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到底在哪里|苏北|江北|吴语_新浪新闻
苏北到底在哪里
　　原标题：苏北到底在哪里
　　作者：姚白莞
　　来源：公众号“大象公会”
　　南京算苏北还是安徽？启东、海门人为何总是强调自己是苏南？被称为苏北人又为何会令很多人不悦？
　　2014 年 10 月 1 日，爆发了中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事件：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开赛前，上海知名解说员周亮介绍出场球员，将江苏舜天队员统统介绍为“苏北狗”。
　　事件在网上引起巨大的争议，最终导致周亮被供职单位开除。
　　“苏北狗”一词，针对的并非舜天球员们的籍贯出身，连外援都被周亮介绍为“来自巴西的苏北狗”。周的歧视对象，是舜天主场所在的南京。
　　除“苏北”外，上海话中的“江北”也可用来歧视南京。
　　这种歧视用词似乎并不“准确”，如果参考江苏省官方的划分标准，则南京根本就不属于苏北，而是正宗的苏南城市。江北一词更是显得地理没学好：南京位于长江以南，这个“北”字从何说起？
　　苏南苏北到底应该怎么区分？为什么被称为苏北人、江北人，会令很多人不悦？
　　五花八门的苏北标准
　　在吴语区的歧视用语中，无论是周亮的“苏北狗”，还是吴语区常说的“刚波宁”（江北人），都将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一网打尽。
　　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官方划分。江苏省政府将全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长江以南的南京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并被划归苏南；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经济较发达的北岸沿江地带；除此以外的剩余部分才是苏北。
　　这三大区域中，“苏中”纯属政府自行创设的概念，在民间缺乏基础，具体范围还时常变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苏省年鉴中，苏南就仅限于苏锡常三市，是全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样板，“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按照当时的划分，“苏中”一词除了扬通泰外，南京和镇江也被包括在内。
　　在“真正的苏南人”眼中，并没有什么“苏中”，无非是不那么穷的苏北罢了。 图表来源：2000 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官方观点不够稳定，民间对苏南苏北的划分就更混乱了。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韩起澜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问题采访过大量市民，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苏北的南界，有人坚持长江线，有人却认为应该包含长江南岸的南京、镇江，排除北岸的启东、海门；至于北界，有人认为不应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还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东的大量地区都归入其中。
　　苏北地域不但能跨省，还能跨国跨种族。一位 1949 年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妇在采访中表示，每当她在纽约地铁遇到素质低下、行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国黑人时，就会说他们是苏北人，“这样不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知识分子的划分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感情，把一个地区挪出或归入苏北。
　　海门出身的晚清状元张謇，对老乡被称为“江北人”颇有微词。据《张謇传记》一书记载，张謇认为盐城、阜宁、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门、启东，乃至整个南通、泰州地区，都不能算“江北”。
　　20 世纪 30 年代初，江苏省教育厅官员易君左作客扬州，在其散文集《闲话扬州》中公然宣称；“江北人的个性是剽悍，而扬州人非常文静···他们早就‘江南化’了。从隋朝开始，他们就代表纯粹的江南风格了。说扬州是江北的一部分是绝顶荒唐！”
　　看似“抬高”扬州人的《闲话扬州》，却曾因为涉嫌轻侮扬州妇女而被扬州人告上法庭，后和解不再刊印
　　与这些人相比，当代上海学者就不客气多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绪印编著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中，采取了“广义的苏北定义”，其从事上海史的后辈多延续这一做法。按照“广义的苏北定义”，不要说南通、泰州、扬州，就连今天隶属上海市的崇明岛，也算苏北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广义的苏北定义”倒是饶过了南京，没有把它算作苏北。
　　说江北话就是苏北人
　　苏北的定义难以统一，并不妨碍以上海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视。
　　在生活方式的各种细枝末节处，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并把其对立面视为“江北人”的特征：江北人爱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会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实不娇贵……以至于北方媳妇嫁到上海帮忙做家务，听到婆婆“哦哟，老勤快……”的夸奖，会越听越不是味道。
　　部分上海人对这些所谓苏北特征的敏感度，常出人意料。韩起澜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书中一则采访案例很具代表性：80 年代，上海某女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后，取消了婚约。在她看来，皮蛋是一种精细品，只能小量上菜，八个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如此不讲究，一定是苏北人，这婚结不得。
　　但是，很难说江南人是基于生活方式上的“高下”来区分苏南和苏北，这种歧视更多是他们自我认同的结果。
　　真正建构江南人认同的，是吴方言。
　　语言造成认同，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吴语区就是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自认高“江北人”一等。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却被硬点为“江北”，也正是因为它不属于吴语区。
　　据韩起澜记载，上海某历史学家与他闲聊时曾说：“苏北方言真难听···‘哪里’，我们说‘啥地方’，那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吗？但苏北说‘哪块’（la kui），你不得不承认这真难听，对吧。”
　　但是，被吴语地区人民区分为“江北人”的地区，说的也并不是统一的“江北话”。
　　吴语区所称的“江北话”，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普遍使用的江淮官话洪巢片淮东话和通泰片部分方言。
　　193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上海人力车夫大部分来源于上述方言区，即上海人口中的“江北话”地区。图片来源：上海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半月刊》，1934
　　作为汉语方言官话系统的一支，江淮官话分布于苏、皖两省中部，以及赣北和鄂东的广大地区，是有着 7000 万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内部口音各异，有些甚至还互相不能通话。
　　而“屌开头屄结尾”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淮西话系统，与江苏境内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亲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芜湖一带找到，归为安徽话才算恰如其分，连“江北话”的近亲都不算。
　　至于比江淮官话区更北的徐州地区，就更不说通常意义上的“江北话”，而是操与河南洛阳类似的中原官话洛徐片方言，与吴、淮一起形成省内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苏北的南界之所以难以划定，也是因为吴语区与江淮官话之间的分界，并不能与长江线完美贴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堑，呈现犬牙相入的态势。
长江两岸江淮官话与吴语分界线，图片来源：《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
　　如长江以北南通地区的海门和启东，历史上曾是长江出海口的沙洲，后逐渐淤积扩大，与大陆相连。这两地居民多为江南各地垦荒农民的后代，保留了各自的吴语方言。
　　而说江淮官话的南通、泰州其他地方，其方言也普遍混杂了吴语成分。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张骞那种把南通、泰州，至少把启东、海门挪出江北的观点，至今仍有许多认同者。
　　不过，吴语区虽然以方言区分江南江北，但他们将“江北人”视为歧视对象，显然不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吴语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话的“哪块”好听，在外省人看来就很莫名其妙。
