国纪检机关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650141人，其中，省部级领导74人，地厅级领导653人；十三大期间（），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874690人，其中，省部级领导110人，地厅级领导1430人，县处级干部16108人；十四大期间（7.6），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腐败案件731000件，其中，省部级领导78人，地厅级领导1673人，县处级干部20295人；十五大期间（2.9），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腐败案件861917件，其中，省部级领导98人，地厅级领导2422人，县处级干部28996人；十六大期间（7.6），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677924人，其中，省部级领导18人。
　　2、奢侈浪费问题屡禁不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车使用、公款接待等职务消费中的不正之风，也是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突出反映在“三公”上：一是公车私用。据全国政协委员的调查披露：我国现有公务用车约400万余辆，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资约3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而且公车不“公”日益严重，根据测算，其中仅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另有三分之一领导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二是公款吃喝。据调查，全国每年吃喝超过3000亿元，如广东省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在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三是公款旅游。据网上披露，全国每年公款旅游超过3000亿元，香港凤凰卫视评论，中国仅官员每年出国考察耗资近2000亿元，属世界各国所罕见。
　　3、违纪违法的性质趋于严重。一是涉案金额逐渐增大。如前几年的湛江、厦门两大走私案，涉案金额数百亿元，国家税收损失超过百亿元；二是涉案人员越来越多。如前案卷入的党员干部分别达到数百人，沈阳团伙腐败案仅涉及的厅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就有17人，襄樊团伙腐败案仅涉及的主要领导干部就有就有74人，武汉中院涉及主犯17人。
　　4、腐败案件出现了新动向。
　　（1）向集团性发展。1995年以后，一些腐败分子正从个体腐败向团体腐败渐进，亲亲相隐，官官相护，构造壁垒，针扎不进，水泼不进。有的甚至与某些黑恶势力勾结，从而形成腐败团伙“窝案”，加大了查处难度。集团案件一般都是围绕“一把手”展开。如孙楚寅、马德等，另据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上海调查工作》第四份报告披露：上海以陈良宇为首的市、区、局、县级高干用匿名、假名、化名在银行开设1322个账户，共有金额986亿余元，比武汉市07年财政收入还多三分之一；陈良宇匿名账户53个，共有金额近3亿元。据统计这类集团案件目前达到了90%。有三大危害：一是形成程度不等的“既得利益集团”，取证难；二是围绕“一把手”展开，突破难；三是涉及人数多，处理难。
　　（2）向期权性转化。现在不少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攫取现实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其现实表现主要为失职渎职，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政府采购、工程发包等项工作中，有意向开发商“放水”。有三大危害：一是欺骗性；二是诡秘性；三是延续性。
　　（3）向积累性过度。权钱交易在升级。权钱交易是以权谋私在新形势下的恶劣发展。谋取的对象，从过去多属实物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从对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对物的积累，发展到对私人资本的积累。以获取货币和积累私人资本为目的腐败更为贪婪，如成克杰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程度不等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上海陈良宇等。他们捞到第一桶金以后，又千方百计把赃款“漂白”，有的通过原关系老板进行投资，有的通过自己家人或亲戚直接办企业，使资本增值。有三大危害：一是权力的二重性更加明显；二是官员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三是侵害群众利益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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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从客观上分析，滋生腐败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1、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存在的弊端和制约监督机制的弱化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因素。一是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党政官员仍控制着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资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等。权力过分集中后就容易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个人领导就会导致过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就会无限制地膨胀个人意志。二是体制存在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为我们的党和社会增加了活力，但在这种改革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良体制不仅使体制问题难以彻底纠正，相反会因体制所固有的正反馈机制而出现恶性循环”。三是权力管理失控。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即一边是权力运作不规范，另一边是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导致违法违纪合法化。如：吏制腐败。一是跑官要官：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书记成了帽子工厂的董事长，组织部长就是总经理；二是带病提拔。如陈良宇在1990年九月，任黄浦区委副书记，至2002年10月，曾有523件针对陈良宇腐化堕落、骄奢淫逸、袒护严重违法乱纪同僚、为亲属谋取非法利益等的举报信件，但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如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边腐边升现象。1991年至2006年5月期间，何闽旭利用担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浙江省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安徽省池州地(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余元。何闽旭早在8年前就走到了仕途的悬崖边。遗憾的是，何闽旭却漏网未查，被交流到池州任地(市)委书记。2005年6月，何闽旭因“招商引资成绩显著”升任安徽省副省长。像何闽旭这样“边腐败边升官”的案例，比比皆是，而东窗事发又往往“事出偶然”；三是任人为亲：使用自己熟悉的人，如机关干部到下面提拔任职；提拔亲近自己的人，如现象；推荐自己圈子的人，如老同学、老同事、朋友、战友和“买友”等。
