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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中国可不是当年日本，特朗普突然变脸，口气转温和中方需谨慎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建筑人力资源市场发展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在市场竞争方面，建筑人力资源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市场正面临着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建筑人力资源行业有进一步洗牌的强烈要求，但...
　　北京时间4月8日晚上，特朗普总统在最新发出的推特中表示：　　特朗普的语气突然变温和，这是否代表了他态度的转变，或者他只想用这个推特安抚国内的不安情绪，缓解股市、期货市场的压力，以及舆论的不满。　　北京时间8日晚上，特朗普在最新发出的推特中表示：　　习近平主席和我将永远是朋友，无论我们的贸易争端如何。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税收将会变成互惠的，中美将会在知识产权上达成协议。两国都会有伟大未来!”　　这条最新推特与特朗普之前推特在语气上有变化，对习主席和中国都表达了尊重。与此同时，他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是含混的。他一边表达了对中国单方面“取消贸易壁垒”的期待，一边表示双方“将会在知识产权上达成协议”，似有主张双方各让一步的意思。而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和要求中国“尊重美国知识产权”一直是华盛顿在这场贸易战中的两大要求。　　就在两天以前，特朗普对中美贸易使用的是“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强硬措辞。　　美股才是美国真正的软肋?　　此前，特朗普最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股市狂跌!　　据了解，　　3月23日，特朗普宣布对华征收关税的当天，道指就大跌近3%，1.2万亿美元的市值没了。　　4月1日，中国宣布对美产品加征关税之后，道指周一又大跌了2%，又是一个8000亿美元没了。这下特朗普坐不住了，自己发推特：我们没有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白宫官员也出面紧急喊话：股市乖孩子，别怕，中美两国的关税提议只是第一步，关税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4月6日，特朗普抛出1000亿美元关税牌后，美国股市应声下跌，道琼斯股指，盘中跌幅一度超过700点，收盘时跌572.46点，跌幅2.34%。　　中方需谨慎　　据环球时报，三位中国重量级美国问题学者都表示，他们无法准确把握特朗普发这个推特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否代表了他态度的转变，或者他只想用这个推特安抚国内的不安情绪，缓解股市、期货市场的压力，以及舆论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中方明确表示，中美近来经贸高官没有进行谈判，这一消息在美国投资界引起很大恐慌。几大金融指数都在下挫，共和党内批评特朗普的声音加重，农业和汽车等行业反对贸易战的声音进一步增加，这些动向都对白宫不利。　　总的来看，华盛顿显然没有预料到中方对美国301项下对中国产品的征税计划有如此强烈反应，中方的不妥协让其不适。美国舆论一直对白宫一施压中方就会让步、特朗普总统的征税计划只是筹码抱有期待，并且白宫给公众的信息也是美中一直在谈判，而且有望达成协议。　　眼看着中美贸易战真打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舆论滑向悲观，特朗普总统新发这个推特看样子有抬升国内舆论气氛的意思。　　有学者谈到，不仅特朗普总统，整个美国政治文化习惯于多管齐下、多重信息一起上。中美近来贸易冲突期间，美方的态度就一直是多重的，有很强硬的声音，也有软身段的表示，这未必就是“完整的战术”，但它的实际效果就是“软硬兼施”。　　从特朗普新发的推特中，我们至少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最初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坚持原则、以不变应万变是产生了作用的。　　很多西方人以为，北京最重面子，只要有体面的台阶，中国人就会愿意往下走。其实贸易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利益这个里子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把经济搞好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这方面的清醒会一直得到坚持。　　所以，美方建立起公平的对华贸易态度才是最根本的，白宫这方面的转变也才是中美两国经济界和广大公众真正期待的。　　美媒提醒特朗普：　　今日中国可不是当年的日本　　白宫正从上世纪针对日本的贸易争斗中寻找经验，用于目前的对华贸易战。但这两个时代既有相似性亦有鲜明的差异。　　与如今的中国一样，彼时的日本对美也有巨额贸易顺差、利用产业政策使本国企业变为全球巨头并利用各种方式获得美国技术。美国当时用来迫使日本就范的主要手段，也是如今被特朗普用来对付中国的美国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共和党“贸易武士”克莱德o普雷斯托维茨称，“当初(对付日本)很管用。”但甚至他自己也怀疑这种策略能否再次奏效，“(如今)中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中国是庞大且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北京坚信中国将恢复世界领军者地位，并正在该过程中打造一支世界级强大军队。而日本是小国，其全球野心已在二战期间被掐灭，还要依赖华盛顿保护。这意味着日本从来没有报复美国的贸易行为，甚至从未威胁过报复。　　这与当今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在特朗普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不到24小时，北京就宣布对等报复措施。