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使用快捷导航没有帐号？
《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的回忆》添加中
& && && && && && && && && &&&红色带刀侍卫
& && && && && && && && &——张国焘卫队长的回忆
& && && && && && && && && && && && & 罗学蓬著
导读：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直至逃离延安，何福圣做了他6年的贴身侍卫，这6年中，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重要场合、台前幕后。红军将领、中共领袖的大量生离死别、恩怨情仇、荣辱沉浮，红军统帅张国焘的风云变幻、隐秘历史、蜕变轨迹；还有红军将士的英勇悲壮、苏区儿女的爱恨悲欢……何福圣亲为亲历亲见亲闻，通过著名纪实文学作家罗学蓬整理、考核，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或许是因为缘份，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委会上，市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对我说：“学蓬，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
“谁？他是干啥的？”我问。
“他叫何福圣，从大巴山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焘6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
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何福圣见面。在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上午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末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参事巳经在电话里向何福圣介绍过我的情况。几句寒暄后，采访随即开始，话匣子一打开，老人谈兴大发。午饭后，老人略微休息了一下，又接着再讲。我们摆谈了几乎整整一天。
听何福圣讲那过去的故事，恰似笔者独自翻阅着一册充满传奇色彩，激荡着壮阔波澜的人生长卷。
一天的时间显然远远不够。于是，结束采访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市区，向做记者营生的朋友借了一部采访机，第三天即随送何福圣返乡的吉普车，千里迢迢一路风尘地驰进了地处大巴山腹地的竹峪关。
虽然我巳经知道眼前巍巍大山曾经为炮火硝烟所笼罩，为鲜血尸体所覆盖,阳春三月的大山展现在我眼前的却分明只有两种浓重的色彩：金黄与苍翠，金黄是田坝上金波荡漾的油菜花；苍翠是大山沉雄苍劲亘古不变的本色。
在静静地聆听老人讲述往事的时候，我久久地凝神注视着他那巳经谢顶的锃亮头颅，和只在边缘处还保留着的一圈银色的头发。思维却不时穿透时空，努力地进入到老人叙述的历史之中：好一个英勇骠壮的小伙子，头戴红星帽，身穿蓝军装，皮带上插着两支20响，双手勒缰高踞在马背上，两腿一夹，骏马迎风而立，仰天长嘶。
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使巳近90高龄的老人变成了一束熊熊燃烧的火。一段段精彩绝伦的人生片断随着滚烫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燃烧着他，也灼烫着我。
老人专程陪我前去瞻仰了王坪村红军烈士墓。眼前，躺着由3800名红军英烈的坟茔组成的陵园。老人告诉我，这座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是现在的巴中市三座红军烈士陵园之一。他还告诉我，这3800名英烈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左倾路线的屠刀夺去生命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被自己的首长和战友杀掉的……惟其如此，这座烈士陵园在笔者心中才显得更加凝重。
陵园高大的牌坊与红军烈士纪念碑还是当年担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亲手设计的。这位英姿飒爽，在川北老百姓眼中“惹眼得很、能干得很”的红军女将领绝对想不到，30几个年头以后，她和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时期的英雄丈夫陈昌浩、一位叱咤风云的旷世伟男子，会双双出演一场民族大悲剧中极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迈进巨大石牌坊的那一刻，由铺天盖地的3800座坟茔坟组成的山峰巍巍然挺立在我眼前……坟茔、墓碑，红星帽、蓝军装，仿佛全都像海浪一般涌动起来、金戈铁马，轰鸣不息！那种巨大的震撼深透骨髓，荡涤心魂。冥冥之中似有一股神秘巨大而又难以言说的力量当头贯下，紧紧攒住了我。思维像一帖神奇的催化剂，使泪水立时就在心中涌荡而且汹涌地漫出眼窝。“立正！稍息！”、“起立！出发！”脚步如潮水般哗哗响起。在飘扬着镰刀斧头红旗的红土坝子上，司号员挺胸鼓腮吹响嘹亮的军号，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嗬嗬”有声，挥舞着粗壮的膀子，操练开了雪亮的大片刀。
历史竟然是如此的鲜活……幻觉吗——不！
一瞬间，耳边仿佛响起了天籁之音：那是半个世纪之前中央慰问团团长王维舟伫立在这片陵墓前向活着的与死去的人说出的话，每一个字，重若千均，每一声川腔，都浸透着烈士的鲜血……
我巳经从白发苍苍的何福圣的泪眼里看到了什么叫历史——老人久久地伫立在陵园的纪念碑前，举眼向天，老泪纵横。仿佛在用心，与他长眠在这青山碧峰之上的众多战友交流。
我在何福圣家中住了5天。老人从红军时期开始直至抗战期间曾侍卫张国焘长达6年之久，张国焘叛逃时才与其分手，其间充满太多的传奇色彩。老人娓娓叙述了他在张国焘身边时的亲历亲闻亲见：当年许许多多追随张国焘出生入死的红军将士，经历了怎样苦痛的磨难与无法抗拒的迷乱？这位历史见证人翔实的讲述，使我感到惊心动魄，恍若自身也经历了几十年前的刀光血影风云变幻，见识了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张国焘其人。
于是，就在这块曾经为鲜血所浸透的土地上，我提起笔来，写下了本书的第一行文字……
……………………………
本帖最后由 罗学蓬 于
18:48 编辑
……………………………
第一章：御前带刀侍卫
我满10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真拳实腿，招招着肉……师傅战死高家寨，王树声调我去当他的警卫员……新集党代会上许世友找我比武，张国焘看中了我……从此，我当上了弟兄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
师傅当上了团总
随师傅投红
我和许世友“以武会友”
第二章：败走巴山
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分散突围还是集中突围，徐向前一语挽救了红4方面军……枪声响了，倒下的是张国焘等高级指挥员的座骑……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激烈的党代会
兵败柳林河
风雪漫川关
小河口“逼宫”
第三章：进入川北
陈昌浩总政委大声喊：“起来，都给我起来，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请老百姓抽鸦片，他们才肯为红军提供情况……田颂尧的探子火烧瓦斯铺，没想却帮了红军的大忙。
雪夜过巴山
火烧瓦斯铺
张国焘派我当信使
第四章：重振军威
张国焘被川北老百姓当成了“真命天子”……像林黛玉那样的古典美人，在红军队伍中肯定会受到唾弃。王新国，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而掉了脑壳的……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杨森与陈昌浩暗订密约
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将
第五章：巴山英雄的故事
熊国炳那副模样，使我一下子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
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难忘的见面
第六章：苏区剿匪记
王维舟派人打入神兵组织，又请人去动员仙长杨永生接受中共领导，却遭到拒绝……任俊卿率红33军部警卫营前往红30军助战……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任俊卿成为名震苏区的大英雄。
川北“神兵”
仙长成为县尊
击毙杨仙长
第七章：血泊中的红五星
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焘，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33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残酷杀害。
严峻的敌情
目睹邝继勋蒙难
张国焘巧设鸿门宴
“红军之家”的毁灭
第八章：刺杀张国焘
刘湘悬赏10万大洋购买张国焘的脑袋，张国焘的安危……虽然作了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四名杀手混入绥定“洪祥戏班”进入了通江……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红军大劈贺朝正，让早巳失业的前朝刽子手出了一回风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金童儿夜访龙头大爷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红军大劈贺朝正
第九章：袍界英烈
死去52年后，一位大巴山中的袍哥舵把子被追认为革命英烈…… 遵照张国焘的指示，张小川与敌为伍，在率部围剿刘子才的同时，却暗中帮助红军……因叛徒出卖，刘子才、张小川双雄蒙难巴中城。
留过洋的“袍哥大爷”
第十章：结婚进行曲
刘湘请出刘神仙，欲以神仙法力来击败“真命天子”张国焘手中的“神兵”……“刘神仙竟负‘剿匪’全责，并屡发滑稽可笑怪诞不经之命令，使进攻各部徒遭损失，‘匪祸’愈形披猖。”……大胜之后，红军未婚指挥员成了“抢手货”……张国焘情人杨岳卿之死。
“神仙”挂帅
红军未婚指挥员成了“抢手货”
雷明珍与许世友
杨岳卿之死
贡品与婚事
第十一章：撤出通、南、巴
