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市城镇化率需达70% 解码昆明新型城镇化路径
截至去年底，昆明城镇化率达69%，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全市城镇化率达70%，这意味着，短短一年，又将有十余万人实现从“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换。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后，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健康、持续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昆明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代表、委员，解码“昆明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人的城镇化、产业、特色、城乡统筹都是新型城镇化绕不开的关键词。
核心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
思索 要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
“一座城市幸不幸福、好不好在，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说了算。”对于要建设幸福之城的昆明，今后的工作重点不光是提高城镇化率，还要解决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问题。
昆明属典型的人口净流入地区，省外及省内其他州市流入昆明的人口约198万。快速城镇化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但每年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仍然游离于城镇之外，尚未成为真正的市民。
从事农业工作三十余年的政协委员汪铭表示，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就要帮助农民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转换。理想中的城镇化图景，应该是既让人进得了城，又能让人留得下来，还要让人生活更加美好。
探索 建立流动人口积分制度
市委农办副主任刘正海介绍，根据中央和省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昆明将制定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办法。
在云南大学教授钱宁看来，如果只有户籍制度改革，没有社会保障、土地、就业、住房等制度的协调配套改革，效果也可能大打折扣。
昆明探索流动人口积分制度，由人社、民政、教育、住建、交通等部门制定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具体办法，从养老、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基本需求层面，确保转户进城人员权益的落实。
产业 产业是发展软肋
思索 城镇化不能孤军深入
“作为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我们对未来的变化充满期待。”家住呈贡新区的程丽说，报纸上对呈贡的规划听起来不错，希望能尽快建成，“依我看，一个重要基础还要看新区的产业发展得好不好。有产业，人气、商气就上来了，各种配套设施市场上的资金都会跟进。”
的确，城镇化不能孤军深入。没有产业支撑，无法让百姓就业，城镇发展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出现“睡城”现象。那么，如何避免走“睡城”的弯路？如何以产业城镇化带动人的城镇化？
政协委员龙东林认为，昆明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与这座城市的融合、匹配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必须以产业为支撑，通过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推进城镇化的合理分布。
探索 构筑“一核两翼多板块”
去年年底，昆明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披露了新一轮昆明市产业布局规划。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被提及：推动工业提质增量，深入实施工业产业布局规划纲要，加快构筑“一核两翼多板块”的工业布局体系。巩固提升有色金属、化工、烟草和非烟轻工等产业，依托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动力，依托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载体，让工业化创造的社会供给与城镇化激发的社会需求有机衔接——实践中的昆明将通过产业集聚发展带动城镇化，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特色 特色是城镇的魅力
思索 不能忽略历史和文化
在石林景观大道旁的阿诗玛风情小镇中，有一个石林撒尼风情客栈，八角楼、太阳花……从名字到建筑，无不展示着彝族风情，它被评定为云南省和昆明市首个5星级特色民居客栈，客栈副总经理金永春告诉记者，开业以来，生意火爆程度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入住率都在70%以上。
阿诗玛风情小镇的成功最大可以归结为“特色”。
“人文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精髓，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要以历史为本，要打造有底蕴的新型城镇。”汪铭认为，昆明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都保留在很多小城镇中，城镇化不能忽略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培育。应该能够让每个人享受城市的“有机更新”，通过老街、古建筑、非遗项目等与流逝的岁月相衔接，延续城市的文脉，唤回人们温暖的文化记忆。
探索 创新文化顶层设计
市规划局负责人表示，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充分挖掘昆明独特的气候、深厚的历史文化、优美的湖滨生态环境、面向西南开放的国际发展平台等资源优势条件，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地提升昆明城乡规划，修编完善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等。完善和健全县、乡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充实基层规划建设管理人员、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加强对城乡规划实施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加大对违法建设查处，实现高水平编制规划、有效落实规划管理、全面引领各项建设。
城乡 城乡发展是内在要求
思索 改变二元结构是根本
“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大重点和难点，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同步协调发展。要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刘正海表示，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城市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提升城市品质，不断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而在农村，要加大以道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全域统筹，不能就城而城，就村而村，要在发展理念、政策设计上健全完善一套城乡接轨、互为支撑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探索 互促共进的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应该是怎样的？刘正海给记者描述了这样一幅愿景——着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努力构建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乡发展格局，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道路。
愿景已有，如何打造，显得更为重要。与会的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致认为：要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让农民的资源能转化为资本；构建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立健全现代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让农民自己能够当家做主；完善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让农民能够享受和城里市民一样的配套待遇。（昆明日报 记者李思娴）
编辑：沈莹责任编辑：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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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力推产业升级 剑指新型城镇化
　　5月17日，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基业承办的“
2013产业中国国际生物医药高端会议”于河北固安举行。同时，固安生命科学―肽谷举行了开园及签约仪式。
　　据了解，承办方华夏幸福基业始终致力于“打造产业新城，建设幸福城市”，以实践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其倾力打造的固安产业新城，历经十年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认为，公司独特的园区开发模式即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及落地投资额的返还模式开启企业政府“双赢”篇章，出色的招商能力及全面的规划开发能力成就完美“护城河”，未来显著受益新型城镇化，价值上升空间巨大。
　　以创新驱动园区开发
　　当前，产业发展的难题即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关键技术，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业质量不高。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是要加强高端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的质量，实现产业的高端化发展，以创新为驱动，招才引智。
　　由华夏幸福基业打造的固安肽谷生命科学园，则是立足于研发创新，面向国际聚集高端人才和科研项目，将会聚集大量的创新型药品开发公司、创业型新药研发团队、大学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研发服务外包企业，聚集众多以学术领军人物为核心的高科技人才，在3~4个技术路线或病种研究方向形成集聚力量，最终打造成为国际领先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园区。目前，固安肽谷生命科学园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和科技创新潜质。
　　据了解，固安肽谷将建成亚洲最大的动物实验中心，带动国内尖端的生物科技研究领域的发展，带动产业升级。更重要的，固安肽谷与高端生物医药资源对接，搭建对话合作平台，实现中美生物医药产业的战略交流。可以说，固安肽谷生命科学园从开始就坚持高端发展，整合全球智慧，成为行业发展的标杆。
　　专家认为固安肽谷生命科学园直接对接高端，实现以创新为驱动，进军产业价值链高端，既创造了生物科学领域的新高地，也提高了区域内经济发展，加深同国内外的合作。
　　走在产业升级道路前沿
　　在建设产业新城，推动产业升级上，华夏幸福基业一直走在行业前沿。华夏幸福基业的产业促进思路可以概括为“转移-整合-孵化”。产业转移是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的规模化转移，通过建设产业园区为区域发展吸引各项要素。产业整合是在有一定的产业基础的区域，围绕既定产业，吸引企业集聚，使产业链不断整合、完善和延长，构建形成产业集群。产业孵化是在明确定位基础上，整合人才、资本、技术、平台、政策、服务等要素和资源，建立孵化加速体系，构筑产业链，促进战略性起步发展，实现区域产业体系升级。
　　在固安产业新城的建设中，固安县的“四大金刚”由过去的钓具、滤芯、塑料、肠衣等传统产业改写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和现代制造。拥有了一大批龙头企业。已投产企业包括国内液晶面板龙头企业京东方、国内物联网产业龙头东方信联、国内最大的车轮制造企业正兴车轮和参与“神八”与“天宫”系列航天器零件研制生产的航天振邦等。
　　在固安工业园区带动下，固安经济飞速发展。2011年，固安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7亿元，比2006年翻了一番多，同比增长11.7%。
　　剑指新型城镇化
　　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关键还是产业升级。
　　对于华夏幸福基业来说，其打造的产业新城，正是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有益探索。产业新城是在城市主城区之外，以产业为先导、以城市为依托，建成产业高度聚集、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城区。产业新城注重以人为本，引进高端人才，聚集高端产业，推动区域产业升级，是新型城镇化的全新实践和探索。
　　以固安产业新城为例，十年来，不仅为园区招商近400家企业，强力拉动了区域的经济增长，在拉动区域产业发展的同时，华夏幸福基业在城市建设上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年来，累计投入54.4亿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面积20平方公里，通车里程125公里，累计开发配套项目400万平方米，景观建设面积500万平方米。
