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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黑锅的曼昆
本月初，在哈佛大学格里高利&#8226;曼昆(Gregory Mankiw)教授的经济学课上，70多名学生退出课堂以示抗议。在罢课学生稍后发表的公开信上，学生们声称罢课是为了抗议曼昆教授用含有偏见的经济学教育误导了历年的毕业生，导致后者进入政府和金融界后犯下错误。与此同时，学生们认为曼昆教授在担任小布什政府经济顾问时，对政府决策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负有责任。学生们宣布，这次行动是对占领华尔街和全国行动的支持。
曼昆教授招来非议的观点是什么呢？根据公开信的列举，是这位教授宣称“经济活动中的公平与效率往往互相冲突”，还有“最低工资导致不充分就业”等等。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众所周知，这是当今西方经济学课程中的主流观点，尤其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推崇。至于曼昆本人，一般认为他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但在课堂上也有责任向学生讲授“主流”的经济学。可以说，曼昆这次是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背了黑锅。而新古典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更合适的代言人，非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莫属，前者以经济理论和政策见长，而后者则被认为是这一立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和社会哲学家。
弗里德曼令人生疑的“实验”
弗里德曼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活跃的经济政策顾问。他相信“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而为此开出的药方也极为简单明了：控制货币增长；压低工资和福利水平；大规模私有化国有部门，以使更多要素流入市场。总之，这个方案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后来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实验”。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主义为扩大总需求，扩大就业不惜扩大货币发行，结果是扭曲了价格体系，导致了资源错配。弗里德曼相信，只要政府将手抽回来，市场之手自然就会通过价格体系发挥作用。在现实中，控制货币增长，并压低工资和福利水平，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刺激投资和出口，使经济恢复增长，并带来就业和需求。
“新自由主义实验”的最早试水是在智利。智利阿连德政府在执政期间，致力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结果引发了通货膨胀。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利用社会对通胀的不满，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但对通胀照样无计可施。不想步前任后尘的皮诺切特问计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包括当时正声名鹊起的弗里德曼。在弗里德曼等人开出的“新自由主义实验”的刺激下，智利在1975年到1982年之间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阶段，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尽管相应的代价是失业率长期高企，不过在军政府的统治下，这并非是不可克服的困难。
自从古巴革命以后，拉丁美洲就成为冷战两大阵营争夺的焦点。70年代正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巅峰，而美国正试图从越南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伤口。现在，“新自由主义实验”不仅解救了智利军政府的困境，还捧出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样板，“智利奇迹”因此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撰写的小册子受到政学界和媒体的极力追捧，并获得了政治哲学家的声誉。
不仅如此，“智利奇迹”似乎还为“滞涨”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新思路。1979年，英国保守党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组阁，邀请弗里德曼为经济顾问。1981年，弗里德曼出任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不过，“新自由主义实验”在智利军政府下的魔力，到了代议制的英、美两国就水土不服，英国政府试图遏制工会，结果陷入与工会的漫长冲突；里根政府在削减福利上举步维艰，最后又重新回到依靠军事和政府支出拉动经济的旧路上；而最令政府感到不安的是，遏制通货膨胀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这足以摧毁任何代议制的政府，并折磨执政的党派。
到1982年，“新自由主义实验”在智利吹起的经济泡沫也终于破灭了。私人、银行和政府部门的负债飙升，企业大批破产，失业率猛增，一直被军政府压制的工会势力的开始抬头并日趋激进。到80年代末，皮诺切特被迫辞职交权，然后接受漫长的司法审判。而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借助英阿马岛战争的胜利，才得以度过了第一个任期中最艰难的岁月。至于里根政府，一直为不断增加的政府赤字而头疼。但有一个好消息可以抵消这一切，那就是令西方几代政治家恐惧的苏联终于出现衰弱的迹象了。由于苏联令人意外的政治崩溃，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改革，新的广阔市场已经打开。对资本主义来说，黄金时代终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降临了。
至于弗里德曼的盟友哈耶克早年也是一位经济学家。30年代中叶，哈耶克在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中，得出了与后来的弗里德曼类似的结论。但与他的老师米赛斯一样，哈耶克试图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后者当时正受到社会主义或经济干预理论的威胁。哈耶克对政治参与的热衷或许不如弗里德曼，但在知识上的野心明显更大。考虑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势，哈耶克认为最为紧要的是为自由资本主义寻找新的政治、社会哲学或意识形态。怀着这样的冲动，哈耶克在40年代以后转入政治和社会哲学的研究，并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职。
被符号化的哈耶克