红4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是严格依照中央电令采取的行动，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最伤脑筋的是步枪和手榴弹，多得很，根本没法带走……旺苍县城的红军福利院里，至今还生活着一位苏联老太太……坚壁清野严重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王波师长痛苦不堪，只好设法欺骗上级。
放弃川陕根据地
古城旺苍的日子
红军院里的苏联老太婆
强渡嘉陵江
第十二章：红星上的裂痕
如今被宣传得像人间仙境般的九寨沟，就离当初我们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远……杂谷脑会议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在右路军指挥部，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
谁是毛泽东
“杂谷脑黑会”
毛儿盖“兵谏”
第十三章：军旗下的阴谋
藏族通司同意带路，但不走路，要红军抬着他们上路……我最初也有一瞬间的闪念：对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动粗，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李特的举动，提防他掏出左轮手枪，向毛泽东射击……在松岗卓木碉，张国焘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黑夜笼罩着喇嘛庙
改变历史的一刻
毛泽东被困巴西
第十四章：张国焘兵败百丈关
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败走天、芦、宝……就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那一刻，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的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张国焘的轿夫头建国后当上了边防团长，竟然把敌指挥官的未婚妻弄过来当了自己的老婆。
百丈关成了张国焘的滑铁卢
流泪的夹金山
崽哥的美满姻缘
崽哥犯下了严重错误
第十五章：滞留在川康高原上
而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活佛都与红军为敌……在藏民眼中，红军和刘文辉的军队并无二样，甚至更坏……许世友成为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司令……我奉命监视刘伯承，发现了他的秘密……
雪山脚下的小城
红军骑兵师
“软套套”套牢了夏克刀登
刘伯承与汪荣华
第十六章：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战争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原本就应当让女人走开。因为，战场上的女人会让男人变得更丑陋，更疯狂……“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
红军军长跳崖自尽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血红色的贞节牌坊
两位革命老人的半世情缘
“人民政府不管张国焘的黑兵”
第十七章：格达活佛之死
张国焘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第一次到甘孜时，亲自登门看望格达活佛……“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红军离开川康高原时，朱德把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了格达。而格达送给朱德的，却是一首诗歌……
甘海子会师
第十八章：失道寡助
因张国焘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动弹不了的许世友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毛泽东最终决定枪下留人……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陈昌浩与徐向前被蒙在鼓里
从保安到延安
批张序幕徐徐拉开
许世友大骂毛泽东
董老仗义直言
将军与领袖
将军们的眼泪
谁是谋杀周恩来的策划者
第十九章：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428名从尸山血海中冲杀出来的西路军官兵全拥了上去……张主席和陈昌浩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陆秘书给我们读诗、讲诗的时候，他哭了，我们也哭了。当然，张主席也哭了……陈昌浩虽然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神！
难兄难弟，同病相怜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责任问题”
达摩克利斯之剑
永远的军神
第二十章：半路夫妻
为了避免尴尬，陈昌浩在结发妻子带着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之前，选择了前往莫斯科治病……面对难堪，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毛泽东在怀仁堂给高干们作内部报告，张琴秋居然在笔记本上信笔涂鸦，写下了最终让她命丧黄泉的8个字。
两妇一夫，亲如姐妹
张琴秋组织了新家庭
欲行不敢，欲罢不忍
第二十一章：张国焘逃离延安
所以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是王明吓跑了张国焘；即使张国焘在此之前巳有了叛逃之意，也是王明的这次谈话促使他提前采取了行动……在京西宾馆，张国焘给我三条路，我选择了回延安，没想却被关进了保卫局监狱。
飞机秘密降落延安
来自王明的威胁
第二十二章：阶下之囚
革命这么多年，没想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像”……挣不断的红丝线，女红军李玉兰被强迫嫁给了政治部秘书长徐梦秋……我在南泥湾一干3年，纯粹就是犯人，白天上山劳动、晚上睡觉，都有武装的士兵跟着看着……张国焘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要是还让我们替他背黑锅，你说冤不冤？
我被关进了保卫局
李玉兰抗婚记
逃出南泥湾
最后的心里话
（采访老红军李玉兰）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
第一章：武馆生涯
我满10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真拳实腿，招招着肉……师傅战死高家寨，王树声调我去当他的警卫员……新集党代会上许世友找我比武，张国焘看中了我……从此，我当上了弟兄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1、拜师学武
我叫何福圣，是民国二年（1913年）生人。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五十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6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鄂豫皖交界地方地处僻荒远角，盛产毛竹、桐油，也出大烟和土匪，自古民风勇武，是男人都会几下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背《汤头歌》，学推拿按摩。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用场。
我满10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
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前朝时曾在清军黎元洪标下当过武术教习，民初又在凌铁庵的第5师里任过营长，后来回到仁和集买下“裕丰华”货栈老板、仁和集商会会长刘清汉在南头场口外的一处宅院，开设“私棚”（武馆），收徒传艺。邱固元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深厚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
拜师这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12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
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福圣，让俺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巳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唰唰唰唰”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摧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
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哩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巳。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惟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摊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我自从进了私棚，吃住都和师兄们在一起了。私棚是“流水席”，不时有人来，也不时地有人走，走的人有的是吃不了这份苦，有的则是学得了几分样子了，拿着师傅的举荐信到大户人家当保镖护院去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去当兵吃粮的。
师傅对徒弟们要求极严，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懈怠。徒弟们每日凌晨4时许就被师傅用竹鞭赶下床，或在河畔溪旁，或在竹下林中，专门练习内功。弓箭步、四马平步、含机步……十趾抓地生根配合吐纳呼吸，一站就是一炷香的光景，再换步练习。师傅也时常前来指点。
