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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集体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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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刊》（中文版）是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以战略与决策研究为主的科技综...
《科学通报》是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力求及时报道自然科学各领域具有创新性...
覆盖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技术科学与天文学等学科...
我作为湖南代表团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
在提倡“工匠精神”的今天，
甘肃11选5投注：自言看重保养并非为复出 林永健甘当绿叶
我要分享 &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院&&&&发布时间：日 19:06&&【字号：&
�就从外公、舅舅、父亲手中，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在一个城市检查期间，当地对危险废物跨省转移问反映强烈，执法检查组到实地进行检查，发现大量危险废物和桶装的废液被临近省份转移到当地一个林地中掩埋，现场一片狼藉，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带队的一位常委会领导，一位副委员长，就地严正地指出，要抓紧处置这些非法跨省转移的危险废物，防止产生二次污染；要依法严肃追责，通报处理结果和其他的处罚；要举一反三，封堵监管漏洞和死角。后来，执法检查组刚刚回到北京之后，就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说这个案件已经由环保部和公安部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相关省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严肃依法处理追责。上次记者会我已经说过，我再重复一次，人大监督是该亮剑就亮剑，该断腕就断腕。这是第二个亮点，对症开方。甘肃11选5投注�建筑工人不是一个吃香的行业，
我只要半天。���
觉得做这行不会有大出息。第二个特点是“对症开方”，我们不说对症下药，因为我们不是执行的机关，我们能对开方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次执法检查突出问导向，边查边改。检查的重点内容紧扣着生活垃圾分类、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处理、危险废物监管、进口固体废物管理，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防范“洋垃圾”进口等等这些党中央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难点问。来到了首都北京。我得证明给他们看，更多猛料！欢迎扫描左方二维码关注新浪新闻官方微信（xinlang-xinwen）�
工作环境也不如人意。�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的逝世，引发学界和公众的集体缅怀。饶先生以学问渊博著称，公众或专家难以全面了解饶先生的学问，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关于饶先生的学术贡献，网络上已有不少资料，或夸大，或误读，或诋毁，亟待正本清源。笔者此前多次通读过饶先生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围绕“饶学”也撰写过多篇论文，对饶先生的学问算是略知一二。饶先生的著述涉及国学（或饶先生所称“华学”）的各个领域，其《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卷。当然，这种划分是权宜之计，所谓的“国学”在很多时候处于混融状态，难以细分。饶先生的治学时间跨度很长，又是国学各领域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因而看待饶先生的学术贡献，自然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加以审视。以下暂将饶先生的治学领域分为“史前文字学”“甲骨学”“简牍学”“帛书学”“金石学”“敦煌学”“语言学”“目录学”“经学”“方术”“史学”“历史地理学”“地域文化”“中外交流史”“文学史”“龙学”“选学”“楚辞学”“赋学”“词学”“道教史”“佛教史”“绘画史”“书法史”“音乐史”二十五个门类，分别予以简介。一、史前文字学饶先生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株式會社アルヒーフ2003年版）一书中提出开展“史前文字学”研究的设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饶先生就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区系的刻画符号发表一系列文章，并结合西亚、南亚等地的域外材料加以讨论。在这方面，饶先生以及李学勤等先生都是以古文字学家的身份上溯汉字的前身，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对中国史前刻画符号的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较为综合的研究，美籍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认为该书“实为史前文字学和字母学在中国学术界开辟先河之作”。21世纪以来，史前刻画符号的研究进入综合研究阶段（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为代表），而饶先生的论著作为此项工作的先声，自有其特殊意义。饶先生在史前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钱存训《评饶宗颐著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文献》1999年第2期）、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的新视野》（《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民镇《“史前文字学”的设想与实践——饶宗颐先生与史前刻画符号研究》（《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版社2016年版）。《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二、甲骨学众所周知，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世称“甲骨四堂”。由于饶先生字选堂，故有人誉之为“甲骨第五堂”。