　　对很多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吴语比“江北话”更“有文化”。这也符合人们本来的刻板印象，像“吴侬软语”本来只是苏州话的代称，如今却成为全国人民对吴语区的总体印象，其知书达理的形象实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吴语区的文化优势确实强劲，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常州——上海——杭州——宁波的带状地带，占据了两院院士分布图的半壁江山。
　　然而，这是因为吴语区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体系，若是向前追溯，吴语区的文化强势就没有这么突出了。
　　即使在江北城市已经下滑的清代，苏南地区在科举中表现抢眼，进士辈出，也主要是依托他们的人口优势。按雍正、嘉庆两朝江苏各府人口数量修正后计算出来的各府进士产率，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跟镇江、江宁、扬州、通州都处在相似的水平线上，很难据此分辨谁是江南谁是江北，唯独淮安和徐州显得特别弱势。
数据来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而且，即使是吴语区出身的文人，在其仕途中也不可能坚持吴音不改。读书人在正式一点的场合都要说官话，而江淮官话与明清官话关系密切，不太可能受到他们歧视。
　　此外，直到清代，江北文化重镇扬州出产的学者质量也异常显著。有人研究过朴学大师的地区分布，扬州有 44 名，居江苏省之首，全省朴学大师有 28.8%在扬州，全国朴学大师也差不多是 9 个中间就有一个扬州人。
江苏省朴学大师地区分布表，图片来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不过到了民国，扬州颓势难掩。朱自清甚至作有一篇《我是扬州人》，在文中哀叹：“扬州……衰落了，经济上是一落千丈的衰落了……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在他看来，江北之所以为江北，不受待见，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衰落。
　　但是，中国有那么多贫困地区，苏北相比之下远不算差，为啥偏偏是苏北人受歧视？
　　歧视究竟从何而来
　　苏北经济的衰落从清代就已开始，此前之所以繁荣，靠的是运河经济的发达。大运河曾经是联通江南与中原的命脉，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用的就是断绝漕粮的手段。
　　但大运河维护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会变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开海禁后，民间海运迅速发展，漕运船只逐渐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龙头，江南经济重心南移，与江北往来减少了。
　　1730 年，出于税收考虑，江苏省更是把苏松道的道台衙门从苏州迁往上海，这种变化趋势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彻底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的不均衡。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近代化进程，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树立起巨大的优势。
　　几乎与此同时，江北地区却连遭厄运。1855 年，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废弃，江北漕运变得聊胜于无，扬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无从挽回。
　　紧随运河废弃而来的是水利事业的败坏，苏北逐渐频繁爆发空前严重的水灾，大量农民南下逃荒，涌入上海等新兴近代化城市，成为继江南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集团。
　　不同年代上海市区居民的来源组成，图片来源：上海移民研究
　　在当时的上海，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很多员工招聘，经商结帮，人脉组织都围绕同乡同籍展开。江南人有近水楼台之便，率先取得较为优越的地位。但随后赶到的苏北人数量十分庞大，无疑对江南人的既有经济地位构成某种威胁。
　　但苏北移民毕竟多系逃荒灾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更无宁波帮这样的多金老乡助力，以至大多只能从事码头苦力、拉洋车、粪便垃圾清运等苦活累活，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自身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这种情况下，对苏北人群体施加污名化打压，实在是顺理成章。江南人和苏北人在种族上并无差异，彼此迥异的方言风俗，成为区分二者的主要标志，也成为重点攻击方向。
　　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戏中，嘲讽苏北人风俗习惯、夸张模仿江北话的段子常演不衰。
　　长期的打压排斥，使苏北移民在上海和其它江南城市中形同贱民。抗战期间，苏北人即被广泛怀疑为汉奸胚子。在工厂里，江南人占据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苦活累活则交给苏北人。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多为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1932 年 3 月的一份《申报》临时专刊，标题直接是：江北汉奸可杀。江南内部互称诸如宁波人、无锡人的具体籍贯，唯独对同样拥有具体籍贯的苏北人统称“江北”，无疑具有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意味。
　　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则多少沦为异类与对立面，备受歧视，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依然广泛存在。
　　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总能化解一切矛盾，在今天的上海，身份和认同首先体现为户籍，体现为身份证头三位是不是 3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上海户口，哪怕满口陕北腔，也能在住、行、学等多方面体味到现代化大城市的温暖。
　　相反，就算是土生土长的昆山人，上海市的政策也无时不刻地劝你回去建设家乡，不要贴到人满为患的上海来。
责任编辑：张颖倩 SN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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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战争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战争）
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5月至11月，与、、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混战，共产党称之为，或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后失势的领导人联合反共右倾和国民党军阀、、、发起，意图夺权挑战的，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中原大战背景
1928年6月北京垮台后，与、、的临时团结转化为激烈的内部斗争。
1929年的中国，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炮声不断，神州大地，战云蔽日，硝烟弥漫。其中打着“护党救国军”旗号的就有、、、、等部，先后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战争。然而这些人却都被蒋介石一个一个的击败，只有善于投机的的没有遭到打击，但是阎锡山知道，总有一天，蒋介石也会向自己开战。
1930年的元旦，蒋介石在《》上发表《以气节廉耻为立国之本》的文章，大骂反对者“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杀气腾腾的教训反蒋派，使督师河南的阎锡山心有余悸。
1月13日，前往参加军事会议并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得知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逮捕自己的密令后，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并决定倒蒋！
阎锡山回太原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奉蒋介石之命赶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锡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公开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武力政策，并公开指责蒋介石是引发内战的根源。
中原大战前的形势图
日， 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就任副总司令，3人分别在、、宣誓就职。冯玉祥在就职宣言中指斥蒋介石为国家动乱不安的祸根，历数了蒋介石践踏民主，弄权卖国的种种恶端，并发誓要为国家除此祸害。
宣言称：“近月以来，陕甘两省，大股土匪，到处焚掠，凡经被掠之人，周身悉现铁烙。迨军队拘获匪首，其身边皆带有委任状，乃煌煌全国主席蒋中正所颁发，至有数十路之多。”阎锡山就职通电称：“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有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必起而讨伐之。”
中原大战合作
在1927年宁、汉分裂的时候，与在徐州会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这就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这年八月，蒋因内部矛盾，曾经一度下野东渡日本，冯玉祥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促蒋复职外，并约同联名电蒋请其主持北伐大计。
