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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城与勇士（DNF）神思者刷图如何加点 圣骑士二觉后技能解析
09:29:30 来源：多玩论坛 作者：那一道曙光。 编辑：回到过去
　　地下城与勇士2月10日我们终于迎来了圣职者的二次觉醒，二次觉醒的宣传视频想必各位勇士们早已经都看了，圣骑士的二觉技能看起来非常华丽，但是实用性怎么样呢？二觉后毕竟要重新加点，那么之前的技能又该如何取舍呢？今天小编就带领各位勇士们一起来了解下神思者刷图如何加点，以及圣骑士二觉后的技能解析。
祝福类型buff：
　　三大祝福之一。
　　建议：辅助奶爸必满；审判根据命中需要可以酌情加点，一般情况1级。
强化-武器祝福
　　学习后武器祝福成为范围技能(范围是900px)并增加持续时间。每级增加持续时间10%，1级精通。
　　建议：辅助必满。审判不学。
　　三大祝福之一。
　　建议：辅助和审判流都需要加满。
强化-天使祝福
　　学习后天使祝福成为范围技能(范围是900px)并增加持续时间。每级增加持续时间10%，1级精通。
　　建议：辅助必满。审判不学。
　　三大祝福之一。
　　建议：辅助和审判流都需要加满。
　　增加物理魔法防御力和体力精神，增加体力精神是固定数据，不受圣骑士当前体力精神的加成。
　　建议：辅助点满；审判1级前置就行。
强化-守护徽章
　　学习后守护徽章成为范围技能(范围是900px)并增加持续时间。每级增加持续时间10%，1级精通。
　　建议：辅助必满。审判不学。
　　增加hp、mp上限，刷巨龙新图以及黑色456等图有奇效，
　　建议：辅助推荐点满并且点满天堂谐音或者不点；审判直接无视。
　　学习后天籁之音变成范围技能(范围变成900px，以前范围很小)，并且增加HPMAX和MPMAX效果比率和持续时间，
　　建议：辅助如果点满天籁之音就满上这个；审判无视。
　　增加魔法防御力，并且受到魔法伤害有几率向敌方发出落雷攻击。某些图有弊端。并且释放启示类技能的时候也能触发直接落雷。
　　建议：辅助推荐点满，但是sp不够优先放弃此技能；审判点1级即可，光复流可以点满。
强化-光之复仇
　　增加光之复仇的攻击力，同时受到物攻伤害时也有几率落下闪电。
　　建议：辅助奶爸满了光复就要点满强化-光之复仇；审判一般不点，除非是光复流加点才点满这个。
　　一次觉醒后附送。一个非常强大的爆发buff。辅助的意义大于输出。
被动技能：
　　增加力量智力。
　　建议：辅助无视，如果想学圣光十字等技能就1级前置；审判必满，满级数据相当可观。
　　增加体力精神。
　　建议：辅助流必满；审判流根据sp剩余情况可以1级前置或者点满。
　　减少体力精神，增加智力命中释放。
　　建议：辅助不点；审判推荐点1级性价比最高，sp消耗大，收益小，特别喜欢释放时装选择释放吧。
　　缺少释放智力和命中用sp来填是个不明智的选择。不过土豪竞速流一般会学满这个。
　　光环效果，增加四维，自身hp越接近100%，增加体力精神越多，自身hp越接近0%，增加力量智力越多。
　　建议：辅助和审判都推荐点满。
加血类型技能buff：
　　此技能配合强化缓慢愈合，增加体力精神的意义大于其加血的意义。
　　建议：辅助和审判都推荐点满。辅助奶爸根据刷图使用次数需求可以点10级或者加满；审判只需要点10级，竞速流不点。
强化-缓慢愈合
　　建议：辅助奶爸必满；一般加点流派的审判也是必满的。竞速流不点。
　　强化缓慢愈合增加体力精神的效果不可叠加，后一次的效果会覆盖前一次的。但是为什么还有叠2次缓慢愈合一说呢？后面会讲。
　　建议：辅助奶爸根据实际刷图需要来点，一般情况只需要1级前置，加血有源泉大风和结界基本足够；审判无视。
　　点满持续回血速度相当可观，附带光环效果，群体增加攻速移速和硬直，还有复活效果防止被秒杀。
　　建议：辅助奶爸推荐点满，增加使用次数；审判1级防秒杀。
　　范围群体回血外加吸收伤害罩子，某些图吸收伤害的罩子有奇效。
　　建议：辅助奶爸推荐点满或者根据sp剩余选择性点高等级；审判无视。
　　这是奶爸第一个百分比回血技能。但是成长不是很高。
　　建议：辅助奶爸推荐点满或者根据sp剩余选择性点高等级，审判奶爸1级就行。
特殊作用的技能：
　　解除异常状态的技能，满级达人契约配合3s宠物就能解除基本所有图的异常状态了。
　　建议：辅助必满；审判可以不点，不过推荐还是加满。
　　净化队员异常状态后增加队员异常状态抗性。
　　建议：辅助根据TP剩余情况点；审判无视
　　罩子承受伤害内免疫任何物理伤害。
　　建议：辅助必满；审判推荐点满。
　　如果你是依靠霸体透明刷图的土豪审判奶爸，sp紧张不想浪费在这个技能上，可以不点或者点1级。
　　审判和辅助都能用无敌神技，用得好各种保命。无属性技能。能吃属性药水的属性。
　　建议：只点1级。
　　转职送的技能。暗属性技能。可以用于野猪boss骗暗属性。不吃属性药水的属性。
　　建议：自带1级足矣。
　　自带1级，技能成长低，刷图很鸡肋。光属性技能。但是同时也吃属性药水的属性。野猪图可以吃火蜥蜴用纯白烧地面的怪物尸体。
　　建议：自带1级足矣。
强化-纯白之刃
　　目前应该还没有人刷图点满纯白还点满ex吧？
　　建议：自带1级足矣。
攻击类型技能：
　　建议：辅助sp、tp充足可以考虑点10级并且点满强化胜利之矛控怪。有时候有奇效；也可能造成副作用。
　　对于审判奶爸来说，1级矛就够了。满级技能数据成长不高且sp紧张。因此推荐审判只点1级。
强化-胜利之矛
　　建议：辅助可以点满帮忙定怪几秒钟，被矛插住的怪物出了无色感应但是无法作出行动；
　　审判一般情况不点，因为1级矛就有定怪这个作用。只不过时间较短。而且SP和TP都很紧张。
　　特别注意只有非霸体非无敌状态的怪物才能被矛定住。
　　审判奶爸核心buff。
　　技能命中后增加圣骑士自身启示技能的伤害（可叠加2次，经过测试对于二觉所有技能都有加成）
　　并且为一定范围内的队友增加一定伤害（实际效果等于给队友武器增加一个等同于技能说明数据的武器物理攻击力和魔法攻击力的附魔，效果不可叠加），范围实在是小。
　　建议：辅助还是别点了，性价比极低，极限辅助可以点满；审判必满。
强化-圣光十字
　　增加圣光十字攻击力/发射速度/buff持续时间，不增加buff效果。
　　建议：审判奶爸无视；辅助更不用点。
　　俗称小盾，最强力小技能，cd也很短。
　　建议：辅助推荐不点，输出控制靠队友即可，想控场只用点上矛和锤子；审判奶爸必满，赤心9奶爸根据sp可以放弃。
强化-圣光沁盾
　　增加盾的hp和攻击力。
　　建议：一般加点流派审判必满；辅助自然是没必要点的。
　　俗称小球。
　　建议：辅助推荐不点，但是你硬要玩另类辅助想点满这个并且点满强化圣光球我也没话说；
　　二觉审判奶爸根据装备来选择。一般装备或者血洗6/9审判奶爸建议选择大小盾放弃大小球。赤心9奶爸选择大小球放弃大小盾。
强化-圣光球
　　增加圣光球爆炸攻击力，减少多端攻击间隔，减少施放后自身的僵直时间。
　　建议：辅助当然不用点；审判除了小球光复流或者赤心9可以点满这个以外，其余加点流派都无视掉吧。
　　伤害不俗的无色技能，不墨迹，为数不多的控制技能，某些图忏悔效果有奇效。锤子是光属性技能，但是吃火属性药或者带火属性武器，锤子本身也带火属性了，和纯白一样。
　　建议：辅助想点满这个并且点满强化忏悔之锤也行，因为某些图忏悔效果特别好；审判必满。
强化-惭悔之锤
　　增加忏悔之锤攻击力以及命中稀有怪物或者领主后的忏悔几率。
　　建议：一般加点流派审判必满，辅助流如果点满锤子就点满这个。
　　审判奶爸最高伤害的技能之一。不过点满了强化正义审判感觉还是略墨迹，穿了赤心9效果就不一样了。
　　建议：辅助推荐不点，或者点1级帮忙攻击怪物造成hit数也行，不过比较墨迹；审判推荐点满。
强化-正义审判
　　减少正义审判的攻击间隔和魔法阵持续时间，同时增加攻击力。
　　建议：一般加点流派审判必满；辅助自然是没必要点的。
　　俗称大盾。
　　建议：辅助推荐不学；二觉之后审判推荐1级，仅仅血洗9奶爸点满，因为伤害主要源于双盾爆炸，盾爆炸需要双盾合并在一起或者盾都被破坏。比较墨迹。
圣光琉璃碎
　　俗称大球。审判奶爸最高伤害的技能之一。但是鉴于技能本身输出模式和刷图实际效果，感觉特别墨迹并且容易打不到怪无，但是有赤心9这个技能就有了质变。
　　建议：辅助推荐不学；审判赤心9必满。没有赤心9的审判奶爸放弃。理由是墨迹并且难以全中。
　　二次觉醒奶爸的核心技能。
　　这个技能能增加角色身上三大祝福/守护徽章/喇叭/光复的持续时间。并且这些BUFF的效果不会变化。
　　并且使用这个技能给某个角色时，能在该角色周围引发一个范围性光属性爆炸。
　　学习这个技能之后，被动使得荣誉祝福和天籁之音释放时增加一个范围性的光属性爆炸。
　　实战意义来讲，此技能对于审判奶爸的意义大于辅助奶爸的意义。
　　因为辅助奶爸几个BUFF都变成了群体buff。4人组队情况下。这个技能是不够用的。不如重新群体再来加一次buff。但是2人3人组队的时候这个技能还是非常好用。
　　建议：极限换装辅助流奶爸必须点满。换装只需要一次就够了。一般辅助流奶爸根据sp可以1级或者点满。
　　审判奶爸点满。此技能cd20秒，cd比双盾短，爆炸伤害略低于双盾爆炸，优点是不墨迹，点满之后这个技能既能输出又能增加身上的BUFF的持续时间，两全齐美。
　　二次觉醒审判奶爸的核心技能。
　　空中召唤神罚之锤旋转落地造成伤害，雷锤落地后引起强力的电流造成感电伤害。雷锤会周期性发出爆炸感电伤害。
　　雷锤消失之前接近雷锤再次输入技能时能装备雷锤，并且使自身武器变成雷锤的外观。
　　装备雷锤后普通攻击转换为光属性魔法攻击，并且改变普通攻击模式，空斩打、落凤锤、前冲攻击时触发特殊效果。
　　被雷锤攻击到的敌人会减少光属性抗性。
　　装备雷锤时增加纯白之刃、忏悔之锤、胜利之矛、正义审判的攻击力。
　　这个技能让审判奶爸有了一个非常棒的衔接技能。并且减少光抗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建议：辅助奶爸1级，审判奶爸必满。
神圣洗礼：信仰之翼
　　施放神圣洗礼：信仰之翼后可以蕴含神圣之力。施放状态技能或启示技能时叠加神圣之力。每叠加神圣之力增加自身四维。
　　持续时间内再次输入技能时，角色会张开双翼升天，释放神圣之力对脚下一定范围内怪物攻击，神圣之力释放完之后，角色落地引起强力的大爆炸。
　　持续时间结束后一定时间内不输入技能的话，神圣之力会消失。并且角色不会被强制张开双翼升天。
　　伤害主要来源爆炸伤害。
　　建议：辅助奶爸1级或者不点；审判奶爸1级也足够了，契约点SP也是不足的，cd长并且实用性不高，也不需要点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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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红卫兵墓园该凭吊些什么？
