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经济如何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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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报告解读:各类所有制经济如何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同样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企和民企各有各的优势,促进两者公平竞争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粮集团总裁助理岳国君认为,国企和民企应该是公平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对手,在平等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而不应该取决于谁获取了资源优势或政策支持。  但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高级工商管理教育中心主任易敏利表示,一些国有大企业的做大做强与国家政策赋予他们的资源优势有很大关系,比如金融、铁路、能源、市政等领域,形成了国企与民企的不对称竞争。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还存在“玻璃门”“弹簧门”。  “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照市场规律去营造公平的竞争和合作的环境。”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说,国企不能再主动依靠资源优势去跟民企竞争,这样做虽能在短期内获得很好的效益,但这既不利于公平市场环境的营造,也不利于国企自身的竞争力提高。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很多国企的综合竞争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易敏利代表认为,居于产业高端或前端的大国企还应担负起带动产业、引领发展的责任。“国企主动带动为之配套的民企发展,不仅有利于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也同样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实力。”  对于如何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荣融认为,国企和民企不能搞成对立面,要共同组成代表队,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无论大中小企业、国企还是民企,都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但市场竞争也要靠实力说话,民企需要找准在市场和产业链上的定位,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也要找好合作伙伴。如果不能直接与国企抗衡,就应该寻求合作,实现双赢。”易敏利代表说。  同时,岳国君也表示,国企应该真正地以市场经济的思维进行经营活动,合作伙伴可以是其他国企,也可以是民企;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是小企业。“应该摒弃对所有制成分的偏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更加有利于提升自身效益的企业合作。”  “国企和民企要发展,谁也离不开谁。政府的产业政策、管理手段都需要创新,要更加着力于让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合作发展;国企也需要敞开胸怀,坦然面对来自民企的竞争;同时民企也要戒除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规范地参与市场竞争。”易敏利代表说。(记者 何宗渝 侯大伟 刘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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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系产品两会报告解读:各类所有制经济如何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来源:新华网 15:45:24
  同时,岳国君也表示,国企应该真正地以市场经济的思维进行经营活动,合作伙伴可以是其他国企,也可以是民企;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是小企业。应该摒弃对所有制成分的偏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更加有利于提升自身效益的企业合作。  国企和民企要发展,谁也离不开谁。政府的产业政策、管理手段都需要创新,要更加着力于让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合作发展;国企也需要敞开胸怀,坦然面对来自民企的竞争;同时民企也要戒除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规范地参与市场竞争。易敏利代表说。胡家勇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制度障碍。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如何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条件:一是构建有效保护各类产权的公平法治环境;二是构建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进入机制;三是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体制环境。构建有效保护各类产权的公平法治环境各种类型的财产获得有效而同等的法律保护,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制度基础,也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前提条件。经济学把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以及合同的有效执行和纠纷的公平仲裁视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支持性制度。“产权界定和保护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正当的激励,并鼓励充分的竞争。”(胡家勇,2010)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及其财产的法律地位和受保护程度是不断上升的。1954年的《宪法》规定限制和逐步取消资本家私有制。1982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允许成立雇员不超过7人的个体经济。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允许成立雇员超过7人的私营企业。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私营经济的法律和经济地位得到明显提升。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财产保护的规定进一步加强了,该修正案指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益和利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规定,“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尽管有关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和确立它们平等法律地位的立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在实现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状况和平等法律地位不容乐观。企业家论坛2010年调查结果表明,28.6%的企业家表示财产不安全,44.2%的企业家认为企业法规不能够保障企业的利益,半数企业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冯兴元、何广文等,2013)据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研究报告《中国营商环境2012》测算,2011年和2012年,在18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投资者保护分别排第93位和97位,投资者保护强度指数(1到10)为5,属中等强度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产权没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机构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而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往往成为侵害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一个根源。