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合影
蒋回国复职后，深感进一步拉冯的必要，在他一次到开封与冯会晤的时候，和冯结拜为换谱弟兄。在后一个阶段，蒋和冯在郑州、、、等处数度晤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在当时，蒋、冯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在蒋看来，冯对他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他的。在冯看来，蒋介石既有中央政府的凭借，只要与蒋靠拢，则一切困难和问题就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在这段时期内，蒋、冯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
在北伐军事结束以后，冯为了表达对蒋拥戴之诚，甚至要在郑州为蒋铸造（经左右劝阻未果）。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蒋的代言人有一次给冯的电报中，誉冯为“一柱擎天，唯公有焉”。他们这种相互利用的结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最后终于走向分裂。
中原大战分裂
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地盘的问题。
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派指挥等部战胜，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鹿和韩都是河北人，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冯以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区，更是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还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
虽然这时已将山东省的地盘许冯，但和济南都在日军占领控制之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非河北、平、津可比。当时冯认为他的军队在河北打退奉军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
不料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间蒋介石到石家庄与会面之后，却使冯的希望落了空。阎对蒋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的心事。他们经过计议之后，蒋便秘密决定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地盘都分配给阎。后来蒋为了对冯敷衍，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的部属，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和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都是阎的人，实际上统治北平市的人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
在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蒋还征求过冯的意见。冯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他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势说出把河北、平、津交阎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四省，并不为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他认为冯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故以交阎应付为宜。
冯对蒋的话不便当面表示异议，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冯在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冯的内心对蒋、阎是极为不满的。这是蒋、冯关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军队的编遣问题。
一九二八年七月，、、、等在北平会商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在前往北平路过保定的时候，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为了收揽人心，发出一个歌（）电，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的潼关红场整装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五十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对军队的编遣，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他并根据这个准则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原来他认为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可是他又考虑到，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应编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必然得不到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与蒋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的方案是，把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李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它杂军压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它方面，蒋对冯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看透了蒋的意图，便提出另一方案。这个方案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当然要由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间蒋、冯关系的作用。
蒋看到阎案于己有利，看不透阎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冯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故授意积极支持阎案。和对此案亦表同意。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案受到多数的反对，而阎案遂得以通过。冯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在这时便到处说冯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陷于孤立。
冯玉祥讨蒋部队在潼关红场整装待发
冯托病不出，召到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以便于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是常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亦无如之何。蒋介石虽明知冯是托病，但也曾两度偕亲往探视慰问，以示关切。还有一次，冯正在和部属谈话，忽报来访，冯立即卧床蒙被，呻吟不止。当时外边很多人都说冯患的是“心病”。
冯这次在南京，本想与蒋能有进一步的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蒋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合作下去，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以养病为借口离开南京，前往豫北辉县之百泉村。这是蒋、冯分裂公开化的表现。
的李、白看到蒋、冯关系破裂，认为反蒋时机成熟，就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统的，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李、白派代表温乔生到百泉谒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共同倒蒋。不久，衔蒋命到百泉促冯入京，冯则表示愿辞职出国留学，以备异日效力党国，并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代理，谢绝了南京之行。三月下旬，冯抵华山；邵力子和先后赴华山访冯。这时，蒋因桂系对他公开决裂，请冯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为条件。冯表示：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随即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着手进行军事部署。