导语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是目前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28日早间有新闻称该墓园将在今年清明节将对市民开放，晚间又有新闻称该报道不实墓园清明节究竟是否开放，目前尚是未知之数。但值得思考的是，倘若真的开放，我们去红卫兵墓园，又究竟该凭吊些什么呢？&墓园或将开放，武斗的历史却还相当混沌&红卫兵墓园&这个并不确切的名称，恰如那段历史的叙述一般，有一种不谋而合的似是而非。重庆文革武斗的前因后果，迄今缺乏深入的专业研究，本节所提到的内容，只是真相中的极少一部分。更详尽的还原，只能留待来日。墓园内埋葬的大多数是工人，&红卫兵墓园&的名称并不恰当1960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毛泽东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死亡645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1968年。&1968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58.9%，26岁以上的也达46.5%&，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重庆红卫兵墓园内部照片大规模武斗与造反派内部分裂、争权有极大的关系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8月15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附中等校学生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8月26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在8月2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也必然会在1966年8月的重庆出现。8月5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8月8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16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22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8月26宣布成立&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高级知识分子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造反派&（ 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日，晚，沙坪坝区12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的支持下，-26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2月8日，46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3月27日，一些市民在重庆文革红卫兵墓园大门口参观动枪动炮动坦克的背后，有高层的鼓动和支持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1967年7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从该年5月开始的，&5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到6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6月5-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枪、炮、手榴弹等武器，则始自7月8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7月25日，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到8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重庆武斗之所以在1967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7月，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势，相反，在7月20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0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5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8月9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10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2778支，子弹11万多发，炮109门，手榴弹9831枚，各种机动车辆67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
原重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武斗罹难者墓碑
02文革虽已否定，对它的历史认知却还常常误入歧途在今天的主流语境里，&文革&已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是一场必须被彻底否定的历史浩劫。但遗憾的是，因为对历史真相认知的不完整，今人对文革的认知常常误入歧途。本节所举，不过其中较典型的几例而已。错把什么都归罪于造反派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汇。而文革中复杂的派系斗争并不为普通民众所了解。于是乎，文革中的一切打砸抢的罪恶都笼而统之地全部归罪于造反派了。举个例子，《沙坪坝区志资料汇编第3辑》收录有一篇《原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传略》。据该文介绍：&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林彪、江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下，郑思群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诬为&黑帮&，被扣上&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和庇护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罪名，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勒令停职检查。在他点名批判的四十天中，他始终抵制，反抗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七月三十日竟被隔离关押三天时间，遭到无情的折磨摧残，日被迫害致死。&按这段描述，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死于&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众所周知，林彪、江青当时支持的是造反派。但郑思群是造反派害死的吗？并不是，恰恰相反，周家瑜等人组织造反派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愤恨于郑思群被迫害致死。害死郑思群的其实是重庆市委主持的文革工作组，工作组实际上是林彪、江青要打倒的对象。历史是极其复杂的，文革中的每一起罪案，都应该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随意套个&造反派&的帽子就草草了事。 错把文革&大民主&当作&民主&将&文革&视作&大民主&，可谓时下的&文革&怀念者们的共同认知。这一认知有一个特殊的出发点，即&文革&前夕官民关系相当紧张，这种紧张，经济层面，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有很大关系；政治层面，与历次运动给民众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大关系。&文革&来了之后，许多民众得以通过随意的贴大字报、开批斗大会等手段，将其对基层干部的怨气发泄出来。这种自由，确非&文革&之前所能奢望。但这种&大民主&绝非什么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二。其一，这种&自由&是单向度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运动中&自由&地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但若有人希望&自由&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其结局可想而知，是有切实的案例可查的。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极大的&禁锢&，与&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二，&大民主&虽然确实给了民众某些自由和权利，但这些自由和权利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同时也必须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行&&1966年，造反派们被赋予&大民主&的资格，1968年造反派被镇压，该资格又被收回；可见&大民主&的有无，全赖高度集权的权威的个人好恶。而在真正的民主之下，这些自由和权利本应由民选的权力机构和民主制定的法律来赋予，也应在这个民选权力和国家法律的保障下运行。何况，即便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提倡者毛泽东，也从未将&大民主&视作自己固定的价值观。日，毛泽东就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狠批过&大民主&：&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毛泽东还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
一个针对领袖个人的&忠&字，是贯穿整个文革的核心之义错把文革当作&多数人的暴政&与&文革&的怀念者们不同，时下&文革&的批评者尤其喜欢用&多数人的暴政&来形容&文革&，且将其视作&文革&的实质。&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是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所提出来的，意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各宾派专政。但文革却绝不是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原因其实也相当简单：文革实际上更近似于一场提线木偶戏。所有取得胜利的群众运动背后，都有至高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及数百万强大的军队在背后支持。离开了这种支持，文革期间所谓的&多数人&，根本无力对任何其他群体实施&暴政&。在转型时代，&多数人的暴政&确实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可能发生的现象，但将文革视作&多数人的暴政&，却显然误判了这场运动的本质：它从发动伊始，就承载着高层明确的政治目的，一直到运动结束，它也从未真正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它自己尚且是提线木偶，又如何能行&多数人的暴政&？从一位当年的武斗参与者对自己第一次打死人时的心境的回忆中，不难体会这些&施暴者&的&提线木偶&性质：&两派武斗，双方都有枪，我们这边是县武装部发枪，枪更多，还有炮。