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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摘 要：在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劳动力成本冲击的基础上，采用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测算并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制造业以及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转变，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吸引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引导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要素成本效应则逐渐增强；目前，上述作用和趋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显著。 中国论文网 /4/view-6810629.htm　　关键词：产业转移；区域发展差异；劳动力成本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刘易斯转折点；产业集聚效应；要素成本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F26；F4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现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作为区域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的大国经济范例之中国，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初期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先行快速起步。大量针对2005年之前的情况的研究的确表明，我国的产业是向沿海地区聚集的（范剑勇，2004；罗勇 等，2005），这源于在产业发展初期存在一个自我强化的效应（Krugman，1991）。然而，随着中西部区域经济的追赶，要素禀赋以及成本收益在区域间状况的改变，中西部地区逐渐开始有条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传统制造业具有在中国内部的区域之间发生产业转移的可能性（蔡?P 等，2009）。阮建青等（Ruan et al，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纺织业已经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应该说，这样的情况是符合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形成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寻求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的基本理论的（Duranton et al，2001；Diego et al，1996）。 　　那么，作为难得一见的一国内的“雁阵模式”的范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是如何发生的。其中，在产业集聚、要素成本等决定产业形成和发展的诸因素中，哪些因素和机制诱致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此，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相关经济数据，描述在这一期间我国区域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进而了解各因素在我国区域制造业发展（包括初期的集聚以及后期的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存在的差异。总之，本文将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测算诠释我国特有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及一个“大国”版本的区域间“雁阵模式”的发生机制。 　　二、劳动力成本冲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 　　1.区域发展差异 　　我国的区域之间在人口和劳动力禀赋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具体来讲，从人口资源和劳动力构成上看，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上的潜力。我国总体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且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由此带来了老年抚养比的快速提高；同时根据相关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在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下降（胡英 等，2010），也就是说我们可获取的显示性人口红利将趋于终结。但是，作为地域广泛且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而言，其东部与中西部在人口的发展和增长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虽然很难准确描述各区域在各年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具体变化，但是可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该时点上不同区域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情况，进而对区域间人口红利状况做出大致的推断。图1给出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东、中、西部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有更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4.53‰），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5‰以上。可见，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将较东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多延续一段时间。相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其人口红利结束的时间也会略早于全国整体及中西部地区。 　　2.劳动力成本冲击 　　对于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决定的，企业只需支付劳动者生存工资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劳动力，在这个阶段，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接近刘易斯转折点（蔡?P，2007；Zhang et al，2011），普通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也就是说企业开始逐渐给劳动力提供高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种工资的上涨是补偿性的，补偿一直以来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生存工资。这样补偿性的工资上涨，再加上劳动需求层次提高带来的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所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给不同类型的企业造成影响的程度会有所差别。比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劳动成本所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上是不一样的，因而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时受到的冲击也不同。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资本来从事生产，从这个角度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可能更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更多的是低端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也低。特别是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供给相对是无限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停滞在低水平上，低端劳动者与高端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显著，因而，这个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反而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见图2）。 　　