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刘心武各家评说（2）
　　十三　　　　朱大可: “红学”的民间华筵：“草根红学”的社会生态　　　　每个时代都在用不同的主流文化解读着《红楼梦》，而红学的曲径最终将通向最初的起点：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小说，把曹雪芹当成一个作家。 　　　　2004年6月起，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曹立波先后在本校学生中进行了三次调查，征询“80后”的“红楼观”，结果“择偶人选”一题中，贾政人气指数上升，理由是贾政作为一个严谨正直的丈夫，给家人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环境，在事业上积极上进，知道教育子女，私生活还算检点；薛蟠和贾雨村也有人青睐，因为此二者在社会上吃得开。“80后”还对《红楼梦》的社会教化作用另有心得，认为其对当今政府收支平衡有警示。 　　　　越来越多的“80后”开始对《红楼梦》表示出现实兴趣。2005年入秋以来，清华大学学生红楼梦研究会举办了“水木红楼”系列讲座，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参与“校园红学”。11月中旬，曹立波主讲了一场题为“新世纪大学生眼中的宝黛钗”的讲座，她从调研入手，以现实的视角与在场的“80后”共同审视宝玉之“痴”、黛玉之“雅”和宝钗之“时”。听众中除了主办方清华大学的红楼梦爱好者，还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现场聆听。 　　　　曹立波说，在她调研的选项中，有的研究生看重《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问题，本科生一般对此不感兴趣，而更关注情节和人物。另外由于80年代拍摄的电视剧影响很大(调查者99%看过)，她认为在讲解《红楼梦》中必须要澄清的人物与版本相关的经典问题，“80后”都早已认为“不是问题”。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一些人致力于建构具有学科性质的红学，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把阅读、诠解《红楼梦》当成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如此看待“80后”的红楼观。 　　　　在陈维昭眼中，《红楼梦》伟大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能够适应每个时代的潮流，两百多年来，每个时代也都在用其时代的文化去解读《红楼梦》。而当《红楼梦》的阐释不能与时代主潮(如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时候，大众红学和泡沫红学就会登堂入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中，王国维曾把《红楼梦》展开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探讨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催化着胡适新红学的诞生，其遵循的自然主义是全球最时髦的文学思潮；20世纪50年代以后，“红学”被政治化了，7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评红”运动将“政治红学”发展到顶峰。红学研究彻底与学术无关了，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回忆：“‘几十条人命’，‘四大家族的罪恶史’，‘父系母系的政权斗争’等种种曹雪芹所未写、高鹗所未补的故事，都是由‘工农兵专业作者’‘做出的新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红学开始了学术意义上的回归，现代主义思潮引进了许多西式研究办法，陈维昭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用“女权主义”来诠释《红楼梦》。进入本世纪后，红学艰难地生存在一个大众消费文化占主流的年代。 　　　　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里，红学的显赫地位都不容置疑，虽然屡屡被政治化。而与红学相关的还有《红楼梦》的经济效应，比如建造大观园开展红楼旅游，以及有经济企图的地方政府掀起的曹雪芹纪念地之争。曾经高高在上的红学经历了政治濯洗和市场诱惑后不再神圣，无可遏制地市俗化了。红学曾号称是参与名家最多的领域，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如今也是副产品最多的领域：从国学大师到小家碧玉，从小心求证到耸人听闻，从学术奇葩到误读歪读，应有尽有。 　　　　而无论各个年代的红学多么繁盛，多么鱼龙混杂，《红楼梦》不过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青年学者陈林认为，什么时候谜猜完了，考据完了，红学也就完成历史使命了，可以回归其本来面目了。教授古典文学的曹立波为此保持了平常心，希望有一天“读者能够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小说，把曹雪芹当成一个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红学”，不同时代“别样红” 　　　　遭遇了“刘心武事件”的红学热，让养在深闺的“红学”，不期然间承载了一场包罗万象的公共狂欢 　　　　“她于是尝试另一种清洗自己的方式：和一个清洁的男人恋爱，假装没有过去，只有将来。她选定的人是柳湘莲，这个俊朗浪子的显著特点是洁身自好，薛蟠妄图将他当成娈童调戏，遭到一场暴打。他有着最为显著的清洁的精神，现在成了能濯她的水，渡她的桥，她希望成为他安静贞洁的妻。”70代女生闫红在《误读红楼》一书里这样描述着尤三姐，那一章回名叫《木子美?尤三姐?托马斯》。 　　　　闫红最初只是与父亲进行“刘姥姥具备博大的地母精神”之类的讨论，后来涂鸦成文字，播撒于网络后竟艳压江湖，先后有十多个书商辗转找她。而直到正式出书乃至被盗版的时候，闫红仍然觉得神奇，因为那只是她个人的边缘感悟，图的是性灵自在。这个烂熟《红楼梦》的女子，常常不拘场合，比如连洗脚的时候也看《红楼梦》，《红楼梦》于她，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玩耍、闲闲拆解的文字九连环。 　　　　她仍旧在合肥，一个中国最稳当的中型城市里做着自己的晚报副刊编辑，以网名“忽如远行客”与“尔林免”，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的“红文”被贴来转去。有时跟帖达200多封，其中不乏创见，也有毫无意义的恭维，并且免不了有如闫红语：“人在明处，防不胜防的暗箭伤人。”她为此不得不换了ID。 　　　　“现在似乎是我沾了刘心武的光，或者说沾了中央电视台的光。”闫红这样解释自己的“偶入名利场”。她出书时，恰逢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的电视讲座开播，“读者开始对一切跟《红楼梦》相关的东西感兴趣了！”闫红不否认自己无意间搭上了顺风车，但她认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非专业红学热，不过是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推波助澜下，一场集体的“社会共谋”。 　　　　红学 “四有”新人 　　　　普罗大众以群体规模正解、误读乃至歪批《红楼梦》其实早就一发不可收。刘心武事件不过是一个“天下大乱”的火引。当下的非主流红学热其实缘于对曹雪芹生辰的争议，“红学”的“壬午说”、“癸未说”等不同说法分别把年定为曹雪芹“逝世240周年”，为此轮流举办纪念活动，此间，如周汝昌这样的红学大家竞相出书立说，《红楼夺目红》的不俗成绩让文化圈侧目，拉长的红学庆典也让更多的槛外人对红学研究“有所思”。 　　　　而网络则成了红学票友串联最方便的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由热心网友创办的红楼网站，如今更是前赴后继，且大都出落得美仑美奂；各类论坛开始渐成气候，诸如□□红迷会这样的组织也芳菲尽吐，网友风涯子甚至为此总结出了红学的“四有”新人，即“有钱、有闲、有病、有癖”。 　　　　同样是70代女生的沈威风是在有闲的时候解构《红楼梦》的。在加拿大闲极无聊的沈威风去年开设了《职场红楼》专栏，如今结集出版，与《王熙凤是个好领导》一起，放在经管书柜台热卖。其实她也写了《凤姐这样的女高层》，不过那是一个伤感的职场故事，为考据出与影星梅艳芳一样得了宫颈癌却强撑着风光的职业经理人凤辣子打抱不平。　　　　活读《红楼梦》是非专业红学的立身之本，几乎每个人都能够从《红楼梦》里吸收钙质：既有借题发挥者，比如《贾琏的底线和私有财产保护》一文，就贴于全国□□会向全社会公布《物权法》草案之际，娓娓道出贾琏都不耻的侵占民财之罪，警省世人；也有八卦的二奶性格分析：“尤二姐这个妞，觉得她性格前后变幻太大，骚时太骚，一旦转变方向，又贤惠得没有道理。后来才渐渐明白，所谓盗亦有道，尤二姐奉行的就是二奶之道。”更有人将古典《红楼梦》顺手牵进了虚拟的当代，煞有介事地在网上建立了“大观园小区”，“省亲别墅一号”堂皇标价出租；亦有不少人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呕心沥血地在案头或者网上“拷红”，享受着抽丝剥茧的乐趣，其中有棒喝真理者，也不乏惹笑搅局甚至哗众取宠者。 　　　　“就像不要把《红楼梦》看得太神圣，也不要把红学看得太神圣”，沈威风表示，她目前仍然对《红楼梦》情深意笃，但是倘若需要，写完了《职场红楼》，也不是不可以再写《职场青楼》，“实用主义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沈威风一语道破玄机。 　　　　“草根红学”的社会生态 　　　　非专业红学发端伊始，便与专业红学关系微妙，亦有逍遥派与学术派之分。沈威风“洁身自好”，一早表明了戏说的态度，以免“被人批成猪头”；闫红也借着误读的名义逃之夭夭：“我都说误读了，你就别跟我计较了。”闫红坦承宁担“小儿无赖”之嫌，也不愿意作为靶子被乱箭穿心。 　　　　而因特网多的是不畏死者。青年学者、现任一家报社编辑的陈林认为非专业红学热的隐蔽前提是，专业红学研究折腾了这么多年，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等红学的“三大死结”，至今尚无定论。而因特网提供了一个平等的介质，什么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可以迅速在公众中传播，红学研究不再眼巴巴只是看着专家学者大侃特侃，“大家都是猜，凭什么你猜得我就猜不得？” 　　　　如今，陈林担任着新浪网“红楼一梦”的版主，那里号称是“草根红学”的集散地，每天有固定的百来号人看，与多数红学论坛相比，这里插科打诨的成分少些，更多的是一些草根文学青年在发奋习艺。不过陈林反对所谓的“草根红学”的划分，认为高贵的不是阶级和身份，而是遵不遵守学术规范，是否实事求是、言之有据？因为“主流可能不实事求是，不遵循学术规范；非主流未必不事实求是，未必不遵守学术规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认为，“草根红学”的出现是有它的现实根源的。他将红学分离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红学是指一切有关《红楼梦》的阅读现象，狭义的红学则是指真正的学术研究。