哈耶克在政治和社会哲学领域的著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在这些著作中，哈耶克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奴役，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保证自由的唯一途径，为此他在晚年试图证明“自发社会秩序”。在70年代的氛围中，哈耶克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辩护显得独树一帜，他因此在1974年被提名，与贡纳尔&#8226;缪尔达尔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为自由放任主义辩护的冲动，常常会让哈耶克显得不合时宜。获奖之后，哈耶克总结自己多年来对货币理论的研究，写成《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其中提出政府不应垄断货币的发行权，而应由市场经过自由竞争选择货币，由此避免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奴役”人民。但是，这种观点显然不会被各国政府欢迎，于是这本书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7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放任主义的复苏，媒体和政府开始追捧哈耶克。在撰写文章、接受采访时，哈耶克对智利皮诺切特政权表示支持，这为他带来了许多争议。撒切尔夫人曾声称哈耶克是她的执政导师，但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哈耶克的政策建议往往过于极端或者说理想化，以至于没有政府敢于去尝试。但是，对于哈耶克出于自己的期望而在媒体上为政府做政策背书，后者必定是十分乐意的。后来，哈耶克被撒切尔夫人介绍给里根总统，但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外乎如此。一直以来，哈耶克就被认为是撒切尔-里根改革的政策导师，但这其实是误解。对皮诺切特、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改革有实际影响的，是在政策建议上更为实用主义的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和他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是在二十世纪早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芝加哥学派以反对凯恩斯主义著称，但事实上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和凯恩斯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弗里德曼本人，早期也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货币学派继承了美国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政策科学传统，哈耶克对此颇有微词。而哈耶克，以及他的老师米赛斯的思想背景是奥地利学派，这个学派兴起于19世纪后期，在方法论上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导致奥地利学派难以提出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却开拓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哈耶克后来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批评，就受益于新康德主义甚多。但是，奥地利学派在主流经济学界早已边缘化，学者会对哈耶克、米赛斯等人表示空洞的尊敬，但绝不会遵循其研究方法。而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其在政策上的效用十分可疑，却无疑已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以至于曼昆等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必须在自己畅销的教科书中写进弗里德曼的观点。
金融危机与哈耶克的遗产
在危机爆发以后，我们逐渐发现了另一个哈耶克，不是作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符号，而是作为一个过于天真，乃至于显得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者。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在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时代，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只是个神话。资本市场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因为货币的价格是由政府一手控制的。而金融资本和国家权力从来都是紧密连接的，没有国家权力的背书和支持，没有证监会、评级机构、联邦储备银行、国债，华尔街的大佬们一天也维持不了。在吹起泡沫时，金融界需要政府政策提供信用工具，需要次级贷款；在泡沫吹破时，金融界更需要政府的注资和支持，以免摔得粉身碎骨。这一切听起来很耳熟？这就是列宁在一个世纪前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你要问解决方案，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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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杨国英：深化股改才是稳定股市核心要义
日 06:18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杨国英
自8月下旬以来，我国A股市场经历了一场过山车般的轮回，先是连续的下跌，然后又是急速的拉升—从8月21日的2118.27点(收盘价)跌至9月5日的2029.05点(最低价)，12个交易日跌幅高达4.2%，但在随后的2个交易日内，A股市场却实现了近年来极其罕见的反弹，9月7日上证指数更是拉高至2145.00点的高位，反弹幅度高达5.6%。
A股市场此番异于常态的表现，显然与证监会近期的竭力维持股市稳定密切相关：9月4日，证监会网站披露证券期货监管系统维稳工作视频会议已经召开，同日，证监会通过媒体发话“严查造谣做空获利利为，并通报4起内幕交易案件”；9月5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牵头召开与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私募基金、信托公司和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的座谈会；9月6日，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视察河南省证监局时，强调“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同日，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证监会正配合财政部、国税总局等部门，对红利税实行差异化税率进行研究；9月7日，郭树清主席再次与鼎晖股权、弘毅投资、等私募界大佬进行座谈……
