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湾的秘密：1978年陇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实录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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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取得突破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故事，几乎是无人不晓。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与小岗村同时期的甘肃省陇西县碧岩公社的红崖湾，同样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先河。《红崖湾的秘密——1978年陇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实录》一书的出版发行，将开启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展露30年前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左”倾指导思想仍在全国延续，广大农村生产落后，绝大多数人生活极度困难，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已实行了二十年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产生普遍怀疑和不满。定西地区因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村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更为严重。穷则思变，在国家政策明令禁止包产到户的情况下，陇西县委以极大的政治胆略和创新勇气，冲破政策禁锢，顺应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支持碧岩公社党委指导红崖湾秘密试办包产到户，使这个“烂包”生产队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仿佛在一夜之间沸腾了起来。之后，陇西县委又在全县31个生产队试办包产到户，随即在全县迅速全面推行，陇西县由此成为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之一。
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虽然是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迫不得已作出的选择，然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实行包产到户，表面上是对管得过死的农民和农村生产模式的一次松绑，其实质是对脱离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反映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红崖湾及陇西县的实践，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长期一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群众吃饭问题，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为全市农村改革创造了经验，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毋庸置疑，红崖湾是我市早期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
30年光阴弹指而过。如今红崖湾同全市其他地方一样，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殷实，踏上了稳定解决温饱进而向小康迈进的新征程。回顾历史，感慨良多。如果没有农民群众敢于冲破禁区、锐意改革、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如果没有陇西县委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视农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大利益的群众观念，如果没有县乡干部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红崖湾以往那种生产模式还不知要延续多久，更不用说开日后风起云涌的农村改革先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红崖湾改革的“起点意义”不会消失，改革创新的精神将会永存。
去年值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国家和省市有关报刊发表或转载了由原陇西县高官张自强口述、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张全有整理的《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一文。之后，张全有同志又以此文为基础，搜集相关史料编纂形成了《红崖湾的秘密——1978年陇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实录》一书。这本书，真实再现了30年前红崖湾率先实行包产到户鲜为人知的一幕，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来红崖湾发展变迁的全景画卷，其史料价值是珍贵的，其蕴藏的道理是值得悉心体味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读这本书，回顾那段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改革信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利益，是有所裨益的。
此篇为序。
（作者系中共定西市高官、市*******）
为民敢闯阳关道
——由读《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所想到的
在举国上下以各种形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陆续看到了一些有关家乡陇西实行包产到户及其发展变化的情况，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先是《定西日报》于日，整版刊登了张全有专访张自强同志的报道，首次公开披露了当年陇西县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全过程，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最初的艰难岁月。一石激起千重浪。紧接着，中共定西市委主办的《定西发展》、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主办的《调查与研究》、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等报刊，相继转载了《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一文，有的还加了分量颇重的编者按。网上也有不少人发表了赞许和肯定的评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三十年前的历史，对于亲历过包产到户的“过来人”和未经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来人”，更加实际地知道当年实行包产到户的具体过程，更加深刻地领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我是陇西人，虽然未曾参与过陇西的包产到户，但对陇西曾经发生的重大事情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加之后来有幸在陇南地区与文中所访问的张自强同志一起共事四年多，间接地、直接地听到过和见证过张自强同志敢于为民办事、善于为民办事的一些情况和反映，尽管时过境迁，但捧读了《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一文，对于我们省三十年前发生过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新的了解，新的认识。感到十分的震撼和振奋，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些感慨和联想。
此时此刻，我所想到的一个问题是，陇西县红崖湾村的包产到户，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安徽省小岗村，而且在形式上与小岗村有所不同。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发的行为，而红崖湾村是在群众有要求，公社和时任县高官的张自强同志的默许支持下，有组织地开展的农村改革。这在思想解放的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可惊奇、可圈点的地方，但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在包产到户没有得到上级公开表态肯定，甚至有人公开指责反对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县高官，明知有风险却能冒险上，明知有责任却能支持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要有多大的勇气、决心和胆略？这种勇气、决心和胆略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凭空的设想、历史的巧合，而是与张自强同志的工作阅历、为官理念、务实作风分不开的。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解读陇西县的包产到户，从中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而且应该引起深思，受到启发。
一是来自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中找到的出路。张自强同志是一位离休老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多年的老同志。历任区高官、县高官、地高官、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监察厅厅长等职务，试办过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和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经历过合作化的高潮、公社化的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以及抢救人命的工作，等等。在农业战线上长期的实践经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使他深切感到这条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路，走了几十年，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极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生产一年不如一年，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甚至到1959年、1960年出现人口大量外流、死亡的极其严重的事件。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究竟怎么搞？办法在何处？出路在哪里？是他苦苦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他从当年受过批判的“三自一包”中受到了启发，得出了结论，就是不管怎么搞，那种使群众饿肚子的“大集体”、“大锅饭”的路不能再走了，那种官僚主义的“一刀切”、“一窝蜂”的事不能再干了。包产到户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是必由之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在回头再看，为了不让群众再受饥挨饿，能够有饭吃有衣穿，1978年他大胆地支持红崖湾的包产到户，进而由秘密到公开，由试点到全面，迅速在全县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农村改革中开先河，带了好头。正如张自强同志说的那样，这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找到的唯一出路。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来自于从顺应群众的要求和实践中形成的办法。纵观张自强同志的工作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出生于农村，致力于农业，有缘于农民。他不管干什么工作，始终信守着一条“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为官理念。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奉行着一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在陇西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全县的村村社社、山山洼洼，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人民群众办了许多受益当前、惠及后代的好事、实事、大事。他那种遇到问题和困难都是问道于民、求是求实的一贯作风，每临大事都能善于倾听群众意见、敢于为民做主的创新精神，做事做人都要符合客观规律、言行一致的科学态度，在当地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广为流传。正如专访中说到的那五件事，读了之后，令人回味无穷，感动不已。正是由于他在同群众的促膝交谈中，甚至在听到看庄稼的农妇的“骂声”中，找到了解决群众吃饱饭的办法，看到了农村的希望，从而鼎力支持了红崖湾村的包产到户，进而公开地率先在全县推广开来；正是由于他了解到机关食堂大师傅反映“买不上菜”的情况后，与县委一班人商量决定，比较早地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恢复了集市贸易，果断采取了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搞活了城乡市场，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正是由于他总结了植树造林模范贾兴汉这样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并提出将林权归还给个人，在全县引起了轰动，很快调动起农民在房前屋后、河滩荒地植树的积极性，掀起了绿化高潮；正是由于他在人缺口粮畜缺草的荒年，发现有个单庄独户人家养的牲口膘肥体壮、繁殖兴旺，从而在全县推行分户喂养的办法，度过了饥荒，发展了牲畜，促进了生产，等等。这些事情，这些办法，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很实际，也很管用。一放就活，一包就灵。从小见大，见微知著。从这些小事、实事、好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都在贯穿着一条当官要为民办事的红线，体现出一种民以食为天、官以民为本的民本位思想。这种具体的、朴素的民本位思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将来，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做事做人做官的诫勉和准则。