早饭后，众位弟子听师父讲解拳理，也间杂讲些江湖趣闻、武坛掌故。至十时又练功。师傅授徒，重在搏击实用，所以拧筷子、扯钉子、提坛子、甩石锁、滚铁桶、插沙桶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下午的“散手”，师傅要求真拳实腿，招招着肉，我们身上脸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师傅在场子边上架起一口煮牛肉的大铁锅，终日热气腾腾，我们随时可捞肉吃、舀汤喝。就这样大家仍然经常觉得腹中饥饿，体力消耗之大，由此可知。
我师傅有一门硬功绝技“铁沙掌”，木桶里装满河沙，然后左右手交替向沙子内插去，功夫越深插得越深。师傅一声“嗨”，能一插到底，练习此功苦不勘言，不消数日，十指鲜血淋漓，皮翻肉绽。我在武馆六年，一日不曾断过，到我参加红军时，十根指头巳练得齐崭崭像鼓棰，皮肉又粗又硬反将指甲包盖住。十指如钻，竟能以掌穿墙，连师兄们见了，也都心惊。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7年功夫，庭院中一株水桶粗的老槐树，竟被我们活活打死。这时，我巳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30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五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2、师傅当上了团总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刚刚兴起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杀个人真像是杀只鸡宰只兔一样平常。老百姓对死人见惯不惊，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也因这一特殊性轻而易举地被激发了出来。邻里吵架，动不动就抡刀动枪；鼠窃狗盗之徒，被抓住后也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活活打死。
这年5月，共产党先在河南举行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9月又在湖北发动了黄麻起义，后来，这支武装在黄梅县考田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到1931年3月，红1军与红15军在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合并为红4军。红军攥指为拳，大大增强了作战能力，并以七里坪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各地反动武装或被歼，或逃遁，或凭险据守。
过去以保民护境为己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的保民团，也都面临着打红旗或是打白旗的选择。以前这里一直属于三不管地区，土匪多如牛毛，地主富商纷纷拥兵自保，连普通商号都养有三五个枪丁。红色势力一强大，国民党急忙派大军前来剿灭，各地保民团态度毕现，泾渭分明。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在地方夙负众望，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200余人，枪40余支。
当上了团总，肩负起全镇百姓的生死安危，曾经在外面闯过大码头，操过大场伙的师傅，也注重起派头来了。密门对襟换成了长袍马褂，脑壳上多了顶博士帽,进出都有滑竿代步，而且还挑选出几名得意弟子充保镖，外出时挎着短枪威风凛凛地跟在师傅的滑竿后面跑。
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剌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身处夹缝，左右逢源，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像商南沙窝镇的大土豪顾敬之（老百姓叫他顾三毛子），人枪上千，势力最大，就投向了国民党，成了红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给红军造成很大的麻烦。
后来红军粉碎了白军的围剿，掉过头来决心将顾三毛子连根拔掉。军长曾中生、政委余笃三派了红4军中的两大主力徐向前指挥的第10师与许继慎手下的第11师30团去商南征讨，可谓用两把牛刀杀一只鸡崽，谁知却连吃了败仗。直到后来红军失利后撤出鄂豫皖地区，也没能把顾三毛子打掉。
原来，这顾敬之之所以能打败红军，全靠着他的一个亲侄子顾鲁丞。顾鲁丞原是中共党员，被中共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牵连进了托派小集团，差点儿被砍了脑壳。受此惊骇，顾鲁丞回国不久，便脱党回到了家乡，被他大伯顾敬之倚为臂膀。叔侄俩采用共产党的一套作法，在管辖区里实行了减租减息、助贫会等一系列措施，居然将顾的管辖区建成了远近闻名的“清区”。“清区”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庄稼也盘得比其它地方好得多。所以红军打来时，老百姓大都站到了顾敬之一边，跟着顾敬之上了高家寨。
高家寨是顾家及沙窝镇的几户望族祖上合资建成的一处躲避兵灾匪患的堡垒，随着年深月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
从远处望去，起伏的丘陵中异峰突起，小镇恰似搁在峰尖上的一条船。山顶古老的城墙环绕着一个同样古老的小镇。而小镇的四周皆是陡峭的绝壁。
3、随师傅投红
1931年3月里的一天，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
在鄂豫皖，“老30团”团威名远扬，率领这支红色铁军的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树声。
王树声参加革命，是受了他堂兄的影响，他18岁那年考入麻城公立高等小学，校长就是他这位巳经是秘密共产党的堂兄。在校期间，王树声因组织学生大闹教堂而被国民党县政府强令开除，校长堂兄也罩不住他，只好把他介绍到武昌董必武办的学校读书。1925年，王树声读完高等小学后回乡，当了马岗区初级小学校长。次年，王树声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麻城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部长，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农民协会的任务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反剥削。而当地民愤最大的土豪当数王树声的亲舅公丁枕鱼。王树声大义灭亲，率领农友手持梭标大刀冲进丁家大院，抓住亲舅公，不仅将二尺多高的纸帽子扣在舅公脑壳上，押着他手敲铜锣游街示众，还分了舅公家的粮钱土地，烧了舅公家的地契帐簿。农民拍手称快。王树声随后又亲自主持农协召开大会，宣布将作恶多端的舅公父子押赴刑场，当众枪决。王树声大义灭亲的壮举被老百姓口口相传，在当地极快地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
1928年7月，王树声率部随副军长徐向前两次出击京汉路，三战三捷，扩大了红军队伍，改善了武器装备。1931年率团参加攻打新集战斗，他采用“坑道爆破攻坚”战术，炸毁围墙，攻下新集（今河南新县），使这里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新集战斗之后，王树声又率部参加了双桥镇战斗并担任主攻。此战全歼国民党第34师，活捉了包括师长岳维峻在内的官兵5000余人。在鄂豫皖地区的历次征战中，王树声是一位威名远播的虎将，他敢打敢拼，不怕恶仗硬仗，每次战斗要么亲自率领官兵冲锋陷阵，要么站在最前沿指挥。他多次负伤，甚至不等伤愈就参加战斗。由此以来，使他和“老30团”的威名很快便响彻了鄂豫皖地区。
我师父很佩服这位20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6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20两重的上等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300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盛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
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200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巳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赶紧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我师傅和当时地方上不少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一样，为保一方平安，表面上和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被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86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30团”的驻地新集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18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师傅之死。参军不到一个月，红军就大举进攻高家寨，顾敬之和顾鲁丞狡猾透顶，见红军主力挟威而来，并不正面接火，而是主动放弃了沙窝镇，把当地老百姓全部集中到高家寨里，粮食也一颗不剩地搬到了寨子里。并派出信使和各地反动保民团、国民党地方部队联系，邀约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红军。我们开到沙窝镇，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进攻高家寨的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由于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粮食又极度匮乏，再加之上山的农民全都追随顾敬之，坚决与红军作战，所以打得十分不顺。红军仰攻到山顶城墙脚下时，弹雨挟着擂木滚石，以及烧沸的黄粪汤汤一齐打下，最终寨子没能打下来，红军反倒伤亡了近千人。
对于兵败高家寨，张国寿、许世友、罗应怀在各自的回忆录里，都有详尽的记述。
