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万块钱，一分利，一个月后还。还多少？怎么算的？_百度知道
借一万块钱，一分利，一个月后还。还多少？怎么算的？
一般一分利都是指月息，也就是本金的1%，那么一个月以后还就要还一万零一百，本金一万加利息一百。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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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有张欠条这么写的今向李某借到人民币58000(伍万捌元整),
你好,我有张欠条这么写的今向李某借到人民币58000(伍万捌元整),归还日期(一个月)日一一日,之后是借款人签名和日期,现在2016年,至今没还款,这借条起诉有效吗?李某在外地,委托其他人起诉,请问李某怎么写委托书?是自己起草吗?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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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借条有效,但是作为法律专业问题,委托专业人士处理。委托律师时,直接到律所签署授权委托书及代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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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信息举报邮箱：最高10000元成都国税发票也有奖了
成都市国税局启用通用定额有奖发票。但不是所有的国税发票都是有奖发票。中奖率约为2％，单张发票奖金最低不低于5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日前，成都市国税局启用通用定额有奖发票。有奖发票单张发票奖金金额最低不低于5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市国税局提醒，如果有奖发票未加盖开票纳税人发票专用章，不能兑奖。市国税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不是所有的国税发票都是有奖发票。定额有奖发票适用于成都市国税系统管辖且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时开具使用。通用定额有奖发票以元为单位，划分为壹元、贰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伍拾元、壹佰元、贰佰元，共8种面额。中奖率约为2％，单张发票奖金最低不低于5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市国税局该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消费者在购买东西时可以索取有奖定额发票，中奖金额在100元以下的，可直接凭中奖发票（发票联和兑奖联）在开具定额有奖发票的纳税人处当场兑取现金。中奖金额在100元及以上的，持中奖发票（发票联和兑奖联）和本人身份证明到成都市国税局所辖的各办税服务厅兑奖。同步播报成都地税拟设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大企业税收管理
成都市地税局昨日下发《关于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计划在高新、武侯、青羊、锦江、龙泉驿、双流、都江堰、崇州和金堂局等9个区（市）县试点，完善重点税源、一般税源和零散税源分类体系，并实施差别管理。在税收征管上，对重点税源各类涉税事项主动实施全面监控。针对大企业的专业化管理和个性化服务需求，成都市地税局拟设立“大企业管理分局”，专门负责大企业税收管理。而对一般税源，将以推进纳税评估为载体，对一般税源重大交易活动、重要交易环节等重点事项实施系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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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命面、睡十元店，他们的名字叫成都老表
来源：QQ快报 &责任编辑:小易 &