但是，冯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实际上冯的计划是：把蒋、桂之争看作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收之利。不料的倒戈，使得桂系很快遭到失败。冯的计划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给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蒋、桂两方看来，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冯反而落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蒋借着韩复榘带兵南下的机会将韩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为尔后韩、石倒冯投蒋伏下了张本。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韩复榘联合叛冯投蒋。冯痛心韩、石叛变，对蒋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有亲赴山西拉阎反蒋的行动（当时对外表示与阎联袂出洋，实系故放烟幕）。本来冯、阎之间早就有过不少的矛盾。如：一九二五年冯的与奉直联军作战失利时，阎曾派兵在天镇、等处截击，使国民军遭受很大损失；还有前面所述河北、平、津地盘问题；编遣会议提案问题等等。冯一向对阎没有好感，但是为了达到打倒蒋介石这一目的，不得不冒险去山西拉阎，不料目的没有达到，反被阎软禁起来。不久，阎看到冯的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不利于己，又骗冯命令等于一九二九年发动了反蒋战争。由于阎的背约，致宋等很快地遭到失败。冯屡次受阎之害，对阎恨之刺骨；但在被软禁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和阎翻脸。当时冯的想法是：只有拉阎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冯在这一时期，把全付精力都用在设法拉阎倒蒋的问题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冯召由天津秘密到他被软禁的所在，对鹿面授机宜，令其回陕代理总司令职务。鹿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密派代表赴南京约见何应钦。鹿对他的代表说：“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他的代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表示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阎的当，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联合起来攻打山西。在鹿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是长于守而短于攻，在进攻山西时，只要不攻坚城，仅以少数兵力予以监视，以主力直取太原，胜算是满有把握的。
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的同时，并派、李火斤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石友三部自从由安徽移驻豫北，主要靠韩的接济，正在伺机取得一个地盘，对于联合攻打山西，当然表示同意。鹿和韩、石的这些电报，均被阎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得此消息大惊，感到对冯的软禁已无作用。同时，阎亦感到二、四两集团军已被蒋打败，而自己又曾经参预过反蒋战争的策划，迟早要和他算帐。而且这时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再迟迟不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自己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于是亲自去建安村访冯，表示坚决与冯合作，共同讨蒋。阎迎太原后，立即会同冯与代表以及各杂牌军的代表对讨蒋联军的和作战方略进行了会商，大体决定之后，冯即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中原大战过程
中原大战作战方略
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
（1）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为副总司令，以为总参谋长；
（2）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3）西北军以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武汉进攻；
（4）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
（5）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6）内定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定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于三月十日由山西回到。十三日接到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冯即亲拟复电，其原文是：“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这个电报虽以游戏笔墨出之，却表明了与彻底决裂、毫不妥协的态度。
三月下旬，冯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以部为第一部，由陕南出，经内乡、进出平汉线；以部为第二路，部为第三路，由陇海路进出郑州；以部为第四路，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续向河南进发；以部为第六路，沿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骑兵集中编为骑兵集团军，由指挥进出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以为后方总司令（以后又兼代陕西省主席），负责陕、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这时，西北军的兵力共有二十六万余人，冯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四月一日，冯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先是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发动讨蒋，河南势将首当其冲，他既不愿也不敢对作战，又不愿附冯打蒋，乃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三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他的骑兵师部乘机回到西北军），故西北军得以兵不血刃，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四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内乡、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骥南、豫东和皖北的、、万选才、和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济南。
这时，方面的部署是：以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分防徐州、、宿县；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拒止石友三部。此外，并以部警备南阳一带，部警备襄樊一带。
五月一日，、会于新乡，三日同车到达郑州。阎、冯会谈结果，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的李、白对讨蒋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东北的，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药之助；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蒋到底。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他们对此次大举讨蒋信心很强。阎到郑州的第二天，即在郑州之烈士祠召开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的部署：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津浦路由第三方面军担任，以徐州为目标采取攻势；陇海、平汉两路，因第二方面军由西北东调，集中需时，暂时采取。陇海线以第三方面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之一部均归第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直接指挥调遣；平汉线以第二方面军为主力，由樊钟秀部配合作战。在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带，设防封、、、许昌之线。以第二方面军第四、五两路军约十万兵力为机动预备队，控制在通许、、郑州、洛阳等处，以策应各方。主力如进攻津浦线，这支军队即长驱，以威胁蒋军后路；如蒋军主力由平汉线进攻，这支军队即转向，策应两路正面部队，以转移攻势。计议既定，阎即加委为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以便统一 。
中原大战揭开序幕
指挥陇海线方面的作战。会后，冯的幕僚某对冯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冯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盖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晋军善于防守战，而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则缺乏经验。于六日返回太原，冯亦回洛阳，临行时阎对冯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两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阎、冯这次会晤后，冯对部属极力称赞阎真诚合作的态度，对大局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随着郑州会议，中原大战便揭开了它的序幕。