　　司法腐败。司法机关既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织机构，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所以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它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司法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社会上有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一年拒贿三十次，还有三十进腰包。案子一到手，吃喝天天有。烟酒有人供，红包有人送。所以，群众痛恨之极的说：“法院深似海，腐败大如天”。
　　2、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腐败滋生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开放性和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及商品交易和流通的平等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使一些公职人员产生对商品金钱顶礼膜拜的心理，外化为权钱交易行为。特别是一些以工资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公职人员，现阶段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不平衡心态，在思想上萌发权钱交易的念头，一旦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会把权力作为私有化了的商品进行“寻租”，换取金钱。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旧的体制和新的市场体制在发挥有效调节作用的同时，他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叠加在一起，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为一些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如：工程腐败。一是土地出让滋生腐败。为什么房价中央多次调空都降不下来？因为地方政府控制着土地，房地产商控制着房子的建造销售，用来牟取暴利。现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已经成为合作者了，群众说“房地产开发商背后个个有靠山。二是工程招投标掩盖腐败。是什么原因使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呢？一是招投标制度设置的问题。《招投标法》设定的规定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管理模式，它把变量与定量相颠倒，以价格单键，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这就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可趁之机，如围标、串标、泄标等现象都是围绕权力开展的违法违纪活动；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弊端。因为工程付费是纳税人的钱，由政府委托小部分人来打理，从工程发包、施工、监督、完成，一切都是非透明的，出资者不管造价中间水分多大，都不会感到可惜，因为不管是谁得到这些工程，他们都可以得到“投资”的汇报。四是监督成了违法的保护伞。招投标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着违法的行为，并且使其合法化，有的总结工程建设：“交易深似海，弊病大如天”，一点不为过。
　　医疗腐败。现在医药实行统一采购，实际在利用职权集中搞腐败。医生得不到好处，就采取乱收费，乱涨价来增加收入，有的医生还通过药商代理，收受红包。医德丧尽，百姓遭殃。
　　商业贿赂。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经济现象，当前已经成为诱发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主要表现。我国现在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商业贿赂占百分之八十，据透明国际组织统计，我国的商业贿赂问题在世界仅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而今的商业贿赂现象已经蔓延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如，要到北京争取项目就得“跑部钱进”，要升迁就得花钱去买官，就是本来很正常学校购销课本也要给回扣，送儿子当兵也要给红包，演员想演主角成名也要跟导演睡觉等等，都成了不可更改的潜规则。
　　边缘腐败。现有法律和纪律无法立案处理的行为，称为边缘腐败。“边缘腐败”的存在，使本来就不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更加重了“腐败黑数”的含量。“边缘腐败”的几种表现：一是利用掌握的稀缺信息资源牟取暴利。如有的领导干部掌握着政府的稀缺信息资源，他们会暗中把这些信息透露给“自己人”由他们进行投资、操作，获取由于国家法律或政策等发布的时间差所带来的信息优先的利益。“自己人”获利后，再把利润的一部分以各种方式“回报”给他们。例如：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朱某案例；二是利用人事任免权买官卖官。有的领导为了培植自己的亲信，在选拔干部时，通过划定范围和设定标准等方法，将官帽兜售出去，从表面看似乎是公开的，而实际是已经交了定金“预定”的，只是通过合法的形式而已。“边缘腐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权力监督和制约的难度和成本，严重影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三是利用决策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成克杰为港商出让土地降价从中获利，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为情妇征地案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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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从系统的角度讲，文化是有层次的，一般地说，文化可以分成“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次，也就是物质文化的层面、制度文化的层面和心理文化的层面。用物质表达的意念，如给予廉政的官员一个奖状等，但不一定会让别人去刻意追慕学习；严格的制度要求也不一定发自内心地臣服，只有心理情感的接受才是最彻底的接受，当一种理念成为心理机制时，遵循这种理念的行为才可能是真正自觉的，这是带有本质性的文化接受。廉政之难，就在于它很难做到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教育训导、监督机制、奖惩措施，这一切都是外在的，是矛盾的外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细究当今的社会现象，会发现确实存在着一种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空气，在物质、制度和理念的层面上，都不同程度地形成和孳生着一种激促腐败的不良文化。这种文化的消极影响，使社会价值观念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大幅度的偏畸。有些邪说已经被编成段子、顺口溜甚至名句格言。它们的影响所致，就像细菌般地弥散向社会，导致“笑廉不笑贪”、“羡腐不羡廉”的咄咄怪事。这就是“腐败文化”在起着想象不到的作用。腐败只是一种现象，背后却是文化心理的扭曲，因此必须用文化的手段来矫治。
　　4、从社会层面上来看，贪官腐败有受腐朽意识支配的三大诱因。
　　一是权力的扩张力。权力是把双刃剑，当权力被人格化以后，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就容易僭越，使职权扩张为特权，而且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支配，所以，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一观点已经成为政治领域中的牛顿定律。阿克顿勋爵同样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天津市的检察长腐败案。
