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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妖术到生活，这里是相机和影像走过的 190 年 | 好奇心商业史好奇心日报
很多年以前，当照相机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感到害怕、惶恐。他们觉得照相机能够摄人魂魄，那一张小小的照片是禁锢灵魂的牢笼。
但现在没有人会这么觉得了。照相机，无论它是手机上的摄像头，还是背在肩上的单反，都成为了人们观察世界的第二双眼镜。
照相机和影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承载每一个人倾诉的欲望，变成 Instagram 上的图片沿着互联网传播开来。它可以保存历史的面貌，看着老照片仿佛回到了过去。它可以成为斗争的武器，那些获得普利策奖的图像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 1826 年第一台照相机诞生开始，照相机、以及它所创造的摄影以及影像文化已经走过了 190 个年头。
1891 年，相机和影像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我们选取的第一篇报道为您描绘了美国东部的那些把摄影当成是业余爱好的人们的生活状态，读起来的时候也许会让你想到今天依然有这么一群喜欢单反，并且研究摄影的爱好者们。
当我们说起相机和影像的历史的时候，任何一个试图绕开柯达这家公司的企图都是不负责任的。在这几篇文章里，你会读到柯达创始人乔治·伊士曼是如何把摄影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大众消费品。
你还会读到另一位影响力摄影的人——埃德温·兰德，他发明了拍立得相机，一种改变了人们拍照习惯的东西。
正如我们在提及柯达时所说的那样，照相机产业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变革，那就是数码相机的兴起、以及胶片的衰亡。
2006 年，尼康宣布停产使用胶卷的相机。尼康公司新闻发言人安倍彰（Akira Abe）说：“数码相机已经成为行业的标准主流设备。”
最后一篇，我们将关注点转向影像的另一个维度——影像如何传播。报道的主题放在了 Instagram 上，这是一个以图片为主的社交网络，也是《。
我们选中 Instagram 的理由是它衍生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而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它关注的是 Instagram 如何改变了影像的传播、影像与人的互动、以及人与人通过影像互动。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它不那么商业，更偏向于哲学。在读完以后，你可能会对那个需要技巧才能访问的照片网络产生不同的印象。
文内图来源：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照相机
本文发表于 1891 年 6 月 7 日。
对于纽约的摄影爱好者而言，六月通常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月份。一般来说，这个时间段的光线情况很是完美，大量的日照时间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喜悦和愉快。植物正处于最美丽的茂盛生长期，去森林旅游是一种享受。在溪水旁和河边散步很是安全，没有跌落水中或者被水打湿鞋子的危险。另外此时蚊子还不是很多，不像几个月后那样活跃得令人厌烦。美好的初夏很快就会过去，而在纽约附近摄影的黄金时期也将一同结束。诚然，摄影师在整个夏天都能拍照。但是六月之后，很多业余摄影爱好者就会转去海边或者山上取景，因为纽约市的风景已经失去了活力。
因为夏天的到来，各行各业人士都会推迟自己的会议，匆匆离开市区。在过去的三周时间里，居住在纽约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拍摄了上千张照片。很多漂亮的景色在相片上永驻，当然也有拍得不好的（浪费了一些底片）。一位年轻的女士饶有兴趣地欣赏了自己朋友的摄影作品，然后立即购买了一台柯达相机。这台相机已经上好了胶卷，但是因为某些失误，后盖没有完全合上。这种情况下，按下快门后胶卷就曝光了。这位女士用颇为淑女的姿势拍摄各处美景，并在胶卷用完后将胶卷送去一名摄影师处冲洗。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所有的作品都化为乌有，根本洗不出照片来。还有一个姑娘，她是艺术专业的学生。她花费了大量精力，非常努力地想要拍下具有艺术性的景物，也为她那些摆出优雅姿势的朋友们拍摄了很多照片。她在一格胶卷上连续拍摄了 75 张照片，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她没有手动转动胶卷，因此只是单纯的在一格胶卷上用一张照片覆盖另一张照片罢了。这就是摄影过程可能出现的仅有的两个失误，通常来说摄影新手常犯这些错误。不过，这样的教训终究是有意义的。犯过一次错误之后，人们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
一款柯达相机
波士顿摄影俱乐部和纽约—费城业余摄影爱好者协会联合举办的摄影作品展昨晚在纽约正式落幕，前后展出时间长达两周。这次展出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也为人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展出在第五大道的艺术馆内举行，每一张参展照片都有值得注意和欣赏的风格特点。如果一张参展照片的拍摄手法不是非常精湛，那么它展现的内容和视角必定有独特之处。展览中的照片反映了多种多样的场景，刻画了千奇百怪的人物，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外国摄影师的参展作品没有获得最佳作品奖，但是他们的照片的确是质量上乘。
