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海底捞”是一家日本公司 出了事老板会咋办？
华夏基石e观察
摘要：每年因卫生问题被曝光的餐饮大亨多不胜数，全聚德某店被曝出后厨不卫生也才是上个月的事。海底捞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可它是最受关注的那个。
网上一片为海底捞“公关”叫好的文章，这是一种对管理真相追问的避重就轻，只顾比烂，不分对错，这种“侥幸”可能在未来害了海底捞。这只是一个假设：假如“海底捞”是一家日本企业？估计不论海底捞怎么真诚道歉，也绝对会被口水淹死！海底捞公关获得一片叫好，才是最大的悲哀以将服务做到“变态”地步著称的海底捞火锅“摊上事儿了”。老鼠踪迹遍布洗杯间、配料房，用火锅漏勺掏下水道，洗碗机内厚厚一层油，扫帚、簸箕、抹布与餐具一池清洗……这是卧底记者拍摄到的场景。海底捞在事发后迅速做出回应，承认上述情况属实，并称已布置门店进行整改。当事方认错态度诚恳、危机公关及时，此事仍不可避免地掀起轩然大波。每年因卫生问题被曝光的餐饮大亨多不胜数，全聚德某店被曝出后厨不卫生也才是上个月的事。海底捞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可它是最受关注的那个。它太特殊了。根据美团发布的《2017中国餐饮报告》显示，火锅贡献了餐饮业22%的营业额，是餐饮第一大品类。众多火锅品牌中，海底捞从2013年至今连续4年问鼎榜首。口碑是其最”毒“的制胜法宝。排队等位时，海底捞提供免费美甲服务、小吃水果、各种棋牌；用餐时的服务更是特别贴心，眼镜布、手机袋甚至发带，均可享受；就餐时只要喊声“服务员”，就有人满脸笑容小跑过来……知乎上“海底捞有哪些让人难忘的服务细节？”的提问收获了335条回答。其中点赞最多的回答为：（海底捞）门口排号的有免费瓜子，我嗑瓜子超快，一会就没了。门前的迎宾就又拿来一份，没事就和迎宾妹子聊。我：“瓜子免费吗？吃多少都行。”妹子：大哥 瓜子免费的 吃完了我去给您拿 你喝水吗 我给您倒杯水。我：好啊 &那我一会不吃饭走了咋办？瓜子白吃了。妹子：你要有事走了，那就下次再来呗。我：那我每次都在门口喝水吃瓜子，就不进去吃饭。妹子：那别人看见了，会想 （你看这人老来吃火锅 经常在门外排号 这家火锅一定特别好。）这效果比花钱做广告好多了。瓜子才几个钱啊。”此周到的服务使顾客真正感受到“做上帝”的感觉，同时回报以信任。可就是这样以顾客为绝对中心的餐馆，后厨竟然老鼠横行！对此，大家心情十分复杂。有人失望：本以为跟其他网红店不一样，没想到服务只是“糖衣炮弹”，真相令人作呕。有人愤恨：人均价格近百元，直营店上百家，号称海底捞，实为沟里捞；有人淡定：老鼠蟑螂，是多数餐厅的常客，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有人跑偏：公关做得很不错，勇于承认错误才是大企业该有的风范。无论怎样，这件事必将成为海底捞发展史上的一个坎儿。今年，它本有望成为中国餐饮界第一个突破百亿的餐饮集团。事实上，海底捞自2016年初起一直在“主动坦白”自身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它的官网上列出了黑历史明细，每月公布一次处理公告。海底捞官网截图总结而言，这些处理公告中披露的问题包括四大类：一、食品处置操作不当，例如收货时西瓜全部放到地上，食材过期却还没扔掉；二、服务员严重失职，有违规行为，例如在水果房喝西瓜汁、倒完垃圾不洗手就切菜、员工指甲过长；三、后厨清洁不到位，比如饮料机热水箱有黄色污垢、制冰机内部盖板脏；四、厨房用品未及时检修，如消毒柜上层臭氧发生器无法正常开启运行、洗碗机运行时出碗口喷淋头不喷水等。事实上，这些问题中随便拎出一条都可成为爆点，是可置一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于死地的负面消息。但在此次记者历经4月卧底爆出后厨景象前，并没有人拿海底捞主动交代的“罪证”做文章。面对一个敢于暴露自身不足的企业，多数人选择原谅它，因为这是唯一一家敢这么做的餐馆。在消费者的潜意识里，至少它是真诚的，敢于反思并在不断变好。看似企业与顾客间达成良性互动，实质却是一种悲哀。其一，基于海底捞的服务与信披，消费者认为它值得信任。这说明在其他餐饮企业中，这两点都是奢侈品。众所周知，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主要行业之一，餐饮业的重头戏是服务。可在我国，服务差已广为诟病。从店员服务态度不佳、上班看报纸、玩手机到“包间最低消费”、受到不合理待遇，再到欺客宰客现象，就餐这件愉快的事常变为糟糕的经历。去年，新浪上海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近9成以上网友认为老字号餐饮存在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是服务态度普遍较差。这一现象背后，是参差不齐的员工素质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培训，更是尚未建立起来的品牌文化。如此大环境下，海底捞瞅准“服务”这一点，试图依靠“变态”服务拴住消费者，在行业内独树一帜。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方面，海底捞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可这些事它的同行却从未做过。定期发布对食品安全检查的处理公告，认真维护官网网站各个栏目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多数餐饮企业在出问题后，都不会站出来承认“情况属实”。面对投诉，这些餐饮企业或死不认账，或试图搪塞掩饰甚至直指顾客造谣。据澎湃新闻报道：去年5月，上海市民李先生和同事在黄陂北路一家知名连锁西式餐厅吃饭时，一只活老鼠“从天而降”掉落到餐盘中，事后商家处理事情态度消极。服务员告知李先生一行人，店长需要3个小时才能赶到，同时提出私了，并且继续营业。做到这样淡定收场的“底气”不知从何而来？其二，回到食品卫生安全本身。作为深受欢迎的龙头企业，海底捞的卫生条件都如此堪忧，让人不得不怀疑全国餐饮业的整体情况。此事一出，有人直接表态“以后要自己煮饭吃，外面（餐馆）的饭不敢吃了。”老鼠、油污等令人头皮发麻的元素，赫然出现在餐厅后厨，是一件常见的事吗？答案恐怕是悲观的。