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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到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疲惫不堪的长途旅行,火车终于把我从几千里之外的山东平原带到了这个号称天堂的城市。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过天桥、下地道,再经过板着脸看谁都象逃票者的检票员,终于走出了火车站。迎接我的是天堂城市热情的市民,他们蜂拥而上,坚持不懈地问着:“路(旅)怪(馆)住不住哉?”我亲眼看见有位憨厚的老兄抬起头问了一句:“多少钱?”立即就有七八位青壮年围上来拽胳膊、抢行李,那场面犹如打劫一位富豪,那老兄吓得抱头鼠窜。我躲着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广场,回头看看那个有名的车站,青砖红墙,高高大大的古典建筑,宛如一座壮观的寺庙,教人怀疑岳飞父子是否是埋在了那里。       离开家时,听从上过大学的姐姐的劝告,将一干行李重物均打包托运,所以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取行李物品。我围着这座大庙走了好远,才找到托运处,当我将托运单递给那位满脸雀斑的大妈时,她只瞄了一眼便扔了出来:“没到!”我怯怯的问:“什么时候能到呢?”“最快也得明天。”我还想再问点什么,她却转身扭着大屁股走开了。我无计可施,只好先到学校报到再说了。       录取通知书上说有人接站,所以我又围着这大庙走回到出站口。看见有几个学校的牌子,无非浙大、杭大之类,并不多,只有四五家。找了一圈,也没看见我们学校。我只有自己去了!       按照通知书上的说明,需要坐11路车,到文化路下车,但我不知道11路在哪。车站上的人是不敢随便乱问的,否则那位老兄就是前车之鉴。我看见有位胳膊上带着红箍的老大爷,看上去还算和蔼,便走上去询问:“大爷,11路车站在哪儿?”老大爷热情地指指点点,但我一句也没听懂,从他手势上来看,应该顺着前面大街直行。我恭恭敬敬地谢过这位热情的老人,沿着大街走了三四百米,终于看见了11路车站。       不一会儿,车就进站了,还未停稳,等车的人就蜂拥而上,我就象波涛中的一条小船,在人群中飘来晃去,不由自主地被后面的人群拥上了汽车。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我只好在后边抓着把手勉强站立。在这拥挤的车厢中,售票员就象一条泥鳅,寻找着任何一点缝隙钻来钻去。“撒西(啥)地方?”尽管我没听懂她说什么,但我凭经验就知道是要我买票,我递上一块钱:“文化路。”售票员熟练地用圆珠笔在票上一划,从手中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中捡出一张,连同撕下的车票一起摁在我手里。我怀疑她是否练过一阳指之类的武功,虽说不是武林高手,却也摁得我手掌生疼。       汽车走走停停,拉着满车摇摇晃晃的人群穿过大街小巷,终于把我带到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地方。走不多远,就看见在绿树掩映中并不巍峨高大的校门,门上挂着大大的横幅:热烈欢迎89级新生入学。门口有几个带着红袖箍的中年人审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男男女女,出来进去的学生们打扮时髦,个个带点学究气且趾高气扬。我带着惶恐羡慕的心情走进这座注定要在我的人生中写下重重一笔的校园,一个未来四年都要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走进大门是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的法桐伸展着枝叶几乎将道路遮盖起来。法桐下摆着长长的桌椅,桌子上的牌子显示着后面坐着的人的部门名称。我走过去时,第一张桌子后的老师立刻站起来热情地欢迎和问候,这使我离开家乡后的阴霾心情总算得到了慰籍。我先到报道处交上录取通知书和报到证,那位和蔼的老师在厚厚的名单上一边查找着我的名字,一边问道:       “从哪儿来的?”       “山东”       “挺远的”       “还行”       “自己来的?”       “嗯”       “怎么没坐学校接站的车?”       “我没找到接站的人。”       旁边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师看了一下表说:“现在下午四点半,估计那帮人回来吃饭了。”他的这句话让我只想笑,因为我想起了马三立相声里那句话:“现在中午十二点,苍蝇啊,都奔食堂了。”       老师终于找到了我的名字,在上面打了个勾,让我到美术系报到。我又来到美术系桌子前递上报到证,接待老师一头长发,走近了才知道是个男人。老师站起来和我握手,这让我感到诚惶诚恐,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李,欢迎到美术系学习。”接着找出美术系的录取名单,告诉我:“你在纺织品美术班。”接着就让我填表,并热情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填。表格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家庭情况等内容,表格有好几张,这让我费了不少时间。填好表格,他收下我的档案,递给我一张卡片,告诉我先到派出所办理户籍,再到总务处领取物品。       学校派出所桌子后面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要不是那一身绿色的警察制服,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模特班的学生。我递上卡片,她说:“身份证、两张照片、户口迁出证明。”我从包里掏出牛皮信封递给她,她找出所要的东西,拿着身份证对着我仔细的看,那眼神有点让我发毛,直以为小时候偷瓜摘桃、跑到菜园里拿着西红柿就跑的事她已了若指掌。还好她只是让我填表并收下证明,告诉我一个星期后到派出所换新的身份证。       总务处那儿就比较省事儿了,只是让我在表格上签了个名,就发给我一大摞东西,计有:床单两条、枕巾两块、毛巾一条、洗脸盆一个、搪瓷饭盆两个、调羹一支、拖鞋一双、肥皂两块、饭票三十四块五毛钱、钥匙两把。钥匙是宿舍的,饭票是塑料制成的,很硬,揣在裤兜里扎得腿疼。       领完东西,马上就有四五个学长上来帮我拎包扛东西,热情得让我不知所措。但当我看见后面那位新生足有一人来高并塞得满满的大行李箱时,我就明白他们抢着帮我的原因--------我只有一个小背包,大件的行李还在火车上不知何时才能到站呢。       沿着林荫道,绕过鲜花盛开的花坛,一路上有花园、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路很长,我真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走到尽头,感谢上帝和观音菩萨,总算看见了标着“15”的灰色楼房,那就是我的宿舍楼。       我抱着脸盆,盆里是从教务处领取的东西,跟着学长爬到五楼,累得直喘粗气,找到504号房间,用钥匙打开房门,屋里一个人没有。学长放下东西就匆匆告别了,只留下我一人站在这陌生的房间里。       房间不大,两边摆着三张双层床,正好容纳六个人睡觉,中间是张极大的桌子,六个抽屉,六个板凳。还有个搁物架,上面已经放满了旅行箱、皮箱之类的东西,只有最上面一格还空无一物,估计是给我留的。脸盆架上整齐的放着五个脸盆,壁橱里边已经塞的没有一点空隙,地上还有一个比我还高的编织袋,估计能盛下三个人还有富裕,后来才知道装的是温州伙计用来搞批发零售的衬衣裤子,不过一直到大二我也没见他卖出一件。只有靠窗的下铺还没人占用,床头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很不吉利,尽管我并不迷信。       我撕下纸条,把床单铺上,坐在床沿上,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宿舍楼里人并不多,显得很安静,估计他们也奔食堂了。我找到盥洗间洗了个冷水澡,换下身上被汗水湿透了的衣服,经过三四十个小时的折腾,衣服有种咸带鱼的味道。回到宿舍时,屋里多了个人,一米八多的身高,穿着时髦的T恤,长长的头发梳得晃眼,苍蝇站上去都能闪了腰。他一边往脸上拍打着化妆品一边说:“你是周磊吧?我叫朱自民,是温州来的。”说这话的时候,明显有点娘娘腔。“周磊,山东人。哎?你挂衣架能借我几个吗?”他转身去拿衣架,脸上稍微显出有点不快,尽管表情稍纵即逝,但还是被我看在眼里,我的心情也犹如他的表情——沉到了谷底。       宿舍里的人也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相互见面无非都是自我介绍,于是我认识了大学里的第一批同学:孙正平,浙江萧山人,身材不高,骨瘦如柴,两个眼睛倒是极大;黎兵,一口的港台腔,广东人,跟踢球的黎兵没什么联系;陆文勇,名字有些生猛,但人长得白白净净,戴着副圆圆的眼镜;张辉,也是广东来的,家里经济条件超好,耐克的运动鞋、波顿的牛仔裤,花花公子的T恤衫,光是这些装备就是我那教书匠的老爸半年的工资。这五个人都梳着张国荣的发型,身上衣衫时髦,一看老爸不是商人就是局长,还有他们都是服装设计班的,这就注定了我和他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我开始想念高中的那帮哥们儿,那帮撒尿都要拽着一起走的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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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同学       “甜酒酿~~”小贩抑扬顿挫犹如唱歌一般的叫卖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后脑勺由于枕着硬板床而硌得生疼,我可不想再看那因借个衣架就拉的老长的驴脸,所以就在硬板床上凑合了一宿,还好蚊子不多,估计楼层太高它们也有高原反应。       今天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宿舍走廊里照例有一些新生走来走去。跟孙正平到食堂吃了点早餐,早点花样繁多琳琅满目。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早点的颜色花样丰富,看得眼花缭乱。不过宿舍与食堂的距离太远,吃胖了跑瘦了,我决定明天不再去食堂,宿舍楼紧挨着后门,大街上就有很多小饭馆。       我正琢磨着今天该如何度过,听见“咚咚”的敲门声,陆文勇去开门,因为他的床铺离门最近。       “周磊在吗?”我听见一个怯怯的女声在问。