成都力量，腾讯大成网原创公益栏目。关于九眼桥，外地人和成都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2013年的一桩桃色事件，让九眼桥闻名全国。外地人肤浅的认识里，One night in Jiuyanqiao，遍地都是情。但成都人则坚持，那些艳遇故事，都是冲壳子。“自行车要不要”、“师兄办证不”，才是九眼桥灵魂所在。题外话：九眼桥的前世今生车从何来，到哪去？买卖双方心照不宣，一手交钱，一手推车。从结婚证到结扎证，从汽车驾照到航母驾照，你能想，九眼桥就能办。时过境迁，办证生意，被某宝黄了，二手自行车，被摩拜黄了。岁月静好的九眼桥，让你忘了，它也曾波涛汹涌。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进城的浪潮，在这里汇聚，澎湃，形成了九眼桥劳务市场。（图据网络）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用廉价的青春，为城市的生长提供养分。而城市发展的离心力，则不断他们从中心甩向边缘。“九劳”历经两次大搬迁：从一环，到二环，再到三环外。它现在叫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老民工们依然称它“九眼桥劳务市场”。城里人曾冠以他们歧视性的称呼――“211”，英文发音。而他们则互称“老表”，比“老乡”亲切，比“兄弟”实在，恰到好处。匆匆三十年，老表多已年过半百，有的成功靠岸，有的依然为温饱奔波。九眼桥的老表们，现在过得怎么样？3月的一天，我来到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我在这里呆了两天，和数十位老表交谈，记录下他们的故事。邓兵：45岁是老表的一道坎邓兵，简阳人，自称44岁，打工19年。“第一次来成都，是25岁那年，跟哥哥邓木根（音）一起，帮老板养鸡鸭，喂猪。”“一年有半年在外面，农忙就回家种庄稼。”2010年，邓兵是一个人回去的，“那年，我哥被车撞了，死了。”哥哥死后，嫂子走了，把女儿留给了邓兵。“母亲年纪大了，侄女又做不了事，家里就我一个劳力了。”“今年春旱，庄稼不好种，出来找点事做。”“今年工作不好找。”邓兵说，环保抓得严，污染重的厂都停了。“我们一起出来的几个，都还没找到。”来成都一个月，他只找了份收废铁的短工，包吃住一天90元，干了几天。“小工、养殖、扫地、看门、铲渣子…我啥都可以干。”一位招工的老板告诉我，“什么都能干的”的，找工作越难。“有技术的，年纪轻的，早就被挑走了。”“他这种太多了。”他摇摇头，“年轻时在工地打小工，下苦力，没学到技能，年纪大了，想学也学不会。”多数招工广告，年龄要求45岁以下。邓兵说他44岁，至少从他发色上看，我是不太相信的。45岁是小坎，60岁是大坎，不是非要亮身份证，没必要跟你讲真话。我和邓兵交谈时，旁边的藤小隆也在抱怨工作难找。“我准备去香港打工了。”他说，他看新闻了，“那边洗碗一个月都要挣一万五。”“一万五港币，乘0.8，就是…”他心算了一下，没算出来，“反正就是一万多嘛。”说话间他踌躇满志，似乎这一万多元已经放进了口袋。为了证明所言非虚，他摊开一张《因私出境证件受理回执》，和一张收费单据。“花了125块钱，过几天我就走。”“找好工作了吗？”我问。“还没有，过去再说。”我提醒他，“那边消费高哦。”他说，“我找包吃住的。”“你晚上住哪呢？”我支开藤小隆，问邓兵。他说，身上还剩两百多元，为了省钱，“晚上睡琉璃三街街沿，有时睡立交桥下。”“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他们带了铺盖，哪里干净铺那里。”临走时，我请他留下电话号码，有工作可以联系他。他迟疑了一下，“我手机没了。”在这里，手机没了，也许是丢了、被偷了，最大的可能是卖了。后街老何：我一个造飞机的会骗你？劳务市场后门，一条简陋且热闹的无名街道，我称它后街。正对市场出口的黄金口岸，是一家杂货店，卖酒水，也做典当。上帝为老表们关上大门时，也给他们开了两扇窗，一是借，二是当。借钱不易，面子和信誉，是这里的稀缺物。而手机却是硬通货币――落魄时卖钱吃饭，有闲钱再买回来。河北人老何，是这个流通过程的重要一环。在后街，收售手机的摊子有六七家，竞争激烈，暗流涌动。老何说，他76岁了，在这里买卖手机两年。“生意还行，马马虎虎。”他谦虚的语调里，藏着掩饰不住的得意。有人问他，手机有问题，包不包修？他一抬头，轻蔑一笑，“我以前在成都420厂，修飞机发动机的。”言下之意，牛刀杀鸡。手机背面标签，上个数是总内存，下个数是可用内存。内存从低到高，价格由贱到贵，最低70、80元，最贵200多，一目了然，简单粗暴。“二手”，是客气的说辞，从成色上看，这些手机的流转次数，不比老何岁数少。邓兵的手机，可能也曾在这里。老何说，他做生意有两条原则，一是“贼娃子的手机我不收。”二是，“打得起才给钱，打不起不给钱。”有人起哄，“你卖的怕是山寨机哦！”