必须相对肯定，在A股市场持续震荡下行投资者人心惶惶之下，证监会及时启动维稳举措，具有阶段性的积极意义。如此，既可稳定损失惨重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情绪，又可为新一轮股改提供必要的缓冲期，更可为行将举行的“十八大”创造资本市场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在相对肯定证监会此番维稳作用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侧重于行政干预的股市维稳，其不但仅能收短期之效，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市场信号的失灵。
事实上，无论是结合A股市场最近2个交易日的表现、还是回顾此前A股市场的历史，我们均会发现，缺乏制度保障、以及企业赢利水平支撑的维稳，其结果极可能事与愿违。以A股市场最近2个交易日的表现而论，在9月7日上证指数冲高到2145.00点之后，随后回调至9月11日的2120.55点(收盘价)，回调幅度近1.2%，此番股市维稳的效应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以此前A股市场的历史而论，2008年7月底奥运前夕，其时虽然近几个交易日尚能波澜不惊，但是在随后一个月内A股市场却下跌了近16%，而日国庆60周年前夕，A股市场亦是在极短期的稳定之后，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上证指数持续震荡下跌逾6%。
由此可见，过于侧重行政干预，明显缺乏推动股市利好的长久“耐力”。而欲真正扭曲A股市场“熊途漫漫”的窘境，则不仅需要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要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不可否认，自去年底以来，监管层已经陆续推出包括、退市制度以及鼓励分红等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在理解新一轮股改成效尚需时间彰显之余，我们亦有必要指出，上述改革仍有进一步深化和落实的必要。比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门槛，以此抑制大规模的IPO扩容；再如，退市制度改革，我们有必要明确在过渡期结束之后，坚决取消针对借壳重组的优惠政策；还如，针对上市公司分红，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鼓励，而且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从而通过系统的分红制度，解决A股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过于被动的局面。
除此之外，在当前宏观经济持续不景气、企业赢利能力明显弱化之下，我们还需谨防过度维稳对A股市场形成的价值扭曲。这是因为，缺乏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有效支撑，任何形式的股市维稳措施，都有可能形成变相的“拔苗助长”，而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大幅好转，不仅与监管层的监管倒逼、以及上市公司自身的内部治理有关，更与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以及我国具体的税收政策、产业政策、资源分配均衡、以及行政职能转变等密切相关。
基于此，面对A股市场今年以来持续震荡下行的窘境，我们希望监管层不过于沉迷于股市维稳的短期功效，而应用更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催生出A股市场的长治久安。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决策层能够启动包括税收减负、政策资源分配均衡、以及行政策职能转变等一系列全局性的经济改革，从而有效抑制宏观经济持续下行、以及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的趋势，以此为A股市场真正走出“漫漫熊途”提供业绩支撑。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林伍：信贷资产证券化勿成银行“换手”游戏
日，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布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公告和发行利率确定公告，标志着本次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工作已全面启动且进展顺利。本次发行以国开行为发起机构和委托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和受托人，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发行，规模为101.6644亿元。根据相关报道，本次发行也是继2012年8月资产支持票据问世后，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闸门的再度开启。
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始于2005年。从2005年到2008年间，国开行、、、浦发行等曾先后涉足其中，做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其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中止，直至2012年5月中旬央行、、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重新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
对于本次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重启工作，监管层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并从基础资产、机构准入、风险自留、信用评级、资本计提、会计处理、信息披露、投资者要求、中介服务等九个方面提出了原则要求。毫无疑问，本次发行也体现了对于《通知》精神的严格贯彻。例如，在基础资产方面，《通知》要求证券化入池资产的选择要兼顾收益性和导向性，既要有稳定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又要注重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
本次发行的入池贷款主要集中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铁路运输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和其他等少数行业，其入池金额占比分别为29.98%、20.15%、15.50%和9.84%；入池贷款均为正常类贷款，资产池加权平均信用等级为AA1，资产历史信用表现良好。从机构准入来看，作为本次发行的发起机构和委托人，国开行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具备AAA/A-1的最高信用等级，且已经成功发行三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并担任贷款服务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介服务方面，以国开证券、证券为主承销商，由52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组成的承销团足以为产品销售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综观本次发行，出于试点原因，相关各方在产品设计、市场销售等方面已作了精心准备。因而，本次发行应无大碍，资产池违约事件的发生也应属小概率事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本次发行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后续推进具有多大程度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仍有待观察。