陆文勇一声不吭的敞开门回到床铺,我赶紧起来,看见个漂亮的女孩站在门口,不知是进来好还是不进来好。女孩后边还有一人,长得五大三粗,魁梧的身材能把门口挤满,在他的映衬下,女孩显得更加瘦弱。那女孩叫葛慧玲,是我的高中同学,恰巧考进了同一所院校,她在服装模特班。       “请进!请进!”我赶紧招呼他们进来,手忙脚乱的找出板凳请他们坐下。其他人冲着我挤眉弄眼。       “这是我大哥”,葛慧玲指着那个大汉说。       我和大哥握握手,大哥热情的询问着什么时候来的,路上顺利吗之类的话。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话真有些道理,经过昨天的折腾,本来在高中不甚熟悉的她,今天看起来格外顺眼。       他们兄妹俩拉着我去游西湖,天有点阴沉,西湖水碧波荡漾,但并不觉得是在天堂。一路上葛慧玲蹦蹦跳跳兴高采烈,我给她大哥讲着她在高中时的有趣经历,大哥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坐船游览了三潭印月、小瀛洲、湖心亭。在湖心亭前,葛慧玲让我们俩摆个Pose,她兴冲冲的给我们照相,我做着各种奇怪的姿势,她一边笑着一边往后退着取景:“好了,喊茄子!”“茄~~”子音还未发出,只听“扑通”一声,她就没了踪影。我们赶紧冲上去,看见她在水中手舞足蹈的挣扎,拉胳膊拽腿地将她拖上岸来,浑身衣服湿透了,鞋子就剩了一只,照相机倒在手里紧紧地抓着,可见人在危急的时候,也有保护贵重财产的意识。她坐在石头上吐出了几口西湖水,脸色吓得有些苍白,头上还顶着片落在湖里的柳叶,好一会儿才定下神来。       湖是游不成了,他们打车回学校,我去车站取行李。由于这次落水事件,很长时间她一见我就警告:“不准对我同学讲!”       车站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个雀斑大妈,还是行李未到,还是得走到11路车站,不同的是有两人打架,非要拉着我评理,一人说:“戒指是我捡到的,自然是我的。”另一人说:“见者有份,凭什么让你独吞!”然后给我解释:“这家伙捡到了这么大一个金戒指想独吞,让我看到了,见者有分,应该平分。这个戒指值两千块钱呢,我要给他五百,戒指归我,他不干。他要给我五百,戒指归他,我也不干。你来了正好,要不你给我们一人六百,戒指归你,见者有分吗!你用一千二换个两千块钱的戒指多好!”另外一人说:“这样也行。”我说:“要不戒指归你,你给我们两个一人六百的了。再不行,我吃点亏,给我三百就行,给他九百,戒指你拿去。”那两个骗子目瞪口呆。我指着车站方向说:“那边警察来了,要不咱让警察做个见证?”两个骗子慌里慌张的转身就跑,我就象看戏一样看着他们走远。       从学校商店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回到宿舍,张辉告诉我说有人来找过我。我想了想,在杭州城里出了葛慧玲谁也不认识,由他去吧。       正躺在那硌得骨头疼的硬板床上胡思乱想,有人推开门问:“周磊回来了吗?”       我起身一看,见一位瘦高个,站在门口。我说:“我就是。”       “我叫沈穆,咱们是同班同学,我是咱们班的班长。”       我赶紧招呼他坐在床沿上,他说:“我就住在你隔壁,我们宿舍大部分都是咱们班的。”听到这句话,我仿佛是流浪的孤儿找到了亲人,掉队的战士躲过了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赶上了大部队,看到他就觉着亲切。
  他拉着我到了隔壁宿舍,宿舍里的人大部分都出去了,只有一个大个子在整理东西,沈穆介绍说:“这是江涛,江苏人,也是咱们班的。”我们三人坐着拉了一会儿闲话。江涛个子虽然很高,但说起话来显得有些腼腆。沈穆告诉我明天到6号教学楼205教室集合,全班开个班会,有很多同学他也不认识。临走时,我又想起了我那硬板床,便鼓起勇气说:“哎,你们有没有多余的被褥?我的行李让火车托运,到现在还没来。”二人二话不说便翻箱倒柜地找起来,沈穆找出床被子说:“现在天太热,被子也用不着,你拿去当褥子铺吧。”江涛说:“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枕头,给你件棉大衣凑合凑合吧。”我抱着被子和大衣感激涕零。       由于有了褥子和枕头,这一宿睡得分外香甜,睡梦中仿佛坐着小船荡漾在西湖之上,小船随着湖水晃啊~晃啊~,葛慧玲拉着我的胳膊撒娇似的摇啊~摇啊~,一觉醒来,见沈穆抓着我的胳膊晃着说:“都几点了,还不起来!”       我揉着眼睛说:“好梦都让你给搅了。”       他笑着说:“做梦想媳妇儿?看你流哈喇子的样儿就知道想什么了。快起来吧,今天不是开班会吗。”       我胡乱洗了把脸,跟着他找到6号楼205教室。6号楼是一栋老楼,不知建于什么年代,估计比我爷爷的年龄还大,楼梯和地板都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205教室不大,刚好放开十五张桌椅外加一个讲台。我们来时,已经有几个女生占据了前面几张桌子,男生来的并不多,我们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大家都很陌生,也不知说什么好,显得教室里一片寂静。       一会儿听见走廊里发出“咚咚”的声响,就象敲鼓一样,震的整个楼房都在晃动,声音越来越近,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堵在了门口。对于他的身形,门口显得太窄,他基本上是侧着身才进来的。他走到最角落的一张桌子那儿坐了下去,由于桌椅的间距对他来说显得太小,他一坐下去,桌子便被挤得向前移动了十几公分,前面的女生本来倚在他的桌子上,不防备挤得“哎吆”一声,他赶紧站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可他这一站,桌子又往前移动了十几公分,那女生禁不住又是“哎吆”一声,我们都笑了,教室里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那胖子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       笑声未决,又有几个男生走了进来,教室里一下就满了。       不一会儿,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了教室,教室里马上就安静下来。她走到讲台上,自我介绍说:“我叫纽瑛,纽扣的纽,王子旁加英雄的英,系里让我当你们的班主任,你们在生活上或者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接着就让大家做自我介绍。       从最边上开始,那个白白净净的女生站起来说:“我叫朱筠,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四川成都几个字是用四川话说的,四字音拉得很长,还转了无数个弯。后面的女生长得很漂亮,衣着打扮极有品味,也是来自四川,叫方瑾。圆脸的女孩叫钱瑜琦,胖胖的有点可爱,圆圆的脸蛋儿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身形娇小的女孩叫石芦芸,以我来看,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五零;瘦瘦的女孩叫吴帆,戴着副变色眼镜,说话的腔调嗲声嗲气,显然是一位娇生女;大眼睛的女孩叫邵琦琦,就是脸上的鹰钩鼻子与她的眼睛有点不大相称,这就是我们班的六朵金花。胖子叫张航,以他的身材衡量,航行的定是艘航空母舰;个头不高但肌肉极结实的伙计叫陈邦逸,是广东人,说话却并不带有港台腔,只不过舌头不大利落,听他说普通话有点费劲;脸上架着圆圆的眼镜的家伙生得白白净净,头发长长的,叫徐斐,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儿;满脸络腮胡须的哥们儿叫陶拥军,衣着打扮比我还要寒酸,来自嘉兴农村,这在美术系是比较罕见的,其他系里的农村学生很多,美术系的每百人也找不出一人;那个长头发的伙计叫陈玉斌,头发长的披在肩上,但却有副粗大的骨骼;再加上沈穆、江涛和我,就组成了我们班的八大金刚。       我正诧异:教室里明明有十五副桌椅,怎么只有十四个学生?班主任说还有一姐们儿,最终撇下我们这帮难兄难弟难姐难妹,跑去遥远的澳大利亚享清福去了。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班不可一日无长,大家刚刚认识,民主暂不能实行,班主任就独裁一回,指定沈穆作为班长。徐斐一听,走到沈穆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说:“穆(木)头儿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朱筠笑声最大,方瑾一边笑一边还得防备着张航的桌子,邵琦琦一口水喷了出来,差点喷吴帆一裙子。自此之后,木头儿就成了沈穆的外号。       纽老师把本学期的课程表贴在墙上,大家都围上去看。第一周没什么课程,基本都是入学复查之类的;二到四周是政治思想教育,第五周才开始正式课程。大家议论:怎么政治思想课这么多?徐斐说:“还不是因为动乱?咱们算好的了,象北大的新生要拉到石家庄陆军军官学院军训一年。”这事儿我们也早已听说,后来所有的院校新生都要参加军训,其源头就是自此开始。       纽老师接着组织大家学习学院的规章制度,无非是不准迟到早退旷课之类,还有什么学位制度、考试制度等等,很是严格,大家听了直吐舌头,有点吓人。       老师走了之后,教室里又喧闹起来。大家从沈穆手里抢过学生情况簿,上面写着学号、籍贯、出生年月等情况,于是大家按年龄排序,陈玉斌最大,石芦芸最小,我在里面排老八,徐斐算出我是老八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妙,果然,这家伙喊着:“周八~皮?”我赶紧声明:我家祖宗八代也没出过地主,小时候虽然养过鸡,但没学过鸡叫,一般都是鸡比我起得早!“要不叫你八爷?”我还没说话,沈穆先说:“不行!听着我们都象是汉奸似的。”于是我的外号也就不了了之。       205教室是我们的专用教室,其他系的学生一般没有专用教室,都是背着书包满世界的转着上课。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教室的好处:前面是花园,空气清新;后面是美术系专用图书馆,查资料及其方便;还有就是离食堂还算近便,不象是在宿舍,去食堂吃顿饭仿佛要经过万里长征。我们都决定,将一应吃饭用品全部搬来教室,宿舍全当是旅馆,就睡觉时回去就行。只是这个教室显得太小了点,沈穆解释说:听班主任讲过,我们本来应该在七号楼,但七号楼正在维修,恐怕得明年才能换教室。张航的体格太胖,他便自己想了个办法,把多余的一张桌子搬到讲台旁边,这样他一个人就有了两个人的地盘。而那张多余的桌子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搁物架。       聊了一会儿天,大家都会宿舍去了,我还得跑趟火车站——上帝保佑我的行李,不会给我捎到伊拉克去了吧?     
