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地方志中藏线索
来源：炎黄春秋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王绍光认为年的死亡率相当于解放前的正常情形及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正常情形。
　　真相到底怎么样，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当时的档案。但是，公开的相关档案至今仍然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了解更多的有关大饥荒的官方信息？为此，笔者查阅了数百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官修地方志，再结合部分已经公开的档案的内容，以展示官方资料所披露的大饥荒情形。
　　地方志如何处理大饥荒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胡乔木、习仲勋、曾三、邓力群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一轮新修地方志的热潮。修纂地方志需要利用档案，但档案涉及保密问题。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在提交中宣部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强调“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要求“新编地方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充分反映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要求：“编修地方志一定要重视保密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有明文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机密，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均不得载入志书。鉴于国际情报斗争尖锐复杂，为了防止泄密，新方志暂限于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地方志编辑定稿后，必须经过审批手续。省、市、县志经各级编纂委员会审定后，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涉外等重大问题，必须报请省、市委批准，县志或相当县的市志须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凡涉及保密范围的问题，须经地方各级保密委员会审核。”
　　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编纂地方志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各地各类志书定稿时，各级编纂委员会必须严格审查，严格验收手续。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涉外、保密等重大问题，必须送当地党委审查。县志涉及上述问题，应送上级党委审查。”“新方志的出版工作，由各地编纂委员会同党委宣传部统一安排。出版时必须严格审批手续。”同时要求，“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地方志指导小组“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
　　1988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同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宣部提交《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的报告》，提出保密法公布实施，“这使各地新编地方志在保密工作上有了明确的准绳”，建议对1983年提出的新编地方志暂限内部发行的规定做适当修改：省志经省级党委或政府验收合格、审查批准后可以公开发行，市志、县志经同级党委或政府审查、批准，并报省地方志编委会验收同意后，亦可以公开发行。中宣部于次年1月28日批复同意该意见，但表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决定新编地方志公开或内部发行，不必一刀切”。由于这一原因，新修地方志(第一轮)大部分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
　　由于编修地方志的目的是反映“辉煌成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还要“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则要“及时请示报告”，还要遵守保密规定，修完后要经过层层审查，如此等等，致使地方志在处理年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情况时显得异常谨慎。
　　地方志专家、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仓修良先生曾特别关心过地方志里如何处理大饥荒的问题：“80年代初修志工作刚开始时，&左&倾思想的影响还有一定市场，大家都还心有余悸。因此，有些内容不敢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着密切关系。记得当时萧县志办的同志曾经问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是否要记载？我回答说当然要记载。那么如何记载呢？我则回答说那就用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的书法来反映吧，即用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来反映吧。可见当时我也没有要求他们直接把饿死人的数字明确记载下来，因为当时的气候确实不可能这样写。”他举了新华社四位记者1980年的调查报告《告别饥饿》1998年才得以出版，副标题取名“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自然也要反映到修志上面，有许多内容就不记载了，有的记了也含糊其辞，内容则尽量减少”。