据饶先生的早期弟子、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回忆，这种说法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先生指出：“综合看来，在甲骨学研究方面，饶宗颐教授的贡献足以与甲骨学研究的四位大师，即所谓‘甲骨四堂’相并列而成为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五堂’。”《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1959年、???1996年、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版）是饶先生甲骨学的代表著作。该书主张“分人研究法”，即以甲骨卜辞的操作者——贞卜人物为切入点，对甲骨卜辞展开系统的整理研究，在材料的整理和文字的考释方面多有创获，“于甲骨研究专辟新境，书中蕴涵的种种理念，至今尚对学人广有启迪”（李学勤先生语）。该书与陈梦家先生所著《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56年版）均为20世纪50年代甲骨学集大成之作，堪称“50年代甲骨学之双璧”，饶先生也因此荣获1962年有“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饶先生继承王国维以来卜辞证史的研究取向，通过甲骨文的材料探索上古史，这方面的工作从1940年延续到21世纪初，其晚年的相关论著主要见于《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二书。此外，饶先生致力于搜集流散海外的甲骨文材料，编有《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日本所见甲骨录》《海外甲骨录遗》等。饶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999年版）是一套大型工具书，近来此书的主要编纂者沈建华女士整理出版了《饶宗颐甲骨书札》（中西书局2017年版）一书，生动呈现了这一工作的始末。饶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沈建华《记饶宗颐甲骨文研究》（《社会科学报》1992年6月11日）、陈炜湛《饶宗颐先生之甲骨文研究——为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而作》（《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刘钊《谈饶宗颐教授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3期）。《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三、简牍学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所列举的五大新材料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饶先生开始涉足汉简研究。在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尹湾汉简等材料发现之后，饶先生参与讨论，就其经学、文学史、数术等方面的价值加以抉发。他还曾邀请当今著名简牍学专家李均明先生合作，共同完成了《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两种著作。楚简研究方面，饶先生堪称先驱。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发现一批楚简，饶先生就此发表了《战国楚简笺证》《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战国楚简笺证》《楚简续记》，它们是楚简研究最早的一批论著。此后陆续发现的材料如九店楚简和包山楚简，饶先生也积极参与讨论。20世纪末，郭店简、上博简两批战国楚简问世，引发简牍研究的高潮。饶先生虽已年届耄耋，亦参预其事。饶先生曾检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缁衣》零简，该简可与上博简《缁衣》相联系。饶先生就郭店简《老子》《太一生水》《语丛》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诸篇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多已见于沈建华女士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饶先生晚年仍十分关注上博简的研究，他主编的《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一书于2012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秦简方面，饶先生与曾宪通先生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首度对秦简《日书》展开系统研究。当时尚无清晰图版，学界对数术类文献还缺乏认识，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后类似《日书》的材料不断发现，饶先生此书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饶先生就云梦秦简讨论秦代文学，结合放马滩秦简探讨数术问，等等，多有创见。对于21世纪初发现的里耶秦简，饶先生亦参与讨论。饶先生在简牍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李均明《饶宗颐先生与简帛学》（《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乐贤《饶宗颐与简帛研究》（《博览群书》2010年第3期）、曾宪通《选堂先生与秦汉时制研究》（《饶学研究》第2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四、帛书学简牍学与帛书学又合称“简帛学”。目前的帛书材料，主要是子弹库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饶先生均为重要的研究者。饶先生1954年发表《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1958年出版《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即投身于楚帛书的研究。此后，饶先生不断围绕楚帛书展开讨论，在摹本的刊布、文字的释读、性质及内涵的揭示方面均有突出成果。他与曾宪通先生合著的《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是一次重要总结，在该书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时饶先生又结合新材料加以修订。在楚帛书研究领域，饶先生无疑是绕不开的人物。马王堆帛书方面，在材料发表之初，饶先生便围绕帛书所见《周易》展开讨论，其观点有重要影响。此后，他围绕马王堆帛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涉及易学、方术等方面。饶先生在帛书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周世荣《浅谈饶宗颐先生对湖南出土竹帛书的研究》（《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均明《饶宗颐先生与简帛学》（《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松长《饶宗颐先生与马王堆帛书研究》（《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楚帛书》五、金石学饶先生对金石学素有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便不断发表有关青铜铭文、石刻碑碣的论文。