前者只是把阅读、诠解《红楼梦》当作一种消遣，纯属个人兴趣。“没有谁规定得有什么资格才可以阅读《红楼梦》，对于个人阅读行为，规定了也没有用。对于公开出版物，如果事先声明是用游戏的角度，用玩笑的角度来解读，也不妨作为‘草根红学’存在。”而对于作为真正学术研究的红学，则需要严格规范，陈维昭不否认自学成才，但是对红迷们提出了忠告，业余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学术规则的约束，先要对中国文学史有常识性了解。 　　　　陈林也承认在这个庞大的红学业余爱好者圈子里良莠不齐，很多人就是凭兴趣闹着玩而已，也有极少人在认真研究，但是路子不对。“目前的帖子，有趣的不少，但质量不高，这跟发帖者本身缺乏学术训练有关系。” 　　　　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出身的陈林力图突破这个瓶颈，因此把红学研究当成了自己的社会博士论文来攻读。他的观点不可谓不惊人，考证出《红楼梦》为曹雪芹之父所作，这一观点除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外，也在《新京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探讨。 (《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红学及“×学家”的终结 　　　　《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刘梦溪语)，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 　　　　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不久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电视上“揭密”《红楼梦》，引发主流红学界的“围殴”，认为其“生编硬造”。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红学的弊端，而且为中国学术界现状，提供了一幅轮廓准确的素描。 　　　　《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刘梦溪语)，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 　　　　最先批评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极右”获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蓝翎李希凡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威”。“红学”从此沦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之后，大批学者涌入红学领域，掀起长达十年的复兴浪潮，在“曹雪芹画像”和大观园所在地之类的命题里辗转反侧。但不久之后，基于“材料”匮乏，主流红学迅速丧失了最后的“索隐”和“考据”能力。这种“技术崩溃”触发了红学的“重大危机”(余英时语)。尽管如此，主流红学家仍然拒斥刘心武“猜谜”式的“异端”，敌视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和阐释学等各种新的阐释方法，一味抱守“索隐”和“考据”的残缺。 　　　　这种可笑的学术自宫，乃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普遍征候。就连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张爱玲，都是这一学术道统的牺牲品。她“十年考据”的成果《红楼梦魇》，沉陷于枯燥乏味的文字考据，仿佛是对鲜活人生的一次彻底的背离。在经历了情场的诸多挫败之后，张爱玲这种古怪的“出家”方式，向我们昭示其对于尘世情缘的绝望，但它却为红学的乏味本质，作了最深刻的诠释：《红楼梦》本来是题写生死爱情的热烈宣言，而“红学”却成了逃避爱情的寂寞寺庙。 　　　　与红学命运相仿的是各种文学研究会行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畸形繁荣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浪潮，不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会，就连那些被官方认可的现代作家，也相继成为各大学术庙宇的神明。以鲁迅为旗帜的鲁学，以茅盾为偶像的茅学，以老舍为对象的老学，如此等等，形成强大的“研究会体制”。 　　　　然而，只要返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些官办“研究会”，二十多年来把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见解陈旧，话语僵硬，缺乏真正的创见和活力，却全面垄断资源(科研经费和学术刊物)，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少数人专营的“饭碗”。 　　　　由于效率低下，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研究会”90年代以来都趋于萧条，大多数名存实亡，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第N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活一回，喧嚣数日，又再度落回到“木乃伊”的状态。最近还有人成立“巴金文学研究会”，在小圈子内册封正副会长和理事，以“坐台学术”的姿态书写“巴金神话”，以攫取“巴学”这最后一块“学术蛋糕”。但这样的研究机构，除了重蹈那些“研究会体制”的覆辙之外，并未向我们展示任何新的生机。 　　　　尽管如此，在党同伐异、捍卫威权方面，“研究会体制”却显示出惊人的效率。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当推鲁学家和红学家。他们凭借“官学”的身份，掌控学术权柄，痛殴异见争鸣者，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流红学界平素一片死寂，似乎已经蛰入漫长的学术冬眠，但只要面临外部挑战，竟能迅速翻身应战，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刘心武的猜谜式研究，不过是小说家“玩票”之举，竟成为红学家的心头大患，讨伐声势之大，令许多人感到震惊。 　　　　这一“过度自卫”事件向我们表明，在21世纪文化多元的社会架构里，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研究会体制”，非但没有推进文学的繁华，反而堵塞了文学研讨的自由言路，加剧了学术生态恶化。 　　　　拯救日益衰退的文学研究的惟一道路，就是规劝那些“研究会”自行解散，并且恭请那些毫无建树的“×学家”下岗。或如批评家张闳所建言的那样，在央视举办超女式PK，让失败者在现场温情脉脉地告退。 　　　　十四　　武衍镇：红学现状是否可取　　作者：武衍镇
　　　　针对当前红学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我不止一次问自己??《红楼梦》到底是什么？笼统地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汇集了对人生情感，审美艺术，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反映，在思想上能够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大智慧作品。 　　　　看着目前的复杂局面，我痛心之余，不禁要大声呼吁，广大读者如果想对《红楼梦》有些研究，而不仅仅停在欣赏的角度的话，那么去好好地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吧。先搞清最根本的观念和方法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有了较客观较深刻的认识，再回过头来读《红楼梦》也不迟。 　　　　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要拿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红楼梦》，而是希望大家能有客观的观念和方法。《红楼》作品中不乏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探讨和反映，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社会发展规律，文化的形成，也教了我们怎样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每当我读《红楼梦》有新的感悟时都要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将二者作综合的思考。 　　　　有这样一个问题，谁能说《红楼梦》原著中一定没有作者对当时史事的影射和批判？是的，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但作为现代的一位读者，以当今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历史观念来看，即使有影射，即便我们弄清了这些东西，意义何在？价值何在？大概只能满足那些索引者的好奇心而已。新红学家中，俞平伯先生是我素来敬仰的。我称赞他的某些方法和工作，他通过脂本，版本的研究对原著内容的完整作出了不懈努力并有所建树。 　　　　《红楼梦》固然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创作环境，研究这些东西对原著的理解及内容的重新定位是有帮助的。如今的红学探佚学成果堪称显著，不过盲目性亦很大。某位作家发起了所谓“秦学”热潮，还拿出了自己的小说作品。仔细审视这样一个作品，无论是在红学研究意义还是在文学成就上，它给读者的帮助有多大呢？不否认这里面包含了新的考证，探佚成果，但很多细节难免牵强附会，自圆其说。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来看，较之原著，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它??俗陋！我不明白，这样一个既不符合红学研究宗旨，又不能给人以真，善，美感受的作品，为什么能引起如此大的影响。可见，现在很多读者的趣味还是局限在奇闻秘事上。譬如古往今来，野史为什么能吸引很多读者，直接说可谓是满足其好奇之心；冠之以美名则是弥补正史之不足。 　　　　总之，脂本，版本研究与探佚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读文本，这个大的方向不容偏离。而现在很多研究者却背离了这一方向。《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我一贯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建设社会主义新的精神文明。原著对人物的性格，情感及心理状态的刻画反映，放到当今的社会里，仍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 　　　　《红楼梦》的某些创作手法与价值取向深受《史记》的影响。