罗宾逊（H. P. Robinson）拍摄的英国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风光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名为《挑选苍蝇钓饵》（Selecting Flies）和《钓鳟鱼》（Stalking a Trout）的照片意在唤起鼓励那些最卑微的垂钓者。多伦多的乔治·白求恩（George S.C. Bethune）也拍摄了很多绝佳的钓鱼画面。一张展现夜间盛开鲜花的照片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这张照片中有很多盛开的乳白色鲜花，纤长的花瓣横跨整个画面，红色花萼和茎干更是点睛之笔。
纽约的班尼特（E.S. Bennett）为艺术家和他们的工作室拍摄了大幅照片。阿尔弗雷德·辛普森（Alfred L. Simpson）为白色空军中队飞机拍摄了大量照片。华盛顿的弗朗西斯·约翰斯顿（Frances B. Johnson）小姐拍摄的照片很有意思，她用镜头记录了哈里森总统的内阁成员以及这些人家中的陈设布置。来自印度贾巴尔普尔（Jubbulpore）的约瑟夫·艾略特（Joseph Elliot）用自己的作品展现了印度风情。另外，女摄影师们拍摄的作品也都非常精彩。
除了照片和幻灯片之外，这次展览还展出了一些摄影器材。一款手提式自动卷片相机造型新颖，机身表面没有安装任何部件。在这台相机身上，你找不到用于卷片的铰链、弹簧设备。很多观众都对这台相机兴趣十足。为了锁定画面，在顶部设有取景器，按下开关后轻轻一拉就能取下取景器的盖子。相机的技术改进速度很快，制造机身的工艺也越发简单。目前，相机可以装下 12 张底片（或者说胶片），不过底片盒还能做得更大，用来容纳更多底片。如今人们已经能够将机身制造的严丝合缝，看不出后盖合上的痕迹。镜头和快门马达都位于机身前方面板上，无需拧动螺丝就可以操作镜头。光圈位于镜头后方，拍摄者可以在机身外对其进行操作。这使得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操控光圈。快门处于随时可用状态，无需手动设置。聚焦指示器完美的嵌在机身一侧，没有任何突出。
这台先进的自动卷片相机的底片仓由纤薄的金属材料制成，通过铰链结构与机身结合在一起。这些铰链都通过许多小杆子装在一根轴上，这些小杆子的两端都从铰链里突出来八分之一英寸（3.175 毫米，译注），然后穿进了照相机盒子内侧装着的金属板的卡槽里。这些卡槽会充当导轨，这样这些突出的铰链闩可以在卡槽中活动。卡槽会在第一个底片的位置向下转弯，从而形成一个直角。当铰链上的小杆子到达转弯的地方时，它们就会沿着卡槽带着底片托架转一个直角。这会把后面的底片托架带到刚才放倒的那个底片托架原来的位置上。一个停止栓穿过照相机侧面的口子、稳稳地把刚被推到前面的底片固定在了焦平面上。要放倒底片托架需要通过拨动一个销子，它连接着与底片托架的边缘相连的一个薄薄的杠杆装置。当有一个底片托架被放倒的时候，它会带动一个星形轮的转动，从而让相机侧面开口处可见的数字从 1 连续转到 12 。
展览上还对电动光学灯进行了测试，同氢氧石灰光灯进行对比的结果表明，光学灯在一两个方面更优于后者：它提供的灯光稳定统一，而且发出的噪音要比汽灯少得多。虽然光学灯的灯光有时对人眼来说太过明亮，但它便于管理这点让它收获了不少青睐。
此次摄影展还展出了四幅全景照片，侧面反映了目前摄影设备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这些照片由梅森博士（Dr. P. H. Mason）在哈德孙河靠近皮克斯基尔（Peekskill）的地方拍摄。全景照片冲洗在一整张纸上，由两张底片构成。皮克斯基尔摄影俱乐部的埃斯博里·巴克（Asbury Barker）还为它们特别发明制作了专用相框。两张底片的结合处没有明显的痕迹，看上去就好像完整的一张底片一般。这是业余摄影爱好者第一次成功拍出全景照片。
下周二晚上的协会六月例会上，威廉·莫里（William M. Murray）将就手提相机的镜头和其他摄影作品发表演讲。届时，布鲁克林摄影学会将从利普曼（Lippman）教授那里借来彩色感光板并进行展出。手提相机也会参加下周的展出。
纽约直到 1894 年才会举办下一次联合公开摄影展。本次展览获奖作品的拍摄者将获得一枚设计优雅的银质奖章。几天之内，奖章将送到各位获奖者手中。
埃蒙道夫教授（D. L. Elmendorf）的幻灯片描绘的是一段莱茵河上的旅行，上周五晚在艺术馆内做了放映。这组幻灯片上色精细，呈现出一种美丽的风格。
安东尼公司（Anthony & Co.）最近刚刚出版了《Anthony's Photographic Bulletin》一书，质量远超此前的同类作品。该书排版整洁且内含大量插图，共有 460 页，介绍了大量业余摄影爱好者感兴趣的话题。书中的文章简短扼要，还记录了很多摄影问题的解决之道。
《Anthony's Photographic Bulletin》
来自费城的米切尔博士（Dr. Mirchell）是一名优秀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目前他正带着相机在挪威和瑞典旅行。
翻译：康平
乔治·伊士曼，发明家与商业天才
本文发表于 1930 年 4 月 27 日。
乔治·伊士曼
作为一名发明家、制造家和一项国际产业的开创者，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的一生漫长、有趣而且丰富多彩。他是在第一批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创建伟大商业帝国的商业家，是推动美国工业民主化进程的先驱者。他积累了大量财富，热衷慈善事业，乐于赞助艺术的发展。1925 年，塞利格曼（Seligman）教授极力劝说他出版一本自传。此前，很多朋友、同事和熟人也多次给他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行事一贯深思熟虑的伊斯曼先生认为，应该让人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亲手建立或出资赞助的组织机构之上，而不是太关注某一个人。因此他拒绝出版自传。1928 年，他把管理公司的重担移交给了自己的接班人。此后他开始将大量财富捐献给教育机构，或者用于为员工谋取福利。伊斯曼先生感觉自己在“人类事务方面达到了某种超脱的境界”，不过他还是积极参与推动国际国定日历（一年分为 13 个月，每个月 28 天，年终增加一天作为节假日——译者注）的普及，努力在伦敦建立牙科诊所。另外他还与牛津大学合作建立了乔治·伊斯曼讲座，为该校创立了一个教授职位。社会公众和科学界对彩色摄影有着浓厚兴趣，但是市面上很少有关于胶片摄影历史的信息。考虑到这些因素，伊斯曼先生同意了阿克曼（Ackerman）先生的请求，允许他从自己的历史档案中选取素材编写成书。