如图2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技术的升级，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为明显。但是有意思的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则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求的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摆脱了长期停滞的状态，开始快速上涨。在2004年之前，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少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之后，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开始超过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而言，在未来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的影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总成本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相应的利润则会受到更为严重的侵蚀。 　　进一步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各自的情况则可以发现（见图3）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在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显著低于中西部，具有较为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伴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针对中西部的一些投资倾斜政策使得其综合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推动了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占总成本，还是占总利润的份额都在大幅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开始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08年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已开始超过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日益显现出其在劳动力成本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的诱致因素 　　正是由于区域发展状况的差异以及不同区域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影响的不同，从大约2004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曲?h 等，2013）。那么，产业在区域间的布局是什么因素决定的？诱致产业布局变化和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于过去几十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其最主要的优势来源于大量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那么我们在考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和转移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在刘易斯转折点后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从区域上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的冲击大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从产业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冲击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更一般的层面来说，在产业形成的初期，首先会受产业集聚的影响，产业趋向于往同一个区域集中（Krugman，1991）；而随着产业逐渐发展成熟，要素成本和其他综合生产经营成本开始逐渐发挥对产业形成的作用，引导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Duranton et al，2001；Diego et al，1996）。这样的一般性理论在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历程中则表现为：首先，得益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政策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摇篮；随着制造业发展逐渐成熟，同时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受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冲击，制造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向劳动力成本、综合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为深入分析我国区域制造业形成、发展和转移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构建产业形成模型，观察制造业的形成受制于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探寻在区域制造业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2004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中，各因素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以县级区域制造业的资产数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县域产业经济的形成过程；解释变量包括产业集聚度、综合税负成本（具体为每单位工业总产值的工商总税收水平）以及劳动力成本；同时为了控制县域经济体规模，在模型中加入人口数量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K为县域制造业资本水平，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popu为人口数目由于在1998年和1999年的统计数据中未能涵盖工资（劳动力成本）的数据，为了得到更多年份的情况，同时考虑到本部分内容所需的预测值以及移动平均值等指标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部分的模型里舍弃掉工资（劳动力成本）变量，但包含观测值在各年份相对完整的综合税负成本，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对产业形成的影响效果与综合税负成本类似。 。 　　为进一步考察哪些因素诱致了产业转移的发生，我们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整体的比重的变化分解为各因素的贡献效果：依据每年样本数据估计出县域制造业资产决定方程，反推得到各年各县制造业资本水平的预测值，再根据各因素的均值和系数，将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上述各解释变量的贡献因素。具体方法如下： 　　根据各年样本数据估计县域资产水平的决定方程为： 　　接下来，我们根据式（6）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份额的变化率分解成3项，发现大约在2004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占全国的份额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动，因而把整个时期分为年和年两个时段（见表1）：年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个百分点，而在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说明制造业先在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后逐渐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模型中加入人口数量变量是为了控制县域经济规模的影响，而这一变量可能包含了一个县许多方面的综合特征，因此其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主要关注产业集聚效应和综合税负成本效应。