　　就笔者查阅数百种地方志所得出的印象，仓修良先生的所说的“不记载”、“含糊其辞”、“尽量减少”等情形，是修志者普遍采取的策略。不过，对有的修志者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河南信阳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惨重，被称“信阳事件”。信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曾昭辉曾经撰文透露，《信阳县志》出版后，遭到了批评，“尤其是尖锐地批评我们在志书不能&秉笔直书&――回避了&信阳事件&这个敏感问题”，“原县水利局副局长周九皋曾多次在有关会上或在大街上，当众质问我：你老曾写的啥信阳县志？为什么对&过粮食关&(信阳事件)，在书中只字不提！？信阳县在年饿死五六万人，你们为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曾昭辉“甚感狼狈”，同时又感到“十分委屈”，终于吐露了实情：“时在1988年前后，我和时任县志办党支部书记的李杰民、副主任兼总编的付良征，以及全办10多名编辑们都十分重视&信阳事件&的编写工作，为此并收集了大量有关&过粮食关&的材料，但是在数次信阳地区史志办开会时，领导多次郑重、严肃地专题提出过：&信阳事件不能写&，并一再强调我们的志书观点，要与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尤其是要严格遵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志书，这是组织纪律，丝毫也不能含糊。老实说，我们全办同志当时对此决定和说法是有意见的。认为文件上又要我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又限制我们不要&乱写&(指信阳事件)，给我们设置&禁区&，还说&这是纪律，否则要犯政治错误&等等。作为共产党员、下级，我们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我更清楚记得的是，在日上午(我有记录可查)，地区史志办副主任郭克己来县志办公室，是专程为了&写不写信阳事件&而来的。因地区领导早已风闻我们为信阳事件的入志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次来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并特别指出我们现阶段坚决不写，也不能写，信阳事件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错，但不是时候，只能等若干年后，上级允许后我们再写，或者由后人来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写，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允许的。否则，谁写谁犯错误&&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余自顺，县长周相寅，副书记刘德福等，具体负责县志工作的是常务副县长李锋明。地区领导的意见我们向领导汇报后，他们都一致指示：按上级精神办，不叫写不能勉强。”
　　由于上述原因，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信阳县志》里面看不到对“信阳事件”的具体记载，但是它并不是笔者所翻阅的县志中最糟糕的，因为它里面不仅有1960年“死亡达42548人，净增率为－67&”的表述，还提供了“年人口增长情况一览表”，提供了信阳县历年死亡人数，包括1959年死亡16402人、1960年死亡42548人的情况，在其他地方还有1959年“农民因缺粮，而导致浮肿、紫绀等疾病流行”的表述。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志中，甚至出现篡改死亡人数的恶劣情况，比如《无为县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无为县志》提供了一份《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表》，其中1958年底的总人口是950056人，1959年底为82025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这就是说，无为县在从1958年底到1960年底二年内人口减少了287499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不外死亡和外流。县志提供的死亡数字，1959年为86278人，1960年为41703人，合计127981人。外流，这两年净迁出16184人。两者合计，只有144165人，与减少的人数相差甚大。同时，这两年还出生了22887人。因此，县志的人口数字是矛盾的。根据《安徽省志?人口志》提供的安徽省公安厅汇总的各县人口死亡数字，1960年无为县死亡人数是126524人，比县志多出84821人，相差这么大，合理的推测只能是编修县志时做了手脚，隐瞒了死亡人口。
　　《无为县志》的情况并非孤例。当然，也有一部分县志是比较客观的，比如《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通渭县志》不仅介绍了该县的大饥荒情况，列出了死亡数字，而且多处明确提到“人相食”，是极少见的敢于明确说出“人相食”事实的县志(据笔者所见，承认“人相食”的地方志，除《通渭县志》外，仅见《张掖地区志》采录了《通渭县志》的相关记载，另有甘肃《高台县志》承认“出现食死尸的严重情况”)。《通渭县志》能够如此“另类”是有原因的。据该县志主编张尚质透露，“当时县委书记在审读志稿时，曾把他找去，问及三年困难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有志稿中记载那么严重吗？他就将当年有关档案搬给书记查看，看到志稿所记都是有根有据，于是他就签了字。”张尚质当年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当时他回到家乡，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张尚质所在村，人饿死了三成，他一家就死了三口。所以在编纂县志时力求反映真实情况。由于主编的特殊，加上领导相对开明，所以才有了不多见的《通渭县志》。
　　由于上述原因，从地方志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揭示大饥荒的全貌，地方志中的大饥荒年份人口死亡数字可能不实，隐瞒了死亡人数。这既可能是编修地方志时研究不够，未得到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档案材料，也可能是修志者不能据实写史，乃至有意篡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原始档案可能就有问题，在大饥荒年份就没有据实统计死亡人数。比如上述的无为县和安徽省，《安徽省志?人口志》公开了公安机关年报中的1960年全省死亡人数2218280人、死亡率68.58&的数字，同时认为该数字不实，“人口实际损失更大”；据公安年报统计数，安徽省年三年中人口自然减少161.5万人，而《安徽省志?人口志》认为这“与实际减少量有较大误差”，实际“净减少人口406.5万人”。这意味着，公安年报的人口死亡数字有很大的缩水。部分县志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比如定远县，公安年报中1960年死亡率只有99.89&，而在县志中却高达313.21&。
　　由此可知，从地方志了解大饥荒有很大的局限性。地方志提供的死亡数字与实际情况相比，有可能是缩小的，但绝不可能夸大。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地方志是官方主持纂修的，它毕竟提供了经官方认可的大饥荒死亡情况，对了解全国大饥荒的基本情况仍有很大价值。
(责任编辑：孔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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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灾害期间,听大人讲过,我知道农村死了很多人,有的村子绝种了；但城市里死了多少人,情况怎样?