陇海线的序战　整个战局的形势是，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因此，双方都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因为这一方面的得失胜负，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如刘峙、、、、、、、、、、秦庆霖、、、等部，都是蒋的精锐部队。阎、冯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有晋军的、、三个军及优势的炮兵部队；有西北军的孙良诚、、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及郑大章的骑兵集团，也都是战斗力相当强的队伍。所不同的是，蒋介石掌握了铁路和航运的交通线，军运迅速，在短时期内即可调动和集中大部兵力于战场，粮秣弹药的补给也很便捷，且士兵无长途跋涉之劳，可以保持饱满的精力。西北军就不然，在发动反蒋战争的开始，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分布在，距陇海路较近，比较容易东调外，驻在陕南的张维玺、部，就需要经过山岳地带，而且受到襄樊一带的牵制。至于远在甘、宁、青的孙连仲部，全靠徒步行军，就更需要较多的时间。这都是远远比不上蒋军的。
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名义上统一全国
从五月上旬开始，阎冯联军以为左路，由向菏泽、定陶搜索前进；以万选才为中路，孙殿英为右路，分别由归德、向、徐州搜索前进。、（他们是第三方面军的前敌总、副司令，在陇海线作战归、节制指挥）指挥的三个军及炮兵部队开到陇海线之后，徐即设司令部于兰封，并以大部兵力策应万、孙两部。
五月十一日，双方开始大规模的接触。因来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激战数日，万、孙两军逐渐不支，节节后退，孙部退往亳州，万部退至归德附近。蒋军以、陈继承、陈诚等师乘胜进攻，于十五日亲赴集督战，并以教导第一师围攻归德。适于这时，（的胞弟）因不满阎、冯而投蒋，以开会为名，诱捕于宁陵，万部即陷于包围之中，归德被蒋军攻破，师长万殿等被俘。其余部队由指挥突围西撤，代理万选才军职。这样一个突然的变故，立即造成了军事上极大的混乱。首先是原由刘茂恩防守的宁陵、入于蒋军掌握。晋军的部（刘茂恩归杨指挥）、部都受了一定的损失，而关福安部在混乱中失去掌握，损失尤大。蒋军占领归德后，其先头部队复乘胜占领归德以西的柳河车站，蒋鼎文部亦逼近杞县，企图与蒋军正面部队配合围攻兰封。至此，退往亳州的孙殿英，遂与友军失去联系。鲁西方面的部亦被部所阻，不能前进。由于刘茂恩的投蒋，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从而打乱了预定的计划。
陇海线西北军初试锋芒
因这一战役颇为得手，便亲自到归德督战，以期一鼓作气，把陇海正面的晋军打垮。他以刘峙的第二军团的主力部队向兰封猛烈进攻，并以空军配合轰炸。由于晋军预先在这方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方面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兵力既有增加，兼之采取守势，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得蒋军的进攻难于进展。蒋介石看到攻坚不利，乃向晋军的右翼扩张，以陈诚的第十一师由陇海路南侧挺进，致晋军右后感到很大威胁。看到这方面的情况十分紧急，乃不得不把控制在郑州一带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早期地投入战斗。这时，各军的位置是：晋军任铁路正面，它的左翼为刘春荣部，再左为部；右翼为孙良诚部，再右为庞炳勋部。孙部的正面为陈诚部，庞部正面为刘茂恩部。阎冯联军作了新的部署之后，全线即开始发动攻势。冯玉祥为了予当面的蒋军精锐陈诚部以迎头痛击，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从木巳县方面展开猛烈的攻击。
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他们的部队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陈诚部就遭到很大的挫折，几度被孙、吉两部包围，杀伤很多，只以陈部装备优良，机枪火力炽盛，得以突围而出。孙、吉两部紧紧跟进，陈部则节节后退。与此同时，全线其它各部亦有进展。激战十余日，全线为之动遥直至六月上旬蒋军援兵开到，将全线撤至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之线，方始稳住阵脚。这一战役，孙、吉两部进展最快，只以两翼之晋军和庞军前进迟缓，配合不够，致未能予蒋军以更大的打击。当孙、吉两部攻击前进时，前敌总司令曾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副总司令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出现于永城、夏邑一带，予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蒋军不少兵力。五月三十一日这天，在（今）的柳河车站指挥作战。郑部骑兵于夜间急驰八十余里，奇袭柳河飞机场，烧毁飞机十二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名，完成任务后安然撤走。当时郑部这支奇袭部队并不知道蒋介石就在机场近旁的柳河车站，否则蒋介石很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这时，反蒋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方面又打了败仗，与蒋有密切关系的某人曾担心地问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西北军在平汉线的攻势
在陇海线激战的同时，命令平汉线的第三军团发动进攻，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在这方面的军队为、、等部，这些军队均非蒋的嫡系。在战争初期，他们与阎、冯还有信使往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意存观望，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蒋军参谋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纪载：冯逆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冯军在这方面的队伍，最初为樊钟秀、石振清（万选才被诱捕后，石部调平汉线）、和（五月下旬表明态度，归冯指挥）等部，扼守许昌以南的及其以东的至之线，以后西北军的田金凯、倪玉声、、王和祥等部由陕南开到河南境内，即分布在平汉路以西鲁山，叶县，一带，并置主力于许昌之北，统归张维玺指挥，并派阮应武为前敌总指挥。刘汝明部则在淅川、一带监视杨虎城部。部的军控制在郑州及其以南地区，归直接掌握。
五月十六日，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浚由到督师。六月四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空军轰炸阵亡。冯得报，立即派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冯并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随即派孙连仲率部驰赴许昌增援，亦派骑兵司令进攻周口。西北军、葛运隆两师由许昌南进向漯河进攻，刘桂堂部亦在西华、周口之间与部激战。这时，桂军已攻入湖南，于六月五日占领长沙，八日进占。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于十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蒋军即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这时，冯又开始计划在豫东方面布置另一次会战。在平汉线击溃之后，冯即将孙连仲、、葛运隆等部调回，并令张维玺所率各部停止向南追击，两军即相持于漯河之线。冯军将领多主张乘胜直追，径取信阳，将蒋军逐出武胜关以南。冯则认为蒋军主力不在豫南而在豫东，如攻取信阳，其事虽易，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一旦蒋军主力从豫东进
攻，势必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处境。
且豫南之敌，遭此挫败，短时期内绝不敢北犯，正宜抽出大部兵力使用在豫东方面，以便再一次地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于是冯便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决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对“杂牌军”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蒋军精锐则予以狠狠的重创。当时平汉线的将领们都不同意这样做，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内线作战，要力求各个击破，而乘胜追击，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并且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效果则是很大的。第二，将战线向南推进，声势上既可发生极大影响，而且使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用兵力有困难。第三，对平汉线的“杂牌军”可起分化作用，使其转向我方。如果放弃了这个乘胜追击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平汉线的将领们曾托（冯的军事参赞）回郑州向冯陈述了这些意见，冯说：“现在我们要在东路布置一个口袋大战。至于平汉线方面，因桂军已退出长沙，纵然我军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对整个战局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反而有可能使我军陷于被动。还是集结兵力，针对敌人主力，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虽然冯把他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但是平汉线的将领门终以这样办是个大大的失策。