“有些地方个人产权受到非常粗暴的侵犯,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侵犯、占有个人产权,甚至让一些企业家倾家荡产,送进监狱”。(李剑阁,2013)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没有充当合法私人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这方面的一个案例就是山西煤炭行业的整合。鉴于煤炭价格上涨、煤矿安全事故频出,2008年山西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旨在加快煤炭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煤炭业的集中度和产业水平。但在实际操作中,私人煤矿的产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大量煤炭资源通过行政手段集中到少数几家大型国有集团手中。第二,司法系统没能做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公平裁决。当非公有企业的财产受到侵害时,立案、判决和执行都面临许多困难。当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发生财产、合同等经济纠纷时,裁决及其执行往往偏向于国有企业。第三,非国有企业税费负担过重。过高的税费负担可以视为对私人产权的一种侵害。一是税收占比高。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整体税收负担占销售收入的6.81%,高于全国企业总体水平6.65%,部分企业缴税总额高于净利润。二是缴费项目多。据粗略统计,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性收费的部门达18个,收费项目达69大类;三是社保负担重。以北京为例,“五险”占工资比例为44%,单位缴费达到32.8~43.3%。(黄孟复,2012)由于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自2006年开始出现了第三波移民潮(注:有学者认为,我国出现了三波移民潮:第一波是“文革”结束后,第二波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第三波从2006年开始,还没有结束。参见冯兴元、苏小松:《第三波移民潮:法律安全作为一大原因》,《中国民商》2013年第3期。)。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中的数据,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长迅速,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约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人数出现快速增加,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最近5年,中国向美国累积投资移民人数年复合增长率达73%。中国银行和胡润研究院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拥有千万元级别以上财富的富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1/3的富人拥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平均占总资产的19%,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以投资移民为主,亿万财富人群的海外投资比例更超过50%。另据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等机构的保守统计,浙江目前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实现投资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移民中,掌握财富、知识和技术的人最多,其中很多是民营企业家,他们的离去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要影响。缺乏稳定、公正和可以预期的司法体系,私人产权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司法保护,是投资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调查,出于保障财富安全目的而移民的比例高达43%(注: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调研,高净值人士投资移民的三个主要原因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保障财富安全,占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占32%。参见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还有学者分析,保护自己财产或家人人身安全,包括漂白灰色的“第一桶金”,是很多民营企业家海外移民的一个动力来源。(冯兴元、苏小松,201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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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同样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企和民企各有各的优势,促进两者公平竞争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粮集团总裁助理岳国君认为,国企和民企应该是公平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对手,在平等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而不应该取决于谁获取了资源优势或政策支持。
但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高级工商管理教育中心主任易敏利表示,一些国有大企业的做大做强与国家政策赋予他们的资源优势有很大关系,比如金融、铁路、能源、市政等领域,形成了国企与民企的不对称竞争。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还存在“玻璃门”“弹簧门”。
“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照市场规律去营造公平的竞争和合作的环境。”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说,国企不能再主动依靠资源优势去跟民企竞争,这样做虽能在短期内获得很好的效益,但这既不利于公平市场环境的营造,也不利于国企自身的竞争力提高。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很多国企的综合竞争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易敏利代表认为,居于产业高端或前端的大国企还应担负起带动产业、引领发展的责任。“国企主动带动为之配套的民企发展,不仅有利于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也同样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实力。”
对于如何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荣融认为,国企和民企不能搞成对立面,要共同组成中国代表队,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无论大中小企业、国企还是民企,都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但市场竞争也要靠实力说话,民企需要找准在市场和产业链上的定位,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也要找好合作伙伴。如果不能直接与国企抗衡,就应该寻求合作,实现双赢。”易敏利代表说。
同时,岳国君也表示,国企应该真正地以市场经济的思维进行经营活动,合作伙伴可以是其他国企,也可以是民企;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是小企业。“应该摒弃对所有制成分的偏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更加有利于提升自身效益的企业合作。”
“国企和民企要发展,谁也离不开谁。政府的产业政策、管理手段都需要创新,要更加着力于让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合作发展;国企也需要敞开胸怀,坦然面对来自民企的竞争;同时民企也要戒除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规范地参与市场竞争。”易敏利代表说。(记者 何宗渝 侯大伟 刘诗平)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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