    他拉着我到了隔壁宿舍,宿舍里的人大部分都出去了,只有一个大个子在整理东西,沈穆介绍说:“这是江涛,江苏人,也是咱们班的。”我们三人坐着拉了一会儿闲话。江涛个子虽然很高,但说起话来显得有些腼腆。沈穆告诉我明天到6号教学楼205教室集合,全班开个班会,有很多同学他也不认识。临走时,我又想起了我那硬板床,便鼓起勇气说:“哎,你们有没有多余的被褥?我的行李让火车托运,到现在还没来。”二人二话不说便翻箱倒柜地找起来,沈穆找出床被子说:“现在天太热,被子也用不着,你拿去当褥子铺吧。”江涛说:“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枕头,给你件棉大衣凑合凑合吧。”我抱着被子和大衣感激涕零。       由于有了褥子和枕头,这一宿睡得分外香甜,睡梦中仿佛坐着小船荡漾在西湖之上,小船随着湖水晃啊~晃啊~,葛慧玲拉着我的胳膊撒娇似的摇啊~摇啊~,一觉醒来,见沈穆抓着我的胳膊晃着说:“都几点了,还不起来!”       我揉着眼睛说:“好梦都让你给搅了。”       他笑着说:“做梦想媳妇儿?看你流哈喇子的样儿就知道想什么了。快起来吧,今天不是开班会吗。”       我胡乱洗了把脸,跟着他找到6号楼205教室。6号楼是一栋老楼,不知建于什么年代,估计比我爷爷的年龄还大,楼梯和地板都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205教室不大,刚好放开十五张桌椅外加一个讲台。我们来时,已经有几个女生占据了前面几张桌子,男生来的并不多,我们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大家都很陌生,也不知说什么好,显得教室里一片寂静。       一会儿听见走廊里发出“咚咚”的声响,就象敲鼓一样,震的整个楼房都在晃动,声音越来越近,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堵在了门口。对于他的身形,门口显得太窄,他基本上是侧着身才进来的。他走到最角落的一张桌子那儿坐了下去,由于桌椅的间距对他来说显得太小,他一坐下去,桌子便被挤得向前移动了十几公分,前面的女生本来倚在他的桌子上,不防备挤得“哎吆”一声,他赶紧站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可他这一站,桌子又往前移动了十几公分,那女生禁不住又是“哎吆”一声,我们都笑了,教室里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那胖子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       笑声未决,又有几个男生走了进来,教室里一下就满了。       不一会儿,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了教室,教室里马上就安静下来。她走到讲台上,自我介绍说:“我叫纽瑛,纽扣的纽,王子旁加英雄的英,系里让我当你们的班主任,你们在生活上或者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接着就让大家做自我介绍。       从最边上开始,那个白白净净的女生站起来说:“我叫朱筠,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四川成都几个字是用四川话说的,四字音拉得很长,还转了无数个弯。后面的女生长得很漂亮,衣着打扮极有品味,也是来自四川,叫方瑾。圆脸的女孩叫钱瑜琦,胖胖的有点可爱,圆圆的脸蛋儿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身形娇小的女孩叫石芦芸,以我来看,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五零;瘦瘦的女孩叫吴帆,戴着副变色眼镜,说话的腔调嗲声嗲气,显然是一位娇生女;大眼睛的女孩叫邵琦琦,就是脸上的鹰钩鼻子与她的眼睛有点不大相称,这就是我们班的六朵金花。胖子叫张航,以他的身材衡量,航行的定是艘航空母舰;个头不高但肌肉极结实的伙计叫陈邦逸,是广东人,说话却并不带有港台腔,只不过舌头不大利落,听他说普通话有点费劲;脸上架着圆圆的眼镜的家伙生得白白净净,头发长长的,叫徐斐,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儿;满脸络腮胡须的哥们儿叫陶拥军,衣着打扮比我还要寒酸,来自嘉兴农村,这在美术系是比较罕见的,其他系里的农村学生很多,美术系的每百人也找不出一人;那个长头发的伙计叫陈玉斌,头发长的披在肩上,但却有副粗大的骨骼;再加上沈穆、江涛和我,就组成了我们班的八大金刚。       我正诧异:教室里明明有十五副桌椅,怎么只有十四个学生?班主任说还有一姐们儿,最终撇下我们这帮难兄难弟难姐难妹,跑去遥远的澳大利亚享清福去了。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班不可一日无长,大家刚刚认识,民主暂不能实行,班主任就独裁一回,指定沈穆作为班长。徐斐一听,走到沈穆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说:“穆(木)头儿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朱筠笑声最大,方瑾一边笑一边还得防备着张航的桌子,邵琦琦一口水喷了出来,差点喷吴帆一裙子。自此之后,木头儿就成了沈穆的外号。       纽老师把本学期的课程表贴在墙上,大家都围上去看。第一周没什么课程,基本都是入学复查之类的;二到四周是政治思想教育,第五周才开始正式课程。大家议论:怎么政治思想课这么多?徐斐说:“还不是因为动乱?咱们算好的了,象北大的新生要拉到石家庄陆军军官学院军训一年。”这事儿我们也早已听说,后来所有的院校新生都要参加军训,其源头就是自此开始。       纽老师接着组织大家学习学院的规章制度,无非是不准迟到早退旷课之类,还有什么学位制度、考试制度等等,很是严格,大家听了直吐舌头,有点吓人。       老师走了之后,教室里又喧闹起来。大家从沈穆手里抢过学生情况簿,上面写着学号、籍贯、出生年月等情况,于是大家按年龄排序,陈玉斌最大,石芦芸最小,我在里面排老八,徐斐算出我是老八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妙,果然,这家伙喊着:“周八~皮?”我赶紧声明:我家祖宗八代也没出过地主,小时候虽然养过鸡,但没学过鸡叫,一般都是鸡比我起得早!“要不叫你八爷?”我还没说话,沈穆先说:“不行!听着我们都象是汉奸似的。”于是我的外号也就不了了之。       205教室是我们的专用教室,其他系的学生一般没有专用教室,都是背着书包满世界的转着上课。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教室的好处:前面是花园,空气清新;后面是美术系专用图书馆,查资料及其方便;还有就是离食堂还算近便,不象是在宿舍,去食堂吃顿饭仿佛要经过万里长征。我们都决定,将一应吃饭用品全部搬来教室,宿舍全当是旅馆,就睡觉时回去就行。只是这个教室显得太小了点,沈穆解释说:听班主任讲过,我们本来应该在七号楼,但七号楼正在维修,恐怕得明年才能换教室。张航的体格太胖,他便自己想了个办法,把多余的一张桌子搬到讲台旁边,这样他一个人就有了两个人的地盘。而那张多余的桌子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搁物架。       聊了一会儿天,大家都会宿舍去了,我还得跑趟火车站——上帝保佑我的行李,不会给我捎到伊拉克去了吧?
  三、行李       经过这几次的折腾,从学校到火车站的路,熟得就是鞋子不用脚也能走个来回,大庙托运处大妈脸上的雀斑也能数清楚有多少个。还不错,行李并没有给我捎到伊拉克,只是去南京、上海旅游了一圈,并且可喜的是,除了铺盖卷包装上的几个泥水脚印外,并没有什么损失。       我肩上扛着行李箱手里领着铺盖,刚走了几步,立即就有几辆三轮车围了上来:“朋友上哪儿?给侬拉过去好啦,毛(蛮)便宜的来。”我又想起刚来杭州时的那位老兄,便一概不予搭理,艰难得直奔11路车站而去。       还不错,竟然还能挤上公交车!只不过售票员看我的眼神就象是防范一位盲流,又或者是看一位乡下进城的农民工。后来我才知道,“乡巴佬”这个词在这座城市的出现几率是如此之高,大可以作为口头禅使用。       下了公交车,当我把行李搬到校门口时,已经累得只剩了喘气的份了。我喘了十几分钟总算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还不错,她也看见了我,径直冲我走来。       “你行李才到啊?怎么就这两件行李就把你累成这样啊?”葛慧玲笑嘻嘻的说。       “就这两件?我都快成三孙子了!”       “行行行!我帮你提一件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葛慧玲去拿铺盖卷,在她弯腰低头的一瞬间,我看见从领口处显现出一道诱人的乳沟,这使我的心跳猛然加快,在高中时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竟然如此美丽,连脸上的两点小雀斑都显得妩媚和可爱。多年后她成了一位著名的影视明星,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看到她穿着暴露的晚礼服出席各种典礼,我却没有了当时的心跳和激动。       