在打新集时担任敢死队队长，因夜袭县衙，刀劈敌守军团长孟云卿，生擒敌县长刘芳，威逼刘芳下令守城敌军向红军围城部队缴械投降而威名远扬的“老30团”2营营长许世友，也身负重伤，差点丧命。
新集县城的解放尤为重要，从这以后，新集也就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被誉为“赤都”。
3天后，即日，七里坪镇的倒水河滩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4方面军于这一天宣告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许世友也因军功由营长升至第12师34团团长，从许继慎的第11师调到了新由倪志亮任师长的第12师（稍后不久由中央派来的陈赓任师长）。这次攻打高家寨，许世友仍担任敢死队队长，仰攻到城墙脚下时被滚木砸中脑袋，当场昏死过去。幸亏当时的敢死队员罗应怀等弟兄拼死将他救回。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一身武功却从此后大打了折扣。
战斗激烈时，“老30团”特务连也被拉了上去。几次冲锋下来，师傅阵亡，还丢了20来个师兄弟。我们一帮师兄师弟跪在师傅面前哇哇大哭——师傅周身被机枪子弹打成了个蜂巢，死时还差3个月满40岁，可惜了他那一身好武艺。
本帖最后由 罗学蓬 于
12:14 编辑
4、我与许世友“以武会友”
第二件事，则是我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从沙窝镇撤回新集后，巳经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就把我调去当他的警卫员。实际上，我还兼干起了武术教官。团部的一帮人都找我学，连队的不少人也跑来拜师，因为当时红军官兵习武受到鼓励，蔚然成风。这样，军内外很快便传开了：王树声的警卫员是个武功了得的高手。
1932年5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在新集召开。会场设在镇外一块土坝子临时搭盖起来的大竹棚里。代表们在竹棚里开会，各级首长带来的警卫员无事可做，便聚在坝子边上席地而坐，抽烟、摆龙门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识我或听人说起过我的名字。这时便鼓动我起来走几路拳脚，让大家开开眼界。
我那时年轻气盛，禁不住众人一起捧、劝，也很想露上一手，但又担心影响开会，就说在这里不合适，嘈杂起来影响了首长开会可不得了。有人便提议说到镇里的城隍庙坝子上去。于是，我在百余名警卫员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城隍庙。
在万年台前面的坝子上。我先打了一路僧门看家拳“虎抱头”。稍一凝神，把气运上来，一个复手便打将起来。扫手、快转、猛踢，气势凶猛，动作刚健，紧密相衔。接着一个侧身提拦，移花接木，进身换式，脚踏龙虎步，掌上分阴阳，一招“猛虎撩尾”似恶虎拎羊，一个“进身大取”若毒蟒潜踪，“芙蓉滴露”使人胆寒，“青丝拂柳”令人心惊。待众人正看得如痴若醉时，猛然一个收式，气势威猛而动作干净利落，顿时激起一片叫好声。走罢拳，我又找来一根木棍代剑，舞了一套“惠灵剑”，刚才走拳时我目露精光，英姿飒爽，而剑招一出，却一反刚猛勇厉之态，疾行如风，身体飘忽，时而似岩鹰扑食，疾如闪电。时而又若风中弱柳，倏然间一个反弹，真可谓看似警猴，快如飞矢，更赢得了众口喝彩。
我出尽风头，心中也不免沾沾自喜。
没想第二天上午一到会场，邝继勋军长的警卫员给我透风，说12师的许世友团长，也是个会家子，听说我武功了得，一会儿要来会会我。
我一听就急了，许世友过去也是我们“老30团”的人，打高家寨时负伤，出院后刚调到12师当团长，而我只不过是个警卫员，怎好和这位名贯全军的大英雄比武？而且我早就听说他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和尚，武艺高强，尤擅腿功，心里不免有几分敬畏。
会间休息时，就见一大群党代表走出竹棚，来到了坝子边上。
王树声也在里面。他笑呵呵冲我喊：“何福圣，这位是许世友团长，他听说你武功厉害，一定要来找你以武会友。你莫怕他，把他丢翻了，我这里有赏。”
那时候的许世友也不过20岁出头，圆头豹眼，矮墩墩黑呼呼，恰似一尊铁铸金刚。他把军帽揭了，紧紧腰带，嚷道：“谁丢翻谁，还得拳脚上见哩，并莫把话说早了。”
我见大呼小叫着赶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更加紧张，忙说：“许团长，我们……以武会友，点到即止。”
许世友咧嘴一笑，豪爽地说：“你莫怕，我要挂了红，带了彩，决不怪你。大家都是会家子，武德为重嘛。”说罢，亮了亮招，示意我招架，紧跟着就欺步上前，向我进击。
我只好出手相迎，几招过后，我见许世友底盘扎实，身手朴实严谨，绝非花架子。但他似未摸到我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起腿。交手十余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
王树声一旁见我仅是一味游走闪避，不敢主动攻击，知道我心中有压力，就大声喊着给我打气助威：“何福圣，莫打让手！丢翻了他，我赏你两板子弹！”
警卫员们也一齐吼喊：“何福圣，上、上！”
这一团事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助威声显然刺激了许世友，只听他大喝一声：“小心，我来了！”话音刚落，他便展开猛烈攻势，使用连环腿左右开弓进击。
我虽仍是一味游走闪避，却渐渐看出他在急欲求胜中露出了疏忽可乘之机。
此刻，观战的人巳经里三层外三层将我和许世友围了个密不透风。我偷眼看到不久前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主席、沈泽民张琴秋夫妇、陈昌浩，还有苏区大名鼎鼎的首脑人物曾中生书记、余笃三政委、邝继勋军长等认识或不认识的高级首长也都站在一旁观看，也就抖擞起精神应战。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得让许世友下得了台。拿定主意，我便以“克法”出拳，套用一句现在足球场上说的术语，也就是打起了“防守反击”，让许世友占尽上风。
许世友果然腿上功夫厉害，裹风挟雷，频频向我袭来。我暗暗聚起内功，当许世友又一腿向我腰部扫来之际，我提足气，牙关一咬，身子猛地一扭，装着避闪不及的样子，用肩背之际硬接了他一记飞腿。围观者看来我是重重地挨了一下，许世友却不糊涂，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然他这一腿巳让我胸中有数，再度交手时，见许世友刚一起腿，我突然急步上前“抢背”紧跟着一记“劈山靠”，将许世友仰面朝天地掀翻在地。顿时，掌声、喝彩声像打雷一样响起。
我慌忙上前，双手去搀许团长。
许世友一跃而起，拍着身上的泥土连声道：“厉害，厉害！这小子暗地里让着我三分，我许世友仍不是他对手。”
邝继勋军长笑道：“你这和尚，刚从医院里出来，身虚力乏，咋能上场较技？”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啊？”方脸阔腮、头戴军帽、身材高大皮肤白净的张主席满面笑容地上前问我。
在后世人看来，张国焘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历史罪人。他逃出延安，背叛革命，共产党控制大陆前他又逃到了国外，最后客死异乡……可是，那是教义和概念中的张国焘，抽象的概念一旦进入历史就会显得格外的具体和丰富。那时候的张国焘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威风凛凛，赫赫有名。五·四运动中，他是陈独秀手下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最著名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人是傅斯年）；此后，他出席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再以后，他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长驻在令世界各国的每一位共产党人无不神往的莫斯科。而且，他诞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大富大贵之家，“萍乡张府”，在江西省声名赫赫，城中私房成片，乡间良田千顷。他家里不仅有用不完的金钱，还是世代书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孝廉公。他的叔父则在民国以后做过国会议员。而偏偏这个出自富贵双全的豪门巨室中的公子哥儿秉性特异，同情穷人，厌恶富人，成为了他的家庭和阶级的背叛者、掘墓人。这样的奇特经历，怎能不让出自穷苦人家的广大红军指挥员对他产生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报告主席。”我“叭”地一个立正，向张主席行了个军礼，大声回答：“我叫何福圣，是王副总指挥的警卫员。”
张主席表扬我说：“好，很好，红军战士，就要像小何这样，精精神神，会打枪，会武功，上了战场，才能以一当十。”随后，他拍了拍站在他旁边的王树声的肩膀，笑着说，“小何是我们红军里的一个宝贝，你要给我好好爱护哟。”
话虽如此说，王树声却巳经没有机会来爱护我了。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当时便通知王树声，速调我去担任张主席的警卫员。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
第二章：败走巴山
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分散突围还是集中突围，徐向前一语挽救了红4方面军……枪声响了，倒下的是张国焘等高级指挥员的座骑……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1、激烈的党代会
我去总部报到时，新上司是叶南生排长。
张国焘那时刚满35岁，巳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中央分局书记，分局军委会书记，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能给这样的大人物当警卫员，我自然觉得万分光彩——这样的自豪感不单是我何福对一个人独有，普天下的警卫员恐怕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自己负责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主席当警卫员，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主席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主席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