他与曾宪通先生合著的《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对曾侯乙墓编钟的文字释读、音乐史意义、美学意涵、天文学背景等方面展开研究，是关于曾侯乙墓编钟研究的重要著作。饶先生兼具古文字和古乐的知识背景，在铭文释读方面多有突破。此外，饶先生所编《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等论著，则将金石学的视野拓展至域外，开海外金石学之先河。饶先生在金石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王素《略谈选堂先生对东南亚华文碑铭整理的功绩——从 星马华文碑刻系年 说起》及任昉《略谈选堂先生对墓志整理的贡献——以 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 为中心》（《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六、敦煌学2010年8月8日（也是笔者22周岁生日），笔者有幸参加在敦煌举行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寿宴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敦煌学学者济济一堂，可见饶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极大威望。受到叶恭绰先生的影响，饶先生对敦煌学产生兴趣。20世纪50年代初，饶先生得到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所获敦煌写卷的微缩胶卷，从而掌握大量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饶先生对敦煌写卷《老子想尔注》展开研究，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的地位。60年代，饶先生借在法国访问、研究的机会，接触到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获敦煌写卷，饶先生因而写出《敦煌曲》《敦煌白画》等重要著作。此外，饶先生率先刊布并研究敦煌写卷《文心雕龙》《文选》等文献，并对敦煌琵琶谱、书法、绘画、宗教、语言、历史、数术等方面的材料均有研究，先生的书画创作亦多取材于敦煌。值得一提的是，饶先生长期为敦煌学人才的培养、敦煌石窟的保护、敦煌学研究项目的开展、敦煌学书刊的出版等工作而奔走，赢得了学者们的共同尊重。饶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朱凤玉《饶宗颐先生与敦煌文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荣新江《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陈民镇《从敦煌学史的视域看饶宗颐先生的敦煌学成就》（《饶宗颐研究》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敦煌曲》七、语言学饶先生还是中国悉昙学研究的先驱。所谓“悉昙（siddhām）”，指在唐以前传入中国的悉昙体字，是当时所称的狭义梵文，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有深远的影响，反切、等韵学便与其息息相关。有感于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等语言学论著对这方面关注不足，饶先生穷三十年之功，填补中国悉昙学研究的空白（日本学者较早关注悉昙学）。饶先生编集《悉昙经传：赵宦光及其 悉昙经传 》一书，为学界提供重要材料。其相关论文后汇集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一书，就悉昙体字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影响作了一系列的讨论。如否定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的观点，如将悉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等等，均富于卓识。饶先生在语言学或悉昙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李新魁《梵学的传入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兼论饶宗颐先生对梵学研究的贡献》（《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谭世宝《略论饶宗颐与当代悉昙学研究——兼略评当今一些误论》（《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八、目录学饶先生极为重视目录学，他说：“可以说我的很多学问的开展，第一把钥匙正是目录学”，“我做学问是很重视根柢的……熟悉目录学可以使你的学问做得很精密、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目录学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是治学的根基，向来为学者所重。饶先生的父亲饶锷是位儒商，饶先生尚是少年，饶锷老先生便驾鹤仙去，留下了《潮州艺文志》的未完稿。饶先生发愤续写《潮州艺文志》，因而年少成名。可以说，饶先生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便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其后他发表的《新莽艺文志》《楚辞书录》《词籍考》等论著，均为目录学方面的力作。饶先生在目录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唐小海《饶宗颐先生目录学浅析——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有感》（《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6年第5期）。《潮州艺文志》九、经学饶先生在经学方面的贡献，突出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面对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饶先生2001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提出了“新经学”的设想，展望21世纪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高屋建瓴，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其二，饶先生强调以“礼”为切入点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以“萨满主义”研究早期历史，就礼学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并通过卜辞材料探究“殷礼”；其三，通过出土文献研究《诗经》《周易》《尚书》等经典，尤其是在易学方面，如复原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排列、对数字卦的讨论等，多有创见；其四，关于经学史的研究，如对宋代、明代经学的讨论。