特朗普称将再对中国其他商品加税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义正辞严地表示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　　日本通过让某些成功的车企和电子企业在美建厂，来使贸易战降级。但这种做法不对中国适用。荣鼎集团估计，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为290亿美元，同比下滑约1/3。美国越发以担心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企收购美科技企业。　　中国正重点打击对政治敏感的美国商品，旨在通过令贸易战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而迫使美国退却，即便这场争斗有损中国经济也在所不惜。美国游说者正聚焦(贸易战)对美国农场主的潜在伤害，后者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　　长期以来，美国总统一直高估他们在贸易战中的优势。如今特朗普已对华发出威胁，但其副手们又试图通过声称并未爆发贸易战来安抚市场。曾为克林顿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的美国前贸易代表米基o坎特说，这种不确定性破坏了特朗普在(美国)国内以及在中国人中的可信度。　　福田康夫：　　中国应吸取日本对美贸易摩擦的教训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如今，中国在很多领域进步飞速，直逼美国，令美国颇有压力感。这与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情形非常相似。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4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如今，中国在很多领域进步飞速，直逼美国，令美国颇有压力感。这与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情形非常相似。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在被迫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在短时间内迅速升值。这种剧烈变化也对日本的市场、产业、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惨痛教训，提高警惕，谨慎行事。　　以下为人民日报刊登的全文：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幸福。“一带一路”建设便是一项具体行动，通过促进各国合作，实现共赢共享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让所有参与国，乃至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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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1985年5月，摆在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让美国议会提出的两百多桩贸易保护法案成为现实，其中每一桩都与限制日本商品进口有关；
要么，就得接受美国改造自己国家货币和金融市场的无理要求。
刚刚履新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会面时对他半开玩笑半威胁的说，“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十分高涨，而且在近几个月内会继续恶化，有好几项保护主义的法案已经提交国会审议了。”
“如果你想要阻止这些立法，甚至让总统发动否决权的话，那最好采取些短期就能让他看得到实际效果的措施。”
贝克所指的措施，就是让日元升值，同时减税和扩大内需。多管齐下，以解决两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问题。
就在三个月前，美国参议院以92：0全票通过了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的美日贸易共同法议案，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们更迫不及待的提出要对日本所有进口产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二战后的老大哥、冷战时的盟友突然亮出的獠牙，就算是当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汗毛倒立、别无选择。
既当过财政部长，又当过美国国务卿的贝克，时代周刊对他的评价是“痛恨失败的绅士”，图片来源：Times
日本不是没有做过反抗的努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两国为纺织纤维产业的贸易摩擦首次交手时，日本政府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不但严词拒绝了美国让自己限制毛纺化纤产品出口量的要求，众议院甚至还全票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干涉日本的贸易政策。
结果，日，美国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对一切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并停止把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加上纺织行业的出口受挫，让日本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
两个月后，日本政府服软妥协，接受了美国关于解决纺织品问题的方案，并以政府赔偿方式弥补了日本纺织业的损失。
老大哥之所以是老大哥，在于他治你的办法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因此，当12年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到访时提出“日元因为人为的关系被低估了，而汇率对美日贸易影响巨大，日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时，安倍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
