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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低头族们有了运动的兴致？” 杭州求是小学五年级的韦美同学，在作文中，用生动的描写解释了这个问题。小朋友的文章，语言质朴却构思精巧。老师给出了优+的成绩。 原地踏步也算步数？那原地抖腿算吗？绑狗身上行吗？坐车呢？他的作文引起微信官方的注意，来了一回步数大揭秘。
先剧透几个亮点： 绑狗身上行吗？这...恐怕与狗狗的性格有关。 坐车算不算步数？在火车上，如果你不走路的话，计步的可能性非常小...敖汉的小米--《草原》2017年08期
敖汉的小米
【摘要】：正内蒙古地大物博,也是粮食重要产区。我想说说赤峰敖汉粮食,敖汉的小米。说来惭愧,知道赤峰红山文化名扬海外,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中地位独特,却不知,赤峰的古代文明史,大部分都由敖汉来写就!看资料才知道,敖汉历史悠久,在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各个不同时期的古代遗址点4000余处,居全国之首!了不得!看看这些遗址的名字,兴隆洼、赵宝沟、华祖神、华夏第一村……哪一个不是鼎鼎大名?走在敖汉的土地上,我小心翼
【分类号】：TS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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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五千年的祖先长啥样？小米的起源地在哪里？内蒙有个叫敖汉旗的地方刷新你的见识！
&&首推于&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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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旗牛河梁遗址提起内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好像没有什么太辉煌的历史发现，在我国地大物博的土地上，这里好像有点太安静了。但是，一个叫敖汉旗的地方刷新了框哥的三观！翻拍了一张敖汉旗的地理位置。敖汉旗位于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是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带。南部为低山丘陵区，中部为黄土丘陵区，北部为沙漠平原区。老哈河、孟克河、教来河三大河流纵贯南北。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这里古老的文明。魏家窝铺遗址这里出现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出土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文物珍品，产生了以当地地名命名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沿四种考古学文化。这些重要的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展示了这里近万年以来所历经的古国文明的发祥，方国文明的发展与帝国文明的发达。显现出一万年间这里所产生的新石器文化的灿烂、青铜文化的辉煌以及契丹帝国文化的绚丽。下面框哥按照当地出现的各种文化遗址，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很牛的地方！小河西文化（距今一万年）小河西文化分布范围：北到赤峰林西白音查汗、南至河北省承德、东到辽宁省阜新市查海。彩陶双耳尊小河西文化以敖汉旗木头营子乡小河西遗址命名，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发掘，相对年代距今8200年以远，是目前已知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它的发现，将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向前提早了近3000年。面积一般在1—2万平方米。当时人们的主要经济形式是渔猎和采集。出土的器物多为陶器、石器、骨器，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在20—60平方米不等。彩陶双耳器盖小河西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最早树起了一面“新石器革命”的旗帜。先民们开始磨制石器，从事原始农业、畜牧业、渔猎业，制作陶器、构筑房屋，过着定居生活，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升起了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抹曙光。兴隆洼文化（距今年）兴隆洼文化分布范围：北到通辽市扎鲁特旗、南以越过燕山、西至滦河、东到辽宁省阜新市辽河西岸。兴隆洼文化，因首次发掘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而得名。距今年，分布范围南达燕山以南，北及松辽平原。8000年前兴隆洼骨笛，最早的乐器。敖汉旗现已发现此类遗址60余处，规模可分大、中、小三类，有环壕和非环壕聚落两种。聚落成群分布和群体中有一处规模明显大于其它聚落的中心性聚落，聚落内有一定数量的居室墓葬，也是兴隆洼文化中的特有葬俗。兴隆洼文化人猪合葬居室墓，居室墓是兴隆洼文化的一种特殊葬俗，部分人死后就埋在居住的房子内。兴隆洼文化包含了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兴隆洼文化的玉器以玉玦的出土数量最多，是该文化最典型的玉器之一。上图为玉玦，世界上最早的玉器之一。兴隆洼聚落遗址位于新惠镇东南110公里的现兴隆洼镇兴隆洼村东南的低丘陵上。1982年发现，年先后进行六次发掘，揭露总面积5万余平方米，共清理半地穴式居住址188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灰坑400余座；出土了一批陶、石、玉、骨、蚌器和动植物遗骸等珍贵文物。兴隆洼聚落遗址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保存最完整、布局最清楚，且第一个完整揭露出房址、灰坑和围壕等全部居住性遗迹的聚落，被誉为——“华夏第一村”。“华夏第一村，远古八千粟”，敖汉旗在8000年前就开始种植小米，可以说这里是我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兴隆沟遗址位于敖汉旗兴隆洼镇大窝铺村西南约1公里的山坡上。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敖汉旗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处遗址进行测绘和评估，认为这处遗址距今8000年，其年代和兴隆洼遗址大体相当。遗址保存如此完好，在敖汉旗境内已不多见，在中国整个北方地区的史前遗址中也十分难得。赵宝沟文化（距今年）赵宝沟文化之鹿纹尊形器，距今7000年，中国第一艺术神器在“赵宝沟”，此器被誉为“中国画坛之祖”“中国第一幅透视图”。赵宝沟文化分布范围：北起西拉沐沦河以北、南至渤海西岸、西到赤峰克什克腾旗、东至辽宁省彰武。