2015年，经历两年阵痛期后，众多中国餐饮企业开始推出大举扩张计划，甚至计划进军海外市场。当年，73%的餐饮百强企业新开门店，比上年猛升近10个百分点，其中不乏因发展需要而加快扩张步伐的餐馆酒楼、火锅、快餐、团膳等企业。当然，海底捞也以“变态”的服务为特色实现了“变态”的扩张速度，一位学者的企业观察《海底捞你学不会》甚至一度登上了畅销书榜单。可伴随扩张与日俱增的，是餐饮企业缺乏资质无证经营的问题；是进货渠道混乱甚至用坑渠油、私宰猪等掺假造假的原材料问题；是一次性包装及餐具做二次使用的包装运输问题；是后厨场地卫生情况令人担忧的生产问题；更是监管部门力量不够导致出现监管真空的监管问题。餐饮业并非一个狭窄的行业，它的卫生管理涉及诸多政府部门，政出多门容易造成监督管理不到位。厨房上，除非发生较大事故，一般都是责令整改加之以罚款。对于连锁餐饮，这些处罚措施并不能起到震慑作用。迅速扩张带来一系列问题，连同跟不上扩张速度的监管一起，造成现阶段餐饮行业食品卫生不容乐观的局面。实际上，在这种氛围下，消费者的忍受度变得极高，以致于将海底捞的迅速回应都奉为有担当企业的良心举动。前一秒，触目惊心的后厨场景让人愤慨，后一秒“还能怎么样，当然是原谅它”的自嘲却令人心疼。诚然食品安全卫生一直是餐饮业的痛点，但它也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问题。海底捞官网食品安全一页写着这么两段话：海底捞可能有两种死法：一种是管理出问题，如果发生，死亡过程可能持续数月乃至上年；第二种是食品安全出问题，一旦发生，海底捞可能明天就会关门，生死攸关。我们明白，抓好食品安全这条路虽然曲折而艰辛，但不会白走。希望它能知错就改，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安心放心地在外吃每一餐。食品出了问题，日本老板们得下跪自杀？食品安全问题不分国界，日本国内也曾发生数起食品安全卫生事故。民以食为天，对于日本公司来讲，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等于自掘坟墓：要么社长引咎辞职、倾家荡产，要么产品停产、停销，更严重的还要以死谢罪，后果十分严重。被投诉有蟑螂 方便面厂商停产停销半年2014年12月，日本丸嘉食品公司接到消费者投诉称，他们生产的“PEYOUNG”系列方便面中混入了蟑螂。事后，厂商进行一系列整顿，停止了全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丸嘉食品公司“PEYOUNG”系列方便面混入螳螂据丸嘉食品称，为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家新安装了摄像设备，对每一片方便面进行拍照检测，对工厂墙壁和地面进行翻新，并举行公司大会，对员工进行彻底的食品安全教育。直到今年6月，丸嘉食品才在首都圈先恢复了产品的销售，7月全面恢复生产和销售。“不二家”因食品卫生问题 社长引咎辞职2007年，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糕点业巨头“不二家”公司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该公司在埼玉县的一个工厂过去7年间至少18次用过期原材料制造糕点。这些过期原料包括牛奶、冰激凌、鸡蛋、蓝莓果酱和苹果等，制造的成品则包括奶油泡芙和其他一些西式点心。日本蛋糕糖果业巨头“不二家”事件曝光后，“不二家”株式会社社长藤井林太郎宣布，因公司下属工厂用过期牛奶、鸡蛋等原材料制作糕点，他决定引咎辞职。三笠食品售“问题大米” 社长上吊身亡2008年，日本朝日啤酒公司宣布，全面回收65万瓶有问题烧酒，原因是使用的大米残余农药超标。大米是购自三笠食品公司，事件发生后，其代理商奈良广陵町米谷公司男社长，当晚在寓所上吊身亡。三笠食品公司负责人冬木三男向社会致歉据警方透露，当日晚间11点50分前后，该社长的长子(28岁)在位于广陵町的家中二楼卧室发现父亲用吸尘器的电线将自己的脖子勒住吊死，但未发现遗书。烤肉店社长因食物中毒事件倾家荡产2011年4月，日本某知名连锁烤肉店的食物中毒事件震惊日本列岛。该店由于使用问题生拌牛肉，造成5人死亡，181人食物中毒。连锁烤肉店社长勘坂康弘下跪致歉面对这一惨剧，该店社长勘坂康弘表示愿意接受惩罚，并在媒体面前下跪道歉。事故发生2个月后，勘坂称“我所有的财产都用来赔偿了”。据了解，勘坂在破产之后与妻子离婚，现在在金泽市内的租房内独自生活着。冷冻食品“掺毒” 社长引咎辞职2014年1月，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大型水产公司丸羽日朗控股公司召开记者会，鉴于旗下子公司阿克力食品生产的冷冻食品中检测出含有农药“马拉硫磷”，造成消费者身体健康受到威胁以及日本餐饮业的不安，丸羽日朗社长久代敏男将正式引咎辞职。警方调查人员前往丸羽日朗分公司工厂进行调查在记者会上，久代敏男就“食品掺毒”事件向全社会表示道歉，并表示公司将减少包括2位社长在内的8名主要负责人薪金。因过期肉问题 董事集体降薪2015年，麦当劳日本控股集团在东京举行定期股东大会。由于接连发生使用过期鸡肉问题和异物混入问题，社长卡萨诺瓦（Sarah Casanova）在会上道歉称：“在商品品质和安全性上给各位添麻烦了，对此表示由衷的歉意。”股东大会成卡萨诺瓦“道歉会”她还表示：“可能会重新考虑薪酬”，暗示为明确责任将削减董事们的薪酬。*本文原作者乔麦，来源微信号华夏基石e观察。
本文为 品途商业评论（）转载作品，作者: 乔麦，责编：常晓宇。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品途商业评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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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朝阳路18号
法人代表：潘爱华
总经理：丁学国
董秘：王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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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逾20名上市公司高管“出事” 其中4位自杀身亡