我们俩走走停停说说笑笑,路上的同学时不时投来一瞥艳羡的目光。走到宿舍楼时,大家的眼光变的更为复杂,因为女生帮男生搬行李的事情极为罕见。回到宿舍放下行李,舍友们都出去吃饭了,葛慧玲一头大汗,我也不例外,她拿着手绢不停地扇着,鼻头上渗着密密的汗珠。我去盥洗室洗了一把脸,把毛巾仔细地投洗干净,回来递给她,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在脸上抹了几把。       我叫上她去校外的小餐馆吃锅贴。我们都累了,去食堂太远,也懒得跑腿。这儿不能说是餐馆,最多也就是个铺子,一间平房是操作间,桌子都摆在人行道上。我们随便找了张空桌坐了下来,桌子上油腻腻的,本想叫服务员来擦,但看见她的抹布黑乎乎的比桌子还油腻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葛慧玲要来了几张餐巾纸在桌上仔细地擦了几遍,但这桌上的油垢就象是油漆——越擦越亮。我们要了几两锅贴和两碗粉丝,一共花了四、五块钱外加几两粮票。那时吃饭还需要粮票,不过来年就取消了。粮票一般都由学校统一发给学生,一个人一月28斤,此外每人还有糖票两斤、肥皂票两块。不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什么用处,因为食堂不收粮票,政府对大学食堂都有补贴,所以食堂的饭菜极为便宜。学生的粮票除了偶尔出来吃饭时使用外,基本上都卖给了票贩子,一斤粮票换三块钱,每月就有了六七十元的收入,再加上国家补助三十四元五角,每月接近一百元的收入,要知道那时我父亲几十年教龄的工资收入也不过三百多元,一百元够其他系的学生一个月的开销的了,也有女生用粮票换鸡蛋,回宿舍用电炉子煮着吃。糖票和肥皂票也一样,每月的两斤糖票根本没有用处,因为你不会去买白糖,肥皂一年也用不了两块,所以都卖给了票贩子,不过不值钱,糖票好像一块钱一斤,肥皂票一元一块。90年取消票证制度,这些就没有了,我们也就少了一块经济来源。饭铺的老板十分欢迎新生去吃饭,因为他们拿的大多都是全国粮票,就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粮票,这种粮票在票贩子那里要四五块钱一斤,后来学生发的都是杭州市粮票,仅限在杭州市内使用。       不一会儿,粉丝和锅贴就上桌了,粉丝是南方极常见的食物,北方基本没有,我们也有些新奇。说粉丝有点名不符实,因为并不是那种白色的又细又长的粉丝,其实就是北方的粉条,灰呼呼的用水煮烂呼了再撒上盐、香菜、咸菜沫子之类的东西,讲究点的再放上鸭血、鸭肠、豆腐等,如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说它叫汤,但南方人并不拿它当菜食用,其地位相当于北方的稀饭。锅贴煎得焦黄,油水很足,印证了桌上油垢的来源。记得梁实秋先生在一篇散文里写过这么个故事:某
汤汁很多,一人一口下去,一股油水喷了对面老兄一个满脸花,但他只顾吃,不理不睬,店里的伙计看不下去了,忙打来毛巾给客户擦脸,然此客户不急不忙地说:“不用急,他还有两个
没有吃完呢。”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很快就验证了梁先生的故事绝对不虚。当我把焦黄的锅贴放在嘴里咬了一口时,耳边听到“呲”的一声,见一股油水如箭一般在空中划出一道曲线,正巧落在葛慧玲的鼻子上!她气急败坏地瞪着我,顺手拿张餐巾纸擦去脸上的油渍,我憋不住的想笑,很快就笑得前仰后合,铺子里的人奇怪的看着我,她咬牙切齿地小声说:“你还笑!”       吃完锅贴,我们俩象散步一样朝女生宿舍走去。她的胳膊常常无意识的碰着我,使我想入非非。她的身材比我还高,跟她在一起,显得我愈加渺小,并且我们都来自小地方,这使我们的穿着在这大学校园里显得有些土气,不过很快她就加入了时髦的行列。女生宿舍照例是对男生封闭的,她快步走上台阶,在门口回头冲我一笑就消失在大门后边。看着她的笑容,我眼前浮现的却是她掉入水中的画面:凹凸有致的身材、湿透了的衣衫、脑袋上顶着一片柳叶的脸,那脸色有些苍白。       回到宿舍时,他们都已经回来了,宿舍里由于出现我的行李而显得有些零乱,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我也不搭理他们,衣服是早该换洗的,被子和棉大衣要还给同学,蚊帐要挂起来,总之很是忙乱了一阵,但一切总算就位了。   
  四、开学       今天是开学典礼,照例是领导无聊的讲话,后来还有不知是什么系的学生上台慷慨激昂的陈词,表示一定要学好文化知识,做祖国的有用之才。台上声震云天,台下嗡嗡声一片,犹如千万只苍蝇一起轰鸣,其势不亚于台上的麦克风。整整一上午就在这嘈杂的礼堂里度过。       下午到系里领取学习用品,全班同学一起涌到系总务处,照例是每人签名,每人领取对开画板一块、四开画板一块、折叠画架一个外带课本若干册。这些东西若要每人单独去拿,谁也拿不了。我们便分工合作,大画板两人去抬,小画板一人抱四五张,画架可以几个一起扛在肩上,剩下的书本由女生分别抱着,很快就回到了教室。服装设计班就有点麻烦,他们女生多男生少,全班三十五号人就七个男生,累得他们跟**似的,一大帮女生倒是在旁边叽叽喳喳指手画脚。服装模特儿班就更有意思,三十多号人全是女生无一个老爷们儿,一帮身高全都在一米七以上的漂亮女孩站在一堆画板、画架、书籍面前面面相觑,不过很快她们就找到了自己的优势——站在路边撒娇似的拽着每一个过路的男生帮忙,倒真有不少男生经不住诱惑,看来美人计在何时都是行得通的。       我们这小小的教室马上就显出拥挤,到处杂乱无章的摆放着用品。这时显示出沈穆的领导才能,他让大家在画板、画架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分类堆放在犄角旮旯里,这下就整齐多了。下午还是没什么事情,大家也都闲得无聊,我翻了翻发给我的课本,有中国文学、大学英语、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时事政治之类,一眼就看出我们这一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了。再看编撰者,确实跟高中不同,高中课本是全国通用,大学课本除了英语之外全是本校教授们的著作。翻了翻书也看不下去,自高考之后,除了金庸、古龙我就没正经看过一本书,其他同学估计也不比我强哪儿去。张航提议:大家集资作为班费,买点娱乐用品,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每人交多少合适?算来算去拾元太少,五十元太多,就交二十元,接下来就是讨论买什么,张航说买足球,大家笑声一片。朱筠说:“不用买足球,你趴下来比足球还圆。”徐斐笑着说:“你绝对可以当守门员,往门前一站,两手一伸,大半个球门就没有了,谁也甭想进球。”陶拥军说:“还踢球呢,就咱们班一共就有八个男的,连支球队都组建不起来。”陈玉斌说:“谁说组不成球队?加上女生正好11个人外带三个替补。”大家疯闹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什么都买,不过谁都懒得动弹,只好剪刀、包袱、锤决定,沈穆、钱瑜琦、徐斐成了三个倒霉蛋。       三个人很快就回来了,买来扑克牌四副、羽毛球拍一副、乒乓球拍一副、羽毛球、乒乓球各一盒、足球、篮球、排球各一个。班费还有剩余,大家决定交由沈穆管理,以后到西湖划船使用。9月的杭州仍然闷热透顶,大家也都没有去操场活动的闲心,于是就躲在阴凉的教室里打拱猪,我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很快就输得一塌糊涂。       晚上是欢迎新生的文艺演出,票由沈穆领出再发给个人。我以为跟高中的元旦晚会一样,不过是学生自导自演自娱自乐,所以就不想去,还是江涛他们拽着我到的礼堂。很巧的是葛慧玲正好坐在我后面,她拍拍我的肩膀,我才发现她,跟她们班的同学坐在一处,三十多个美女叽叽喳喳的在这礼堂里很是显眼。回头跟她闲聊了几句,旁边的女生笑着说:“你们这么亲热,干脆我把座位让给你得了。”葛慧玲笑着打她,我也笑着说:“你恐怕没那么好心吧?是不是看上我们班的帅哥了?老实说是我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我也学月老给你们牵牵红绳。”她笑着不答,葛慧玲笑着说:“该!报应了吧?”我旁边的江涛和陈玉斌诧异地回头去看,我搂着江涛说:“他怎么样?身高模样可都配得上你!”江涛笑着说:“你们可别拿我说事儿。”她笑着不言语。回过头来,陈玉斌说:“可真有你的啊,刚来几天啊?就搭上模特儿班的了。”我笑着跟他解释:我们是高中同学,早就认识了。       一会儿节目就开始了,报幕的是电视台的主持,我并不熟悉,但浙江的学生却使劲鼓掌,估计还比较有名。大学就是大学——财大气粗,整台晚会组织的不比各省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差,有浙江省歌舞团、省曲艺团、小百花越剧团、省电视台等单位演出,甚至还有两位著名歌手助阵,当然也有服装模特儿班的服装表演,记得有位独角戏的演员讽刺电视节目乱插广告,又说又唱,插科打诨,引来笑声一片。不知道这台精彩的演出学校要付出多少人民币。   
    第二天是学校复查,早就通知各班凡是上海、江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学生早上不准吃饭喝水,上午抽血化验,因为那年这几个地方爆发流行性甲肝,据说是吃生毛蚶引起的。我们班只有江涛是江苏的,我笑着对他说:“让你们再吃毛蚶,得报应了吧?”江涛愁眉苦脸地说:“我又不吃毛蚶,凭什么抽我的血?”       来到学校医院,见楼上楼下全是体检的学生,我们只好三两个为一组分头行动,原则是哪个科人少就往哪儿钻。体检的内容跟高考前几乎没什么不同,什么身高、视力、色盲、五官、肺活量等,就是在X光透视和内脏检查那儿费了点时间,内科那儿是位白胡子老头儿,显得很和蔼,他按着我的肚子问这儿疼不疼,那儿疼不疼?我一概回答不疼,他就在我肚子上使劲一按,我“嗷”的一声叫了出来说:“疼!疼!不疼是傻子!”他笑呵呵地在我体检表上盖了一个戳——正常.       楼上楼下地跑了四五趟,总算把该有的章都收集齐了,只剩下最后一关,按照说明来到医院五楼,一股浓烈的药味让我感到不妙,这药味太熟悉了,每到我生病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种气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屋里,见有十几位医生护士坐在那里,每人面前放着一个搪瓷托盘,里面是针头、针管、药棉、药水等物,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针管吸上药水,朝天挤出空气,我就不寒而栗,并且每一个同学出来时都是龇牙咧嘴。就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弯儿,怎样才能摆脱这一针的苦难,但想到没有这个章恐怕连学籍都没有,就只好硬着头皮坐在那护士面前。只见她麻利地换了一个针头,拿起一个小玻璃瓶用铁尺一敲,“嘭”的一声药水瓶的上半部就掉进了垃圾桶,我的心也“嘭”的一沉,感到头皮有点发麻。她不紧不慢地将药水吸进细细的针管,冲着屋顶推出空气,最后有股细流冲出,然后用镊子夹起块药棉,在我手腕上抹了抹,凉凉的感觉从手腕传到了全身,感到整个人都是凉的。剩下的过程我已经不敢再看,只知道一阵刺痛传来,甚至还往上一挑,她慢慢地推着药,我感觉这个过程是那么漫长,直到感觉手腕上一松,才转过头去,她让我用药棉按住伤口,整个过程才算结束,顺便让我明天复查。我起身往外走,看见钱瑜琦、朱筠她们冲着我直笑,她们身后竟然还有葛慧玲冲我挤眉弄眼,我没好气地说:“笑什么?你们也少不了!”不过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打针查的到底是什么,只知道我的实验结果是阴性,阳性的几个哥们儿拖到浙江医科大学又去复检了一遍。       下午其他系的学生要进行入学复查考试,不知为什么美术系的学生不用复查,校园里到处都有新生抱着书本复习,我们乐得清闲。       接下来就是一连数周的政治思想教育,天天到阶梯教室上大课,也没有课本,就是那些教授、讲师们轮番上阵,给我们讲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所谓的上大课,就是几个班的学生集中在一间教室上课。由于学生人数多,往往老师光点名划考勤就要浪费十几分钟。几天上大课的结果,就是让我学会了大学生必有的技巧------逃课。  