　　特别在固安工业园开发建设十周年之际，航空航天产业基地、固安肽谷（总部公园）的规划建设，固安新规划展馆、中央公园、幸福天街、华夏福朋酒店（喜达屋旗下酒店）、创业大厦的建成，进一步推动了区域产业升级，展现了区域发展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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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欣欣向荣的背后，孕育着西咸新区泾河新城联合泾阳县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转变与创新。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众所周知，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而统筹城乡又能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让居民能望山看水记乡愁。如何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立&而求&破&，积极探索符合区域实际的发展道路：以人为核心，科学研究和规划，探索农民参与和自主创业，继而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泾河新城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重点示范镇、风情小镇、产业小镇、新型农庄、田园宜居小镇、丝路田园小镇、文化旅游小镇、新农村&等多种形式优美小镇建设为依托，使区域内农民变居民，农村变社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让百姓切实受益。
　　多种形式优美小镇 突出村民主体地位
　　&我们第一批回迁的新居民很快就会住到这里，即将在这里过上新生活，娃以后也要在这里上学咧。&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张晓莉指着不远处的崇文重点镇告诉记者，&那里各项设施齐全，拥有留守儿童&亲情关爱&远程视频室、标准化音乐教室等设施的崇文中学也已经开学啦&。
　崇文重点镇内，全新的崇文中学投入使用
　　&现在这里环境这么好，又很漂亮，就想多出来走走。以前在村里跳舞的地面都是黄土地，跳完舞脸上身上全是土，现在完全不一样，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能有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环境。&在崇文塔景区的广场上，正在跳广场舞的崔小娟对记者说，居住环境的改善，可以说首先得益于泾河新城的建设。
　　村民即将入住的崇文重点镇是泾河新城多种形式优美小镇鲜活的缩影。泾河新城优美小镇建设将为西咸新区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新型城镇化范例提供新的样本。
　　据记者了解，早在西咸新区成立之初，省委书记赵正永就提出，西咸新区要建设成为&核心板块支撑，快捷交通连接，优美小镇点缀，都市农业衬托&的现代田园城市。之后，随着国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以及西咸新区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新区，如何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遵循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理念，打造&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范例，成为泾河新城在开发建设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经过三年的努力，泾河新城通过创新发展模式，采取&产业主导、社会投资、市场运作&的方式，将过去农村的一户一块的宅基地形式变为&重点示范镇、风情小镇、产业小镇、新型农庄、田园宜居小镇、丝路田园小镇、文化旅游小镇、新农村&的点缀布局，形成以崇文重点镇、西咸崇文庄园小镇为代表的重点镇，以香榭庄园、枫丹白露小镇、荣华优美小镇、卢卡小镇等为代表的风情小镇，以新都市产业小镇、秦龙田园小镇等为代表的产业小镇，以兰泰庄园、宏海&长乐庄园等为代表的新型农庄，以茯茶小镇、陕商小镇为代表的文化旅游小镇，以双赵村、花李村等为代表的丝路田园小镇，以及针对现有村庄无形改造的若干新农村、新社区等。这些多种形式、各具特色的优美小镇切切实实的让农民感受到了城市建设中的&田园&意境，不仅将城市、产业和乡村的田园风光紧密结合，而且为营造&望山看水记乡愁&的诗意居住地，积极探索出了城乡一体化新路径，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新型城镇化范例提供了新的思路。
茯茶小镇鸟瞰效果图
　　&农村变城镇、变社区，这样的变迁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原有农村居住方式的打破，而是城乡一体、产城一体，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有益探索。&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总经理、泾河新城管委会主任李益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让群众安居乐业 方法总比困难多
　　从如何在泾河新城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立题，到以农民为主体并赋予混合制经济的多种形式优美小镇的探索，城镇化发展如何？群众又得到了什么实惠？记者带着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记者了解到，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率先以崇文重点镇、西咸崇文庄园小镇、茯茶小镇、陕商小镇、花李田园文化新镇等为着眼点，开始实施不同类型的优美小镇建设，让群众创业、就业、安居乐业。
　　泾河新城区域，是泾渭茯茶的发祥地，也是陕西商帮贩茶于丝路古道的起始，历史悠久。泾河新城规划建设的茯茶小镇、陕商小镇正是基于这些文化基因。以茯茶小镇为例，项目规划总占地约1300亩，由茯茶文化产业园、商业展示区、优美小镇及双赵村改造项目四部分构成。茯茶小镇将打造成融入茯茶文化、关中民俗文化、关中生活文化元素和概念的文化旅游小镇。调查中发现，其运营模式彰显出极具特色的混合制经济形态，由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泾阳县属机构和民营企业三个主体组成，为项目开发建设、商业运营打下良好基础。另外，茯茶小镇混合制经济形式还将发动农民创业积极性，帮扶成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集体股份制公司。这是一种按照股份制原则，将集体资产量化到人，重新确定村民对集体财产的个人占有权、利益分配权、民主决策权、管理权的新型组织形式，每家每户都可参与经营。茯茶小镇混合制经济形式将解决当地村民劳动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助力村民创富增收，使其摆脱对土地的依赖，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另外，在实施双赵村、花李村无形改造试点中，泾河新城团队与泾阳县有关部门深入走访，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坚持&引导与自愿相结合、展示与考察相结合、科学规划和严格实施相结合&原则，以&产业主导、社会投资、市场运作&模式，引导和鼓励集体经济向股份制转变，突出村民在无形改造中的建设主体地位和作用，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参与新城开发建设的积极性。进而，泾河新城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扶持，包括：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通过小额贷款、土地房屋产权抵押贷款、联户担保贷款等形式，为农民创业提供资金支持；联系工商税务部门，在工商注册方面通过设立专门窗口、简化业务办理流程，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为农民开办公司提供便利服务等。目前，泾河新城已成功注册成立了泾河新城小额贷款公司，各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当中。
　　方法总比困难多，硬件与软件相结合，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在实现城乡一体、产城一体，在城市开发和优美小镇建设过程中，先后多次与泾阳县委县政府合作，开展了多层次的就业培训、土地确权、保障房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情系民生的工作。截止目前，已累计举办了各类就业创业培训班25期，3000多人次，多渠道解决区域内农民变居民之后的就业问题。而在土地确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房建设等方面，泾河新城已完成区内4个镇、61个行政村、368个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为近7000名失地农民完成了户籍转换，2000余名60岁以上失地农民领到了社会养老保险金。同时，4000多套保障房将交付使用，使农民从单一农业劳动者变为了产业工人，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创业、安居乐业。
　　&以后再也不用为工作发愁，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而且很快还要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房子，这样的生活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崇文镇虎杨村村民高新告诉记者。通过技能培训，如今高新已经在区内一家企业工作，每月的收入可以达到3000多元。
　　&对现有村庄的提升和无形改造，是促进村民就业、创业和安居乐业的重要载体，是建设现代田园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重要途径，不仅符合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更符合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因此，在无形改造过程中，我们在泾阳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希望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和示范意义的城镇化建设道路，真正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让群众满意。&李益民表示。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以人为本，情系民生工作的推进，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进，更有利于促进城乡深度融合，为推进城乡一体，建设现代田园城市，打造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范例起到重要作用。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收入将大幅提高，农村的面貌也将日新月异。文/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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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来描述，城市化都继续扩展，资源将继续向城镇转移。于是，市制就成为政制之核心，重构市制乃是本轮城镇化的关键。而市制重构的突破口，在设立“县辖市”
　　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姚中秋
　　重构市制，从何处着手？必须从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事实出发。
　　中国的工业化主要发生于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浙江、福建等省份。一个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里，工业化主要在基层展开，八十年代，借助于外部资源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中国开始了新的一轮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只能在传统工业体系之外生长。很自然地，其基地就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县以下的镇、村。而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也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这是北方和中西部的镇、村普遍不具备的。
　　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少工业、人口高度聚集的镇。从乡村流出、被统计在城市化比例中的人口，其实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工业集中的镇、村。在这些地区，存在着成千上百个人口在十万以上、工业相当发达的镇、甚至村。这个工业化过程的政治控制主体经常是村、主要是镇级政府。这些镇是县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
　　按照人口、产值、工业化率等物质性标准，这些镇已经是城市。然而，在建制上，这些市镇始终只是镇，而没有被当成城市对待。它们被固定在县政府的治理框架中。由于这一制度约束，这些市镇无法完成制度上的城市化。比如，镇政府的人员编制与其所治理的人口规模完全不相称，不得不雇用大量编外人员，以不正规的权力进行社会管理；镇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进行城市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比如教育、医疗。
　　基层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基层工业化，构成这些工业强镇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瓶颈：第一，产业升级无法展开，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第二，无法形成正常的社会。这些市镇目前只是工厂的聚集区，而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城市型社会，没有形成市民共同体，没有城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明。
