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理念下的大学校园再设计研究
作者：王慧
（博主按）几年前我到英国旅行，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一角，我注意到墙上有一块不怎么起眼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某某某教授在此”。我从没听说过这位教授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研究的，有什么名气，但却莫名的对这块小牌子产生敬意，并且拍照留念。看到王慧写的这篇论文，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我想，哪一天，我的大学也能够因为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牌子而吸引游客的目光，而不是仅仅因为校园里有个美丽的天鹅湖，那这样的大学就有希望了。
&&&&另，文中的下划线属博客软件bug，非原文所标。
第一章 绪论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民族兴旺之源。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在我国，自从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处于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更是将科技和教育事业摆在了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1999年高校扩招的实施，我国的高等教育再一次进入了空前高速大发展时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高校数量和招生人数的激增。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在校学生人数的激增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高校用地紧张、教学设备不足等普遍存在而又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于是各大高校均在大兴土木中探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法。老校区的改扩建、新校区和大学城的建设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涌现于全国各地，其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改扩建后乃至新建成的大学校园所存在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如大学校园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形象气派、一味求大求新下所造成的对土地资源的浪费；校园里大高楼、大广场、大马路盛行，忽视了校园文化气氛和人性场所的营造，使得传统校园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所形成的文脉逐渐流失；以及很多在校大学生所抱怨的校园虽然很大很漂亮但却只有“见物不见人”的荒漠，缺少归属感等等。这种现状迫切需要予以改变。
1.1.2 研究的意义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还处于发展阶段，人多地少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比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以满足我国长期发展的需求，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大学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科学中心，理应成为引领社会的表率，在自身的改扩建中高效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营造出充满人性化与文化氛围的校园空间。
本文就是在我国土地资源严重匮乏的背景下，结合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设计的有关理论，通过对国内外若干高校的校园建设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以求能够寻找出既能节约土地资源又能提高校园空间品质的设计方法与理念。
研究方法与框架（略）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略）
从河南平坟事件看我国的土地资源状况
从河南的“平坟运动”说起
图2-1 《谁动了我家祖坟》
（图片来源：http://news.qq.com/zt2012/living/grave.htm）
这张图中上方的老人叫张全友，年过六旬他亲手铲平了家里的五座坟头，他觉得愧对列祖列宗，但又无可奈何。下方的是年过七旬的张方老人，他的儿媳罗军丽和妹夫何洪庭在平自家祖坟时被猛然倒下的墓碑当场砸死，老人回想起两位亲人被墓碑砸死的情景眼泪忍不住往外涌，他万万没有想到，家里刚平了旧坟却又添了新坟。这两位悲伤而又无助的老人都是河南省周口市土生土长的农民，是谁动了他们的祖坟？又是谁为他们填了新坟？这一切都要从河南省周口市的“平坟复耕”运动说起。
2012年3月，素有“豫东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周口市的一号文件吹响了为期数月、颇受争议的“平坟运动”的号角，矛头直指死人与活人争地矛盾，力图通过消灭土葬来恢复耕地。周口市委一名宣传干部宣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期间，200多万个坟头先后被平掉，以此恢复耕地近3万亩。
河南的强制平坟引发了全国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农村传统的丧葬习俗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之久，“死有所葬、入土为安”早已成为中国人最朴素、最悠久的信仰，怎能一平了之。最终日，国务院第628号令在新修改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删去了允许民政部门可对违规土葬、乱建坟墓强制平坟的规定，这无疑是民众的一场胜利。只是当我们满心欢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正视“平坟运动”背后所埋藏的我国土地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的思考呢？
平坟风波背后是我国耕地资源紧缺的现状
虽然“平坟复耕”运动所采取的野蛮方式引起大家的质疑与抵触，但是这场平坟风波背后的我国耕地资源的日益紧缺却是不争的事实。民以为天，而粮食的产出则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耕种土地，所以耕地资源无疑是人类生存的线。但恰恰是这一关乎命脉的耕地近年来呈现出令人焦虑的危急形势。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中显示，截至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已迫近18亿亩耕地生存红线。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也许大多数的国人仍旧沉浸在“中国地大物博”的美梦之中，只是当面对13亿人这个巨大分母时，地便不再大，物也不再博。
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我国是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人多地少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也正是中央一再强调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根本原因。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国人口每年以1000多万的速度速增，而另一方面，耕地却以每年1000多万亩的速度锐减。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先生早在10多年前，就在其《二百年后不耕不种的中华大地》的论文中，不无忧虑地警告国人，如此消耗珍贵的耕地资源犹如杀鸡取卵，200年后中国农民将无地可种。没有了耕地的中国将用什么来养活自己，养活后人呢？但是遗憾的是，刘教授的警告并没能唤醒世人的保护耕地的意识，也没能阻止耕地资源的流失。那么，我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到底流失去了哪里呢？
城市建设中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中显示，2011年度全国耕地减少532.7万亩，其中除了灾毁耕地33.5万亩、生态退耕14.2万亩外，城市建设占用耕地485万亩，占比为91%。由此可见，导致耕地资源锐减的罪魁祸首正是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化每进一步，农地就会被蚕食一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全国上至省级下到地级、县级的许多城市乃至乡镇都在以“摊大饼”的方式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土地城市化”。根据来自卫星遥感图像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整个城市建成区面积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2倍以上，其中有135个城市建成区扩展超过4倍，更有一些城市扩展了20倍以上。比如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的县级市河南永城市，建成区由1990年的0.23平方公里（345亩）变为18.21平方公里（2.73万亩），扩展了79倍，是最近20年来中国扩张最为迅猛的城市之一。这些数字印证了中国正在进行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急剧扩张的背后，就是耕地资源的急剧流失。根据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数据统计，年期间，约有53.4%的城市扩张面积来自耕地；年期间，这个数字更是达到68.7%。由此不难算出，20年间我国已有1.7万平方公里（2550万亩）耕地被城市化了。也正是因为此，中国的城市化被认为是“土地的城市化”——把土地从农业用地变为建设用地，将农田变为厂房和马路。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中国地大物博。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基本事实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那就是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目前，土地开发利用粗放浪费问题非常严重。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继续占用耕地的情况将不可避免，所以如何保护现有的18亿亩耕地，如何减少耕地资源的无故浪费，将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任务。
但是在对症下药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找出病因，即我们的城市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建设用地吗？这些被占的土地是否物尽其用了呢？
随着对若干城市的调查与研究，我发现，城市中土地粗放利用下造成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地方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不顾实际需求，盲目追求国际化标准——大建筑、大广场、大马路，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屡见不鲜的通病。