老何感觉受到了侮辱，“这种牌子也有人山寨？！”他踮起脚，从右裤兜掏出一个iPhone，说，要山寨，也要山寨这种噻！说完，他又苹果x、vivo、oppo、华为念叨半天，什么内存、处理器、摄像头，显示出对业务的精通。老何的夸夸其谈，终于为他收获了一个粉丝。有人凑上来，虔诚地问，师傅，我手机进水了，可以修不？老何想了一会儿，给出一条简单的建议，“你先不要开机了。”那人等了半天，以为还有后半部分，但老何再没有理他。老谢：吃过命面，睡十元店混不下去了，第一条路卖手机，第二条路借钱。老谢，48岁，峨眉山人，打工25年。和其他老表相比，老谢是个体面人。穿得干净，头发收拾得整齐，常有人把他当成招工的老板。这几年，他借了不少钱出去，大多没收回来。“有的人找不到了，有的已经死了。”好在钱也不多，“5块、10快、顶多20块。”这是江湖儿女友谊的价格。后街面摊，一碗面3到5块钱。在老表口中，它还有一个名字，“过命面”。饿不下去了，厚着脸皮，“老表，帮忙过个命”，意思就是借5元、10元吃饭。在这里，过命的交情，也就值一碗面。吃得起过命面，住得起十元店，是老表的两条生存底线。后街附近，分布着本地农民开的小旅馆。为规避风险，它不叫“旅馆”，而是“住宿”、“暂住”。“几年前，3元钱能住到，去年最低5元一晚上，今年涨到10元了。”一间10多平的房子，几张上下床，住8―10个人，或者更多。“过命”的友谊之花，也许就生根于十元店的某次萍水相逢。多花二三十元，可以享受一晚豪华单间。“豪单”的面积，也只够摆张床，多台电视，“相对干净点。”十元店人多手杂，没在此掉过东西，不足以谈人生。“出门找工作，值钱东西随身携带。”这是老表最基本的常识。老谢用一个500元的平板电视，领悟了这个道理。“掉东西事小，运气差点，睡出一身皮肤病。”十元店的体验之旅老谢带着我，前往两里外，他租住的小旅馆。我们穿行在工地和菜地之间。城市边缘，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交锋的前沿，没有硝烟，只有一地瓦砾。“文化”，老谢常挂嘴边的一个词，他说，他喜欢和文化人聊天。老谢有木工手艺，头脑灵活，勤快，“但就是文化不够，到处吃亏。”“打工几十年，本来有了点积蓄，打算歇下来了。”但家庭突遭变故，让年近五十的他，又再次背起行囊。2014年，母亲胃癌，“医药费不说，光止疼针，就打了一万多块。”2015年，父亲老年痴呆、瘫痪，一来二往，耗空了家底。多年辛苦付诸流水，“贷了账，包包里没钱，走路头都抬不起。”他说，这些年，为老人，为孩子，活在夹缝中，还是有点累。“如果在老家能挣钱，谁愿意出来吃苦呢？”老谢说，前几天，他还在老家摘茶。“今年茶叶卖不起价，以前收购价最高80元/斤，今年突然跌到十几、二十元。”家里3亩茶叶，只卖了一千多元，“没办法，干脆回成都吧。”路过一栋拆迁房，老谢指给我看，这是以前的小旅馆之一。周围已经拆了，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栋孤零零的小楼，面朝工地，背靠田园。“其实，在县城也能找到工作，就是工资低一点。”但老谢不服气，县城工作都被中介垄断了，“假如工资5000，中介就要吃至少250。”“在成都自己找，不用中介费，就这点好。”我说，“是的，都是寄生虫，尤其是搞房产的，恶心。”我低头，见到路上有散落的针管。老谢提醒，这一带人员复杂，治安不太好，晚上别自己乱走。“我在雅安养过鱼、洪雅喂过奶牛，汽车城打过杂、工地搬过砖，最远去过陕西，去年还差点去了西藏。”老谢说，不是不勤快，脑筋不够用，只是运气不太好。一直在等待一个转折，但这转折一直都没来。“年纪大了，想找到合适的工作，没以前容易了。”“以前想老了就歇了，现在看来，这担子怕是卸不下来。”老谢住一个10人间，5张上下床，围房间一圈，摆成一个“门”字。中间放一张吃饭的桌子，就成了“问”字。床尾的口袋，曾装过饲料，现在装着旅客的行李。床褥和床单，看上去有时间没洗了，沉积了异乡旅人的仆仆风尘，泛着磨砂的微光。摸上去，有点湿润。老谢遗憾的是，儿子也没当成文化人，念了高中，就外出打工去了。上一辈的日子，在下一辈身上可能还要循环。下午4点，我回到劳务市场，这里已是另一幅景象。招工的老板一走，找工作的人也散了。大厅的电子屏，不再轮播招工信息，而是为留守的人放起了战争电影。用爱国主义的精神食粮，安抚了没找到工作的沮丧。王秀英：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人潮散去，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王秀英，她是最后的留守者之一。她个子矮小，坐在编织袋上，两手捂成碗状，支在膝盖上，把脸埋在里面。似乎觉察到人看她，她把头抬了起来。“大姐，你是找工作不？”我问她。她打量了我一下，眼里冒出一点光，说，是。“你多大年龄了？”