接受这个写作任务后，阿克曼先生查阅了伊斯曼先生的历史档案。他发现伊斯曼先生保存了超过 61 年时间的历史档案。1878 年之后，伊斯曼先生的档案更加完整丰富，总量超过了十万字。在这些历史资料里，阿克曼先生发现了很多关于伊斯曼先生的宝贵信息：现代制造业关于以低成本开展大规模生产的政策、化学研究成果、对音乐的热爱、闲暇时光的安排、对预防性口腔医学发展的支持以及在重建两所高等学府（麻省理工学院和罗切斯特大学）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1640 年之前，伊斯曼先生双亲的祖先就从英国移民到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二百年后，伊斯曼家族和基尔伯恩（Kilbourn）家族的后裔都居住在纽约州的奥奈达县（Oneida）。通过老乔治·伊斯曼（George W. Eastman）和玛利亚·基尔伯恩（Maria Kilbourn）在 1844 年的结合，两大家族走到了一起。1854 年 7 月 12 日，两人的独子乔治·伊斯曼出生在沃特维尔（Waterville）。老乔治·伊斯曼出资在罗切斯特市建立了商学院。随着伊利运河（Erie Canal）的通航，罗切斯特市渐渐繁荣起来，老乔治·伊斯曼的商学院也发展顺利。到了 1860 年，他在市区为妻子和儿子买了房子。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老乔治·伊斯曼就与世长辞。从那时起，伊斯曼先生的母亲就“为生计而辛劳奔波，这在年少的他心中埋下了对贫穷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和评估的”。为了维持生活，伊斯曼先生的母亲不得不将部分房间租给他人以增加收入。
伊斯曼先生 14 岁就离开学校开始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保险业务员，周薪 3 美元。他从工作的第一天就开始存钱，而 1869 年的记账本也显示他当时就已经开始购买照片。1874 年 4 月他离开保险公司，跳槽去罗切斯特储蓄银行担任初级会计。很快他就不再对照片感兴趣，而是喜欢上了笨重的拍照设备——相机。1877年，他存下了 3600 美元的巨款，然后购买了价值 94.36 美元的“杂物和镜头”。同时，他还开始跟随本地的一名摄影师学习“摄影艺术”。那个年代，“摄影艺术”还停留在湿版摄影（在干净的玻璃上涂布为主材的溶剂，再浸入，取出趁着湿的时候进行拍摄，然后显影，定影——译者注）的技术水平之上。
年轻的伊斯曼先生对自己的这个爱好热情很高。他学习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摄影的资料，希望能将拍照这件事变得更加简单，从而能让自己更方便地进行拍摄。为此他开始进行实验，想要制造出用于摄影的干板底片。1879 年 6 月，他成功制造出了干板底片，还打造了一个能将干板底片包裹起来的设备。他想要说服叔叔贺拉斯·伊斯曼（Horace Eastman）与自己合伙创业，但是未能成功。于是他从银行取出 400 美元，前往当时的世界摄影中心——英国。1879 年 7 月 22 日，他在英国申请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专利。同年 9 月，他又在美国申请专利。1880 年 4 月 13 日，美国当局批准了他的专利申请文件。那一年的感恩节时，伊斯曼先生就已经开始了自主创业。
伊斯曼先生的业务发展迅猛，而他对化学研究和实验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很快他就产生了用其他东西替代玻璃板当底片的想法，并于 1884 年早些时候发明了第一款胶卷底片。当然，他还研发了用于制造胶卷的工具、机器以及在相机中固定胶卷的装置。这样一来，制造整个相机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他也开始在市场中推销自己的“柯达”（Kodak）产品。柯达是他给自己胶卷起的名字，这个名字简短独特而且不容易读错。此后，他的胶卷业务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扩张。
阿克曼先生曾经说过，虽然贝尔和爱迪生没有发明电力，伊斯曼先生也没有发明摄影，但是他们都给自己所处的行业带来了新生。贝尔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电灯使电力行业发生巨变，伊斯曼先生则用胶片摄影革新了摄影行业。这些伟大发明家都开拓了全新的商业领域，而新的商业领域又为社会创造了新的职业、新的政策、新的行业、新的出版物、新的通讯渠道和新的理解。同时，新的商业领域拓宽了人类知识的范围，为我们营造了新的文化圈子。不过，这些发明家在商业能力和想法创意方面差别很大。贝尔教授缺乏商业能力，发明奇才爱迪生也对将自己的发明商业化这件事兴趣不大。相比之下，伊斯曼先生却对将摄影技术商业化这件事十分着迷。
1896 年，伊斯曼先生制造出了第十万个柯达胶卷。他在英国和美国都设有工厂，每个月能制造长达 300-400 英里的胶卷和相纸。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多次对自己的多家公司进行重组和扩张，财富总额一直在不断增加。他还买下了不少能改善自己产品的发明，收购了几家能完善自己产品线的公司。1911 年，他终于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摄影材料制造商”。不过伊斯曼先生的出名也给自己招惹来一些麻烦，使他陷入了一系列法律纠纷和政治攻击的漩涡之中。这些麻烦一直纠缠了他接近十年之久。