　　市镇的城市化严重滞后，构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巨大资源浪费：这些地方本来已具有城市的全部物质条件，假如它们能在建制上被承认为城市，从而完成制度上的城市化，那么上亿农民工就可以就地实现城市化，融入城市生活。这些城市还可以继续吸纳周边农民，从而实现基层的、就地的城市化。现在，这些市镇不能完成制度上的城市化，农民工就始终不能完成城市化，而可能变成一种不稳定的社会力量。
　　鉴于这一点，完全应当把工业强镇设立县辖市作为行政区划改革的突破口。也即，把这些镇设立为建制市，赋予其以建制市的政策。这样的建制市仍由县政府在政治上进行控制，故称之为“县辖市”。
　　以县辖市为突破口
　　县辖市由镇改制而来，因而在政治和法律上，县辖市与乡、镇同一级别(乡的数量现在已经相当之少)。未来可按照人口聚集程度和工业化程度等指标，将合乎标准的乡改为镇，将合乎标准的镇改为县辖市。
　　以县辖市作为行政区划改革的突破口，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首先，设立县辖市，乃是古今之成功经验，也是国际惯例。明清两代，在传统的村庄之外，出现了工商业活动高度聚集的“市”，政府对此特别对待，市镇一般实行自治，而在法律、政治事务由县政府管理。清末新政，县下即同时设立乡、镇、市。这一制度被台湾沿用，目前台湾县下即设立市、镇、乡。法规规定，人口聚居达十五万人以上、未满五十万人，且工商发达、自治财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设施完全之地区，得设县辖市。
　　欧美各国也普遍在县下设市，作为最基本的治理单位。比如，法国行政区划单位自上而下为大区、省、专区、县，此下即为36568个市镇(commune)，市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小的行政分划。美国的基本政治单位也是为县下所设的市(city)或者镇(town)，有近两万个市、一万六千多个镇。
　　其次，设立县辖市的政治可行性也是较高的。这些镇已有非常强烈的设市诉求。像温州的龙港镇，早在九十年代，就曾强烈要求改市。我们到温州、苏州、珠三角等地调查，这些镇的官员、企业家和普通民众都指出，镇的建制严重妨碍了镇的发展，他们有十分强烈的设市要求。对于市的行政级别，他们倒并不在意。
　　第三，县辖市建制可以化解县政府的抵触情绪。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中，最低层级的建制市是县级市。而这一制度构成强镇设市的制度障碍。因为，镇要改成建制市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把镇变成县级市的一个区，但这不利于镇的城市化；或者在原县域中切块、分离，成立一个独立的县级市。这样一来，镇所在的县就将丧失大量财源，县政府当然不乐意。而且，县政府财政上过于虚弱，也显然不利于其对乡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
　　因此，在目前体制，镇改市的最大难点在于县的阻力。设立县辖市，则可以有效地化解县的抵触。因为，由镇改制而来的建制市，在行政级别上仍然是乡镇级，仍然在县政府管理之下。当然，双方的权力、财政利益将会重新分配，县辖市所获得份额将会增加。尽管如此，县政府仍然可以从县辖市分享很多利益，因而对于改镇为市的措施的抵触，不会太大。也就是说，设立县辖市，可以走出目前强镇设市的政治僵局。
　　第四，设立县辖市已有相当坚实的政策基础。
　　对于设立县辖市，县以上政府是有一定积极性的。比如，广东、浙江这些年都在推行“强镇扩权”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有一定成效，又是因为，温州、苏州等地级市对于这样的改革，也还是比较热心的，因为，地级市与镇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总之，关于行政区划改革，人们提出过很多方案，但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中，相比较而言，设立县辖市的阻力是最小的，因而可行性也是最高的。
　　在中央层面，城市化方针已有转变。新领导班子一直使用“城镇化”这个词，且在权威文件中再三提出，“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决策层已确定了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决心，设立县辖市正符合这一精神。
　　在部门层面，2005年、2008年、2011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三批“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名单，三批加起来共647个小城镇。这些试点小城镇为镇改市提供了现成的名单，各镇的创新也为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制度资源。
　　在地方，浙江、广东等省都曾主动提出强镇扩权改革。这些省的执政者清楚地知道，本地的工业重心在镇，镇有活力，则本地经济有活力，本地社会也会保持稳定。如果镇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受到妨碍，不仅本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将会熄火，缺乏归属感的农民工也将是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源。因此，东部沿海地方省级政府对于设立县辖市是有足够积极性的，地级市政府也有相当积极性，因而改革可能遭遇的结构性阻力最小。
　　县辖市撬动市制重构
　　县辖市之变革，确实不那么耀眼，但它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意义。
　　从经济角度说，东南沿海工商业强镇设立县辖市，完成城市化，可给其经济持久增长创造新的引擎，可使其产业结构实现升级，而这一点关乎中国经济之可持续增长问题。
　　从文化角度看，设立大量县辖市，将大量人口聚集于小城镇，可避免大城市造成的文化洪灾淹没中国文化，从而令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新生转进而不是完全丧失自主性。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大城市、超大城市注定了没有文化特色，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乡村的衰败也不可避免。那么，唯一能够维系中国文化之本的载体就是小城镇。
　　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一改革将启动市制重构，从基础上重构政府架构：
　　首先，此制可推动县、市两类政府分流。现行行政区划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两种类型的政府混合为一，地级市和县都是如此。
　　设立县辖市则可以突破这一死结。现有传统行政区划制度的核心在县，县政府管理一个比较分散的面状行政区。现在，工业化催生了县辖市，县以下形成了若干点状行政区。县辖市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乡，也大大地不同于镇。这样，县辖市将会倒逼县政府对自己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传统的县政府的性质将会发生缓慢而深刻的变化。
　　县城所在的镇，通常都是强镇，按照设镇为市的改革方案，这些镇也完全可以改制为县辖市。这样，可以逐渐实现县城与县政府之间的剥离，县政府专注于政治和法律控制，这样的县政府将会同等对待下辖的各种行政区。由此，基层将逐渐实现两种类型政府的分流：一个是县政府，它仍然保持两千年来的传统功能：政治和法律控制。但在此之外，将会形成另外一种类型的政府：市政府，它是县域内经济社会资源的主要组织者和县内主要人口的公共品之供应者。
　　其次，设立县辖市之后，县政府的职能将会大幅度缩减。由此，目前正在推行的省直管县改革，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为什么出现地区行署、地级市这样一个宪法中并没有出现的政府层级？县的数量太多，县政府又同时承担政治法律控制功能和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功能。县政府职能缩小到政治、法律控制之后，这个中间层次也就没有必要了。实际上，设立县辖市，县、市分流之后，可以适当地合并县，减少县的数量。这两者都有利于省直管县改革的深化和巩固。
　　第三，两类政府的分流还将向上延伸。近两年开展的省管县改革，直接的目标是取消地级市管理县的功能。这一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问：地级市何去何从？
　　省直管县改革必然导致地级市向地、市合一之前的状态回归：有一个城市，还有一个中间层级的管理机构。但后者又是多余的，于是，省直管县的唯一结果就是地级市成为单纯的城市。因而，地级市建制改革之合乎逻辑的方案是：收缩地级市的地理管理范围，仅保留必要的郊区。它不再承担带动乡村的功能，而向自足的大、中城市方向发展。这时，把它们叫做地级市就不合理了，应该称之为“省辖市”。它不再是一个自足地管理面状行政区的政府，而是省政府管辖之下一个管理点状行政区的政府。
　　换言之，在省直管县之后将会出现的局面是：省政府同时管理省辖市和县。省辖市是点状行政区，每个省可能有七八个省辖市，其中包括省会城市。县则是省辖的面状行政区。而仅仅为了保持省辖市和县的政治平衡，也应当逐渐扩大县的规模，也即合并小县为大县。
　　有些省辖市的人口与经济规模较大，由省来管理，并不利于这些城市的发展，也不符合中国的城镇化战略。这类城市应被设立为直辖市。中国作为人口与经济大国，需要一批大都会，国际性大都会、全国性大都会、地区性大都会。这些大都会应当分布在全国的四方与腹地。而唯有直辖市机制，有利于这些大都会的发育。重庆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
　　经过上面的改革，将形成省-直辖市，县-省辖市-乡镇-县辖市三级政府体系，相比于现有体制，它有下面的好处：
　　第一，纵向上看，政府层级减少，地一级被取消，形成一种“新型省县制”。为减少震动，仍然可以保留省、县等名字。但是，新型省县制其实已不再是元、明、清的省县制，而类似于汉唐的“郡县制”。因为，省所管理的下属单位数量较为适中，不会产生再次设立中间层级的迫切需要。
　　第二，政府体系的纵向结构是两头强、中间弱。也即，强中央，弱地方(省、县)，强基层(镇、市)。在基层，乡、村逐渐淡化，人口、资源将集中于镇、市。通过镇、市自治，解决基层治理空虚问题，安定基层社会秩序。省、县将主要成为政治与法律控制型政府。
　　第三，政府间的横向结构将反映城市化现实，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两种类型的政府分流，也即省、县与市分流。省和县政府集中于对地方的政治与法律控制。市则承担经济社会文化聚集与发展功能，按规模划分三级：中央直辖市(可增加到二十个左右)，省辖市(即现在的地级市，以及若干成规模的县级市)，县辖市。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从法律与政治上分别对它们进行管理、控制。
　　设立县辖市另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效应，有助于基层自治之发育。
　　现代社会治理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治。作为“国民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强化政治与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执行，以确保中央权威，也确保国民的流动性。但同时，又要给基层社会以足够的自主活动空间。这其实也是由大国的性质决定的。广土众民就意味着，必须让基层民众自治，由此才可以减少政府控制的环节，控制政府治理的成本。
　　因此，在基层社会建立自治制度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由此立刻引出一个问题：实行自治的合适基层单位是什么？略加观察就可以发现，村庄太小，资源太少，且伴随着城市化，大量村庄将会逐渐解体，村民自治制度将会遭遇严重的社会经济挑战。因而，未来合适的政治自治单位一定在城镇，也就是镇与县辖市(国外的大城市通常是小市的聚合体)。
　　县辖市的规模和社会政治结构最有利于城市自治，或者说，最有利于新兴社会阶层，也即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过程。因为，县辖市面积较小，人际关系较为紧密，精英群体相互之间较易识别，并就公共问题达成共识，而公共品供应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县辖市乃是现代自治制度的最佳载体，世界各国的基层自治单位都是县以下的市。
　　而随着县辖市自治，乡、镇的自治也将平稳发展。
　　由此，在基层社会将会形成县政府的政治与法律控制，与乡、镇、市自治的复合治理结构。这样的治理结构既能保持政治稳定，又能让地方充满活力。
　　最后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县辖市设想之形成，主要基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不过，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县也都有一些强镇。可以预计，随着沿海工业的转移，随着中西部地方工业化的深化，这些地区也会出现一些人口和资源聚集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同样可以设立县辖市，虽然数量会少一些。
　　重要的是，设立县辖市，对于中西部地区尚未完成的工业化和刚刚启动的城市化进程，可起到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通过设立县辖市，可让这些地区走上一种更为健康的城市化模式。目前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过多地依赖权力驱动，因而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且城市化更多地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缺乏充实的经济、社会内涵。设立县辖市，则可以遏制这种趋势，可以形成一些更为小的城市，可以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而这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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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4:55
&&[第3版 02-17 14:55]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西水西 的话：
因此，在目前体制，镇改市的最大难点在于县的阻力。设立县辖市，则可以有效地化解县的抵触。因为，由镇改制而来的建制市，在行政级别上仍然是乡镇级，仍然在县政府管理之下。当然，双方的权力、财政利益将会重新分配，县辖市所获得份额将会增加。尽管如此，县政府仍然可以从县辖市分享很多利益，因而对于改镇为市的措施的抵触，不会太大。也就是说，设立县辖市，可以走出目前强镇设市的政治僵局。...