打起来以后，对方一下子倒下不少人，败退了，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我们打了胜仗，却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倒是吓坏了。毕竟开枪的多是中学生，不知怎么办。面对倒下去的人和鲜血，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不知所措。这怎么交待？既有政治上的责任，又有良心上的东西。像是在恶梦里。这时，有一个干部，成年人，出来讲话，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他说，我们打败了国民党!大家的情绪这才转过来，既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那么怎么打都可以，而且死人越多越好，良心上的问题解决了。人的心理有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要求。只要这一条界限越过了，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开庆功大会，大造舆论。后来，我理解了，为什么战争中每次大的战斗之后，都要开大会，庆功授奖，军事统帅有意识地用这种方法解决士兵打死人以后的心理负担。&(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一群中学生，实体武器是县武装部发的，思想武器是成年干部灌输的毛主席语录，他们不是傀儡又是什么呢？错把文革与西方同时期的青年造反运动相提并论1967年、1968年，文革风起云涌时，西方青年的左翼运动也搞得风生水起。这种同期性，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文革的造反运动与西方左翼青年的造反运动本质上相同或者相似&&其实，这种认知在文革时期就已存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曾刊登了很多西方青年左翼运动的消息和照片，并将其视作中国&输出革命&的成果。这种认知可谓彻底的南辕北辙。第一，西方的造反运动，是社会内在自发酝酿的，完全不同于文革是上面煽动起来的。第二，即便这些西方造反运动在形式上乃至经济上对中国有所依赖，但在具体的诉求上，却与文革造反派有天壤之别。以法国学生1968年造反的&五月风暴&为例，其基本诉求是警察退出校园，大学应该精神和思想独立。后来学生与警察爆发武力冲突，工人加入进来，其诉求也很理性：1、支持学生，警察退出校园；2、结束失业，增加工资。而中国的造反派，当时呼喊的口号却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并无现代公民意识在其中。错把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当作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不论是文革的怀念者，还是文革的批判者，这两个群体中都有不少人认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就是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通老百姓没受什么太多伤害。确实，文革结束后，在各种场合发声控诉文革被迫害史的，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长期成为媒体上以亲身经历控诉文革罪恶的主体，确实很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是他们。但事实是，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而文革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发声都忙不及，自然也顾不上为这些普通百姓代言。久而久之，这些受害的普通百姓，愈发沉默，恍若不存在一般。但只要稍稍翻查如道县大屠杀等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即不难发现，在绝大多数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中，受害的普通百姓数目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武斗也是如此，一开始造反派确实主要针对保皇派，保皇派里确有不少老干部及其子弟，但保皇派被镇压下去之后，武斗在在造反派内部发展到高潮，死伤最多的，其实还是普通百姓，一如重庆红卫兵墓园内所埋葬的主要都是工人一般。结语一切历史包袱的和解，都必须建基于真相的披露。只有真相，才能把反思落到实处；也只有真相，才能让反思达成共识。
年度事件：袁世凯颁布独裁《约法》
日，袁世凯宣布废止《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即&袁记约法&。此约法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取消了国会对总统权力的一切制约；将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且不限制连选、连任；取消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规定大总统的性质：总揽行政、军事、立法等一切大权，不但是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海陆军大元帅，其权限之大，较之皇帝犹有过之：不但有权制定一切行政制度、任命一切官员、签订一切外交文件，而且有权解散立法院，否认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的效力，且规定大总统发布的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综而言之，依据这份约法，袁世凯的权力完全不受任何制约，为所欲为，形如帝制君王，出口就是圣旨。复辟帝制，已只是时间问题。
梁启超盲目批判&暴民& 进步党进退失据
为什么&共和&会在民国二年就寿终正寝（以国会被袁氏强行解散为标志）？当下许多学者将之归咎于孙中山和他的&二次革命&，其基本论点有三：1、此次革命不得人心，违逆民意；2、按共和精神，宋教仁案应走法律程序，诉诸暴力是非法的；3、革命失败的结果，是北洋势力的扩张，打破了共和的均衡。
上期文章（）已经否定了上述论断&&在北洋系领袖袁世凯、进步党（旧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都一致认定中国必须走一条&开明专制&的道路的时候；在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都曾一致认定袁世凯就是实施&开明专制&的绝对人选的时候，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袁氏在民国二年为达成&专制&而强行解散国会&&有没有&二次革命&，已丝毫不再重要。民国二年，&共和&夭折，不是夭折在&二次革命&手里，而是夭折在一种流毒至今的&开明专制&迷途上&&时至今日，历史已经很清晰地昭告世人：但凡&专制&，无论是&个人专制&，还是&党派政团专制&，没有了制约抗衡它的力量，盲目地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缘木求鱼；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当年伏尔泰在法国得不到他想要的开明专制，跑到普鲁士也得不到，跑到俄国照样得不到；近代以来的中国也一样，在袁世凯手里得不到，在别人、别的团体手里，照样也得不到。
与&共和&的夭折同步，帝制也在民国初年死灰复燃。先是袁氏的洋顾问古德诺发表文章《共和与君主论》，公然声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然后又有袁氏聘请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以&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杜撰出一种&国权授受说&&&按照有贺氏的说法，&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换句话说，既然民国的成立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清帝逊位所致，则《临时约法》所谓的&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都不能成立，必须重修一部&主权在国&在约法。而&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恰恰是中华民国&共和&的基础，否定了这两条，则民国无&民&，共和不&和&，政体只能转向集权与独裁&&1914年袁氏的独裁约法，正是按照有贺氏的理论打造出来的。有贺氏系一资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杜撰的&国权授受说&为袁氏称帝打造了一套近代政治理论基础，祸害中国极深。可悲的是，迄今仍有不少学者高度认可有贺氏的这一理论。
在共和已死，帝制将立的1914年，缔造民国最为有功的政治团体&&由立宪派演变而来的进步党，也正进退失据。今人常常讲，一个国家能否有光明而稳定的前途，往往寄希望于该国的中产阶层的水准；进步党在民国初年，正是这样一个被寄予厚望的中产阶层的联合体。它的进退失据，对今人而言，是沉痛的教训。
梁启超的种种举措，无意中无一不是在为袁世凯称帝铺路
进步党成员在民国以前大部分是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担任议员，这些人在辛亥年起到了重要的润滑剂作用，使得1911年的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而平稳结束帝制迎来民国，可谓功莫大焉。
进入民国之后，各个政治派别纷纷吸纳同仁组建政党。这些旧日的立宪派，因为曾经极力反对过革命，而在政治上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为解决这种尴尬，其精神领袖梁启超1912年回国后，即发明了一种&不争国体，而争政体&的论调&&意思是说：立宪派人士不关心国体是君主还是共和，只关心政体是独裁还是民主，这种立场在辛亥年前后是一致的，故而不存在立宪派人士&反对革命&的问题。进而，梁氏公开表态：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一表态，为立宪派以正常心态参与到民国政治当中，扫清了身份障碍。
梁启超接下来又用一种叫作&政治对抗力&的理论，将派别林立，组织涣散的立宪派们团结到同一种政治主张下面，造就成了一个统一的进步党，梁氏希望以此与革命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相抗衡，造就一种两党议会政治。所谓&政治对抗力&，简单说来，就是对施政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梁氏认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宪政国家，必须要有&政治发动力&（施政者）和&政治对抗力&（监督者）两种力量达成均衡。梁氏希望立宪派士绅能够团结起来，负担起造就这样一种&政治对抗力&的重任，渐渐将国人引入正常的政治轨道，&使寡人专制之现象，无自发生&。