通过分解各因素在年和年两个时间段的效应，我们发现：对于制造业整体而言，产业集聚效应有了明显的下降，由年的5.62%下降为年的-0.04%；综合税负成本效应则由0.97%下降为-0.16%。而对于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东部沿海地区的资产份额甚至在2004年前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1.95%），当然，在年的下降更为迅速，下降了9.79%；与此同时，在年和年两个时间段，产业聚集效应的变化不如全部制造业大，但综合税负成本效应的变化远远大于全部制造业。可见，目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其承担的综合税负成本（扩展来说就是要素成本）是诱致产业形成和产业转移的最重要因素。 　　四、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 　　前文以全国统一的产业形成模型，分解并解释了产业集聚和要素成本在诱致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初在东部沿海地区聚集而后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中的贡献，结果表明：在产业形成过程中，产业集聚效应主导了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积聚；随着沿海地区产业逐渐发展成熟，成本因素（综合税负成本效应）则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诱致因素。那么，作为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路径是否存在差异？分别是由什么因素驱动的？ 　　接下来，考虑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分别对沿海和内陆两个样本进行分析，以考察起步较早的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地区在制造业形成上的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的做法是，在模型中控制县域的固定效应，分析不同区域各影响产业形成的变量对县域制造业形成的动态作用效果。在上述模型的每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其与时间（所在年份-初始年份）的交互项，同时还加入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t代表年份；T代表以1998年为起始年的时间（即“所在年份-1998”），D为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wage为县域工资水平（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 effect）。 　　我们分别估算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县域制造业资产总量的决定因素模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1998年和1999年的职工工资的数据，故而采用不含工资变量的模型估计年的样本，采用包含工资变量的模型估计年的样本。模型估计的结果见表2。 　　应该说模型估计的结果较好地描述了我国制造业在沿海和内陆的形成以及产业转移的发生。首先看总体制造业的情况（见表2）：对于沿海地区内部而言，产业集聚的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产业集聚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沿海和内陆之间，而在沿海地区内部并不明显），模型中唯一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综合税负成本。这说明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其进一步发挥效应的潜力有限，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经营成本已成为影响其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在加入工资变量后，包括产业集聚在内的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都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工资变量与产业集聚等其他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代表要素成本的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效应有所增强（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较显著地为负），即沿海地区制造业形成初期更多地受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但在后期产业集聚的效应减弱，而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效应逐渐增强。 　　再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见表3）。根据同样的模型对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随时间而减弱比制造业整体更为显著（系数的绝对值更高，显著性也更强），也就是说，制造业近来发生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同时，产业聚集效应基本上不显著了，甚至在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呈现出负效应；而在决定产业形成或者产业集聚的因素中，工资（劳动力成本）起初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哪怕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工资（劳动力成本）逐渐阻碍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聚集。这些都说明，经济和产业发展初期吸引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力量是产业集聚效应；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和产业的不断发展，在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时，沿海地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要素成本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相关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减少，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与此同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路径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其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挑战；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并依托其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而承接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对于区域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处理好劳动就业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是成功渡过中等收入阶段并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所在。 　　本文根据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考察在刘易斯转折点（通常所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同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多年来在沿海地区聚集的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之后开始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其原因在于，以往沿海地区吸引制造业聚集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要素成本效应在引导产业向欠发达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则逐渐增强，这种态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更为显著。