《史记》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虚者，无是公也，开《红楼梦》贾雨村（假语村言）之先河，只是《红楼梦》将之推到了极至。又譬如《游侠列传》中“闾巷之人，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何知仁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人生社会，道德伦理与价值取向的辨证之论，在两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确立之初就已达到如此水平，《红楼梦》作者对此思想的接受，反思之深，自不必细说。司马迁生活在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立的汉武帝时期，书中百家思想对其影响自是十分之深。《红楼梦》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初的封建社会末期，尚且处于奴隶社会的女真族统一了中原，在统治大汉民族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进化。小农思想对维持社会的经济基础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政治上达到顶峰的君主□□遏止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文化上甚至有倒退倾向，这在某种意义上客观地促使了《红楼梦》的出现。人人平等的思想即是接受了李贽的主张，李贽竭力捍卫自己的思想，他在那个时代里是孤独的，悲剧的结局亦是必然的。《红楼梦》通过对人生价值取向的探讨，进步可贵思想的普遍赞扬正充分体现了李贽悲剧人生里不妥协，硬骨气的伟大精神。另者，《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深得唐宋名家的精髓与风范。 　　　　再说一下《红楼梦》所展示的人生哲学。德国哲学大师伽达默尔曾提出：也许哲学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别的样子。很显然，这位一向致学严谨让人尊敬的老先生如此说不是哗众取宠，自从他将解释学哲学完善并系统化，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以欧洲文化为基础，通过理性思考建立起来的西方哲学体系所规定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已成定式。伽达默尔正是力图打破这种定式，通过多元的文化传统（进行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创建一种崭新的哲学。《红楼梦》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与概念系统，但作者通过文学这种手段将自己的人生哲学蕴藏其中，其智慧不逊于任何一种哲学。伽达默尔写有《美的现实性》一书，系统地论述“美”。《红楼梦》直接绘制了一幅美的画卷，较之伽达默尔的作品更形象。
来自：红楼艺苑　　十五　　　　中国红学会会长：刘心武的秦学靠不住　　作者:采写/记者甘丹来源:新京报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日前已正式面世，由他和他的书所引起的关于红学的讨论，以及《红楼梦》研究学术规范的问题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刊物《红楼梦学刊》日前刊登了前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以及现任会长张庆善的采访，在这些专访中两位红学家都谈到了刘心武的现象。此后，本报对张庆善做了专访。 　　张庆善认为刘心武在学术上“混淆了文学和素材的关系，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　　　　批刘心武　　　　“他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红楼梦学刊》上提到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张庆善：实际上，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既是一个文学常识问题，又是红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刘心武先生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应该知道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是允许虚构的。他从所谓的秦可卿的原型入手，解密《红楼梦》。但他说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胤i的女儿，可这个原型人物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是刘心武先生猜想出来的。刘心武所谓的“秦学”都是从这个不存在的原型开始的，他的“秦学”还能靠得住吗？他混淆了文学和素材的关系，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　　　　退一万步讲，就算历史上有这个原型，但这个生活原型进入到文学创作领域之后，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就不完全是一回事了。从原型到艺术形象不是机械的复制，不是简单的生活实录，而是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作者必然要有艺术的虚构。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不会不懂这样的常识。　　　　刘心武先生说自己是“探佚学中考证派”。但不管是探佚还是考证，不管怎样，做学问都必须是有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现在这样的做法确实是没有遵守学术规范的。我认为你们对胡文彬先生做的采访中，他大声疾呼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谈学术规范　　　　“实事求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新京报：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学术规范，如何来遵守？　　　　张庆善：就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可能不同的学科有各种各样的讲究，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是根本。这个问题不仅是针对《红楼梦》研究，现在学术界确实存在做学术研究不严谨、不规范的问题。　　　　做学术研究论证一个观点，最起码也要做到自圆其说。遗憾的是刘心武先生的观点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和学问，他这样研究秦可卿就说是“秦学”，那么研究王熙凤就可以说是“王学”或叫“凤学”，研究贾宝玉就是“贾学”，那么研究一部《红楼梦》能整出这么多的“学”来，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学”就是那么容易建立的？这不就乱套了？　　　　做一个学问要求遵守规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刘心武先生提出秦学，提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那么他就要拿出历史文献和可靠的历史记载来论证，他从哪些文献资料记载中查到了胤i有这样一个女儿？同时他还必须能证明这个人跟《红楼梦》的关系。　　　　如果拿不出资料来证明，这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不严肃不认真的治学态度。这不是很过分的要求。我的老师当年教学要求我们非常严谨，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讲到学风问题，明确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这些学术规范都是应该遵守的。　　　　驳网友支持刘心武　　　　“用学术争论反证刘心武正确是不对的”　　　　新京报：有网友在网上支持刘心武：红学家批评刘心武做的研究不讲究学术规范，但红学家现在说的《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同一个作者这些观点还是一样找不到切实无疑的证据，那是不是也是没有学术规范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庆善：读者如果这样说，那就是对红学的研究状况不了解。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的问题确实有争论，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不是他写的。当然也有不一样的说法，这都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但需要说的是研究者说出任何一个观点的时候，都是拿出了材料才能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的。现在我们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脂批、文献记载包括《红楼梦》本身的交代等许多材料来证论的。并不是像刘心武先生那样虚构，完全找不到资料证明。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都还可以深入讨论，你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但你的观点至少要有材料支持和证明，不能是完全想象和虚构。如果读者就拿现在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来反证刘心武的做法是正确的，那是不对的。　　　　评刘心武回应　　　　“用‘职务’反驳蔡义江存在误解”　　　　新京报：前不久刘心武也发表了一篇自己对目前一些批评的回应，这个回应你看到了吗？　　　　张庆善：刘心武先生说蔡义江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写了蔡先生是两届政协委员等职务，说这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说《红楼梦》研究跟这些没有关系。其实我认为刘心武先生出现了误解，接受记者采访，这个人是什么身份，肯定要写明的嘛。比如你采访我，也会说我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等等，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做法，并没有刘心武说的那种意思。刘心武先生应该回应的是，蔡先生哪一点批评错了，你可以指出来。而在我看来，刘先生首先应该告诉人们废太子的女儿有什么根据，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刘心武说我们要尊重他的观点，要有宽容心怀，说要尊重他说话的权利。这是当然应该的，谁也没有不让他发言。但不能用“宽容”来代替学术批评。