　　二是金钱的吸引力。中国有句古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又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可能的。马克思在评论资本家时曾经说过,“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冒上断头台的危险。金钱对腐败官员的吸引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如李真对金钱的痴迷。
　　三是美色的诱惑力。自古道：英雄难过美色关，贪官不是英雄，所以，贪官就更难过美色关了。这些年来，生生不息的情妇现象，伴随着前腐后继的贪官。贪官与情人，几乎成了一对畸形的双胞胎，大多贪官不是金屋藏娇包养“二奶”，便是风流成性、情人一串。去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陈良宇的风流腐化史初步核实，从一九九三年五月以来，在上海、杭州、南京、南通等地，除了陈良宇情妇、财政部部长助理刘红薇，先后和十一名女青年、有夫之妇有不正常交往，另有四起控告陈良宇以欺骗手段，涉嫌奸污，时间发生在2001年9月至2002年10月间。陈良宇通过部门，以私下解决方式，一次性经济补偿25至50万元、安置工作、授意批条承包工程等手段掩盖事态恶化和曝光。
　　该报告指出：陈良宇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只要经济搞上去、成绩摊得出、百姓不闹事，在经济上搞些特殊、在生活小节上出些界，我会保的，上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经济是硬档，生活作风是软档。有婚外情、有情妇，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该报告指出：去年“七一”前夕，陈良宇在组织生活会上说：中央查上海经济，我可以去打高尔夫；中央要查个人生活作风，我看常委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要先查一查！如成克杰、胡长青包二奶。
　　从主观上分析，贪官腐败存在三种心理原因。
　　一是攀比心理。我们近些年查处了不少腐败案件，也看到不少贪官犯罪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互相攀比的心理，使他们比出了不平衡的心态，比出了贪婪的欲望，比向了犯罪的深渊，最终比入了不归路。如柏泉的廖国安，当了多年的党委书记，而每次提拔都没有他，心理时衡，于是就堤内损失堤外补，不顾后果地去捞钱。如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也曾是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4，但因为觉得职务进一步升迁希望不大，就心灰意冷政治上开始退化，整天烧香拜佛，进而发展到以权谋私，索取和非法受贿936万元。被判死缓。
　　二是从众心理。在腐败案件中，从众心理是一种常见的心态。在腐败已经成风的情况下，这种心理对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尤其具有腐蚀性。尤其是腐败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一种“习俗”，意味着不参与腐败，就很难办成事情，就很难生存下去。如广东揭阳的一个原市委书记丁伟说，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一种巨大的关系网，我一个人难以撑破这张大网。不难看出，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骨髓—文化层面。一个新任领导如果不接受当地人请客送礼的话，就得不到当地人的支持，他就很难站稳脚跟，甚至就
有被排挤走的危险。如江泽民讲的安徽省大别山的一位县委书记拒收礼金的以后，就无法把书记当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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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侥幸心理。当官的人都知道，官场上搞腐败的比比皆是，倒霉的只是极少数，被查处是因为他的点子低。如黄陂区原副书记王贵清在“双规”时交代说：“一开始也是不受贿的，后来看到别人收了也没问题，就也跟着收了。送礼已经是一种社会风气，人家收你不收的话，送礼的人收礼的人都会对你有意见，别人会认为你假清高，会认为你不够朋友”。于是，他也就心安理得随波逐流收起来了，两年下来，他和他妻子受贿哦和来源不明的财产有近300万元。尤其是那些买官卖官得了实惠的大有人在，更诱发其他人参与买官卖官的行列，有的还是上行下效，如孙楚寅、马德手下的领导等。
　　金钱与权力交换，是充满风险的。在网上有一则消息，说一位省纪委书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行贿的房地产商拉干部下水时是这样看待干部的，“当我给他们送钱时，他们不收，他们是人我是狗，我求他们办事他们可以不办；当他们收钱时，他们是狗我是人，我要他们办事他们不敢不办”，“人”、“狗”在一念之间，别以为是天知地知海誓山盟，“钱”与“权”一旦交易起来就由不得你了，因为它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一旦事发最先交待并且留有铁证的就是行贿者，他送钱给你的时候就是从“人”“狗”理论出发的，送你到万丈深渊，尽管展现给你的是花环！
　　三、基本走势：
　　腐败的态势决定反腐败的走势。我们对腐败问题由打击到遏止，由遏止到防范，虽然成效明显，但充满艰辛和空难。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说：“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的总体态势”，“两个并存”的观点，说明反腐倡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形势仍然严峻，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不移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败的走势。
　　一是从腐败的特征来看，八十年代，搞腐败谋取的对象多属实物形态，主要是对生活资料的侵占；九十年代转变为货币形态，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侵占；跨世纪后转变为价值形态，发展到对生产要素的侵占。二是从反腐败的措施来看，从八十年代开始是腐败滋长期，腐败主要发生在物资域，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严肃查处，重在打击。到了九十年代是腐败的泛滥期，腐败发展到资金域，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惩处与制度并重，重在遏止。进入21世纪初是腐败的相持期，腐败又蔓延到资产域，我们采取的措施是综合治理，重在防范。
　　四、任务依然艰巨
　　总结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和党中央的重要决策趋势，我把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概括为九个字：高筑墙，深挖案，讲民主。
　　1、高筑墙。即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使其不愿腐败。①在“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建议，“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制定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②在“全面加强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作风建设”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建议，“制定关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制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作风建设的规定”；③在“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建议，“建立健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④在“着力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建议，“实行重大项目审批会审制度”、“依法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出台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