以县辖市为突破口的省管县，实际上已经解构了目前的县、县级市的利益格局，尤其是权力及最为核心的财政利益将会重新分配。
那些期望通过省管县实现县级市实质独立的人可能要大失所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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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4:55
&&[第2版 02-17 14:55]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西水西 的话：
有些省辖市的人口与经济规模较大，由省来管理，并不利于这些城市的发展，也不符合中国的城镇化战略。这类城市应被设立为直辖市。中国作为人口与经济大国，需要一批大都会，国际性大都会、全国性大都会、地区性大都会。这些大都会应当分布在全国的四方与腹地。而唯有直辖市机制，有利于这些大都会的发育。重庆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
呵呵，难道预示着江苏省的解构和南京市的直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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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4:56
&&[第2版 02-17 14:56]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西水西 的话：
省直管县改革必然导致地级市向地、市合一之前的状态回归：有一个城市，还有一个中间层级的管理机构。但后者又是多余的，于是，省直管县的唯一结果就是地级市成为单纯的城市。因而，地级市建制改革之合乎逻辑的方案是：收缩地级市的地理管理范围，仅保留必要的郊区。它不再承担带动乡村的功能，而向自足的大、中城市方向发展。这时，把它们叫做地级市就不合理了，应该称之为“省辖市”。它不再是一个自足地管理面状行政区的政府，...
省辖市的重新出现，对于中西部等城市化滞后地区，只是恢复了改开前的状态。
但是对于长三角、珠三角而言，考虑到省辖市周边区域内众多的县辖市的建立，这些省辖市与县辖市的建成区将更加容易的连成一片，这就打开了这些城市化发展先进区域大都市延绵带发展的新格局和新道路，呵呵。
省管县、省管县，名字取的真好，最终的结局实质上是省、县的弱化，以及城市发展从重重束缚中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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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4:57
&&[第3版 02-17 14:57]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西水西 的话：
第一，纵向上看，政府层级减少，地一级被取消，形成一种“新型省县制”。为减少震动，仍然可以保留省、县等名字。但是，新型省县制其实已不再是元、明、清的省县制，而类似于汉唐的“郡县制”。因为，省所管理的下属单位数量较为适中，不会产生再次设立中间层级的迫切需要。...
呵呵，伴随县的合并，郡县制的回潮，省级的辖区范围也要调整和变化吗？
难道北洋政府的江苏5道要重出江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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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4:58
&&[第2版 02-17 14:58]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西水西 的话：
第二，政府体系的纵向结构是两头强、中间弱。也即，强中央，弱地方(省、县)，强基层(镇、市)。在基层，乡、村逐渐淡化，人口、资源将集中于镇、市。通过镇、市自治，解决基层治理空虚问题，安定基层社会秩序。省、县将主要成为政治与法律控制型政府。...
呵呵，省管县果然弱化的是地方（省、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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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4:58
&&[第5版 02-17 14:58]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西水西 的话：
第三，政府间的横向结构将反映城市化现实，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两种类型的政府分流，也即省、县与市分流。省和县政府集中于对地方的政治与法律控制。市则承担经济社会文化聚集与发展功能，按规模划分三级：中央直辖市(可增加到二十个左右)，省辖市(即现在的地级市，以及若干成规模的县级市)，县辖市。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从法律与政治上分别对它们进行管理、控制。...
省、县政府仅剩政治与法律控制，市承担经济社会文化集聚与发展功能。省、县失去了最核心的财政大权，财政主要由中央政府和主要税源地市、镇分享了？不过这也很合理，现在的省级财政效率太低，主要变成了省级政府的吃饭财政和主要让省会城市受益了，确实不合理。
哈哈，省管县改革，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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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4:59
&&[第6版 02-17 14:59]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西水西 的话：
第三，政府间的横向结构将反映城市化现实，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两种类型的政府分流，也即省、县与市分流。省和县政府集中于对地方的政治与法律控制。市则承担经济社会文化聚集与发展功能，按规模划分三级：中央直辖市(可增加到二十个左右)，省辖市(即现在的地级市，以及若干成规模的县级市)，县辖市。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从法律与政治上分别对它们进行管理、控制。...
呵呵，图穷匕现了。看来南京直辖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
让我来推测一下江苏省未来的格局。
直辖市：南京。南京市直辖方案参网上版本，将仪征、句容拿走，再加上安徽2地级市；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省政府何去何从啊，不辖南京市的江苏省政府，难道还能一直呆在南京吗？
省辖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等12个原地级市的市区（如果江苏省还保留的话）。
新合并的县：宜兴-溧阳、常熟-张家港等
江苏省内大批的强镇升级为县辖市，为未来苏南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和苏中苏北的城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昆山、太仓划归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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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2-17 15:00
&&[第4版 02-17 15:00]
可以预见在集中发展大城市市区的路径受阻后，新型城镇化将导致原有城市周边的各类农田、生态用地的快速消失，多年来大城市集聚发展的外部效益将被县辖市的地方发展冲动所消耗。
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对于苏南地区来说，遍地开花的县辖市将是整个区域的建成区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的保障机制，在城市发展上为未来建成区连片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行政机制上为打破原有的各地方以县级行政区划为主体的割据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苏南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政治一体化埋下了种子。
但是城市延绵发展可能带来的土地浪费、生态压力、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等，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下难以避免却必须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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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09-24 13:08
日本就是县辖市体制，我们也可以做起来。
发表于：14-02-17 15:00
&&[第2版 02-17 15:00]
看来中央还是既有眼光又有谋略，既有办法又有手段。
既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扫清了障碍，又继续保持了中央控制力和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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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09-24 13:22
以下是引用 第10楼 @lgy865 的话：
日本就是县辖市体制，我们也可以做起来。 ...