讨论学术问题时，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原则，不能说我要尊重你，就不能批评你，就不能指出你的错误观点。梁启超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思红学“普及”热　　　　“读者偏爱‘揭秘’，红学家要负责任”　　　　新京报：现在有网络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证明了很多读者都是支持刘心武的，而且刘心武的书也很受关注。　　　　张庆善：我不知道这个网上调查能覆盖多少人，但我接触的人没有支持他的观点的。也有读者写信到我们这里说不支持他这种说法。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不能把很多人支持他作为他是否正确的判断标准。　　　　其实这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红楼梦》谈思想，谈文化，谈艺术性读者就不感兴趣，而“揭秘”、“探佚”读者就感兴趣？前几年，霍国玲的“解密红楼梦”也影响很大，她说《红楼梦》讲的就是曹雪芹和他的情人联合把雍正给杀了。她到北大去讲座，北大的学生也很欢迎。我的一个朋友是北大的教授，他很悲哀地说他这个老师不称职，为什么学生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要去相信这种没有根据的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红楼梦》太有魅力了，每个读者在这其中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都会去做一些解读，但这个解读是很个人的，这并不是做学问。　　　　新京报：你刚才说那个北大老师说自己是个不称职的老师，说自己有责任。　　　　那么现在红学家说刘心武的东西不正确，但读者却很喜欢，红学家是不是应该也负责任呢？　　　　张庆善：要这样讲的话，红学家确实有责任。我们应该要注重普及，把红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基本的红学常识传递给读者，让大家知道这些基本的知识。并且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引导读者，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家要去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你也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些探秘的东西有这么大的魅力，我也没搞清楚。　　　　红学会会长张庆善接受专访，表示尊重刘心武，但宽容不能代替批评。　　　　十六　　　　红学家出书猛批刘心武　　称其解读充满阴谋　　　　作家刘心武关于红楼“揭秘”的书销量十分可观，但同时他解读《红楼梦》的一些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抨击。近日，中国红楼梦研究会理事郑铁生又出书《刘心武红学之疑》，公开质疑刘心武。 　　　　在这本书中，针对刘心武的红学研究，郑铁生从学术视角和平等交流的层面，提出一系列质疑和理性批评，主要证谬了刘心武“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及其内涵，得出了刘心武的“秦学”内涵缺乏文献依据的结论。如针对刘心武所说的秦可卿为康熙年间废太子的公主，作者通过细致分析认为，刘心武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是杜撰。郑铁生告诉记者：“作为红学研究者应引导读者去欣赏《红楼梦》的艺术特色，而不应该以猎奇的心态去研究小说中每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原形，文学作品的创作毕竟是艺术的升华，不可能做到一一对号入座。”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为该书做序，在序言中他赞同红学家对刘心武的批评，认为他的“秦学”没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存在生编硬造、歪曲文本、牵强附会等学风问题。 　　他说：“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充满了阴谋和斗争。把《红楼梦》解读成了这样真是令人担忧。《红楼梦》不是‘红楼秘史’或‘清宫秘史’。把《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解读成了‘秘史’，并不能提高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只会贬低《红楼梦》。” 　　对此，刘心武表示，有关《红楼梦》的问题有很多，他也十分愿意听取各方意见，如果别人说得对，自己也会接受。但他希望大家能研究一下针对他的讲座和图书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学现象。　　　　　　　十七　　刘心武小别“红学”涉足“鲁迅研究”　　　　因“揭秘红楼梦”再度声名大噪的作家刘心武，近日推出了其最新的“小小说集”《楼前白玉兰》。写作小小说虽然已有40几个年头，但刘心武却只把这看作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侧面。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心武表示，他始终在继续着自己的创作之路DDD写小说、写建筑评论，甚至写歌剧剧本，“我最近还答应了一个约稿，要写一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来谈一谈鲁迅的作品《弟兄》。”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刘心武告诉记者，他的生活从来都是非常丰富的，所谓“十年研红”，并不是说只做这一件事情。他一直都在从事小说创作，去年推出的新作《心灵体操》虽然被“红楼研究”的声浪所淹没，但还是比较畅销的，“那本书太厚也太贵，明年我要把它分成两册再版”。他的建筑评论也在上海的《城市早报》、四川的《重庆建筑》等多家报刊杂志上定期开专栏，甚至还有这方面的专著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推出。刘心武还曾应法国方面的邀约写作了一个歌剧剧本《老舍之死》，“这个剧本现在都已经有法文译本了”。 　　　　“开罢大花开小花”、“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被兴趣广泛的刘心武奉为生活的座右铭。“历史是很残酷的，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留下来，”刘心武说，“像我的小小说，也许就有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但是，这并不妨碍刘心武把自己的生活演绎得丰富多彩，“我已经答应了约稿，要写一篇鲁迅研究的文章，谈谈他的作品《弟兄》。”刘心武认为，鲁迅研究虽然很热门，《弟兄》却一直是其中的“冷门”，“传统的鲁迅研究，对其作品社会革命性的一面比较关注，对人性的一面却有所忽略，而《弟兄》正是把人性挖掘得特别深刻的作品”。刘心武将用“文本细读”这样一种方式来剖析鲁迅的这篇作品。 　　　　“我每个月都写小小说”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名列中国当代文学史，长篇小说《钟鼓楼》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则因他的“红楼研究”而广为人知。那么，小小说的创作源于何时呢？ 　　　　刘心武透露，早在1959年他年仅17岁时，就在《北京晚报》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小说《39床》，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一开始，他只是把写作小小说当作一种练笔，后来却一发不可收拾了，乐此不疲地创作了40余年，以致每个月都有新的作品问世，被刊载在《读者》、《青年文摘》、《中国时报》等海内外报刊杂志上，作品还常被多家媒体转载。1994年，□□中央党校出版社曾推出他的小小说集《相对一笑》；2002年，《藤萝花饼》在台湾出版；2003年，又曾有《天梯之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楼前白玉兰》已是刘心武的第14个小小说集。 　　　　出于对“小小说”的喜爱，刘心武对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手机微型小说大赛”表示“鼓掌欢迎”。“这种体裁，写好了也能够成就非常精美的文学作品，而以手机为载体则是让文学跟上了我们的时代”。 　　　　十八　　　　刘心武推出“红楼情榜”　　作者：干琛艳来源：新闻午报　　　　“刘心武揭秘红楼”引出红学圈里圈外千层浪。纷纷扰扰的争鸣抨击、澄清回应，逐渐使之升级为社会关注度颇高的“文化事件”。昨日，记者从东方出版社获悉，《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的下部现正在紧张的印刷和发货阶段，并将在一两天内登陆全国各大书店。在之后的电话采访中，刘心武向记者披露了书中主要内容，并表示自己“要暂且抛开红楼研究，去画水彩画”。
　　　　“下部”破解“妙玉之谜”
　　　　据出版方介绍，《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下部主要是破解“妙玉之谜”。这个在“金陵十二钗”排名中位列第六的女子，在刘心武的“红楼世界”里，是“贾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留的一个罪臣之女，曾与王孙公子陈也俊有过一段恋情，因婚姻不成故而出家”。刘心武更是依据“隐藏在民间的靖本《红楼梦》里一条关于妙玉的独家脂砚斋批语”，推断出妙玉的结局决非高鹗续作中的“被强盗卖入娼门”，而是“为了挽救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性命，被迫屈从于忠顺王爷，惨遭□□”，因而形成了“王孙公子叹无缘”，“风尘肮脏违心愿”的悲剧。
　　　　刘版“红楼情榜”将面世
　　　　刘心武告诉记者，“揭秘红楼”下部共有十八讲，但在《百家讲坛》中仅说了五讲就因“论争风波”而暂停，所以大部分内容还未向观众披露过。十八讲中除五讲是关于妙玉外，还有关于贾宝玉的三讲，合讲宝钗黛玉的三讲，史湘云、李纨、王熙凤母女、迎探惜三春，也各有一讲的篇幅，还有两讲分别解读十二金钗副册和又副册。至关重要的是，刘心武将在该书的最后一讲中，完整地排出除宝玉外“一百零八位位次的‘红楼情榜’”。
　　　　刘心武透露，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因为种种原因，传世的只有八十回，但根据考证，刘心武对八十回后回目的设计，很可能是一百零八回或者一百一十回，“最末一回有‘情榜’，入榜的除贾宝玉外，都是十二人一组的女性，即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三副……共九组一百零八人，每人都附有考语”。而刘心武此次借该书的出版，为读者还原出一个刘版的“红楼情榜”，这恐怕是该书最大的一个看点。
　　　　要过自己的生活