她说，51岁了，“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我问，能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不？她掀起围裙下摆，在贴身口袋摸了很久，支支吾吾，“我找不到了。”当我表明身份，不是招工的时，她眼里的光熄了。她也坦率地承认，自己其实64岁了。通过她的老年人优待证，我确定了她的生日是1954年7月。被隐瞒的13年，也许是记忆力衰退，也许是苦衷所在。王秀英，资中县归德镇罗汉道村人。“归，是归来的归，道德的德。”她指着我的本子，一笔一划地说。王秀英说，她年轻时，从资中嫁到都江堰，1991年左右离婚。“离婚后，就进城打工，一个人生活了。”“到今年4月4号，离我出来打工就满28年了。”王秀英说，她手脚勤快，人又细心，当过保姆、护工、老人陪护…“把老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她说，“主人家对我都满意得很。”虽然面容憔悴，但王秀英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齐，像是认真做事的人。“年龄大了，当保姆人家就不敢要了。”再后来，她到一家酒楼当了洗碗工。王秀英的手腕皮肤松弛，蜕皮，这是长期浸泡留下的痕迹。“过年生意好，包席的人多，要从早上洗到晚上12点。”和我熟了，王秀英的话也多了。但我也发现，她常用第三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而前言不搭后语，时而情绪莫名波动。我怀疑这位老人精神上可能出了点问题。市场保安证实了我的想法，他招呼我过去，指了指自己的头。“她来了有段时间了，这里不太正常。”王秀英说，去年春节，她是在酒楼过的。“很多年没回家了，以前回去过，他们不要我进门。”我猜她说的“他们”，可能是她的前夫或者孩子。春节后，“老板不做了。”她说，“酒楼搬空了，窗帘都没有留下。”老板发了两个信封，她和另一位洗碗工每人一个，当做工资。“大的给了她，小的给了我。”王秀英说，离开酒楼后，她很久没工作了。“他们一问岁数，就不要我了。”“我就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旁边有人插话，“你这年龄，哪个敢请你嘛”，“万一你出点事，滑一跤，他那点钱不够赔。”王秀英说，我不会出事，出了事，也不要他赔。今天，王秀英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劳务市场。拖着全部家当，王秀英走几步，放下歇一下，又接着走。离开时，市场的铁门都已关上了。她说，晚上她可能要去火车北站找工作，但那边住宿贵，“要30块钱一晚上。”也可能去将军街（音），只要10块钱。如果钱花完了，又找不到工作，她可能会去救助站。“我去过三次救助站了，有一次是记者带我去的，有两次是自己去的。”临走时，我把身上的零钱都给了她。她很高兴，说，今天晚上她要住好一点。独臂刘姐：老表最爱天下秀上午10点后，劳务市场迎来一天最热闹的时候。求职者守着脚下的A4纸，红黑墨水写着求职意愿、技能，围着广场一圈，像是在钓鱼。从穿着和走路的气势上，很容易区分招工和找工的人。一个老板（也可能是中介）进场，像池塘里丢了一粒面包渣，立即吸引了周围的鱼群。“老板，是不是招人嘛？”这是劳务市场里，出现频次最高的一句话。后街，杂货铺店主刘姐，也迎来了一天生意的小高峰。刘姐，简阳人，去年8月，她开了这家杂货铺。年轻时在砖厂工作，刘姐失去的左臂，不知是否和当初工作有关，我没好问。香烟是生意大头。4块5的天下秀卖得最快，这几乎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烟。“一天要买好几条。”年轻人来这里，拿烟，给钱，走人，干净利索。而来这里买烟的老表，大都会说一句：“老板娘，要拿正宗的哦，不要拿歪的。”口气里带着不信任、试探和吝啬。烟拿在手上，他们也要反复掂量，观察，带着疑神疑鬼的表情，抽出一支，剩下的放进口袋。这句话刘姐每天要讲无数次：“我的烟都是烟草局进的，没有歪的，你看嘛，都是有编码的。”她偷偷抱怨了一句，“4块多钱的烟，人家都懒得作假。”前段时间，刘姐进了一条中华。到现在一包都没卖出去，成了镇店之宝。当然，老表们的怀疑不是没有来由，那是常年上当受骗养成的谨慎。在后街的另一家店，我买了一盒绿箭口香糖，嚼了几口感觉不对劲，劣质得有些过分。仔细一看，是“康箭”。在这条街呆久了，各种故事刘姐也见得多了。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一千个老表，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想好好找工作的占多数，但也有老油子。”旁边摆摊的大妈补充，“和中介勾起，挣了老板给的中介费，上几天班就跑了。”“出去几天，又折转回来， 都混成老面孔了。”