和他的儿子一样，老安倍只是个政客，而舒尔茨却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建筑工程公司总裁、尼克松前政府的财政部长，在这样的人面前谈汇率和贸易，是很容易被套路的。另外，安倍大概也是想起了十几年前处理贸易摩擦不当后的惨痛教训。
财政部长时期的舒尔茨曾因为结束固定汇率制度登上时代周刊，图片来源：Times
就在他们会面的同一时间，美国嘉碧乐货车公司总裁李摩根正在联合学术、法律等多界大佬，共同起草题为“美元与日元的不匹配：问题的所在与解决方案”的摩根报告。
摩根的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屡次败给日本小松制作所，他恨得牙都痒。
这一报告将当时的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归结为三点问题：
快速恶化的贸易收支
相对日元不断升值的美元汇率
美国政府在汇率政策上不作为，导致本国产业受到进口产品的恶意冲击
这一报告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迫使日本进行“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对日本高压式谈判的纲领。
回到文章开头，当时的大藏省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竹下登手上的难题。他在慎重考虑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对日本可能造成怎样的伤害后，和当时大藏省负责外汇政策的行天丰雄说，“（让日元）升吧，10%也认了。”
于是四个月后，广场协议签订。
之后的一年间，日元兑美元升值40%，幅度甚至超出了美方的预期。然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却不降反升。亿日元，亿日元，翻了接近一倍。
当时美国盛行的将贸易失衡与汇率挂钩的观点，在实证案例面前不攻自破。
美国人并没有反省自己的政策，更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他们想到了第二个点——“既然不是汇率的问题，那一定是日本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日本必须开放市场，扩大内需，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采取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大国日本理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美国财政部长贝克，1987年
日本不敢怠慢，由央行行长前川春雄带领团队起草了一份报告，为的就是寻找一条既能减少贸易顺差、又能不影响日本经济的可行之路，史称“前川报告”。
前川报告的建议可以总结为五点：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升级产业结构，三是扩大进口并改善市场准入环境，四是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五是采取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听起来有点耳熟。可惜，这个前川报告当年只实施了后半段，却忘了前半段，结果就是吹起了偌大的日本资产泡沫。
另一方面，美国却没有因为日本的“乖巧听话”就放下手上的贸易镰刀。从1986年为了打开通信、电子、药品和医疗器械、汽车四大市场签订的“市场指向型个别领域协议（Market Oriented SectorSelective，MOSS协议）”，到1989年为了改变日本封闭式经济环境的“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美国挥舞起301条款的大棒，试图像一百多年前的黑船那样冲开日本的国门。
所谓301条款，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规定的，如果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另一个国家侵犯了美国根据贸易协定应当享受的权利，或者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对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或负担，可以依据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报复措施。
听起来像是法庭审理案件，不过在301的法庭上，作为被告的国家是无权出席和抗诉的，要么庭外服软寻求和解，要么就得指望美国的贸易代表突然发善心。
这个徽章是许多国家商务部门的梦魇，图片来源：USTR官网
1989年6月，美国在同一天对日本发起了三起“301调查”，分别针对卫星政府采购、巨型计算机政府采购和木材产品的技术歧视性使用——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三个行业，但全部都与市场准入有关。
调查只是一种威胁，逼着日本人坐到谈判桌前谈开放才是目的。
在宣布调查的同一天，美国就向日本发出了磋商邀请。日方虽然在明面上多次表示绝不在报复性制裁措施的威胁下坐上谈判桌，但说着说着还是坐到了桌前。除了在这三个领域的妥协之外，还和美国签下了“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开放了大部分的国内市场。
1992年克林顿上台，美国进入民主党时代。
日本政府本以为鼓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能够少一些贸易保护的套路，多一些互利互惠的真诚，却没想到克林顿对日本的第一句话就是——
“冷战期间的美日伙伴关系已经过时，经济贸易问题是美国最为关心的事项，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问题极为忧虑，日本必须对此采取更加有效的对策。”
这一说法，丝毫不顾及当时日本经济已经滑入“失去的十年”。
“美国企业有提供高品质具有价格竞争力产品的责任，而日本则有责任接受这些产品。”
——克林顿
此时的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对付日本行之有效的“官民协同贸易战体系”——美国的企业和工会向国会陈情，国会提出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法案，白宫和USTR则立即拿着法案和301条款的威胁，逼迫日本在贸易谈判中就范。