1、大建筑。
如今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占地越来也多、体块越来越大的建筑，不仅是那些商业建筑，就连供人民公仆使用的政府办公建筑也未能免俗。济南市政府办公大楼——龙奥大厦，号称这个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的单体建筑，经媒体曝光后便成为了舆论热点。这座龙奥大厦占地面积约2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7.1万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15层。整栋大楼共设办公室3600余间、各类会议室70多个，可满足约6000人集中办公的需要。而目前除了公安局、农业局、交通局、房管局、城管局、防空办等7个部门尚未入驻外，已有43个工作部门、10个直属事业单位在龙奥大厦办公。
图2-3 济南市政府大楼——龙奥大厦
（图片来源：左图：Google
Earth；右图http://biz.cn.yahoo.com/newspic/biz/818/2/）
我们暂且不去计较龙奥大厦实际究竟有多少人办公，就按报道所说的这座建筑所能满足集中办公人数的上限6000人来计算，37.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则约为62平方米。而按照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中央部（委）级机关、自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机关办公用房（办公室用房、公共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编制定员每人平均建筑面积为26～30平方米，当编制员超过400人时，应取下限。”
也就是说，37.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本该可以供14269名工作人员使用的龙奥大厦，现在只能满足6000人集中办公。实际上也许根本不足6000人。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其37.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了？不看别的，光是看看那周长近1公里的内部走廊、数量多达40多部的电梯便可明白一二。以上的数字，充分地向我们证明了这座占地不菲的大尺度建筑存在着怎样的多余与浪费，又是怎样的华而不实，而这些数据还没有包括建筑周边空旷无比的广场、绿地和停车场。
龙奥大厦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望江县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竟占用12.1万平方米的耕地建成。其办公楼建筑面积达4.4万平方米，相当于8.5个白宫。
图2-4 左图：望江县县政府大楼效果图 右图：正在施工中的大楼外景
（图片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4391063.htm）
按照日国家计委下发的《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中的规定，“县级机关每人使用面积为10-12平方米。编制定员超过100人时，应取下限。”我们就算取其上限每人使用面积12平方米来算，那么按照望江县政府大楼的占地面积，应该容纳3666名工作人员办公，而一个县级政府人员编制（包括行政编制、公检法、司政法编制等）一般不会超过1500人，相比之下又是足足一半的浪费。按照关于县级正职每人使用面积20平方米的规定来计算，望江县新办公大楼建筑面积足够2180个正县长同时办公。几百年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讽刺说：“在德国，连一个最小王子的最小儿子都把自己幻想成路易十四那么大”，现在看来这句话用在望江县倒是很贴切，在望江县，连一个最小的科员都享受着正县长那么大的待遇。而且，其奢侈待遇远非仅限于此，据望江县政务新区规划图显示，与新建办公楼群一路之隔，是占地约6万平方米的广场，广场上有音乐喷泉、临水广场、亲水平台、鱼趣台、露天咖啡座、露天舞台等等。也就是说，图2-4右图中的那一片片油菜花地很快就会被这些形形色色的娱乐设施所取代。
2、大广场。
“北京天安门广场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广场”，这个被大家熟稔于心的常识如今早已成为过去式，这个纪录不断被国内一个个新的大广场所超越。目前我国最大的城市广场——星海广场（据说也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占地面积176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天安门广场之大。
图2-5 大连星海广场
（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有人说大连是一个由广场组成的城市，不仅因为星海广场之大，而是因为大连广场的数量之多：星海广场、中山广场、海之韵广场、希望广场、胜利广场、华乐广场、港湾广场、友好广场、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场、海军广场……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广场数量约70个左右。确实，城市需要广场，只是目前我们的城市广场却存在着规模过大、数量过多的倾向。也许这些广场在图纸上看起来很出色，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大多因缺少使用者而显得荒凉冷漠，最终占地不菲的广场成为了空场。
那么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市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广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院教授C·亚力山大指出：“一般来说广场的直径为60英尺（18米）左右时就算物尽其用了。这样规模的广场大家都愿意去，结果成为了令人向往的活动场所。广场的直径超过70英尺（21米）就开始呈现出荒凉和令人不悦的气氛……一个直径为100英尺的广场，如果游人少于33名就会显得空空荡荡。”如果我们根据这一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标准来进行计算，占地面积176万平方米的星海广场要想物尽其用就需要保证不少于6.6万名游客居于其中。可是一年之中，星海广场能做到几次呢？
同样热衷广场建设的还有近期因修建八仙广场欠债而闻名的四川省成都市辖崇州市的崇阳镇。该镇有居民90509人，其中城镇人口仅5万多。在修建八仙广场之前，崇阳镇已建有各类综合广场如陆游广场、蜀都广场、琴鹤广场等大大小小的17个之多，总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按照上述标准计算要使崇阳镇的这些广场不至于空空荡荡，就必须保证有7500人同时使用这些广场。别说崇阳镇，就算是崇州市也未必能够做到。本已拥有的20余万平方米的广场空间已经绰绰有余了，八仙广场又为何而修呢？这样的广场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我想除了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广场恐惧，也就是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人们坐在车辆上不断前进，把空间分成碎片，才能消除”外，只剩下占地不菲的空名了。
3、大马路。
据统计数字显示，“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土地是为适应公路、大规模停车和与机动车相关的林林总总而开发的。在城市化的美国，留给机动车的空间——街道、高速公路、停车场——几乎占据了近一半的城市区域，例如洛杉矶和底特律就高达75%至80%……实际上许多被建成的公路空间都被闲置着……”而在我国，根据2009年度土地执法检查结果显示，全国公路建设项目违法用地面积25.47万亩，约占全国违法占用耕地面积的45.84%。在中国大马路总是与雄伟、壮丽等词汇放在一起并成为人们理想的城市标志。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武汉最宽阔马路开建造双向12车道景观大道》，正是这些越建越宽的马路和滚滚的车流在消减着我们城市的密度、侵占着我们城市的土地。
图2-6 武汉12车道景观大道效果图
（图片来源：http://hb.qq.com/a/161.htm）
大马路已经成为一股风，不仅许多大城市在刮，就连一些小城市乃至乡镇也在刮。位于山东省南部的地级市枣庄于2004年10月建成一条名为“光明大道”的超宽马路，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条占地千余亩的马路为双向12车道：10条机动车道、2条非机动车道，此外还有1条中心绿化隔离带、2条小绿化隔离带、2条外侧绿化带，其最宽处达102米。而早在2004年初，建设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就联合发布通知要求严控宽马路大广场建设。其中规定“自日起，城市主要干道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40米，中等城市不得超过55米，大城市不得超过70米；城市人口在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干道确需超过70米的，应当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专项说明。目前拟建设的城市道路，超过上述规定标准的，要修改设计，控制在规定标准内。”按照标准，枣庄作为一个地级市，其主要干道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应不得超过55米，而新建成的光明大道却达到了102米。102米是个什么概念呢？资料显示，首都北京的长安街最宽处也才不过120米。那究竟又是怎样一个迫切的内在需求，可以让枣庄的光明大道在如此局势之下顶风而建呢？
图2-7 枣庄市光明大道
（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有记者对光明大道进行了实地车流量统计，有意避开了中午车辆最少和上下班车辆最多的时间，选择了下午4:30至5:00的中间时段。这半个小时的统计结果是：主路双向6条小车道有261辆车通过；辅路双向6条混合车道有105辆车通过。我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对于道路设计通行能力是这样规定的：“一条限速50公里的机动车道，每小时可通行1690辆机动车”。以此标准来核算，双向6条小车道半小时的通车量应为5070辆，而枣庄的光明道的实际情况却只达到设计值的5%。这样的交通流量，对于102米宽的12车道来说，甚至连“大材小用”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都显得大材小用了。
大建筑、大广场、大马路，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追逐其“大”的城市化进程中极大浪费了本已十分紧缺的耕地资源。于是在我国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一面是耕地资源的严重紧缺，一面是土地浪费的触目惊心。这种以对土地的粗放利用为代价的城市化不仅无益于城市品质的提高，相反的却在瓦解着我们的生活。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它替代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标。我们时代的人，贪大求多，心目中只有生产上的数量才是迫切的目标，他们重视数量而不要质量。在物质能量、工业生产率，在发明、知识、人口等方面，都出现这种愚蠢的扩张和爆炸。随着这些活动的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他们距离合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只是在如此扭曲发展，甚至已经危及生存之本的城市里，如何还能让生活更美好呢？如果说我们的城市在发展与建设的道路上已经误入歧途了，那么谁又能承担起引导我们的城市走向充满活力、安全、可持续、且健康的城市发展之路呢？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堡垒与灯塔的大学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吗？