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顺应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进而引导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要素资源相对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转移，提供了较好的经验支撑；同时，也为今后如何实现制造业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以继续拉动全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参考文献： 　　蔡?P，王德文，曲?h.2009.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J].经济研究（9）：4-14. 　　范剑勇.2004.长三角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J].管理世界（11）：77-96. 　　胡英，蔡?P，都阳.2010.“十二五”时期人口变化及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M]//蔡?P，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勇，曹丽莉.2005.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8 ）：106-127. 　　曲?h，蔡?P，张晓波.2013.“飞雁模式”发生了吗？[J].经济学（季刊），12（9）：758-776. 　　DIEGO P，ANTHONY J. 1996. The Spread of Industry：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R].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Discussion Paper No. 279. 　　DURANTON G，PUGA D. 2001. Nursery cities：urban diversity， process innovation，and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5）：193-204.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3）：483-499. 　　RUAN J，ZHANG X. 2010. Do Geese Migrate Domestically？―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R]. IFPRI Discussion Paper 01040. 　　ZHANG X，YANG J，WANG S. 2011.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J]. China Economic Review，22（4）：542-554. 　　（编辑：夏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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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7月9日电(记者 张茵 董齐)的加薪连锁反应日前迅速在全国蔓延，11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均在10%以上，有些省市甚至超过了20%。对于这股“加薪潮”很多企业表示担忧，一些外企更是发出撤离警告。但近日记者在民营资本集中的浙江义乌采访时却获知，当地企业主对于“加薪潮”并没有多少忧虑，他们表示提高是经济进步的必然趋势，企业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要顺势提升自身水平。
据了解，今年4月份，浙江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新一轮上调，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100元、980元、900元、800元四档，不是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9.0元、8.0元、7.3元、6.5元四档。此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增幅在15%左右。义乌则根据浙江省政府《浙政发》2010年11号文件，把最低工资标准定在每月980元一档。
“义乌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企业工人工资其实远高于最低标准线。”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书记季孝义告诉记者，据他们调查，义乌企业工资水平一般在1500元左右，有些企业甚至高于“标准线”两倍以上。“所以全国这股‘加薪潮’并没有对义乌造成多大影响。”
对于季孝义的观点，记者从当地企业那里得到了印证。中国最大毛毯生产企业真爱集团总裁刘元庆向记者介绍，自他们公司成立以来员工工资每年都会上调5%—10%，即使2008年金融危机遭受巨大损失时他们也没有放弃加薪的步伐。如今真爱员工的基本工资就有2000多元，远高于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这波加薪潮并没有波及到他们。
“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提高是一种必然趋势，企业要做的不是担忧而是做好各种迎接准备。”在刘元庆心中，企业不能一味的把自身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员工的生活水平也要及时考虑进去，企业在保证自身正常发展情况下，要根据社会现实相应提高员工的薪金待遇。
而每年加薪带来的成本压力，刘元庆表示他们会通过改造工艺流程、提升设备降低能耗以及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式转移。“我们还将改变营销模式，由原来的外贸为主转变为内外贸齐抓，拓宽销售渠道。”
对于刘元庆的说法，中国饰品行业领军者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也表示了认可，她告诉记者，在富士康事件没有出现之前，他们公司年初就已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10%。“薪金就应该是跟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企业不需要抱怨。”但与此同时周晓光也表示，加薪要顺其自然，不能超过企业所承受的范围，否则会严重打击企业的自信心，导致破产现象的出现。
如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义乌，虽然这股“加薪潮”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冲击，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如真爱、新光那样开始通过技术改造、改变经营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等积极手段来实现“脱胎换骨”，进而转移劳动力成本提高所带来的压力。这也使得义乌这座以量胜出的加快了向质转变的步伐。(完)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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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聚集(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es)
　　工业集聚是指若干工业企业或同类生产集中于一定地域或地点。与其相对应的是，是指、工业点等散布于一定地域范围。的集聚与分散都是指工业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地理分布上的相对集中状况，是工业布局空间特征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
　　因受地区地理条件和工业组合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工业集中与分散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在合理限度内，都能产生一定的。随着工业设备和的不断扩大，必然引起同类生产在地理分布上的相对集中；由于联合企业和工业成组布局能带来的节省，必然引起不同类型企业的相互集聚。
　　其作用主要有：
　　①大规模和联合企业生产具有较高的；
　　②可共同利用，缩短交通运输线和工程管网，节省基建投资和降低生产成本；
　　③能综合利用原料、和“三废”，更多的廉价产品和减少污染；
　　④有利于专业化和协作化，便于生产经营管理；
　　⑤便于组织各种服务性与辅助性企业统一服务，减少社会消耗；
　　⑥便于男女职工适当搭配，可合理利用。
　　不是愈集中愈好，只有在合理限度之内才能取得较好效益，超越这个限度其效益会呈递减趋势，直至起相反作用。企业规模过大，会增加原、燃料和的供销距离，增加运费。工业过于集中对城市建设产生“膨胀病”，出现人口剧增、交通拥挤、用水用地紧张、污染严重、农副产品供应困难等弊病。而工业布局适当分散可避免上述一系列问题，且可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和劳动力资源，使生产更加接近原料、能源产地和消费区，促进落后地区的，有利于工业生产均衡布局。
　　工业过于分散则导致企业间协作不便，各搞一套厂外设施，投资大，运输费用高，经济效益差，职工生活不便等弊病。故工业布局中，必须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既要在较大地区范围内适当分散，又要在具体地点相对集中，反对过分集中和过于分散两种偏向。