威尔逊总统入主白宫时（1912年，译注），电影产业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受益于此，伊斯曼先生的公司每年能生产出大约两亿英尺的胶片。时任司法部长的麦克雷诺兹（McReynolds）决定必须解散或者消灭柯达公司。他认定柯达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Sherman Antitrust Law），因此对其提起诉讼。可是伊斯曼先生并没有垄断市场，相反他还要和一百余家生产摄影产品和其他器材的公司开展竞争。一战开始后，这起诉讼就一直悬而未决。直到美国参战，法院也没有就此案作出判决。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想要破坏瓦解他的生意，但是伊斯曼先生却选择以德报怨。战争期间，他购买了 850 万美元的战时公债，大力支持了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另外，他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工厂也为当地政府缴纳了大笔战争税。他还听从政府的调遣，安排自己公司的研发工人、技术工人和其他政府需要的人员积极为政府服务。1918 年 1 月，司法部副部长约翰·戴维斯（John W. Davis）决定将诉讼延期（该案于 1921 年早些时候达成和解，柯达公司同意出售部分子公司）。一份总结性文件显示，伊斯曼先生在战争期间大力支持美国政府和其他协约国政府，仅个人就贡献了 27,412,900 美元。柯达公司则为战争贡献了 19,816,300 美元的资金。两者相加，伊斯曼先生和他的公司为支援一战总计付出了 447,229,200 美元。
当伊斯曼先生还在储蓄银行工作的时候，他就遭遇过不公平待遇。当时，一名有权势的主管将自己的亲戚提拔到原本属于伊斯曼先生的职务上。他为此伤心不已，决定自己今后一定要做一名公平的雇主。在柯达公司发展一帆风顺之际，他意识到是员工的贡献造就了公司的成功。因此他拿出自己的分红，给管理人员发放了不菲的奖励。员工保险、医疗福利、工资分红、贷款协会和退休养老金等制度也是由他主持建立。他还建了一栋员工公寓，并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送给员工。最终，柯达公司的雇员作为一个整体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
伊斯曼先生热衷于慈善事业。1899 年早些时候，他向罗切斯特力学研究所捐赠了一块土地和一栋新大楼，总价值超过 20 万美元。而他本人向医院和当地教会的捐款更是成倍增长。
阿克曼先生说，伊斯曼先生在几年之内就将接近 50% 的现金利润全部捐献给了个人和机构。除了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捐款外（该校后来开始向公众招生，这违背了伊斯曼先生的意愿），其他的慈善捐款鲜为人知。直到三十年后人们阅读了信件，才知道伊斯曼先生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建立了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利于员工的福利制度。
随着事业的拓展，伊斯曼先生对教育和社区生活的兴趣也渐渐增加。在从麻省理工学院招到了几名才华出众的员工后，他于 1912 年开始向该校匿名捐赠以帮助其重建。最终，他一生为麻省理工学院捐赠了超过 1500 万美元的财物。他对罗切斯特大学的捐赠总值最少也不会低于 1500 万美元。另外，他还对其他教育机构、牙医诊所和福利机构大量捐款。伊斯曼先生自己曾经说：“相比于把财富都留给后代，我觉得捐出去更有意思。因此我才不断捐赠。”
乔治·伊斯曼对社会贡献巨大。他精力充足，能力卓越，这为他带来了大量财富。塞利格曼教授说：“上帝赐予了他非凡的能力，使他能将艺术和商业、美和效率、艺术性和实践性结合起来。”他很幸运，因为有人能用有趣的方式向大众讲述他精彩的人生故事。
作者：G. W. Harris
翻译：康平
这个男人是拍立得之父
本文发表于 1991 年 3 月 2 日。
埃德温·兰德（Edwin H. Land）是拍立得相机的发明者，这款产品改变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拍照习惯。昨天，这位一直生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Cambridge）的 81 岁老人在当地一家医院与世长辞。
埃德温·兰德（Edwin H. Land）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兰德博士一直担任宝丽来公司（Polaroid Corporation）的主席。他为众多创新性摄影产品贡献了创意和发展动力，使得这些产品最终得以问世。
兰德博士的家人拒绝透露他的死因。
1943 年，兰德博士 3 岁的女儿困惑地问他为什么相机不能在拍照后立即冲印出照片。为了解答女儿的问题，他构思出了拍立得相机的创意理念。兰德博士是一名主要靠自学而成才的物理学家，他在一次外出散步时偶得灵感：我要制造一款能在拍照后立即冲洗出照片的相机。
作为宝丽来公司长时间以来的指路明灯，他负责管理公司产品的研发。这其中就包括了 1948 年第一台宝丽来相机（Polaroid Land Camera）以及在即时摄影（这个名词由兰德博士提出）领域不断进化发展的其他设备。
在兰德博士的带领下，宝丽来公司的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得到了用户的肯定与喜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该公司的一名销售主管估计全美半数的家庭都购买过他们公司的相机。
兰德博士认为开拓创新精神是自己性格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其他发明各种产品科学家都具备的特征。截止到 1982 年他从公司退休时，兰德博士已经持有了 533 项专利。
他曾经写道：“我自己和身边很多善于发明创造的科学家身上都具备一种创造性的驱动力。当我仔细审视这个驱动力的本质时，我首先发现了一种想要创造具有重大意义智力贡献的渴望和热情。实际上，每一件新产品和发明创造的过程都真切地体现出了这种渴望的心情。”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兰德博士将大量精力和创造力倾注在运营管理一家技术创新型公司这门艺术身上。他激发了宝丽来公司同事们的创造能力，一次又一次带领大家攻克紧急性技术难题。
研发与制造
同时他也高度认可研究的重要性，大力支持研究工作开展。1944 年的宝丽来公司还是一家规模尚小的企业，那时他写道：“坦率地说，我坚信未来的小型公司将既是研究机构，又是制造公司。这种新型公司将是下一代公司的开拓者，处于时代发展前沿。”
宝丽来公司从 1940 年开始将总部设在美国的坎布里奇市。在兰德博士的引导和管理下，该公司开始销售自己的即时摄影类产品，之后渐渐走向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
七十年代，该公司遇到了一些显著的发展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 SX-70 系列产品遭遇的麻烦。SX-70 系列折叠相机是宝丽来公司旗下著名的拍立得相机，使用了复杂的光学器件，技术上堪称优雅讲究。