呵呵，日本的县相当于我们的省
台湾省除了台北市、高雄市及新北市外，大体是县辖市架构（当然也有省辖市）
发表于：14-02-17 15:00
&&[第2版 02-17 15:00]
这轮改革省、地、县都要被消弱，但是市、镇还是能有比较大的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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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09-24 13:44
未来城市等级规模的划分标准也要相应调整了。
200万人以上――大 城 市――现在100万
100万人以上――中等城市――现在50万
50 万人以上――小 城 市――现在20万
50 万人以下――市 镇&& ――现在无
发表于：13-09-24 13:57
&&[第2版 09-24 13:57]
我还是更认同分级自治、虚实结合，反对所谓的乡镇合并、市县合并、区区合并
中央━(行省)┳━━直隶厅━━━━区
　　　　　　┗道━(行署)┳厅━━区
　　　　　　　　　　　　┗县┳━市
(名称可以商榷)　　　　　　　┗(公所)━乡镇
打括号的为本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统辖各组成部门的派出机构，监察下级政府并完善公共服务层次，如：
乡镇：微型自治政府，初等教育、卫生院、警署
公所：微型派出机构，初中教育、二级全科医院；县的派出机构：税务、工商、警区、法庭
区、市：小型自治政府，乡镇和公所的集合
厅、县：基础自治政府，高中教育、二级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
行署：小型派出机构，职业教育、三级综合医院；派出机构：监察国土等各类监管机构、上诉法院
发表于：14-02-17 15:01
&&[第2版 02-17 15:01]
以下是引用 第15楼 @东西二都南北二京 的话：
我还是更认同分级自治、虚实结合，反对所谓的乡镇合并、市县合并、区区合并中央━(行省)┳━━直隶厅━━━━区 ┗道━(行署)┳厅━━区
┗县┳━市(名称可以商榷) ┗(公所)━乡镇打括号的为本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统辖各组成部门的派出机构，监察下级政府并完善公共服务层次，如：乡镇：微型自治政府，初等教育、卫生院、警署公所：微型派出机构，初中教育、二级全科医院；县的派出机构：税务、工商、警区、法庭区、市：...
呵呵，县辖市好像没有涉及到乡镇合并、市县合并、区区合并啊。
倒是县辖市对现在县级的解构，为基层自治提供了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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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09-24 14:06
扯鸡巴蛋，就是权力和利益地再分配。
在中国，有哪一个地方，按照经济发展原理进步，谁敢说不要政策就发展。
发表于：14-02-17 15:01
&&[第3版 02-17 15:01]
以下是引用 第17楼 @CYS_JS 的话：
扯鸡巴蛋，就是权力和利益地再分配。在中国，有哪一个地方，按照经济发展原理进步，谁敢说不要政策就发展。...
说的很对，任何涉及社会发展的活动都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但这只是看待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但是任何发展政策都会受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原理的影响，不可能脱离规律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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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09-24 14:15
回复 第16楼 的 @西水西：
不是针对你的
中国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严格执行金字塔结构，导致区划的各种异化
比如地区，演变成不是一个城市的地级市
比如市辖区，非要抬到县级，导致区区合并(参考民国的区，直辖市的区和省辖市的区其实差不多，和乡镇同级，但两种市管辖区的数量有不少差异)
比如乡镇，为了达到设镇的指标以精简为接口大幅度合并，反而导致教育医疗服务不足。其实要精简的只是政府人数，而不是乡镇数量和机构合并
其实，省/道管三四十县市、直辖市管二三十区、县管二三十市/乡是比较合理的
发表于：13-09-24 14:17
以下是引用 第19楼 @东西二都南北二京 的话：
其实，省/道管三四十县市、直辖市管二三十区、县管二三十市/乡是比较合理的...
发表于：13-09-24 14:24
回复 第18楼 的 @西水西：
这是要看政治地需要，还是经济发展必然规律。诚然在目前，还是各种观点地需要。
发表于：14-02-17 15:03
&&[第2版 02-17 15:03]
媒体解析小城市发展烦恼
　　“镇改市”or“县辖市”'
　　文｜《小康》记者 鄂[
　　时间拉回到九年前的一天，以原国家体改委农村司为主体成立的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现更名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北京主办“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发改委规划司也参加了会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会上作了题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小城镇试点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后来，这次讲话以发改委文件形式印发给各地。在那天的会上，不少小城镇的“当家人”踊跃发言。
　　1995年被国务院十一个部委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的浙江龙港，在1984年建镇初期只有5个小渔村，6000人口，人均收入401元。实施小城镇综合改革之后，情况如何呢？龙港镇的书记称，龙港镇利用改革试点的政策，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精简了机构人员，建立了镇级金库，争取到了县级经济审批和管理权……改革试点十年，镇的财政收入达到了4.02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667元，人口达到20万，已经成为了“小城市”。
　　也许龙港镇人并没有想到，虽然自己所在的“小城镇”早已具备了城市的规模，而且在2010年底还成为了浙江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但“镇政府”的牌子仍然没能够换成“市政府”的牌子。
　　撤镇设市为哪般？
　　去年底，浙江日报官方微博宣称――“浙江部分镇有望升格为‘市’”，又给龙港镇等实力强、人口多、城区面积大的浙江中心镇带来了新的希望。在12月25日召开的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传出消息，“浙江初步考虑建立小城市试点镇用地指标单列制度，争取国家在浙江率先开展撤镇设市试点，将条件具备的镇升格为小城市。”
　　尽管坊间流传，浙江这27个试点镇中，将有一小部分会在今年内实现“撤镇设市”，但《小康》记者在浙江采访了解到的情况是，虽然浙江省以及各个试点镇在全国率先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但目前这些镇升级为小城市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自从1995年国家开展小城镇改革试点以来，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积累了经验，也面临着一些“成长的烦恼”，同样是在2004年召开的那次“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浙江一个镇的书记就提出，“管理体制恐怕还得要改。80、90年代前期环境宽松，基层创造出许多改革发展经验，现在一级压一级，压得很死，下面喘不过气来，小城镇发展应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
　　浙江柳市镇的书记反映说：“我们改革的一些措施，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到位，而且也很难到位。真正有权的是县一级政府，我们作为一个镇，在县一级很接近的地方，你想要分到多少的权利，是不大可能的。中央文件到地方，一级一级在变味，而到位之后又重新往回收。”这位书记举例称，比如教育，浙江省发文件，实行垂直管理，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收到市教委去了，但学校的债务、职责还是镇里的，“规划也是这样，任何一级政府都讲规划是龙头，既然不是县一级的行政的区划，你就不能单独做规划。土地更不能说了，这次政策又来了一个，县一级土地局局长都要垂直管理。我们也想通了，好多事情还得靠关系，不要讲什么权力，能够争取实惠就可以了。”
　　应付上级的达标考核，使小城镇政府不堪重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还急需深化。类似的问题不仅仅在浙江呈现，其他地区亦是如此，安徽一个镇的党委书记说，“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分四块，首先是财政增收，我有800多人涉及财政收入，这个事要不要帽子无所谓，你本身不搞好，就没有帽子。第二稳定，而且是最操心的。第三是应付各种达标检查。最后才是自谋发展。”河南的一位镇长也明确提出了“权力日益集中于上层，工作却不断下放于基层”的问题……而除此之外，大家发现，小城镇培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
　　昔日座谈会上，书记镇长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在近期出版的“城镇化与社会变革”系列丛书中被披露。
　　从过去到现在，再看未来，中国推进城镇化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在这套丛书的主编、城市化问题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最大的难点在于制度障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破除传统体制对城乡和城镇间要素的约束和限制，城镇化带动内需增长的潜力才能得到真正释放。
　　“镇改市”的浙江模式
　　从“镇”到“城”的概念转换中，当地的城市形态发生了何种变化？《小康》记者深入东阳市横店镇、义乌市佛堂镇、德清市新市镇、奉化市溪口镇、嘉兴市王江泾镇等多个小城市试点镇进行采访，冀望勾勒浙江各地由镇到城的变化轨迹。与此同时，探索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与挑战。
　　小城市培育试点，浙江延续了之前“强镇扩权”的方向，并加大了力度，在地权、财权、事权方面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比如：
　　在地权方面，给予试点镇倾斜机制保障，县里支持试点镇用地，安排一定数量的用地计划指标，单独切块，直接下达到试点镇。有的甚至直接从所辖市的指标中下达。仅2012年27个县(市、区)实际给予试点镇建设用地指标14599亩，镇均540亩。
　　在财权方面，试点镇全面建立一级财政体制。有22个县(市、区)对试点镇实施了财政超收100%返还，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城镇建设配套费实现了100%返还，仅2012年就返给试点镇42.8亿元。而2012年10亿元省级专项扶持则撬动了279亿元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拉动了1229亿元的全社会投入。
　　在事权方面，一方面提高领导职级高配增强统筹协调能力，27个试点镇的党委书记职级高配全部到位，其中17个高配为县(市、区)委常委；11个镇长实现了职级高配，2012年新增4个。另一方面下放行政审批、执法等多项权力，镇均拥有可直接行使的执法事项346项。
　　简政放权之后，浙江27个小城市试点镇展现出的活力令人吃惊。
　　浙江省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试点城市保持了“镇均投资29.8%的增长、GDP13.7%的增速、财政12.6%的增收、城镇化2.9个百分点的提升、非农从业人员1.7个百分点的提高”的发展态势。
　　但与此同时，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浙江小城市培育目标中想要解决的土地稀缺的制约、人才的匮乏、城市文化塑造等仍是普遍存在的难题。浙江省决定把对小城市培育的时间延长三年，这对于各试点镇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
　　但由此亦引发了对于城镇化的进一步思考，浙江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认为，发展什么样的小城市？孤立的、离散的、碎片化的小城市，还是发展连续的、集群的、有机联系的小城市？是小城市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他由此建议，不仅要重视一个个特定城市的建设，更要重视城市体系的建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姚中秋则建议，应当把工业强镇设立县辖市作为行政区划改革的突破口。也即，把这些镇设立为建制市，赋予其以建制市的政策。在他看来，重构市制乃是本轮城镇化的关键。而市制重构的突破口，在设立“县辖市”。
　　浙江小城市发展的路径抉择
　　在每次改革和发展的大转折面前，浙江人总是能够依据自己的资源禀赋、路径依赖、发展逻辑，走出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当这些创新和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联系在一起时，浙江的行为就会吸引全国的目光，但如果不是从更深和更广阔的背景下认识到浙江的特点及所面临的挑战，追随可能会变得盲目