　　工业集聚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者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区位有很多优势，而这种优势反过来又可以这种聚集现象(，2002)。总的来说，工业集聚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集聚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工业活动在有限空间的集聚，有利于提高、，对加强和促进有重要意义。①某种工业地理上的集中，有助于促进一些辅助性工业的建立，也为的、运输提供了方便。②集聚扩大了，一方面因为的节约从而降低了实际；另一方面也利于生产者引进先进设备，进行；再一方面，工业集聚增强了企业间技术和的交流及职工接受培训的机会。③多种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的积累以及间相互合作与。④集聚提高了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而且使和条件更为优越。此外，多种有才能的经营者、的集聚，有利于形成高智力结构(刘再兴，1997)。总之，相同类型或相关企业的集聚加强了这些企业及其所在地区的增长潜力。
　　2．工业集聚转变了生产组织方式
　　工业集聚有利于的演进，同时，分工演进又推动着的发展。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的可分性，获得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大批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生产商相继出现，独立的企业比垂直结构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可以更有效地生产各种专门的投入品和提供专业的。同时，世界经济不断加剧的竞争也促使人们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核心环节，越来越多的企业根据自己的来组织生产活动，产业联系也不再局限于企业之间垂直或水平的物质联系，而且还包括了信息等的联系。因此，一些从事的垂直结构型企业正逐渐向从事专业生产的相对规模较小的非垂直型企业的转变。这种工业结构的变化不一定会减弱工业集聚的，反而会使之加强。这也就使得工业集聚的原因由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扩展为减少和，追求。
　　3．工业集聚有利于企业网络的形成
　　工业集聚有利于企业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形成。企业网络组织是与市场组织在方面互相替代的过程中交融结合的产物，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型的经济活动制度安排。企业网络有利于发挥各企业的互补作用，共同开发市场，统一行动，共享资源和知识，实现规模经济或解决企业所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对专业化服务有相同需要的企业将形成水平网络，对在商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发挥作用的将出现垂直网络。在水平网络中，企业间要合理分配产品开发与接受专业化服务的，对的收集与做出安排。垂直型网络的内容包括交易双方对信息专业技能的分享以及在产品设计、工程技术和方面的合作。企业网络可帮助那些获得通常只有才能实现的规模经济和获取信息、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大卫·L．巴克利、马克·S．亨利，1997)。虽然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网络对具有约束力，它可以带来单个企业无法生产的网络利益，但同时它也会产生网络风险。
　　集聚的确具有许多优势，但集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聚，不同的集聚规模是不同的。企业或产业集聚规模如果过大，也会引起集聚收益递减，这是因为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①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导致因、、劳力、用地、水源、的短缺而提高的，从而提高基建投资和。②可能引起销售方面的问题，即成品极限运距内的需求趋于饱和，进一步扩张，就要延长成品的运距和追加过多的运输支出。③上的不利。集聚程度越高，区内外的经济技术联系越来越复杂，增加组织、管理特别是决策上的难度，一有重大失误，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就是风险增加。④上的不利。由于上述限制因素的作用，可能引起贵重的降低，企业的运转低于其全部，从而提高(刘再兴，1997)。
　　工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会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集聚体。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库森(Markusen)对工业集聚区的分类(Markusen，1996)。马库森根据集聚区内企业的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四种典型的工业区类型(见图1)：①马歇尔式工业区(Marshallian District)。主要是由地方性的中小企业组成，规模经济相对较低，大量在区内进行，与的联系和合作程度低。如美国硅谷、意大利产业区等为这一类型。②轮轴式工业区(Hub-and-spoke District)。由一个或几个大型企业支配，在外围。美国的底特律和西雅图就是这种情况。③卫星平台式工业区(Satellite Platform District)。主要由区域外的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组成。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巴西的马纳斯等。这类工业区最显著的特点是与外部企业尤其是的联系密切，缺乏区内贸易。④政府主导式工业区(Statecentered District)。主要由公共或非营利的实体支配。如军事基地、、大学或集中的政府机构等。马库森提出，现实的工业区可能的情况是上述类型的混合形式，或现在是其中一种，经过一段时间会转变成另一种。
　　工业集聚理论的古典基石集中体现在以韦伯(Webber)为代表的古典区位论和马歇尔(Marshall)关于产业区的论述上，前者由(Isard)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在和规划中广泛应用的(Industrial Complex)模型，后者演化成纯经济分析中的产业集聚模型(Gordon IR．and McCann P．，2000)。
　　马歇尔(1890)是最早关注工业集聚现象的。马歇尔将工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为“产业区”，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相关的中小企业。在马歇尔看来，这些工业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区内集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获取。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十分重要。“这种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马歇尔，1964)。
　　马歇尔阐述了为什么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的三个主要原因：厂商集中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厂商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共享；厂商的地理集中有助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2002)。
　　大量工业企业在地理上集中完全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使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马歇尔提到了有关辅助工业的发展问题，“辅助工业从事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邻近的工业进行工作，这些辅助工业就能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虽然这种机械的也许很高，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马歇尔，1964)。同时，工业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为提供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的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有良好的市场，一个孤立的工厂之厂主，即使他能得到一般的大量供给，也往往因缺少某种专门技能的劳动力而束手无策；而熟练的工人如被，也不易有别的”(马歇尔，1964)。更为重要的是，当同行业中的很多公司集中在一个地区时，“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马歇尔，1964)。