三是来自于领导班子团结配合所产生的合力和信心。回顾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每一项重大改革的出台，每一条利国利民措施的推行，都是在争论中探索前进的，都是在领导的支持下取得成功的。陇西的包产到户也不例外。如果不是县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决策，不是县委一班人认识上的高度一致和工作上的通力配合，就不可能率先实行，或者就会减缓推行。最令人感动的是，当改革遇到阻力、压力的时候，领导班子中不但没有一个人指责或退缩，而且还有人挺身而出，支持张自强同志不要害怕，说出了“天塌下来大家顶，要坐监狱一起坐”那样发自内心、感人肺腑的话。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多大的精神力量！想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那么领导班子如此的凝聚力、战斗力又是怎样形成的？从专访的字里行间，从我与张自强同志多年的共事之中，产生了这样的体会，一个领导班子的力量在于团结，团结的主要责任在于主要领导。张自强同志从陇西到陇南，从基层到高层，他始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当好一班之长，带好一班人，自己首先要做到：一是实，二是公，三是廉。实就是做人要老实，办事要务实，工作要扎实。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上，拿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特别是在“苦甲天下”的陇西和山大沟深的陇南那样极度困难的地方搞工作，当领导，只有带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扎实奋斗、长期奋斗，才能见到实效，留下“德政”，受到欢迎。公就是说话讲公道，用人讲公平，为政讲公开。在法律、纪律、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不徇私情，不搞照顾，不搞特权。因而，群众顺心，干部齐心，上下一条心、一股劲，干成干好了不少有益于、有利于人民的事。廉就是为官务必严于律己，清正廉明。言行一致地做到不贪不占、不收不送、不卡不取。张自强同志在陇西、陇南的廉洁自律是同事们公认的。他从不乱花国家的钱，不贪不占。说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是公道的。事实说明，“实干、公正、廉明”是为官的基石，是领导班子团结的保证，是威望和力量的源泉。这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一条真理。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为改革开放付出心血、做出贡献的人。重读《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可以而且应该有很多的事可忆，更多的话可说。上面我只说了我特别想说的三个问题。谨以此作为我的感言，作为对我家乡陇西的希望。希望陇西的工作像当年实行包产到户那样更加勇于实践、敢为人先；希望陇西的各项事业发展更好更快；希望陇西人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作者系甘肃省高官会原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可贵的探索深刻的启示
《红崖湾的秘密——1978年陇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实录》即将付梓，编著者张全有同志送来样稿并索序，因匆匆浏览一过，掩卷深思，感慨良多。
红崖湾的故事所讲述的是甘肃省陇西县农村30多年前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书中所记述的都是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和事，但读后却令人为之动容，为之低徊不已，久久难忘。包产到户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本是很平常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但是放在30多年前，却是令人生畏不可触及的禁区。红崖湾的故事反映的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县委和公社领导顺应农民群众的生产要求，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率先搞包产到户的自觉尝试，这也是它与安徽省小岗村由农民自发尝试包产到户的不同之处，因而愈加显得难能可贵。反复吟咏红崖湾的故事，其可贵的探索和深刻的启示集中到一点，就是揭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谛，使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红崖湾的故事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红崖湾的故事蕴含着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农民天生的职业就是种地，他们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如何种田，怎样多打粮食，他们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何对待群众，这是检验我们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试金石，也是衡量我们是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标志。正如书中所述，包产到户最初也是农民群众有要求，而后得到有良知有远见领导人的认可和默许才得以推广开来。所以，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应当时刻关注老百姓的意愿，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与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心头，集中并开启民智，尊重和调动民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把党的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因势利导，顺其自然，我们的事业才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红崖湾的故事告诉我们，农民安则天下安，农民富则天下富。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和农民占土地和人口的绝大多数，乃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古人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纵观历史，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国家出台的许多涉农惠民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领导者在制定政策时的出发点和愿望都是美好的。譬如实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当时也是为了利于互助合作，最大限度地解决一家一户无力办也办不了的事。但由于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广大群众的意愿，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又如公社化时期大办食堂，当初之所以肯定并推广这种做法，也是为了减轻农民的家务负担。可是强迫命令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最终不得人心，很快解体。从大办食堂、实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到恢复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深刻的历史变革说明，我们的各项政策从制定到落实，都要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把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标准。***同志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因此，相信和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党过去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今天科学发展征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前提。
红崖湾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勇于和善于解放思想，大胆突破禁区。思想的禁锢必然导致僵化和群体失语。法国作家欧仁·鲍狄埃在其著名的《国际歌》中写到“让思想冲破牢笼”，道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业史也告诉我们，从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到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从实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到恢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一次社会变革，既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更是思想解放、禁区突破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果断停止了“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性突破。正是有了对禁区的大胆突破，才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转折，也才有今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繁荣兴旺。从红崖湾的故事来看，如果当初不搞包产到户，我们很难想象，红崖湾的农民今天仍将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之中。因此，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禁区，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减少折腾，我们才能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往直前。
红崖湾的故事虽然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丰富而深刻的，红崖湾的探索精神具有鲜活而永恒的生命力。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在不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中逐步走向成熟的。我们今天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能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更加美好的家园。
愿所有读到这本书，讲述或倾听红崖湾故事的人，都能从中产生并获得一种心灵的启悟。
蔺京林谨识
己丑仲秋于兰州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
亲历者的回忆