　　文｜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陈建军
　　浙江的小城市建设，是和浙江的小城镇发展紧密相关的。浙江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密度也高，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之地，由此导致浙江的小城镇的发达。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浙江共有334个镇进入了全国千强镇的行列，占三分之一强，全省人口超过5万、财政收入超过5亿的大镇共51个，这为浙江目前推进的小城市发展试点工作提供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小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
　　浙江小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是农村工业化而来的中小企业集聚，小城市发展的财政基础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工业化推动了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使得一大批小城镇涌现出来了，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像一对孪生兄弟，支撑着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并成为浙江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适应这种状况，早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就有了小城镇发展战略。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把当时的温州模式概括为“小城镇、大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但是很快，小城镇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上世纪90年代，人们这样形容着浙江的城市化：“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最典型的如杭州湾南岸连接杭州到宁波的省道，在很多地段几乎形同一条市内交通干道，车行几十公里，看不到农田的影子，只见公路两边都是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和带有浙江乡村特点的排屋。随着这些家庭作坊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问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头。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省开始酝酿大城市发展战略，但是却没有太多的资源支撑这个战略，浙江的财政体制是省管县体制，即县级财政直接向省级财政负责，中心城市和县之间没有财政联系。在这一波大城市发展战略中，杭州市将周围的萧山市和余杭市并入了杭州市区的版图，这使得杭州市的GDP总量进入了长三角前三的位置，但是依旧没有触动省管县体制。萧山和余杭，虽说成为杭州的市区的一部分，但财政依旧是独立于杭州市本级之外。发展大城市需要的投入显然不可能依靠中心城市统一地区财政收入来支撑，好在浙江的快速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城市化的新动力，这就是推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在全国，浙江的房地产业启动得相对较早，早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年)，杭州市就提出“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城市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实行过程中发挥了最大潜能的实际上是“住在杭州”。房地产业成为新世纪推动浙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在房地产业的推动下，浙江的主要城市，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房价迅速冲上了中国第一梯队，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在全国房地产商眼里，俨然成为和上海、北京相提并论的“一线城市”。以上回顾可以使我们看到，浙江省迄今为止的两条城市化主线，一条是农村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的道路，其结果是在形成一大批工业强镇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土地资源的非集约利用和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以及大量的半乡半城形态的空间集聚体。另一条是房地产业推动的城市化道路，其在迅速改变省内各大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房地产商的暴走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环境压力，同样也很快使得这样的城市化走到了头。浙江在2010年再次提出发展小城市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就像工业化有其固有的逻辑一样。城市化也有其全世界共同的规律。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化四个方面的特征的协调：人口的集聚、二三产业的集聚、基础设施的完备和城市文明的形成。分别表示人口的城市化、产业的城市化、空间的城市化和文化的城市化。以此来衡量浙江小城市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其面临的挑战依旧严峻。特别是在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提供科教文卫产品，构建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形成城市文明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更应关注小城市发展的群体效应
　　浙江目前正在进行的27个小城市建设试点，带有两个特点，体制创新和财政投入，前者是延续了浙江体制改革的传统做法，进一步下放权力，将过去县级或地级市才具有的行政审批权下放给列入小城市试点的中心镇，期望依托列入试点的中心镇较为强大的财力，加之以省财政适当补助的方法来改善原有小城镇建设的短腿，将原来半乡半城状态的“小城镇”建设成为基础设施配置和公共服务和大城市基本无差异，只是人口和空间规模较小的“小城市”。
　　但一个关键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这就是稀缺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问题。当下要素资源的稀缺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这不仅仅指资本要素，最关键的还是高端稀缺资源，譬如，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和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以及这些资源集聚后产生的城市创新功能，小城市能否实现这些资源的充分供给，如果不能，又如何保持小城市的发展魅力？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要关注单个小城市的发展，更要关注小城市发展的群体效应，关注小城市和其他城市间的联动，关注区域城市体系的建设和一体化程度。明确地说，发展什么样的小城市？孤立的、离散的、碎片化的小城市，还是发展连续的、集群的、有机联系的小城市？这是小城市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
　　有人以欧洲的例子来证明，以为发展小城市是一条可行的城市化道路，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欧洲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城市的成功，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系列特定的单个小城市的成功，但实际上这些小城市的成功发展，是建立在欧洲作为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快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同质化的社会经济和保障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条件之上的。在那里，任何一个小城市，其背后支撑的都是一个由快捷的交通网络和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构成的城市体系和城市集群。由此可见，构建适合小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联动发展体制和机制，构建由中心大城市带动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以充分发挥小城市之长，弥补小城市之短，这可能是小城市发展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推动小城市发展，这本身没有错，特别是在浙江省，农村工业化带动的一大批半乡半城的小城镇，有必要通过加快小城市发展步伐改造成为真正的城市。小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功能的特化，虽然小，但是有特点，就能保持城市竞争力的实现。小城市成功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其居民又必须能像大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全方位的城市功能的配套服务，而功能特化的小城市肯定会在某一功能上有所缺失。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这就需要保证小城市能方便、快捷、低成本地从周边的其他城市，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或其他小城市获取功能补充，建设小城市，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城市间的功能互补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推进城市化，无论是发展中心城市、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不仅要重视一个个特定城市的建设，更要重视城市体系的建设。在推进中心大城市建设的时候，要重视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乃至全区域的带动和辐射功能，在发展小城市时，要关注小城市和全区域的城市体系的联动发展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难发现，推进城市化，从某一特定区域来说，其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区域一体化的问题，这包括如何构建合理的有利于城市体系发育成长的有分有合的财政体制和财税制度，构建涵盖全区域公共服务和科教文卫等社会服务的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推动地区间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动，以及构建区域内外各城市间的无缝对接的快捷的大众交通体系和通讯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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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发表于：13-09-24 14:32
以下是引用 第22楼 @西水西 的话：
有人以欧洲的例子来证明，以为发展小城市是一条可行的城市化道路，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欧洲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城市的成功，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系列特定的单个小城市的成功，但实际上这些小城市的成功发展，是建立在欧洲作为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快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同质化的社会经济和保障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条件之上的。在那里，任何一个小城市，其背后支撑的都是一个由快捷的交通网络和一体化的体制机...
发表于：13-09-24 14:32
以下是引用 第22楼 @西水西 的话：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难发现，推进城市化，从某一特定区域来说，其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区域一体化的问题，这包括如何构建合理的有利于城市体系发育成长的有分有合的财政体制和财税制度，构建涵盖全区域公共服务和科教文卫等社会服务的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推动地区间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动，以及构建区域内外各城市间的无缝对接的快捷的大众交通体系和通讯体系等。...