　　　　近日有作家北村、北大教授张颐武、批评家朱大可等文化界人士发表观点支持刘心武的“红楼研究”，并认为是他的研究“拯救了行将就木的红学”。而上海书城、季风书园等几家书店也表示鉴于“揭秘红楼”上部的畅销，书店方面正在积极备货，书的下册将在近两日内上架。对此，刘心武表示，外界的纷纷扰扰都已不能对他造成影响，“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对于是否还会去《百家讲坛》续讲“揭秘红楼”，刘心武的回答则是“不一定”。虽然央视方面再三邀请，但刘心武觉得自己应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北京现在已到秋天了，外面树叶子的颜色越来越好看，正是我每年画水彩画的时间。画水彩也是我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和研究《红楼梦》一样重要。”
　　　　妙玉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名列第六。暗示其命运的“世难容”一曲在《红楼梦十二支曲》中亦排在第六位。刘心武认为《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十二位女子只有她不属于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亦非李纨、秦可卿等嫁入贾府的女子，竟然排名居中，是很值得探究的。刘心武认为《金陵十二钗正册》完全按照该女子在书中的重要性来排序。十二钗前五位分别是黛玉、宝钗、元春、探春、湘云。而第六位竟是“不知姓氏为何、真名失传、单知法号”且在前八十回中仅出现了六次，到了第四十一回才登台亮相的妙玉，因此可以推断，她必定将在《红楼梦》八十回之后的情节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对红学界长期以来将“世难容”曲中“王孙公子叹无缘”解释为妙玉暗恋宝玉，刘心武更是绝不苟同。相反，认为她是由于与某“王孙公子”大胆相恋世所难容，所以才出了家。而那位“王孙”，据刘心武推测，是十四回中偶然一现的陈也俊。　　　　十九　　　　台湾红学家为刘心武鸣不平　　　　《红楼梦》今年似乎特别火，先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在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做了“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后有青年学者吴祚来一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掀起对文人介入红学研究的大讨论，最近则是一帮红学专家联合撰文对刘心武“群起而攻之”。昨日，台湾著名美学家蒋勋趁随台湾著名的舞团“云梦舞集”到上海演出舞剧《红楼梦》之际，忙里偷闲“溜”到南京，带来自己的红学作品《舞动红楼梦》。蒋勋谈到大陆目前对《红楼梦》以及红学的诸多争议，显得有些忿忿不平，“红学研究者正在把《红楼梦》的市场越变越窄，为什么要人为制造进入《红楼梦》的障碍呢？” 　　　　蒋勋告诉记者，《红楼梦》在台湾当地最大的连锁书店之一诚品书店，连续很多周的销售排名都是倒数。于是一帮热衷于向青少年推广普及《红楼梦》的学者分散到台湾的各个城市，以开讲座的方式一回一回向青年人介绍《红楼梦》的魅力所在，几个月后，《红楼梦》的销量竟上升至第一名。“其实并不是不能看《哈利?波特》，只是希望青少年知道，我们中国也有一本经典著作是值得看一辈子的。 　　　　谈到目前大陆红学界沸沸扬扬的争论，蒋勋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了解程度，不过言谈温文尔雅的他还是忍不住要站出来为刘心武说话：“其实《红楼梦》应该是个公开的领域，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进入，考证、研究都没问题。没有必要非要正本清源，一个套路才行。”在蒋勋看来，红学发展到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红楼梦》原著的伤害，太注重考证会给青少年带来误导，觉得《红楼梦》太过高深，产生阅读畏惧情绪。“其实十几岁的孩子完全可以把《红楼梦》看成是一群少年之间的故事，先进去，然后再通过反复地阅读来逐步理解。如果以后《红楼梦》连看的人都没有了，再做考证又有什么用。”　　　　二十　　　　蔡义江：刘心武的研究热闹不了多久　　本周日，刘心武将签售上市不久的《刘心武揭秘2》。近一段时间以来，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做演讲引发的“秦学”大讨论，点燃了文化界的沸点。伴随着公众、红学家、文学家的参与，讨论焦点甚至一度偏离了学术讨论而转为红学“准入”资格之争。炒得热是不是能够说明学术成果高明？这个原本应为实质的问题似乎不应该被忽视。为此记者采访了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 　　　　红学研究之说法 　　红学 “准入说”根本就不存在 　　　　记者（以下简称“记”）：围绕刘心武和红学家之间的争论现在演变成一场公共文化事件，您是否感到意外？ 　　蔡义江（以下简称“蔡”）：当时《艺术评论》采访我们几个，谈对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有什么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被人称作“围殴”，好像我们几个人围起来打刘心武，人为地挑起这样的矛盾来，刘心武因此也不冷静了，说我研究《红楼梦》，你们有什么权力叫停呢？没有人能叫你停，除非你自己愿意停，只是人家知道这条路在学术上是走不通的，像一个人走到死胡同，别人告诉他，听不听由他。 　　　　记：从吴祚来、胡文彬对刘心武的批评到后来一些作家学者支持刘心武，分化成“批刘”和“挺刘”两大阵容，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 　　蔡：说实话我没看到多少观点在交锋，而是看到人为制造出来的矛盾，显得很有戏剧性。还有人认为红学家设置了准入门槛，表现得十足霸道，这就更奇怪了，刘心武讲座或者出书，谁能霸得住你呢？没有人向他发布禁令。别人指出他说得不对，就被当成“围殴”，这不是不让人讲话了吗？民意调查说80％的人支持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我也算在这80％的人里面，我不但支持他的研究，而且欢迎他的研究。谁都可以研究，都可以发表意见，只要你不侮辱别人的人格，别人就用不着激动。 　　　　记：本来可以正常进行的学术争论最后偏离了焦点，变成了红学“准入”资格的争论，红学家是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狭隘？ 　　蔡：我读胡文彬的文章，觉得他的用意不是限制谁“准入"，而是说越到影响大的媒体，越应该有社会责任心，越要谨慎，不要误导年轻人。你的文学创作可以随心所欲，比如依托《红楼梦》故事写两篇“可卿之死”、“元春之死”都可以，但是你要说秦可卿就是你考证出来的那样一个人物，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相信你，别人肯定是要讲话的。说到“准入”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存在，进进出出毫无顾忌的。发表不发表要看杂志或电视台，从学术或收视的角度认为刘心武可以讲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而且，胡文彬的讲话是他个人发表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红学会、红学家，红学家太多了，不要混为一谈，只能说具体某个人，而且要有根据。 　　　　红学研究之考证 　　文学人物形象是考证不来的 　　　　记：刘心武认为“证”出了秦可卿的出身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您认同吗？ 　　蔡：我在做讲座的时候，一些听众递条子也问我怎么看刘心武的研究结论，我的意见始终是不能苟同。《红楼梦》是一部文艺作品，可以想象、虚构，但研究它就是科学，实事求是是研究的要义。考证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考证的对象一定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必须是可靠的资料，文艺作品的形象是不能被考证的，这是常识。你可以考证曹雪芹或曹家，但《红楼梦》中的人，作者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至于有没有原型，只有作家自己说了才算数，你说林黛玉的原型是苏州的什么女子，能考证吗？作者说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刘心武偏说她是废太子的女儿，怎么能证明呢？除非曹雪芹自己证明。 　　　　记：文学人物难道不可以有生活原型吗？ 　　蔡：文学人物可以有原型，但原型的来源往往非常复杂，讲不清楚的，无法单纯地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一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不会像一幅肖像画、写生画那样将模特临下来，里面有很多人要彼此互动的，如此非要进行艺术虚构不可，可能几个人的原型合成一个，或者一个人分成几个化身，尤其是曹家那样命运与政治风波紧紧相连的家庭，更不可能将一个现实中人这么严丝合缝地写到小说中来，这在曹雪芹那里也通不过。 　　　　记：很多人认为刘心武的见解有学术性，因为他解谜的过程是有逻辑性的，一环扣一环，听起来挺有意思，您认为有道理呢？ 　　蔡：如果《红楼梦》里充满了刘心武所说的“谜”，一个人能奇思妙想到这种程度，那么曹雪芹就变成历史上著名的游戏制造专家，而不是文学家了。因为文学家第一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物怎么写才能活起来。如果《红楼梦》的创作像他讲的这样是为了暗藏机关来影射什么，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太令人怀疑了。 　　前两天我刚刚主持了张书才先生的一个讲座，他专门研究雍正、乾隆时期档案的，他认为刘心武对清史的很多认识都是自相矛盾、违反常识的，从年龄来说，他说秦可卿生于康熙51年10月，死于20岁那年，死因是由于贾元春告发其身份。而后又说贾元春告发之时，正是乾隆登基的期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第二年她理应为先皇帝守孝，根本不可能省亲。据刘心武所说，元春比秦可卿要大六七岁，起初元春分给废太子处做宫女，后来废太子之子把元春重新分配给乾隆。但一个废太子的宫女如何能分给乾隆当妃子呢？他用违反常识的事情作为证据能得到什么结论就可想而知了。 　　　　红学研究之发展 　　新索隐派不久就会销声匿迹 　　　　记：刘心武的书和讲座都吸引了很多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蔡：很多人因为没有时间读《红楼梦》，但是看了他的书满足了自己的猎奇心理，他们不需要像专家那样去严肃地治学问，管他正确不正确，只要读起来有兴趣就好。不过，炒得热并不能说明学术成果高明，以索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在红学史上并非仅刘心武而已，不过刘是新索隐派，他们每一次出现都会引起一些轰动和争议，但不久就会销声匿迹。 　　　　记：索隐和实证是红学研究的两个不同方法，前者是不是更富想象力一些？ 　　蔡：“索隐”是指根据小说的情节发现隐藏在里面的历史事实。新索隐派和老索隐派方法一样，也是猜谜，老索隐派是把小说里的事和历史上的事牵强附会地对应起来，但是那些影射确有其事。