住旅馆、吃饭、买烟…钱没了，又去找工作，周而复始，谓之老油子。刘姐说，春节后这两个月，是杂货店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来这里找工作的，怕有四五千人。”“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淡季了，人能有一半就不错了。”伍建林：回不去，老家房子卖一万多了和刘姐一样，伍建林也在附近租个“门面”，开了家老表面馆。伍建林的店，离劳务市场一百多米，旁边是露天停车场。后街和通往停车场的路，组成一个T形，伍建林的店，就在T尾巴上。如果没有门口这个涂鸦招牌，没人会想到这是一家馆子。伍建林，仁寿人，54岁，20岁外出打工，去年8月在此开店。“年轻时，在工地打小工。小工4、5块钱一天，大工6、7块一天。”“那时候一年存5、6百块回家，就很不错了。”伍建林遥远的记忆里，年轻的身体，和当时的货币一样坚挺。只花了500块钱，在老家买了5间茅草房，年复一年的辛劳，把茅草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砖房。再后来，“工资高了，却存不起钱了。”如今，儿子和媳妇在成都上班，“孙娃子快6岁了，读幼儿园，光学费一年就要一万多。”“以前想，等老了做不动了，就回仁寿，那时房价两三千，去年到现在，嚯！涨到一万多了。”伍建林补充，“这还是镇上的房子。”“以前500块钱能买几间房，现在500块能干什么呢？”“想回去，但回不去了。”伍建林说，“即使回去，也只能回乡下老屋了。”母亲84岁，在仁寿老家。每个月伍建林要回去两次，给母亲买点菜米放冰箱里。有时回不去，也会托熟人回家时帮忙带一些。“我这店全靠熟人，找活路的人存不起钱，我们的钱也不好挣。”老表越老，钱越难挣，这是伍建林的直观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早几年，他开民工馆子，一天要卖二三十斤鱼。“现在这家店，一个月也卖不了一条鱼。”“以前的熟人，下班了在我店里炒几个菜，喝点小酒。”现在点菜的少了，吃面的人多了。“人家求我，伍哥，实在不行了，赊碗面吃。”伍建林说，人饿了，总要吃饭嘛，都是老表，他也不能拒绝。“我也理解他们。”伍建林说，“你不理解，是因为你还没到那个年龄。”“人一辈子就像翻坎爬坡，过了40岁，就是下坡了，娃儿、老人的负担，还有自己，自己也该给以后准备吧？”“不是为了养儿养女，哪个愿意在外面遭罪，为吃碗面低声下气呢？”“都是出门在外的人，没有不落难的时候。”“很多账现在都没收回来，人也不见了。”他说，“无所谓了。”午饭时间，伍建林的店还是冷冷清清。“其实我们卖得不贵。”伍建林说，“城里的面馆，一两面6、7块钱，我们一大碗面，三四两，才6块钱。”即使如此，“一天也卖不了两三斤面。”“为啥子呢？”“一是我们店比较偏，最主要原因，是路边摊更便宜，一碗4块钱。”伍建林说，自己不敢和别人拼价格。租房，70元/平，48平每月3400元；水5元/方；电1.5元/度；天然气7元/公斤…为了省住宿，伍建林把一楼隔间改成卧室，和妻子马淑霞长住店里。今年，两人没回老家，在店里过的年。“一是省路费，二是走不开，怕小偷偷东西。”伍建林说，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偷的。面馆一角放了架简易梯，通往二楼。我弯腰，扶着楼梯，战战巍巍爬上了二楼。楼板不太稳当，走在上面有点打颤。2楼隔成了两个房间，短租给求职者。一张床占了大部分空间；一张椅子、一把落地扇，椅子上放着一个行囊。这样的单间，住一晚上十来块钱。“都是熟人，只有熟人找得到。”梁明：我最近有点失眠梁明，52岁，青白江人。他随第一批民工潮进城，在外打了半辈子工，“活路长的好几年，短的两三个月。”他年年进城找工作，“以前最多两三天，就找到工作了。”这次，他来一个多星期了，还没找到工作。他第一次感到了人之将老的紧迫。他没有抽天下秀，抽自己裹的叶子烟，烟头抽到底，烫到嘴才扔掉。梁明找伍建林借了一口锅，熬了锅中药，弄得到处药草味。这锅药他煮了三次，一点点倒进自己的大杯子里。他说，最近有些失眠，“睡不着觉，弄了点便宜的药，喝了安神。”“以前你经常失眠吗？”他说，“不，就最近才失眠。”走访劳务市场这几天，我找刘姐买了半条软云。事实证明，在这里，它是很好的社交催化剂。一支烟，缩短了我和梁明的距离，他的话多了。梁明每天都在劳务市场逛，“我能干的，工资2000多的占多数。”“工地工资高，120一天，但人家不要我；洗碗、洗车、扫地、种花种草工资又太低，只有一千多。”他走了一上午，谈了两家。“第一家是工地保安，2000多，但人家只要40岁左右的。”“还有一家招洗碗工，我一个男的，不合适，再说工资也低。”梁明给锅续上了水，继续放火上煎熬。我注意到，他的一只鞋口脱胶了，走路间一张一合，像是有什么意见要表达。“外面打工没人要，回家庄稼又做不动。”梁明说，他还想再试试。“实在找不到，就回家吧。”