今年逾20名上市公司高管“出事” 其中4位自杀身亡　　截至8月12日，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共有、光明集团、、国腾电子、成都建工、、、、、、北方、、、香港中旅、中移动、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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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国家电网和华润集团下属多家公司等超过20名公司高管或原高管“出事”，“出事”的具体表现分为被调查、被“双规”、或已经被批捕，甚至是自杀身亡，其中、、北方信托、等4家公司有高管自杀。
　　多家上市公司高管
　　被调查、“双规”或批捕
　　8月12日，公告称，公司接控股股东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知，河南省纪委决定对公司总经理祁亮山实施“两规”措施。公司已对其相关工作做了妥善安排，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此前一天即8月1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证实决定逮捕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宗南。
　　据报道，王宗南因涉嫌在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挪用公款、受贿，7月28日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立案侦查。简历显示，王宗南曾任上海友谊集团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上海百联（集团）总裁，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6月11日，中纪委网站公告称，副总经理吴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6月4日正式被“双规”。 此前在6月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接到上级纪检部门通知，决定对公司副总经理吴浩采取&两规&措施。公司已对相关工作做了安排，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1月16日，国腾电子公告称，实际控制人何燕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半年后，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检察院机关批准执行逮捕。此前的日，国腾电子公告证实，何燕因个人涉嫌非法经营正在接受湖北省宜昌市公安机关调查。
　　或受万庆良案波及，7月14日，市场传言称，董事长刘绍喜被带走协助调查。8月5日，第四次发布市场传闻核实进展公告，称：“涉及刘绍喜先生的市场传闻事项尚需进一步核实。”
　　8月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经公司向有关部门及家属征询了解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古少明目前正处于协助调查状态。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继2012年底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被调查后，四川多名政商界人士卷入漩涡。2014年1月,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因牵涉李春城案，接受纪检监察机关调查，之后又传出总经理黄铿定被带走调查。今年3月份，又有媒体报道称，该公司副总经理赵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1月7日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姚建华正在配合江苏省公安厅进行调查,具体原因不详。目前,未能与姚建华取得联系。
　　多家央企多位高管遭调查
　　4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宣布宋林接受调查的消息。全文只有一句话，“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4月19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此后不到一个月，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5月16日晚间消息，香港中旅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帅廷，涉嫌在华润集团工作期间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了解，王帅廷曾出任徐州华润电力总经理、华润电力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华润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理等职务。
　　5月19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人事变动公告，公司监事会于日收到监事吴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函，因其个人原因辞去监事职务。资料显示，吴丁同时为华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此前市场有消息称，吴丁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