太对了，核心是区域一体化。
发表于：14-02-17 15:04
&&[第2版 02-17 15:04]
横店与佛堂：扩权后的变革
　　横店镇现在是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每年吸引众多国内外剧组取景拍摄，被誉为“中国的好莱坞”。而作为义乌市第一大镇的佛堂，未来的目标是成为浙中城市群产业带的龙头。浙江省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试点镇，在小城市培育的路上走出了不同的风景
　　文｜《小康》记者 曹伟 东阳、义乌报道
　　横店和佛堂，谁将成为首个镇级市？
　　在东阳和义乌当地的网站上，经常会有网民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普遍的看法是，如果真的“镇改市”，在第一批名单上肯定会有这两座城市。此前也有媒体比较过这两个地方，追问“谁是浙中第一强镇”？
　　三年前浙江省甫一开始试点，就有人一直追问这一问题，但直到现在仍无答案。
　　在上个月刚刚公布的浙江省2012年度小城市培育试点考核中，东阳市横店镇排在了“优秀”的第二名，义乌市佛堂镇排在了“合格”的第二名。它们之间隔着18个小镇。
　　这并不意味着谁胜谁负，而只是表示谁离城市化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横店新“城”
　　横店，现在是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这个地方聚集了506家影视文化企业，每年拍摄数百部影视剧，被誉为“中国的好莱坞”。
　　打造这一奇迹的横店集团在全国建成了100家五星级影城，在后期制作上，国内首条4K/3D影视后期制作生产线也已投产。
　　但鲜有人知道，今年横店才有了第一家数字电影院，那些成天拍电影的人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据浙江当地媒体报道，此前三四年的时间内，当地年轻人周末甚至要开车到义乌的数字影院看电影。
　　这种反差令人沉思，要知道这个城市并不缺人，光来到这里的“横漂”人数就有近30万人。
　　2012年，来到横店旅游的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其热度直逼北京故宫、湖南张家界。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散客，但是他们将会面临出行的最大考验――打不到车。当地《钱江晚报》报道称，“在横店，很难叫到一辆正规出租车。当地人或者演员能够选择的出行方式除了私家车和公交车，就只剩下黑车、非法营运的三轮车。”
　　东阳市最近决定改变这一困境。4月17日，东阳市人民政府正式下发文件，决定在横店投放60辆客运出租汽车，首批投放30辆试运行。
　　看起来只是一些细微的改变，但却显示出横店变身为一座城市的艰难。
　　横店之前的奇迹是无中生有，其崛起的秘密之一就是有当时领先浙江省甚至是全国的税收政策，放水养鱼然后使横店文化产业快速膨胀。
　　“以往很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当地人，目前大多都围绕影视拍摄、群演经纪、道具租借、旅游服务等方面做事，就业率可达100%。”横店镇人大副主席包永明向《小康》记者举例，镇里很多村子都靠建在“家门口”的影视城发家致富。随着横店影视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剧组入驻拍摄，从全国各地怀揣演艺梦想的“横漂”就多达30多万人。
　　岩前村是横店一个远近闻名的群众演员村，它紧靠横店影视城广州街、香港街、明清宫苑等拍摄基地，成为群众演员的聚集点。据镇里的干部介绍，以前的岩前村不像现在村路全部水泥化，而是一条条泥巴路。借助横店影视城的地理优势，村民们上至白发老人，下至婴儿，“全民皆演”，影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岩前村迅速富裕起来。据统计，目前村中集体经济收入高达200多万元。
　　此外，这个村还有一条很好的发家致富之路――餐饮。村中餐饮业的领头人――杜洪平，每年靠旅游餐饮净赚60万。在旅游旺季时，杜洪平每天接待游客更是不下100桌。
　　“如果没有很多影视业的发展，就不会有作为小城市培育的试点机会。”东阳市影视发展局副局长、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朱国强向记者指出，为什么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影视拍摄剧组选择驻扎横店，甚至连一些影视行业巨头也选择“横店出品”？这与横店的“带着本子来、带着片子走”这一贯穿新服务理念密不可分。
　　朱国强说，目前横店入区企业累计已达506家，这近500家企业就提供包括器材租赁、影视拍摄、后期制作等各个环节的服务，成为国内影视制作业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横店的城市定位则将与旅游休闲相结合，打造影视业全产业链模式。按照“影视名镇、休闲新城、幸福之都”的新型城镇发展方向，以及小城市建设与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机融合的思路，横店正在打造以影视文化、休闲旅游为特色的东阳市域副中心。
　　小城市的定位将横店影视业进行了倒逼升级，“横空出世、店乃一城”之后，这座人造之城有更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除了道路，公共服务、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工作都需要有更大的财力和物力来支持，2008年强镇扩权后，横店的财政可用资金比2007年增加了2000多万元，2009年比上年增加了1200万元。有了财力，横店可以有较多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
　　2010年底，横店镇被浙江省政府列入小城市培育试点以后，横店镇先后投巨资开展大规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早先交通路网并不发达的横店目前已经建成了“七纵七横二环”的城区交通路网，此外还有一座通用机场项目已开工建设。
　　如今漫步在横店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团，他们坐着免费的黄色客运巴士，方便地穿梭于各个影视拍摄景区之间。
　　横店，正准备将这座“东方好莱坞”变成一座宜居的城市。
　　佛堂的“智慧”
　　在一些公共场合，经常看见墙壁上挂着各种装饰画和艺术气息浓厚的画框，如果仔细看看也许大多数都来自义乌佛堂的华鸿或王斌相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装饰画和相框制造和生产基地的佛堂，用小商品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义乌市区开车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可以抵达佛堂镇中心，这里车水马龙、人流熙来攘往、高楼林立，一派现代新城的景象。30年前，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始萌芽时，佛堂人就登上第一列开出的“小商品”列车。现在，佛堂已经成为义乌最重要的小商品生产基地之一。
　　据介绍，其实就在进入镇区的那一刻，所有行人与车辆均进入“智慧佛堂”的管理范围之内。由于外来人口逐渐增多，在新型城市管理方面，佛堂镇于去年投资设立了城市管理与服务办公室，启用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并建立集城市管理中心、社会管理中心、应急管理中心于一体的“智慧佛堂”综合管理平台，镇区道路实现了全数字化管理。
　　新型城市所能实现的功能形态，在佛堂一样可以见得到。按照佛堂镇党委副书记施景山的说法，佛堂未来城市发展定位是“现代新型城市，产业增长新极，生态美丽家园，共富区域样板”。
　　无论是城镇格局框架的扩张还是产业的升级与创新，已经具备小城市形态的横店与佛堂在城市管理与服务能力上面临着更高的挑战。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举例，仅以供水为例。佛堂自来水厂供水能力达到每天3万吨以上，这相当于邻近的一个磐安县，“小城市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作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地区，佛堂显然不满足于一个“镇”的定位，尤其是义乌国贸改革试点和金-义都市新区的方向，更让这座百年商埠意欲打造新的辉煌。根据浙江省提出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建设发展要求，佛堂镇结合自身发展优势与特点，随即制定出了《三年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涉及工业经济、商业住宅、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体制创新等六大类。按照小城市培育计划的安排，三年投资要达到116亿，佛堂在2012年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59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32%。
　　“镇里权限的不断扩大，由镇到‘城’的转变对我们执行操作层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变革。”佛堂镇党委副书记施景山说，佛堂将抓住“工业功能区扩容提升”和“古镇保护开发利用”两大要点，以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高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
　　佛堂的目标是成长为浙中城市群产业带的龙头之一和文化特色产业基地。在小城市培育试点的基础之上，佛堂制定了《总体规划文本》，到2020年，城区面积将从12平方公里扩大到27平方公里。镇域总人口达29.7万人，城镇人口达26.4万人，城镇化水平达89%。
　　这座城市的规模日渐扩大，但接下来的问题将是如何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受到城市的魅力。
　　“佛堂未来能否成长为一个新兴城市，人才是真正的关键，佛堂现有的社会环境让高端人才很难落地。”施景山认为，现在的佛堂不可能如广东一样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升级，产品由量向质发展，在一定时间内还要保持量，但只注重量很难持续发展，如何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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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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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发表于：14-02-17 15:03
&&[第2版 02-17 15:03]
小城市：青春期的烦恼
　　在浙江省小城市试点培育的三年中，财权、事权、地权，三大权力的下放使地方活力四射，与此同时，正在成长的小城市仍面临着“青春期”的烦恼，土地稀缺的制约、人才的匮乏、城市文化塑造等仍是各试点镇普遍存在的难题
　　文｜《小康》记者 谭畅 浙江报道
　　这里明明是座古镇，名字却叫“新市”。
　　此地旧时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又因水被分割成18块，再由架在河面上充满浓郁水乡情调的72座桥梁连成一片，构成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画卷。坐落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市德清县的新市镇，自古以来就是浙北地区的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文化名镇。从新市镇往东30公里，便是乌镇和西塘，往北30公里外，有南浔与周庄。相比一些过度开发的江南古镇，新市古镇的静谧与秀丽显得别具一格。
　　日，新市镇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为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成为浙江省27个、湖州全市两个试点镇之一。据新市镇党委书记陈永明介绍，当时浙江选择小城市试点的条件主要有三个：第一是离县城比较远，第二是经济总量大，第三是辐射人口比较广。新市三条都够格，就此入选。