饶先生在经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游志诚《饶宗颐 易经 学述论》（《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紫荆出版社2016年版）、彭林《饶宗颐先生推动经学重建的几件往事》（《文汇报》2018年2月23日）。十、方术方术相对于经术，属于“小道”，过去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认识。从出土文献入手研究方术，饶宗颐、李零等先生是重要的开拓者。饶先生围绕楚帛书、马王堆帛书、秦汉简、敦煌写卷等材料展开的研究，多涉及方术，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如饶先生最早就云梦秦简《日书》展开系统研究，堪称出土方术类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的一些创见，为后来的一些材料（如放马滩秦简）所证实。饶先生在方术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刘乐贤《饶宗颐与简帛研究》（《博览群书》2010年第3期）、曾宪通《选堂先生与秦汉时制研究》（《饶学研究》第2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十一、史学史学在饶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突出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有文字的出土材料和没有文字的出土材料加以区分，提出“三重证据法”，此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充为“五重证据法”（实物、甲骨及金文材料、经典材料、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饶先生在先秦史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均可见其对“五重证据法”的实践；其二，饶先生青年时期致力于新莽史的研究，且有撰写《新书》的计划，后来因史学观念的转变，未能继续，后来他与李均明先生合作《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属于饶先生所主持的“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项目），通过汉简勾稽汉代史事，可视作其早年设想的另一种延续；其三，饶先生史学观念的转变，具体贯彻于《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79年、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该书是史学理论领域的力作；其四，注意研究思想、观念、信仰的变迁，对原始宗教多有探讨，致力于揭示古史演进的时代背景。饶先生青年时期得到疑古派领袖顾颉刚先生的赏识，但后来他的古史观有所改变，由“疑古”而“走出疑古”，逐步走上了“罗王之学”以卜辞等出土材料证史的道路。在古史观方面，他与李学勤先生有着相近的旨趣。饶先生在史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沈建华《饶公与新古史辨》（《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曾宪通《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兼谈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十二、历史地理学饶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重镇——禹贡学会最年轻的会员，当时先生未及弱冠。饶先生一方面研究地方史地，另一方面又参与到当时主流历史地理学界的讨论之中，在《禹贡》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们知道，七册《古史辨》是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的见证，实际上《古史辨》还有第八册。当时顾颉刚先生将此重任交付饶先生，书稿已成，但毁于战乱。这一册主要讨论的是历史地理问，又称“古地辨”。近来中华书局根据当时的目录加以恢复，即将出版。《楚辞地理考》（商务印书馆1946年、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是饶先生的早期著作，开拓了楚辞地理学的研究。该书的写作，主要针对钱穆先生《 楚辞 地名考》“屈原放居汉北”的主张以及将《楚辞》中地名尽量北移的做法。当时包括游国恩、方授楚、饶宗颐等在内的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是为楚辞学的一大公案。饶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从潮汕史地和《楚地》地理入手，后又通过甲骨卜辞等出土材料研治上古地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收入《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二书。同时，他还将历史地理与文学史相联系，如对李白出生地碎叶的考证。饶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曹锦炎《甲骨文西南部族地理的新认识——读选堂先生新著 西南文化创世纪 》（《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二十世纪楚辞学》（《饶学研究》新版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楚辞地理考》十三、地域文化饶先生未及弱冠续完其父饶锷遗著《潮州艺文志》，开始踏上学术舞台。饶先生青年时期主要研治潮汕地区的乡邦文献和历史地理，并担任《潮州志》总纂，是“潮学”的重要奠基人。其后饶先生的学术兴趣虽有转移，但一直关注潮学研究，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潮学的把舵者。饶先生通过地方史志的研究逐步渐入主流学术界，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史志虽是地域之学，但由于综合性强，涉及历史、地理、经学、文学、目录诸方面，饶先生的知识框架也因而初步确立。除了潮学，饶先生也是楚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饶先生在1969年便发表《荆楚文化》一文，正式提出“楚文化”这项研究课。他在《楚辞》、楚帛书、楚简、楚地青铜器、楚史、楚地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均贡献卓著。此外，饶先生还对西南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展开研究。饶先生在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郭伟川《饶宗颐教授与“潮州学”》（《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曾宪通《选堂先生与荆楚文化研究》（《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民镇《饶宗颐先生与地域文化研究&#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