　　5月16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副总裁薄启亮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已于4月26日起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据媒体报道，薄启亮已于近日被带走调查。2010年1月，薄启亮升任副总裁，全面负责中石油的海外业务板块。
　　另据媒体报道，中石油伊朗公司总经理张本全4月上旬被带走调查。张本全曾任中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副局长、中石油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石油土库曼公司总经理。
　　1月15日，广东省纪委对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徐龙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经查，徐龙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徐龙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广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徐龙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另外，有媒体报道，国家电网华北分部主任、党委书记朱长林被带走调查，被调查原因尚不明确。今年55岁的朱长林在电力系统资历深厚，曾执掌四川电力长达七年半。
　　4位高管系自杀身亡
　　6月2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根据铜陵市公安局官方网站日披露的消息，董事长韦江宏坠楼身亡一事，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视频取证、走访相关人员，结合死者遗书综合分析，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
　　5月18日，正在接受黑龙江省黑河市检察院调查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董事长刘占滨，借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随即从医院卫生间坠楼，不治身亡。次日，“”和“”同时发布公告确认，“”现任董事长刘占滨被立案调查，跳楼身亡。
　　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市政协常委刘惠文4月19日晚被发现在其家中自杀身亡。据市公安局对其家属调查了解，刘惠文长期精神抑郁。
　　1月5日晚间，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总裁白中仁于1月4日因意外去世。公告称，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暂由公司董事长代行总裁职责。有媒体报道称，据白中仁家属透露，他近来患有抑郁症，1月4日下午在家中跳楼自杀，经抢救无效后去世。(中国资本证券网）企业高管接连自杀：撕开了什么秘密底单　　【编者按】近期企业高管自杀事件不断闯进公众视野，这也引起本报的高度关注。就在记者采写原董事长坠楼案过程中，受担保公司拖累的民营企业家伍宏也选择了轻生。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久经沙场、饱尝冷暖的行业巨头和掌门人，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窘况，竟然选择自杀这样的极端行为？通过梳理近些年诸多企业高管自杀的来龙去脉，我们就高管们在企业经营、资本运作等方面存在的积弊进行了探讨，试图发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在企业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希望引起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原董事长韦江宏在6月24日突然死去。
　　他选择在一个多云的夏日坠楼。坚硬的阶梯拐角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也带走了大部分秘密。
　　两天后，编发了铜陵市公安局发布的消息：“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另有消息称，韦江宏已直接由“省里过问”，甚至中央纪委也有参与办案。《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日前拨打了韦江宏妻子工位的电话，也由他人代接。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身价过亿高管自杀事件十年来共发生21起。他们普遍有着良好的个人口碑和社会形象，但在他们离世后，更多秘密也随之暴露。本为精英的他们，为何会选择用如此极端且引人侧目的方式来完结自己的事业、结束自己的生命，值得一探究竟。
　　非常事件重压
　　经营不善、负债、环保以及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让韦江宏走上绝路。
　　本报记者联系了新近因工作原因辞任独立董事的刘银国，他首先否认了经营、债务方面存在相关性的可能：“相比云南、江西同行，企业上半年盈利很不错，没有问题。”
　　“但环保这方面，几乎所有企业都有问题。”刘银国说。这也在安徽省环保厅今年一季度的监督性监测中得到了验证：两家下属企业因存在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严重超标现象被挂牌督办、限期整改。
　　“地方保护主义哪里都存在，污染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都知道，不然也不会等到上级环保部门来查。”刘银国欲言又止，他认为，环保投入大、收效时间长，但政府考核机制却很严格，GDP方面也有较高要求，这让企业“难以交待”。