　　2、深挖案。深入挖掘腐败案件和深入排查违纪线索，使其不敢腐败。在“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方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七大的报告建议，“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严厉惩处行贿行为”等等。中央纪委的报告对今后五年的办案工作提出建议——除了“继续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案件，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等办案重点外，还建议了三个新的办案重点：一是“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其旨在增加腐败的成本，让腐败分子得不偿失甚至倾家荡产；二是“严厉惩处行贿行为”。在北京和黑龙江，都发生过这样的商业贿赂案件：一家医疗器械推销商通过送回扣，“放倒”数名医院院长和其他干部。这说明，惩治权钱交易行为，只查办受贿者是不够的，还要惩办行贿者；三是“加大对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在国(境)内外经营活动中商业贿赂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查处国(境)外经济组织在我国内地的商业贿赂行为”。这是我国反腐败职能部门为治理商业贿赂中出现的新情况，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惩治商业贿赂的有益经验，同时为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定的缔约国义务，而需要采取的一项反腐举措。
　　3、讲民主。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强化民主监督意识，使其不能腐败。对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二是在监督机制上，党将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三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民主权利。
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对今年反腐败工作作出部署
　　新华网北京 1月18日电（记者崔静、周英峰）备受关注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近日在京闭幕，围绕腐败与反腐败的话题却依旧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其中，腐败现象是否已积重难返，“越反越多”？反腐败斗争应坚持“持久战”还是“速胜论”？群众参与，能否成为反腐“生力军”？这些问题，成为中纪委全会后人们对当前反腐形势的三个追问。　　追问一：腐败现象积重难返，“越反越多”？　　2011年新年伊始，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人们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2010年，有近14．7万党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近12万人受到党纪处分，3．8万余人受到政纪处分。案件的查办，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　　暴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案值不断增大，让不少人对反腐败斗争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腐败是一种社会顽疾，积重难返，无法根治，“反腐无用论”“反腐无效论”一时间扰人耳目。　　对此，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反腐败无效论、无用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腐败分子或严重违纪的党员只是极少数，中共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所谓“腐败越反越多”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必须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他用一个统计数据来证明：2010年受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总数的比例约为1．5‰。按照违纪性质来区别，受处分的这些党员并不都是腐败分子。有些是属于因失职、事故等原因受到责任追究，还有些是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违纪行为受到处理等等。其中因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受到党纪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占受处分党员人数的比例并不大，占党员总数比例就更低。因此，腐败分子或严重违纪的党员只是极少数。　　“通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消极腐败现象得到遏制，一些深层次的腐败问题正在治理，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干以胜说。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季正矩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不断增多、案值不断增大，一方面说明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尤其是在查处腐败案件，特别是查处腐败大要案方面的工作力度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舆论监督的作用增强了，各类媒体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了更多的报道，广大群众能够更快、更多、更便捷地获取反腐败的信息。　　追问二：反腐败斗争坚持“持久战”还是“速胜论”？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原副检察长毛建平……近年来，重庆市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行动，使一批危害一方的黑恶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应声倒地，人民群众对此拍手称快。　　在采访中，专家们纷纷表示，“重庆经验”值得借鉴，但在具体工作中各地应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反腐举措，充分认识到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处于易发、多发、高发时期。”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违法违纪行为也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这些都对反腐败斗争构成巨大挑战。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他要求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毫无疑问，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将直接决定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成功与否，由此决定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　　他认为，为了提升我国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就要实现反腐倡廉目标定位科学化、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科学化、反腐败路径模式选择科学化、反腐败行动规划科学化。　　“反腐败成功的基本标准有两个，一是将腐败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二是这种低水平是可持续的。”任建明说，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追问三：群众参与，能否成为反腐“生力军”？