大学能够成为引领城市和社会向上的榜样吗？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大学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而在充满变革与竞争的今天，大学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科学的中心，应该像一座灯塔，始终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前进的思想制高点上，承担起引领社会的责任。正如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德里克·博克在描述美国大学时所说的：“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也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并且是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大学不应仅仅依赖于习惯迎合时尚，被动地应答社会的各种需求，成为单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像一面镜子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而应该以一定的理性分析和价值观念为基础，成为一个正确引导社会需求的独立思考及批判中心。”也就是说大学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人类和社会清醒的镇静剂和明目药，引领城市与社会健康、持续地发展。可是，我们的大学在城市发展已经严重偏离人类需求、甚至危及人类之命脉的今天，又是怎么做的呢？下一章，我们将来看看中国的大学在这场土地浪费运动中是如何作为的。
本章以2012年备受争议的河南周口市的“平坟运动”为切入点，指出用简单粗暴的“平坟”来解决人地矛盾得不偿失。不仅因为其严重伤害民心、背离民俗，更重要的是在导致耕地减少的各种原因中，相比城市建设占地面积而言，“坟墓占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平坟”并非“复耕”的对症之举。因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顾客观需求盲目追求大建筑、大广场、大马路，才是造成我国土地粗放利用与严重浪费的罪魁祸首。如新城市主义城市人彼得·卡尔索普所说的：“在过去的5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建造的城市都有强大的核心和清晰的边界，边界之外才是农田、森林、湖泊和溪流。但在最近的50年间，城市的边界变得参差不齐，像是有一股离心力，向外抛甩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物体，散落在大地上。其中最为奇特的就是那些具有特殊用途的巨型盒子，连接它们的是成行成排的沥青路……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为了以不同形式、最大限度地消耗时间和能源而设计、规划的，包括人力资源的消耗。”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中心，大学能够成为引领城市、社会健康发展的灯塔吗？下一章我们将对其具体讨论。
大学校园建设中土地的严重浪费
如上章所述，我们的城市在其发展、建设中，无视耕地资源紧缺的严峻国情，造成了包含耕地在内的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而本该成为引领城市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大学动辄几千亩的任意扩建、新建，也成为了蚕食土地的罪者之一。早在2001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学术研讨会上，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建国针对大学校园规划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将集中总结为三点，其中第一点就是“高校攀比成风，规模求大，侵占大量农业良田，不注重土地使用效益”。可见，大学校园建设中的土地浪费现象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前中国大学校园建设发展大观
3.1.1当前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主要模式
1、异地建分校，多校区并存。
由于我国大多数稍有历史的高校一般都处在城市的中心区域，这就导致部分高校周边可建设用地无法满足校园空间扩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异地建新校、多校区并存的发展模式就成了高校的普遍之选。如今一所大学有好几个校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浙江大学有5个校区，吉林大学有6个校区8个校园，更有甚者如贵州大学现有花溪北区、南区、蔡家关、茶店、太慈桥、小关、罗汉营、沙冲路、香狮路等9个校区。
&&& 、弃老校建新校，整体搬迁。
选择这种建设方式的院校，主要是因为其财政情况不能支付异地建分校所需的巨额费用，所以通过土地置换，整体搬迁到地价较低且面积相对充足的郊区发展，一方面可以获得比原有校园面积更多的土地达到扩建校园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地价差获得部分资金，增加新校园建设的资金投入。选择这种模式进行改扩建的学校也很多，比如年间从齐齐哈尔市整体南迁秦皇岛市的燕山大学，也有2000年11月在辽宁打响向郊区搬迁第一炮的沈阳师范大学。
&&& 、建造大学城。
“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率先出现在英美等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在中国，大学城的出现可以说是在高校异地建分校、整体搬迁两种模式共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但是其生长速度确实惊人的，从2000年8月廊坊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开始，随后上海松江大学城、北京昌平大学城、重庆大学城、济南长清大学城、厦门集美大学城等相继拔地而起，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已达50多个。
大学校园中土地浪费严重的不争之实
我国大学发展与建筑可谓是如火如荼，然而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单纯扩大规模并不意味着改良，甚至也不表明适应，正如技术上的发展并不能保证美好一样。发展的势头，如在从手工武器发展到氢弹的变化当中，只是增加了可能破坏的面积。”细看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校园，无论是异地建分校、多校区并存还是弃老校建新校、整体搬迁，亦或是大学城，几乎都存在着规划建设求大、土地利用率低、校园交往空间薄弱等问题。举几个例子：
1、郑州大学。
2011年，中央电视台一则关于“河南多所大学土地浪费严重，耕地被划拨”的报道让社会大众开始越来越关注大学校园中的土地利用情况，尤其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河南地区的诸多高校。2012年，河南省的“平坟复耕运动”又一次将全国人民的目光聚焦在河南这方沃土之上。当这两则新闻被摆在一起的时候，我忍不住在想——除了坟墓的方寸之地，河南就真的无地可寻了吗？
河南省郑州市，因其城市的东西南北四个角各有一座大学城，号称为“被大学城包围的城市”。据估算郑州市四个大学城的占地规模在两万亩以上。而除了这四座大学城外，郑州市还有许多分布在城市里的高校，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郑州大学就是其中的一所。
图3-1 郑州大学新校区
（图片来源：郑州大学网页http://www.zzu.edu.cn/）
目前的郑州大学包括新校区、南校区、工学院、医学院等4个校区，总占地面积6493亩。其中坐落在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郑州大学新校区占地4845亩，总规划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已有约40000名学生入驻其中。从校园鸟瞰图及上述具体数据资料，我们可以推算出郑州大学新校区的生均用地面积约为80.7平方米，校园容积率为0.51。关于生均用地面积，教育部在2004年1月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规定了本科和专科院校生均占地面积的合格标准，其中规定，综合、师范、民族院校生均占地面积为54平方米。而郑州大学新区这一数值是80.7平方米，这就意味着其校园内33%（107万平方米）的土地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对比，高效利用土地的香港各大学的容积率一般都在1以上（后有附表）。仅郑州市的一所大学的一个校区就白白浪费了107万平方米的土地，那整个郑州市，整个河南省的所有高校加起来，又浪费了多少土地呢？如果高校里可以提高已有土地的利用率，那河南又何须为了些许土地而去平坟呢？
2、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44800余人，建有紫金港、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等5个校区，总占地面积450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约207万平方米，生均用地面积为100平方米，校园容积率0.46。也就是说，整个浙江大学450万平方米的校园占地面积中约有一半的土地是超出其客观需求的。这真是惊人啊！下面我们对已建成的浙江大学紫金港东校区进一步研究。
图3-2 浙江大学紫金港东校区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网页http://www.zju.edu.cn/）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总体规划占地390.4万平方米。其中已建成的东区（上图所示）占地面积212.8万平方米，已有25000名学生入驻其中，生均用地85.1平方米。紫金港校区所在区域原来主要是阡陌纵横、池塘连片的农业生产用地，所以校区规划保留和利用了原有水系，也就形成了现在“园林化”、“生态化”的校园空间。从校园的鸟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校区大部分的面积都是空置的，建筑密度不到15%，容积率大约只有0.5，而绿地率则高达50%。
对照教育部指标，紫金港东校区浪费土地多达77.8万平方米。这些多出来的校园用地几乎都用在了绿化上。绿化本身没有错，但是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里的绿化却是大错特错。这些土地如果不用来作为所谓的校园绿化，它们本可以用于耕地，或者即使用于自然山林，对环境的保护价值，都要远远大于校园内需要巨资养护的娇贵绿地。更何况，这样大规模的校园绿地必然拉大了校园交通距离，在这方面造成的时间和金钱的浪费更是不能计数。紫金港东区在对校园环境的塑造中，所选择的是一种以对土地奢侈化利用为代价的建筑低密度和绿化高比率的设计之路。而以这样方式建造出来的大学校园在人们心目中又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呢？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朱怿老师在去过紫金港东区校园后是这样评价的：“在一切都显得那么巨大的校园里，除了第一眼的兴奋外，那些大马路和巨型建筑似乎难以激发出人们持久的热情，有的只是冷漠和疲劳。”
3、厦门大学。