首先，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在于增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并通过信贷资产的“真实出售”及结构化的安排，实现商业银行的适当风险转移。但从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结构来说，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仍有较大疑问。根据本次发行安排，优先档证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次级档证券在认购人之间通过协议进行转让。尽管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参与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保险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用社和企业等，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数额庞大的银行资金，其余参与者只是配角。因此，在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主要投资者的市场上，证券化信贷资产可能引发的悖论是：在试点阶段，从单个银行来说，证券化其信贷可能实现其风险转移；但一旦扩大范围，那么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无非是左手换右手游戏，并未实现银行体系的风险转移，这显然是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初衷相悖的。
其次，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资产证券化的前提之一在于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外国投资者等)的踊跃参与和产品/市场流动性的存在。但从此前的试点情况来看，似乎并非如此：由于一级市场需求疲弱和二级市场流动性较差，发行少人问津，产品主要是银行间互相持有，交投较为惨淡。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仅仅是一种增强银行资产流动性的手段，但并非是解决资产质量问题的最终出口。其基础在于稳定、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存在，一旦失去了未来现金流，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道理来说，期冀通过证券化来大规模化解地方政府负债、或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将有可能将这一产品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因此，仅从金融创新角度看，本次发行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但相对于发达资本市场，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无论是从、产品设计还是市场建设方面，需要学习的地方仍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要达到成熟市场的运行规模和标准，其前行之路仍然漫长。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
周宇：朝鲜：经济改革再启动？
近日有报道称，平壤正考虑尝试货币改革。这是近期集中爆发的关于朝鲜将要在经济政策上有所动作的诸多消息之一。
2009年底，朝鲜曾经进行过货币改革。彼时，金正日尚且在世，但金正恩已经被逐步推向公众视线，且速度远远快于当年金正日接班金日成时的情形。那时，分析家普遍认为，一旦经济货币改革成功，将成为“未来之星”金正恩的巨大功绩而予以宣传。无奈货币改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多年来，朝鲜银行、金融体系几乎彻底瘫痪。甚至和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中国之间，货币也无法兑换。朝币和人民币兑换汇率基本上由黑市控制，浮动较大。而在朝鲜国内，由于存在银行的钱随时可能被征收，且难以取出来，因此民间通常将现金藏在家里。再加上几乎所有经济都是国有，也无所谓税收。因此朝鲜政府实际上对经济的操控能力非常有限。
2009年货币改革，朝鲜发行了新的货币，但是限制老货币兑换新货币的额度。近年来在民间贸易中稍有积蓄的民间财富瞬间易手。一时间，边境民众纷纷抢着将家中仅存的朝币兑换成人民币等外币。由于商品无法定价，以及此间朝鲜官方对民间市场的限制，导致朝鲜民间贸易几乎停转。这对民间经济以及底层民众的生活形成了巨大冲击。政府甚至一度宣布持有外币为非法。
但此次货币改革，令外界得以明确知晓民间市场在朝鲜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尽管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朝鲜民间已经产生了大小不一的自由市场。这些自由交换的市场保证了不少城市和乡村底层民众的食物和生活用品来源。
笔者在2009年赴朝鲜期间，发现与中国丹东接壤的新义州火车站上挤满了背着巨大包裹的小贩。他们乘坐火车，将整包的商品从中国或是新义州的批发市场进货，卖给全国各地。而封闭管理的特区罗先特区，也是朝鲜内地进货的重要源头。今年6月，有中国游客看到，平壤市中心通往机场的道路两侧，有绵延数公里的路边摊市场。对于官方来说，这些市场是与计划经济平行，但完全无法控制的经济，因此希望通过货币改革，令其可被政府操控。
金正恩执政后，能否进行经济改革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海外媒体时常对朝鲜的变化有令人振奋的报道。他们观察到了朝鲜的许多细微的变化。比如朝鲜学术期刊对经济改革优点的暗示，以及朝鲜派遣干部赴中国学习、加快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等。不过，中国的专家，以及韩国主流媒体对朝鲜的变化始终持谨慎的观察态度。甚至有不少专家明确指出并不认为朝鲜存在经济改革一说。而笔者去年、今年两次采访在朝鲜投资或是对朝贸易的中国人士，均表示毫无变化，并且不认为朝鲜短期内有改革的可能性。实际上朝鲜本身已经高调坚决否定存在所谓的变革。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7月29日发表题为《指望朝鲜发生变化是痴心妄想》的文章，严词谴责外部对朝鲜的各种猜测。
不可否认的是，变化确实发生在了朝鲜。最为直观的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烂尾楼—柳京饭店竟然完成了外部装修，终于成为平壤的靓丽一景。这个原计划拥有3000个房间的金字塔形巨无霸酒店兴建于1982年，原计划1989年竣工营业。但一直烂尾无法竣工。2009年笔者入朝期间，原本裸露的柳京饭店进行了部分外装修后再次停工。而今年韩国媒体获得的照片中，柳京饭店外部看上去已经完全竣工。