进步党在1913年5月正式成立。&政治对抗力&，可以说是该党政治理念的核心。该党的宣言书，是梁启超个人政见的完整反映，宣言书声称：该党组建的目的，是与官僚和乱暴势力对抗，并造就两大政党&对峙之象&。所谓官僚，是指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旧官僚；所谓乱暴势力，则是指革命党转化而来的国民党。进步党成立后，在各种场合不断宣扬自己&和平改革&的温和立场，并表示反对一切&推翻现状&的行动。
应该说，进步党以立宪政治、防范专制为政治理想，是完全契合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需要的。但具体操作过程中，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却误入了&开明专制&的歧途&&在梁氏看来，要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必须同时与官僚派和乱暴势力相抗衡；进步党势单力薄，不得不&先战其一&，必须先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梁氏与革命党裂隙已深，理所当然选择了联合袁世凯，选择了辅佐袁氏的&开明专制&来对抗革命派的&暴民专制&。
梁氏为进步党做出这样一种站队选择，是进步党精神分裂的开始&&进步党本是在&养成政治对抗力&的理念下集中起来的，这一理想的终极目的，是&使寡人专制之现象，无自发生&，自然是要监督制约一切专制力量的；与袁世凯联合之后，梁氏反又宣称开明专制是当下最完美的政治模式。这种理想与手段之间的精神分裂，直接导致1913年之后，进步党分裂为两大派系：议会民主派和开明专制派。
梁氏之所以误入歧途，其根源在于固执地将同样追求立宪政治的国民党，简单粗暴地视作&乱暴势力&。诚然，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是要流血的，而且多有政治素质不够的底层会党参与，但革命之后，在宋教仁主持下，改组后的国民党，与&乱暴&二字已毫不沾边。梁氏对革命党的成见完全不符合史实；其选择联合袁世凯抗衡国民党，自然也是极大的失策&&当日形势，北洋系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进步党惟有与国民党合力，才有可能压制住袁世凯专制称帝的欲望。
但梁氏的选择恰恰相反。不但高举&开明专制&的大旗，而且利用各种进步党系报刊，刻意塑造袁世凯&政治强人&的形象，着重突出袁世凯的政治实力，渲染其丰富的政经验和坚毅的政治精神。国会选举之际，进步党报纸更高呼&非袁则乱&的口号，监督之责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最为严重之处在于：制定宪法的时候，国民党人为了维护&共和&而竭力坚持&主权在民&，袁世凯为了专制集权，受有贺长雄蛊惑，而竭力主张&主权在国&。梁启超表面态度&调和&，却宣称现今世界&个人主义&已经被&新国家主义&取代，&主权在民&也已被&主权在国&论取代&&这就等于直接在理论上为袁世凯的专制集权乃至称帝添砖加瓦；袁氏日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与梁氏当日这些并非故意的&鼓励&显然关系很大。
与进步党在梁氏领导下一边倒向袁世凯有所不同，反倒是被诬蔑为&乱暴势力&的国民党一直在履行着监督专制权力的职责。可惜的是，国民党提倡&平民政治&，进步党就宣称&平民政治&乃&众愚政治&，提倡&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国民党提倡地方分权，进步党就提倡中央集权；国民党坚持由国会搞责任内阁制，进步党就支持袁世凯搞总统制&&如此种种，无一不是在为袁世凯称帝铺路。
张东荪：开明专制最后只能造就一种&警察国&
相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国民党和进步党在势力上都处于完全的劣势。梁氏却错误地引导进步党完全倒向袁世凯，这是民国政治失去均衡的关键。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但并非进步党党员的张东荪，很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均衡被打破后的危险。&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兴奋异常，大有彻底扫除国民党&乱暴势力&的成就感；张东荪却忧心忡忡，撰文直接指出&&&国不亡于暴民，而必将亡于官僚&&&在张氏看来，国民党败退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派从此将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政治将陷入空前的灾难。张氏提醒进步党，要重视对政府的监督。
张氏的文章，发表在进步党系的报刊上，同时得到了诸多&议会民主派&进步党人的支持。譬如《大共和日报》刊文，要求进步党要以以往批判&暴民&的精神去监督政府，声称&非驱除官僚政治，铲除军人专制不为功&；再如《时事新报》讽刺说&中华民国&已成&中华官国&，批评袁世凯难逃其咎。尤其是进步党&熊、梁内阁&成立之后，更多的进步党人希望这一届内阁，能够成为责任内阁，担当起与官僚派斗争的重任，起到制约袁世凯权力的作用。可悲的是，内阁虽然宣称以造就一个法治国家为任务，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却再一次彻底倒向了袁世凯&&当袁氏悍然解散国会之际，内阁竟然公然宣称希望解散国会，并实行五年军政。进步党的分裂，也因为此事而公开化。
分裂出来的两派，一派以汤化龙、张东荪为代表。张氏虽然不是进步党党员，但与进步党人交往极深，经常在进步党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汤氏著作不多，反倒是张氏的文章，颇能代表进步党内&议会民主派&们的意见。另一派则以梁启超、吴贯因为代表，梁氏是进步党的精神领袖，吴贯因则深受梁氏的影响，是&开明专制派&的代表。张东荪与吴贯因1913年末的论战，颇能说明两大派系之间的政见分歧。
1913年9月，张东荪在进步党官方刊物《庸言》上发表《内阁制之精神》一文，为内阁制作辩护，反对梁启超拿政党政治还不成熟为由否定责任内阁制度，尤其希望&熊、梁内阁&能够不成为袁世凯的傀儡，能够划清总统与总理的权限，践行责任内阁制的理想。吴贯因随即也在《庸言》上刊文反驳，明确反对搞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必须要拥有实权。
1913年底，吴贯因再度刊文，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对国会制定宪法的干涉，并主张进一步扩大总统的权限，其理由是：现国会没有能力为中国制定一部良善宪法，所以绝不能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议员，而必须交给袁世凯，并将袁氏比喻成&敢破坏约法之华盛顿&&&后来袁氏果然&敢破坏约法&，颁布了一份总统权限远远超过帝王的&袁氏约法&；只是很可惜，袁氏没有成为&华盛顿&。
张东荪也再度刊文反驳吴贯因。张氏说：中国已经是共和国，就应该实行法治，彻底杜绝人治与专制，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共和。张氏尤其重视宪法在造就&政治对抗力&方面的作用：&宪法者，所以调和各势力使之相安&&&&政治对抗力&要付诸实施，必须要有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就是宪法；所以，必须法治，才能造就和平的&政治对抗力&。张氏尤其重点公开批评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调&&在张氏看来，&开明专制&之国，最后肯定是造就一种&警察国&；而国民真正想要的政体，并不是&警察国&，而是&法治国&：
&不察者遂谓警察国(开明专制) 可以图强，殊不知警察国虽可图强，而不可以持久。彼德意志所以有今日之巩固者，端赖法治，是以欲常治久安，则非励行法治不为功也&&&有些脑筋混乱的人，以为&警察国&可以强国，却不知道&警察国&固然可以强国，却不可以持久；德意志之所以有今日这般的巩固，所依赖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法治。
张东荪驳斥吴贯因，吴贯因驳斥张东荪，说白了，其实不过是梁启超的&政治对抗力&理论与&开明专制&理论在彼此纠斗罢了。与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将&政治对抗力&理论视作救国的不二法门，但操作上却分歧明显：梁启超念念不忘要先驱逐&暴民&、镇压&暴民&，为此不惜无原则地与袁世凯结盟；张东荪却将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对抗&，视作不正当对抗，强调正当的对抗，必须是进步党联合国民党，与官僚派之间的政治对抗；张氏进而呼吁进步党加强党的建造，强化党的政治对抗力。
反倒是梁启超自己，到1914年，已然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之对抗力&理论，开始对国人实现共和政治的能力深表怀疑，而把国家的未来近乎彻底地寄托于袁氏。梁氏后来解释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言辞间，&引导&袁氏的意思，已取代了&监督&袁氏的原则。梁氏进一步解释这种&引导&&&民国初年的人民程度，&与日本维新时代相距非远&，说到底，还是&国人民智未开，不能骤行民主&的思维在作怪。倒是张东荪的理解有所不同：人民程度虽低，但却绝不能成为回归专制的借口；即使在现有民智条件下，无法建立&真共和&，而只能建成&伪共和&，那也比回归专制强，因为他日的&真共和&，必将产生于今日的&伪共和&&& &伪共和&下，各种制度建设起来之后，民众受到训练，自然会有&真共和&。
张氏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梁启超基于&开明专制&而衍生出来的&保育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国民民智的提高，需依赖于开明专制的政府的&保育&，也就是说，民智的提高，需要政府来培育。张氏则认为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毫无疑问，张氏的见解是相当超前的，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依赖任何&开明专制&的政府，来教育民众，提升民智，最后都必将适得其反，这种教育都必将蜕变成愚民教育，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智识和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如果某一阶段民智有所提高，也必然是因为社会有了大的发展（譬如近二十年来网络的发达普及），而与政府的&保育&无关。
进步党刊物《庸言》，日在天津创刊。梁启超担任主笔，吴贯因担任主编。刊物自始至终贯穿着梁启超的政治、社会改良思想。
《庸言》主编吴贯因。吴贯因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与梁启超交往，受梁氏影响，思想为之转变。其在《庸言》上的言论，基本上与梁启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譬如他认为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国家利益为准。