创办于1921年的厦门大学现有本部、漳州、翔安等三个校区，共占地近9000亩，校舍建筑总面积142万平方米，学生总数约55300万人（包括嘉庚学院的15300万名学生）。每生用地面积高达109平方米，相比《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所规定的54平方米足足超出了一倍之多。这也就意味着，由于对土地的粗放低效利用，原本足够11万名学生使用的校园现在却只容纳了一半的学生。而这种现象在漳州校区尤为严重。
图3-3 厦门大学漳州校区
（图片来源：厦门大学网页http://www.xmu.edu.cn/）
厦门大学漳州校区与校本部隔海相望，校区占地2568亩，规划建设用房60.8万平方米。年的10年间，厦门大学大一、大二新生均入住漳州校区，大三再搬回本部。2012年，随着厦大翔安校区的启用，漳州校区将仅用于厦大嘉庚学院办学，其在校生约15300万人，每生用地面积为112平方米。按照这个在校生数字，原本只需占地1239亩的校园却足足多占了1329亩的土地。而这些多出来的土地为我们的校园带来了什么呢？只是让校园的尺度更大，空地更多，建筑与建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远，恰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空间太大一定会带来某种损失”一样。
为了充分反映出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普遍状况，除了对上述三所院校的校园土地使用状况进行分析外，我额外统计了10所院校的相关数据：
表3-1 内地10所高校相关数据统计
（㎡）
（㎡）
（㎡）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学网站收集整理）
为了形成对比，我又选取了我国香港地区的四所院校进行了统计：
表3-2 香港地区四所院校相关数据的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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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学网站收集整理）
看了上面两个表格里的数字，不知道大家是在惊叹我们大学之大，还是在惊讶异香港的大学之小呢？也许有人会说，一流的校园环境与教学设施是为了建造一流的大学。但是它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现任英国校长的杨福家教授曾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针对各校实际情况适当改善办学条件是完全应该的，只是今天很多学校大兴土木，是不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建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大楼！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并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
的确如此。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表的的《年世界大学排名》看，拥有约1079所普通本科院校的大陆地区，仅有两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入世界前200名；而一共才拥有12所大学的香港地区竟然有4所高校进入前200名，其中就有上表中的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六的美国八所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普大从学生人数上、占地规模上似乎可以说是一所‘袖珍大学’，目前在校本科生约4761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约2031名。而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认为，小就是一种美！”
在对一所大学进行综合评价时，并不是校园越大、设备越豪华、学生越多，水平就越高。我们这些规划普遍求大的院校确实是时候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大学之大，究竟应该大在哪里？
以厦门大学为例寻找高校土地的浪费源头
如果说城市土地的浪费源头是在华而不实的大建筑、大广场、大马路之上，那我们大学里这些数目惊人的土地又去了哪里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本人对厦门大学校园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我认为，在厦门大学校园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土地浪费源头。
3.2.1越建越大的单体建筑
在目睹着一座座豪华、气派、庞大的建筑在校园里拔地而起之后，有人说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爱慕虚荣了，也有人说这是浮躁的商业之风刮入了校园。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些越建越大的单体建筑正在成为大学校园竞相引以为傲的资本。当我们目光都被它的大、它的豪华、它的气派所吸引时，有多少人想过我们的校园需要这么大的建筑吗？让我们来看看厦门大学本部校区体块最大的建筑——科学艺术中心吧，这座建筑自建成以来，因其超乎寻常的大尺度和华而不实的空间而备受争议。
2007年落成的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位于芙蓉湖南畔，该建筑共有四层，其中地上建筑三层，地下一层，建筑用地面积1361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8764.5平方米。该中心内有主要设有一个915座的大型报告厅，一个508座的会议厅和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大型展厅，主要用作举行大中型学术报告、会议以及文化艺术展览活动。
图3-4 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
（图片来源：左图：厦门大学校园地理信息平台）
科学艺术中心的大，我们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个大体块里的空间是恰如其分的需求，还是大而不当的浪费呢？让我们用数字来说话。根据《普通高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中对高校会堂规划建筑面积的规定：对于700座左右的会议厅来说，会堂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120平方米，每生面积不得超过1.12平方米。而科学艺术中心的这个508座的会议厅面积约1287平方米，每生面积达2.53平方米，超出指标规定的两倍还多。我粗略的把科学艺术中心各楼层的建筑面积，既包括主要的会议室、报告厅、展厅，也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办公室、附属用房等等做了个统计，它们的面积总和约为10000平方米。而科学艺术中心的总建筑面积为18764.5平方米，除去10000平方米后剩余的8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去了哪里呢？估计这些我们只能从其宽约30米的祥云大楼梯、近1000多平方米的门厅以及两侧各6米宽的走廊里去寻找了吧。这些空间又有何实际用途呢？
图3-5 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
正是这些严重脱离使用者需求的无用空间徒增了建筑体量、占地面积，就像摞积木一样，最终把我们的建筑塞成了庞然大物。这不仅增加了建筑的造价，浪费了校园的土地，而且也使建筑的亲和力荡然无存，徒有气派威严而不能让人接近。C·亚力山大教授告诫过我们：“绝对不要盖大的整体式的建筑……它给我们的印象是物品和商品，使我们忘记里面住的是人……。”而这座有着庞大身躯的科学艺术中心的破坏力远非如此，它对其周边原有的校园环境而言更像是一个入侵者。当把这样的科学艺术中心嵌入到我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校园里时，它所带来的混乱正悄悄地腐蚀着我们原有的秩序与和谐统一。
3.2.2因不适当的后退红线而产生的大量失落空间
每个领域都与自己约定俗成的标准、准则，建筑红线就是在进行建筑设计时所要遵守的一个标准。这些标准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尽管这些标准毫无疑问地能帮助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但是它们也能抹杀创造力、阻止人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标准进行调整。最初作为正确动机而诞生的成功设计标准，最后往往跌入僵化的、过度施工的结局中。”
红线一般是指各种用地的边界线，有时也把确定沿街建筑位置的一条建筑线谓之红线，即建筑红线。建筑绝不许超越道路红线，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与其重合或者退后。也就是说，建筑是可以与红线重合的，只有自身有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后退。
而对于红线的态度，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列举几组数据来对比一下对于红线问题我国与英国的不同做法。从谷歌地球上可以粗略测量：厦门鹭江道上新海关大楼主楼与人行道距离85米，而英国伦敦跨国集团劳埃德保险公司总部大楼距离人行道0米；厦门市政府主楼与人行道距离70米，而英国伦敦唐宁街首相官邸与人行道距离0米；厦门火车北站新楼与人行道距离420米，而伦敦滑铁卢欧洲之星火车站主楼距离人行道0米。
由此可见，英国在城市建设时所选择的一般做法是让主体建筑与道路红线重合，而我们则选择大幅度的退后于道路红线。这样大幅度后退红线所产生出来的空间又用作了什么呢？我们来细细考察一番：
&&& 、建筑后退红线而产生的无用边缘空间。
走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看看道路两边的建筑，我们就会发现，在面对道路红线时，几乎所有建筑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后退，在红线与建筑之间产生了大量的边缘空间。
图3-6 厦门大学校园局部
面对这些边缘空间，我们以为点缀上绿化就能使其富有活力、生命力。而实际结果却是，这些绿化如同栅栏一般将建筑隔离起来，严重弱化了建筑与人、建筑与道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联系。亚历山大教授曾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建筑物的目的是利用内部空间——即他的房间。人们通常不认为建筑物也必须面向外部环境。但如果不能认真有效地使建筑物像面对内部空间那样面对它周围的外部空间，建筑物的边缘空间便毫无用处，荒芜一片——从长远来看，直接产生的后果就是使建筑物同社会隔绝。”德国著名建筑师布鲁诺·陶特也同样认为：“在建筑中，比起形态美，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就是关联性——主体与世界的关联性。”可惜的是，我们的建筑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关联性，忽视了人对建筑的多重体验。退后红线的做法可以使我们围着建筑物像欣赏独立的雕塑那样进行观摩与品评，但是建筑，尤其是它的建筑立面，不应该仅仅被观赏，更应该被触摸、被使用，成为引人逗留的场所，这样的建筑才是有活力的。就像扬·盖尓通过大量生活实例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受欢迎的逗留区域一般是沿建筑立面的地区。”
图3-7 那些与人亲近的建筑，不妨将它们与图3-6对比
（图片来源：扬·盖尔：《人性化的城市》）
罗杰·特兰西克把未被充分利用且衰废的空间称之为“失落的空间”。我们校园里这些后退红线所产生的边缘空间就是名副其实的失落空间。以厦大图书馆南立面为例，我初步估算，由于其后退红线造成的无人问津更无人使用的失落空间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而这只是一幢建筑物的一个立面所产生的浪费空间。如果我们清算一下三个校区所有因后退红线而产生的建筑周边边缘失落空间的面积，那么这个数字必然是惊人的。