　　张自强口述张全有整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定西历史上曾经是称之为“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也是被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初期，***总理曾为这里的群众生活困难而动情流泪。到70年代末，这里的贫困面依然高达75％以上，农民群众“穿着黄衣裳，吃着救济粮，喝着拉运水，住着茅草屋，睡着无席炕”。改革开放以来，沭浴党的好政策这一时风惠雨，定西人一心一意谋发展，经过二十年的苦抓、苦干、苦帮，终于于1999年提前一年实现整体基本解决温饱，改写了贫困的历史。经过又一个近十年的再发展，到2007年，定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63元，农村绝对贫困面下降到2．94％。在弹指一挥的三十年间，定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高歌改革开放好政策，也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日下午，我与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蔺京林、定西市电视台的朱常青，就改革开放初期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特向时任陇西县高官的张自强同志进行了专访。
听了我们的来意，头发花白、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张自强书记掷地有声地说：陇西县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是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党委、政府领导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于1978年秋季首先在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秘密进行的。现在看，这没有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有极大政治风险的。记得当时我和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同志秘密研究此事时，我曾对袁志茂说：出了事，我担着，你不要承认。
做了这样的开场后，张老书记不紧不慢地把三十年前的往事做了有条不紊地回忆。
——编著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陇西县农村改革，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由于当时我也没有留下更为详细的记载，现在手头也没有占有足够的档案资料，我说的情况可能不太完整，尤其是时间上也可能不是完全准确，按照你们的意见，先简单谈一下去陇西以前我的大体工作情况，然后再谈1977年4月至1981年10月在陇西做的几件有关农村改革的事情。
我这个人与农村有缘，生于和长于甘谷县一个农村，父辈是长工出身。日，我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一开始工作，就与农民打上交道了，好像也与搞试点的事情有缘，曾经在土改后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生产合作社。
1951年至1952年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一期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11月，我当了甘谷县第二区区高官、县委委员。当时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怎么样把“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组织起来。大概是在月，县委指示我在甘谷县第二区的巩家石滩试办全县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当时，我的老伴是区委的干部，她也参与蹲点搞这个互助组。搞互助组只是劳力上的互助，不存在生产资料的调整，它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所以，农民愿意参加。由于土改以后农民的热情在互助组里发挥得相当好，一年之后，人了组的农民家家粮食丰收，单干户参组的热情更高。
紧接着于1953年春季，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甘肃省先后在陇西县的赵家沟、永昌县的焦家庄、甘谷县的巩家石滩等地方搞试点。巩家石滩的试点是由我组织进行的。初级社时期，农村经济依然发展得很好，比互助组时期还好，农民群众不但拥护初级社，也积极参加初级社。
1954年正当初级社在全县范围内刚刚发展起来、尚未巩固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很快就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候，我在县委当了生产合作部部长，又参加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这一试办就有了变化，生产资料，如牲口、土地等折价、人股、分红。在试办未取得什么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就全面推开高级社。此时，群众和干部对办高级社开始有了想法，开展工作已经有困难了，因为群众不像办互助组、初级社时有那么高的热情。更严重的是，在高级社未取得成功经验，尚未得到广大群众认可的情况下，又开始试点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号召全国搞人民公社。搞人民公社的方式方法，不同于搞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不再深入发动群众，只是以普遍号召的方式让农民群众人社。这一下，在很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全县全省都人民公社化了。简单地说，人民公社就是宣布一切归公所有，群众一无所有了。这一下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就导致了以后几十年劳动组织的混乱。社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年不如一年，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到了1959年、1960年，全省范围内就出现了人口外流、死亡等极其严重的事件。我是1959年10月至1963年7月先后任武山县高官处书记、甘谷县委副书记的，那时候，我才是个29岁的年轻人，整天解决人没饭吃、饿死人的事，那真让人惊心动魄，终生难忘。那时候，干部作风很好，县高官、中央工作组与群众都一样，都在挨饿，都有浮肿。196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兰州会议，开始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要抢救人命。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开始恢复，“左”的政策开始放松。我们赶紧趁开展抢救人命工作这个机会，在划小生产队、生产大队规模的同时，试着给老百姓一点自由，搞放宽小自由，允许社员开荒地，还给社员增加自留地，给社员借地。这些政策一落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到了1963年、1964年，农民就一下子翻身了，收成一下子就好得很了，老百姓又有吃有喝了，政府的日子也好过了，党的威信又高了。
1963年恢复了生产以后，大概是夏收的时候，我从甘谷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当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1962年搞过放宽小自由的工作，我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被送进了“牛棚”，一坐就是三年。政治审查结束以后，1969年10月，我被安排去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这五年时间里，我干了一些实事，也干得非常有意思。和工人农民吃住在地窝子，不分白天黑夜，共同把黄河水引上了草窝滩，把荒滩变成了良田，现在想起来，为民办了实事好事，心里很舒服。
我在农业战线上多年来的实践经历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条路已经走了二三十年，绝对再不能走了，再走下去的话，老百姓年复一年吃不饱肚子，群众怎能长期地忍受着这样大的苦？这是个天大的问题，可有什么办法哩？
1977年4月，组织上派我到陇西任县高官、县革委会主任。
我是一个人去陇西工作的，老伴和孩子们在定西。这个担子又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是，我从内心里还是想为群众办些实事，所以就愉快地去了。
我到陇西后抓的头一件事情是小麦的田间管理。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陇西是个农业大县，冬春小麦面积很大，当时务弄（方言，表示种植和管理——编著者注）庄稼不像现在这样精耕细作。那时人民公社的地里，草粮对半不是不少见的事。记得我在渭河公社划了一平方米的麦地，和同志们一起一株一株的数黑燕麦（一种杂草——编著者注）与麦苗的数，结果发现黑燕麦占71％，麦苗只占29％。所以，我就把拔麦田里的黑燕麦当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因为你不拔黑燕麦，仅有的30％的麦子也就没有了。黑燕麦那东西有很强的生命力，牲口吃了拉在粪便中还能存活着，把粪便撒到地里，它又跟着生长出来。当时上面正批判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我对这个就很不赞成。因为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是我们吃大锅饭体制的必然结果，黑燕麦长上一地，我们不督促，不亲自上阵，老百姓就不会主动去拔，因为拔不拔不是他一个人一家人的事。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不管你怎么样抓农业生产，怎么样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民群众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当时，陇西80％以上的农民人均一天吃一斤左右的国家返销粮，基本上全是包谷。记得有一次，我与和平公社书记杨万春等同志到一个大队察访，看见一个只穿半截裤的中年女人在院子里劳动，当时我们不便进门，就示意让她先进屋。等她进屋后，我们才进入房内，但她仍然没有穿上别的衣服，而是羞怯地将小孩抱在怀里遮丑。她哭泣着向我们诉说了生活困难的情况。目睹这样的惨状，作为县高官，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晚，我吩咐公社的同志赶紧做了一套劳动布衣服，派专人（记得是位公社副书记）送到她家，以便她能外出劳动。接着，县委派县委副书记刘夏美同志到这个大队蹲点，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人没有饭吃，国家给一斤包谷，勉强还能对付，可牲口没有水喝，实在让人难过。我亲眼看到牲口喝不上水的时候，就不吃草了，两个前蹄子好像人用锄头挖地似的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难受。牲口是山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让牲口喝上水，天旱时老乡往往到很远的地方找水源饮牲口。在德兴公社，有个生产队的水源就很远，老百姓要把牲口赶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喝水。想一想，牲口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喝水，来去一回需要多少时间，等回来后又该喝水了，它又不进圈了，你能对它怎么样呀？农村没有一点生机。
面对饥饿、缺水这样的现实，群众都已经习惯了，也没办法，只好忍受着，其实谁也没有办法，干部的任务就是向上级要水要粮，谁有本事谁就多要一点，把一天一斤的回销粮保住，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措施。
有什么办法能让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成为我千斤重的担子啊！我想：解放快三十年了，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我们的制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公，但这些大而公的制度带给人民群众的是越来越大的贫困、长时期的挨饥受饿。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大政策逐渐务实了，再不能延续让群众挨饿的事情了，县委应该寻找能叫社员吃饱饭的出路，寻找能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出路。怎么去找出路？县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一件一件地试着干，看着上面的脸色干，先干了些小的，最后干了些大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一步步干了五件有利于农民群众吃饱饭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恢复集市贸易