　　韦江宏的考核压力可能源自2007年。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当年节能减排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安徽省政府随即批准设置循环经济处，铜陵也成立了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和专职机构。正是首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之一。
　　环保是保证GDP质量的重要环节，但因输掉环保攻坚战自杀的案例极为罕见。
　　但长期研究企业家犯罪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怀疑，环保这样的考核压力并不是压垮韦江宏的稻草，在他看来，一般的环保问题再怎么处理也是行政处理，而经济犯罪可能性更大。王荣利近年连续发布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在他的研究中，很多国企干部“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进去”，所以选择了自杀。
　　更多的困扰在于产品端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总经理裘祖贻，曾经的企业救星，因为没有把握质量关，缩短了药剂灭菌时间，造成“欣弗”不良反应事件，竟致病81例，涉及10个省份，3例死亡。裘祖贻也因此走下神坛、引咎自杀。
　　因质量误判导致的悲剧也曾发生。2007年，利达玩具遭遇美泰公司96.7万件塑胶玩具的召回事件，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对儿童的脑部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在行业骂名和资金链压力下不堪重负，最终在厂房上吊自杀，虽然后来查出事故原因实为美方设计缺陷所致，但人死已不能复生。
　　经营苦不堪言
　　萦绕在国企高管乌纱帽之上的，是多重标准的考核与监管，其中一项就是经营业绩。但在刘银国看来，“目前的考核机制存在问题”，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的同时，应该对GDP贡献不足有所宽限。
　　从账单上看，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确实令人忧虑。在自杀的9名国企高管中，超过半数面临着利润大幅下滑的危险信号，接近一半出现了严重的现金流问题，呈现出了一副“夕阳公司”的面貌--这样经营业绩可能让上级脸面上“挂不住”。
　　即使是刘银国口中“盈利能力较强”的，在负债率已达69.9%、利润率下降38.3%的情况下，其投资方面的现金流出仍处于高位，风险已经积聚。特别是其冶炼业、加工业所有子公司业绩下滑都很明显，共亏损25.21亿元。其中最严重者，是刚刚移交控制权的赤峰金健铜业有限公司，2013年共亏损12亿元，2012年负债率更高达84%。
　　董事、总经理贺旭亮在任时，华光有两个特点很致命，一是流动性负债占总资产比例高达68.3%，短期资金压力巨大；二是由于资金回笼难、材料贵，经营和投资现金流净额大幅减少。本就没有股份的贺旭亮在自杀之前，显然遭遇了强大的出局压力。
　　此外，山西民营上市公司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任职期间，主要负责投融资等经营业务，并拥有金花集团第一大股东金花投资20%的股份。接近徐凯的一位内部人士曾披露，疾病、婚变和炒玉等导致徐凯走上了绝路。但就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看，因经营不善导致的利润大幅下滑同样致命。金花集团年利润均有较大下滑，其中三季度最严重，下滑86.9%，其中不乏巨额的银行质押贷款以及眼花缭乱的投资。实际上，从的股价也能发现，这几年也正是1998年来股价持续暴跌、滑入谷底的历史低值。
　　多元投资败北
　　受困主营业务的经营压力，一些企业开始谋求新的增长极，甚至不惜抛弃“非熟不做”的商业信条。
　　2008年，全球经济还深陷金融危机泥潭，随着钢价走高，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却投入上亿元巨资，创建浙江昕昕游艇制造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游艇既无销售记录，也与珠光集团的主营业务有较大差距，即使在2009年迎来了意大利某造船商的考察，但订单至死没有到来。
　　另一个案例同样发生在浙商圈。在涉足药业之前，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曾是一名教师。他先是加入云山制药厂，后自己组建了一新制药厂，成功开发了多支国家级新药。2000年之后，公司开始涉足、投资公司等领域，大量资金分流，制药主业科研经费投入捉襟见肘，公司效益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被挤出了当地纳税前十名。2008年8月，据公司内部人士的分析，性格要强且内向的郑亚津不太能够接受企业负债累累的现状，还是选择了自杀。9月初，一新制药重新开工，董事长为何遂庆。
　　多元投资致死的案例还能追溯到2005年--新年第一天，一度拥有4家控股公司，4家关联公司，涉足电解铝、餐饮、制药、房地产、酒店、生物技术等众多行业的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终于不堪重负，从天台纵身跃下。
　　在今天，“做强主业”这句话已老生长谈，多元化战略也不失为一种分散风险的市场手段，但在当年的环境下，缺乏主业核心竞争优势和多业态专业管理能力的盲目扩张，的确是把企业和高管们推向火坑的核心因素。
　　负债积重难返
　　在公司账单之外，企业家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运作，更是岌岌可危。
　　本报曾跟踪报道了包头惠龙公司董事长金利斌、湘潭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忠等人的自杀悲剧，企业家白手创业十几年，“帝国”瞬间倾覆，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2004年开始，金利斌涉足民间借贷，依靠拆借来资金，于2007年成立了以上市为目标的福禾豆业，自此直到其资金链断裂、畏罪自杀的那一刻，表面上个人荣誉、商业广告、媒体报道应接不暇，其实当时公司负债率已高达421%。