我估计，梁明的失眠，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伍建林的桌上，摊着一本租客登记表。我随手翻了几页，从身份证编号来看，60后和70后占多数，几乎都是来自四川各地农村。“好多年年都来，都成熟人了。”伍建林说。卖唱歌手：后街唯一的明星午饭时间，我到后街走了一圈。我离开时，伍建林的店依然没有开张。饭点，是后街一天中最热闹和放松的时候。街边冒出几家卖面、盒饭、卤肉的小摊，占领了路的两边。路边“服装店”，衣服、鞋子一律10元，我没和摊主攀谈，或许还能讲价。摊主是个年轻有为的小胡子，除了卖衣服，他还开一家分店，卖二手电源线和手机配件。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没想去了解。一对长相和口音完全不像苗族人的男女，披挂上阵，兜售正宗的苗族银饰。招牌上写着，“不收材料费，只收20元宣传费”。这个摊子吸引了不少期待捡到便宜的人。卖古玩的地摊，老板一边招揽生意，一边给围观的人做科普。秦朝的铜像，清朝的银元，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但老板急着回家，就当做好事，统统便宜甩了。围观者手上拿着一串铜钱，依依不舍地把玩，一夜暴富的伟大梦想，正在心里发芽。一家路边药店，摆放着一些开封的药盒、药瓶，大概是散卖。治疗跌打扭伤的膏药、感冒冲剂、包治百病的板蓝根。店主是一个文静腼腆的小姑娘，始终面对墙壁。我打了个招呼，她没有回头。我问了一下药价，她没有回答。我摸出包里的软云，准备给她发一支，想想还是算了。一家不知是否还在营业的露天桌球馆。只有一张桌子，这是后街唯一的娱乐设施。代写招聘、求职广告的路边摊。大概因为生意不好，老板正趴在摊子后面睡觉。“住宿住宿，单间20、25，有电视有Wifi，包接送包接送！”当铺门口，红底白字“住宿”广告牌后，一支喇叭循环播着这句话。两个年轻人在广告牌后玩手机，似乎在等待旅客上门。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广告，让后街的这个午后愈发的枯燥。有人告诉我，在这里，开旅馆是最赚钱的，“一年二十万不成问题。”街对面，一位卖唱歌手在此驻唱。他的人设，是一名来自山区的老表，58岁，成都打工多年，街头卖唱，只为给年迈母亲治病。我原本以为，在这个地方卖艺，不是一件能挣钱的事。但让我意外的是，箱子里已铺起了厚厚一层小钞。抽4块5天下秀，衣衫褴褛的老表们，接二连三往里扔钱，有人甚至在歌声中湿了眼眶。也许是这个无法考证真假的故事，触动了同病相怜的神经；也许是30年前的老情歌，让他们忆起了背井离乡的青春；连独臂的刘姐，都从街对面，急匆匆跑过来，放下一瓶饮料，又急匆匆跑回去。如果后街有明星的话，他可能是唯一一个。蒋骋明：就算这也是创业吧一面镜子、一张椅子、两壶开水，一个面盆，一条肥皂，简陋得像理发师蒋骋明的人生。蒋骋明，重庆大足人，64岁，后街理发摊摊主。“你开理发店多少年了？”我问。把它称为“店”，纯粹出于客套。“我干理发有三四十年了。”蒋骋明没有回头，对顾客说：“莫乱动嘛，我这个工作是冒险作业，刀子随时在脑壳上咣，算是技术工种。”“喊你莫动嘛，你看，破口了嘛！”在蒋骋明的权威面前，被割出血的顾客，选择了保持沉默。抽了我几支烟，趁着没客人，蒋骋明说了真话。“其实，我在这理发就几个月。以前在武阳大道那段，守厕所的。”“老家啊？老家早没人了，我爸妈62年就去世了。”“本来还有两个哥哥，前些年也都死了。”早在第一波民工潮进城前，10多岁的蒋骋明就出门讨生活了。老婆因病去世时，蒋骋明36岁，在雅安煤矿挖煤。带着10岁的儿子，3岁的女儿，蒋骋明没有再娶，在矿上又生活了十多年。“上班下井挖矿，下班带娃洗衣做饭。”蒋骋明说，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辛苦。“我一个人把娃拖大，没饿着他们，没冷到他们，没让他们贷账（欠债），为人父母，我只有这样的能力。”蒋骋明说，“我尽力了。”可惜的是，两个儿女书都读得不多，儿子小学毕业，女儿高一辍学。“还是跟我一样，下苦力才有饭吃。”50岁时，蒋骋明失业了，“年纪大了，在煤矿干不动了。”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煤矿，他来到成都找工作。“我在龙泉驿修过师范大学，在工地打过杂，哪儿都去过。”工作短的几个月，长的两三年。蒋骋明发现，年龄越大，他的工作周期越来越短，工资也越来越少。“工地不要我了，又帮人扫了半年路。”“再后来就扫厕所去了，两个厕所，一个600，一个月挣1200元。”蒋骋明说，他来这里，原本也是找工作，“当时还没想开理发店。”“转了一圈才发现，我这个年龄，根本没人要了。”去年伏天，有人给他介绍工作，“说是不限年龄。”他顶着大太阳，跑到天府立交附近面试。“人家先看我脸，又要看我身份证，看了就说不要了。”