进步党内阁总理熊希龄。此一内阁虽以熊氏为总理，但实际上贯彻的是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的政治理念。因梁氏坚决支持袁世凯搞&开明专制&，以至于熊希龄竟公开对就袁氏解散国会一事前来交涉的两院议长宣称：希望解散国会，并实行五年军政。熊、梁内阁本就是弱势内阁，其倚靠力量只有国会，为了&开明专制&，熊、梁不惜如此自毁，袁氏称帝，自然也不稀奇。
反对梁启超搞&开明专制&和&保育政策&的张东荪。张氏的几种预言，如&国不亡于暴民，而必将亡于官僚&、&保育政策&终将沦为愚民政策等，均已被日后的历史所证实。
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1915年，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从&理论&上论证中国复辟帝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袁氏遂据此文大肆宣传&古德诺博士主张中国实行帝制&。古德诺本人事后则辩解说，自己仅是从纯理论角度论证。袁世凯的另一外国顾问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推动袁氏走向帝制更是不遗余力，有贺氏主张废除国民主权无限制地扩大总统权力。
孙中山亲笔《中华革命党总理令》（点击可看全图）。与进步党的进退失据不同，革命党的目标很明确：再次革命，以党建国。&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将凝聚其精英治国理念的五权宪法，引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架构，希望以此提高党员素质，增加党员实行五权政治的经验。进而，通过修改革命程序论，以党权取代军权，并将其作为统领民众进行民主建设的主导力量写进党章。自此，孙氏的&开明专制&理念，由威权领袖&开明专制&，转向了政党&开明专制&。
关键词：袁世凯 梁启超 张东荪 临时约法 开明专制
从梁启超开始，到现而今，中国知识分子警惕&暴民&的历史，虽然当中存在着半个世纪的断层，算起来也很悠久了。可惜的是，梁启超当年与一干进步党知识分子选择优先解决&暴民&的结果，是袁世凯复辟了他的帝制，这个教训，却没见到后世有哪个知识分子认真吸取过。
殊不知，&暴民&是不需要优先解决的，因为稳定的生活是绝大多数民众共同的需求&&&二次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没有进步党的污名化之前，国民党内大多数的前革命者们已经拒绝了本党领袖的暴力斗争策略，党内如此，更不用说党外了&&在没有庙堂的压迫或者蛊惑的情形下，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成为&暴民&。当梁启超选择与袁世凯结盟优先对付&暴民&的时候，共和的悲剧就已经酿成，无法挽回。
永远将对庙堂的警惕放在第一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本分；每日里把目光注视在&暴民&身上的人，没有看清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训。
纪念宋教仁不必贬损孙中山
日，宋教仁遇刺不治去世，迄今已是整整百年。这百年里，宋氏之思想与理想不断被后人重温唏嘘。
但在这重温与唏嘘里，却流行一种奇怪的意见，认为宋教仁的宪政之路在当时最正确，宋被刺后，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毁掉了这条最正确之路。事实果真如此乎？
辛亥后孙中山的政见：拥护袁世凯，主张&军法之治&
宋教仁的宪政之路在当时是不是最正确的？孙中山在辛亥后是不是误入歧途？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切实理清二者在辛亥后的政见分歧。先说孙中山：
孙中山辛亥年后远离政治，不断呼吁国人鼎力支持袁世凯
1906年，孙中山制定《革命方略》，为未来的中国设定了一种分段嬗进的政治演进模式，依次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也就是实现&共和&须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和宪政。
理想状态下，孙氏自然希望由革命党来实践这一&三步走&战略。但辛亥年形势的发展，并未能够给予革命党足够的实力。孙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其政令尚且出不了南京城，更遑论号令各省督军乃至制约北洋系。其让位袁世凯，与这一形势大有关系。退而求其次，孙氏转而希望通过拥护袁世凯，来实现其&三步走&战略。自我放逐去修铁路的同时，总不忘谆谆劝告国人要拥护袁世凯：&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陈其美也说他当时&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
孙氏更多次表示希望袁世凯做十年总统，理由是&袁总统才大&、& 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这一意见，当着袁世凯的面，孙氏也曾说过&&据日《民立报》报道，孙氏当面建议袁世凯：&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当记者黄远庸提问&（袁世凯）有野心没有&时，孙氏的回答也相当干脆：&那是没有的。&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孙中山相信中国有必要经历一段&军法之治&
孙氏对袁世凯的这种鼎力支持，当然不是什么&上了袁世凯口蜜腹剑的当&，而实缘自孙氏对&三步走&战略的坚持：训政之前，须有军政，即&军法之治&。按《同盟会宣言》，&军法之治&须承担的责任不但包括&内辑族人，外御寇仇&，还须杜绝&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及杜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各县做到了这些之后，才能解除军法，进入训政的&约法之治&阶段。孙氏希望袁世凯当政十年，练兵百万；民党则与政府亲密合作，从事社会事业。这些恰是&军法之治&的内容。
日，孙中山与袁世凯充分商议后达成的《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对外公布，其中第六条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孙氏支持袁世凯搞中央集权的态度一目了然。有学者批评这份施政纲领，说它&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之类的话，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孙氏之所以完全没有与袁世凯讨论&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他自己在1912年8月曾给宋教仁写信，有过解释。孙氏说：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着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至政治乃能活动。&&&孙氏希望民党同仁放弃政治活动，转入社会建设，&而尽让政权于袁氏&，显然有希望借袁氏完成军政阶段的意图；其完全不提&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也在情理之中。
1912年1月为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北站出发，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辛亥后宋教仁的政见：搞内阁制，架空总统
再来看宋教仁辛亥年前后的政见和理想：
宋教仁将孙中山看作&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且视其政见为&空想&
宋教仁早年是孙中山的拥趸，曾在日本热情参与过《孙中山传》的编纂。但这种热情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7年初黄兴与孙中山因国旗问题产生激烈冲突，宋氏支持黄兴，已开始在日记里批评孙氏&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1908年，宋氏又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宋氏又和日本友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对孙氏的&三步走&策略，虽未见宋教仁有直接的批评意见，但其内心不以为然，却是肯定的。宋氏在日期间对西方宪政有过一番研究，很心仪英式责任内阁制。辛亥前夕，其主导成立的中部同盟会的章程与活动，已完全没有&军法&、&约法&的影子；武昌起义后，其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更明言要在三个月内开设议会，完全不考虑什么&军政&、&训政&阶段。稍后孙中山归国，北一辉去南京劝宋氏拥护孙中山，宋氏的态度相当抗拒，对北一辉怒道：
&老兄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辛亥年前后，宋氏与孙氏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但在革命党内部，宋氏的责任内阁制远不如孙氏的总统制有市场
虽因张继等人的继续劝说，宋氏最终选择接受孙中山为民党领袖，但政见方面的分歧仍在。孙氏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氏主张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前者实权握于总统之手，后者实权握于内阁总理之手。
据徐血儿回忆，孙、宋二人在1911年末曾为此有过激烈博弈：&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孙氏主总统制，自然反对设总理；宋氏欲造就责任内阁，自然必欲设总理。黄兴作为总理人选，夹在二者中间颇觉尴尬，竭力推辞也在情理之中。宋派握有实权，孙派刚刚归国，于起义尚无实际贡献，作出让步也不奇怪。
但孙氏的让步是一回事，革命党内部是否认可宋氏的内阁制，又是另一回事。此前在武昌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有规定不设总理，就是革命党内更倾向于美国共和制的明证。宋氏在南京欲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要求总统制须加上&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换句话说，总统签发的命令，如果没有国务院的签字盖章，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这等于保留了总统制的壳，内核却已替换成内阁总理制，孙中山的权力实际上已被架空。但代表们投票的结果，同样并不支持宋氏。
纵观宋氏对内阁总理制的坚持，既是其固有政见，也有不愿意让孙中山掌握实权的意图。宋氏多次说孙氏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其政见是&空想&，要误国误民。所以必欲将孙氏置于无责无权之境地才甘心。宋氏多次对外解释自己坚持内阁制的理由是：&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所谓&总统不善&，其潜台词即对孙中山的不认可、不信任。孙派人士屡屡指责宋氏坚持内阁制的目的，是想要为自己图谋总理之位，并非无因。