　　而王检忠除了以公司名义向银行借贷2亿元外，还用自身人脉关系借到了超过3亿元的民间资本。就在他自杀两周前，他还想以“土地变性”方式缓解资金压力，但负债问题已经积重难返。2013年11月，恒盾集团总算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批准，但也等来了董事长自杀的消息。
　　一直以来，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庞贵雄更一直以“家长式”、“粗放型”的资金管理方式助推企业发展，一度把持着广东省15%的蔗糖市场，号称“广东糖王”。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账单之外的风险持续爆发，很多欠款母公司、子公司均不了解。巨额债务压力之下，无法清偿的庞贵雄选择了自我了断。
　　“企业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持续盈利点的商业模式外，还需要好的团队和良性的融资，如果依靠借高利贷等不健康的融资方式发展，企业就会加速死亡。”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从事融资方面的人士对记者表示，“而家企不分的做法，更会让企业家背负无限的债务责任。”
　　本文统计的12名民企高管中，除董事长高庆昌、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之外，其余自杀事件均与资金压力有关。其中，至少有6家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金融环境的摧残，让本就惨淡经营的企业家们更是万念俱灰，曾经的亿万富翁也瞬间变成亿万“负翁”。
　　腐败问题缠身
　　反腐力度的逐渐加大是近年的一个突出特点，这让以往零星暴露的贪腐问题集中爆发。
　　从财务报表看，中铁当年虽处于负债5314亿元，负债率高达84.6%的风险压力之下，其净利和现金流竟然也持续快速增长，俨然一副成长型公司的架势，信心十足。作为公司第二把交椅的白中仁，此时突然身亡，如果不存在健康、精神方面的原因，腐败嫌疑极大。
　　而哈药集团副总经理、董事长刘占滨，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李国雷，在自杀前就已卷入腐败案件，并被相关部门谈话，其掩盖贪腐证据嫌疑明显。此外，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在“高山案”事发之后，其突然死亡也让破案线索一度中断，辰能公司存于河松街约3.2亿元的资金也不翼而飞。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共有6名国企高管自杀，占十年来总数一半以上，创历史新高。
　　当然，作为输送利益的一方，民企亦没能独善其身。
　　对此，王荣利对记者表示：“民营企业家因为敢做，前期发展特别快。但到了40来岁企业做大以后，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可能已经不适用，如行贿、作假等等，一旦出现问题时，对心理打击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21起高管自杀事件中，明显的行贿判定并不多见。
　　但有调查显示，山西鑫龙集团的多位高层领导均来自公安、法院、银行等要害部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恩龙也失去了驻太原办事处主任的职务--这种失落感可能也对赵恩龙的死有直接关系。
　　另一次明显迹象还源于一次“改判”。2012年，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勇自杀后，因涉嫌以单位行贿方式控股美达锦纶，新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梁广义、梁伟东、梁少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年三个月、三年六个月。不过在2013年6月的二审中，江门市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一审刑事判决。记者联系了一审法院的办公室人员，但截至发稿仍未得到正面回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央的反腐决心不仅将带来政治清风，也会让市场经济更为完善、有序。
　　以上梳理的几十家企业高管自杀的原因，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折射出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时期企业所遭遇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对于企业高管自寻短见的事件，作为政府、社会公众乃至关联企业，都应该充分给予体谅，走进企业家的心门，切实帮他们走出困境，这些东西都是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中华工商时报）媒体：中远亏损百亿没压力 其他公司高管自杀不合常理　　多金、镁光灯簇拥、下属爱戴、在业内一言九鼎、而自己又年富力强，当此种职业生涯的华章因“意外身亡”戛然而止，这无疑是最悲哀的人生遭遇。实际上，这种遭遇正成为时下一些企业掌门人的人生现实。
　　近期，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企业掌门人“意外身亡”的情况时有发生。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已有6位国企高管“意外身亡”，这个数字超越过去多年的总和。对民企而言，之前的“跑路”现象已无法吸引外界眼球，而企业主“跳楼”、“上吊”等不幸事件正成为焦点。
　　有观点认为，在多年无效率的扩张之后，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膨胀早已让国企和民企的高管们“压力山大”，而反腐风暴更让部分“红顶”的国企高管每天如坐针毡，因此其遭遇“意外”的程度更严重。