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灾害期间,听大人讲过,我知道农村死了很多人,有的村子绝种了；但城市里死了多少人,情况怎样?
城市要好许多.虽然吃不饱,但毕竟80%的人有的吃.要知道当时的城市人口基本上是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职工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他们生活相对来说是有国家保障的.而农村别说是当时,就是现在也没有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当时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非由广大农民所能决定.中国的农民从来就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人祸始于1957年,盛于1958年,当1957年自然灾害发生,则加剧了人祸.于是大量饥民死于非命.很多人,就在逃荒的路上死去,当然,也没有人去统计这些死去的人.你现在看到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是非常不准的.至于当时死了多少人,根本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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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灾害期间,听大人讲过,我知道农村死了很多人,有的村子绝种了；但城市里死了多少人,情况怎样?》相关的作业问题
老大,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问题是,大跃进时期,不顾农业生产导致农业大滑坡,粮食产量锐减,死了几千万人,而所谓的灾害是人为渲染的不靠谱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决策失误.那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历史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灾害的种类,而民国时期多少次灾害加人祸也没死掉三千万人哦!历史有时候是小姑娘,被某些人随意打扮了!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
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了多少人始终是个谜.通常的说法是死亡了三千万人,也有国内学者对死亡人数推测,如金辉在1993年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上登载了长文《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明确提出大概非正常死亡了4060万人.外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其数字也在两千万到四千万间.关于这些数字,当局没有表态.
一个正义之士,敢于直面黑暗的现实,不畏权势.
有这个故事吗
是要作文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闲暇之余,爸爸又悠然自得的哼起了熟悉的调子.作为第三代,我却不懂：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没有新中国”?　　我想,爷爷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定对中国60年的辉煌历程再熟悉不过了.于是,我跑到正在躺椅上的爷爷面前,想问个究竟.
年,具体死亡数字无法统计,大多数学者认为饿死的人数在2千万至4千万之间.官员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经湖南考察后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导致劳动力都去炼钢,地里庄稼无人收割,烂在地里,拒绝了国外援助,我们自己提出要提前偿还所欠苏联的债务导致农民负担加重,期间大量对外出口粮食,有些
“人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备思亲”.母亲节即将来临,在异乡读书的我,却万般无奈.无奈无法守侯在含辛茹苦,哺育我成人的妈妈身边,无奈无法为妈妈梳洗那被岁月遗弃的银发.这时,天以近黄昏.窗外正下着滂沱大雨,震耳欲聋地雷声声声入耳,闪电划破了天空.此时天气好比我的心情,思绪万千的我,想起了远方的亲人,想起了我伟大的妈妈.我拨
听奶奶讲那过去的故事我的家乡——泰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我为自己能出生在这里而骄傲.听奶奶讲,她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高考,平时,大家只能用树枝在沙上写字,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英语,每天都要走1公里路才能到学校,路也都是凹凸不平的稀泥路,一下雨,脚上都会沾很多泥巴,粗布鞋子也都湿淋淋地泡一整天.用的旧布来当书包包住书,
　　Today I want to spea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ea　　The benefits of drinking tea,there are five:　　1) tea can make all the difference,enhance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政治运动后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但主要是所谓"人祸".此后执行的政策背离了客观规律,盲目地所谓超英赶
再谈三年自然灾害和“拒绝外援”的问题我这里说的“农业国”,是指的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劳动者,从事是的农业生产,而不是指的一个国家的农产品,是强项.因此,一个国家长期是农业国,两千多年是农业国,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长期的主要劳动力量,是在解决吃饭这件事情上,而且,还解决得不好.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力的低下,也就是说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 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
既是天灾,又是人祸.三年自然灾害主要原因有三点：1、1957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浮夸风盛行,各地大放卫星.如亩产10万斤,十几万斤,这让中央当时的决策者错误地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于是放手主攻重工业,大炼钢铁,许多农民不去种地,而是砸锅拆铁土法炼钢,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2、天灾：年恰逢三年自然灾
这个事到现在共产党都没公布…不过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这农村那时十几人就死一个
中国,1959年～1961年.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
中国,1959年～1961年.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
当时的国策是：保大城市,保省会,保中心城市,保大工业【石油,煤炭】,保军队,保重点工程项目、、以上所说城市,是指吃商品粮的城市中心人口,不包括农村.要求每个省至少保证一个以上城市不至于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当时南京军区曾派医疗队前往农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时没人敢说饿死人的】,我母亲她们一组去的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查看: 6390|回复: 34