显影设备的惨败
当时人们预计宝丽来公司的股票价格将出现爆炸式增长，因此大量购入，推动了股价短暂飙升。然而，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却未按照预期模式发展。在 1972 年 5 月到 1974 年 7 月之间，该公司股票价格从 每股 149.5 美元暴跌到每股 14.13 美元。
彼得·魏恩斯贝格（Peter C. Wensberg）是宝丽来公司的前任执行副总裁，他在 1987 年出版的《兰德的宝丽来：一家公司和一个发明了宝丽来相机的男人》（Land's Polaroid: a Company and the Man Who Invented It）一书中描述了股价大跌这件事：“宝丽来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股价暴跌的公司，但它股价的跌幅比多数公司都要大。稍微值得欣慰的是，当时股票市场出现了普遍的低迷现象。”
《兰德的宝丽来：一家公司和一个发明了宝丽来相机的男人》
SX-70 系列折叠拍立得相机是在宝丽来自动显影电影设备（Polavision）之后问世的。宝丽来自动显影电影设备存在设计缺陷，投入市场后遭遇惨败。1979 年，该公司不得不将这款产品从市场中撤出。
伊士曼柯达公司（The Eastman Kodak Company）跟随宝丽来公司的步伐进军了即时摄影产业。兰德博士退休数年之后的 1985 年，柯达公司在一场专利侵权案中败给宝丽来公司。鉴于此，柯达公司不得不于第二年退出了即时摄影领域。
去年十月，一名联邦法官判决柯达公司应向宝丽来公司支付 9.094 亿美元赔偿金。稍后不久，赔偿金的总额下降到 3600 万美元。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兰德博士的生活都与宝丽来公司以及该公司前身兰德－惠尔莱特实验室（Land-Wheelwright Laboratories）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兰德－惠尔莱特实验室是兰德博士在 1932 年参与联合创立的机构。宝丽来公司在 1937 年收购了该实验室的全部资产。
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除了担任宝丽来公司主席之外，他还在 1937 年到 1975 年期间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与此同时，他还身兼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和研发总监等多个职务。73 岁那年，兰德博士选择从公司主席的职务上退休，正式结束了对宝丽来公司的运营管理。
退休之后，兰德博士继续在多个科学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创立了一家名为罗兰科学研究所（Rowland Institute for Science）的科研机构，并为其运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近几年，该研究所研发出了能操控单细胞生物和细菌的显微激光“镊子”光束。据悉，兰德博士财力雄厚，他在 1980 年拿出数百万美元成立了这家研究所。
宝丽来公司对全世界各大实验室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公司最初计划将一款测距仪用于制造 SX-70 系列折叠拍立得相机，后来他们也将这款设备卖给了很多实验室，以便他们用电子设备精密的测量距离。
Polaroid SX-70 Camera
有时候兰德博士称自己是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但是，他在化学、光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
他还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军事问题方面的顾问，支持使用在轨摄影卫星对敌方目标进行侦察监视。他的这一理念极具前瞻性，提出几年之后美国才具备用火箭将摄影卫星发射到轨道之中的能力。
1955 年，他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成立的秘密智囊团中担任主席。这期间他推荐了一个强有力的项目——建议美国政府研发各种先进的侦察勘测手段，包括利用卫星完成侦察勘测工作。
美国于 1959 年发射了第一颗间谍卫星。从那时起，间谍卫星开始定期向地球指挥中心发送图像信息。这为军事侦察工作开辟了新纪元。
兰德博士性格中也有沉默谨慎的一面，但这不阻碍他拥有迷人的风采和威风甚至略显专横的作风。他在工作时惊人地专注，而且十分努力。他善于观察，脸上常常带着一抹笑容。他说：“做任何值得我们去做的事之时，都应该全力以赴。”
虽然一生从未获得本科学位，但他被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哈佛大学授予了理工科荣誉博士学位。另外，其他机构也授予他很多荣誉博士学位。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在各个场合称呼他为兰德博士。
太阳镜和 3D 电影
数十年间，兰德博士和宝丽来公司为光偏振领域贡献了诸多发明和设计。其中包括太阳镜、相机滤色镜、3D电影设备以及避免车灯造成眩光的设备。
1909 年 5 月 7 日，埃德温·赫伯特·兰德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诺维奇市（Norwich）。他的母亲玛莎·兰德（Martha F. Land）和父亲哈利·兰德（Harry M. Land）是从布里奇波特市（Bridgeport）搬到诺维奇的。此前，兰德博士的父亲在布里奇波特从事废金属回收业务。
在诺维奇学院（Norwich Academy）读书期间，兰德博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并开始对科学和技术着迷。正是那时，他第一次对光偏振领域产生兴趣。如果一束光部分波的振动被局限在一个方向上，那么这束光就会发生偏振。通常而言，一束光由向各种各样方向振动的波构成。
从哈佛退学