袁世凯内阁。前排：唐绍仪/胡惟德/刘冠雄/王正廷/蔡元培。后排：宋教仁/施肇基/段祺瑞/王宠惠/魏宸组
为防范袁世凯，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理想才在革命派内部获得认可
稍后孙中山决意让位袁世凯，自己去搞铁路建设，宋教仁重组国民党，二人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宋氏抓住机会，编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制定《临时约法》，明确将政府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今人多以此指责孙中山，说他因人立法，自己做临时大总统时搞总统制，自己退位就搞内阁制，败坏了民初法制。这种指责其实是不成立的。孙氏虽然没有反对宋教仁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但这一改变毕竟主要是宋教仁的意志，与孙中山的关系不大。况且孙氏此后也多次公开表示赞成袁世凯掌握中央实权。真要谈败坏民初法制，那也只能归咎于宋教仁，而非孙中山。
孙中山对《临时约法》修改的真实意见是什么呢？孙氏自己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其政治代言人胡汉民与宋教仁曾有过一场激烈的冲突。胡汉民的主张是美国式的共和，因为&美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即无反复。&宋氏的回应是：&君不过怀疑于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下得下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胡汉民反驳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一九0五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仗。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简单说来，胡汉民与宋教仁的分歧是：胡汉民主张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宋教仁则主张内阁制和中央集权制。胡氏的意见虽未能完全代表孙中山，但纵观胡氏的整个政治生涯，其理念始终紧随孙氏，说他的意见相当程度也代表了孙氏的意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一次，因为防范袁世凯的缘故，宋氏的内阁制获得了革命党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
宋教仁的宪政之路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孙、宋之间在政见上有种种矛盾。宋氏遇刺后，孙氏发起&二次革命&，近年来不断被学术界指责为&断送中国宪政之路&。但考诸史实，宋氏的宪政之路，本就毫无成功的希望。
民初宪政之路成败的关键在于合理处置北洋系，但宋氏显然做不到
民国初建，对于如何将&共和&落到实处，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能称之为&顶层设计&者，则惟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以及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时过境迁来审视这三份&顶层设计&，其实不难发现，它们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即如何处理当时最具实力的政治势力北洋系，并将之纳入&共和&的轨道。
孙中山和宋教仁对北洋系的处置，简单说来，孙氏取合作态度，并期望将之纳入自己的&军法之治&当中；宋氏则取对抗态度，期望用改组后的国民党组建政党内阁，再用内阁制架空袁世凯。宋氏的这种对抗心态，在当日毫不隐讳&&1913年3月，国会选举全部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年仅31岁的宋教仁踌躇满志，发表演讲说：&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此一时期，袁世凯并未有任何破坏共和的显著行为，宋氏演讲如此走极端，直将一国总统视作仇寇，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即煽动民意来支持自己对袁氏的权力架空。为获取这种支持，宋氏不惜扭曲事实，为袁氏捏造罪行，如借外蒙问题点名斥责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说什么俄国制造外蒙问题前后，&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但考诸史实，袁世凯政府当日已尽全力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至于实质意义上的收回，已在当时的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外。宋教仁似乎还忘了，在事件爆发之初，其本人及国民党也是高度拥护政府的外交谈判政策的，直到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氏有望组阁，才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对于这种翻脸，梁启超当日曾撰文讽刺，讥之为：&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宋氏或许觉得，尽可能地抹黑袁世凯上台后的内政外交，可以为自己的组阁寻求到更多的民意支持，有了这些民意的支持，内阁责任制就能获得巩固，对袁世凯的架空才能落到实处。但问题在于：其一，北洋系是纯粹的武人集团，相对民党，具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而且对政党政治相当隔膜，几乎不参与政党活动；宋氏主张的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北洋武人并不认同。其二，宋氏所争取到的民意也相当有限。此次选举，有选民资格者不过10%，这10%当中，有多少人真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尚未可知&&《顺天时报》曾报道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上奉曰：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基层官僚尚且昏聩如此，底层民意对选举的认知如何，可想而知。袁氏有压倒性的武力作后盾，宋氏所倚仗的民意又如此脆弱，宋氏顽固地以袁氏为仇寇，其结局可想而知，可谓毫无成功的希望。
&&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部分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合影
没有实力作后盾，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是博弈不出来的，宋教仁注定要失败
宋教仁有一种理想，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政制游戏规则&&&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但新、旧游戏规则的转换，实质上是一场博弈，这种博弈，是要靠实力作后盾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孙中山在辛亥后鼎力支持袁世凯，放弃政治去修铁路，未尝不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清晰认知&&武力既不能抗衡，民意也是虚妄，孙氏说得明确：&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种判断，与胡汉民所说的&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其实高度一致。孙氏说&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并不是谦虚之辞。
另一&顶层设计者&梁启超，其政治理念，与宋教仁并无区别。辛亥后，宋氏重组国民党，梁氏也主持进步党，两党呈对垒局面，但恰如张朋园所说，&革命之后，时移势易，有原为立宪派而加入国民党者，亦有原为革命派而加入进步党者，而两党党义并无明显之不同。两党同以实现三权分立为目标，并不似后来之政党标榜主义。&宋、梁二人都对责任内阁制情有独钟，其区别仅在于梁氏将北洋系视作合作对象，而宋氏则将北洋系视作对抗对象。
梁氏之所以对北洋系取合作态度，既与其固有的开明专制理念有莫大的关系，也同样基于对进步党自身实力的认知。梁氏后来多次谈到自己与北洋系合作的初衷，是想要做一个引导者，将北洋系引入民主共和的轨道。1913年2月底，在国会选举结果出炉前夕，由梁启超的弟子、云南都督蔡锷出面，联合拥袁各省都督提出宪法要点：&（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这实际上是进步党及北洋系势力在向宋教仁喊话，表达对宋氏责任内阁制的不满与否定。袁世凯本人更对谭人凤明确表态：如果选举我任总统，我也要看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如果还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谭人凤与宋教仁关系极亲密，袁氏此举，显然是在向宋教仁交底：他不可能接受一个被架空了的总统虚衔。此时，距离宋氏遇刺，仅半月之遥。倘宋氏未曾遇刺，其与袁氏的冲突终究不能避免，宋氏无实力作后盾，仅靠操弄政治概念，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胡汉民的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主张，或许更具可操作性，对北洋系的制约也会更有效
时人送外号&议会迷&给宋教仁，可谓贴切&&宋氏确实迷信制度、法律对北洋武人的约束力。但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没有实力支撑的制度、法律，从来都不曾对袁世凯产生过真正有效的制约。回过头来看胡汉民的意见&&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在当日或许更具可操作性：短期来看，总统制确实会赋予袁世凯相当大的权力；但长远来看，地方分权式的联邦制，确能成为制约袁世凯偏离共和轨道的真正有效的力量。前者能满足袁氏的权力欲，后者能为制约力量的存在和发育提供制度保证。
民初是政治转型的关键时代。政治转型的实质是博弈，博弈的实质是妥协与实力。可惜的是，一度成为这个时代舞台主角的宋教仁，既缺乏实力又不懂妥协。其理想虽好，却毫无成功的希望。当宋氏的理想破灭，动荡时代再度降临。纪念宋教仁，不仅要重温他的理想，更应反思他的教训。宋的宪政之路，本是一条死胡同，不必移花接木将责任推到孙中山头上。