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这一表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风清政廉是党心所归，风正气顺是民心所向。“反腐败要取得成效，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唱独角戏是不行的。”任建明说，这也是全球反腐败的一条基本经验。　　开通“反腐热线”、开设举报网站……近年来，我国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越来越重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不断拓宽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渠道，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与此同时，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南京周久耕事件、温州“购房门”事件……越来越多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被群众通过网络等手段示之于众，进而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事实证明，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是举报热线还是网络监督，既说明政府重视民众的呼声，更说明公民意识的觉醒，而这两者对于反腐和防腐都非常重要。”中央党校副教授洪向华表示。　　但是，也必须看到，举报机制不健全、举报渠道不畅通、“举报成本”太高昂等诸多难题，成为现实中制约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拦路虎，影响着全社会参与反腐的信心和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相比，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对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作出了更多强调，也提出了更多举措：　　——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及行政权力、公共服务公开透明运行，积极推广“制度＋科技”等预防腐败经验；　　——深入推进基层事务公开和透明，加大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力度；　　——畅通群众反映问题、表达合理诉求的渠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　　……　　人民群众参与越广泛，留给腐败的空间就越小。专家指出，综合运用制度和科技两种手段，让群众切实拥有参与权、评价权和监督权；重视群众的举报和意见，及时调查反馈，才能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才能真正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力量媒体：中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纪委副书记介绍反腐倡廉建设的情况。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73人。一些媒体认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但也有一些媒体认为，这充分说明中国执政党正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中国在线律师网—提供）
作为长期从事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近些年来披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增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增加反腐倡廉的透明度取信于民。不过，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与增加公众的信任度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正关联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越多，越容易增加公众对执政党反腐败工作的疑虑。正确的做法是，在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同时，增加信息的对称性。换句话说，在披露反腐败查处案件的同时，必须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了解案件查处的来龙去脉，而不只是看到案件处理的结果。
当前，我国反腐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查处率不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因为缺乏惩治腐败的技术措施，而是因为出现了制度化腐败或者集体化腐败的问题。不少学者批评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不仅能把某些特权制度化，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个人化。在一些地方，存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殊消费行为、事业单位特殊的经费分配机制等现象，这都是在把腐败行为常态化。这就使得中国许多领域呈现出灰色地带，反腐败一旦触及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就会出现联合抵制的情形。中国在公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滥用公车消费，但由于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公车改革的进展面临很多障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腐工作很难被外界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关于对政府官员采取“双规”措施的规定，非但不被海外反腐败组织所认同，反而被错误理解为侵犯人权的规定。这次公开反腐倡廉的情况，实际上是向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工作，并且愿意与公众分享反腐败取得的成果。
笔者认为，反腐败不能过度依赖互联网络。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互联网络在我国反腐败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互联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运用不当不仅会放大公众情绪，而且会动摇执政根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希望有关部门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络的管理，实际上已经觉察到互联网反腐败产生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反腐败必须努力营造一个理性的表达空间，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同时，反腐败不能忽视基础性的制度设计。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最基础性的反腐败制度。如果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那么其他反腐败的制度都靠不住。好的制度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和一个水到渠成的环境，完善社会信息统计系统恰恰是题中之义。换句话说，反腐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及时地公开统计信息。（中国在线律师网—提供）
总而言之，要想从根本上反腐倡廉，不仅要公布案件的查处情况，更要让公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给予肯定。