我单身在陇西工作，在县委灶上吃饭，大师傅们反映“买不上菜”，“因为县上规定十天逢一集，除规定集日外，不允许百姓上市场卖菜，所以，县上的单位也买不上蔬菜”。我想：我们怎么把事情弄到了这一步田地上。我就和县委的同志商量先把卖菜的市场放开。因为情况十分清楚，不需要做什么调查研究。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大家说：“我们就是等你说话哩，就是看你敢放不敢放。”我说：“县委灶上都没有菜吃，为啥不敢放。”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把放开市场的事情提交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大家说：“只要你敢做主，大家就拥护。”看到大家对放开市场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县委就正式做出了开放市场的决定。县委当时是这样认识的：原来全县范围的集市贸易，是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进行的，生意人在首阳镇赶完集后就赶到城关镇，城关镇的完了后又赶到文峰镇，文峰镇的完了后赶到云田镇，就这样转圈圈，这样的流动方式多好。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决定开放集市贸易，这是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有什么不敢的，我们干脆来个大胆，全面恢复过去的集市贸易。在县委常委会很顺利通过这一决定后，县政府就下发了放开集市贸易的文件。很快，全县的集贸市场在风平浪静中恢复。县城是双日逢集的，在刚刚放开市场时，每逢集日，我到街上去转转，看到街上到处是卖油饼、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摊点，物品的花样特别多，赶集人的脸也常笑着，大家都说放开市场好得很。对于做这个决策，干这件事情，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上面要追究责任，也没有想到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大概过了一半个月后，地区有人问“陇西怎么把集市贸易恢复了？”但没有什么组织再行追问，我们也没有向上报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一文说：陇西县委、县政府大力领导农民开展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
第二件事是把林权归还给社员
有一次，我到地处一条沟里的昌谷公社（现在撤并到巩昌镇——编著者注）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下乡，一进沟口，就看到沟里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直径足有两市尺大的树很多，沿沟有成百上千棵这样的树。我好奇地问随行的公社干部：“怎么有这么多树？如果一户人家有这么十几棵乃至二三十棵树不是非常好吗？”随行的公社干部说：“这里有个老植树造林模范叫贾兴汉，这些林就是他种的。”于是，让公社干部带我找到贾兴汉，向他询问情况。原来从初级社人社、高级社人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这些树的产权变了四五次，最后完全成了集体的财产。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经常砍树修生产队的办公室和学校，别人也偷砍，但是，至今仍然留下来很多。我想如果每一户农民能在地边、河边上种上这么百十棵树，那柴火问题、经济问题不是就能解决很多吗？能不能鼓励社员干成这件事呢？当时我提出是不是把这些树杈明确一下，干脆就归贾兴汉，让他管护、补种、使用？并且鼓励大家酝酿能不能把全县树杈明确下来，还种树人对树林的所有权，做到谁种谁有。随从下乡的一些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如果能将农民群众对树林的所有权确定下来，群众种树的积极性肯定会马上调动起来。”回到县上后，我立即将林权归属问题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在县委同意后，我让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大概测算了一下贾兴汉的树价，记得测算出的价值是两万多元。此后，县上专门召开大会，县政府给贾兴汉发了林权证，明确规定从哪里到哪里的多少棵树归贾兴汉所有。这一个动作在县上引起了大轰动，也调动起农民在房前屋后、河滩荒地植树的积极性，掀起了陇西县各家各户私人种树的高潮。
　　事后我了解到县上的干部、群众对明确林权之事没有意见，尤其是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都认为事情就要这样干，要不然工作怎么搞呢？日，《甘肃日报》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的报道说：陇西县委落实林业政策，将昌谷公社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贾兴汉价值2万多元的树归还本人。
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干完后，县上各个部门的同志都表示赞成，这对县委的工作是个很大的鼓舞。通过做这几件具体工作的磨合，县委一班人拧得越紧了，关系更加和谐了，我感到开展各项工作顺手得很。在我们开会做事中，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同志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相互支持的程度提高了，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尽管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做得好，但我总感觉到还是没有切中要害问题，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三件事情就是集体牲口分户饲养
1978年夏的一天，德兴、柯寨等陇西县西部地区的一些公社遭受了罕见的雹灾，冰雹把地垄上的草都打完了，连洋芋蔓子也打没了，农作物受害十分严重。我听到这一情况后，当天下午就赶到柯寨一带察看，只见庄稼地里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冰雹。一年的庄稼要两年务哩，一场冰雹就让老百姓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汗水白流了。当天晚上，我召集干部进行座谈。大家说：“人的口粮问题由公家管着，反正吃饱吃不饱，有吊命的粮吊着，可这牲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那场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有十几个大队干部参加会议，都耷拉着头，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时间，我对大家说：“还是大家考虑一下，到底今后怎么办呀！现在庄稼也没有了，可咱这里耕种的土地全部是山地，总不能把牲口再丢了，牲口丢了明年又没啥种庄稼了。”沉闷了好长时间后，有一位同志说：“张书记，我说一句破坏政策的话，成不成？”我说：“那你就说，咱商量哩嘛。”他说：“把牲口按劳动力分到户，劳动力多的一家牵两头，少的一户管一头，白天由各家各户的人牵上放牧，晚上统一拴到集体的饲养场，不然上面来人检查怎么办。只要我们人活着，就能保证这牲口活着，只有这样了。”这个意见提出之后，会场上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了，谁都知道，这是搞单干，这是违犯政策的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意见成不成。”非常明白，大家等我表态。到底怎么办哩？反正我就一个主意，不管怎么样，那就是不能让一头牲口死掉。我说：“就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大家成不成。”大家嚯地说：“能成，好得很。”我说：“如果人家上头说这是单干怎么办？”大家说：“瞒着么。”我想了好一阵子，最后说：“不管用什么办法，牲口必须保住。牲口保住了，上面追究责任咱再说。但是要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必须做到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县上的干部来问也不能说，你们干部务必向群众说清楚保密的要求。明天你们就按劳动力把牲口分到各户，做到责任明确，白天去负责放牧，晚上回来以后集中拴到集体的饲养场，并负责添夜草。”大家说：“哎，成哩！那就是咱几个人知道。”第二天上午，这个队就开会，下午就把牲口分开了，各家牵着牲口去放牧。过了三五天，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人家的牲口怎么一户一户牵上放着哩？那天晚上张书记住在哪里，是不是说下啥话着哩？”就去问哪个队上的人，哪个队上的人说：“没有，是队长派我们把牲口牵上放的。”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这不对呀。”此后，周围受灾的生产队也陆续这样做了。当时的分户饲养，尽管是个临时办法，由于是在我们的默许下进行的，所以陇西北部山区各生产队都逐渐对牲口实行了分户喂养。
在按照劳动力多少实行私人饲养牲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件群众信访事情，即有人向省上反映柯寨公社破坏集体财产。省委将人民来信批转到县委。人民来信中说柯寨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把牲口分到户了，把二十间牲口圈全部拆掉了，破坏集体财产，破坏集体经济。我一看这信，就明白是说我去的那个队的事情，立即赶到那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生产队长说：“还是按照咱们当初定的意见做，现在还是分户喂养，不过再也没有在晚上统一拴在集体饲养场上。如果把牲口从各户收回来统一饲养，那牲口就得饿死了。”我问：“那牲口圈哩？”生产队长说：“咱们那牲口圈是用细柳树棍修的，下雨下得快塌了，很危险，我把那些柳树棍棍抽了下来，现在还在那里立着。要不信，我领你去看一下咱那集体经济。”说着，他把我领过去。一看，确实就是几根柳木棍棍和烂泥墙墙。我想这是什么集体经济，几个柳树棍棍也算是集体经济？后来，上面再没有追究这事，这事就平安过去了。
分户喂养牲口，还与我的一次难以忘记的私访有关。1978年夏，我到水泉公社（就是现在的渭阳乡——编著者注）访问时，看到一个很大的弯子里有一大片庄稼长得很好，山洼洼里仅有的一户人家周围的树木长得很茂盛，就到这家去了。进门以后，看到这户人家养着很健壮的几头毛驴，两头大的在圈里，两头小的在院里。那时候，牲口死亡十分严重，很少能见到小牲口。当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就问：“怎么还有这么好看的小牲口，这在别的地方可见不上，哪怕走遍全县，更不容易碰见哪里有大牲口后面跟着小牲口的事情。”主人看着我们穿的衣服旧，拄着拐杖，不像是什么干部，更没想到县高官能到他这个地方来。说了一些见面话后，就与我们在他家的牲口圈前谈起了养牲口的事。开始，他不多说话，我就主动说这说那，消除他思想上的顾虑。看到他乐意与我说话，我就说：“你的这两头驴娃子好得很。”他说：“那好着哩。”我问：“你的牲口养得这么好，你是不是搞单干着哩？”我这是专门逗他说的。他说：“看你这个干部，你说了犯政策的话。”我立即说：“我看着你是在搞单干。这个牲口你私人养着哩，你周围的土地你私人种着哩，你不是搞单干吗？”他说：“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住得离队上远，队里管理不方便，队长说让我把我家周围的十多亩地种上就行了。”我说：“你种上给队里交粮吗？”他说：“不交。队里把两头牲口包给我养，以后发展成四头了。”我问：“你的牲口怎么喂养的？”他说：“队上的牲口都养成一张皮了，三分之一的已损失了，只有我的这几头牲口好着哩！”我问：“为啥你的好着哩？”他说：“我个人的我喂养得操心嘛，如果交到队里就没有了。我的牲口中两头母的都下了一个驴娃子。如果队里的牲口给各家各户喂养，用不了一年，肯定就繁殖起来了。”我说：“你尽说搞单干的话。”他说：“我看你爱牲口，我说个实话，现在的政策，人前边不敢说，说了就不得了，队里没人操心，养的牲口是一把骨头，活着的也是一张皮。这个分开喂养就是好嘛，你看我养的多好，你见过水泉公社哪里有下驴娃子的牲口，你找着看看。”接着，他就给我说了好多分户喂养牲口的好处。他说：“如果能把牲口分开喂养，人人操心，有几年就繁殖起来了，可是没人敢试，一试就会挨批斗。我这个地方是山区独户，没人来，我的牲口好，有粪，自留地也好，就凭我住得远，队里管不上，挨的饿少一点。”挨的饿少一点，人们多么盼望挨的饿少一点，多么痛心的一句结论话。我临走时他再三说：“你见了公社上的干部可不能说我喂养的牲口多好。”我说：“我们肯定不说。”我们同行的几位议论，这户人有饭吃，身体健康，牲口喂养得那么好，周围的环境也好，柳树长得旺盛，这多么好呀。可我们现实的情况……这算什么事？心里总是盘算着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好，挨的饿少一点。回忆在德兴公社受灾后敢做牲口分户喂养，与我在水泉听了老乡的肺腑之言，受到实事求是的一场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于牲口分户喂养的事情，是在柯寨公社出现最大困难的情况下想出的应急办法，当时也没有顾上提交县委常委会进行集体讨论。因为当天晚上的事情把我逼到了现场上，老百姓等我的回答。如果不表态，我感到在情理上不能走，如果走，老百姓的希望就变成失望了，事情逼得你非表态不可。回到县上后，我向有关同志谈论了这个事情，大家认为也只有那样处理了，也没有人反对。
第四件事情就是1978年秋收后秘密试办土地包产到户
如果说1978年秋收后秘密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话，那么前面所做的三件事情是它的序曲。因为事情总是循序渐进的。