1812 年，人们第一次在文章中用偏振一词形容光。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年轻的埃德温·兰德从哈佛退学，居住在曼哈顿。退学后他一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针对光偏振进行研究，然后发明了自己的第一个光偏振设备。该设备主要由微小的碘化物-奎宁（iodide-quinine）晶体构成。
几年后他回哈佛深造，却于 1932 年再次退学。这一次退学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读书了。此后他与曾在哈佛任教的乔治·惠尔莱特三世（George Wheelwright 3d）一起于波士顿创办了兰德－惠尔莱特实验室。
魏恩斯贝格先生在自己的书中称，“偏振片”（polaroid）一词由史密斯·考雷奇（Smith College）教授发明。这位教授早些时候曾经是兰德先生的夫人海伦·马斯林（Helen Maislen）的老师。后来兰德－惠尔莱特实验室制造出了一款塑料光偏振材料，便将其命名为偏振片。1937 年成立公司时，兰德博士也将“偏振片”作为公司的名字（而我们在翻译时将其音译为更生动形象的“宝丽来”，译注）。
漫步中涌现灵感
然而直到 1943 年在新墨西哥州度假时，兰德博士才想出了制造拍立得相机的基本理念。这个灵感是受他当时年仅 3 岁的女儿詹妮弗的启发。
后来兰德博士在一份说明文件（该文件内含兰德博士的众多论文，多年后一起被公之于众）中写道：“我记得那天圣达菲（Santa Fe）是个大晴天，我的小女儿问我为什么她不能在我为她拍照后立即看到照片。我在迷人的小镇上漫步，脑子里思索着女儿刚刚给我提出的那个难题。”
“一个小时之内，拍立得相机、拍立得相纸和该设备涉及的物理化学知识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为了实现创意理念，兰德博士进行了辛苦的工作。最终他于 1947 年在曼哈顿的一次科学大会上为观众展示了自己的新型摄影方法。
棕褐色图像
这种摄影方法需要将胶片曝光，然后在曝光的同时冲洗底片成像。通过一个滚轴系统，相机将曝光过的胶片和相纸挤压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最终的照片。
在滚轴顺着相纸的方向移动底片过程中，它也会打破附着于相纸上的一个密封小球。这个小球里装有用于显影的化学材料，而滚轴会将这些化学材料散布到相纸和底片之间，就好像为三明治面包涂夹心果酱一样。
最初，兰德博士发明的系统只能拍摄出棕褐色的图像。1950 年兰德博士改良了技术，使得相机可以拍摄黑白照片。
拍立得彩色照片
接下来的 1959 年里，兰德博士长久以来的抱负终于实现：他宣布宝丽来公司已经发明设计出彩色的拍立得照相系统。1963 年，能拍摄彩色照片的拍立得相机上市。
兰德博士一生获得了很多荣誉，其中就包括美国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和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他是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在 1967 年到 1975 年期间还担任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受托人。另外在 1951 年到 1953 年期间，他担任了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主席。
兰德先生与海伦·马斯林在1929年结婚，婚后育有詹妮弗和瓦莱丽（Jennifer and Valerie）这两个女儿。目前，兰德先生的遗孀和两个孩子都还在世。
作者：Eric Pace
翻译：康平
文内图来源：、
胶片被抛弃了以后，你会有些伤感吗？
本文发表于 2006 年 1 月 12 日。
东京电 — 今天，日本相机制造商公司宣布将停产旗下大部分胶片相机和配套镜头，以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数码相机身上。
一款胶片相机
近期相机制造业（比如尼康的竞争对手，和佳能）开始整体向日渐普及流行的数字摄影方向转型，而坐落于东京的尼康公司是加入这一时代大潮时间最短的公司。
尼康公司旗下共有七款胶片相机。他们表示将停产其中的五款，只保留两款。同时，他们还将停产与胶片相机配套使用的大部分镜头。该公司将会“逐个”停产各型号的胶片相机，但他们拒绝透露停产的详细时间安排。
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胶片相机的销售额猛跌促使尼康公司做出停产决定。在 2005 年 3 月结束的上一财年中（日本的财年是自每年 4 月 1 日起至次年 3 月 31 日止——译者注），尼康公司相机和影像部门的总销售额为 1800 亿日元（约合 15 亿美元）。其中，胶片相机的销售额仅仅占总销售额的 3%。这一数据较之前一个财年的 16% 出现了明显下滑。
相比之下，数码相机的销售额则出现飙升。该公司表示，在 2005 年 3 月结束的上一财年中，数码相机销售额占到了相机和影像部门的总销售额的 75%。而在三年之前，这一数据仅为 47%。除了胶片相机和数码相机之外，相机和影像部门的其他销售额来自于扫描仪和其他产品。
尼康公司新闻发言人安倍彰（Akira Abe）说：“数码相机已经成为行业的标准主流设备。”
安倍先生表示，停产决定可能引发胶片相机销售额的短暂复兴，因为胶片摄影爱好者会在停产之前争相购买该类产品。同时，停产决定也许还能使胶片相机在类似于
这样的二手市场里成为颇受欢迎的复古怀旧产品。
尼康公司在 1948 年生产了自己的的第一台胶片相机。当时日本正在从二战战败的萧索中渐渐恢复，开始浴火重生。
尼康公司的胶片相机品质卓越，坚固耐用。因此，它在业余摄像爱好者和专业摄影师圈中流行了数十年。胶片相机的畅销帮助尼康公司成为相机制造业中最为著名的品牌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尼康相机第一次登陆美国市场。当时美国驻扎在日本基地的部队官兵刚刚结束服役期，开始陆续返回家乡。
但是近几年来，胶片相机遭遇寒冬。所有品牌的胶片相机几乎都被商店从柜台上撤下。
数码相机让人们可以在拍照后立即看到照片，而且所有图像都可以存储在体型微小的电脑芯片中。这令人们无需再携带沉重的胶卷，也免除了冲洗照片的麻烦。正因如此，数字摄影战胜了传统的胶片摄影，渐渐成为行业主流。
作者：Martin Fackler
翻译：康平
Instagram：摄影师的第二个工作室
本文发表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