&&& 、校园整体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而产生的无用边缘空间。
失落空间不仅存在于校园内单个建筑的周围，如果我们把整个校园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在校园与城市道路之间存在着更为巨大的失落空间。因为我们的校园在面对城市道路红线时不仅选择后退，而且是大幅度的后退，最后还不忘用铁栅栏将其与城市相隔离。厦门大学与城市的交界处就存在着这种现象，如下图所示：
图3-8 厦门大学校园局部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我在谷歌地球上对厦大体育馆与游泳馆所处的这个角落处进行粗略测量，仅仅是上图中A、B两地，因大幅度后退红线所造成的土地浪费面积大约为10000平方米。这个数字让我很惊讶，反复核算三遍后我才相信，正是这些看着不起眼的边缘空间在吞噬着我们的最宝贵的耕地和林地。
虽然在这些地方种植了绿化，但就如同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样，这样的绿化是完全不必要和没有意义的，除了白白浪费土地与空间，我想不出它还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浪费这样多的土地用作既不能让人进去活动，又要耗费巨资养护的绿化呢？如果我们把那些在郊区挤占耕地、林地盖起的新校区盖在这里，不论从环境保护、经济利益、缓解交通压力、校园文化建设还是城市氛围养成哪一个方面来谈，岂不是更好吗？
图3-9 厦门大学体育馆与游泳馆附近被圈禁的绿化带内外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只是在一些高校管理者眼中，用围墙、铁栅栏和严密把守的大门来标注大学的“势力范围”，这样不仅能够节约校园管理和维护成本，也能提高大学校园的安全性。那么到底是我们高估了大学开放之后面临的风险，还是低估了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呢？让我们看看诸如剑桥、牛津以及哈佛、耶鲁这些世界知名学府，它们的校园与城市交织在一起，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更没有明确的边界。还是让大学回归城市、回归民众吧。即便目前以我国的国情与观念还无法做到C·
亚力山大教授所倡导的“像市场一样开放的大学”，那同样都是围合校园，用连续的建筑来围合，不是比围墙或铁栏杆更有意义吗？如果用连续的建筑占据这块地方，对内可以增加校园内可用建筑面积，形成活力校园空间；对外则易于构成完整连续的城市街道空间，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退一步说，即使要用作绿化，那把围墙和栅栏拆了，把它交给周围的市民，变成市民公园，那不是也比现在这样用带刺的围墙圈禁起来、只许看不许用更好吗？
3.2.3盲目的绿化追求
校园之美，究竟美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各大高校对“花园式校园”、“园林式校园”的热捧中可观得一二。网页、报纸上不断地更新着“某省校园绿化率有望达到90%以上”、“某某大学荣获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称号”等等讯息。原本绿化确实可以美化校园，让生活、学习、工作在其中的师生们拥有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只是当绿化成为校园评估中硬性的指标数字，当绿化丢掉“本质”而盲目的向“数量”看齐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在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今天，我们的大学真的需要这么多的绿化吗？
厦门大学，无论是本部校区、漳州校区，还是正在建设的翔安校区，俨然已变成了“厦大公园”，目之所及无不是葱郁的榕树、木棉树、凤凰木以及成片成片的大草坪。可是到底是谁在享受这些“公园”呢？在这样的地方，平日里，除去观光游览的游客，甚少能看到有师生流连其中，“花园校园”、“森林校园”呈现的只是花园、森林般“只见美不见人”的落寞。为什么会这样呢？道格拉斯·凯尔博在《共享空间——关于邻里与区域设计》中说“在环境方面，用草木茂盛的风景和美丽夺目的标志来装饰依赖汽车的办公园区就像在有毒、恶臭的垃圾堆上洒香水一样愚蠢。”这个比喻真得十分贴切。
图3-10 厦门大学本部校区局部
图3-11 厦门大学漳州校区局部
关于怎样认识城市绿化，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谈到，不再重复。这里我们专门谈谈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大草坪。从生态保护上来讲，草坪对于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有关专家研究指出，高大的树木在吸附尘埃、吸收噪音和有毒气体的功能上比草坪高出34倍之多，其遮荫、防风、保持水土、增加空气湿度、炎夏降低周围温度等功能更是草坪所无法相比的。可是草坪的养护费用却是树木群落的3倍。特别是对水的需求量，每平方米草坪“喝饱”一次水需要1.2吨。更有资料显示，深圳每年用于维护公共绿地的用水高达350万立方米，等于两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而在我国，已有近
400 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高达 130
个之多。草坪的大量用水意味着市民必须与草坪争水喝。如此盲目修造草坪以提高所谓绿化率的做法真可谓是舍本逐末，这种不重质只求量的绿地恰恰就是最大的浪费与破坏。由此可见，我们的校园里不需要这么多的绿化，更不需要这么多的草坪。
当然，我并不是说绿化本身不好，只是任何一个事物只有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里才是有意义的。正如西方民谚“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把本该最自然的绿化还给自然吧，把本该属于建筑的空间留给建筑。我们少在校园中浪费一寸没有意义却需要昂贵维护的所谓绿地，就可以多给自然界保留一寸生机勃勃的不需要任何成本的真正绿地。
3.2.4大而空的校园广场
广场作为城市公共起居室，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包括校园）中的广场一直是市民、学生户外活动、聚会、交流、休闲、议论时政的场所，也是重大庆典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近几年，我国高校为了提高校园内户外生活的质量，纷纷在校园里规划设计出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广场。厦门大学本部校区就有不少的广场，如钟林美广场、鲁迅广场、三家村广场、嘉庚广场、芙蓉湖音乐广场等等。其中是否有哪一个广场如设计师最初设想的那样发挥了校园公共起居室的作用呢？根据我的调查，这些广场要么冷冷清清无人使用，要么早已经沦为停车场。
图3-12 厦门大学本部校区若干广场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广场如此落寞呢？是因为它们不够大不够美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设计师们早已忘却，一切城市广场艺术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它们的封闭性空间特征。我们今天所设计的广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过分开敞、空旷，缺少围合的界面，正如西特所说：“与古代不同，今天‘广场’这个术语被我们用来表示任何一块为四条道路围绕形成的空地，而这块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都与之毫无关系。”
按照西特所引用的欧洲广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校园里的这些所谓的广场充其量不过是有着硬质铺装的空地而已。
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在《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中也指出：“一个成功的广场应该能够满足以下两种基本活动，即路过和静态行为（闲坐、学习、等人、进餐、观赏等）。”也就是说，如果作为运动空间的街道是在说“走，走，走”，那么作为体验空间的广场则意味着“停下来看看这儿发生了什么”。
校园设计中应尽量避免纯粹交通性的广场，要通过强化空间本身的场所设计激发人的参与，促进人的活动，最终使人能够驻足停留。这样一种人的活动正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广场所欠缺的，它们可以让人经过却无法让人停留。罗杰·特兰西克在评价意大利锡耶纳坎波广场时这样说：“它最大的成功来自周围狭窄蜿蜒的街道、高密度的建筑与开敞的广场空间的对比，广场似乎是从中迸发出来的一样。”广场并不是越大越好，它需要的是用密集的建筑边界来强化其空间围合效果，建筑同时为广场中人的活动创造机会，从而营造出引人驻足的场所感。这样的广场才是有活力的广场，也是我们的校园所需要的广场。
图3-13 意大利锡耶纳坎波广场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3.2.5简单机械的功能分区
我们这些当代建设的校园里还普遍存在着由于简单机械的功能分区造成的失误。许多院校为了扩大校园规模，在规划时只是将原有的功能分区模式简单的放大。这样不仅增加了各建筑和功能区之间的距离，降低了教学设施的使用率，还给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比如厦门大学漳州校区，为了避免不同功能分区之间的相互干扰，严格的将校园划分为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和体育运动区等，每个区域独立存在，互不交叉。这种单一的功能分区，人为地割裂了校园生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使校园生活被机械地分割成：这个地方是上课的，那个地方是睡觉的；这个地方是吃饭的，那个地方是运动的，不仅校园生活变得十分常单调，而且还造成空间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图3-14 厦门大学漳州校区功能分区分析图
如上图所示，漳州校区采取的是将宿舍生活区分别置于校园两端，教学区和运动区则集中安置在校园中心区域。由于校区占地规模较大，这样简单机械的分区方式，必然导致各分区之间的空间沦为徒增距离的无用之地。因为学生每天忙于在宿舍、教室、食堂间疲于奔命，谁还会去使用功能区之间那些本来用于交往、活动的空间呢？我们以教学区A和生活区B为例，分别量取两地间最远的距离为1363米，两地的最近距离为789米。按照一般人正常的步行速度每分钟50米来计算，从教学区A到生活区B的步行时间则介于16到28分钟之间，严重超出合理的步行活动范围，也就无法建立起以步行为基础的校内交通。所以漳州校区的学生普遍选择自行车代步，由于距离长、分区严格，在校园，竟然每天都会上演一波波壮观的自行车交通“潮汐”现象：一到上课时间，滚滚车流涌向教学区；一下课，车流回潮。不论潮流涌向何地，总要占去大量的空地用于停车，而这样的停车空间利用是极不充分的，要么车满为患，要么门庭冷落。大量宝贵的土地就这样被不合理的功能分区设计给浪费掉了。
这种分区下的校园道路，如同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的空间》中所说：“不再是原来供行人使用的城市空间，而是起着最快捷的交通联络线的作用，且不顾社会代价，已变成由毫无关联的建筑组成的带状停车场”，我们的校园道路已不存在任何的交往功能了。