赵宝沟遗址位于敖汉旗新惠镇赵宝沟村大北地。是赵宝沟文化的命名地，距今7000年，面积5万平方米。鹿纹尊形器刻划出现的以鹿、猪、鹰等为题材的龙凤图案中，使人们看到了这里早在7000年前先民们高超的工艺水平和原始崇拜，赵宝沟文化的先民选择了三种动物似乎有更深的社会内涵：猪、鹿、鸟是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猪代表农耕经济，鹿代表狩猎和畜牧，鸟代表渔猎经济。先民将三种动物放在一件器物上，体现了赵宝沟文化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风格。猪、鹿的形象让我们想到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龙；而神鸟奋翼垂天的形象，具有凤凰的原始风貌。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图案被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龙凤呈祥图”，是中国龙凤崇拜的开端。龙凤呈祥图红山文化（距今年）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航拍图经过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4000余处，居全国县级之冠。其数量占内蒙古全区五分之一，占赤峰市四分之二。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北界越过西拉沐沦河、南界跨燕山达华北平原、东界至医巫闾山到辽河西岸、西界已达山西桑干河上游地区。中国史前唯一正冠石雕神像中国史前唯一正冠石雕神像，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草帽山遗址，出土了用红色凝灰岩吊糟而成的正冠神像。人面饰件灰陶动物形盖豆黄玉龙，先民用石块摆放的S形石龙，头为猪首，身为蛇身，被学术界认为是最早的龙的雏形。此玉龙最早选录在《中国文物精华》一书中。红山文化因赤峰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年代距今年。它是我国北方发现时间最早、遗址数最多的一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华祖神”（敖汉陶人）的出土，“牵动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2012年5月末，考古人员在兴隆沟第二地点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整身陶人，高度写实，头顶戴冠，其身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巫者和王者。被誉为“中华祖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认为：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来的收官之作。红山文化研究泰斗郭大顺先生说：“这是中国考古界等了五十年得来的结果！”我国三大新闻主流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相继向世界进行了播报。小河沿文化（距今年）小河沿文化分布范围：北到通辽扎鲁特旗、南至燕山、东到辽宁省彰武、西至赤峰喀喇沁旗。小河沿文化是学术界在敖汉命名的第四个考古学文化。因1974年发掘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原小河沿公社）南台地遗址而得名。年代距今5000——4500年。其主要分布在老哈河和大凌河中上游地区。敖汉旗现已发现小河沿文化遗址50余处，小河沿文化填补了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的历史空白，为研究红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北起西拉沐沦河、南至海河、西到桑干河上游、东到辽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鬲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因1960年发掘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遗址而得名，年代距今约4200——3500年。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它晚于小河沿文化，早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敖汉境内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达2400余处，其遗址数量，比现在的自然村还要多，人口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罐印“狗泽都”灰陶翁口沿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每处遗址或石砌或土筑，都有高大的围墙和深深的围壕，用来抵御外来者的侵袭。并分成百余个群体，结成联盟，各联盟间构成一定的从属关系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说明当时的社会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彩绘陶尊敖汉旗大甸子城址是当时这一地区方国的中心，位于敖汉旗兴隆洼镇西南10公里的台地上，占地7万平方米，在城的西北发现1200座墓，出土了数千件精彩无比的陶器、玉器、漆器、骨器、铜器、金器。反映出这座城址昔日的繁荣和辉煌。专家们说：大甸子城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枢纽和中心，是和中原夏王朝同时并存的一个王权，这里既有生居的城址，又有死葬的茔区，曾一度被誉为“海内外孤篇”。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十大发现”之一。铜夯锤双联剑鞘和短剑和双虬纹铜剑，寒光凛凛啊。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后，便开始在山上筑城，敖汉旗的城子山遗址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些均是典型的标志性祭祀物，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性祭祀址”。2001年专家组全票通过，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年）因1960年发掘赤峰市夏家店遗址而得名，距今3200——2500年（商周---春秋）。其分布范围，早期遗址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以后逐渐向南发展至老哈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金环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其年代和分布地域与史籍所载的东部少数民族东胡大致相当。