1978年秋收后的一天上午，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同志来找我。这个同志是陕西人，工作积极认真，曾经在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1977年12月，县委将他调到碧岩公社任书记。他一进门简单地问候了两句我之后，就坐下一个劲的吸烟。看上去，他好像想向我反映什么重要情况。我问老袁有什么事要说，他抬头把我看了看，几次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催问下，他说：“我有点事，想说但又不敢说。”我说：“有什么不敢的，你说。”他似乎下了很大决心地说：“有个事，我要说一下。”我说：“你说，大胆说。”他说：“碧岩公社有个红崖湾生产队，有十几户人家，生活特别困难，我实在没有办法管理。”我问：“为什么没有办法？”他说：“这十几户人家解放以来没有给国家缴过一斤粮，年年吃回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的，现在已经户户当过了，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出外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没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我说：“那你想怎么办？”他说：“我有一个办法，看你成不成。”我问：“什么办法？”他说：“能让我回去把他们包产到户吗？”一听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说：“你真胆大。”他连连说：“张书记，我实在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当时，我想老袁是个办事可靠的人，一个十几户的队，试就试一下吧！我对老袁说：“你回去试办，可要把后路留开。第一条，你在公社不准讨论，我在县上也不讨论，你知我知咱俩知道就行。第二条，你回去后给社员宣布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第三条，当年收成下来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这第三条的意思是显示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先国家利益，即便是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就以反正把公购粮交上了为由来搪塞，你总不能给我定个死罪吧。当时，我和袁志茂同志就叫这个事情为包产到户。得到我的支持后，袁志茂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向我说他已分开了，老百姓把冬麦已经种上了，现在就看明年庄稼长得怎么样。
到了第二年春季，我和袁志茂同志相约：就我们两个人不进队直接上山进地察看一下庄稼的长势。我俩从山顶往下看，地里的麦苗长势很好，明显看到人们在一块一块的地里进行分户劳动，有的地里是一个人劳动，有的是两个人，多一点的是三四个人。详细察看，地里的草锄得很净，庄稼地像花园一样，长势非常喜人。我对老袁说：“几十年来，人民公社从来没有把庄稼务得这么精细，种出今天这么个水平。”我真是高兴，索性就到地里惹老百姓说笑话：“为什么你们都在分开干活，怎么分户弄着哩，是不是在单干？”他们说：“没有单干的事，哪里有这种事情。这是队上包给的任务，必须要完成的。”他们之所以不向我说实话，是公社定下纪律着哩。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集体土地上成片的庄稼务得那么精细，长得那么好看，不由得心里想：过去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好好的，可公家的田长得很不行，原因明确得很，谁都知道是农民对大田没有责任、不操心。只有责任到人这样的办法，才能使地里长粮食。看了之后，我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也就放放心心地回县上了。当然这时期，红崖湾的包产到户仍然处在严格保密状态。
待到秋收后，袁志茂告诉我红崖湾生产队打碾的第一场庄稼就一次性交清了公购粮，具体数字我现在记不清了。袁志茂还说他大概算了一下，红崖湾生产队人均口粮破天荒地上千斤了。过了几天，我再一次到红崖湾生产队去看，见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就挨家挨户地看，发现群众的粮袋、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听到许多老乡说今年收成好着哩。当天，我就在红崖湾生产队住下了。晚上，我和袁志茂同志召集队干部开座谈会，向生产队干部提出“来年再这么弄不弄了”、“明年再继续执行不执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了”等问题。因为这包产到户还处在“地下”状态，没有对外公开，国家政策也不允许包产到户。记得我们是在生产队长家里开的会，生产队干部齐声说：“把地收回怕是不行的，我们还想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你今晚上必须把这个主做下了再走。”就这么讨论着讨论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因为有吃有喝了嘛，公购粮都交清了嘛，几十年来就没有这种现象嘛。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听见房外有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什么，就把头伸到小窗子上一看，看到院子里站了满满的一院人。为什么哩？因为他们都关心会议结果，他们的命运就在这个晚上。最后，会议形成了决定：“来年继续照样办。”再没有强调保密的话，因为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第二天，我与公社书记从红崖湾出来走到山下，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里去了。一落座，支部书记就问我：“张书记，红崖湾的事情是不是你们两个允许下的？”我问：“允许下的啥事情？”他说：“哎……红崖湾包产到户了，今年人家把牲口赶上，带头缴粮哩，几十年来就没有见过红崖湾人缴粮的。你们还瞒着不给我们说？”他说得最为生动的一句话是：“哎，那不行。这和你发面（指发酵面——编著者注）一样，在一盆面里，你把一疙瘩酵母子放进去了，这面已经发起来了，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这时你想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听了他十分形象的一番话后，我和公社书记对着笑了，但没有说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也没有说不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但是不管怎么样，红崖湾的事情就这样慢慢公开了。回到县上之后，我就正式开始向个别同志谈红崖湾的事情。当时，县长是陈得录同志，我先对他谈了红崖湾的事情。他听后说：“这事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也没人向我透露一点风声。”我说：“那是试办，有政治风险，我担心把你们牵连进去，就没有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表示理解我的心思，也表示支持红崖湾的试办。
对于红崖湾搞包产到户的评价，《宋平在甘肃》一书中认为红崖湾是甘肃最早的货真价实搞包产到户的地方。
　　第五件事情就是1979年陇西县委在全县公开试办包产到户
红崖湾一年来的实践，使我对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有了进一步坚定而清晰的思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我觉着现在是到了该把红崖湾的实践一步一步地推向全县的时候了。
1979年2月，县委召开了县、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提出，再也不能搞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要彻底进行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决定在全县农村划分生产作业组的同时，在全县试办大包干。就全国而言，有些地方的大包干的做法是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和主要农具分到生产作业组，把公粮、提留任务分到生产作业组的制度。由于大包干实行的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小组自己的”，与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分配相比，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表示热烈欢迎。而陇西县的大包干一步到位，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生产资料从小组再分到户，任务也分到户。包产到户免去了那些完成了定产要交产、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做法，符合农民对管理体制责任越明确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便越好的要求，受到农民的普遍热烈欢迎。
陇西在全县31个生产队中试办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大包干。这次试办，是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公开进行的，不是群众自发搞的，也不是秘密搞的。一年下来后，这31个生产队普遍都是一片丰收景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有天下午，我独自外出到城关公社北街出了城的一个试办大包干的生产队去看，走到一块地边，遇上一个中年女人蹲在地坎上纳鞋底。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队长派她看鸟哩，堵着不让鸟吃庄稼。我说：“哎，为什么你地坎这边的庄稼长得好，而那边的长得不好？”这一问一下惹躁了那位妇女，她开口就说：“哎，你还不知道，那县委的人心瞎（坏的意思——编著者注）得很，都是黑心。”我惊讶地问：“怎么瞎了？”她说：“人家叫那个队包，你看人家的庄稼长得多好。明知包了好，可人家不叫我们队包。”我说：“那真是瞎。”她说：“我们想学着人家包了，可人家公社、大队上上下下的干部把我们盯得紧得很，硬是不让我们包，活活逼着把你往死里饿哩么，那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由人家干部定着哩，人家让你吃饱肚子你就吃饱肚子，人家不让你吃饱肚子你就吃不饱肚子。”一来一去谈论了一二十分钟后，我就回去了。在返回的路上，我想：哎呀，这位可敬的妇女她才找准了挨骂的对象，实在骂得舒服、骂得过瘾。当然她不认识我。她对作为一个县高官的我教育太深刻了，群众实在太怕饿肚子了，多么急切地想改变现在的制度。从这个妇女的骂声中，我听到了陇西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呼声，听出我们的行动太慢了，落在了群众要求的后面。我们干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得让老百姓不骂就好了，执行的政策不再让老百姓骂就好了。事后，我把挨“骂”的事告诉给县上的领导同志。他们说：“现在就是那样，因为包与不包的庄稼长势相差得太远了，老百姓心里不平。”如此等等，又一次增加了我要坚持搞农村改革这件事情的信心和决心。
1979年7月，我又到碧岩、文峰、云田等公社了解31个包产到户试点生产队的情况，看到情况很好。到11月份，又将试办生产队扩大到63个。由于试办队分布在全县各个公社，又是在县委领导下公开进行的，在本县和邻县的周边地区的反响很大。有些临近的县不理解，提出要“挡住陇西县资本主义歪风”。但广大农民拍手叫好，说咱也要搞包产到户，搞了包产到户就少挨饿。顺应这种民情，结合国家和省上政策变化，陇西县委县革委于1980年3月初制定并下发了《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管理办法》，进一步在全县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铺开包产到户。1980年9月，县委县革委制定了《关于包产到户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日至27日，县上两级干部会议强调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就在全县铺开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次开会都研究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从公社同志的汇报中发现全县只有三个老支部书记公开不赞成大包干生产责任制，除此之外，在县上的领导班子、各级干部中没有听到公开反对的声音。对三个有不同意见的老支部书记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指出千说万说要老百姓吃饱肚子，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的任何政策，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不管你对人民公社有什么样的感情。
群众对包产到户十分拥护，热情极高。有一天傍晚，我从水泉公社到云田时，天已经黑了，路上无法行走，把车陷在沟里出不来了。我让司机看着车，我到公社叫人帮助推一下。正说时，一群种完庄稼的社员走到我们旁边，听说是县高官的车被陷，他们说“县委给咱搞包产到户哩，赶紧帮忙推车”。这是一件小事，可说明我们的政策，符合了群众的心愿，群众的心和我们连在一起了。