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但任书记之前系红4军军长）、红4军政委余笃三、红4军军长邝继勋、以前当过军长现任11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像。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临时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手中。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9月，中共中央在巳遭破坏的情况下，成立了临时中央，博古（秦邦宪）任临时中央书记。10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临时中央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王明遥控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并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我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们不是着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口号，而是不恰当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未能顺应民心，而不能有效地领导正蓬勃高涨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并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他们甚至把同国民党统治有矛盾而在抗日问题上态度积极的中间派别认定为“最危险的敌人”，继续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关门主义的策略。这样一来，就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有利时机。他们还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因而要求红军趁机攻取大中城市，并对华中重镇武汉取包围态势。同时在白区工作中，盲目强调“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步骤，而采取了当时情况不允许的“硬碰硬”的斗争形式。他们诬称抵制其错误的刘少奇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他的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
我更不知道，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的组织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巳经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江西根据地。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中央全权代表赶往各个红色根据地，夏曦到湘鄂西；张国焘到鄂豫皖；曾洪易到东北，邓刚到广西左右江，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以严厉的手段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把反对这种政治路线者一律视为反革命，以残酷手段予以清除，将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左倾冒险主义极快地漫延到了中国农村各个革命根据地。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肃反”，很快便在全国各主要根据地泛滥开来……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主席来到鄂豫皖，自从红4军改编为红4方面军以来，张主席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1931年11月红4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6月这8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4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方面军也发展到两个军45000余人。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并建立了1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4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主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英明”、“伟大”、“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大会小会上，各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张主席于是陶醉于4次战役所取得的胜利，鼓吹“国民党巳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乘胜挺进，夺取武汉，饮马长江”的问题，继续推行他的“不停顿进攻”的方针。
张主席在会上放了把火，而比张国焘陈昌浩早来鄂豫皖几个月的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发言，更是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
沈泽民是茅盾先生的亲弟弟，当时他巳经是全国有名的大作家。他与年轻洋派的妻子张琴秋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28宿”成员，他在上海时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长，看上去文质彬彬，说起话来却是情绪激烈，言语尖锐。他跳起来怒视着许继慎高声叱骂：“你必须老实向党交待，你是不是有土匪的享乐主义？是不是有军阀恶霸的习气？你要老老实实地向代表们回答！你这样的人，也有资格做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吗？”
许继慎，1923年入党的安徽六安市的青年学生，黄埔一期生，中共第一届黄埔军校支部干事，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毕业后被党组织派赴军校教导团担任连党代表，英勇善战，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叶挺有力的臂膀，著名战将。1928年上海中共中央将他调到军委机关工作。1930年春奉命前往鄂豫皖边区将当地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任军长。后与徐向前的部队汇合后，红1军改编为红4军，军长为中央派来的曾中生，他则改任12师师长。
此时的许继慎眼光复杂地盯了一眼张国焘，鼓足勇气说道：“我向党保证，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一个妇女。但是我承认，我有一些作风问题。我的行为有时太浪漫……”
“浪漫？”沈泽民推推眼镜，冷冷一笑，“仅此而巳吗？你难道没有花钱请人专门给你拉皮条，把年轻漂亮的女人源源不断地给你送上门吗？郭化仁这个名字，我想你肯定不会陌生吧？”
一听这个名字，许继慎沉不住气了。
“我刚才巳经承认了我作风上不检点……确实有错误，我虽然是个共产党员，由于长期从事军事工作，沾染了军阀习气，离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要求还很远。”
这种火辣辣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场面令我瞠目结舌！一个战功赫赫的的师长，玩玩女人算得了什么？那时候，红军中大多数指挥员本身就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红军士兵的成分除了少数农协会员，大部分也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地方民团的团丁，其中还有“绿林好汉”。在他们的心目中，玩得上女人，不仅算不得耻辱，相反，还被大家视为有本事哩。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郭化仁，这个以前在七里坪开酒店，红军打下新集后又把酒店开到新集县城来的商人竟然被保卫局的战士押到了党代会上，当众指认经他之手玩过女人的红军指挥员。
这个皮条客巳被打得伤痕累累，半死不活，不知是被打懵了还是吓坏了，在会场上乱指一气，害得十几名红军指挥员叫苦连天，大呼冤枉。
党代会结束后没几天，我在街上碰见和我一起参军的师兄郭清财，他巳经在不久前调到政治保卫局去了。郭清才告诉我，郭化仁立下“大功”，也未能赎罪，他巳经被处决了。
郭清才还悄悄地对我说，许多老苏区的同志对中央派来的人有情绪，说他们借生活作风问题想把老同志打下去，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
我一听赶紧叫他不要乱说，这话传出去可不得了。以当时我的地位，我自然不会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奥妙。作为张主席的警卫员，我也只能完全彻底地站在首长的立场上去看待任何问题，首长认为谁正确，我就认为谁正确，首长认为谁有罪，我就相信谁肯定有罪。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原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降为红4军政委，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任，原红4军军长邝继勋降为第73师师长（刚创建编制，不足一团人枪，让邝自己去发展）。许继慎因战功卓著，在红军中威望极高，打仗离不开他，所以仍维持原职。红4军军长，则由第10师师长徐向前接任。