举例来说，在1993年开始的美日综合经济协议谈判中，美国向日本提出了“控制经常项目盈余”和“进口占GDP比例”的具体数值要求。这一直接干涉内政的举动引起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迫于民众的压力，在第二年的美日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细川护熙狠下心来和克林顿摊牌，“我国政策的数值目标什么的，不该由美国决定。”
老大哥雷霆震怒。
克林顿立即签署了可以随时发动超级301条款的行政命令，分分钟可以将日本列入惩罚性关税的黑名单，USTR心领神会的同步发布了对日制裁的清单，而美国参议院则有本上奏，提出了强迫日本开放市场的法案。
三管齐下，就问你服不服。
四月，就在美国即将发动超级301条款期限的数小时前，日本服软了。
这种千钧一发的戏剧化时刻，在美日的贸易战中发生过不止一次。
一年后的1995年，美日为了汽车及零配件行业又起了争端。当时日本车在美国的比例已经非常高，《时代杂志》曾感慨，“美国路上五辆车有一辆来自日本，可日本路上一百辆车都没有一辆来自美国。”
图片来源：兴业证券研究所
为了曲线救国，美国一方面要求日企在美的造车厂必须使用更多的本地产零配件，另一方面则希望将美国车企在日本的销售点扩张至1000家。
谈判破裂后，美国再次威胁要启动“301条款”，对日本产的高级汽车征收100%的附加关税。不过这一次，因为WTO已经生效，日本也硬气了起来，决定向WTO起诉美国的单边主义制裁行为。
最终，在美国发动制裁期限只剩一天的时候，美日达成和解，美方撤回了制裁性的高关税，而日方则撤销了向WTO的申诉。
类似的故事在中美之间也曾上演。
1991年USTR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问题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那时的中国压根就没有什么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美国以这个名义来威胁，无非是觉得中美贸易逆差从1985年的600万美元上升至1990年的104亿美元，窜的太快了。
就在USTR即将做出制裁，要对中国输往美国的106种商品加征100%关税的前几个小时，中美签订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中国承诺将全面修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尤其是美国关注的医药和文艺作品等领域。
各国与美国打贸易战走过最远的路，就是老大哥的套路。
与其说上世纪美日之间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不如说是美国单方面借口贸易战，不断地敲打日本经济和贸易政策，使其更符合本国的需求。
这和美国在政治上充当世界警察，本质上如出一辙。
而日本之所以惟命是从，不敢忤逆，也是有苦衷的。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对美国极其依赖——商业谈判中最怕的，就是一方有软肋一方无节操。日本在每次贸易谈判中都不敢逾越损害日美关系的红线，所以老大哥一旦要将威胁成真，就只能迅速服软。
此外，在那个缺乏国际贸易秩序的年代，WTO还没有建立，单边贸易行为没有约束，美国可以肆无忌惮的单方面宣告惩罚性关税，还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难怪特朗普要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若是回到那个年代，他这样有文化的“流氓”才能有最大的用武之地。
不过特朗普也能从美日贸易战中汲取了不少经验。
首先，控制国会是打响贸易战的重要环节，只有让国会能在合适的时间审议通过合适的法案，才能给贸易谈判输送源源不断的弹药。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场不能输的仗。
其次，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作为冲在贸易战场最前线的先锋，必须得是深谙总统心意的自己人。现如今USTR的话事人莱特希泽恰好就是里根政府打响美日贸易战时的副贸易代表，从身至心都奉献给了贸易保护事业，而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则在税改通过后被兔死狗烹。
最后，贸易战是幌子，背后在谈判桌上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才是关键，作为纵横商界几十年的老油条，特朗普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相比医改、税改这些需要处理错综复杂政坛关系的事务，自导自演一出贸易领域的大戏，未尝不是特朗普亮出的真正王牌。
作者：翁放
封面图片：pixabay.com
云锋金融美国宏观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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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是“迫于贸易战压力”？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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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侠客岛：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是“迫于贸易战压力”？笑话 在今天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演讲中，习主席
原标题：侠客岛：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是“迫于贸易战压力”？笑话
在今天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演讲中，习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举措，全球瞩目。具体的内容岛上早上已经推送过。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正面影响，全球市场对此反应也颇为积极。
但今天，有声音说，中国主动扩大开放、降低关税、放宽准入等措施，是在美国对华贸易战压力下“认怂”，是“被迫”。
这显然说不过去。其实，只要审视这几年来中国历次党代会、两会报告和一系列新制定的政策措施、文件就会知道，这些扩大对外开放措施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自主酝酿、推进已久的，与外部强加的“贸易战压力”无关。