　　而换个角度看，无论是债务压力的折磨，还是反腐风暴的威慑，无论是对民企，还是对国企，企业掌门人所遭遇的“意外”多半都和权力的介入密切相关。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节点，这种联系很可能让一部分人走不出生死的怪圈。
　　国企：“个案”到“窝案”
　　对不幸的高管来说，他所遭遇“意外”的严重程度和其与权力的距离，有着一种微妙的关联。
　　2014年以来，“红顶”的国企高管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时期。过去的7个月，仅被公开报道“意外身亡”的国企高管就有6人。其中，央企高管有3人，分别是原中铁总裁白中仁、大唐集团原副总蔡哲夫和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李国雷。地方国企也有3人，分别是北方原董事长刘惠文、原董事长刘占滨和安徽铜陵集团原董事长韦江宏。
　　差不多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名国企高管“意外身亡”，这一频率已经超越了过去数年的总和。在对这些“意外事件”的官方通报中，“精神压力大”、“抑郁症”成为了“跳楼”的最常见原因。
　　频发的“意外”带给了外界不小的猜测空间。多数人都会追问：国企反腐一直都在反，以前都是违法者坦白从宽，坐等收监，为何现在却是并未被查的国企高管们“意外身亡”？
　　“以前是捡一个算一个，现在有点不一样。”国企研究专家、中国企业报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曾长期跟踪研究国企改革和反腐。他对记者分析，十八大以来，国企反腐的最大特点是“窝案”多，一查就一窝。而之前相当长时期内，国企反腐都是以“个案”为主。
　　根据公开信息，已“意外身亡”的数位国企高管并未被证实和腐败有关。但也有观点认为，在高层严查“窝案”的态势之下，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可能采取“牺牲一人，保住一群”的做法，这是国企反腐过程中不能被忽视的“新变化”。
　　变化背后，是国企反腐力度的前所未有。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级国企系统因违纪而“落马”的高管已达到了40余人，差不多平均一周就有1.5名国企高管被查。其中，多数都是“厅局级”的国企高管，此外更有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港中旅集团原总经理王帅廷等“副部级”入列。
　　反腐力度更严厉，很大程度上在于近年来中国国企的“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现象正变得越发严重。所谓内部人控制，指的是现代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导致了经营者全面控制公司筹资、投资和人事等重要权力，而股东及其他相关主体利益容易受到损害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国企尤甚。
　　国企“内部人控制”源自两个层面，即内部权力的集中和外部监督的缺乏。一方面，在部分央企中，“一把手”的权力比地方党委书记还要大。李锦举例说，当年，“正部级”的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因腐败出逃，但在其出境后的一个多月内，公司其他领导班子竟都不知情。仅靠一个秘书，高严便能把局面“撑”了那么久，其权力集中程度已超乎想象。
　　另一方面，目前在我国各级国企的管理框架中，纪检部门一般从属于同级党委，纪检以“内部管理”为主，而“外部监督”不足。在没有外部制衡的情况下，一部分国企已形成单独的利益王国，高管层可能“利益均沾”，腐败成为了群体性腐败。
　　“内部人控制”的最坏结果是作为“控制者”的高管成为统一的利益主体，在各个环节互相协助，最终作为“窝案”被查。以广受关注的中石油一案为例，自去年以来，涉及人员已达数十位。“最终名单”有多长，目前仍是未知。
　　尽管中石油一案中，目前尚未有高管“意外身亡”的公开消息，但与之相关的民企却发生了高管坠亡。2013年9月，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被查。当月，四川民企（603333）[-0.42%资金研报]副总经理何玉英坠楼身亡。的主要业务是特种电缆，中石油是其主要客户，因此业界猜测何玉英的坠亡或与中石油案有关。
　　民企：“自杀”外加“跑路”
　　和被怀疑卷入大型央企利益漩涡的不同，中国多数民企掌门人的“意外身亡”主要源于自身的债务问题。2011年开始，温州曾在10天内出现过3名老板自杀的情况，其自杀前都备受债务困扰。在发生“意外”的企业主群体中，钢贸和光伏两个行业最典型，而这两个行业也充分诠释了中国民企特殊的融资环境和企业主生存状态。
　　2012年，南京一家钢贸公司的女老板自杀，从而掀开了钢贸商自杀的序幕。此后，更发生了因受到“逼债”，导致短时间近10名钢贸老板自杀的情况。钢贸商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必须以大量的贷款进行周转。银行为降低自身风险，会让钢贸商采取联保的方式来提高信用。简单说，就是钢贸商A还不了银行的贷款，那么参与联保的B和C就有替A还钱的义务，反之亦然。而为了让A贷到款，B和C可能还有房产等“硬通货”抵押在银行。
　　这位南京的女老板便参与了联保，还有朋友把房子拿给她去银行融资。但年，钢贸业持续3年亏损。全行业销售受阻，账款回收难，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这时候，企业主便在人情上和经济上陷入了“双重困境”，承受能力差者，很容易成为悲剧主角。
　　一位熟悉钢贸融资的人士对记者分析，中国的银行其实非常聪明，在地区，民企联保等融资形式非常流行。联保可以让企业更容易融到资，但也是一种慢性“毒药”，它降低了企业融资门槛，透支了企业主基于“乡谊”或其他个人关系的信用资源。当行业遇到危机，“双重困境”立现，足以压倒企业主。
　　光伏是企业主的另一个“高风险行业”。2012年，浙江诚兴光伏董事长、44岁的李飞跳楼身亡，掀开了光伏业老板悲剧的序幕。记者从江浙知情人士处获悉，长三角地区光伏企业的盲目扩张，很大程度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影响。