凡是考进这所大学的学生,无一不是中学的好苗子,所以逃课这种事情在中学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刚一上课时,大家都很认真,有些女生还认真地记着笔记,但坐在教室门口的学生往往趁老师不注意,特别是回身写板书的时候,猫身溜出教室,逃之大吉。逃课这种事情是可以传染的,并且传染速度极快。自从发现了逃课的窍门,大家自然都想坐在门口,所以上课时往往后面坐满了人,而前面座位一概空着,后来的学生就只能坐在前面,这就大大降低了能逃课的几率。学生既不想早去占座位,又想早走,就想出了派代表抢座的方法,反正每个班都有好学的积极分子,一般拿本笔记本或课本交给他,他到教室后在每个座位前的桌子上放上一本,表明此地有人占领,其余的人只要点名前来课堂就行了。但教授也很快发现,第一节课教室里满满的都是人,第二节课时人数渐少,第三节课时往往就剩了一半学生,到下课时只剩下十几个老实好学的女学生坐在那里,所以也就改变了策略,上课点名改成下课前点名。不过这也没有难倒学生,大家改成上课不去,快下课了再去教室。教授又改成头尾点名,就是上课前和下课前各点一次,学生就改成上课点名就走,下课点名前再回来。更有甚者,干脆不来了,请同学代为答到,于是就有了一个学生变着嗓音喊了五六声“到”的情况。     
如此捉迷藏的游戏我们玩儿了两年,当然只是在上大课时使用,专业课是绝对不用的。因为大课一般都是政治之类的公共课,人数众多,老师也认不过来,再加上学生根本不重视,反正只要期末时临阵磨枪,死记硬背,考试能过六十分就行,记得我的政治成绩从来没有低于90分,但上课从来都是能逃就逃。    
专业课是绝对不逃课的,因为是每班各自上课,我们班总共才十四个人,老师都不用点名,扫一眼就知道谁来没来,再加上大家非常重视,将来还要指着学来的本领吃饭呢,让你逃课你也不会逃。再就是英语课从来不逃,因为英语不过级就拿不到学位,再加上英语一旦落下,想追上都难,所以外语课大家都非常认真。       就这么跟教授的捉迷藏中,开学的思想教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五、自行车       一周的时间过的很快,在这一周,我发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三者之间的距离为:宿舍到食堂约1公里,宿舍到教室为1.5公里,教室到食堂约为0.6公里。天天要在这三者之间转来转去,如此跑法,四年大学下来我估计就可以参加奥运会的长跑比赛了。我并不想去拿金牌,也不想对不起我的两条腿,所以必须要买一辆自行车。昔冯驩弹剑作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想此人也必定饱受无车之苦。       星期天到了,江涛和陈玉斌约着我一块去买自行车。新车是买不起的,一辆要费二三百元人民币,那是我父亲一月的工资。所以我们相约去买二手车。陈玉斌似乎对杭州很熟,我们两人就跟着他来到了武林门。       此地名曰武林,却并没有什么大侠亮剑,只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一个内河航运码头、一个广场、一个展览馆和百货大楼若干。想当年赵构迁都,此地必是一座城门所在,如今城阙不见踪影,空留武林门之名。陈玉斌领着我们离开大街钻进小巷,东拐西拐,在胡同中猛然看到一片空地,上百辆自行车散乱地摆着,许多人在那里讨价还价。我们溜达了一圈看看行市,价格还是很贵,就没有低于百元的车子。他们两人很快就看中了各自中意的东西,我摇摇头继续转着。       “朋友,窥(看)一窥(看)这辆吹(车)子,毛(蛮)便宜的来。”有个中年人招呼我。我瞄了一眼,车子有些破旧,车架上锈迹斑斑,便问道:“多少钱?”“侬要的话,七十元好的喽。”我接过自行车,骑上去在空地上溜了一圈,还不错,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脚蹬、车轮全都完好,至少不是方的,就是脚闸、手闸全都无用,刹车基本靠脚底摩擦。“三十元怎么样?”我停下来问他。“三十元?不要搞得来,卖废品也不资(值)的来~”他夸张的嚷嚷着,尾音拉的老长,嘴巴张的老大,瞪着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就这辆破车,跟废品也差不多,三十元不错了。”我说。他急忙道:“侬要确斯(是)想要,给六十好的喽。”“四十,不能再多了。”我也咬牙。我们两人交锋了半个小时的结果是:我还是以五十元的价格买下了这辆费品。当我掏出五张大团结(那时候还没有百元、五十元的大钞)递给他的时候,他装作愁眉苦脸的样子数了两遍,我很怀疑——五张人民币何须去数?他转身时的笑容让我感到有上当受骗之嫌。       江涛他们花了一百多买的,车子确实看上去崭新瓦亮,比我的强很多,相比之下,他们的自行车就象是个公子哥儿,我的就象是个乞丐。他们看见我的车子少不了是一翻挖苦。我们登上自行车往回走,车子有节奏地发出“嚓嚓”声,可能是脚蹬碰着链盒,偶尔还“碴”的一声蹬空。路过一间小五金店时,我猛然心里一动,进去买了桶白漆和一把刷子,他们俩诧异的看着我,不知我要干什么。快到学校门口,有个修车的老人,我停下来,让他们俩先回去,请老人帮我换了两根刹车绳,又修了修脚蹬和链盒,车子总算不响了,铃铛并不想换,因为觉得实在没有必要,结果又花了十元,我眼前又出现那个卖车人的笑脸,这十元钱本来应该他出。       我把自行车扛到了教室里,钱瑜琦和石芦芸在读英语,张航在临摹着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我翻了翻几个人的抽屉,找出把螺丝刀子,撬开油漆桶,又找了根小木棍将油漆搅匀,便在自行车上涂刷起来。他们三人看着奇怪,都凑上来问,我也不答,很快就将一辆黑色的自行车刷成了白色,他们看着都觉新奇。午饭后又刷了一遍,到晚上再刷了一遍。现在我的自行车就已经由乞丐变成了小姐,看着这辆天底下唯一的车子,我不免有些得意,很为自己的想法自豪。不过我的自豪没过几天,因为在图书馆看到有两辆它的同胞兄弟,一辆也是白色,不同的是用黑漆点上许多点,犹如斑点狗的模样,后来还多次瞅见这位老兄骑着这斑点狗风驰电掣;一辆漆成彩色,尤其是两个车轮,辐条依彩虹的顺序,油成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跑起来就象是两个万花筒,很是夺人眼球。       我的这辆自行车随着我穿街走巷,最远甚至到过百公里外的富阳、桐庐,相随我两年有余,只是一次不慎误闯红灯被交警没收,我也懒得去交罚款,最后可能变成了废铁一堆。那时恰巧勤工俭学挣了点外快,就不管它的死活了,又买了辆八成新的自行车。   
  六、人体写生       学前教育终于结束了,第一堂专业课排的是速写,大家早早地就来到教室作准备。八点一到,教室里走进一个中年人,头发根根直立着,穿着一件普通的文化衫,只不过文化衫上沾染着一些颜料点,这表明了他的职业。老师姓耿,不苟言笑,脸上的轮廓也犹如雕塑一般,有直愣愣的线条。他进来就甩下了一句话:“每人带上三十张纸,带上工具到天光教室集合。”然后转身就走。       我们慌乱地准备着,有些人是纸张不够,需要再裁,有些人是铅笔还未削好,我是找不到炭精条了,只好决定需要时再跟人去借。大家收拾好东西,夹着自己的画板扛着画架呼呼隆隆地跑到系五楼天光教室。所谓天光教室,其实就是只有一面有窗,不过这窗也没多大用处,因为玻璃都被糊上了报纸,还遮着厚厚的窗帘。教室的顶棚开有天窗,整间屋子的通风、透气、采光等均需自此进行。教室里摆着一个台子,台子有讲台大小,是木做的,可以随时移动,台子上铺着块极大的黑色衬布。大家在画室里找板凳、支画架、摆工具,反正又是忙乱了一阵。然后就静静的等着。       耿老师和一位年轻的姑娘走进了教室,那女孩儿大概有二十刚出头,个子不高,扎着个马尾辫,牛仔裤、文化衫、旅游鞋,和学校的学生装扮没什么两样,眼睛大大的,体型有些丰腴,但不是胖,是结实。女孩径直走进用布帘围成的更衣间,老师巡视了一圈,我不识场合地问了一句:“老师,我们画什么啊?”他严肃地盯着我说:“让你画什么你就画什么,问这么多干什么?”我吓得再不敢多说一句话。       一会儿女孩身上裹着件大浴巾走出来站在台上,朝耿老师看了一眼,慢慢解开浴巾,浴巾顺着她的身体滑落在脚边,她很职业化的作了一个姿势。我是第一次看见一位姑娘的裸体,禁不住有些口干,直咽了两口唾沫。女孩的脸上显得有点羞涩,嘴唇抿着,皮肤并不白,圆圆的乳房高耸着,大腿显得结实而健壮。耿老师先是对我们说:“今天六节课,每人完成三十张速写,工具不限。”然后又对那姑娘说:“小张,四到十分钟换一下姿势,时间你自己把握,休息时间你自己定。”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画室。       我一边在纸上勾画着,一边计算:六节课,每节四十五分钟,共计二百七十分钟,三十张作业,每张需耗时9分钟,再除去其他时间,比如喝水、上厕所,还有模特儿休息时间,天哪!五到六分钟就必须完成一张?而且还不能出错,因为画坏一张时间就少了很多。这老师简直就是黄世仁,我现在可明白杨白劳是怎么被逼死的了!       大家全都像我一样,忙活得满头是汗,画室里静悄悄的,只有头顶上的风扇发出的嗡嗡声。我们可都没有欣赏那漂亮裸体的功夫,只是一张接一张地机械的画着。模特儿就象相声里说的: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拿大顶,她只差没有拿大顶。       课间休息时,大家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相互观摩了一下,还不错,我的速度和质量还行。陈邦逸和张航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满脸的紧张。女生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个个嘴都撅着,嘴上能拴头叫驴。我的信心又来了,至少我是在前几名,这让我很是舒了口气。小张身上就围了条浴巾,先是看了一圈我们的作品,然后跟几个女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了天,我只听见她说她是来自湖南农村的。     