銎柄直刃双孔石刀夹砂黄褐陶壶敖汉旗现已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300余处，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之时，善于骑射、逐水草而居的骑马民族，即已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体民族。自此，敖汉地区便成了北方各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这里，是世界旱作农业的发源地这里，是“先祖崇拜”的发端地这里，是“中国龙文化”的发现地这里，是五千年红山古国的核心区这里，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说：“这里是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将世界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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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投稿稍后认证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的世界最早的栽培粟(小米)
成书于两千年前的《吕氏春秋》指出: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发展离不开天、地、人的共同作用。而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告诉我们，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Norman E. Borlaug）说过：“你无法在人们饥肠辘辘中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可见，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求和物质基础。
人类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两三百万年，其中99%的时间里，人们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而生存，或栖身洞穴，或构木为巢，或逐水草而居（“有巢氏”时代）。自然界一切可食之动植物都是人类的食物，所谓“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反映的就是这种生存状态。
后来人们因烈日干燥、火山爆发等自燃起火而吃到了烧熟或烤熟的食物，发现它们更加美味，也更便于消化。他们尝试保留火种，进而发明了“钻木取火”的生存技能，人类饮食文化进入熟食阶段， 即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火的利用是人类饮食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人类最早的一些发明创造，大多与食物加工利用相关，如陶罐、烤架。
红陶釜、灶 新石器时代后期 仰韶文化 炊具
1957年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出土
此釜灶由釜和灶两种器具组合而成。上部为釜，广口圜底，有明显的折肩，肩部装饰弦纹。下部为灶，圆口平底，底部有低矮的足钉。侧壁开一个上窄下宽的方形口，直通灶的内部。灶口处按压出波浪状花边装饰。
新石器时代的烹饪技术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后世常用的蒸、煮、烤、烙等手段已经产生。人们还发明了釜灶、鼎、鬲、甗、甑等种类丰富的炊具，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釜灶兼具炊器与烧灶的功能，烹饪时可以直接在灶内生火，于釜内烹煮。由于体积不大、搬动自由、使用简便，釜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可，不断得以沿用。龙山时期，出现了将釜、灶连为一体，真正合二为一的造型，是炊器发展进程中的再一次革新。这类陶制炊具，多为夹砂粗陶，具有耐火，不易破裂和传热快的特点。
可以说，在人类生存的几百万年中，与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主要通过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维持生存。 由于生态环境和季节的因素，其食物来源很不稳定，加之生活游移不定，文明因素难以积累。这一切在农耕畜牧发明之后才有了改变。
为了获得更稳定的动物食品来源，先人开始尝试圈养动物，地上跑的“野兽”驯化成“家畜”，天上飞的“野禽”驯化成“家禽”（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家”字“屋”中有“豕”（猪），反映了野猪向家猪驯化的历史过程。因季节变化所致的动植物资源的不均衡及人口增加的因素，驯养动物之外，人们也开始尝试播种植物。这就开启了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神农时代。《白虎通》就谈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
陶猪 新石器时代前期 河姆渡文化
1973年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出土
此陶猪肥胖特征突出，腹部下垂，鬃毛突起。头肥大，长嘴伸向前方，四足交替似作奔走状。整件作品造型生动传神、憨态可掬，为一件难得的原始艺术佳作。
此陶猪的体型虽然与野猪仍有些近似，但猪头已经明显变短，应是人工饲养驯化的结果。除了陶塑猪以外，在河姆渡遗址内破碎的猪骨和牙齿随处可见，有些陶器上也绘有猪纹等，显示出当时人工饲养的猪数量较多，猪已成为人们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中国北方的大汶口文化，猪同样已经成为主要家畜。当地流行以猪随葬的习俗，墓中随葬数量不等的猪以象征墓主人生前拥有财富的差别。此外，在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鸟兽图”尊形器上也有作奔跑状的猪的形象等。这些情况表明，猪在新石器时代各地人们的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事稻作生产的河姆渡氏族，其家畜饲养业也有一定规模，饲养的家畜主要是猪、狗和水牛，猪的数量最多，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在遗址中到处可见。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一件陶盆，其上刻有一束捆扎整齐的稻穗和猪纹，反映了养猪与农业的密切关系。
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等众多考古遗址发掘的实物证明，一万年以前人类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从野生植物的利用到尝试种植的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涉及多种植物。《书·舜典》记载：“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通过对作物产量、品位以及环境适应性的反复观察和知识积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几种作物的种植。商周时期，人们只有“百谷”的概念(《诗经》《尚书》有“百谷”，而无“五谷”)。“五谷”之说最早见于《论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实际反映了古代粮食作物生产从“百谷”到“五谷” 的历史变迁， “五谷”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五谷”所指为何？ 有两种说法，一曰粟、黍、菽、麦、稻，一曰粟、黍、菽、麦、麻。