西北军的“口袋战术”
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便在幕后策动了一个“和平运动”，为他奔走和平的有、诸人。于致电，建议召开，以解决二、三届的纠纷，汪不同意。李石曾则在沈阳活动，促请出任调入。张于六月十二日致电阎、冯表示本人愿执调停之劳，当时反蒋军事正处于有利的形势，这个和平运动，对于阎、冯自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特别使蒋忧虑的是，由于战力的坚强，他的将士对西北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士气大为低落，固守阵地，不敢再作出击的尝试。曾为此写信给、和等人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不久，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并配备大部炮兵，由县、之间攻入，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侦知这一情况，便将计就计地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县、太康之线，诱敌深入。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的冯军多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正是乘虚捣隙的大好时机，便令各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集蒋军左侧背兜抄，左翼依靠陇海正面晋军的防堵，孙殿英部则在、拓城方面扰乱蒋军后方，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
适在这时，得到冯玉祥抽调孙连仲等部参加这一会战的密电，临时变更部署，急抽部由平汉线前来应援，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借分冯军兵力，蒋并亲赴柳河车站督战，以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的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已将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接着就发生了。蒋军损失惨重，仓皇中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溃退，一部经睢县向商邱溃退，张治中师掩护退却，损失尤巨。
这一战役，虽然给了蒋军以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各部对冯的命令执行得不够彻底，又加之临时变更部署，以致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使蒋军获得突围的空隙。这一役的战果，除截获汽车一百余辆和大批物品而外，对蒋军的有生力量则未能予以大量的歼灭。
中原大战亳州解围
自退守，即被蒋军王均部围困，以后蒋又派部协同王均部积极围攻。孙殿英虽与阎、冯军失掉联系，但以亳州位置在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对蒋军侧背威胁很大，故曾严令王、叶等部限期将亳州攻下。但他们屡次进攻，均未得手。蒋遂派前往亳州诱降，孙殿英不为所动，且将张钫扣留（后经前往营救，始获释出）。孙殿英在困守亳州的时期中，冯虽曾命设法空投过一部分弹药，但因长期被围（将及三月），终于弹尽粮绝，城内居民，情况更惨，而大量空投又有困难，经孙殿英迭电告急，冯遂决定令孙连仲率部前往驰援，第一步先解亳州之围，第二步再由孙连仲部会同孙殿英部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并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孙连仲于七月中旬经鹿邑进援亳州，与孙殿英部内外夹击，将王均、等部击溃，亳州之围遂解。鹿钟麟命令孙连仲、孙殿英按照预定计划向津浦路挺进。
孙殿英以被困过久，再三恳请予以休整的时间；孙连仲亦以数月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士兵过于疲劳，损失亦很重大，且亳州距津浦线较远，深入敌后，弹药和粮秣的补给都有困难，要求总部在粮、弹和饷项方面给以充分的接济，否则恐难达成任务。鹿向冯报告了这些情况，冯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撤至柘城、太康一带，亳州复入于蒋军之手，并且把原来控制在这方面的部队抽出两师兵力，分别开往陇海线正面和山东曹县一带。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次亳州解围是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撤往豫东，为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抽出一定的兵力以转用于其它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宿，在战略上是动摇敌人津、陇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但又中途变计，这是再误。因此，大家都把失掉这次奇袭蚌、宿机会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的支持不够。事实也确是这样。西北军长期驻防在瘠苦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都很困难。特别是孙连仲部，由于长途行军，任务紧急，运输不便，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携带，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所余已经无几；而兵员的伤亡，也未能及时地补充。
如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孤军深入，是有危险的。阎锡山对冯军的补给，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如郑大章的骑兵集团，驰骋于后方，无线电讯的联络特别重要，但是始终也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在兵员的补充方面非常及时，按月发饷，给养充足，并且发有罐头食品。而冯军则以军费困难，士兵生活极为艰苦，甚至连咸菜也吃不到，当他们看到阎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不止。
阎锡山在津浦线指挥晋军于六月二十五日攻占济南。七月上旬，即由各方面抽调大部兵力，陆续开到津浦线，一部由海运在青岛登陆开往胶济线，于七月中旬开始反攻。津浦线晋军首先受挫，节节后退。阎锡山为了挽救颓势，特派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见冯，请冯指挥陇海线各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当时冯的幕僚私下里议论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那里会有今天的情况。”冯对阎这种作风虽然也很不满意，但他为了顾全大局，自不能对津浦线的紧急情况袖手旁观，于是在八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的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在陇海路以南，以冯军为主分为左、中、右三路，左翼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出睢县，向宁陵以北地区进攻；中路孙连仲部由太康进攻归德；右翼孙殿英部由拓城进攻马牧集。并令铁路正面的晋军、铁路以北的刘春荣部及鲁西的部同时出击；郑大章部的骑兵深入敌后，展开活动；以部为总预备队。八月六日，全线开始总攻。中路孙连仲部首先将防守河堤岭之击溃，进至勒马集；孙殿英部亦逼近马牧集，迫使蒋军左翼不得不变更阵地，向后转移。惟宁陵一带因靠近陇海路线，蒋军有重兵防守，加以连日大雨，宁陵以北，河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以致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较慢。随即将宋哲元的预备队加入左翼（冯治安军是宋哲元的基本部队，因受冯直接指挥，控制在郑州附近及其以南地区，故未参加此次战役），协同孙、吉两部冒雨进攻，在泥水中展开猛烈的战斗。终以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遂胶着于宁陵以北、归德以西、以迄野鸡岗、之线。阵地被迫由原来的一条直线，变成了一个直角。
在冯军全线猛烈攻击的时候，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乃分电各将领固守鹿邑、、、、蒙城、、夏邑和亳州各城，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二级，赏洋五万元，借以激励士气。蒋介石并在柳河召集会议，他看到柳河、归德岌岌可危，准备由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地区退却，缩短战线。参谋长和军政部陆军署长（曾任冯的参谋长）均在会上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退却极为不利，应再继续苦撑数日，视情况的发展，再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曹浩森夙知作战向主稳扎稳打，非有十分把握，决不敢冒险深入。他们研究结果，都主张将控制在柳河附近的仅有的两个营加上去进行重点突击，俟稳住阵线后，再看情况的发展变化，一面调留守南京的教导师火速开来，解除左后方的威胁，然后再作新的部署。当时参加会议的向蒋自告奋勇，建议从右翼反攻，以分陇海线晋军兵力，即可保正面无虞。至此，蒋始中止了执行退却的计划，并悬赏全线各军，固守原阵地。恰逢大雨不止，冯军停止进攻，颓势才有了扭转。