国民党疗伤“二二八事件”
2月28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出席&二二八事件66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再度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与家属鞠躬致歉。马英九表示，这类事件及白色恐怖事件，都是大家必须记取的教训，&我们面对历史，进行反省&。
何谓&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反省，包含了哪些内容？
&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非常复杂，迄今尚无统一意见
事件的近因是缉私血案，远因则与台湾光复后的经济状况有关
关于&二二八事件&，最常见的描述是：日，国民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在台北市用枪托打伤一个卖香烟的妇女林江迈，引发骚乱；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又开枪打死了一名抱不平的群众。缉私血案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28日上午，四、五百人发起游行请愿，冲击公署大门，要求行政长官公署&严惩杀人凶手&。其间，有民众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人，逮捕6人。当时台湾的主事者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引发一连串民众抗争和排斥外省人的事件。蒋介石与国民党要员商议后，认定事件是&暴乱&，急令军队赴台湾增援，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亦随之而来。
《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木刻版画,黄荣灿作
林江迈事件，只是&二二八&的近因。究其远因，实与陈仪成立长官公署、实行专卖及公营贸易制度有莫大的关系。日殖台湾期间，制定了许多条例及章程，日本投降，中央政府光复台湾，须将这些条例及章程变动。陈仪奉命接收台湾，设立了贸易公司与专卖局，没收了日本公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贸易盈余，在日据时期为&重要物资营团&及&拓殖株式会社&所得，如今全归贸易局所有。贸易局虽说盈余将用以建设台湾，并非与民争利，但实际结果却是民营公司工厂倒闭，民众失业，民怨蓄积，社会上甚至出现&日本狗去，中国猪来&一类过激言论；陈仪所谓&台湾人民由于受日本长期专政政治的统治，政治意识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国民党之&训政&才能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公民&这类言论，对台湾民众之自尊，也是极大的伤害。2月27日的缉私血案，实为这种久蓄的民怨，提供了一个宣泄的突破口。
事件前后还有许多特殊因素，事件本身也还有很多细节史实不清
事件中的另外一些特殊因素也值得重视，如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考据认为：事件发生前后，恰巧台籍日本兵及台籍浪人大量归来，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成为参加&二二八&暴动的主要分子。有不少台籍浪人及台籍日本兵，因在大陆地区仗依日本势力而为虎作伥，欺负大陆人，在日本投降时，受到中国同胞的侮辱，大陆人将这些人视为汉奸战犯，没收其财产，将其下狱，后因人数太多，政府下令这些人从宽释放，仅受理直接有暴行而经检举的案子。台湾光复后，这批人大量涌回，因找不到工作，又遍布全岛，在&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他们遂寻仇报复。黄彰健先生认为，这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迅速蔓延而难以收拾的一个重要原因。台湾学者王晓波则认为，当日台湾严重的粮荒，是民怨的重要根源；而粮荒的出现，则与日本人有莫大的关系。
事件的许多细节至今也尚未考据确切，存在诸多疑问。即以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林江迈事件而言，惯常的说法是老妇人林江迈系因违法贩卖私烟而被缉私队员殴打。但林江迈之女林明珠的回忆却说缉私队员是来买烟的，但因言语不通（缉私队员说的是国语，林明珠只会说日语和闽南语），&林明珠一时反应不过来，围在一旁的地痞混混见状鼓噪：&有人抽免钱的烟！&并且大声呼唤林江迈，&阿桑，有人欺负你女儿喔!&他们一哄而起攻击这个士兵，拉扯中，明珠的烟散落一地．在起哄下冲突愈演愈烈。士兵掏枪想要吓退围堵他的人，举起枪，尖锐的枪管刚好顶到了急着冲上前找女儿的林江迈头顶．撞出血来，围观者更加沸腾。被大人拉到一旁的明珠听到有人呼喊：&阿桑，你流血啦，还不快倒下!&&阿山仔，打人喔!&&&&至如最关键的事件伤亡数据，迄今也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死亡人数从数千到十几万，各种估计、统计相差极大，人言言殊，1992年台湾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推估数据，则为18000人至28000人，但该数据并不为学术界所认同&&对于此种事实难以澄清的根源，亲历事变的著名本省籍人士丘念台曾如此解释：&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变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做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
台湾国民党政府数十年来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
事件发生后，被国民政府定性为&有组织叛乱行为&；戒严时期成为台湾社会的头号禁忌
事态平息后，国民政府将事件定性为&奸党乱徒，乘机煽惑&，&有组织叛乱行为&&&但据黄彰健先生的考据，&二二八&事件武装暴动最激烈地区，如台中的谢雪红与杨克煌、嘉义的陈复志、高雄的涂光明、斗六的陈篡地等人并非都是共产党员，黄先生认为，谢雪红、杨克煌是台共，其余人则因史料 不足，只能存疑待考。&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将之归咎于&奸匪勾结流氓&，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共产党的领导。黄先生则研究认为，&二二八&事件是突发的，说是中共所鼓动，并不合乎事实。
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巩固政权，严控&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讨论，并在1950年5月匆忙宣布二二八事件就此结案，封存史料。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初，戒严时期&二二八事件&成了台湾的头号禁忌，几乎没有人敢提。
戒严解除前夕，国民党威权统治松动，民间发起平反运动要求政府正视二二八
1980年代，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日益松动，党外运动春风再生，党外杂志百花争鸣，民间社团也日渐发达。 1986年3月，民间社团台湾人权促进会以&省籍与人权&为题，举行座谈会，纪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其行动纲领第五十一条，便规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并定该日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见。&台权会和民进党的作为，为日后的二二八平反埋下伏笔。
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海内外台湾人社团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对二二八受难者作追思礼拜，希望政府和社会大众能正视历史的伤痕，疗伤止痛。&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共鸣与支持，越来越多社团加入，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也终于打破40年的沈默说出心中的痛苦。台湾人也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走上街头，要求还以公道。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逐渐让步，此后二二八事件不再是最大的禁忌，民间逐渐破除心中的恐惧，纷纷跨出自我设定的禁区。
1988年，李登辉说：&老的、过去的事情，没有需要每年都拿出来再唱&
但是， 当时台湾社会依然没有完全自由开放，政府仍不愿正视二二八事件。1987年，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黄主文昨天向行政院长俞国华质询时，要求政府不应再以驼鸟心态处理&二二八&事件，应尽快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如发现政府有错，应公开道歉，抚恤家属，释放无辜政治犯并让流亡海外的台籍同胞返乡。&俞院长答覆时指出，&二二八事件伤口早已&愈合&，今天没有必要再来揭开它，增加不幸的回忆。政府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做敏感问题，从来没有阻止任何人谈这个问题，也从未阻止任何人做学术研究。&
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次年二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就任仪式上，再次呼吁台湾民众忘掉过去，说：&今天我们人民的政治理念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对于这个老的、过去的事情，没有需要每年都拿出来再唱，为了进步，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后面，大家有这种态度的话，中华民国的发展会更快，这就是政府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国民政党政府对二二事件的看法岁已逐渐松口，但并没有承认错误，只是希望籍时间来消弭此事件带来的影响。
台湾解除戒严后，国民党在李登辉的领导下依然继续执政，国民党自不可能自动检讨过去对人权的侵害，因为承认了错误，就意味着在道德上否定自己的过去，也就影响了当下的民意，动摇了执政根基。而对于李登辉来说，国民党的过去同时也是他的过去，检讨国民党的过去无疑在否定自己。
1992年，台湾当局发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补偿受害者的同时主张不再追究加害者