肖尔绘画般的摄影构图使得普通的物体也呈现别样风采。图片版权：斯蒂芬·肖尔
1972 年，24 岁的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为摄影而横穿美国的自驾游。
利用彩色胶卷和 35mm 的禄莱（Rollei）镜头，他拍摄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事物：公路、房屋、加油站、日光灯、公用电话、旅店床铺、汽车和电视。
此外，朋友、陌生人、饭菜、厕所、墙上装裱好的画作、开着门的冰箱、下班后的店面等等这些也都成为了他拍摄的对象。
总之，他似乎遇到什么就拍什么。之后的两年他一直在处理这些作品，最终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展，并将照片集结出版成《美国表象》（American Surfaces）一书。
如今看上去，书中的照片给人一种古怪的熟悉感。肖尔拍摄的照片比较单调朴实，拍摄的对象也随意而不加挑选。
看上去，当年他拍的照片和如今人们上传到
的照片非常类似。肖尔的作品看上去虽然随意，实际上却很精致，因为他具有在摄影时采用绘画构图的天分。
远在人们发明出社交媒体之前，肖尔就和美国通俗摄影流派（visual demotic）先锋人物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一起用相机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四十年后的今天，肖尔本人也在
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与他在美术馆展览和出版的大部分作品一样，肖尔上传到 Instagram 上的照片也是色彩鲜艳，呈现出一种炫酷而平淡的风格。
在这些照片中，你能看出一份精致微妙而又不失平衡的美感、平凡和讽刺。多年以来，媒介、照片的尺寸和发行照片的方式都经历了变革。唯一不变的是肖尔看待世界的眼睛和投身于用照片为世界进行注释事业的热情。
他很多的 Instagram 照片都充满颇具挑衅性的单调乏味之感，与多年前出版的《美国表象》和《不寻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等书非常类似。
甚至可以说，他今天 Instagram 的照片比当年的作品还要平凡单调。在他的 Instagram 主页上，偶尔会有别的用户留言。大概意思是觉得肖尔之所以拍摄这么乏味的照片，某种程度上是想开个玩笑。
辛格沉迷于拍摄给她带来轻微触动的物体。图片版权：戴安妮塔·辛格
Instagram 用户喜欢壮丽而具有特色照片，他们通常会用社交媒体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爱：点赞（他们还喜欢巨星们拍摄的任何照片，不论照片质量如何，只要是贾斯汀·比伯或者碧昂斯上传的照片，通常都能收获成千上万的点赞支持）。
但肖尔的存在能帮助我们思考 Instagram 上那些不引人注意的普通照片的地位。长久以来，肖尔一直用实际行动在各种场合捍卫着平凡照片的价值。
有一批艺术家在传统的摄影界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们同时也将 Instagram 作为展示自己全新创造性作品的场所。肖尔就是这群艺术家中的一位。
这些艺术家认为 Instagram 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方法，而是目标本身。因此，他们与其他专业人士不同。在其他专业人士眼中，Instagram 仅仅是推销非 Instagram 设计的好地方，或者仅仅是一个好的社交工具罢了。
对于肖尔、戴安妮塔·辛格（）、格奥尔基·平卡索夫（）、大卫·艾伦·哈维（）和劳拉·埃尔坦塔维（）这样声名在外的摄影师而言，Instagram 可以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工作室，一个能做更多事情的场所。
在自由感和稳定存在的困扰感之间，这些摄影师追求一种精致高雅的平衡。他们主要用手机拍摄 Instagram 照片，但是每一副照片都带有与正式作品类似的绘画结构之美。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在这些非常不正式的摄影作品中努力保持构图正确？因为虽然有批评之声，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作品对得起 Instagram 上的观众。
因为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家而言，想要拍摄作品的冲动和渴望难以平抑。即便是拍着玩，即便无人付钱让他们拍摄，他们还是愿意拿起相机。
当我询问戴安妮塔·辛格关于 Instagram 的看法时，她写道：“我最爱摄影的地方就是它的传播性。正因如此，我才会以书籍的形式将摄影作品出版成册。但是现在，我很好奇将 Instagram 照片出版成书会是什么样子。”
辛格女士住在印度新德里（New Delhi）和果阿邦（Goa），拍摄了很多美轮美奂、令人浮想联翩且着迷的作品。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她一直将摄影写真集作为传播作品的主要媒介。
这位女摄影师的作品体现了她一系列高度个人化且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忧虑。在她的镜头中，我们能看到室内设计、床、白色外套、档案室、玻璃、橱窗、新德里上流社会妇女等多种拍摄对象。
她的第一本摄影写真集以印度塔布拉鼓鼓手扎基尔·侯赛因（Zakir Hussain）为拍摄对象，第二本摄影写真集则以阉人莫纳·艾哈迈德（Mona Ahmed）为拍摄对象。
辛格女士在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上传了很多照片，多次重现了上述拍摄对象的风貌。她说：“我发现自己曾经痴迷的那些摄影对象逐渐回归，又一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为了与自己朴实且具有纪实风格的照片相配，辛格女士在旧照片的标题中加入了幽默的话题标签（#dreamvilla, #fileroom, #chairs, #houseoflove, #museumofglass, #mirrormirroronthewall），同时还掺杂了一些具有未来主义或想象风格的作品。