当冯玉祥布置这一次总攻的时候，曾经对整个战局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战场在陇海线，其次是津浦线，再其次是平汉线。徐州是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极关重要的战略要点，如将徐州攻下，则津、陇两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影响所及，平汉线的“杂牌军”必将发生重大变化，那时，最低限度，大江以北将无蒋军立足之地。因此，冯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的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把所有的兵力都使用在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没有料到：晋军在陇海线正面虽然配备了不小的兵力，又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滂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战，在攻取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的作用。结果是晋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使蒋军得以抽出大部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攻取徐州的时机便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所断送。当谈到这些情况时，真痛心到了极点，不由得说出这样一句话：“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在这以前，冯的幕僚认为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无论在军事的配合上，械弹、粮饷的供应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阎对西北军的进展是在有意识地“扯后腿”。冯对这些话原不同意，可是从这次战役中得到的教训，使得他也有了这样的感觉，不象过去一样，说阎对他是真诚的合作，而是说：“阎百川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了。
中原大战急转直下
津浦线上济南的得而复失和陇海线上八月攻势的受阻，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便将津浦线方面的大部精锐部队分别调到平汉、陇海两线，并且把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以威胁陇海线阎冯联军的后方，并进扰陇海路西段，以截断西北军的退路。鉴于战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面将、葛运垄各部撤退到洛阳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归路；一面将平汉、陇海两路防线缩短，以便集结兵力对作最后的抗拒。蒋介石于八月二十四日下令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二十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蒋军由津浦线抽调的部队开到河南境内之后，一方面从经兰封、、太康集中主力于、周口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从平汉线以西分许多纵队，分途向、洛阳挺进，并于九月六日开始总攻。张维玺以两翼均遭到威胁，乃从许昌后撤。派冯治安率部增援，正在激战的时候，于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整个局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在张学良发表通电的前几天，即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准备向黄河以北撤退，冯当时尚在梦中（陇海线晋军，名义上是归冯指挥，而实际上则是由阎直接指挥，冯对这个问题最感头痛）。张的通电发出后，冯仍然希望阎锡山抽调有力部队开到河南，与蒋军继续作战。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但自己的实力尚存，只要阎能坚持到底，局势仍有扭转的可能。于是他一方面打电报给，请力持镇静；一面派张允荣往见，陈说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但是，汪和阎都失去了坚持到底的信心。当阎锡山接见张允荣的时候，态度消沉，连说：“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　张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亦不表示意见，只说：“退到山西再说罢。”张还想继续谈下去，阎即乱以他语，不愿再谈时局问题，不得要领而回。
由于冯的个性很强，看问题主观片面，虽然局势的发展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但是他仍在幻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因而对于退保西北的问题，并没有采取安全可靠的措施，仅仅派带着葛运垄赵登禹两师兵力防守于洛阳一带，因兵力有限，并不足以保证郑州到潼关这一段交通线的安全。他仍以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力下继续作战。可是等到碰了的钉子以后，他再想把军队转移到陇海路西段时，部已于九月十七日攻克洛阳附近的，西撤已不可能，便只有退往豫北之一途了。
当宋哲元率葛、赵两部移到洛阳的时候，宋的参谋长曾向冯建议：为了挽救整个西北军，乘晋军全部调出山西的机会，将西北军开入山西境内，使晋、陕连成一气，如此尚可在西北造成一个局面。因这时冯还想拉阎继续作战，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亦未表示反对。当时还以为这一计划颇有实现的可能。但是，情势的演变越来越坏，不但郑州附近的军队无法西撤，而且葛运隆接受了徐源泉的劝降条件，将宋逼走。宋退到潼关后，适杨虎城军追至，无力抵抗，即由渡河退往。这时，留守西安的刘郁芬，闻杨虎城军由潼关直取西安，自度无力抵抗，乃率同陕西一部分军政人员和卫队千余人沿北岸撤至朝邑。跟踪追至，杨虎城念及旧日情面，除将卫队留编外，余均任其退往晋境。最后由黄河铁桥北撤的西北军，计有：新编第一军，孙连仲的三个师，张自忠的两个旅和的卫队旅。除张自忠部先开到山西附近外，余部皆分驻于新乡、、一带。此外，由豫西过河到达的有刘汝明、赵登禹、和等部，均已残缺不全。
中原大战西北军崩溃
溃败的隐患
统率的西北军，是由一个发展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冯在这个集团中，一向有着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拿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和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维系这个团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又一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个人专断，缺乏民主。有些由士兵提拨起来的带兵官即使已经当了军长、总指挥，乃至当了省主席，冯对他们仍然象对待子侄一样，不肯给以应有的尊重和礼貌，甚至他们在他面前连吸支香烟的自由都没有。因此，有些高级将领渐渐感到太受拘束。特别是那些有了地盘的将领，更需要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环境，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韩复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拉了过去的。韩、石投蒋后，其他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仍很恭顺，但在内心里都有了自己的打算。
冯由山西回到潼关，他的将领们，一方面表现了一种见到亲人一样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位管着自己的“婆婆”又回来了，摸不清今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冯和见面后，首先问鹿：“今后应该怎么办？”鹿说：“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冯便把他联阎倒蒋的酝酿经过说了一遍，鹿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此事关系重大，须和大家商量。因为他所策划的联合韩、石攻打山西的办法已接近成熟，正在这个时候，冯忽然回到潼关宣布联阎打蒋，所以在鹿的思想上一时还扭转不过来。
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蒋而外，大家都默不作声。当时冯的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他们听到冯的做法和他们的意思恰恰相反，大家既不敢当面反对，也不愿表示赞成。会后孙良诚对人说：“我看先生（指冯）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刘郁芬等也都认为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当时大家恨阎不恨蒋的心理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鹿的幕僚某对冯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并向鹿建议：“应坚持拉蒋打阎，除去肘腋之患。如与阎合作，胜亦过不了长江，蒋退江南凭险固守，阎冯之间就会出问题，那时，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更不堪设想了，甚至求得退据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鹿虽深韪其言，但他看到冯的决心很大，且各方联合倒蒋之局已成，只得勉强地跟着冯干。