如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在其著作《大学之理念》中对大学“服务站”形象的批判：“如今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与外界的一道有形或无形之墙已经撤销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建的一个保持清醒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本该引领社会发展的大学却成了社会问题的缩影。本章通过对郑州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三个校园的土地利用情况的研究，得出规划建设一味求大的大学校园也成为了严重浪费土地资源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对厦门大学校园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我们找到了高校土地浪费的源头：越建越大的单体建筑、因不适当的后退红线而产生的大量失落空间、盲目的绿化追求、大而空的校园广场以及简单机械的功能分区所造成的资源与空间的浪费等等。下一章，我们将要对症下药，探寻当下乃至未来大学校园建设中所需遵循的原则、方法，以期达到既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又有利于提高校园空间品质的目的。
大学校园建设中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
如上文说述，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都要走高效合理利用土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大学作为社会的中心结构，“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向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着，以烛照亮社会之方向。”所以，在这场保卫土地资源的运动中，大学理应以身作则，通过对现有校园空间、资源进行整合、挖掘和再利用，来提高土地和空间的利用率，同时将校园内现有的大量闲置失落空间转变为积极空间，以形成富有活力、人性化的校园交往空间。本章将探讨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大学建设所要遵循的设计原则。
可资借鉴的国内外校园建设经验
虽然我们的校园建设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依旧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优秀校园案例。S·E·拉斯姆森在《建筑体验》一书中所表述的：“在现代化城市中建造一幢现代化办公楼，却原封不动地复制威尼斯宫殿的立面，即使原型很动人也毫无意义——原型的动人是在威尼斯：正确的地点，正确的环境”，对于优秀的“原型”，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对其分析、研究、总结，尔后结合自己所处的地点、环境，进行适宜的再创造与融合，我想与“原型”神似的意义要远远大过对其“形似”的复制。
4.1.1剑桥大学的有机秩序
亚历山大教授在《俄勒冈实验》中将“有机秩序”列为社区建筑与规划过程中，要产生一个符合人需求的环境所必须首要遵守的原则。所谓有机秩序，是指在局部需求和整体需求达到完美平衡时获得的秩序，而剑桥大学就是有机秩序的完美范例。
图4-1 英国剑桥大学
（照片来源：Google Earth）
剑桥大学位于英国伦敦东北80余公里的剑桥市。几百年来剑桥市始终保持着古城风貌，市区的许多街道依然狭窄，甚至不通汽车。剑桥大学的35个学院就是与这样的城市交织在一起，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所谓的校门。而小尺度的封闭式四合院就是剑桥大学最基本的建筑原型，虽然它们建于不同的年代，却延续和保持了剑桥的风格与底蕴的统一。正如亚历山大教授所言：“剑桥大学最美的特征之一就是各个学院在河流和城镇的主街道上的分布方式……每个学院重复同样的系统但是他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征。每个庭院、入口、桥梁、船库和步行道都各不相同。所有学院的整体组织和每个学院的个性特征可能是剑桥最引人入胜的部分。这是有机秩序的完美范例，在每一层面上保持完美平衡同时每个部分和谐统一。”
那么这种有机秩序与统一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是来自我们现在的院校设计所普遍采用的那种一笔定终身式的校园总体规划吗？
当然不是。剑桥大学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整体规划、一次性建设”出来的，它是靠七百多年的时光缓慢生长起来的。回溯剑桥大学的历史，“它的第一所学院成立于1284年，在其后的三个世纪才又继续发展了5所学院，十七八世纪由于内战学院发展止步不前，到19世纪才又继续发展了5所学院。，并开始关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20世纪才得以迅速发展，新建了10所院校。它是经历了700余年才拥有现在的35个学院，15000余人的校园规模。”正是这种缓慢的、小规模的发展步伐，才使得剑桥大学每个学院、每座建筑都能够很好地延续剑桥大学的历史与文脉，与已有的周围环境建立良好的共存关系，最终形成自然有机的整体。这是我们当代大学速成式的校园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剑桥大学的魅力还在于其亲切的尺度和宁静的氛围，这些则得益于其低矮封闭的四合院落。对内，它们通过围合塑造了内聚性校园空间；对外，又通过直接面向街道的连续建筑界面形成宜人的城市街道空间。如下图中的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岗维尔与察斯学院都直接依着剑桥城市主干道而建，没有任何的退让。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面临主干道的大门也只是退后了12米。这与我国大多数高校所采取的大幅度后退道路红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种是融合与亲切，一种是隔绝与冷漠，哪一种才是高校和城市所需要的呢？
图4-2 左图：剑桥大学局部平面图 右图：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图4-3 左图：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右图：剑桥大学岗维尔与察斯学院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4.1.2巴斯大学的校园街道空间
巴斯大学是一所位于英格兰西部的顶尖大学，其规模较小，拥有8000名全日制学生，占地200英亩（约合81万平方米）。
图4-4 英国巴斯大学局部平面
（图片来源：巴斯大学网页http://www.bath.ac.uk/）
不同于我国校园内普遍采用的单一严格的功能分区方式，巴斯大学是一个复合型功能分区校园。它把教学、科研楼以彼此相连的建筑群体布置在校园的中心区。学生宿舍不是采用完全集中和独立的方式布置，而是以与校园其它功能相互融合与渗透的方式穿插在校区的几个部位，其中中心区的学生宿舍安置于科研、教学建筑的上部，打破了学术教学区与生活区的严格界限划分。校园内用一条步行街将中心区的建筑贯穿起来，一些公共设施如餐饮、商业服务及学生活动中心等沿街布置，形成了建筑密集、功能多样性的校园活力街道空间。巴斯大学的这种复合型分区缩短了生活区与教学区的距离，提高了教学设施的使用频率，给学生的学习、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更是为多样性的交往交流提供了舒适的场所。
图4-5巴斯大学校园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亚历山大在《俄勒冈实验》中提出：“大学的街道：大块的系馆和高度集中的学术研究设施扼杀了校园的多样性、学术自由和学生的学习机会。因此我们将大学的主要功能设施——办公室、实验室、演讲厅、运动场和学生住宅沿街集中放置。如果学生住得离大学太远，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大学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在我国，自古以来街道就不仅仅是人们的交通通道，同时也是人们进行交往、娱乐的生活场所，清明上河图上那熙熙攘攘的街道生活便是最好的佐证。以交流、交往为本质的大学校园也同样需要塑造自己校园街道空间，一个能满足多样性需求的、缔造多样性活力的空间。
4.1.3高效利用土地的香港理工大学
众所周知，香港人多地少，除港岛、九龙湾有些平地外，其余皆山，素有“地无三尺平”之称。因此香港的大学用地比较紧张，校园面积也都不大，很少有内地高校常见的开阔的广场、成片的草坪。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香港的高校通过因地制宜、独具匠心的精心设计，不仅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校园空间，而且也成为了合理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典范。下面我们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
香港理工大学是一所既充满活力又拥有骄人历史的大学，拥有在校生20856人，校园总占地面积94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41900平方米。其建筑容积率高达1.5，生均用地面积才4.5平方米。那香港理工大学实际的校园空间又如何呢？是拥挤不堪，还是张弛有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图4-6 香港理工大学
（图片来源：左图：Google Earth
右图：香港理工大学网页http://www.polyu.edu.hk/）
地处市区的香港理工大学为了促进校园与城市在资源和空间上的融合、互动，将建筑沿用地周边布置，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实验楼和体育馆等组成相连的综合教学楼群，形成高低错落的内向型院落空间。同时为了减少城市交通带来的噪音影响，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建筑师采用了抬高架空层的方法，并在建筑外墙培土植草，达到了闹中取静的效果。
在教学大楼建设方面，“教学建筑群的首层规划成大面积的整体建筑，布置车库和重型实验室。二层作为架空层，与底层大面积的屋顶平台构成主要的人行活动层，弥补了用地的不足，既为师生创造了休息及交往活动场所又增加了校园的通透感与空间层次。”在绿化方面，香港理工大学采用了庭院绿化方式，在狭小的用地内创造了良好的校园环境。随处可见的连廊不仅成为不同楼宇之间的连接纽带，而且成为能为师生遮阳、挡雨的庇护性户外空间。据说，香港理工大学的宿舍虽在校外，但在下雨天从宿舍出来穿过一串地下走廊，到校园内任意一座教学楼都不会被雨淋到。总的来说，香港理工大学通过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塑造了一个密度高但不拥挤、空间紧凑但不局促的高品质校园空间。
图4-7香港理工大学校园
（图片来源：http://tupian.xuanxiao.com/2586/52.html）
大学校园建设中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
在看完以上国内外大学校园建设的相关理论及优秀案例后，我们要做的是提取、消化其中的精华，结合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现有问题，去探索既能高效利用土地，又有利于塑造高品质校园空间的若干设计原则。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2.1外部空间交往化原则
既然我们致力于让大学校园空间更加完善，那么首先就必须回到起点去思考大学的本质，即何为大学？