她很少点明照片拍摄的地点。所有的照片之间具有连续性，配上话题标签后更具有特色。
欣赏辛格女士 Instagram 账号中的作品后，我从这些朴素、让人有情感共鸣、低保真度却不失美感的照片中找到了一份快乐。这些照片也加深了我对追随报道多年的摄影工作的理解。
我意识到，我在辛格女士 Instagram 照片中看到的是一种批判：她利用图像来思考，反思自己的摄影工作。无论呈现的是一对玻璃杯、一把椅子、一张床还是一朵雕刻在大理石上的花，每张照片都阐述了之前发生的故事。
与此同时，之前发生的故事也反过来装饰了照片本身，为照片做了注脚。通过拍摄，她的摄影语言在不断积累词汇，固定语法。比如花朵是她作品中的新元素，但它们完美融入了大部分照片中。这要归功于她高超的生物学分类方法和拍摄表现手法。
平卡索夫镜头中闪烁的光和阴影好像马上就要动起来一般。图片版权：格奥尔基·平卡索夫/ Magnum Photos
但是有的时候，即便风格稳定的辛格女士也会给我们带来真切的惊喜。一天早上起床后，我发现辛格女士上传了一小段莫纳·艾哈迈德的视频。
上一次看到艾哈迈德还是在辛格女士 2001 年出版的摄影集《我，莫纳·艾哈迈德》（Myself Mona Ahmed）中。但是如今，艾哈迈德就出现在我的屏幕上——较此前苍老了的他用颤抖的声音在歌唱。
艾哈迈德的皮肤很好，眼睛闪烁着光芒。他一边唱一边笑，露出了已经破损的牙齿。我知道辛格女士那本摄影集，也知道艾哈迈德年轻时候的样子和曾经遭受过的苦难。因此看到这段 15 秒的视频后，我不禁眼含热泪。
如果说斯蒂芬·肖尔和戴安妮塔·辛格的照片展现出的是一个稳定的世界，那么格奥尔基·平卡索夫的摄影作品就更具活力。
平卡索夫出生于莫斯科，现居巴黎。他是世界上顶级新闻摄影记者之一。他对我写道：“完成媒体分配的摄影任务是我出现在新环境中最好的借口。不过相比职业摄影师身份而言，我更多觉得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
业余爱好者，他就是用这个词形容自己，也表达了对摄影事业的热爱。平卡索夫是一名热衷于用光、色彩和即时性创作作品的摄影艺术家。
当看到平卡索夫的作品时，你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作品的画面生动活跃，充满了复杂的光线。密集而富有的戏剧性阴影经常出现在他的照片里，伴随着神奇而明了的形状一同出现：这里一个人头，那里一只脚，物体造型的剪影、渔夫的渔网、烟雾、面孔、以碎片形式出现的其他形状……片刻之后，所有这一切意象汇聚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很有平卡索夫风格的照片。
他梦幻般的照片看上去好像马上就能动起来一样，仿佛他于场景还在形成之时就拍下了照片。看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其中的场景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他就已经按下了快门。
平卡索夫用他的天分激发了日常生活的原始能量。现在他喜欢上传内容类似的视频，里面全是抽象且呈旋涡状展开的画面。他出版的作品和 Instagram 照片都体现了诗意的优雅和对时间精准的把握，这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毕竟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和亨利·卡蒂埃-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都对平卡索夫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自己表示，这两人使他产生了“现实中包含了足够的素材，一个人完全可以不借助滤镜而拍出诗一般的画面”这样的理念和想法。
可是即便风格如此，平卡索夫的作品还是永远充满了惊喜元素。他说自己愿意做“火炉”而不是“冰箱”。更愿意像火炉做菜一样进行创作，而不是像冰箱保鲜一样一味保持原状。翻阅他的 Instagram 账号，你会看到很多新照片。这会让你产生惊奇和感激之情。
与其他颇为成功的社交媒体平台一样，Instagram 上也同时存在着各类充满创意、沉闷乏味、乐趣无穷和荒谬可笑的照片。
如果你关注错了主页账号，那 Instagram很容易成为生活的负担（关注和取消关注都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虽然小但是却真实存在）。但是，充满个性摄影师们的活动却能给我们带来启示。他们不是用令人震惊的独特作品启迪他人，而是以照片反映出的现实给人启发。
斯蒂芬·肖尔说：“你每天都与朋友聊天就会习以为常。如果你与其他朋友每个月或者每年才交流一次，你就会发现这与每天的朋友间聊天区别很大。Instagram 能让人与人之间更亲密，上面的照片更像是朋友间每天都进行的那种无足轻重的闲聊。”
一旦我们爱上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我们最渴望做的事情难道不是了解艺术家的想法并与他的创作过程拉近距离吗？这也是我们阅读访谈、购买写生薄和专注地欣赏艺术家作品的原因。
Instagram 能展现一个人的率直，也可以像朋友间数周或者数月才进行一次的那种对话一样。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看到对艺术的痴迷是如何发展，能更多地欣赏各种作品。
有了 Instagram，我们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只能在博物馆的墙上或者摄影集的书页中欣赏照片。令人兴奋的是，不是所有平台和媒介都能带给你 Instagram 这种亲密度和即时性。
不过 Instagram 也有令人喜忧参半的地方：像所有对话一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最有味道。
一旦对话结束，韵味荡然无存。
作者：Teju Cole
Teju Cole 是一名摄影师和随笔作家，曾经出版两本小说——《开放城市》（Open City）和《每一天都是为了小偷》（Every Day Is for the Thief）。他在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任教，担任杂志的摄影评论家。
翻译：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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