反腐倡廉形势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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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文广局机关党员培训班上的讲课稿
2004年9月23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非常高兴能和在座的各位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一起探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形势，局党委安排这样一堂课，表明了党委领导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我们纪检监察机关有必要为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虽然本人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还非常欠缺，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接受局党委的邀请，和在座的各位一起来共同学习和探讨，讲得不好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反腐倡廉形势与任务，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阶段划分；二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总体形势；三是正确认识现阶段的反腐败形势需要把握的三种关系 ；四、加强从政道德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历经了无数风风雨雨，也遭受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终于在1949年创造了新中国，现已执政达五十多年，今天她已成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古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这棵参天大树难免遭受到病毒侵蚀、蚊叮虫咬，出现了枯枝烂叶，虽然她树大根深、枝繁叶盛，但如不除病去虫，任其侵害，也难逃枯死的噩运。因此，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既定长期不懈的策略。近些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的相继查处，反腐败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各种说法和议论很多。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对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反腐败决策和部署，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 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阶段划分
我党执政以来的反腐史，大致可分为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文革前，以运动反腐为主；文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实施的基本是一种权力反腐；随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制度反腐逐步被提了出来。1949年以前我们反腐的载体主要是“血与火”的战争环境。1949年以后，当战争远去的时候，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采用“运动”来防止腐败，用以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不搞“运动”了，靠什么来防止领导干部犯错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是“权力反腐”。权力反腐的随意性大，反腐败往往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者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这种权力反腐局限性很大，具体表现就是各地、各部门的反腐败形势发展很不平衡，没有制度保障。比如，在程维高治下的河北省，反腐败的郭光允竟然成了阶下囚。
当旧的反腐败“载体”缺失的时候，就需要寻找新的反腐“载体”，这个新“载体”就是“制度”。十六大对制度反腐进行了总结，把制度建设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2003年，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很多场合都讲到了一个新提法，就是“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各个方面”，这是“制度反腐”最初的雏形。
具体说来， 2003年在制度反腐方面提出了“一个科学体系”(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制定了“一个重要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其中“三位一体”的体系是对制度反腐一个比较准确、比较完善的论断。十三年磨一剑，经过多年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在2003年基本制定完成，这将为今后的制度反腐提供很好的保障。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倡廉的阶段划分
第一个阶段：1978－198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中国于1978年12月成立了新一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主要表现为一些干部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吃喝享乐之风盛行。针对当时的情况，中纪委颁布了一系列规定，特别是针对高级干部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范，邓小平同志做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先后发表多篇评论员文章，强调高级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坚决反对特权。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受到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腐败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揭露的。1980年，原商业部部长王磊因为在北京丰泽园饭店吃喝不照付费用被举报，而受到了通报批评。
改革开放也带来了经济生活的繁荣，特别是与海外经济活动的增加。由于当时经济已经逐步向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推行"价格双轨制"；而政府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握了大量的审批权力，这为部分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机会。一些地方政府和军队开始通过所属企业涉足商业领域，倒卖批文、支持走私、利用引进设备等机会受贿等成为严重的现象。在这个阶段受到查处的案件都与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点有关。这段时间高官腐败案的涉案金额都不大，惩处也主要是以党纪、政纪处分为主；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
　　第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主要靠教育为主，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作风，警惕思想上受到享乐主义作风的侵蚀；同时，主要利用党纪、政纪对少数腐败分子进行及时、严厉的惩处，严肃党风。