不过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又是虚构的，最早的新索隐派是写《红楼解梦》的霍国林，他认为曹雪芹的情人被雍正占为妃子后和曹合谋杀死了雍正，今天听起来很荒谬，可是他在北大讲的时候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和刘心武的情况有点相仿。后来他们搞古典文学的老师不好意思地讲，同学们虽然都爱好文学，但对清史了解太少了。所以，不是我们这些人守旧，接受不了新观点，是这样的观点太荒谬了。 　　　　记：您预计刘心武的秦学能热闹多少时候？ 　　蔡：这个不好估计，但结果肯定是和霍国林一样。如果写《红楼梦》研究历史的话也不会提到他，因为他的东西没有任何证明，纯属戏说。 　　　　红学研究之现象 　　目前乱读红楼现象比较严重 　　　　记：其实一部分红学家也在做猜谜工作，只不过他们没有刘心武这么有名，但也在走着他的路子。 　　蔡：对。现在乱读红楼的现象比较严重，像霍国林、刘心武的东西可读，但不是正确的读法，还有很多为了评职称、出成果、跟风赚钱出版的东西既不可读也不正确。所以，你在看《红楼梦》前不要看红学方面的书，读完原著如果想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和曹雪芹有直接关系的材料，比如敦诚的诗，与曹家有关的几个档案，形成自己的心得，慢慢地再参考别人的看法。如果自己没有看法，读了这家信这家，读了那家就信那家，是最没有资格研究《红楼梦》的。 　　　　记：其实公众很想看到红学家给他们提供既可读又科学的读物。 　　蔡：我在为这样的事努力。教育部要在三个省试点语文选修课，我负责编“《红楼梦》选读”的学生课本和教师用书，给中学生阅读，必须特别有责任心，为此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把十几个版本的《红楼梦》对照，一字一句进行了修订，这是读书的基础，如果后人看到的不是曹雪芹自己原来写的，而是后人改过的，就误人子弟了。原文大约80万字，加上注释有100多万字。对中学生讲《红楼梦》，不能把争议拿出去，我尽量做到科学、有依据。 　　记：如果中学生也是热捧刘心武的读者，他们不喜欢您的说法怎么办？ 　　蔡：那就看教师的引导了，况且我的书里没有谈秦可卿的文章。 　　●人物简介 　　蔡义江：1934出生。著名红学专家、学者，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红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出版主要著作有：《蔡义江解读红楼》《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注、《蔡义江论红楼梦》等。　　　　二十一　　　　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批评某些“研究成果”不是“百花”而是“垃圾”　　　　蔡义江先生是著名红学专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红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诗词典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注》、《蔡义江论红楼梦》、《红楼梦丛书全编》等，其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自上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已发行逾百万。　　在接受《大河报》记者张体义采访时，蔡义江教授透露说，他正在编写高中语文的选修课本，其中就有《红楼梦》的选读。　　谈到红学研究的现状，蔡义江说，近年来，对《红楼梦》研究现状的议论很多，褒贬不一。说好的，似乎是红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红学的春天已经来临；说坏的，认为红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认为过分乐观或悲观估计都太极端了，也不符合实际。我们要全面地、理性地、有分析地来看待研究现状”。　　蔡先生认为，红学研究的成绩是主要的，《红楼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深入，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建筑学、园林学、医药学、管理学、娱乐文化、饮食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蔡先生承认干扰也不少。他认为，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从横的方面讲，目前红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多与商品经济大潮中文章著作商品化及借此谋取名利有关。以学术为幌子，标榜创新，猎奇立异，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比如以解梦为名，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与他的旧情人阴谋毒死的；比如有人说，曹雪芹有三个，一个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是乾隆年间的；还有人说《红楼梦》其实是《青楼梦》，“金陵十二钗”是秦淮河畔的十二个□□。“如此糟踏曹雪芹和《红楼梦》，如此奇谈怪论，我认为它们不是‘百花园’中的‘百花’，而是垃圾场里的垃圾”。奇怪的是这些荒诞的说法还有市场。一些报刊、出版社一方面看重畅销赚钱，一方面又对红学十分无知，所以这些东西总能源源不断地出笼。　　从纵的方面讲，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评《红楼梦》，头开得很好。但后来发展到靠“政治打击”，人家心中是不服的，所以，那些被批评过的观点后来才会重新抬头。　　蔡教授说：“我以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还是好的，种种奇谈怪论别看一时闹得欢，但是长不了。红学研究最重要的莫过于形成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文风。看法可以不一样，但寻求真理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　　　　二十二　　　　黄安年:从刘心武“秦学”引发的争议看学术批评　　黄安年文发表：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提出“秦学”并将这种“秦学”观在中央电视台学术性栏目长时间连续播出，在红学研究界和红学票友及爱好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也唤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密切关注。学术交流网在客观转发这场争议的资讯时的按语中提出：“围绕电视媒体、传统纸媒、网络传媒各种‘红学’爱好者、关注者、研究者就‘红学’的方方面面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有的则针锋相对，这不是一件坏事情。我们期望本着有利于‘红学’研究繁荣、有利于‘红学’健康发展、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红学’共同体的团结，把这场群众性的讨论引向健康发展和深入的轨道。” 　　　　笔者并不研究红学，也不是红学票友，对于红学实在是个外行，就红学本身确实没有发言权。但是目前围绕“红学”和“秦学”是非的争议，涉及到学术领域的一些共同性问题。本着学术为公，资源共享，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宗旨，对学术争议中的共同性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朋友们。笔者以为，在商品大潮冲击、宏观管理乏善、社会转型期浮躁风盛行的情况下，这场争议所引发的某些现象实在需要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媒体界的认真思考，因为它凸显和折射了学术泡沫化、学术浮躁化、媒体商业化、学术庸俗化现象。从这些现象中我们看出，在学术层面上实在有着许多需要澄清的见解。 　　　　其一，学术问题研究和讨论需要遵守学术规范 　　围绕“秦学”引发争议的是一门被称为新兴“秦学”，是在中央电视台开设的学术讲座百家讲坛上向全国亿万观众宣讲的，而不是对在娱乐节目如评书，演义、戏说、搞笑、猜谜之类或言明属创作的连续剧等非学术层面的表演。《百家讲坛》属专题讲座，是“科学与教育频道”的重要栏目，如中央电视台栏目介绍所说：“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社会各界学者、名流的精彩演讲，选择目前大家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形式不拘一格，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显然刘心武先生的长时间连续播讲定位于“建构时代常识”和“追求学术创新”是无疑的。 　　　　既然是“建构时代常识”、“追求学术创新”，而是否“学术创新”，是否符合“时代常识”，就必须要遵循学术规范，就要检验是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是否反复论证，一丝不苟。我们在学术问题面前只能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事实已经十分清楚，“秦学”的提出并没有建立在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之上，所以不少人批评刘心武先生的“秦学”不讲学术规范，指出“秦学”作为一门学科不能成立，这绝不为过。演义、戏说、揭秘、猜谜，可以博得广大观众和听众的一时喝彩，满足听众的好奇心和窥探欲，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和滚滚财源，但是不能被视为创新学术。要建立一门立于不败之地，并非过眼烟云的创新学术绝非易事。如果刘心武先生公开言明自己是在像《康熙微服私访》那样的戏说，那么谁也不会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评价“秦学”，然而刘心武先生偏偏强调自己是在创新学术，所以出于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来评估“秦学”不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 　　　　一门新的创新学术地位的确立靠的是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宣讲。搞学术绝不能□□，也不能靠大帮哄，靠网络投票。今天有人随意地提出一门“创新学术”的“秦学”，明天有人则仿效提出另一门“创新学术”的“贾学”、“林学”、“薛学”、“丫学”来，单是一部《红楼梦》就延伸出许多新兴学科来，这是在繁荣学术还是在戏弄《红楼梦》呢？看似人人都来搞学术，人人学术“创新”，热闹非凡，电视热播，媒体热炒，网络热评，实际上却典型地反映了对待学术研究一种浮躁心态。在《红楼梦》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有权关注红学并就红学发表各种意见，但是不等于人人都是红学家，不等于人人都成为学术研究者。