我们可以先看时间。
本次中美贸易战打响，始于美国东部时间3月22日中午、北京时间23日凌晨，特朗普按照事前宣布的日程签署了一份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就中国在钢铁、铝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向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同时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而在此之前半个多月，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第三章就明确列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除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外，属于扩大开放的内容包括——
“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积极扩大进口，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可以看到，习总今天在论坛上讲的几点，事实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基本都已经有所体现，说明是中央层面早已确定并且已经排上日程。
如果把时间和目光再放远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党代会。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第七章专门讲“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明确表示：“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开放促改革”。
注意，是“以开放促改革”。本着这一原则，《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主张，包括“放宽投资准入”、“推进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等。
去年的十九大报告，对外开放的字眼也多次出现。比如，“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一部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类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的字句，也出现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多个章节。
限于篇幅，岛叔在这里只是缩略提到。有兴趣的岛友，以及带着偏见和用心的域内外人士，可以好好地再去细读一遍上述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了，就保护产权这件事，去年9月发布的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中央文件就已提到，中国这几年改革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院、新成立的知识产权局等，也早已彰显这一精神。
所以，轻信“博鳌宣布的扩大对外开放举措是美国对华贸易战压力”这样论调的人，应该增加一些对中国决策体制的常识。
再讲件事。在这种杂音之外，竟还有言论称，中国实行双休日制度，也是美国人在入世谈判中逼迫中方接受的。岛叔科普+澄清一下：五天工作制研究，是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开始、1987年底课题完成的，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具有缩短工时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建议国家立即制定有关方案逐步推行。
之后，经过小范围试行、探讨立法、数年试验，1994年3月，全国试行“隔一周五天工作制”；1995年3月，国务院令决定自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同年7月，《劳动法》正式出台，这一制度写入法律。这一切，跟美国人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在克服外资企业强烈反对后才得以实施的。
认真研究是个好习惯，虽然“精神跪族”经常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为什么要扩大对外开放？这当然不是什么贸易战的压力所致，而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内生需要。
中国需要全球化。历史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国际市场隔离，清朝时的中国经济方才丧失了连续至少两千余年的世界领先地位；为了重新以平等、独立自主地位进入世界市场，我们的先辈经历了浴血奋战、突破东西方阵营全面贸易封锁的不屈不挠努力；也正是依托全球市场，中国方才得以创建数十年来的“中国奇迹”。
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特别是对于资源禀赋谈不上充裕的中国而言，倘若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负担；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巨大财富和力量之源。在“人口老龄化冲击”已成热门话题之际，我们更需明白，倘若没有开放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可能去议论计划生育造成的劳动力缺口问题，而是还在焦头烂额应对就业机会不足。
十余年来，国内外主流声音一直要求中国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次贷危机和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但我们推行的这种转变不应误入歧途，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混同于“高度依赖国内资源”，“价值形态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事实上，中国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可以说正当其时。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也由此第一阶段的“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第二阶段的“以国际市场求发展”，进入第三阶段的“引领全球化市场”。