在包产到户的全过程中，我十分在意上级的动态，也十分注意干部群众的真实心愿。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帮我判断情况。如果我们实行的政策，群众反对，那就站不住脚。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拥护，我们就有靠山，我们就用群众的心愿感动上帝。所以，我经常了解各阶层的真实动态。了解的唯一的办法是“私访”。因为私访能了解到群众的真心实意。有一次，我到永吉公社去下乡，在顺路的地头遇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在劳动，我就过去直接问他，群众对包产到户有什么意见。这一问，立刻提起了这位农民的精神，他开口就说，现在可好了，包产到户了，我们全庄子的人，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像“疯”了一样，睡下急着等不到天亮，一心想着下地劳动，跑光阴；天黑了，在地里干着不愿回家，生怕比别人跑的光阴少、富得慢；劳动起来，恨不得把“土地爷”都挖出来。没有搞包产到户前，公家的庄稼地半地是草，可社员都熟视无睹，而现在，社员的承包地里连一根草根根都不留，家家都把承包地里抛出来的草根扔在塄干上往干哩晒，不让各类草复活，你说现在此事多好。这位农民的话，出自真心，确是肺腑之言，一点虚假都没有，我完全相信。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位农民的声音，我相信，他的话是陇西三十多万人民对包产到户对与否的肯定和回答。三十年过去了，我感到这件事似在昨天发生，那位农民的话还在耳边回荡。如此真心的表白，当时在陇西的城乡、机关、学校、田间地头，随处都可以听到。什么是群众拥护？群众的积极性表现是什么样子？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鱼水情，用什么来衡量？那时，你到群众中去，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机关、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能体会到那种真真实实的快乐、和谐、党和人民群众那种血肉关系。民以食为天，因为他们能吃饱饭了。
到1980年的下半年，全县81％的生产队已实行了包产到户。由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县上的一些同志开始担心我们的做法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在一次地委的扩大会议上，我不作一点保留地把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有人在地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等。地委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对陇西搞的事（指包产到户），地委研究了，地委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会后，我向有关领导请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说：“反正你们去搞。”我理解：是领导不便于说赞成，是默许我们的做法。此后，有一位领导公开讲：我不去陇西，我去陇西让我说啥，是说陇西做得对还是做得错。这时候，县上来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同志，如新华社、新华社甘肃分社、甘报社农村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等，最多时有十五六个记者。这些记者，有的住了一星期到十几天，有的住了一两个月。经过调查，这些新闻媒体的同志都支持县委的改革措施，他们都发出新闻进行报道。《甘肃日报》连续发了许多文章，一是前面提到过的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二是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社员喜欢大包干——陇西调查》，文章指出：陇西县从去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大包干式的联产责任，到目前为止，实行这种办法的队已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1％，这种形式责任明确，简便易行，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三是日，《甘肃日报》发表《变化与效果——陇西县采访见闻》，文章指出：实行联产责任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社员多劳多得。第二是能够同时因地制宜安排种植、安排劳动力，做到真正科学种田。第三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农业成本，做到增产增收。第四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四是前面提到的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目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的文章。五是日《甘肃日报》刊发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收效好》，文章指出：农民说实行包干到户不欠公粮，不吃回销，肚子能吃饱，国家少打扰。干部说包干到户的办法简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
就在我们公开试办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甘肃干部张浩来信》，主要内容是说包产到组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不能搞包产到户，对已包的要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上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张浩事件”。我看了报道和编者按后，思想上压力很大。
记得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我说：“在去云田的路上，我向地里劳动的一位老百姓说，咱搞的包产到户上面政策不允许，怎么办呢？那位老百姓脱口而说：张书记，你不要害怕，咱陇西全县这么多人口，如果把你们押在监狱里，那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可《人民日报》上又那样说，咱搞的这包产到户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做错了？”陇西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张国杰说：“你看，反正这个事情，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来，如果将来真要坐监狱，咱就集体去坐。”那时候，《人民日报》是那样的态度，我们的所作所为又没有得到省委、地委的明确肯定，我们感到压力非常大。好在我们县委内部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越是上面的压力大，下面干部的凝聚力就越强，县委在全县说话也灵、办事也灵。1979年8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来陇西县调研，我陪同他到福兴梁上看的时候，他很爽快地给我撂下了“你怎么不把这地方早包产到户了”的一句话。话虽是这么说，可事情总归还是事情，我的顾虑依然十分严重。不但我和县委的同志有压力，就是当时在陇西县搞调研的记者都有压力。因为他们都发了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新闻稿件。1980年，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临走时对我关切地说：“据我们新华社内部消息，中央最近可能要有态度了，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中央要有态度，首先是在大《内参》上发出来，文件上来得较迟。”从此，我特别注意翻看每期来的大《内参》。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期大《内参》，好像是5、6月的大《内参》上写着：当农业部门的同志汇报到一些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依然很困难，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时，姚依林副总理说“我看索性把整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同志说“我看可以”。我看到这个天大的消息，兴奋得独自一人大喊“天呀，我有政策依据了”。顿时，我感到千斤重的担子一下卸下了。我立即让办公室主任李克勤拿上这本大《内参》，给每一个公社党高官打电话，把《内参》内容一一念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中央领导说的话。对县委常委会的成员，我说：对于包产到户，***同志都说话了，咱们是姚依林、***同志说的贫困地区，咱啥也不用怕，有人反对就让他反对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完善制度，再往好里搞。这样，我对陇西县搞的包产到户总算找到了支持者和政策依据。但是，对陇西搞的包产到户还没有一个直接领导公开表示支持，我们的压力依然存在。
1981年的前半年，当时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冯纪新同志从甘南到陇南，再到陇西县调查，指导农村的改革开放，在陇西县住了一夜。当时，我迫切希望把陇西县的事情向他做一次全面汇报，就在汇报中尽量努力把群众的反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反复对他讲，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他始终没有表态，但我观察到他脸上没有不满的表情。第二天他就到定西去了。在定西县委向他汇报说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时候，冯纪新说了一句“我走了一路还没有听到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话”，这总算是省高官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吧。大概三四天后，省上有个熟悉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兰州召开的地厅级干部会议上，冯纪新同志讲到农村调查的情况时，讲了一句“我看陇西的那个县高官搞得不错”，讲话中似乎透露出对陇西包产到户肯定的信息。我立即得出一个结论：冯纪新同志是代表省委讲的话，他是肯定陇西包产到户。我立刻给县上其他领导说了冯纪新同志的表态。这个表态才使我们心上的千斤石头落地了。
等我1981年10月离开陇西到陇南工作时，陇西群众的生产生活仍然还有较大困难，但基本上多数人的肚子已能够勉强吃饱。应该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农村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的生产力得到大大的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已经展现出了一片光明的景象，而且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已经顺了，整个农村已经出现勃勃生机了。
现在，回想在陇西工作的四年半时间，感到有许多收获：
一是必须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
二是县委一班人的团结就是最大的力量。
三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态度。
四是艰苦奋斗，两袖清风。
党的十七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为农村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光明的前景，希望农村的发展又好又快，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摘自中共定西市委办《定西发展》2008年第12期。该文先后在《定西日报》、《调查与研究》、《学习时报》、《百年潮》、《甘肃日报》等报刊转发
　　袁志茂
1977年秋，县委把我从组织部调到碧岩，任公社党高官兼革委会主任。那时，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了，但全党工作还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碧岩公社的情况是：一方面，县上把碧岩列为第一批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和经济作物都要上“纲要”的公社，在资金和物资上给予倾斜和扶持（仅农电、水利资金就拨付200万元，配备大型拖拉机10台）；另一方面，碧岩群众的生产生活特别困难，个别生产队的一个工仅值8分钱左右，相当一部分人到河西等地背粮讨饭。尽管县上每年给碧岩拨救济粮50万～60万斤，但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到公社后，召开了一次党委会议，进行工作总结和安排。会上，社队干部普遍反映，群众生产生活都十分困难，对来年的工作信心不足。会后，万沟大队党支部书记杨耀科找我反映情况，说万沟大队上不了“纲要”，特别是红崖湾生产队的人都跑光了。腊月备耕没人，开春播种没治。我说：“想办法把人叫回来。”他说：“叫不来，叫来也跑了。”当时，我心里麻烦得很，暗想：县上调咱到碧岩当领班人，要求把工作尽快搞上去，可眼下面临的问题太多，困难太大，怎么个搞法？
红崖湾是个“落后”典型，我决心到那里搞一些调查研究，以解剖麻雀，指导全面。红崖湾，地处公社斜对面一个山尖尖，是从阴坡生产队和沟门下生产队分离出来的一个小队。全队共有10户52口人，耕地500多亩，人均口粮70斤，公购粮颗粒未缴，籽种也是星星点点；耕畜死亡严重，仅剩两头牛，一部分土地荒芜，大量人口外流。红崖湾不“红”，一幅破败景象，实在叫人心寒。我在红崖湾蹲了10天，在杨耀科家住了两天，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我说：“这苦日子总要过哩么，穷光阴还要往前赶哩么，总不能让社员尽管往外跑么。”他说：“咱万沟人在外面要馍馍出了名，连高官也知道，他们也没治。”我批评他说：“你才胡说哩，上面年年给咱供应粮，咱可不能忘本！”他也不服气地说：“如果社员都靠供应过日子，就要天上下粮食哩，不然的话国家就没办法。”他的话使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他接着说：“红崖湾的队长轮流当遍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年年不缴公购粮，年年没有饱肚子。”我问：“咋办呢？”他仍然是那句话，“没治，人心散了！”我生气地说：“人心能散也能聚。不想办法，要我们这些人做啥呢？”他说：“或许有点治，就怕不敢弄。”我说：“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有啥不敢的？”他说：“不如把红崖湾那几户人都包开试一试。要让人都回来，就要有点吸引力，就要人心向拢哩。只有把土地分开各种各，或许就解决问题了。”我说，“这件事不是我没有想过。自来碧岩之后，我就在反反复复想这个问题，只是风险太大了，下不了决心。”他说：“这事真的麻烦，要不说说就算了，就等于是咱俩的悄悄话。”