炭化稻谷 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文化 （约公元前5200年-前4200年）
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水稻是由野生稻经过培育改良而产生出来的人工品种。这些炭化稻谷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由于堆积层位浸没在水位线以下，与空气隔绝，水稻出土时，谷粒尚呈金黄色，外形完好，芒刺清晰，稻杆碧绿挺直。稻粒近椭圆形，与野生稻区别较大。
河姆渡人居住的房子是一种所谓干栏式的建筑—地上埋桩，上面辅木地板，再在上面盖房子。在干栏式建筑的地板下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包括大量稻谷、稻壳、稻秆、稻叶和芦苇在内的堆积物，其厚度约为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米。堆积中的稻类遗存如果换算成新鲜稻米，可达数万斤。
除上述堆积物外，考古工作者还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用于平整水田和修治沟渠的骨耜，在河姆渡附近的田螺山遗址还发现了一块古稻田遗迹。这些证据都表明，河姆渡人已将稻米作为主食，稻作农业已经进入到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河姆渡遗址发现如此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水稻遗存，充分证明了中国是水稻的故乡。
谈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人们总会说到“四大发明”。事实上，中国农业的“四大发明”（稻、粟、菽、茶，这还不包括养蚕、缫丝等其他农业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绝对不亚于通常提及的“四大发明”。 据俄罗斯植物学家瓦维洛夫调查，世界上有8大作物起源中心，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 据统计，全世界最重要的640种作物中，136种起源于中国，约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可以说，中国对世界食物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虽然中国是世界稻作的起源地且种植历史在万年以上，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期在北方，汉代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北方。晚至唐朝，仍有约60%的人口生活在北方。这或许就是《史记》等古籍的“五谷”概念中有“麻”无“稻”的原因。
那么，当时大多数的北方人吃什么？北京东胡林遗址（距今1年）、河北南庄头遗址（距今1年）等考古发掘证明，小米（粟）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领先地位维持了数千年， 留下了深厚的文化记忆。弃，是中国农业的先祖和古代最早的农官， 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命为“后稷”。稷即“粟”，为“百谷之长”，亦用作粮食作物的统称，成为“农业”和“谷神”的象征。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农耕文化主要是“粟文化”。西汉晁错的《论贵粟疏》全面论述了“重农贵粟”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将“贵粟”与“重农”等同，可见粟在当时民食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现存最早农书《齐民要术》所记粟的品种多达86个，居于麦、稻之前，为当时第一大作物。粟在中国北方粮食作物中的主导地位一直维持到了唐代。唐初征收赋税仍以粟为主，小麦仍被视为“杂稼”、“杂粮”。粟、黍之外，菽（大豆）一度在中国粮食作物生产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保岁易为”的特点，从商周到秦汉，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诗经》《管子》等古籍常常粟菽并提，“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战国策》）。《氾胜之书》记述，大豆种植约占全部农作物的十分之四，成为人们日常的主要粮食。
谈到面条，以前人们多认为是2000年前由意大利人发明的，也有人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但在中国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4000年前的面条。说明中国人食用面条远在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之前。不过，当时的面条不是由小麦面粉制作，而是由粟、黍之粉制作的。
小麦虽然在4000年前已传入中国， 但起初种植并不广泛。当时人们像吃稻米一样食用小麦，称“麦饭”，因颗粒坚硬，口味较差，也不便消化。传说在鲁班发明石磨后，麦由粒食变为“面食”，随着汉代以后石磨的推广，小麦的种植面积日渐扩大，进而推广到南方地区。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其标志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的“两税法”已明确将麦作为赋税征收的对象。到了宋代，虽然中国主粮仍为粟、麦、稻， 但相对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方小麦生产消费已远超小米。
隋唐以前中国粮食生产一般是北粟（麦）南稻，全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西京、东京）。中国农业之所以逐渐走上以农耕为主的道路， 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应对人地矛盾的压力。小米虽然好吃、耐旱，但产量较低，亩产不过百十来斤。水稻亩产则高得多（三四百斤），加之南方气候水土可多熟种植，可以供养的人口就多得多。