这时，孙连仲部分驻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孙本人也不愿对蒋作战。当冯打电报命令孙连仲率全部兵力东下时，孙尚欲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局面，冯则坚决要孙将全部兵力调出，在电令中甚至说出“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颈的话来，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孙连仲不敢违抗，只得将全部兵力东调。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蒋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阎活象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帐，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但是，冯的自信力很强，对此举很乐观。有一次对他的幕僚说：“这次举动，在军事上，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对付一个集团军，其它受蒋排斥的军队也都倾向于我们，我们的兵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再从政治上看，先生已表示和我们合作，的中委也和我们合作，表示也很好，足见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冯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估计很高，对蒋则估计很低；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部下，既没有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更没有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说服工作，仍然是象过去一样，独断专行，完全以命令行事。他认为的决心很大，对自己的合作是真诚的，这是打倒蒋介石的最好时机，谁要说阎不好，他就很不高兴，斥为不顾大局，他要依靠阎的合作，来达到他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蒋声浪很高，反蒋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瘠苦之区的补尝。因此，西北军在战争中依然表现了顽强勇敢、艰苦奋战的精神。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蒋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蒋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么？实在不愿意再去那里吃苦。特别是陕西省正在大旱灾之后，饿莩载道，既然离开了那里，谁也不愿意再回去。他们都在徘徊观望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加以四出派人，多方利诱，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将领便走上投蒋的道路。
通电发出后，阎冯联军中立即引起极大震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均纷纷自由行动，随同晋军撤到黄河以北；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的主张，并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将漳河铁桥加以破坏。所有这一切，都给的处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九月二十八日这天，冯在郑州接到的电话说：“十一口”（暗指吉鸿昌的吉字，因恐吉的行动动摇人心，故用隐语）发生了问题。随后，冯的参谋长也在电话里劝吉审慎从事。吉说：“我的事已向总司令报告过了，今后我一定对得起总司令，请大家原谅。”不久，冯知亦有变，派闻承烈前往见梁，探悉梁已率部离开原防地，谅难挽回，中途折返。防守许昌的第八方面军将领焦文典亦通电投蒋（焦曾请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邓宝珊在通电稿上签名，遭邓拒绝，焦即派兵将邓软禁，过了几天，邓始脱险赴上海），致平汉线军事受很大影响。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任应歧等部旋即在一带陷于的重重包围之中。陇海路蒋军先头部队复于十月三日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蒋军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冯在这时，遂陷入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苦境。
十月四日这天，、秘密到郑州与冯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阎、汪于当日夜间离郑北返，冯亦于次日率副总司令部人员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新乡。蒋军于六日进入郑州。
在战事已接近尾声的时候，为了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对善后问题的处理故示“宽大”，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并邀请与西北军有关系的、等于十月上旬到河南洽商收拾西北军的办法。冯命出面与之接洽，并表示本人不再过问。鹿向马、张提出的条件是：一、冯下野外游，希能予以便利；二、军队由鹿负责改编为十个师，以河南西部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三、拨给编遣费三百万元。但是，以吉鸿昌、梁冠英等已经投降，在新郑被围的张维玺等部亦已表示愿意缴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允许西北军这个集团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几经磋商，迄无成议。张维玺等经马福祥、张之江等的劝降，他们都接受了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名义，全部军队一律解除武装。
吉鸿昌被蒋委为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后，即调赴豫、鄂、皖边境，归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节制；梁冠英为第二十五路总指挥，调赴，归江苏绥靖督办张之江节制；葛运隆为第三十三师师长，所部由洛阳调赴湖北，把他们这几部分都隔离开来。在这个时期，张自忠也收到了的任命状，名义是第二十三路总指挥，因他的军队已开往黄河北岸，没有接受这个名义。在洛阳时，也从空投收到过一件第二十四路总指挥的任命状，宋看过后就把它撕掉。
十月八日，到石家庄与会面。他们鉴于大局急转直下，无法挽回，而蒋介石又坚持他两人必须下野，遂商定阎将军政交与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与，他们两人出国暂避。阎回到太原，便将军政作了安排，并声言去日本游历（后仅去大连躲了一个时期）。冯到了晋城，并没有表示出国远游的意思，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赴西北谋出路，并且有意扶植他的宠将孙良诚（这时孙本人已无一兵一卒），把退回来的军队都交孙节制，鹿钟麟自从与马福祥、张之江接洽失败后，很是失望。在南京接洽的代表李火斤、冉廷宾、等发来电报说：蒋的态度益趋冷淡，坚持冯、鹿均须下野。而停留在的孙连仲也在自谋出路，派、李汉辉到济南，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了的第二十六路的任命。冯的卫队旅季振同部也愿随孙共同行动，不愿退往山西。鹿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面打电报给冯说：即日骑马前往晋城，一面又对外宣称派参谋长代表前往沈阳，实际上他却秘密搭了秦的专车前去天津，同时发出漾电（十月二十三日）声明下野。这时，刘郁芬已离开陕西，冯对重返西北的打算才完全绝望，不得不离开军队前往退隐，以后又辗转移居于汾阳之玉带河。开入山西境内的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由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为军长。至此，惨淡经营历时二十余年的西北军遂完全瓦解崩溃。
中原大战影响
“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这期间，地方军阀混战也连续不断，如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
中原大战导致农村破产难民四起
战，贵州的王（家烈）毛（光翔）之战，四川的二刘（、）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等。频繁的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了痛苦和灾难。
蒋介石排除了异己，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劳民伤财的新军阀内战严重损耗了国力，战争结束一年后，爆发。
本来准备剿共的国军亦多数被调出，让红军有了喘息发展的机会。
中原大战评价
中原大战的结果虽然以代表中央的蒋介石胜出，但是他所倚仗的各种手法，包括以职位、金钱、美女收买对手部下，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虽然一时有效，但其实都无助增加国民党内派别间的团结。日后的，以至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的溃败，在某程度上都是国民党这种危机的再现。
．雷霆军事．[引用日期]
．中国网络电视台．[引用日期]
．搜狐新闻．　日[引用日期]
．中华网[引用日期]
．爱历史[引用日期]
刘秉荣．中原大战：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04月：53-78页
．新华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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