是的，把土地划归社员自主经营，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把人整怕了。从60年代的社教运动开始，批了十几年的“单干”。把土地分开就意味着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风险实在不好冒。为了这事，我处于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如果维持现状，给万沟大队多拨一些供应粮，也算一个吸引力，或许也能把“讨饭大军”调回来，春播任务也能完成，对上对下都会有个交代，自己也平安无事。但是，多给一些供应粮仅仅是短暂的权宜之际，何况供应粮必须要在全公社平衡，要照顾方方面面。供应粮也有吃完的时候，也正如杨耀科所说的人人都向国家要粮，那国家又向谁去要。如果能把土地划开，至少是一种尝试，或许就真能找到一条出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时此刻，我既要为群众着想，又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如果真的包产到户了，没准就是自己的灾难来了，“双开”甚至坐牢。连日来，我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碧岩的社员太苦了，红崖湾的社员太苦了！看到他们肌黄面瘦的样子，听着他们哭泣的声音，我心如刀割。在矛盾和苦闷中，自己还是下决心干。红崖湾地处山旮旯，户数少，老小加在一起也只有50几口人，开展工作不易被人发现，就是被发现了也只好听天由命！
几天后，我同杨耀科找到红崖湾生产队队长何万俊，把想法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极为赞成。他说：“年年不缴公购粮，年年还吃供应粮，天天还没饱肚子，这日子真的不能再过下去了！把土地包开，外头要馍馍的人我去叫，如果一年下来还缴不起国家的，发动人到河西背粮也不能再亏国家。”接着，我们在红崖湾召开了几次有户主参加的秘密会议。我讲：“红崖湾‘不红’，现在咱们在红崖湾搞个‘责任田’，把土地包给大家，让红崖湾‘红’起来。”社员听了我的讲话非常高兴，说他们想分地都想疯了。我纠正说：“不叫分；叫责任田。”他们说：“公家的话我们不会说，反正都一样。”我强调说：“这是很冒险的事，只能偷着干，不能让人知道，大家如果保不住密，就算了。”社员看到我一脸严肃相，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异口同声地答应绝对保密。虽然这样，但我还是放心不下。经再三考虑，我去县委找张自强书记探口气。我给张书记说：“碧岩有个红崖湾生产队，从来不缴国家一粒粮，年年吃供应粮，人还跑着不进家。现在咱们把事情弄成这样了，咋办哩？在我手里把地荒了，心里不平衡。”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试着把地分开。我俩谈了好久，他考虑了好久，最后他说：“这事情只能干，不能说。”此后，他经常到碧岩公社去，3次（两次——编著者注）到红崖湾调查了解情况。陈得录、张国杰、张子芳、曹宗周等县上领导也先后去红崖湾调查研究。
1978年春节后，土地很快划下去。红崖湾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一次性到位，直接划到户。当时的土地承包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土地按好中差3等搭配划分；二是地块不能分开（主要是便于保密和机械化耕作）。春播中遇到的困难主要由社员自己设法解决，籽种不足的靠亲戚朋友借贷和兑换调剂；耕畜和农具由邻队以工换工帮助解决。与此同时，全公社各队增划了部分自留地。那一年，风调雨顺，老天帮忙，红崖湾获得了大丰收，不仅缴清了公购粮，留足了储备粮、籽种和饲料粮，而且人均口粮还要上1400斤。队长何万俊家种的5响禾田打碾后，堆了满满一院子，他高兴得不得了，悄悄给我说：“袁书记，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粮食！”我说：“不要高兴过头，注意保密。要给大家说清楚，还要装得穷一点。”他说他懂，但不高兴不由己。红崖湾人一年打了能吃几年的粮食，心里像灌了蜜，他们说话的口气大了，走路的腰板直了！
红崖湾的土地承包到户，其他地方也扩大了自留地，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耕畜严重不足。1979年，我向张自强书记要购畜款，他让我去农办主任王治邦那里去要。治邦说款已分到社，没有了。我抱怨分得不公平，给碧岩太少，又去缠着自强书记要。后来县上拨了18万元，我领着10多位大队书记到渭源、岷县等地购买了800多头牲口，基本解决了问题。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红崖湾的事情最终还是被上面发现了，国家农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和新华社、甘报社都先后派人来调查采访，省、地领导也多次到碧岩检查了解。他们对红崖湾的说法很多，但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肯定，说好着哩，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共产党的作风；而另一种是否定，上纲上线，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评得很厉害。1979年春夏之交，地委黎中书记和两位副书记来到碧岩，在我汇报工作的过程中，两位副书记不时插话，追根问底，要一查到底，搞得我十分狼狈。黎中书记比较客观，他让我汇报其他工作，从而转移了话题，才使我过了这一难关。后来，行署专员来碧岩，要专门听取红崖湾的汇报，当时气氛很紧张，记不清那次是如何过关的。总之，那时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要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一方面又要应付没完没了的检查。
1979年下半年的一天，自强书记再次到碧岩。我陪他到杨作栋（碧岩人、时任双泉公社党高官）家吃饭，他高兴地说：“老袁，你解放了，现在有政策了，上面提倡包产到户，你先走了一步。”听了他的话，我长出了一口气，真有些被“解放”了的感觉。以后，我先后3次去地区开会，听取农村改革的精神。碧岩公社农村改革全面推开，至1980年，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人均口粮达到300斤。
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的包产到户责任制是全县农村改革的先声。***同志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当时那么搞，自己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考虑，只要自己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只要群众能够自食其力，不再伸手要粮讨饭，即使一时被冤枉也值得。党的一贯原则是实事求是，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有些领导人由于受“左”的影响和迫于形势，虽然对我批评得够厉害，但我并未受到任何处分，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摘自中共陇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陇西党史资料第二辑》
　　陈得录口述
张全有毛国平整理
1992年10月至1993年初，我从定西教育学院（系现在定西师专的前身）抽调到定西地区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那时，陈得录同志是中共定西地委副地级调研员，负责社教工作，我经常给他送文件，可以说早就认识他。在去采访陈老之前，我专门联系了他，做了一些自我介绍，提了一些采访建议。陈老的记忆还行，他说还记得我，也表示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日上午，我带着市委宣传部的杨学文和陇西县委办公室的毛国平等同志到陈老家，看望了他，第一次采访了他。12月16日和17日，我随张自强老人去陇西时，在招待所第二次采访了陈老。
——编著者
人民公社时期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人民公社最基层的权力执行者，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业生产全部都由公社由政府喝叫进行，可以说，从种植到收割，都由公家操心。农民在生产队指令下统一劳动，成果全都归队里所有，队里把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按人口和劳动量大致平均分给社员，勉强维持农民的生计，由于农民没有一点点生产自主权和积极性，随着时间的迁移，生产队根本没法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怎么办？人们逐渐有搞“单干”的想法。可人们知道搞“单干”这是一个是个禁区，风险大得很。尽管如此，由于无法解决群众吃饭问题，人们还是惦记着“单干”。我记得当时省委办公厅有个陇西人，当我们探讨如何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时，他曾经说有的地方在搞包产到户，陇西敢试着做吗。
陇西全县的包产到户是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的。
1980年以前，省上有过搞包产到户的精神。记得1980年前半年曾经传达过***说的内部讲话，基本精神是“边远山区可以试搞包产到户”。当时虽然没有全面开展包产到户，但已经有了精神。从咱们小地方来看，这里有山区也有川区，但从全国来看，咱们陇西就是边远山区。按照中央领导的讲话看，陇西可以试办包产到户。
在全面实行之前，陇西县的包产到户最早是在红崖湾试办的。
对于红崖湾的包产到户，原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后来有过回忆。因为碧岩公社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较早试着搞了临时性办法——包产到户。当时的陇西县高官张自强后来也曾有过细致的回忆，对前前后后说得比较清楚，还将回忆发表、报道过。
红崖湾搞包产到户的时间，我记不清是那一年，因为最初是由张自强和袁志茂两个秘密搞的，但我清楚记得比全县早一年多时间。在我的记忆中，袁志茂同志回忆说红崖湾是1978年春节一过就搞了包产到户。彭效忠曾经在红崖湾搞包产到户的当事人中进行过调查，彭效忠认为袁志茂回忆的时间太早，比安徽省的小岗村还要早，有点惊诧。我清楚记得，彭效忠还跑到红崖湾去进一步调查，向庄问的当事人核对。核对之后，确定了一个具体时间，大体上是1978年，具体月份好像是9、10月。
包产到户既是一个禁区，又是一条成功之路。对于包产到户，大家早都知道这是一个好办法，也有实行的经验。我们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实践过，事实证明确实好着哩。大体上1961年到1965年，我在通安公社当书记时就搞过。再具体说，陇西是在1961年5月至1964年搞“小自由”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前后搞了三四年时间。一实行，效果明显，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的劲头就来了，生活就好了。可群众生活好了不久，中央又说“小自由”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搞“单干”，就挨批评。“文化大革命”时期，继续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干脆说“小自由”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搞复辟、搞修正。因为它背叛了人民公社体制，造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反。***把人民公社概括为8个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的铁律，绝对不允许突破它搞分田到户。所以，对于这一次再搞包产到户，虽说大家有经验，可大家也知道这是禁区，有风险哩，大家对想着再搞“单干”，总是心有余悸。为什么？以前把人们给批害怕了，整害怕了。
红崖湾搞的包产到户，开始我不知道，是后来张自强书记告诉我的。它是在公社党委、县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
　　一位老妪口述张全有整理
今年，我已经是年近六十的一个乡村妇女，没有念过书，记忆力也不成。我已经记不起我们红崖湾队是什么年月搞包产到户的，但我知道包产到户是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搞的。搞包产到户可显灵哩，一年就解决了我们长时间吃不饱饭的问题。之后，人们的闲时间好像一年比一年就多了，人们就到外边去打工挣钱。不但结实的青壮年人能出外打工挣钱，就连我们这些从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妇人和小孩子也能打工挣钱。这不，我和我的孙女儿，刚刚从新疆摘棉花回来，两人两个月，一共挣了5000多元。有了钱，就能盖上新房子，住上新房子。有了钱，娃儿们就能上学读书了。有了钱，还能看病，人的身体好了，健康了。包产到户真是好。
——根据日采访红崖湾一位老妪整理
　　陈得录