　　第二个阶段：1989－1992年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蔓延的各种腐败现象，腐败类型大多数都是经济转型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特别是"官倒"现象，使得一些掌握权力的人迅速富裕起来，造成了社会差距迅速扩大。"八九?六?四"事件也使中央政府深刻认识到所面临的空前的危机和挑战，明显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由于受到既有风格的影响，这些反腐败斗争的开展都具有政治运动的特征。它的优点在于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能够集中精力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但是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就是虽然揪出了腐败分子，但并没有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这使得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掀起了一波反腐败的高潮。这场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强调自查自纠，动员腐败分子自首坦白；另一方面纪检检察机关也加大了侦查力度，集中力量办理大案要案。
在各方努力之下，1989年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进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了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案件58926件，比上年增加2．64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875人，比上年增加3．51倍；地厅级干部70人，比上年增加16．5倍；省部级干部由无增加到2人。这些数字充分表明了运动式打击腐败行为的特点。
　根据掌握的案例库，这段时间共有9名高官受到严厉查处，其中有5起涉及以权谋私，包括挥霍公款、超标分房并公款装修、大吃大喝的。另有4起罪名为受贿，金额从0．5万到3．5万不等。这9个案例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都是贪污或受贿，但涉案金额不太大。触犯贪污罪的都没有直接贪污公款，主要是利用公款进行私人消费；触犯受贿罪的受贿金额也都不太大，主要是通过批条子等方式接受的酬金，最多受贿次数为3次。与90年代中后期发现的一些大要案相比，这些只能算是"毛毛雨"。但是，滋生这些腐败案件的制度环境在90年代中期并没有太大改变，这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腐败多发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反腐败的特征是，随着腐败的迅速蔓延，中共中央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危害。因此，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对部分罪行较为严重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查处，办了一系列大案、要案。腐败分子不仅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严重者也将面对国法制裁。
　　第三个阶段：1993－2003
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之后，中央不断加大了查案的力度。“刑上省部级”已不再新鲜。中纪委在向党的十六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自1997年10月到2002年9月的五年间，共查处省（部）级干部98人。也就是说，每年平均查处19个多。有资料披露，全国现有省部级干部2000多人，其中在一线工作的有1000多人，根据这个数字可以计算出每年受到惩处的省部级干部人数约占一线干部的1%到2%。1998年，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12人，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1999年查处17人，其中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2000年查处22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昌典和政协原副主席王仕会严重失职渎职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杰严重违法组织人事纪律案等。
进入新世纪，陆续有一些高官被处以极刑或死缓。2000年3月8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判死刑，成为第一个因为腐败走上断头台的省部级高官。2000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执行死刑，成为建国之后被处决的职位最高的腐败分子。2001年10月，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分别被判处死缓。2002年，王雪冰、丛福奎、麦崇楷、田凤岐等一批省部级高官，先后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党纪国法严惩。
2003年中央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纪委查处了 20个省部级干部。其中，有两位原省委书记（原贵州省省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河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还有第一个被查出的党外副省级高官（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原贵州省常务副省长刘昌桂被开除党纪的消息时和刘方仁同时公布的。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钟麓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中、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云南省省委书记李嘉廷。
2003年11月13日，大贪官李真被执行死刑，从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一部以尺计厚的卷宗，凝结着专案组同志们的艰辛汗水，记录着正义战胜邪恶的大较量，洋溢着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藏身的正气歌。
2000年2月23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研究决定，组成“2?23”专案组，对李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经过两年多的深挖细查，斗智斗勇，冲破重重阻力，终于使李真这个腐败分子原形毕露。而李真案的彻查，还带出了其他47起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的违纪违法案件，其中涉及厅局级干部8人，
这个时期案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要案往往与大案联系在一起，例如因"沈太福案"被揭露的李效时，因"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被揭露的王宝森、陈希同、周冠五，因"远华案"被揭露的李纪周、石兆彬，因"康赛案"被揭露的徐鹏航、吴文英等，这些案件所涉及的案值与80年代想比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因为直接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二是一些地区出现了集体腐败的现象，例如海南（辛业江、韦泽芳、孟庆平）、广西（成克杰、徐炳松、李恩潮）、北京（陈希同、王宝森、铁英、黄纪诚）、沈阳（慕绥新、马向东）等。三是腐败官员家人涉及腐败行为的案件增多，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官员有生活作风问题，参与赌博等行为的也不少，甚至还有借佛敛财的，表现为道德的严重堕落，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二、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总体形势
1、当前反腐败的宏观形势
应当说，这些年经过全党上下的艰苦努力，反腐倡廉成效明显，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