学术要民主，也要守规矩，讲学术民主，不等于不需要学术规范，按照学术规律办事。 　　　　其二，学术不是政治，文艺创作不能政治化 　　《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宫廷秘史之类的政治影射作品和家史兴衰的实录，不能将《红搂梦》文学作品政治化。有些人似乎还停留在40多年前的□□思维定式上，力图将《红楼梦》政治化，用阶级斗争为纲、“利用小说反党”的思考来解读《红楼梦》，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利用小说隐写帝位更迭权力争斗的政治传记小说，这无疑是严重歪曲了《红楼梦》本意和大大低估了《红楼梦》的社会文化影响。我们只能根据红楼梦的文本，依据现有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来研究和解读红楼梦。□□已经过去了近40年，现在的所谓“秦学”虽自称有学界高人指点，也非真正的创新，它其实只是□□“阶级斗争为纲”、“利用小说反党”论的沉渣泛起。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走不出文学作品政治化的解读怪圈，中国文学创新繁荣的新时代是难以到来的。从“秦学”的学术政治倾向看，实在是一种错误思潮的回归。人们有理由怀疑，如此热衷于宫廷争斗的文学描写和推理，是否有利于文学繁荣和学术创新。 　　　　其三，正常的学术批评不能被视为“围殴” 　　现在有媒体把一些红学研究者对于刘心武先生缺乏事实依据的“秦学”论提出不同意见，说成是“围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围殴”的事实，我们不能一听到批评“秦学”的意见就指责批评者是“围殴”。事实上在刘先生的“秦学”传播了很长一段时间、“秦学”书籍在市场大为热销后，一些红学专家和清史专家为了澄清事实，才被迫做出比较温和的反应，如果把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议和批评说成是“围殴”，我们还有什么百家争鸣可言？难道只许刘心武和中央电视台放火，批评者连点灯的权利也没有。事实上中央电视台可以而且应该本着在争鸣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提供相同的时间，或者相对于刘先生宣讲的1/3到1/4时间在同样的讲台上讲述学者不同的学术见解。现在只是几位红学家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视为“围殴”，而刘先生借助中央电视台向亿万观众进行“秦学”轰炸却反受赞扬，实在有失公道。 　　至于说什么“官方红学”“围殴”了“草根红学”，更是与事实不合。人们清楚刘心武先生绝非“草根”之辈。有人把红学会称做是“官方”，那么刘心武先生任职副主席的北京作家协会和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就是“民间”而不算“官方”么？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文章不是早在13年前在被他称为“官方”的《红楼梦学刊》上发表过么（《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1992年第2期第147-170页），他的许多宣扬“秦学”的新著并非出版在民间出版社，而是官方出版社，官方最为权威和最有影响的中央电视台为刘提供了常人难以享有的长时间宣讲，这难道还算“草根”？显然“草根”红学说根本站不住脚。至于已经退休故属“草根”之说也难成立，刘先生已经退休，持不同意见的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同样也已退休，本是同根同源，“草根”、“官方”之别从何而来？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官方”红学与“草根”红学之争，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专家、权威、票友、草根红学和官方红学的区别。现在有人刻意渲染所谓“草根”与“官方”之争，以显示自己是代表民间，已经退休、“疲惫不堪”、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代表“官方”的主流压抑和“围殴”，以博取不明真相人的同情，这是另有所图的，也很不利于红学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其四，学术问题的是非判断不能援引民意调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 　　学术之争，既不能诉之行政干预和司法裁决，也不能依靠民间投票、民意调查的多数和少数来决定是非。学术是非的判断只能靠健康、平等的自由学术讨论，靠百家争鸣来解决，靠社会实践来最终检验，不同意见可以各自保留，真理总是愈辨愈明，但是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裁决。学术是非争议不是靠拉选票，不是靠人多势众，靠媒体效应、靠网络造势，而是要按照求真务实的精神公平、公开、公正进行学术层面的认真探索，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民意调查的方法固然可以反映特定的一些侧面，但是在目前我们的民意调查很不规范和科学的情况下，笔者以为在学术问题上运用网上调查的办法，突出多数少数的百分比，说明学术是非的倾向无助于学术问题的真正解决，搞得不好还会走入误区。至于那些带有倾向性的设问调查，更易于形成对调查对象的误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设计网上调查本身缺乏科学性，其结果怎能可信？如果加上媒体故意炒作，其负面效果不言而喻。 　　　　其五，电视和新闻媒体报道有责任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 　　在学术争鸣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中媒体的客观报道和正确导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报道不客观，导向不正确，它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我们的电视媒体如果在事实上只凸出收视率而戏说、臆说《红搂梦》，其负面导向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客气的说，中央电视台在臆说《红楼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开了一个不良的风气。需要强调的是，作为艺术创作，笔者不反对戏说，但是既然是学术层面的讨论，既然“秦学”自封为科学“创新”，就绝不能学术臆说，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公共资源，在严肃的学术讲台上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学术臆说大开绿灯，不能为庸俗化的学术解读推波助澜，不能人为制造社会文化混乱。中国只有一部《红楼梦》，在振兴中华，弘扬中华文化的今天，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怎能做自毁古典名著的事来，我们怎能把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误区。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学术研究和讨论的不实宣传报道屡见不止，实在有悖新闻职业道德，在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方面，希望我们的电视和新闻媒体报道真正地负起责任来，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其六，专业学术工作者队伍和业余学术爱好者队伍应当团结和谐 　　学术专业工作者队伍和学术业余爱好者队伍是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伙伴和优势互补成员，两支队伍不属非此即彼的对立阵营，我们的媒体更不应把目前围绕红学的不同意见争议，说成是大众化队伍诉专业化队伍，将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无论是专业队伍还是大众队伍里，都有支持和反对刘心武“秦学”观的声音。 　　红学专业队伍离不开红学大众爱好者的支持、关心和健康的学术评论，有些红学研究者原来就是从爱好者转成专门研究者的。《红楼梦》研究需要引向深入，《红楼梦》的大众化普及需要提升和健康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前者对红学基本知识和研究状况有较多的关注和了解，后者有深厚的民间社会生活底蕴。中国的红学既要向纵深开掘，又要向横广面发展，这需要两支队伍团结和谐共同发展。专业学术队伍要更多地关注大众红学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从中吸取营养，同时也要自珍、自爱，避免对于大众的误导，以娱乐性、庸俗化取代红学的普及。红学爱好者也要增加对于红学知识的了解，尊重历经百年几代红学研究者的来之不易的学术研究成果，名著《红楼梦》及前人的成果应当倍加珍爱，那种散步“红学根本就是废物”之类的奇谈怪论，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苛评。 　　　　红学大讨论不是坏事，但是讨论本身要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将学术讨论引向健康发展轨道，让学术回归学术，让红学研究和红学普及得到健康的发展。我们的电视台和新闻传媒、网络媒体，责任重大，需要共同为健康的学术评论营造良好的环境。