随后，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10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主席评价毛泽东当年在井岗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上泊聚义的那一套作法，含有浓厚的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在座的都是接受过正统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人，你们想想，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他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张主席的这番话分明引起了新来的首长们的共鸣，像当过上海大学生运动领袖的黄超，与陈昌浩、张琴秋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李特，都赞同张主席的观点，引经据典地对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
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主席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份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主席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2、肃反浪潮
一进9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
这时，张主席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巳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主席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主席的护理。
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4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作法。
“这个报告是给我们的一个哀的美顿书！”沈泽民操着一口淅江口音的京白愤慨地说道，“他们刚打了几个胜仗，便居功自傲，想对我们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认为我们和他们之间巳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思想上的分歧，而是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焘同志啊，我对这份报告有一种预感，他们是别有用心，说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包藏祸心！”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4军政治委员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蔡申熙的建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张主席撑持着病体想坐起来发言，我赶紧跑到外屋把黄超和叶南生床上的被子抱进来，垫在他的身后。
张主席补充道：“我以为昌浩同志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4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4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黄超根据张主席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4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主席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的73师师部。张主席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称一切都巳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巳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
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200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主席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张主席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
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4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4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了第11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拔枪反抗，被许继慎制止。
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
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4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处置，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相当有力。他说：“如果我真地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和曾中生可以作证。”
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巳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巳毫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政治上不可靠的角色。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周纯全局长下令抓起来了。
关于自己的妻子，许多年后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30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在檀树岗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1930年反4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保卫局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弟兄5个，全部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25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以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了，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张主席听完陈昌浩的汇报后大怒，立即派人将曾中生许继慎连同200多名红军军官押回新集，听候处置。
此时的国内形势，巳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年初，“1·28”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即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5月中旬，即红4方面军歼敌35000千余人，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后，蒋介石便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首先集中主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地区红军，然后再全力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7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之声巳经喧嚣入云，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左中右3路大军气势汹汹向鄂豫皖苏区杀来，其中何成睿指挥的左路军专对付湘鄂西外，中、右两路军共24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敌军如乌云般压过来了，可是，张国焘却被前期的胜利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严重的敌情，夸大了红军的力量。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11师政委）、周维炯（第11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
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巳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AB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也无须什么证据，只要有人检举指证，谁就大祸临头，抓进去不问情由严刑拷打，然后便是人头落地。而且多数毒打都是群众性的，打的群情激愤，边打边呼口号，被打的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一申辩便属态度顽抗。不少人经受不住这种折磨胡咬乱吐一气，顿时，被牵扯上的人员也马上被愤怒的官兵拖了出来。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
31团团长李先念遇到了和徐向前同样严峻的问题。他的亲哥哥被打成反革命，而且还当着他的面押上刑场处决。在交臂而过时，兄弟俩默默地对视了一眼，李先念把脸移开了，哥哥被手提大片刀的执行队员推走了。就在哥哥走到场口处时，他突然奋力扭过头来，向着弟弟大吼了一腔：“兄弟，干个样子出来，让他们看看，我们李家……没有反革命！