此外，平壤还兴建了不少免费提供给居民的住宅楼、商场、游乐场等。中国与朝鲜关于罗先特区、黄金坪岛等地的合作开发，也不断传来消息。甚至有报道称，朝鲜鼓励外国人在朝鲜购买房屋。但是与以往无数传出的朝鲜对外经济交往的消息一样，这样的消息大多没有下文，至今仍未见到实质性进展。需要分清的是，再多的工程建设也并不等于经济改革。朝鲜对外的各种经济动作也许是需要钱，同样与经济改革很可能毫无关系。此次传出的货币改革消息没有任何细节信息，如何改，是否真改，外界一无所知。
积极的消息也不是没有。《纽约时报》认为朝鲜可能即将推行经济重振计划。报道引述朝中社消息称，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将在9月25日召开。这个会议通常一年才开一次，但今年4月已经开过了一次。这次备受期待的会议被认为可能会推出经济改革方案。该报道引用7月份以来的韩国媒体来自朝鲜内部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称：金正恩计划对集体农场和工厂采取激励措施。此外，还将允许农民保留30%的收成。改革之后，工厂将可以自主选择生产何种产品。工厂将与国家分享利润，并自行支付工人工资。
如果上述情形真的实现，那么与朝鲜数十年鲜有改变的配给制、高度计划经济相比，确实算得上是改革。不过，朝鲜任何与改革有关的信息，只有真的发生了才能算数。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
作者系媒体人
吉富星：货币政策应立足长远、稳中趋紧
2012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0%，1-8月比去年同期上涨2.9%。但与此同时，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却同比下降3.5%，创下2年多以来的新低，1-8月同比下降1.3%。从PPI走势来看，实体经济运行依然较为疲弱，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处于去库存时期或收缩期。从以上数据初步看，CPI近期小幅反弹回升、较长时期内处于低位徘徊，同时，PPI一直偏低，预计今年4%的CPI目标可实现。在当前通胀可控、实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许多人认为货币政策松动有较大空间，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又起。笔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应着眼于中长期，不应简单地演变成当前“稳增长”、乃至“保增长”的工具。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数年里，许多国家的决策者为避免经济衰退和高企的失业率，不得不屡次动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危机时期已无法兼顾未来的通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尽管也面临经济下行风险，但基本面依然很好、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故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立足于长远，更应在“危机”中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我们已经习惯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面对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多年来都望尘莫及的7%的增长目标时，我们反而“坐不住”了，一旦CPI降下来，很多人便期望推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增长”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导致有些政策出现“摇摆”或短期化。过于宽松货币政策虽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负作用、后遗症非常严重，2011年“稳定物价”仍记忆犹新。当前应充分权衡未来的通货膨胀与目前经济增长，审慎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通货膨胀是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CPI是观察通货膨胀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不能完全说明通胀水平。由于政策的时滞性、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仅从当前的CPI数据研判未来数年通胀依然保持较低水平，显然是缺乏依据的。通货膨胀与货币、需求和成本或供给等因素都有关，这些因素在各个时期、各个市场对通胀影响各有不同。改革开放30年发生多次高通胀原因各有不同，但大都离不开货币这个因素。随着经济开放性和市场化程度加强，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则更为复杂，不仅有国内货币超发因素，还有国际上输入型、需求拉动、成本推进、自然灾害等多个因素。
多个实证研究分析表明，我国的货币供给M2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显著性很强。从长期来看，食品价格上涨只是表象而已，货币超发是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我国货币供给M2增速超出GDP增速长期存在。最近10年(年)，我国GDP增速平均为10.8%，但M2增速平均达到18.1%，M2增速与GDP增长率之间相差约7%。货币超发带来了明显的通胀效应，但同期10年的CPI平均约为2.6%，远低于7%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通胀也受到货币流通速度、投资或消费行为变化及其他结构性等因素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货币扩张是通货膨胀的主因，正如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从基本面看，支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较强，但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也较多、各种通胀预期也上升较快，潜在的通胀风险不容忽视。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措施包括增加有效供给，并控制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多年的货币流动性充裕，如M2在2009年、2010年分别达到27.7%、19.7%，目前依然不断采用“松货币”并不理性，应严防未来“滞胀”的出现。
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前应适当放低经济增长预期(如7%或6%)，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考虑“近忧”又关注“远虑”。货币政策须立足长远，目前应稳中趋紧、优化结构，更多依靠财政政策、经济体制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实现较高质量的适度的可持续性增长。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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