看看三年大饥荒宿县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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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当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口学家王维志，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分析，1960年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过100‰县有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这些数字是官方上报的，从梁志远的亳县调查就可以证明，显然是缩小了的，但比后来出版的《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虑三年的情况，总的死亡率超过15％是没有问题的。安子文说的500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5％左右。综上分析，从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500万到600万之间。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1960年一年，安徽省就有192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无为、宣城、毫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宿松、濉溪、灵壁、涡阳、全椒等县。安徽各县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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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真不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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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叔叔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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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60年的人都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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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的父母们都经历过，回家问问大人，本村本公社什么情况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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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升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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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年的人可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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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岳父亲历过三年大饥荒，他敢肯定没饿死过人
先来个引子：三年大饥荒时，我岳父在部队当兵。他总说：饿死人？我没看到过饿死人！后来这句话被我家的安徽保姆听到了，她怯怯说了句：咋没饿死人？我最小的那个舅舅就是饿死的。家里村里饿死许多人，不让出去逃荒，路口都是公社民兵。岳父气疯了：那你咋没被饿死？保姆吓了一跳：之前我家搬到山区去了，山里还找得到吃的，留在平原上的就饿死了。岳父是个好人，本分的保姆也不像反革命。我没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所以不知该信谁的。 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从上到下有组织有系统的浮夸大比赛，天天放卫星，钢产翻番，亩产十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１、中国的官员都是上级选拔任命的，他们只要获得上级的信任和赞赏，就可以飞黄腾达，不断高升。因此，大多数官员看重上级的信任和赞赏远胜于看重群众的信任和赞赏，灵魂深处只看重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群众负责。如果上级 稍一放松甚至默许、纵容、鼓励，那种浮夸政绩之风就会急剧升温。正因为如此，在极权制依然存在的今天，热衷于政绩工程之类的浮夸风仍累禁不止，也就不足为怪了。２、公社的财产是大家的，社长、书记搞浮夸，升官受奖得大利，高征购则由大家出，何乐而不为？如果公社的财产是社长、书记的，高征购的 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哪个社长书记还会再去搞浮夸？众所周知， 刘少奇则主张推行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3、从中央分一二线看，浮夸风最猛的1958年，正是毛泽东把守在一线经济前沿的时期。毛在年4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不但是党的最高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也是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是新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仅是外国人称之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受刘少奇支持的周恩来提出的反冒进，并且收回要退居二线的说法，很不服气地表示，不相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决定亲自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领导 「大跃进」。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用「反反冒进」点名狠批周恩来提出的、刘少奇支持的反冒进之后，刘周即完全失去经济工作的主导权，刘少奇和周恩来实际上就已退到第二线了，周恩来、陈云更是靠边站了。而1958年～1959年4月，毛泽东不但正式担任着国家主席，而且走上经济建设前沿，主要依靠邓小平的书纪处，直接指挥大跃进。这个时期也是毛一生指挥经济建设最多，有关经济建设的中央会议特别多，对经济工作指示特别多，下去视察发动特别多的时期。所以大跃进的主帅是毛泽东，副帅也不是刘少奇，而是邓小平。而毛处在一线任国家主席并直接领导大跃进的1958年～1959年4月也正是中国大地浮夸风最猛烈的时期。4、从指导思想上看，浮夸风是 在经济建设中持续不断地片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1955年毛泽东批判了农业部部长邓子恢的右倾保守思想，尖锐地嘲笑他「像一个小脚女人」，罢了他的官。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一序言的发表，导致各部门纷纷调高指标。1956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的冒进倾向，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957年毛泽东不仅在社会上掀起反右派运动，把55万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通通打成牛鬼蛇神，同时又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从1958年１月南宁会议到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搞起了“反反冒进”运动，尖锐地点名批判周恩来，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而且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反复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必然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以强大政治压力，迫使和推动他们接受和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不断推出本部门或本地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和超高指标，从而最终导致浮夸风在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泛烂成灾。