    中午吃饭时,大家聚在一起大倒苦水,全都唉声叹气。陈邦逸基本上不说话,两眼直勾勾的,机械的将各种食物填进嘴里,我很怕这样下去他会不会得精神病。快速地吃完午饭,抓紧时间赶到画室,尽量凭记忆再补画几张,前面的几张有些画得不好的也要修改一下,反正中午休息时间也不得安宁。下午照旧是一阵忙活,陈邦逸的画被老师巡视时毫不客气地撕掉了两张,因为画的比例有些不准,我看见这哥们儿差点哭了。       下课铃声总算响了,我有些如释重负,简直就是又经历了一次难熬的高考。耿老师准时出现在画室,他是来收作业的。       大一和大二都要学习文化课,一般是一、三、五文化课,二、四、六专业课。经过第一天的洗礼,我们上文化课也没法专心了,特别是上政治课和中国文学,都偷偷地在笔记本上临摹人体画。下午三点下课后全都回到教室用功,每人捧着本欧洲名家的素描集边看边临。我们都没想到大学的课程会这么紧张,我上大学之前,听一些前辈讲过,都是从最基础的静物素描画起,逐渐过渡到人体和着衣人物,不知为什么我们一上课就是难的。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耿老师的良苦用心,他的训练使我得到了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让我终身受益匪浅。       第二次的速写课,大家简直视画室如畏途,八点一到就显得紧张。我这人有点没心没肺,本来一想到耿老师那张严肃的脸,就有点发毛,但转念一想,不是谁都可以和一位赤身裸体的姑娘呆上一天的,心里马上就舒坦了。       不过今天跟着耿老师进来的是两位女孩儿。另一位跟在小张后面直接进了帘子间,长什么样都没看清,只觉得可能比小张高些。两个女孩儿在里面唏唏索索地脱衣服,耿老师就在黑板上讲解绘画要点,两人裹着浴巾出来后就坐在台子上和我们一样听讲。老师讲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布置今天的练习:“双人体写生,90分钟一张。”大家几乎欢呼起来,上堂课的苦难结束了!       耿老师指挥两个模特儿摆姿势,我这才仔细地打量新来的这位女孩儿,不过对她们来说我才是新来的。那个女孩儿姓刘,身高比小张高半头,长长的头发披在脊背上,鸭蛋脸上长着几颗青春痘,身材很苗条,瘦瘦的,肋条骨就象我们食堂卖出的排骨——基本上没什么肉,但乳房却挺直高耸,证明她并不缺乏营养。两人一站一坐,像雕塑一样摆了个姿势,老师指导着她们:“小张,左腿伸直右腿弯曲;小刘,把手放前面,腰再挺一点。好!就这样。”姿势总算固定了下来,两人也就如泥塑一般纹丝不动。       既然是两个课时画一张作业,大家也就来了闲情逸致,女生们大都埋头作画,男生大都不急,先要围着模特儿转着看一圈,然后还要选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位置最好能把两人全都看清楚,不要有什么遮挡的地方,还要能够有把握画好,当然要费点时间,只不过不清楚这时间是费在选位置上还是看模特儿上。刚开始大家还不言不语,集中精力专心画画,不一会儿就开始东拉西扯,教室里的气氛非常轻松。       后来的课程就没有那么紧张了,第一堂课我想他是有先来个下马威的味道。接触时间长了,耿老师也不再那么严肃,甚至特别关照我们班的同学——因为他是我们班主任的老公。陈邦逸也没有得上精神病,并且是我们班上精神状态最好的一个,只要能拿到六十分,他就乐得屁颠屁颠的。     
  七、模特儿       在我们学校,模特儿有两种:穿衣服的和不穿衣服的。穿衣服的一般指服装模特儿班的同学,不穿衣服的是人体模特儿。或者也可这么区分:服装模特儿和绘画模特儿,因为绘画模特儿也有穿衣服的和不穿衣服的。       总有人认为人体模特儿必须要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其实这是误区。我们学校的人体模特儿有男有女,不过男的少女的多。我们画了几周女性人体,班里的女同学就直嚷嚷:“为什么光画女人体?我们强烈要求画男人体!”所以最后几周的素描和速写课大多都是以男人体居多。男模特和女模特的要求不太相同,男模特一般要肌肉结实,上课时也可以穿一件兜裆布,就是日本相扑运动员穿的那种,但大多数还是全裸。女模特儿是必须全裸的,因为穿上短裤就会遮盖骨盆的结构和运动。       模特儿这活并不是人人能干的,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原因很简单:让你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穿衣服的人面前脱光了试试!而且模特儿尽管衣着打扮和学生没什么两样,但气质却有明显区别,就是外人也能一眼分出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哪个是模特儿。所以就有些外系的学生对他们指指点点,背后说三道四,但美术系的学生倒从来没有对他们不尊重过。而且模特儿还要吃的起苦,这种苦涩外人肯定体会不到。一个姿势往往要保持半个多小时纹丝不动,那种平常的坐姿、立姿、躺姿是最舒服的,最怕的是老师让你做个运动姿势,腰要拧着、手要举着、腿要弯着,还得姿势到位,累不死你小样儿!所以模特儿最愿意上速写课,一个姿势只要保持几分钟就行;最不乐意上素描课,往往一种姿势要画上一天,结束了之后腰酸腿疼;要是上色彩或者油画课,那简直就是他们的灾难,一天时间算短的,长的需要两三天,画完了脚都是麻木的。所以林黛玉之流的女孩子是当不成模特儿的——不到一天就得累趴下。       一年四季当中夏天是他们的黄金季节,光着身子不怕酷暑。春秋天就有些冷了,一般工作一段时间就赶紧披上衣服暖和一下,不过我见到的模特儿大多不怕冷,春秋天休息时间也只披件浴巾走来走去。冬天就比较遭罪,尽管有火炉子烤着,但烤火的一面暖暖和和,背着的一面冷冷嗖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天下来,暖和的一面能烤焦了,背火的一面能冻僵了,个中滋味不为人道。       模特儿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男模特儿都是业余的,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上课时打电话去叫。这主要是因为本来男模特儿的课时就少,收入就不高,所以只能当赚个外快。女模特儿职业的居多,这个工作对她们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工资虽然不算高,但也不算低,那时是每月八十元基本工资,每节课再补助七元的课时费,一周如果能上两天课,每月光课时费就是三百多。再加上除了上课之外,其余时间还可以打工,这样算起来她们的收入比教授还高。小张属于勤快人,除了在我们学校做模特儿,还到其他学校打工,我们快毕业时她在杭州开了间服装店,据说混得不错。小刘就是那种懒的,除了上课什么事也不做,实在闲得无聊了,就跑到我们教室玩儿,再不然就养狗逛街,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专职模特儿还有一位王阿姨,四十多岁了,保养得很好,很有艺术气质,看上去就象是位舞蹈老师,听说她以前是歌舞团的,企业效益不好,就提前退休来到学校当模特儿。       每所学校都不会有太多职业模特儿,费用太高,那时学生是不交学费的,一切费用开支均是国家划拨经费。但美院的性质又决定了需要男女老少各色人体模特儿,所以解决办法只有两种:一、雇用业余模特儿,但业余模特儿经常在时间上有冲突,不太稳定;二、各院校间相互调剂借用,这种方法既节约了开支,又保证了教学需求。比如我们学校借用的一位叫雪儿的职业模特儿,无论是身材还是形象都非常漂亮,人如其名,皮肤雪白,眼睛有点象西方人那样凹陷,鼻梁挺直,我一直怀疑她是否具有西方血统,最起码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的后裔。       谈到人体模特儿,总会提起一句口号:为艺术献身!不过这句口号不太实用,因为我所碰见的模特儿都是为钱来的,没人是为艺术而来。所以做模特儿的家里境况一般都不会太好,基本都是农村出来的,大多还瞒着父母,只说是在大学里打工,业余时间还可以跟着学生学习,父母当然挺高兴的,为孩子在大学里找了个工作而自豪。男模特尔大多是企业效益不好的工人,出来打工挣点外快。听说有为艺术而来的女大学生,我觉得全国也挑不出几个来,就是有,也是那种家境贫困不得不挣钱赚学费的,真正是为艺术来的,我没见过,问过许多同行,他们也没见过。       着衣模特儿就好办了,一般都是随便找人,什么养花的老头、修车的工匠、食堂的大婶,甚至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只要他愿意就行。我们上高中时,一般都是排值日,大家轮流当。大学里就用不着了,实在找不着人,就使用专业模特儿。这种情况一般只在画长期作业时出现,太业余的顶不了这么长时间,半天还行,全天就受不了了。再说,职业模特儿在上人体课时就已经被学生画了无数遍了,眉目、五官、身材、长相学生都能背下来,再画就没意义了。   