为什么习总会在博鳌上强调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
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前两个阶段已经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经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而是已经成熟；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新的更多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
就拿这次习总谈到的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来说吧。
1989年，岛叔从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唯一直属高校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当时，中国汽车年产量不过58.35万辆；去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2902万辆，销售2888万辆，远远超过汽车问世以来便连续把持汽车产量、销量世界冠军百年之久的美国（2017年销售1720万辆）。
在此情况下，对汽车产业继续保持以前的保护程度实无必要，反而有可能导致形成不思进取的利益集团，重蹈明清漕帮垄断南北漕运、沦为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吸血鬼”的覆辙。
见微知著。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扩大利用廉价、高品位的国外原料、能源，以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成本竞争力。
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并不充裕的国家，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国内原料、能源日益丧失成本竞争力，再与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趋势结合，对我国制造业和其它下游产业成本竞争力的打击日益凸显。中国国民经济基础是下游制造业，而不是上游资源产业。要保持下游现代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消除上游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国际市场的部分。
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更是我们引领全球市场的需要。
进口能力便是权力。如果没有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利益，别国有何动机与中国规则接轨？如果没有可能丧失中国大市场的风险威慑，外国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接受中国的裁决？
当我们为欧洲、日本等外国跨国公司服服帖帖接受美国司法惩处，缴纳数以亿计天价罚款而震撼时，要明白，美国对这些外国跨国公司行使强制权力的基础，在于这些公司承受不起被美国市场“开除”的代价。对中国，同理。
中国历年出境游人次（万人次）
扩大对外开放与应对贸易战并行不悖。
中国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愿意与贸易伙伴分享发展繁荣机会，不是对贸易伙伴没有任何要求。习主席今天的演讲就提出——
“我们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同时，我们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对正常合理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
就当前这场中美贸易战而言，岛叔此前的文章也说过，与中国爆发贸易冲突，将导致美国企业将在华市场份额拱手让人。2015年，美国企业在华销售收入高达5170亿美元。如果特朗普执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些美方的巨额利益都将可以成为中方反制的武器，而其它各国企业将很乐于拿走这块巨大的蛋糕。
同时，与中国爆发贸易冲突，还将导致美国企业无法享受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无论是降关税，还是放宽外资准入。无论此次中美贸易战结果如何，都不会动摇中国决策层进一步大幅度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意志。但是，倘若美国决策者一意孤行，非要把中美经贸关系推向全面摩擦的境地，那么，美国汽车等产品生产商、美国大豆等产品生产者，就只能坐视上述中国市场机会落入别国同行之手。
坐在美国总统的位子上，特朗普当然希望解决财政、贸易“孪生赤字”痼疾，改善宏观经济失衡，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绝不可能接受违反WTO规则，以美国国内法采取单边行动；绝对不可能接受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削减贸易逆差指令性计划；绝对不可能接受、成全外国政治家拿中国为了自身需求而自主采取的扩大开放措施，当作自己发动贸易战施压的“战绩”而收割国内政治果实——比如，把中国上述一以贯之的扩大开放、主动作为，说成是在自己的“压力”下达致的。
换言之，有没有特朗普，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不会停滞，这是我们发展和进步的内生需求，中国也愿意向世界各国企业更大程度地打开大门。但是，要不要先把自己罚出场外，就看山姆大叔自己的选择了。
岛叔也相信，世界各国将见证中国维权的意志与能力。
文／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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