当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中断纠左再度反右倾之时高指标和浮夸风又再度泛烂成灾。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浮夸风确实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反复不断地片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然而毛迷们非但不让毛泽东对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导致的灾难性浮夸凤承担主要责任，反而硬要因支持反冒进而靠边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5、从直接原因看，浮夸风是 强力推动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持续大跃进的必然结果。高指标是当年持续大跃进的主要特征。在当时那种科学技术落后的条件下，有高指标才有高速度，有高速度才有大跃进，否则只能有小跃进和不跃进。因此，只有持续的高指标，才有持续的大跃进。而超常的高指标尤其是持续的超常高指标，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它的唯一途径就是虚报浮夸。搞浮夸的人受到上级的赞赏甚至被重用，不搞浮夸的人反而挨批判甚至被罢官，搞浮夸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了。浮夸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争先恐后地搞起浮夸大比赛了，于是浮夸之风也就愈刮愈猛了。而高指标、超常高指标和持续超常高指标正是毛泽东带头搞起来和强力推动的。据《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八年二月号总第71期周震的文章《试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提出的关系》提供了如下数据。在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赶超英国的目标：「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毛泽东当时说的赶超英国，主要指钢铁产量方面。随后刘少奇即于12月2日在全国工会八大上，向全国人民传达并具体化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又阐述了更高的目标：「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其后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对此报告十分赞赏。6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提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伟大领袖批示的这个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了基层单位。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从1957年的535万吨跃进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话中又提出：「今年要争取产钢110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万，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5000万吗？苦战三年，5000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请看，不但钢的产量连年持续「翻番」，就连地里长的粮食也要连年持续「翻番」，这难道还不是持续超常的高指标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强力推动下，高指标、超常高指标、持续超常的高指开始在全国上下和各个部门迅速蔓延。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为了迎合毛泽东和上级持续大跃进的意图，又普遍层层加码。反过来毛泽东和上级又以为下面还有更大的潜力可挖，于是又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指标。这就难怪毛泽东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将赶上英国的目标从十五缩短到十年、五年、三年，直到两年了。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下列宏大目标和宏伟蓝图：「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同时毛泽东还为实现自已的宏伟目标和高指标制定了纪律：「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毛泽东和他的「官僚系统」搞出的这套越来越高又层层加码的超常高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完成这些高指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造假，不断浮夸，越夸越大，于是1958年很快就成了连绵不断的「特大卫星」喜报年。由于浮夸风等五风造成的问题不可收拾，继续下去要动摇国之根基，于是毛泽东开始转向，为制止浮夸风等五风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毛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铁证如山！6、从不同时期的对比和大跃进的发展阶段看，浮夸风是 持续大跃进的必然结果。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新中国起点最低最穷的时期。年一五计划时期，按毛迷的说法，正是刘少奇处于一线的时期也是毛的冒进遭受周恩来、刘少奇抵制时期。大跃进失败后的年是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重回一线去收拾残局的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没有搞毛式大跃进，此时不但没有浮夸凤和大饥荒，而且是「毛泽东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最快最好，人民生活改善相对最多的三个黄金时期。甚至在毛泽东集中精力搞文革，周恩来主管经济的文革时期，由于没有搞毛式大跃进，因而也没有出现浮夸凤和大饥荒。可见，没有毛式大跃进，就没有大跃进年代那种疯狂的浮夸风和其后的大饥荒！有了毛式大跃进，就必定有大跃进年代那种疯狂的浮夸风和其后的大饥荒！7、再看大跃进发展的各阶段。从1958年５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同年11月的郑州会议是毛泽东连续反右倾保守后亲自发动的大跃进的狂潮阶段，而这第一阶段也正是特大卫星满天飞的浮夸风狂潮阶段。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是对大跃进及其高指标有所纠正的阶段。在此第二阶段，毛泽东及其「官僚系统」觉察到大跃进的错误已过度极端化，遂采取一系列措施压低经济指标。而这时也正是浮夸风逐步退潮的阶段。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是「大跃进」运动继续发展的第三阶段。由于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反党集团」，罢了彭黄张周的官，这就迫使全党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继续为实现1959年和1960年的持续跃进而奋斗。