我于1951年7月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任乡文书、乡长、区长、县水利科科（局）长、公社（工高官、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主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主任、县长、县高官、定西地委副地级调研员，1994年退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陇西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不仅是目击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44年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难以全面赘述，只能作片断回忆。下面，我对陇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事做一回忆。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同年12月，我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当时由于连年大旱，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人缺粮，畜缺草，尽管国家每年给几千万斤回销粮，生产、生活还是难以为继。如何调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加快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摆在县委一班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回顾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有深刻和沉痛的教训，全县死亡人口有4万多人，外流1万多人，浮肿1万多人；大牲畜死亡3万多头，占总数的一半还多。1960年全县粮食单产只有424斤，总产4358万斤。面对十分严峻的局面，当时的县委、县人委在1962年5月制定了《恢复农业生产的九条临时措施》：适当放宽“小自由”，实行粮食征购大包干和口粮按劳分配；允许社员借种5％～7％的集体耕地2年～3年；允许社员开垦不超过自留地1倍至1倍半的荒地耕种，3年～4年不计产量，不计征购任务；大牲畜分户包养、分养和集体小槽喂养，划拨3％～5％集体土地作为饲料地；允许劳力、畜力比较宽裕的生产队到土地宽广的地方“拉吊庄”；粮食征购核定基数，一定三年不变；居住分散的边远山区生产队可以设置包山组、包山户；开放农村集贸市场，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1958年割“私有尾巴”时没收社员的树木退还社员。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1963年粮食单产达到99．95斤，总产达到9876万斤。实践告诉我们，只要群众有了积极性，生产就会很快恢复和发展。
1979年春，县委总结了长期以来生产队劳动组织上的“大帮活”、评记工分上的“大概工”、分配上的“大锅饭”等挫伤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弊端，开始推行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为了使责任制的实施更为规范，县委拟定了《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实行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发到生产队作业组执行。生产队向作业组实行三定：定工分、定产量、定投资。作业组向生产队负责四包：包计划、包征购、包积累、包提留。全县1884个生产队，划分作业组6294个，占生产队总数的81．2％。个别队还秘密实行包产到户，效果更好，一年翻身。所以社员对大包干作业组普遍表示满意，但并不满足，觉得政策虽然放宽了，但还没有完全放开，更欢迎的是少数队已经实行了的大包干到户。
大包干到户，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史上的“三自一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曾经实行过的《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临时措施》所起的积极作用，人们记忆犹新，但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是三个可以，一个不许，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允许分田单干。这时县高官张自强和我交换了意见，我知道他是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我表示坚决支持。我说，我是你的助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承担。当时在全县推广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广大群众肯定欢迎，而《人民日报》及农业部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均载有署名文章在批判。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1960年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共产党领导几十年，人民吃不饱饭，这样长期下去总不是办法。群众中有一种流传说：“社会主义好，就是人民吃不饱。”这不是不满，而是客观现实。***同志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冒一些风险也值得。意见一致后，就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县委一班人没有一人反对，一致表示赞同。1980年7月，县委召开七届三次全委会议，进一步统一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制定了《关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决定在全县推行大包干到户，即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会后，全县有领导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大包干到户的落实工作，到10月底，除雪山公社的林家门、文峰公社的迎春堡三队、城关公社的东巷队外，全县2226个生产队全部实现了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当年农业大增产，粮食总产达7000万公斤，比上年增加3000万公斤。第二年春节，剩下的3个队也实行了大包干到户责任制。1980年的9月，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干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至此，干部解除了担忧，群众吃了定心丸。
——摘自中共陇西县委党史办公室2008年10月编印的《奋斗的足迹》中陈得录同志的《陇西工作的片断回忆》一文，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史继宗
曾先后任陇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的史继宗，在2007年5月审阅中共陇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奋斗的足迹》一书时说：
这3年的农村改革三步骤，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思想解放的初期能有如此大动作，确属不易，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这3年的改革特别是家庭承包制，可以说是党在农村工作上的大突破、大转折，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
县委在3年里，政治上敏锐、坚定、放手，工作上调研扎实、指导到位。自强书记在这几年里多在村社调研，事例不胜枚举。他搞调研总是去最边远、最偏僻、最困难的村社。他拄一根木棍，戴一顶草帽，穿一双胶鞋，走遍了各个山头角落。自强书记调研，尽量选择步行，和农民面对面接触。县上的各位领导，也都像班长一样，重视调查研究。总之，3年改革体现了县委的工作水平和驾驭能力。
——摘自陇西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崔云海撰写的《农村改革的兴起》一文，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张国杰口述张全有整理
你就是写《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前前后后》一文的张全有吗？那文章写得实在、真实。那张《定西日报》我还保存着，我取过来，你看看。最近，我逢人就讲这篇文章中所记录的事，个别老同志还反讥我：“又不是你干的，再说也超不过小岗村。”如此等等。我总在纳闷，现在的人是怎么了，尤其是一些老同志怎么这样讲话哩。碰了几次鼻后，我再不对人讲这些了。你今天能来采访，我很高兴。
我是1962年8月从省委党校调陇西县公安局当局长、党组书记的，1963年任县委常委的，之后又在商业局工作几年，在陇西工作了21年，1971年1月又当县公安局党高官、局长，1979年1月在中共陇西县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为县委副书记，1981年1月在陇西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为县人大主任的，1983年离开陇西调任定西地委政法委副书记，最后在定西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已退休十年了。回忆一生的工作，对陇西搞包产到户的事算最有说头。
陇西县的包产到户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但记得是在广大群众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搞的。那些年月，每当到岁尾年头时，每当县委组织搞春节慰问时，每当我们给困难群众拜年、送救济款和救济粮时，许多群众难为情地诉说：“感谢党的恩情，本不该在你们来拜年时哭穷，但我们的日子实在难过，就是在这年关之际，也没给娃娃做件过年穿新衣服的钱，也没有能让娃娃饱饱吃顿年饭的白面，这年根本没法过。你们说到底怎么办？”听着这一类话，我们经常感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时候能让群众吃饱饭穿暖衣？”
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是陇西最早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据说是秘密进行的，一开始只有县高官张自强和公社书记袁志茂知道，我不知道，是后来听人说才知道的。
全县公开试办包产到户，是1979年的事情。那时候，县高官张自强是我们县委班子中文化程度最高，胆量最大，最爱思考问题的人。他经常下乡，到农户中去了解情况，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在我的记忆中，他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经常下乡了解群众生活和搞调查研究，二是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经常到地区和省上要救济粮和救济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张自强经常说：“老百姓饿到这种程度，我非向上级要粮不可。给不给是你的事情，要不要是我的事情。要在我，给在你。”由于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把群众的事情当事情，当时的县委班子成员非常团结，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记得先后担任革委会主任、县长的陈得录同志很配合、很支持他的工作，先后担任陇西县委常委、人大副主任的曹宗周经常说：“张自强是个称职的县高官。”我也认为张自强是个对人民很负责任的党的县高官，他不是看重自己的乌纱帽，更看重群众的利益。所以，我们大家都同意张自强提出的在全县试办包产到户的事情。
我当时分管政法工作和县委机关，很少到农村去，对试办包产到户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县委开常委会。张自强同志说：“在我去云田公社下乡，与地头干活的老百姓商量包产到户的事，议论这样做对不对时，一位老农亲切地对我说：‘张书记，你不要怕，上面说你错了，判你坐牢，有全县人民给你送饭哩。’大家说说，我们试办的包产到户到底对不对？”这时候，我才知道张自强同志是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带领我们在陇西试办包产到户的。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张书记，你不要担心，要你坐牢，咱们大家集体去坐！”为什么这么说哩。说实话，我是个直性子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说话毫不保留，更毫不掩饰。当时，我就想：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是不成的，而且过去的实践证明自留地比公田长得好。现在碧岩、云田、城关等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偷偷搞包产到户的实践，也证明包产到户的增产效果明显。我们不是为解决群众吃不饱饭才这样干的吗？难道寻找解决群众吃饭问题的探索也有错误吗？退一步说，就算我们错了，违犯了政策，总不能把一个县委的人都放进班房，就是现在把我们押下、让我们去坐牢，也不会时间太长，你总要把我们放出来。因为毕竟我们是为群众为大家吃饱饭才坐牢的。况且，我多年在公安局工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