这股熊熊大火的助燃剂便是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在大肃反中都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惟有如此，才能给自己多少增加一点保险系数。
笔者注：引自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笔者注：此仗即著名的苏家埠战役，于日发起，5月8日结束。这场战役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在政治上却并不成功，因为战役发起之际，蒋光鼐、蔡廷锴等将军率19路军正在上海与日寇浴血奋战，故而让共产党陷于被动的境地。
3、自伤元气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肃反中，全面的情况我不可能了解，但我知道我过去呆过的“老30团”仅团级干部就换了三批，营连级干部更是走马灯似地三天两头换。被撤职后抓起来的干部中，除王树声等少数人大难不死，其余的全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给杀掉了。在这次肃反中，“老30团”被陆续杀掉的干部战士就有500多人。
有被逼上梁山的红军士兵也曾进行过自发性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除了给他们更快地带来灭顶之灾外，相反更加坚定了张国焘肃反的认识与决心。
大约是10月初的一天，一连隶属政治保卫局的士兵前往布防在傅流店一线防御北面之敌的第31师，抓捕了该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在返回新集途经泼陂河时，遭到驻在该地的六安独立团少数士兵的零星射击。
张国焘得到报告后大怒，立即下令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200多人全部抓起来，末经任何审问，便被押到泼陂河边用机关枪打死。
张国焘听完处置报告后只是心疼费去的子弹，指示：“以后要节约每一颗子弹对付战场上的敌人，对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宜采取另外的办法解决。”而这“另外的办法”就变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绳子吊、用石头砸。
我被这股血淋淋的杀人风吓坏了。我目睹了众多的红军官兵被杀害，我更知道当初一起跟随师傅投红的不少师兄师弟被处决了。这批师兄师弟中的少数人的确存在私分战利品，打骂群众等违犯纪律的现像，可就因为这，他们中的24个人却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了。我听到他们被杀的消息后除了害怕，便是庆幸，幸亏自己调来给张主席当了警卫员，要还留在“老30团”，这次恐怕也难逃大劫。我不敢也不要能对这场肃反运动本身表示出丝毫的怀疑，因为这样的怀疑一旦流露出去便足以将自己的小命送掉。
而且，这样一场运动又是自己敬爱的首长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难道，我能够怀疑敬爱的张主席？
这股“杀人风’很快由军队刮到了地方上。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组织中，工会农会中也大开了杀戒。
10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黄超从总部警卫排要去了我们6名战士当保镖。因为当时杀人杀得整个苏区路断人稀。内部矛盾激化，向首长打黑枪的事件时有发生。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4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1932年10月。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潢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大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潢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巳经布好了警戒线。因前一天下过大雨，潢河发了水，浪子哗哗响。执行队员大概有100多人，手里提着大刀和梭标，也有枪。被杀的有30来个。周维炯临刑前死活不跪，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标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红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我们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漠糊。他们死的时候都年轻得很，许继慎刚满30岁，周维炯最小，才23……
大肃反后，红军中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被清洗干净了，新提拔起来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党员。
有个现像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主席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多次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还常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课，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曾经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致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10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巳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笔者注：写下这段文字时，笔者心情尤为沉痛。因为，当年许、庞、周领导的这支英雄的部队，如今正巧驻扎在笔者的家乡重庆市江津区。笔者查阅该师的师史时，在历任指挥员一栏中，清楚地看到了排在最前面的三个人，正是许继慎、庞永梭、周维炯。
4、兵败柳林河
红4方面军此时巳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群众纷纷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末有过的艰难。国民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红73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
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等将领力劝，邝继勋才暂时保住了性命。张国焘责令邝继勋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73师残部与74师合并，仍称73师，师长由蔡申熙兼。
一直到西征途中的小河口会议后，邝继勋才重新恢复原职。
霍邱惨败，给苏区造成的震动巳不可估量，再加上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策略，极大地动摇了苏区老百姓的斗志。
徐庭瑶军攻占霍邱后，将被俘的1000余名红军、2000余名地方武装与运输队员迅即资遣，发给衣物、粮食，每人一块银元。这数千名俘虏浩浩荡荡地回到苏区，本身就起了一种巨大的宣传作用，对苏区军民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强烈的冲击，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过去对苏区人民斩尽杀绝的政策变了，觉得蒋介石的中央军，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杂牌部队——其实，蒋介石哪里会变，等到把苏区彻底控制在手中，他们就开始杀人了，而且比杂牌军杀得更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大肃反在苏区军民心理造成的伤害这时也显现出来了。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官兵有组织的携械叛逃、群众反水的事件。
总部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紧急从政治保卫局抽调大批干部，以特派员的名义下到各作战部队，以更严厉的手段来预防和处置图谋不轨的官兵。
而几天以后，又发生了第12师25团2营在战斗激烈的关头突然枪杀了党代表和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临阵易帜，反戈一击的严重事件！
有一次，我在替张主席做按摩时听到陈昌浩总政委在张面前充满忧虑地感慨道：“我们前些时候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现在情况严重了。这次在冯寿二与刘峙作战，需要紧急征用民夫，花钱也没人愿意帮我们，老百姓都跑到刘峙那边去了。”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4方面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8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
血战、乱战，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都在燃烧，在沸腾，在呐喊，在厮杀。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国民党的大批飞机从汉口轮番赶来助阵，从天上往红军头上扔炸弹，用机关枪狂扫。用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来形容绝不为过。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倪志亮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百人。