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有餐厅老板请我杀牛蛙，工资都谈好了，2400元一个月。”他收起行李，跟着老板，从劳务市场走到三环路边，老板问，你今年多少岁了。“我说，我63岁了。他直接就喊我回去了。”“我年轻时当过兵。”蒋骋明说，理发的手艺，是他在部队学的。找工作的心死了，干脆自己当老板，“也算创业嘛。”“去年8月，我去荷花池买了套工具，又买了辆三轮车，开了这家店。”每天早上，他从十陵立交出发，驮着理发的行头，骑半小时来摆摊，“一天理十来个头，下午再骑回去。”蒋骋明在十陵租农民房住，每月两百多元房租。“估计也快拆迁了。”这让蒋骋明忧心忡忡，“房子也租不起了。”“老房子拆得差不多了，新房子又太贵。”蒋骋明不识字。他请人把价目表写纸上，自己再用圆珠笔，一笔一笔描在泡沫板。“你准备干到什么时候退休？”“我们这样的人，怕是一辈子都退不了休。”他叹了口气，说，“这个活路，只要不得病，就要一直干下去。”他说，儿子上班的公司垮了，现在也在打工。“我不求挣多少钱，只求不给娃娃增加负担。”顾客李习品，对蒋骋明这句话表示了赞同。李习品，宜宾人，60岁。他最近刚到成都，第一次来这里找工作。陪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女婿小罗，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老家房子塌了，我也种不动粮食了，以后跟他们一起生活。”李习品对工资要求不高，“做得动，够自己用，不给娃娃们添负担。”李习品理完发，女婿又加了3块钱，给他修了面。“感觉一下年轻了好多。”李习品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光头，有点盲目自信。他抑制不住笑出来，“收拾得撑抖点，给老板留个好印象噻。”我没有提起这两天的见闻，免得过早摧毁了他的乐观。张生富：只要不生病，啥子都好说“活好干，钱不好拿。”顾客张生富张开被肥皂泡涂满的嘴，幽幽地说。张生富，遂宁人，64岁，附近工地的一名挖土工人。张生富的老婆邓诚碧，今年也61岁了，和张生富一起挖泥巴。“我们一起在外面打工20多年了，哪里有活路就在那里。”张生富两口子在犀浦和人合租，两人住一个单间，一个月租金300多元。“干我们这行的，每个月只发500块生活费，到了年底才结账。”张生富说，扣了房租和生活费，日子还是比较拮据。夫妻两人天不亮起床，赶第一班137路公交，绕大半个三环，8点前到达工地。“基本开支：早上吃3元，午饭吃10元，两天一包烟。”趁着中午休息，张生富来修个面。张生富最操心的，是儿子婚事，“心焦，28岁了，没钱结婚。”儿子在云南打工，美团送餐员。春节儿子没有回来，“他说春节送餐生意好，想多挣点钱。”张生富夫妻也没回老家，“父母都不在了，家里房子早淋塌了，地都荒了。”张生富说，“住处都没了，回去干啥呢？”去年腊月二十九，张生富夫妻结了工资，一共3万块钱。“辛苦一年，当不了成都两平米。”春节两口子哪儿都没去，在犀浦出租房里看电视，“晚上去逛一下不要钱的公园，就当过节。”“最怕生病。”张生富说，去年邓诚碧生病，花了6千多块。“吐血，去医院做了一整套检查，也没查出是什么病。”张生富挺心痛，一半是为老婆，一半是为钱。“后来医生说，这是劳累病，少累一点就好了。”“我也想她少累一点，问题是再过两年，怕是我们想累，都没人要了。”张生富理了理衣服，把安全帽夹在腋下，离开了。蒋骋明的理发摊又恢复了冷清，我们接着聊天。蒋骋明说，一天挣五六十元，钱少了点，但至少有活干。“只要有钱挣，就算不上辛苦。”“我孙子满20了，外孙女也快长大了。”蒋骋明说，下一代比上一代过得好，哪怕只是好一点点，生活就有希望。郑一松：存够一万块钱就不干了回到劳务市场，又到了散场的时候。大厅只剩下几个人，叶永和郑一松正在闲聊。叶永，遂宁大英人，63岁。从大年初六到成都，一共找过两份工作。第一次在新都做搬卸，说好工资一个月2000块，只做了半天。“别人一次搬5箱，我只能搬3箱。”他说，其实也不重，“最重的箱子也就30斤一个。”“换我年轻时，轻轻松松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仁寿帮人打理果园，也是做半天就被退回来了。“没的技术，做不下来。”“想过回家，但回去也没事做。”他喝了口水，老家拆迁了，土地开发成旅游区了。郑一松，仁寿人，65岁，前一天才到成都。年轻时在当地纸厂上班，干到40岁纸厂倒闭，郑一松在外面打了二十多年工。“我半年在外打工，半年在家里种庄稼。”“把女儿也供出来了，结婚生娃了。”郑一松说，算起来家里负担不重，女儿女婿给他钱，“我不要。”“这辈子没给子女创造好的生活。”老了，“也不能给子女增加负担。”“年轻时什么活都干，建筑、栽花、搬砖、拖水泥。”“现在不行了，拖不动了。”在这里坐了一天，没人招工的理过他。“我主动问了三四个人，都说我年龄大了。”“我说我还能干，他们笑笑就走了。”