文章来源于：学术交流网 　　二十三　　　　新民周刊：谁有资格评说《红楼梦》？　　谁可评说《红楼梦》？ 　　　　　一部《石头记》，多少解梦人。自《红楼梦》这部巨著问世，各种研究从未停歇。今年8月，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18集讲座记录文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出版，广受欢迎。3个月不到，重印11次，销量达15万册，将近年连绵不断的“红楼梦热”推向高潮。市面上与《红楼梦》沾边的书籍都在热卖中：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张爱玲的《红楼梦魇 》，刘心武的《红楼望月》，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定是红楼梦里人》等等，连台湾美学家蒋勋也借云门舞蹈团在上海作舞剧《红楼梦》封箱演出之时，推出图书《舞动红楼梦》简体字版本，并对公众大谈自己理解的《红楼梦》。真是你未唱罢，我便登场，好不热闹。 　　　　　　究竟谁可评说《红楼梦》？ 　　　　　　这里有文化的“红楼”，也有世俗的“红楼”，有经济、政治的“红楼”，也有艺术的“红楼”。《红楼梦》似乎成了社会万花筒，每一个握着它的人，都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面。而社会越多元，《红楼梦》的镜像组合也越多变。　　　　二十四　　　　“红学热”泡沫泛起？　　自1991年开始，陈维昭就致力于红学史的研究，最近他的百万字红学史著作《红学通史》，得到不少好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到了当下正热的“刘心武现象”。 　　　　撰稿／罗栀子 　　　　《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i的女儿。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 　　　　这就是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所讲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研究结果。红学界一些专家对他的红学研究提出尖锐批评。红学家胡文彬认为他的研究全凭想象瞎猜，没一项能拿出证据；在最近一期《艺术评论》上，蔡义江、孙玉明、张书才、吴祚来等红学专家、清史专家撰文或接受采访表示，刘心武的研究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有生编硬造之嫌，不符合学术规范，甚至有人将其“秦学”讥为“红外学”，认为会对读者产生误导。为此，记者采访了《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先生。 　　　　“红学”小说 　　　　记者：您怎么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 　　　　陈维昭：刘心武的书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借助红学、借助探佚学的成果来写小说，捕捉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的生长点，与其说他在做学术研究，不如说是用学术来写小说。他的“秦学”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承认。 　　　　记者：那为何刘心武的研究广受欢迎？ 　　　　陈维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刘心武用的是探佚学、索隐派的方法。想象，是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推出结论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由于想象的大量运用，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都可以获得“文采风流”的撰述效果，因而它们都拥有比其他红学分支广泛得多的读者群。而且，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一样，有着一个游戏机制，这个游戏机制是它们得以存在、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对于游戏，参与其中的人必须遵守规则，一旦遵循游戏规则，就可以发现游戏的其乐无穷；但是，游戏规则本身是不用经过科学性的鉴定的。要求探佚红学、索隐红学遵守“科学性”原则，就像要求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科学性一样，对方反而会觉得你缺乏情趣、缺乏幽默感。 　　　　“红学热”泡沫成分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红学热？ 　　　　陈维昭：我曾说过，《红楼梦》可以普及，红学却不能普及。因为一旦学术研究“大众化”、“民间化”，势必以学术规范的丧失为代价。90年代以来，有关红学的专书，动辄几十万字，一些专书几乎自始至终都是陈词滥调，把书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剩下的也许就是几句读后感。这类专书不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们对整个红学产生反感。鼓励“红学”的民间化，实质上是对红学釜底抽薪，使红学不能真正成为学。我们看看刘心武的红学，其中有不少思路、观点、材料、论证方式，都是来自于周汝昌先生的，比如对于“日月双悬”的问题，关于弘的思路，都是来自于周先生1983年的一篇文章，但刘心武在“揭秘”时却不交待他的观点与材料的出处。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这首先就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一种表现。目前出现“红学热”，原因很多，但我们要警惕任何一种“热”中的泡沫成分。 　　　　记者：有人认为，刘心武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解读《红楼梦》，不见得就比钻在故纸堆里的红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更远离作品的本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红楼梦》，刘心武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得出不同于学术派的观点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为他不“学术”就抹杀他的观点，就不能到央视去讲，毕竟这又不是散布什么谣言。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陈维昭：刘心武的“揭秘”客观上确实起了一种推动作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红楼梦》。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为刘心武这种探佚、索隐而去读《红楼梦》的话，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会把探佚、索隐作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甚至去钻牛角尖。《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诸多漏洞，如果把这些漏洞都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强行作合”，为这些漏洞编造出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隐的心理。刘心武当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但长期以来，央视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有一种权威性，在传播知识这一方面也有一种可信性。央视当然也有权利选择开讲《红楼梦》的红学家，但选择了刘心武，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今后观众的心目中，也就培养出一种“姑妄听之”的心理。我想，这是央视在为收视率飙升而窃喜的同时所应该担忧的。 　　　　《红楼梦》不存在普及问题 　　　　记者：如今学院红学研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琐碎，毫无意义，让人望而却步，一些人甚至把《红楼梦》妖魔化了，发展成一种与原著本身无关的学术玄学与文字游戏。至少刘心武的揭秘对于要普及的《红楼梦》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何况，用学术研究来普及《红楼梦》，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于普及？ 　　　　陈维昭：历来人们对红学史的发展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判断，即认为红学史经历了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小说批评”这样一种过程。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肤浅的，是不符合红学史的实际的。我们应该看到“旧红学”与“新红学”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捕捉到“刘心武现象”的文化渊源。我在《红学通史》中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胡适的“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这一判断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红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新红学”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这是它的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新红学”的实录观念则与索隐派红学一样，旨在还原《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这样的观念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但这一观念却在红学史上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从曹雪芹时代的脂砚斋，到高鹗时代的周春，再到20世纪的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再到80年代以后的霍国玲，乃至于目下的刘心武，他们都是这股“实录洪流”中的一朵浪花。这一朵朵的浪花，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吸引了当时读书界的主要视听。我曾说过，与索隐红学相比，“新红学中存在着一种更加潜在、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索隐。这种索隐与科学精神、与文学性立场是背道而驰的，但它却往往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在当今的红学界大行其道。”实录观念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展开，必然要走向“妖魔化”、“玄学化”、“游戏化”，不管是索隐红学、还是新红学、还是当今的刘心武，都是绝好的例证。所以对于“刘心武现象”，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对它进行“意识形态化讨伐”，而是应该对“新红学”、对实录观念的非科学的一面进行澄清。 　　　　从这个角度看，把当今的红学分为“学院派”与“民间派”，这样的区分是不得要领的。现在不少人把刘心武当成是“民间红学”的代言人，实际上，刘心武的实录观念与学院派的“新红学派”的实录观念是同出一辙的。最近不少以“科学的”、“学院的”、“学术的”姿态出现对刘心武进行口诛笔伐的学者，他们本身的研究就与刘心武一样是建立在“实录”信仰之上的，他们与刘心武一起，正在唱双簧。 　　　　至于《红楼梦》的普及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阅读它，在《红楼梦》的阅读上是不存在“普及”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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