于是高指标、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大跃进的上述发展阶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反右倾越凶，他推动的的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越疯狂的时侯，浮夸风也就越疯狂；当毛泽东开始纠正左倾，降低高指标，压缩大跃进步伐的时候，浮夸风也就随之而退潮；当毛泽东重新反右倾，再掀大跃进浪潮的时侯，浮夸风也就随之再度泛滥。可见，浮夸风的猖狂程度也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团团转的。但毛泽东用高指标、高压力推动起来的持续大跃进，无论如何也难以为继。且不说人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限，就是资源、财力、物力也很有限。比如炼钢指标猛增，就需要铁矿、焦炭、 燃料猛增。铁矿燃料不足，农民不种田地，全都去采矿，粮食产量就大减。铁锅、铁盆、铁农具都拿去炼钢，森林树木砍伐来当燃料，土法炼出的却是大量的废钢铁。但铁农具、铁家俱、林木也都耗尽了，又怎么办？而且当时各行各业都要「跃进」，都要「大办」，又哪来那么多人才、资源、财力、物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有搞浮夸大比赛。（１）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正式掀起大跃进运动。在当时亩产仅为一两百斤之时，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报导了「遂平县酷佬枪绾ゴ蠖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530斤」的「高产卫星」。随后引来数十万人参观。为什么要登在头版头条又如此轰动？因为酷轿佬侨嗣窆缡恰肝遥蠖┤ズ幽系鞑槭保⑾植赆秸飧龅湫汀埂1959年庐山会议讲话〕。 既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的典型放出的大卫星，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名符其名的大卫星，也是全国人民公社放出的第一个大卫星，是伟大领袖用以指导全国农村社会大变革的典型放出的大卫星，毛泽东自已岂能不闻不问，不得而知？岂有不关怀备至而悉心呵护的？（２）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报告：徐水县的大跃进，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千斤、全县粮食亩产2千斤等「高产卫星」。「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千斤。」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3）日毛泽东视察了山东历城农村。社主任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泽东还问道：「粮食多了怎么办？」并充满激情地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4）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汇报中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硬是在山坡田里搞出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奇迹。我自己带队去看了那块天下第一田」。 毛泽东看完宣传高产卫星的《早稻王》新闻纪录片后，高兴地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5）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了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干部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毛泽东问；「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张答：「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毛说：「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试验田能亩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后来就亩产万斤一事问过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我信了。八、从毛、刘的自我检讨对比看，毛对大跃进的错误显然负有主要责任。１９５８年的高指标逼出浮夸风，而高指标的核心就是钢产指标～在万顿的基础上翻一番。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始作俑者是我。」「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它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 在这里讲到了两个付总理和许多部长的责任，唯独没有讲到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责任。因为他们当时实际上靠边站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大跃进中严重错误的责任是这样讲的：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而毛是这样讲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这里，刘没有说主要责任在刘自已，而是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这就不言而喻地表明，中央的主要责任自然是权力最大的党中央主席。接下来，毛自已也明确承认，「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那么，这是不是毛在高姿态地主动揽责任而刘在推卸责任呢？当然不是。因为高层众多领导比我们清楚得多。 假如主要责任该由刘少奇负，在毛泽东那种专制权力下，刘绝不敢也绝不会当众把自已该负的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的身上。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恶劣形势，毛仍然说：「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又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毛对犯这类错误的干部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右倾」干部的处理那么严厉，甚至是宽了再宽：「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始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看，居然要等到他实现了共产主义才撤职查办！而刘少奇则正相反。1960年9月当他在毛的住处「游泳池」讲到浮夸风、共产凤带来的恶果时， 竟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大胆突破了毛对形势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固有讲法，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估计，认为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三个指头。 当刘少奇讲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起先，大家一下子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持续了五到十分钟！可见刘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更合符实际，更受广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真诚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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