  八、英语课       英语课是跟服装设计班合堂,本来两个班加起来有五十多号人,但实际上英语的也就三十多人。这主要是因为英语要考级,而艺术专业的学生大多文化课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有些同学干脆另起炉灶,改学日语去了,日语考级是本校出题,相对容易一些。       我提前5分钟到的教室,但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只有前面和门口空着几个座位,我不想坐在老师眼皮底下,就冲着门口的座位走去。长条桌上已经坐了一位胖乎乎的女同学,我冲她一点头,正要坐下,她却站起身来,冲我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用不太利落的普通话说:“我~是~松~田~美~希,请~多多~馆(关)照!”我的屁股还没沾到座位,只好弯着腿冲她哈了哈腰:“周磊,也请您多多馆(关)~照。”心里在说:“怎么还有小鬼子跟着我们上英语课?”前面两个女生本来在预习课文,听见我学着松田美希的口吻说话,禁不住笑了起来,回头看我们。我坐下来,抬头看看还站着的松田美希说:“你地,请坐!”“噗嗤”一声前面的女生差点笑喷了,美希不明白地看着我们,用手捋着裙子优雅地坐下来问:“你们地,笑什么?”我说:“你说中国话的时候,不要老说‘地、地’的,她们就不笑了。”可能我说的比较快,她没听明白,睁着两个大眼睛望着我,满脸的问号。我只好说:“不要说:‘你地,笑什么’,应该说‘你笑什么’。不要说‘地’。”她恍然大悟地说:“我地明白。”那两个女生差点没钻到桌子底下去。我只好再纠正她说:“应该说‘我明白’,OK?”她使劲地点着头说:“OK!”       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姓孙,是从美国归来的语言学硕士,不知道为什么让这样的老师教我们,有点大炮打蚊子、杀鸡用牛刀的味道。上英语课跟高中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读课文、讲单词、翻译课文、学习句型、讲讲语法、做做练习等等。大学一般都是两节连堂,就是一二节课连起来上,中间不休息,三四节课连起来上,只在二、三节课中间休息半小时。90分钟的时间过得很快,听到下课铃声,老师收拾讲义,夹着包就走出了教室。美希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周,你能帮帮我吗?我不太明白。”我心说:“也难为她了,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的,中国学生听着还费劲呢,何况是外国友人。”就对她说:“我下午三点以后有空,可以帮你复习。”她的脸上马上阴转晴,笑眯眯地说:“非常感谢!”说着就要起身,我赶紧拉住她说:“鞠躬地,不要了。”我可不想再跟她对着练习弯腰。       前面的女生回过头来问我:“你就是周磊啊?”我笑着说:“怎么?我很有名吗?”她说:“我听我们班男生说起过你。”不用问,肯定是同宿舍的那帮奶油小生说的。“说我什么了?肯定没好话。”她笑眯眯地说:“说你这人挺邋遢的。”我心里暗暗骂着那帮公子哥儿,脸上表情却象盛开的花:“对!我一般不洗澡,洗一次澡搓下的灰扔到西湖里,湖水都能涨一寸。”她夸张地作着厌恶的表情说:“你真就这么邋遢?”我笑着不答。美希看着我问:“你们说什么?湖水为什么会涨?”她的中国话还不太过关,我们语速一快她就听不明白了,再加上“邋遢”这个词她肯定不知道。我蒙她说:“我养了条狗,这狗头上的毛挺长,都能披到肩上,还特别爱听人说话,喜欢洗澡,个头又大,它要跳到西湖里,湖水都能涨一寸。”她的眼睛、嘴巴形成个“0”形,望着我说:“有这么大狗?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我笑嘻嘻地看着前面的同学不答。那同学开始还没明白过来,还在笑我蒙美希,见我盯着她,才反应过来,因为她就留着披肩发,她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瞪着两眼说:“你不是好人!”我哈哈地笑着,忙转变气氛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她背起书包就往外走,扔下一句:“不告诉你!”我只好问她的同桌:“她叫什么名字啊?”没想到她同桌也学着她的腔调说:“不告诉你!”背起书包就出去了。美希还在拽着我问大狗在哪儿,什么时候带她去看,我只好告诉她刚才是开玩笑呢,顺便约好下午三点还在这儿碰面。       下午是中国文学课,美术系大一学生的合堂,闹哄哄的一屋子人,坐满了阶梯教室。我坐下时发现葛慧玲和几个同学就坐在我前面,我拍拍她的肩膀,她回头一看,见是我,便问:“听说你们班第一堂专业课就画人体?”我说:“对,怎么了?听说你们第一堂课就是压腿?疼不疼?”她却小声地问我:“上人体课什么感觉?”我也不说话,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她,她一下红了脸,说:“才来学校几天啊?怎么不学好?”扭过头去不理我了。       听老师摇头晃脑地讲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很快我就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直到下课铃声响起,同学把我给戳醒了,见大家都在往外走,我伸了伸懒腰,才想起还和松田美希有个约定。   
    下楼骑上自行车来到英语教室,美希已经在等着了,见我进来,又是起身鞠躬,我也赶紧弯下腰回礼,坐到她对面,说:“你们大和民族怎么这么多礼节啊?”她愣愣的看着我说:“什么叫大和民族?”天哪!我晕!我只好给她解释:“我们中国有很多民族,比如:汉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族等,我就是汉族,你们日本有什么民族?你是大和民族吗?”她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我们不讲什么民族,我们只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我一想,也对,他们日本大概就一个单一民族,所以就只分国籍了。       给松田美希补课真是个苦差事,你得慢慢地跟她讲,话一说快了,她就瞪着两个大眼木呆呆地瞅着你。给她补习英文,顺便还得教她中文。我们学校没有用日文教英文的课程,所以她的课我还得继续补下去。不过,她这人挺聪明,学得很快。       又到了英语课时间,早上起的有点晚,匆匆忙忙地到食堂买了几个油炸糕,一边吃一边骑着自行车往教室赶。到了门口,这炸糕还在嘴里嚼着。美希一见我就起来鞠躬,我无可奈何地给她还礼。坐下拿出课本、笔记、钢笔等东西,见前面还是前天那两个女同学,便一边嚼着一边戳了戳那同学的背,她回过头来,我含糊不清地说:“怎么了?生气了?”她“严肃”地说:“谁叫你骂人!”“严肃”这个词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我看见她的脸虽然紧绷着,但脸上的笑意却怎么也隐藏不去。我赶紧起来学松田美希的样子对她鞠了一躬说:“非常非常地抱歉!”她终于憋不住笑了。我讨好似的问:“这回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了吧?”“张彦青。”她回答我说。       高考时我的英语考了89分,这个成绩在其他系的班里大概只能排到尾巴尖儿上,但在美术系里那绝对是头几名。老师很快就通过提问发现了谁的水平好些,所以徐斐和我就成了经常被叫起来的对象。这使我学起来一点也不敢大意,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提问你呢?要是回答不上来,就得象木头那样戳在那儿,忍受全班同学的目光。       下午三点照例得给美希补课,不过,我一进教室就一愣,因为张彦青在和美希聊着天。我问她:“你怎么来了?”她说:“我来看着你,怕你欺负人家外国人。”我笑着说:“你就不怕我连你一块儿欺负?”“就你?”她打量了我一下,撇着嘴说:“还不知道谁欺负谁呢?”没办法,爹娘给了我一个二等残废的身高,人又瘦点,体重不到60公斤,看起来是弱小了一点。我坐下来给美希讲解,张彦青也静静地听着,偶尔提问一两句。整整讲了一小时,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累得够呛,比上课还累。       我们一起下楼,我要去专用教室,她们俩要回宿舍,各自找到自己的自行车,松田美希照例又是鞠躬,说:“您辛苦了!谢谢你!”我扶着自行车,一边鞠躬一边说:“以后咱们能不能不鞠躬?”美希诧异的问道:“怎么了?”我说:“以后咱们见面点点头就行了,老是鞠躬,很累人的。”她使劲点着头答应着,说:“好的,谢谢,再见。”说着又弯腰90度,我笑了起来,她突然也意识到了,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       给松田美希补课等于让我又复习了一遍课文,不但她受益,我也跟着受益不少,这让我的英文水平也提高很快。张彦青也隔三差五地过来,我估计是她在课堂上听不明白时就来找我,听明白了就不来了。给美希的补课持续了两个来月,她的中文水平越来越高,渐渐地在课堂上也能跟上老师的进度了,就不好意思麻烦我了,不过偶尔还会找我聊天或者问我些中文的问题。   
    九、解剖课       一大早就被宿舍的那帮公子哥儿折腾醒了,忙起身洗脸刷牙,他们问我:“你们班不是要去浙医大吗?你怎么还磨磨蹭蹭的?”我这才想起前天耿老师布置过,今天要到浙江医科大学学习解剖,于是赶紧洗漱,匆匆下楼骑着自行车赶到教室楼下,他们都已经等着了。模特儿小刘今天没课,也要跟着去看看热闹。       老师领着我们这一大帮人跑到浙医大教学楼,跟对方早联系好了,有位老师带领,安排我们先要参观展览,耿老师又嘱咐几句,无非是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记录。       来到二楼展厅,几个女生兴奋地叽叽喳喳地推门就进,我只听见“妈呀”一声惨叫,她们瞬间就蹿了出来。“蹿”这个词已经不能准确表述她们的动作行为,因为我感觉只是一眨眼,她们就已经在我的身后了,上体育课从来没见她们跑这么快过,估计也只有练过“凌波微步”之类的武功之人才能与她们相比,最绝的是竟然在这一瞬间她们还能把门关上!看她们躲在那儿用手捂着胸口直喘,我也觉得心跳加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鬼魅魍魉,小心翼翼地推开门,眼前的景象也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一人多高的圆柱形瓶子里泡着一具尸体,脑袋被劈去一半,左边半个腮帮子连同左眼及以上部分全部被切开,露出里面的脑部结构,嘴巴呲着,露出牙齿,最可怕是右眼,眼皮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个大大的眼珠子,白的部分多黑的部分少,瞪着任何想进去的人,两手伸着,仿佛要冲出瓶子的束缚。