敌人巳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黄超、李特和一帮参谋人员巳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徐总指挥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叶南生鼓起眼睛一个耳光扇去，大骂道：“你狗日的想给敌人报信么？”漆树仁这才醒悟过来，收住哭声，伸了下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妙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驾，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4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3000人以上。
当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疲惫不堪的大部队向新集以北移动时，张主席在我们警卫排的护卫下，轻骑向新集疾进。
仅隔数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赤都”巳变得面目全非了。敌人的飞机将全镇炸成了一片废墟，满眼弹痕累累，四处断墙残壁，张国焘的住宅老县衙也被炸毁了。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各机关的留守处负责人。
张国焘简略地介绍了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决定任命原36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苏区内所有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4方面军则相机冲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分局，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里的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加强指导，至于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则转入地下，或上山打游击。
安排妥当，张国焘第二天上午即前往新集西北40余里的晏家河，赶上了大部队。
敌人巳在这里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并摆开了欲与红军大战一场的架势。
张国焘在陈昌浩徐向前的陪同下登上高地视察前线的情况，看见敌人正在构筑野战工事，纵横十来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当地的村庄住不下，还在田野里、坡地上立起了密密麻麻的帐篷。几位最高首脑马上商议，决定停止和正面敌人交战，迅速脱离晏家河地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部队突然撤出阵地，向东经白雀园向安徽的金家寨冲去，蔡申熙与邝继勋率领编成不久的第73师也在金家寨加入了大部队。16000余名红军战士离金家寨昼夜南行，在英山打了一仗，再由英山转头西行，到了黄安以南的高桥。红军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都巳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便决定移师河口，伺机突破平汉路。
这时，追敌巳经尾随而来，担任掩护的蔡申熙，就是在河口一仗阵亡的。
河口对张国焘来说是块不祥之地，他在这里连折了两员大将，死了蔡申熙，伤了陈赓。
26岁的蔡申熙无疑是红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徐向前许继慎陈赓同为黄埔一期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被派往鄂豫皖之前，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张主席来到鄂豫皖苏区后，蔡申熙是他军事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听到他战死的消息后，连平时不太容易动感情的张主席，也当着许多人的面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比张主席还要伤心的当然是蔡申熙的妻子曾广澜了。她和蔡申熙结婚巳经5年，巳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叫蔡萍迹。曾广澜带着女儿站在蔡申熙的坟头，发誓要为丈夫报仇——她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进入川北通江后，她一手创建和发展了大名鼎鼎的妇女独立团，直到妇女独立团（师）最终香消玉殒在杀机四伏血雨纷飞的河西走廊时，她也依然是这支受尽磨难名垂青史的英雄部队的主要领导之一。
腿部膝伤的陈赓，先由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一带时，因伤口发炎，张国焘吩咐叶南生安排人员，将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转往上海治疗。
护送陈赓的任务，落到了自幼学过医的我和另外三名警卫员的肩上，并由我负责。
我们雇了一辆小推车，将化装成商人的陈赓推着走，四名卫士则身着便衣，扮作跟随。
因为红军刚刚过去，一路上不断地遇到民团盘问，我们都用钱对付了过去。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镇子上住下了，几个人正围桌吃饭，三个保丁背着枪前来查店。因为陈赓是湖南人，口音不对，惹出了一场麻烦。
保丁问陈赓从哪里来？
陈赓回答说：“从樊城过来买桐油的。”
保丁又问他住在樊城哪条街上？
陈赓从来没有去过樊城，但知道那里濒临汉水，顺口答道：“在河街上。”
不料却被陈赓蒙上了。樊城恰好有一条河街，而且正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
保丁们半信半疑，又问买桐油，为啥带这么多人？
陈赓笑笑说：“眼下兵慌马乱的，多带几个伙计，也不过是壮壮胆嘛。”又拿出三块银元，给他们一人一块，还大声吩咐老板添酒加菜，邀请三名保丁入座。
保丁们心花怒放，把银元揣进兜里，坐下来和我们划拳打码，一直到吃得醉醺醺的，才摇摇晃晃地离去。
保丁走后，陈赓马上说：“小何，看见没有？人多了反倒容易惹人注意。这样吧，明天一早你们就赶大部队去，我自巳坐这辆车到郑州去就行了。”
次日天亮，我们与陈赓就此一别。
红4方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东冲西撞，在根据地中兜了一个大圈子。10月8日，部队又被敌第1师、第88师迎头堵住了，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情况万分危急，10日，张主席在黄柴畈主持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张主席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受到了沈泽民坚决猛烈的抨击。
沈泽民和他哥哥沈雁冰一样，当时也是个名气不小的作家。他待人热情似火，对党忠心耿耿，却胸无城府，有啥说啥，属于典型的文人气质，易冲动，爱争论，语言尖锐很有杀伤力，并辅以有力的手势，常令对手败下阵来。也正因为如此，他身边的人敬他的少，怕他恨他的多。
沈泽民批评张主席的军事策略是“逃跑主义”，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丢失了根据地，丧失了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把红军主力拖散拖垮。他激动地表示，与其让敌人拖散拖垮，不如回头与敌军作孤注一掷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来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虽经张主席竭力解释，沈泽民仍不妥协。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并在张国焘到来之前担任着鄂豫皖苏区党政军一把手的人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张主席下不了台。更令他恼怒的是几位在晏济河军事会议上赞同他的意见的人物，见沈泽民出头扛着，此时态度也变得暖昧起来。
张主席冷厉地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膛，以强硬的口气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同意见，留到以后有条件再争论，总指挥部制订的行动方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责任，由我向中央承担。”
沈泽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起身大吼道：“国焘同志，此次重大行动涉及到红军和苏区的生死存亡，你不能太武断，在党内搞个人独裁！”
张主席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沈泽民，你不要太猖狂！我是中央全权代表，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谁都明白如此声色俱厉的公开威胁意味着什么，大肃反的阴影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中尚未完全消散。全场顿时变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傅钟不满地嘀咕了一句：“这是党的会议，有话好好说嘛，不要采用威胁的口吻。”
既然沈泽民坚决不肯离开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索性就把他留下来和徐海东一起上山打游击。他的妻子张琴秋那时是彭（湃）杨（殷）军政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军校要随大部队行动，夫妻俩只好就此分手。
1932年10月11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4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铁路。
笔者注：后来在通江与四川军阀部队作战时就出过这样的事，9军军长何畏被一发炮弹炸翻在地，血肉模糊，他的警卫员黄金财以为自己的首长牺牲了，抱着军长大哭了几声，然后对准自己的额头开了枪。最后，何畏被抢救过来，只丢了一条胳膊，警卫员却生生给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