　　马歇尔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但他的这一部分思想因缺乏严格的数理表达方法，而被主流的所遗弃。马歇尔用外部经济的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的原因，但他却忽视了区位和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不同的产业和区位，工业集聚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不同的。
　　2．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现代工业区位的奠基人在《》一书中，首次建立了有关集聚的一套规则和概念。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工业分布于各个区域的“区域性因素”，另一类在工业区域分布中，把工业集中于某地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集聚因素”。他认为：“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或是一种生产的廉价，或者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地点所产生的”。“在一定集中化程度下，成本因工业的集中化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指数比工业完全分散情况下的成本指数低，也比集中程度低的工业要低”(。1997)。
　　韦伯将工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仅通过企业自身简单的规模扩张使工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各个大企业以其完善的而地方集中化，这时，大规模生产显著的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性因素，这是集聚最重要的高级阶段(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高级阶段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四个方面：①技术设备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更要求工业的集聚。②劳动力的高度分工要求完善且灵活的，劳动力组织有利于集聚的发生。③集聚可以产生广泛的市场化，批量购买和销售降低了生产的，提高了。④集中化可以使基础设施，如煤气、自来水管道、街道等共享，从而降低“一般经常性开支成本”，同时，一般经常性开支的降低还会促进集中化。韦伯还从运输指向和劳动力指向两个不同的途径分析产业集群能够达到的最大规模。
　　韦伯还对工业集聚做了。他设想用其创始的等运费用线方法来确定工业集聚的原则，即集聚中心的形成以及单个企业在该中心的集聚依赖两个条件：①与假定的集聚单元相联系的临界等运费线的交叉部分存在。②在这些交叉部分中必须达到一定的生产量。当这两个条件满足时，单个生产单元将发生集聚。单个企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产出量，只要它的临界等运费线同其他足够多的企业的临界等运费线交叉形成集聚单元，那么它将和它们一起集中(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韦伯主要是从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来研究工业集聚。他将集聚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集聚所得利益与因迁移而追加的运输和劳动力成本进行比较的结果。与马歇尔一样，韦伯的著述出现在宏观经济理论诞生之前，传统的古典理论仍占据着主流，因此，他们的集聚理论被称为古典集聚理论。古典集聚理论一般认为集聚的产生是的。
　　3．增长极理论与地域生产综合体
　　与古典集聚理论不同，和将集聚的产生看做是的结果。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来的，其后由布德维尔(Boudeville)、(G．Myrdal)等加以扩展和完善。增长极理论认为，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弗朗索瓦·佩鲁，1998)。佩鲁所认为的增长极是一种“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 Unit)”，它自身的增长和将促进其他单位的增长。推动性单位可能是一个工厂，或是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是有共同和约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而布德维尔则将增长极理解为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根据增长极理论，政策制定的关键是在地区内建立推动性工业，通过工业集聚来推动经济增长。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科洛索夫斯基(Korc粥ovski)等前苏联学者提出来的。科洛索夫斯基将地域生产综合体(Territorial Production Canplex)定义为：“在一个工业点或一个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这样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就称为生产综合体。”涅克拉索夫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在、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省、边区内，一个或几个专门化部门的高度结合，并基本上共同利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从前苏联一些学者的定义可见，地域生产综合体具有聚集性质。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来源于前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它是以传统的为基础的，具有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优势，综．合体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因此，其自上而下形成聚集的特征更加明显。
　　4．的工业集聚理论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空间的观念引入了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中。基于结构和的假设，提出了新的空间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发展了集聚经济的观点。克鲁格曼的工业集聚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和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和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克鲁格曼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地区，有两种生产活动(如和)，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一个区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最终演变的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趋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某些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历史和特殊事件、某种偏好、某种生产要素的天然的可获得性等，都可能在的过程中趋于不断放大而对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但工业集聚一旦形成，又会通过生产的前向和后向关联以及要素的流动产生积累效应，使得非理性的经济分布具有“锁定”效应。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工业集聚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学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
　　克鲁格曼将和贸易理论等有效地整合在一起，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克鲁格曼的为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有可能成为地方工业集聚形成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
金碚主编.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材
新编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0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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