早在1946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大学之理念》中就曾对大学的本质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大学就是一个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探索真理、传授真理的地方……大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大学就在于大学是一个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是一个所有不同学科的统一体，大学的这个理念要求开放的胸襟，要求人们随时准备将自己与某些事物相联系，这些事物意在以自己特殊的学科语言来描述总体，因此这个理念要求在大学里应该有交流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把交流看作是大学不同个体和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探究真理的最典型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其实大学就是这么一个场所：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经历的学生与教师汇集在一起，他们就学术、思想与生活，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学习、碰撞，进而产生新的思想文化，创造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可以这么说，交往贯穿大学的始终，是大学教学与生活的本质。
图4-8 贯穿大学始终的交往、交流活动
（图片来源：http://photo.liuxue3600.com/ie/index.html）
然而教育离不开校园，大学校园的外部空间作为校园整体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教育意义。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乔丹在他的开学献词中说：“长长的连廊和庄重的列柱也将是对学生教育的一部分，四方院中每块石头都能教导人们要知道体面和诚实”，可见校园外部空间的重要性。而“评价一个校园规划好坏与否的重要标准是看其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与其他学生、教师、游客、艺术作品、书本及非常规活动的即兴交流……校园规划的功能不仅仅是为大学正规教学活动提供物质环境，每个人的大多数受教育机会都发生在户外，并与他所选修的课程关系不大，只有当校园规划具备能够激发好奇心、促进随意交流谈话的特质时，它所营造的校园氛围才具有真正最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内涵。”
所以，我把外部空间交往化列为校园建设的首要原则，明确校园空间建设的本质就是要激发、促进交往、交流活动的产生。那什么是空间交往化最重要的因素呢？人。是的，有人才有交往，有人驻足的地方才会可能产生交往。如剑桥大学尺度宜人的院落空间，巴斯大学功能复合的街道空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小而围合的广场空间等等，这样的空间能够让人驻足停留，这样的空间才能产生交往。我们的所探索的校园再建设就是要让我们的校园多一些这样的空间、场所。
实际上，我下面还要介绍的另外几个原则，都是在为实现校园里的这种“交往化”而服务的。
4.2.2外部空间主体化原则
斯坦福·安德森在《街道上》一书中谈到：“今天建筑与规划的问题之一是建筑物之间的空间缺少设计，这是本世纪建筑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别产物。”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大学校园的外部空间日益贫乏、荒芜的真正原因。当我们把建筑设计最高的优先权给了建筑实体，外部空间仅仅被当做是建筑实体切割后剩下的空地时，这就使得外部空间可使用性遭到破坏甚至是丧失，而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
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外部空间成为积极的、有意义的空间呢？看看那些拥有被我们所共同珍视的古老城市吧。芦原义信在评价意大利广场时说：“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是由城墙包围的内向空间，整个城市宛如一幢建筑一般，广场的确可以说是整个街道的起居室……就在这样的意大利广场上，人们呷着令人倦怠的意大利葡萄酒，怡然自得地闭目养神。可以这么幻想：把原来房子上的屋顶搬开覆盖到广场上面，那么内外空间就会颠倒，原来的内部空间成了外部空间，原来的外部空间成了内部空间。”
图4-9 意大利威尼斯的图底关系
其实每一个建筑物都会构成两种类型的空间：内部空间，全部由建筑本身所形成；外部空间，由建筑物和它周围的东西所构成。意大利城市的魅力就来源于其建筑内外空间的可逆性，而这也正是我们现代城市所望尘莫及的。因为我们的建筑师在做建筑设计时往往把建筑当做独一无二的实体，自然所有的关心、关注都会只放在建筑本身：形体、体块、功能、构造、装饰等因素，怎么还会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建筑之外的空间呢？更不用说把外部空间作为有实体意义的对象来进行设计。正如西特所说的：“在过去的时代，室外空间——街道和广场——设计得具有封闭特征以取得某一特定的效果。今天，我们通常是先划出建筑基底，任意留下的地盘作为街道与广场。过去，总是把不好处理的尖角藏在建筑基地当中，而让人看不到，我们的现代规划则将不规则的楔形留给广场。”
所以，我们要想创造出积极的、有交往意义的外部空间，最基本的就要把它当做具有实体意义的建筑、主体来对待，这才是外部空间设计的起点。
4.2.3建筑密度化原则
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产生丰富的多样性，有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密度之需要”。我们的校园里要想营造出有利于交往的空间，同样需要密度：建筑覆盖的密度、人群数量的密度。
当前我国的大学建设一味的照搬美国校园建筑低密度的发展模式，却忽略了虽然我国和美国拥有差不多的国土面积，但是我国的人口数量却是其五倍之多，所以我们的城市和校园密度理应是美国的五倍才是。所以，对于我们的高校来说，高效合理的建筑覆盖密度才是校园建设应该遵守的原则。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校园内的土地资源，增加校园建筑面积，缩短校园分区距离，更重要的是一定密度下的建筑是塑造易于交往的校园空间——院落空间、广场空间、街道空间——的前提。因为这些空间不会存在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院落、广场、街道必定要伴随着它们周边的建筑而存在。它们的本质实则为由建筑围合出来的封闭空间。想想剑桥大学的院落、北京的四合院、锡耶纳的坎波广场、罗马的朱伯纳里大街，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正是它们周边高密度的建筑，成就了它们的伟大。
图4-10 罗马朱伯纳里大街肌理和坎波广场图底关系
（图片来源：左图：朱伯纳里大街肌理：《伟大的街道》；右图：坎波广场图底关系：《寻找失落的空间》）
至于校园建筑合适的密度应该是多少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类似于林肯对他自己提出问题的回答，‘一个人的腿应该有多长？’‘长到能够着地，’林肯回答说。就是这样，合适的密度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判断的问题，而不是根据一些抽象的数据得来的。如果密度不是有助于而是阻碍了城市的多样性，那么这样的密度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了。”所以请放下手中的量尺与圆规，走出工作室，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感受去丈量，请在我们身体感觉到强烈需要的地方——那些空旷的广场周边、校园与城市的真空地带、建筑后退红线留下的边缘地带盖上建筑吧。无论怎样，那些交往空间所需要的围合感、多样性、场所感都依赖于建筑的增加而不是减少。
4.2.4建筑群体化原则
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论述了越建越大的单体建筑的危害：不仅浪费土地，而且隔远了人与人、人与建筑、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联系。奥地利建筑家卡米诺·西特曾把透彻的分析了独立建筑物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这会助长建筑设计中孤芳自赏、藐视一切的态度。当我们过分强调建筑单体时，必然会以牺牲周围的空间、环境为代价。而作为本质在于围合空间的建筑，它恰恰是要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和谐相处，而不是凌驾于环境之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古罗马的宗教建筑学习，西特指出：“在罗马的的255个教堂中。有41个一面退后而紧靠其他建筑物；96个两面紧靠其他建筑物；110个三面紧靠其他建筑物；2个四面为其他建筑物所包围；只有6个独立于其他建筑。”正是由于这些教堂对已有建筑与环境的充分尊重，才造就了古罗马城市的魅力。
可惜我们的现代建筑设计早已把古人的智慧抛在脑后，偏执的热衷于将建筑物孤立于周围环境之中。亚力山大说：“孤立的建筑物是互不联系的病态社会的表征……社会上一切心理上的社会性崩溃都孕育与存在这一现象的事实之中。”因为当建筑物互相分离、各自独立时，居住在其中的人无需也不愿意互相来往。相反，当各建筑物相依相靠、彼此相邻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会不得不去面对他们的左邻右舍，这就为点头、微笑、打招呼、借东西、寻求帮助这些蕴藏着深层交往活动的产生创造了机会。而对于空间来说，当建筑只有一幢时，它就是雕塑式和纪念碑式的，它周围的空间则属于向外扩散的消极空间。当两幢建筑彼此相邻时，二者之间就开始有相互吸引的作用。如果彼此相邻的建筑从两幢变成三幢，三幢成为群体的时候，建筑之间相互靠拢并围合成庭院时，建筑物之间原本无用的空间就完全消除了，建筑的外部空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积极空间。
所以，请将校园里的建筑与周围的建筑连成一片吧：“绝对不要盖大的整体式建筑物，只要有可能把你的建筑计划改变为建筑群体，它由一些较小建筑或较小部分所组成，通过它们表现出它实际的社会内容。在建筑物不能用墙相连的地方，用拱廊、有围合的户外小空间和庭院将它们连接起来。”
4.2.5行人优先化原则
如今我们的校园与城市一样，面临着人与车的矛盾。而目前大多数的校园所采取方法是以行人的隐忍退让为代价去迎合汽车的需求，这种迎合带来的只是更多的车辆、更宽的车道、更大的停车场而已。更糟糕的是，在强调汽车优先的今天，街道除了交通以外的其它功能，特别是交往的功能，已经消失殆尽。没有的了交往的街道，只能是一部交通机器，除了让汽车开得飞快之外毫无意义。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每一座城市，自建立之初便通过街道来彰显其品性。市民居于室，而室则居于街，街道的存在就是为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提供场所与机会。正如马歇尔·伯曼通过对于涅夫斯基大道的观察所指出的许多最优秀街道的共同特征那样：“这条街道最基本的用途就是社交，这种用途为街道赋予了独特的性格特征：人们来到这里看人，同时也被看，来到这里与其他的人交流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隐秘的目的，没有任何贪欲与竞争，交流本身就是最终的目的。”
尤其是在以自由交流为本质的校园里，街道的交往功能格外重要。行人优先就是重塑校园街道交往功能的第一步。所谓行人优先是指在人车共存的情况下，对机动车辆进行限制，给于行人以优先权。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观念早已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最好的证明就是共享街道的实施与应用。
图4-12 共享街道的典型平面
（图片来源：（美）迈克尔·索斯沃夫、伊万·本－约瑟夫：《街道与城镇的形成》）
“共享街道是通过重新设计街道的物理表面，把步行活动和汽车行驶统一在一个共享层面上。在这一成果中，街道具备了集居住、草地和会面的首要功能。它也具备附属功能即承载交通的通行、提供停车空间，但是这都不是刻意为了满足交通而做出的设计。”
共享街道并非一项反对汽车的政策，它只是以行人为本，给予行人首要的权利，而把汽车置于一种次要的状态，让其不得不放慢速度，缓慢行驶，这正是恢复街道交往的前提。当然不是说每一条街道都要做成共享街道，城市中必然会有主干道和快速路，校园里也一样。一些不能也不需要成为人车共享的街道，我们则可以结合稳静化交通进行布置。
所谓稳静化交通，是道路设计中减速技术的总称，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稳静化交通同共享街道一样选择把行人摆在优先地位，通过设置路拱、减速丘、曲折车行道、变形交叉口及道路窄化等方式，来为车辆制造“麻烦”，迫使车辆慢一点，再慢一点，以保证步行者的安全，重新赋予道路以交往的意义。