　　眼下，距离浙江省发改委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到期仅剩下半年时间，虽然新市镇完成了“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主要指标及年度安排表”上面的绝大部分指标，但陈永明显然对新市镇的小城市发展现状并不十分满意，在浙江省去年考核27个试点镇中新市仅在“合格”之列。德清县县委书记张晓强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在小城市培育这件事情上面他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客观来讲，小城市培育，新市镇还没做透。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陈永明的办公桌对面的墙壁上，三个图表被拼装到一个宽约两米、长约一米的相框里，依次写着“新市镇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主要指标及年度安排表”、“新市镇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项目分类汇总表”和“新市镇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项目表”。
　　“我坐在那边天天看得见的嘛！哎呀，没办法……”每天对着镶嵌在图表里的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陈永明苦笑着打趣道，“这血压已经高了，真的！每天放一个血压计在边上，血压高起来的时候就量一下，压力很大的。”
　　“新市”的心事
　　新市是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现在却要变身为浙江省新兴小城市的先锋。
　　陈永明对新市镇的愿景，就是将这个小镇打造成一个宜居的小城，在他的描述中，新市镇的老百姓对小城市建设的要求非常高，外地的人们将这里称为“小上海”，这是说新市人跟上海人一样精明，他们希望政府的投入能够转化成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的实惠。这和他的顶头上司――德清县县委书记张晓强的说法近乎一致，张晓强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道：“如果老百姓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变化，说明小城镇建设是失败的。”
　　扩权强镇给新市带来了新的变化。
　　2011年，浙江省《关于支持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指出，在保持镇级建制不变，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赋予全省27个试点镇与县(市)级政府基本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包括土地使用权、财政支配权、行政审批权和公共事务管理权，打破试点镇在管理权限上的桎梏。
　　以新市镇为例，德清县第一年下放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124项，2012年是27项，累计下放151项。以前需要到县城审批办事中心审批的事项，现在只要在镇的审批办就可以审批。2012年，新市镇总共审批7.6万事项，而在这之前，可能只有两万多件。在执法事项下放方面，2011年下放的执法事项有265项，2012年又新增执法事项21项，涉及城管局、工商局、地税局等部门。
　　事权下放，意味着行政工作量的翻番。从新市镇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至今，新增行政事业编制共27人。即便如此，新市镇还缺编二十来人。2012年底，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新市分中心、新市镇城市综合执法中心、新市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新市镇综合治理与应急维稳中心正式启用，方便了镇里的居民办理审批、求职、信访、调解等需求。在陈永明看来，这些民生项目，大大节约了当地居民的办事成本，是将新市镇打造成为现代化宜居小城市的重要手段。
　　如果说放权是为小城市发展松绑，那么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就是小城市的引擎，从而大大助推招商引资。
　　新市镇区域面积93平方公里、总人口8万人，作为德清县中心镇，新市利用距离杭州、湖州、嘉兴均50公里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装备制造、新型建材、家电物流、通讯线缆等产业。
　　浙江省发改委城乡体改处处长施方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介绍，浙江省单独为小城市试点镇建立10亿元的省级专项资金，用于支持27个小城市试点镇项目建设。县里以1:3的比例进行配套。施方道出了浙江省政府想达到的目的，就是“以十个亿的专项资金拉动100个亿的地方配套资金，最后再撬动1000多个亿的配套投资。从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浙江省是按照27个试点镇的人口规模来分配专项资金的，像新市镇这样的人口规模较小的试点镇，每年能拿到的专项资金是4350万元，省政府在每年初预付4000万元，到了年底验收时，如果考核通过的话，会再把剩下的350万元付清。
　　“这样一来，加上县里配套的1.2个亿，可以做很多事情。”陈永明说。
　　从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平台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新市都有了财力去集中资源办大事。列入小城市试点的城镇，与没有被列入的相比，不管是用地、空间、资金的支持力度还是政策的兑现都有巨大优势，继去年用1200多万把镇里的农贸市场改造成四星级农贸市场后，在新市镇未来的蓝图里，还将耗资1.5个亿建一个体育馆，这在浙江省的镇一级的行政区里绝无仅有。
　　在土地问题上，新市镇所在的德清县对下辖的试点镇帮助很大。
　　陈永明坦言，浙江省的土地指标分到德清县大概是两千亩左右。在新市镇被列入小城市试点之前，需要确保县城的建设，房地产、修路这块占用了很大的土地资源，再加上莫干山的经济开发区和省里面的省级工业园区，需要大量土地资源。“除去老百姓的农民建房指标，七分八分分掉以后，能用到一百到两百亩已经非常大了。列入小城市以后，新市镇经过跟省里多番争取，终于得到省政府的指示，规定给县里面的指标里，每年不能少于2%用于小城市试点镇。但是两千亩的2%才40亩，40亩这有什么意思啊？好在县里给我们政策，每年新市镇不少于300亩土地。”
　　“实事求是讲，一个城市通过一年两年建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一届两届还不行，要经过几届的努力，才能够把这个城市建好。”
　　陈永明说。
　　缺人！缺人才！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位于浙江沿海北部，距上海、杭州、苏州三大城市和乍浦港都在一小时城市圈内。
　　王江泾镇拥有6000多民营企业，其中纺织业是支柱产业，占经济总量的90%。
　　对于王江泾镇来说，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最大瓶颈也是土地问题。
　　“小城市建设不可能建在空中，必须要有土地，要有土地指标，在这个方面我们遇到了难题。”
　　秀洲区委常委、王江泾镇党委书记陈天荣说，“尽管省、市、区一定要求我们有土地指标，一年要两三百亩土地，但在实际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土地指标的项目无法建设，像我们老百姓最需要的商贸综合体，真的是靠老房子拆出来的，老百姓说我这个地方不愿意拆，我这个地方靠老房子出租一年有不少，你把我安置到高楼上去了，我哪里来的租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我说你个人利益是对的，但全局的利益也要考虑。”
　　为此，陈天荣常常苦口婆心地跟当地百姓对话，告诉他们：“虽然我不是王江泾人，但我们要共同把王江泾建设好，要让你们今后的日子好过点，多赚点钱，所以把最好的地方安置给你，你也可以在那里租钱。”
　　常住人口8万，流动人口5万，再加上每年6000人从农村进入城镇，这考验着王江泾小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但同时，户籍改革也正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所希望完成的。
　　“很多外来居民参与王江泾的小城市建设，应该说对王江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一个是做了户籍制度改革；另外一个是农民变市民。”陈天荣说。
　　升级小城市，试点镇必须有更多的常住人口，各个试点镇想尽办法吸引农民进城落户。浙江省27试点镇均已推出吸引农民迁户口的新政：本地农民进城落户原有权益可保留、当地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可享受、原有经济和财产权益可交易流转，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
　　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人才的流入。陈天荣在2012年底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道：“在小城市建设过程当中，缺人才。从班子开始，机关干部、村干部到企业干部都缺人才，还没有真正推出一些符合城市化的办法，我们班子里没有几个人能够讲城市建设讲得很到位的。”
　　新市镇党委书记陈永明也有同样的感受。陈永明认为，现在乡镇存在“起点太高”的问题。这个在新市镇当了六年党委书记的德清人坦言，在这六年里，从他手里“进来”很多人，也“出去”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生毕业的年轻人，有一个到省发改委、还有一个到团省委、有的给领导当秘书去了、有的到法院去了、有的到建筑设计院去了……有时候年底请他们吃个饭，一桌都不够坐。乡镇真的留不住人。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培训中心呀！”
　　为什么留不住人才？
　　“就是我们这个乡镇还不像一个城市，所以留不住！”陈永明说，他戏言以后镇里招高中毕业生就够了。
　　而浙江大学城市发展与管理系主任陈建军的看法是，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一样，不管是大城市也好，还是小城市也好，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好发展，远离大城市支撑的小城市相对难发展，城市发展也是点线面，逐步从中心城市向外面扩展。
　　一小时可以到上海、苏州、杭州，对王江泾镇的产业发展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优势，但是对于这座想留住人才的城市来说，却又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
　　而这也是试点镇普遍存在的难题。
　　蒋介石故里的“优势”与“短板”
　　奉化市溪口镇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故里，历史遗迹保护完整，堪称“民国文化第一镇”。
　　在2010年初，溪口镇被宁波市列为发展卫星城市试点镇。据溪口镇镇长杜中权介绍，作为宁波市卫星城市试点镇，溪口享有相当于县(市)一级的财政权，财政分成收入以2009年为基数，新增收入全额留镇，而新增支出也由镇负担。又因为宁波市属于计划单列市，财政收入没有上交浙江省，所以在同年年底至今，溪口镇作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同宁波市其他三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象山县石浦镇、慈溪市周巷镇、余姚市泗门镇)一样，并未拿到浙江省财政配套的每年4000万配套资金，只拿到奉化市按照1:3的比例配套的资金。
　　“每次开会一直要求，但是每次都不能实现。”杜中权说，“省发改委希望给我们，但省财政厅认为宁波是单列的，没有给省里一分钱，所以这钱不能到位到宁波4个乡镇。这个钱只能由宁波财政拿出来拨到4个小城市。而宁波认为这4个小城市也是宁波的卫星城市之一，宁波有宁波的政策，宁波不配套这4000万。”
　　杜中权认为，和省里其他小城市试点镇相比，三年总共少了1.2亿元，溪口的发展肯定是会受影响：“1.2个亿对于乡镇来说，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这个区域(作为宁波卫星城市试点的优惠政策)国地税的地方流程部分全额归乡镇，要承担的一些支出也要我们支出。但乡镇财政基础很薄弱，要承担教育、卫生、水利、交通、人员工资。这五大块要镇去承担，压力很大。所以，教育、卫生、水利、交通大多数都是奉化市承担，实际上就是支持了。”
　　在2012年浙江27小城市培育试点考核中，溪口也是仅仅在合格线内。今年2月19日，在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考核现场会上，溪口镇委婉地向考核组提出关于考核工作的建议。首要一条就是“建议提高特色发展指标的比重”。
　　“差异化发展、特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