这玩艺儿要摆到家里防贼,能把小偷吓出神经病来。       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屋子里有股医院特有的怪味,估计是福尔马林的味道。屋子很大,摆着一排排的架子,架子上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玻璃瓶子,瓶子里是各种标本。我最先看见的是娘胎里的孩子,从一月大的卵细胞直到怀胎十月的婴儿,都在瓶子里泡着,闭着眼睛。然后是各年龄段的男女人体标本,从一个月大到七、八十岁都有,整整摆了三、四排,个个栩栩如生宛若在世,只是皮肤颜色有点不太对劲,黄黄的怪怪的,估计是被药水泡的。回头看看我们班的女生们,一个个战战兢兢的大着胆子也进来了,估计是逐渐适应了,很快也都不怎么怕了,甚至还指着标本说三道四。       接下去的展览有点恶心,全是各部位的人体器官,心肝肺俱全,甚至有生病的状态,比如:正常人的肺、吸烟的肺和癌症的肺摆在一块儿比较,看了直想吐。还有人体各部分的纵切面、横切面,直觉头皮发麻。也有些眼睛、嘴巴之类的解剖标本,看起来很是瘆人。小刘跟在我后面,刚开始还静静地参观,一会儿就开始叽叽喳喳,非要给我当解说员,指着女性腹腔标本说这儿是子宫,那儿是卵巢,一会儿又指着外生殖系统说这儿是尿道那儿是肛门,我冲着她嚷嚷:“不说话没人会把你当哑巴卖了!我连个屁眼都看不出来?”       参观了一圈,见他们还没看完,便又回到各年龄段人体标本那儿细细地看了会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绘画是有帮助的。听到他们叫我,才走出去。       接着是参观另一个展室,这会儿女生们是杀死也不先进去了。我进去一看,都是些骨骼肌肉之类的,便拿出速写本边看边记。女生们进来后见没什么可怕的,便四处参观,有人甚至还用手戳戳骨头,钱瑜琦还把手放在骷髅头上,五个指头扎煞开,披散着头发,作梅超风状,引来大家一片笑声。我也戳了戳胸骨,感觉跟啃过的猪骨头没什么两样。       参观完了便来到一间教室,这教室有点奇怪,课桌奇大,足有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粗粗苯笨的,又沉又结实,并且散乱的摆放着。参观了这么久,我们也累了,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就不想起来了,有的同学趴在桌子上,有的靠在桌上。医大的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解人体的构造,这些东西是画人物必备的知识,在高中时就看过许多这样的书。老师讲完了,就让我们打开桌盖,大家懒洋洋的直起身来,我掀开桌盖一看,手一松,桌面“咣当”一声又落了下来,把大家吓了一跳,都看着我。我故作没事儿状,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儿,这盖子太沉了,没抓好。”大家也就不在意了。我心里暗笑,偷偷地看着大伙儿。果然,就传来女生“妈呀”的大叫声和桌盖“叮呤哐啷”的落下声,教室里乱作一团。我这才笑着打开桌子盖,里面是一具干尸,跟木乃伊有些相近,只不过没有缠着布条,尸体的颜色都发黑了,面部表情作龇牙咧嘴状,直挺挺的躺在桌子里。也就是说,刚才我们都趴在尸体上面而不觉。       老师发给我们手套和手术刀,女生抓着刀子说什么也不敢下手,就那么别过脸去,看都不敢看。我戴上手套,用刀子戳了戳尸体,还有点弹性,不过要是硬得我说不定还可以下手,但那种说软不软说硬不硬的感觉,更觉得吓人,反正我是不敢再去动他了。再加上那种狰狞的面部表情,我真怕把他大解八块之后,他还能在梦里找我。抬头看看其他同学,一个个抓着刀子裂着嘴,那模样不象是在解剖尸体,倒象是在防备着什么东西的攻击。       反正这尸体是解剖不下去了,耿老师出了个主意:让医大的老师解剖给我们看。大家长舒一口气,立马就放下刀子摘下手套。老师指挥大家围在一具尸体旁,只见他手起刀落,先剖开肚子,将里面的心肝肺肠一块一块地搬出来,搁在一边。尸体也不知道放了多少时间了,五脏六腑呈黑乎乎的颜色。接着划开皮肤,让我们观看肌肉的构造,给我们讲解着各个肌肉的作用,肌肉的颜色黄不拉叽的。拆完了肌肉,露出骨头,给我们详细讲解骨头的作用、长短、名称。我们一边听,一边将尸体的构造详细地画下来。       解剖完了,大家走出医大教学楼,看看表,已经12点了。回学校吃饭是不大可能了,等回去也就只剩了盆底子。大家一合计,干脆在外面吃完了再回学校。       一走出医大校门,大家直奔小卖部,每人都买了瓶冰镇汽水。我看了看,可乐的颜色黑乎乎的,就有点恶心,赶紧买瓶雪碧,“咕咚咕咚”喝了半瓶,才觉得胃里不再难受。       找到一家酒店,十几个人把最大的一张桌子围得满满的,随便叫了几个菜,要了米饭。但菜端上来,大家就没了胃口。不是厨师手艺不好,而是看着难以下咽。红烧排骨、酱爆茄子的颜色怎么看都跟干尸的皮肤颜色相同;炒肉丁、苜蓿肉里的肉片,怎么看都是干尸的肉片;酒店里饭菜的香味怎么闻着都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米饭端上来,我只夹了几筷子青菜,皱着眉头强迫自己把那晚米饭巴拉进了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就觉得胃里一阵恶心,赶紧喝了几口雪碧,总算把这顿午饭吃完了。看看我的同学,一个个愁眉苦脸,估计跟我没什么两样。有几个女生就吃了两口白饭,便把筷子一搁,跑出去使劲喝水。饭吃完了,菜基本上没动,那老板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       由于早上没吃早饭,中午只吃了碗米饭,那盛米饭的碗还不如我的拳头大,碗里的米粒有多少都能数清楚,所以不到三点就饿得不行了。到了开饭时间,跑到食堂,带肉的菜一个也没敢要,只打了两份素菜,要了四两米饭,刚坐下来,同宿舍的那几个公子哥儿就坐在了我对面,一会儿江涛和沈穆也坐在了我身边。张辉问着我们去浙医大的情况,我不耐烦地说:“你们就不能改个时间再问?人家正在吃饭呢?”张辉突然指着我的饭盆说:“那里面有人肉!”我盯着饭盆一看,果然有一片肉片,可能是大师傅给别人打菜时沾到勺子上,又给我盛到了盆里。我看到这肉片,就又想起那干尸的肉,胃里一片恶心,冲出食堂,将刚吃进去的东西一股脑的吐了出来。回去一看,江涛和沈穆也不吃饭了,张辉他们看着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仨把饭菜全都倒进了垃圾桶里,刷了刷饭盆,骑上自行车就回到了教室。晚上还是饿,只好到食堂打了碗冰红豆汤,买了几个面包和布丁,尽量不想白天的事,硬吃了下去。       这以后我有十几天没敢吃肉。不过时间一长,也就不在意了,吃饭时张辉他们就是再嚷嚷,我也大嚼红烧肉。他们见没什么反应,也就懒得去说了。
    十、舞会       作为解剖课带来的后遗症,这几天基本上没吃什么饭,中国文学课的老师还在讲着李清照的诗词,我顾影自怜:唉!用不着什么“帘卷西风”,我已经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比黄花瘦”了。不过我们班的女生倒没我这么沮丧,因为她们终于减肥成功了。       今天又是周末,在教室呆了会儿,只觉无聊。食堂开饭时间早到了,大家也懒得去吃,不过懒并不是主要原因,吃不下才是主谋。人总是说:饿极了吃什么都是香的,我怎么体会不到?肚子的“咕噜”声提示我它正受着委屈,但胃的恶心却告诉我一定要拒绝肚子的要求。古人饥饿极了要“异子而食”,我看这真需要些胆量,我只是看了几眼人肉,就如此吃不消了,何况还要吃呢?我猜想古人也可能吃完之后马上就要吐个撕心裂肺了。       下的楼来,心想:总要找些东西充饥,反正食堂是不会去的,到门口的商店买包饼干吧。推着自行车正要走,远远地看见张彦青骑着车子走过来,车筐里放着一大包东西,风吹着她的头发、裙摆,婀娜飘逸。她看见我就停了下来,扶着自行车问:“到哪儿去?”我说:“饿极了,找点吃的去。”“那你怎么不去食堂?”她奇怪地问道。我说:“别跟我提食堂,一提食堂我就闻着股福尔马林味儿。”她呵呵地笑着说:“看了具死人骨头就把你搞成这样?”我说:“说的轻巧,搁你你试试!”她笑着从包里拿出个苹果来递给我:“给,先垫垫吧。”我接过苹果,“亢哧”一口就下去了小半个,汁水溅了我一脸,忙用袖子一擦。“你慢点儿,别噎着!”她好心提醒我。我腮帮子鼓鼓的,汁水都从嘴里流了出来,我一边用袖子抹着,一边含糊不清地说:“还有吗?再给我一个。”她笑得趴在车把上说:“你饿死鬼投胎啊?”说着,拎起包来,从里面拿出两个苹果放在车筐里,连包带苹果一块儿递给我,说:“我留下两个,剩下的你都拿去吧。”“不用这么多,吃不了。”我推让着。“那就明天再吃。”她一边说一边登上车子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发现她很漂亮可爱。唉?我以前怎么没觉得呢?       我锁上自行车,商店也不去了,一个苹果已经下肚,腹中感觉舒服多了。从包里又捡了一个大点的苹果,一边吃着一边往教室走。教室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现在也是腹中空空,我不能自己独享,还要解救这群索马里难民。       来到教室,几个人正在商量吃点什么果腹,我站在门口,对他们说:“猜我带什么来了?”几个人抬起头,满脸疑惑地望着我,接着就盯着我手里的包,包里透出圆圆的物体的轮廓。“水果!”钱瑜琦兴奋地叫嚷着,冲上来就抢,我一边躲闪着一边说:“别抢!别抢!都有!”不过还是被她抓了个最大的。我拿出苹果一个一个地扔给他们,他们兴奋地跳起来去接,沈穆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会去买水果孝敬我们?”我故作不屑状说:“我巴不得你们去逃荒要饭呢!这几个苹果也不是我买的,是我打劫张彦青的,你们也用不着磕头谢我,见着她别忘了给她鞠躬就行。”“我说呢,平时也没见你买个水果、零食的,今天怎么一下买了这么多,闹了半天是借花献佛,没本钱的买卖。”张航咬着苹果鼓着腮帮子说。我指着他的大肚子说:“行了,你就少吃点吧,再吃就连门都进不来了。”他拍着肚子说:“我这两天够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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