1990年李登辉公开承认，他以前忘掉过去、向前看的呼吁引起朋友对他的批评。如今他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来面对过去。不过，他还是坚持认为&我们不要把过去的问题一直挖，然后再形成大家不和谐，或是大家不快乐的情况。&他希望&大家应该在快快乐乐之下，从大家的记忆中，把这个问题给过去。&李登辉所找到的新方法是，首先，在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以及&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对政府提出处理的建议。
199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出炉。虽然当时官方宣传该报告只限于&旨在说明事实之真相，并无判别责任所在的企图，然对于数位关键人物之所作所为，不能不加以检讨。&但是对于事件中关键人物包括陈仪、蒋介石等人，还是报告还是提出了评论和检讨。蒋介石的责任是&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过度信赖陈仪&&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而在事后则因为未能接纳民意，惩治失职者，&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确有考虑未周之处。&报告亦指出：&悲剧发生时亦有当时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存在（如政局动荡战乱不绝，无力支援台湾，复员工作自非短期所能达成，未能普遍为当时台民所了解），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虽然报告检讨了当时的领导层，但未对责任人作出实际的追究和追惩。
李登辉的第二项措施，是广建二二八事件纪念碑和&补偿&受害者。从年为止，全国总共完成了20座纪念碑。在受害者的补偿方面，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万元，监禁补偿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但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
反思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反思
单纯还原真相有时候并不能带来和解，相反，受害者的愤怒会被真相重新点燃
对于国民党在戒严结束后，对待二二八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台湾学者吴乃德批评说：&对加害者，我们几乎不闻不问。到底是谁应该为近万(或上万)的人权侵害事件负责？上面的数字包含了多少的鲜血、眼泪、残酷和不仁？到底谁应该负责？&&将近20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应该为这一万多件侵害人权、凌虐生命的案件负责。&&受害者有权利知道真相，知道谁应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许多人因此认为，也只有受害者有权利决定是否遗忘、宽恕或记忆。&
吴乃德还以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奴役黑人的历史问题为例，指出许多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和解，受害者并没有因真相大白而释怀；相反的，他们的愤怒被真相重新点燃：&一位因为支持黑人而导致太太和女儿被警察用邮包炸弹谋杀的白人说，他痛恨的一直是&体制&。可是12年后，透过委员会的证言，他终于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太太和女儿，他开始痛恨&人&：&我想，有一天我会杀了他。&&真相和解委员会&运作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认为，委员会让南非人更愤怒、族群关系更恶化。
&真相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
再者，坚持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对他们进行起诉和审判，往往会给寻求真相制造很大的难度。南非处理种族隔离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时，成立&真相委员会&以大赦和免于处罚作为&胡萝卜&鼓励加害者坦白罪行。因为没有得到某种形式的赦免之前，人们不太可能将他们参与或知道的罪孽全部泄露出来。而且若追究加害者，则可能威胁当前的和平。正如真相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所言：&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正义，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
因此，也有台湾学者担心过于纠缠过去，追究加害者，可能造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我们不难理解，许多现下的政治与道德争议，都与过去发生的不正义有关。正因为历史上的不正义，往往是今日许多怨怼、冲突与仇恨的来源，所以，为了社会的进步与和解，为了公义的伸张，我们理应有效地面对、处理这些历史包袱。毕竟，一个无法从历史中汲取共同的、进步的教训，而老是纠缠于过去恩怨的社会人群，是不太可能走出更美好未来的。&&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最大历史教训是：为了台湾人民共同的民主未来，请别再挑起战争，请别让历史悲剧重演，请别再冤冤相报。&
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与现实政治之间许多时候并不合拍
毫无疑问，为过去寻求正义与和平之间确实存在冲突。但无论如何，忘却或集体性失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正如有学者评论西班牙处理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时尖锐指出，&&宽恕和忘记&有时被描绘成变革的实质，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受到审判，也没有人被判定有罪。既然没有罪犯，也就谈不上宽恕，它只是一种忘却。&和解必须真相的揭示为前提，人为地掩盖历史真相，让大众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过去说拜拜，算不上真正的和解。
但具体到二二八，虽然台湾当局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反思历程，但历史真相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完全合拍，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往往各取所需，并不关心历史的全貌。其中最典型者，莫如外省人被杀问题在二二八反省层面的失语。事实当然早有定论，如戚嘉林的《台湾史》如此记载：&疯狂殴杀迫害外省人&，&腥风狂袭台北外省人&，&许多外省人横遭凌辱毒殴，惨死异乡台北&，&外省人哀号、求饶、仆地、呻吟、溅血、横尸、断魂&。当年的《新闻天地》也有报道：&他们没有目标的看见外省人就打，结果呢，原先作为对象的高贵大员丝毫无损，而遭殃的却是饿不死吃不饱的小公务员、商人、妇孺。&二二八事件因其肇因复杂而又发展畸变，具有复杂而多义的特性，故每当二二八纪念日来临时，总会有人以转型正义为名举办政治动员意味浓厚的大型活动，而藉此为特定政党或特定政治人物造势，每值此时，&现实&不需要的&史实&，往往遭遇遮蔽。台湾诗人杨渡就曾尖锐指出过这个问题：&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 　
通观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反省，有两个局限性值得注意：1、事件的真相迄今还不完整；2、历史之真相与现实之政治并不全然合拍。这或许是所有类似的历史创伤在疗治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吧。
日本何以能嘲讽中国的雾霾天气
前天，日本出台了应对中国雾霾的预案，建议居民在来自中国的毒霾浓度超出日本上限两倍之时减少外出。此前，东京政府已通过&致北京市长的亲笔信&等方式向北京市表达了&协助改善环境&的意愿。而日本驻中国使馆方面则不无嘲讽的说&现在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就像是在做动物实验的感觉&。
日本对中国雾霾天气如此&指手划脚&的底气何来呢？
中日经济总量接近，雾霾污染却迥异
引发雾霾天气的大气颗粒污染，中国已经居于亚洲和世界前列
北京时间日5时亚洲地区大气污染颗粒分布图
上图来自由日本大气和海洋研究所、东京大学、国立环境研究所、日本海洋地球科学和技术局联合开发的环境监控系统，图片显示近日中国中南部地区大气颗粒污染严重。
北京时间日20时全球光化学烟雾分布图
上图来自日本气象厅，图片显示近日中国中南部地区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且有向外扩散的趋势。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该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的最新研究结果，研究也发现，京津冀雾霾检出大量危险含氮有机颗粒物，这正是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之一。
数据表明中国的霾污染与经济发展成正比例
中国霾日分布发展图
中国气象局、中山大学环境学院、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使用年中国大陆743个地面气象站资料分析，绘制出了中国大陆霾日长期变化趋势图（见上图）。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四川省气候中心的研究人员同样通过使用中国567个地面观测站点的资料，分析了中国霾日的长期变化趋势（见上图右下角&&小图）。这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霾日稳定的处于低位，改革开放后则逐渐上升，近十年更是猛增；霾日的严重程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基本吻合。
然而经济总量与中国接近的日本，大气颗粒污染却远没有中国严重
2010年中国和日本城市年均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对比图（数据来自两国环保部门）
从上图可以看出，日本国内任何一个区域都做到了保持较好的空气质量。在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可入肺颗粒物）方面，虽然东京的机动车保有量早已超过800万辆（北京为500多辆），但PM2.5浓度基本可以达到每天每立方米不超过35微克的亚洲最严格标准。
昨天东京和北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