问起工资，郑一松说，“够一家开支，过得起走，不找子女要钱就行。”“当然，最好能存得起点钱。”“你觉得存多少钱才算够呢？”我问。“我想存够一万块钱，不行的话，几千块也可以。”他说，“家里遇到急事，才有钱拿得出来。”“干到干不动了，就回家。”他说。离开劳务市场，我到附近走了一圈。峨眉山人老谢曾告诉我，“住不起十元店的，晚上在周围路边、草地、桥下过夜。”三环路外的草地上，我见到几位席地而坐的老表。见我拿着相机，草地上一位中年男子，提着被褥匆匆离开了。秦飞远：老表的暮年琉璃立交正在打围施工，我走了很远，找到一个没有围上的缺口。四个人在缺口里，围着一张破桌吃饭喝酒。周围、头顶车来车往，也没有打搅他们的兴致。我考虑了一会儿，穿过马路，走了过去。照例，先挨着发了一圈烟。秦飞远，中江县人，53岁。四个人里，他年龄最大。“我14岁开始就在外面跑了。”他拄着棍，走路有些趔趄。“家，早就没了，我们一家四口，爸妈、姐姐，都死了。”他说，他的年龄算不上孤老，只能算是个“孤人”。秦飞远和理发师蒋骋明，有一段相似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他也是一名煤矿工人。离开煤矿后，他到了成都，“在工地干活，铺电缆。”5、6年前，因为一场工伤，秦飞远的腰被打残了。在医院里住了70天，人没死，但以后都干不动活了。几年后，他用光了工伤赔偿，到处流浪，越过越落魄。一起吃饭的老刘告诉我，这笔赔偿金，是被人骗掉了，但个中详细，他不愿多讲。两张床、一口灶、几个水桶，一只狗，秦飞远全部的家当。在这个八面来风的地方，“家徒四壁”也是一种奢侈的向往。不愿正面出镜的红衣男子就是老刘，秦飞远曾经的工友。“我和他工地上打工认识的，算起来快20年了。”老刘说，“我把他叫哥。”老刘，50岁，木工，在琉璃三街租房。“喊他跟我一起住，他要面子，不去。”老刘说，“于是我们上下班时，就来看看他。”“他叫姚承军，宜宾屏山的，86年，年龄最小。”他从左到右，依次给我介绍：“杨爱国，广安的；汪全有，简阳的。”老刘说，“都是我们一起打工的兄弟。”老刘说 ，秦飞远腰不好，加上风湿腿严重，做不了活路。去年6月，他帮秦飞远把家搬到这里，在桥下给他搭了床。“找不到工作，又没钱的，好多都在这附近睡。”老刘说，热天还好，通风，冬天有点冷。“我这个哥可怜，哪儿都去不了，一个人还是有些寂寞。”老刘说，“下班了，我们炒几个菜，在这儿陪他喝几杯酒，吹会儿牛。”秦飞远床边放了三个桶，几个塑料瓶。“我们每天把三个桶，几个瓶子给他打满，够他烧水、洗衣服用。”这里距劳务市场大约一里路，“市场的厕所里可以接水，免费。”有时运气好，浇水车路过，也会给秦飞远放两桶水。“开车的是老秦的中江老乡。”老刘说，老乡落难了，总不能不帮。老刘他们砌了个砖炉，供秦飞远烧水做饭，又搭了个木架，方便他晾衣服。“老秦是我们的哥，他有事，我们肯定要管他。”老刘说，我们都是出门在外讨生活的人，做最累的活路，干最脏的事。“别个瞧不起我们，我们自己要瞧得起自己。”“假如是我瘫了，我相信老秦也不会丢下我。”说话间，天色暗了。酒喝得差不多，姚承军说，他要给秦飞远做按摩。“他风湿重，疼得走不动路，你看嘛，脚杆都没肉了。”他把秦飞远的裤脚撩起来，说，你可以拍照，帮他呼吁一下嘛。“我学的这套按摩，治风湿管用得很。”他在盆里倒了半碗酒，燃一截报纸，扔了进去，盆里腾起了火焰。他用手在盆里蘸一下，两手冒起了蓝幽幽的火苗。姚承军顺着秦飞远小腿、大腿一阵摩擦，火苗四溅。按完腿杆再捏脚心，秦飞远半躺在老刘怀里，痛得哭爹喊娘。他的叫声，被周围的车声淹没了。姚承军喝多了，情绪有些激动。他拉住我，说有些话想要给我说。“我当时真是饿得遭不住，我饿了三天，饿得遭不住了。”他带着哭腔说，去年冬天，他就是背着这个编织袋，来成都找工作。“钱用完了，10块钱的旅馆也住不起了，连被子都被老板丢了。”“当时我袋子里就只剩下半包叶子烟。”“我真的饿得遭不住了。”这句话又重复了几次。他的声音拉高了一个调，从小声哽咽，变成了嚎啕大哭，路灯照进桥洞，泪水在光里若隐若现。山穷水尽时，他路过这里，遇见了秦飞远。“是我干爹收留了我，给了我一张床睡，给我饭吃。”姚承军说，他没什么亲人，就认秦飞远当了干爹。最近，姚承军找了工作，工资不高，但够他和秦飞远的开销。他说，他要把干爹供着。“有我一口饭，就有我干爹一口。”至于以后去哪里，他也没有多的想法。天更晚了，路上的车少了，酒局还没有散。路灯透过路边的树，在桥下留下纵横交错的影子。我想起老谢提醒过我，这一带晚上治安不是很好，我散尽身上最后一支烟，起身和他们告辞。离开时，我看到桥底另一边的草地上，有人翻了个身，又睡下了。我给秦飞远说，下次再来的时，给他带几件衣服。不过，什么时候再来，我还没想好。感谢阅读，再见，各位老表。出品：大成公益、成都力量栏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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