中国是世界稻作起源地，然而，晋代以前，中国南方一直地广人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兵燹连年，大量北人南迁，尤其是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此时稻米不仅为南方主食，也供养北方的城市和军队。古时虽有邗沟，但并未通接南北。但到隋朝，京杭大运河正式贯通。如果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主要出于军事目的，那么隋朝贯通大运河则更多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有了这条畅通南北的运河，漕运经济兴起，南粮北运成为常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官方漕运粮食每年约600万石。到北宋元丰三年（1080），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已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9%，南北经济和社会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一重要变化与南方稻作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虽然生产、生活方式看似没什么变化， 但南方稻作经济在国家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反映了南方稻作经济日渐扩展的发展趋势。唐韩愈就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天工开物》也记载，明末粮食供给，大米约占70%。
地理学上著名的“胡焕庸线”是东北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线，此线东南半壁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而人口占96%；西北半壁占国土面积的64%，而人口只占4%。这一条线实际也是中国稻作生产线，可知稻米生产与中国人口变化的密切关系。
因为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特色，因此很多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农民不思进取，自我封闭。 这实际上是以今天的标准看待既往的世界。我们今天吃的西瓜不是来自西方，而是原产非洲；南瓜也非来自南方，而是原产美洲； 辣椒成为四川、湖南人的美食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中国“三大粮食作物”中有两种（小麦和玉米）来自域外，“五大油料作物”中有三种（花生、芝麻、向日葵）来自域外。诸多历史事实表明，中华农业文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文明，中国农民不仅乐于接受新事物，而且善于改良和创新。
中外农业交流大多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体可分为3-4个高峰。秦汉和魏晋时期，中外农业交流大多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自西北引进的居多，因此异域作物多冠以“胡”字，如胡服、胡琴、胡椒、胡麻（芝麻）、胡荽、胡瓜（黄瓜）、胡豆（蚕豆、豌豆），当然也有葡萄、苜蓿、石榴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引进作物则多用“海”字，如海棠、海枣、海芋、海桐花等。宋元明时期则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西番菊（向日葵）等。清代从海路传入的多用“洋”字前缀，如洋芋、洋葱、洋白菜、洋槐、洋姜，等等。
与秦汉、隋唐和宋元不同，明清时期传入的作物中除瓜果、蔬菜外还有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重要粮食作物。由于它们高产、耐瘠、耐寒，一些边远苦寒山区和边际土地得以开发利用，扩展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地域空间和时间配置， 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如番薯，适应性强，无地不宜，“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 。17世纪初， 江南水患，五谷不收，饥民流离。 徐光启从福建引番薯在上海、江苏推广，起到了很好的救荒作用。 民国时期，美洲作物的产量差不多占据了中国粮食总产的10%，在东北、西南等地区则超过20%。
中国人口在西汉时期已接近6000万。然而，此后的1500年中，起起伏伏，升升降降，到明初人口仍然只有6000多万。 从明朝中期开始，人口开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快速而稳定的增长，到清末已超过4亿。迟至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32.4%）。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没有现代科技， 也没有现代工业，中国经济主体仍然是农业。那么，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农业增长呢？应该说， 多熟种植等传统集约农业措施及高产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是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回顾可以看出， 所谓天皇、地皇、人皇的“三皇”传说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起源三个阶段，中国食物历史变迁大体形成了这样一些历史脉络， 经历了从茹毛饮血（生食-熟食，燧人氏）、播种百谷（采集渔猎-农耕，伏羲、神农） 、五谷六畜（农牧并举）、南稻北麦（农主牧辅），到今天农牧并进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食物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
1、寻求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是人们生存的第一要务（农牧业的发明；粟、麦、稻相对地位的变化；“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杂交水稻的发展以及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
2、作物种类、空间和时间的差异配置较好地抵御了毁灭性自然灾害，让中华民族拥有更强的承受力，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稻麦生产体系的互补；玉米、红薯、马铃薯的救饥和救荒作用）；
3、以吃得更营养、更丰富作为发展动力（粟、麦、玉米相对地位的变化， 2010年玉米已经取代稻作和小麦成为中国第一大作物， 但70%用于畜牧和家禽饲料），从“以粮为纲”到农牧并举（牧业产值由1952年的11%提升至2015年的48%）， 从“丰产高产”到“优质高效”，从“工业农业”到“有机农业”、“生态农业”；
4、南北交流、汉少融合、东西交汇是丰富中国食物原料重要推力（南方农业与北方农业的交融；汉民族农业与少数民族农业交融；中国农业与国外农业的交融）。
文章节选自文汇网，作者为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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