　　在一些地方，由于区位环境的限制，楼市起不来。但地方政府需要GDP，而光伏产业链长，有较大的GDP贡献能力，同时还能算“半个高科技”，因此地方政府会积极推动。在部分地区，地方官员还会出面“帮助”企业从银行贷款，或直接为企业提供地方财政补贴。换言之，民企只要进军光伏业，可以获得此前从未有过的金融和财政资源上的“超国民待遇”。而至于行业前景和自身实力，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不过，无论是钢贸、光伏还是其他行业，民企老板和国企高管相比，他们的选择还会多一条。除了“意外身亡”和接受法律的裁判之外，他们还有“跑路”这条“路”。从2011年“温跑跑”现象爆发开始，民营企业家“跑路”的新闻几乎每周都能在报纸上见到。对比那些“意外身亡”的企业主，在感叹幸存的跑路者信用欠佳的同时，不如说这是一种无奈和悲哀。只是，为什么这些企业主不选择破产呢？破产本来就是现代经济中要求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私人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保障安排，并且不妨碍今后东山再起。在中国的某些企业主跑路和死亡案例中，破产制度似乎形同虚设。
　　根源：权力和债务
　　不过有些债，是肯定“跑不掉”的。对中国的民企老板而言，债务只有两种：一种银行的债务，另一种是“非银行”的债务。前一种债务有通过“跑路”和“失联”来“注销”的可能。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即股东以出资额来承担债务，而银行则被看作是“国家的银行”。因此，银行的债在部分民企老板的眼中，并非“硬债”，约束力并没有那么强。
　　温州著名律师、浙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庆春对记者说，部分企业主可能对资产进行腾挪和转移，从而把“有限责任”的价值最大化。现实中，一些负债民企尽管被破产清算，但企业主本人的财产却通过一系列法律上的提前操作，得到最大限度保全。“非常时期，一些民企有非常办法。”周庆春说。
　　但“非银行”的债却可能是企业主的“夺命剑”，特别是那些处在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资金，它们都是“赖不掉”的“硬债”。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在民间资本发达的部分长三角城市，市民长期都有“放贷”传统，其中不少还是公务员。比如，一个办公室的人通过互相介绍，大家都把钱“借”给某一家“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转放给企业，后者主要是中小地产商和亟需短期资金周转的制造业企业。
　　在借贷关系中，“担保公司”承诺给贷出者的利息一般是月息2%，即年化利率为24%左右，远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而“担保公司”放给企业则是月息4%，年化利率高达近50%，更高者也大有人在。实际上，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担保公司”的角色就是地下钱庄，吃月息2%的差价。
　　问题在于，如果处在借贷末端的中小地产商和其他企业出现危机，借贷链条就会崩溃。而“担保公司”也可能追债不力，甚至卷款潜逃。同时，民间高利贷的债权也并不受到法律保护。换言之，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岌岌可危，那么，每一环都自然需要更强大的“制裁力”才行。于是，一些公权力拥有者开始介入其中，而他们自己可能就是链条最前端的放贷者。
　　在广受关注的吴英案中，吴英的公司就类似于一家“担保公司”，其身后就有不少“公职放贷者”。吴英在一审和二审都被判处死刑，而后被改判为死缓，最终减刑为无期徒刑。曲折的判决背后，体现了高层对民间金融灰暗现状的洞明，更隐含着权力介入和司法公正的博弈。
　　显然，在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公司制度的“有限责任”很难发挥作用。很多时候，借款者或借贷中介的个人财产、乃至人身安全都可能被民间借贷的“无限责任”吞没。但换个角度看，公权力的介入固然是民间借贷“黑社会化”的推动因素，但其他参与者又何尝不是希望通过和公权力的“捆绑”来获得超额收益呢？事实上，不论是那些深陷债务漩涡的借贷中介和个人掮客，还是热衷于和政府“合作”的光伏民企，其必然都曾尝到过来自于权力的“甜头”。
　　值得玩味的是，除民企之外，不少国企高管也是因为企业“债务”导致压力过大而发生“意外”。原中铁总裁白中仁和原董事长韦江宏的“意外身亡”都被怀疑和企业债务压力有关。
　　国企高管因公司债[0.00%]务而“意外身亡”，固然可以说明他们一心为国资的增值保值而操劳，但仅仅作为国资代理人，其压力竟达到“意外身亡”的程度，的确有点不合常理。在资本市场，中远等年亏损百亿的国企，其高管拿着数百万年薪却安之若素，未见其丝毫“压力山大”。
　　事实上，在当下的特殊时点，不能排除一些国企高管的悲剧背后存在利益和权力交换的可能。以部分国企为例，其债务的飙升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对外部“烂资产”的“溢价收购”，而这些“溢价”最终都进入了私人腰包。换言之，国企高管渴望巩固现有权力并靠近更高权力，但最终却在对更高权力的“投桃送李”过程中成为牺牲品。因此可以说，无论对国企，还是民企，债务压力仅是表面问题，和权力的距离才是悲剧之源。
　　不过，债务数字也并非全无价值，它们是中国经济的灰色地带最为公开的“深喉”。按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的估计，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达到14.2万亿美元，超越了美国的13.1万亿，稳居世界第一。从现在到2018年底，中国企业预计将借款20万亿美元，占全球企业借债需求的1/3。
　　对中国的企业掌门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南风窗）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