图4-13 交通稳静化措施
（图片来源：（英）卡门·哈斯克劳等人合著：《文明的街道：交通稳静化指南》）
毋庸置疑，引领社会发展是大学责无旁贷的崇高使命，只是在这场波及甚广的土地浪费运动中大学应该怎样以身作则，既能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又可以完善校园环境呢？本章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校园空间设计理论以及优秀的校园案例如剑桥大学、巴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进行分析，结合上章所论及的我国校园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探讨、总结出在大学校园建设中应该遵守的一些设计原则，如外部空间交往化、外部空间主体化、建筑密度化等等，以期通过对它们的综合运用，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建设既能达到节约、高效利用土地的目的，又能形成备受师生欢迎的、利于交往的积极校园空间。
厦门大学三家村区域的再设计研究
上章我们通过对国内外优秀校园建设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大学校园建设中应该遵循的五条设计原则。在本章，我们将结合厦门大学三家村区域的实际情况对这些原则加以运用，希望可以在提高校园土地利用率的基础上，对校园现有问题和弊端进行改善，塑造出人性化的校园交往空间。
三家村区域的现状
图5-1厦门大学平面图
（图片来源：厦门大学网页http://www.xmu.edu.cn/）
三家村区域位于厦门大学芙蓉湖边，校内的三条主要通车道路汇聚于此，形成一个交通三岔路口，同时也是校园教学区与宿舍生活区的交界处，在整体校园环境的营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本应成为具有浓郁校园生活气息的场所，可是在现实使用中却由于设计上的种种缺失，使其空间冷漠、单一。具体问题有以下三点：
5.1.1建筑低密度分散布局，难以形成积极的户外空间
图5-2 厦大三家村区域的图—底分析图
如上图所示，在三家村区域的图底关系图中，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是孤立存在的建筑实体，实体之外的空间是完全不成形的。如果我们把上图中的道路边线、地面铺装去掉，那么三家村区域的建筑之间可以说是毫无联系，不存在任何由建筑互相作用而围合出的积极空间，这就是过分强调建筑单体而牺牲了周围环境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校园中，建筑物是矗立于景观中的独立物体，而并非是街道、广场或更大范围空间肌理中的一部分。
图5-3 厦门大学三家村区域的街道空间
由这样的建筑所组成的校园空间正如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分析功能主义下的新住宅区时所说的：“就空间而言，新住宅区不再是封闭和紧凑的了，而建筑通常自由分布于类似公园式的空间中。由于建筑单体散乱地拼凑在一起，致使具有传统感觉的街道和广场不复存在，这意味着清晰的图-底关系消失了，空间景观的连续性被打断而且建筑物不再成群成组……不具任何的场所感。”而以交流为本质的大学校园空间，原本恰恰是最需要场所感与凝聚力的地方。
5.1.2绿化面积大而无当，多半荒芜
图5-4 厦大三家村区域独立分布的整块式绿地示意图
三家村区域的绿化和整个厦门大学所存在的问题一样，那就是绿化面积大而不当，且多半荒芜。单就三家村区域而言，这里的绿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图5-4中所标示的独立分布的整块式绿地。
图5-5 厦大三家村区域独立分布的整块式绿地现状
除此之外，三家村区域还有一些零散的小绿地。它们主要位于建筑的房前屋后，起着填补建筑因后退红线而产生的边角空间的作用。
图5-6 厦大三家村区域零散绿地分布
通过观察以上照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大面积的整片绿化还是房前屋后的边角绿地，三家村区域的诸多绿化所呈现出来的只是见物不见人的荒芜与空荡荡。尤其是那一片片的大草坪，不知是由于草质问题还是养护不够，原本应该葱葱郁郁的绿地却显露几多斑驳。这样既不美观又无人愿意使用的草坪只是徒然地消耗着大量人力、物力，浪费着宝贵的土地资源。而这对于校园建设用地严重不足，以至于不得不把校园要扩建到遥远的漳州、翔安去，不得不让餐厅提前结束营业以腾出座位以供学生自习的厦门大学来说，这样的绿化是不是有些太不合时宜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已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地方利用起来呢？也许这些绿地的再利用不足以解决翔安校区的大问题，但至少可以解决现有校区的宿舍和教室空间匮乏的问题吧。
图5-7 厦大三家村区域道路分析图
三家村区域是连接学校生活区和教学区的中心地带，校内的三条主要道路在此交汇形成三岔路口，为此处带来了相当大的交通流量。尤其是上下课高峰时段，行人、车辆高度密集，不仅道路拥挤而且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了确保校园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从日起，三家村区域开始实施上下课高峰时段的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执行紧急任务的学校公务车、特种车辆及班车外，其他机动车、电动车一律禁止驶入本区域。
本来，随着高校面积的扩大、功能分区的延伸、师生经济水平的提高，校园内汽车数量激增，这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消失。而在面对汽车与行人之间矛盾时，管理者通常采用两种做法。一种是一味的迎合汽车需求的做法，道路拥挤了就让道路变得更宽更直，人行不畅了就装上红绿灯，就像去年华中科技大学在校园里安装红绿灯那样，交通要是再恶化下去，我恐怕他们会考虑建造一个校园立交桥吧。而另一种则是完全以行人为重，如目前三家村区域所实施的交通管制，因为害怕拥挤，就禁止汽车通行。这两种做法我认为都是极端做法，后一种虽然出发点是站在行人的立场上，较前者要进步得多，但这样的交通管制措施仍然是一种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在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找到更有效的第三条道路。
对厦大三家村区域的再设计研究
根据对三家村现状的分析，我认为应该遵循第四章所提出的大学校园建设的五个设计原则对这个区域的若干节点进行改造。
5.2.1芙蓉湖周边大块绿地的再设计研究
在第三章我们就提出来厦门大学校园绿化的最大问题就是绿地多而荒芜。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多绿化、少建筑正是具有中国园林特色的校园风格。那好，我们就先来探寻一下中国园林中的山水与建筑的布置。
只要用心翻阅一下中国园林的相关书籍，我们便会发现，在中国园林中，“人是主人，景为人用”是其基本特征，以满足人活动为目的的建筑在园林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
&&& 以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园林颐和园为例，它在布局上很好的诠释了中国园林空间中的建筑与山水的疏密对比。在万寿山前区，建筑密度相当之大，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这片区域。虽然其它几个方向建筑密度相对较低，但那主要是因为那些地方缺乏人的活动。毕竟颐和园原本只是皇家园林，只有皇帝一家人可以在里面游玩的。我们古代的那些智慧的造园师清楚的知道，在园林中景物的层次越少，越一览无余，那么即使是大空间也会觉得缈小。相反，层次越多，对比越多，越容易使我们感觉到空间的丰富与有魅力。
图5-8 北京颐和园
（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尺度较小、人的活动相对丰富、更有参考意义的江南私家园林，只需看看下面的平面图，你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园林中，建筑的比重大到超乎我们想象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一块寸土之地，通过运用各种对比、衬托、尺度、层次、对景、借景等设计手法，使得园林景观在极为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获得小中见大、以少胜多的效果。虽然是咫尺园林，但由于平面安排紧凑、造园素材设计精巧，常给人以景色丰富、变换的效果。我想这就是中国园林的精髓之所在吧。
图5-9 苏州网师园
（图片来源：左图：）
由此可见，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江南的私家园林，园林中的山水与绿化空间都是需要周边建筑的密度与围合来衬托、对比的。只有山水、绿化而没有建筑，那是纯净的大自然，不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的园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标榜的少建筑、多绿化的中国园林式校园早已背离中国园林的本质。更何况，就在离芙蓉湖不远的厦大校内，已经有了一个最天然的湖泊，那里优美的湖光山色不需要消耗任何的人力、物力，而且所起的生态作用更是芙蓉湖所无法比拟的。即使不考虑土地浪费的问题，单单就设计艺术而言，如果芙蓉湖还要营造自然山水的景象，从设计的角度来说，那也是犯了重复的大忌。
图5-10 厦门大学局部平面图
（图片来源：厦门大学网页http://www.xmu.edu.cn/）
然而，但凡我们稍微考虑一下校园用地是如此的紧张，国家耕地匮乏的形势是如此的严峻，那么，我们的校园又有什么理由进行这种无谓的景观重复建设呢？所以，我认为，芙蓉湖周边、三家村区域乃至整个校园的众多荒芜的绿地，都应该通过增加建筑来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最大限度减少校园扩建给土地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也是厦大对社会应有的回报和应尽的义务。
图5-11 厦大三家村沿湖区域改造设想（左图：改造前；右图：改造后）
在三家村区域那些无人使用的绿地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新建建筑来增加建筑密度，同时形成良好的区域空间围合感，营造出可读、可行、可游、可停的，具有真正大学校园应有气氛的景观环境。
在这块区域的再设计中，我建议遵循下列原则：
1、新增建筑为层高不超过三层的低层建筑。
为了保持芙蓉湖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和可观性，我们可以规定在环芙蓉湖的A、B两地新增的建筑层高一般为两层，局部可以加高至三层，但绝不要超过三层。罗杰·特兰西克曾说过：“最成功的场所设计经常源于对社会和物质环境的最小干扰而非彻底改造”，所以我们的每一步新建与再设计都要考虑到周边已有建筑与环境因素，建筑物的规模要小，要尽可能盖得低一点。原本在那些已经逝去的最珍贵的城市设计模式中，低矮的、水平的建筑一直是我们人类所追寻的家园特征，只是在建筑高层化逐渐成为公众热捧的现代化的今天，这一点已经被我们完全丢在了脑后。我们暂且不说那些已经年代久远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形态，就拿嘉庚先生建校之初所设计的那些建筑来说，它们所体现的也正是亲人的尺度，层高一般只是三到四层。而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建筑造价是随着建筑尺寸和高度增加的，关于这一点C·亚力山大教授在《俄勒冈实验》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如下图所示：
图5-12 建筑成本与建筑面积、高度的关系
（图片来源：（美）C·亚力山大、M·西尓佛斯坦等：《俄勒冈实验》）
2、新增建筑以连廊相连接。
新增加的建筑外部，特别是环芙蓉湖一侧可以修建连续的柱廊，既为来芙蓉湖畔学习、散步、甚至是发呆的学生提供一个可以遮阳避雨的好去处，同时也大大的丰富了从主楼一侧看过来的芙蓉湖景观。实际上，这才是嘉庚建筑的精神所在。
回顾历史，在建校之初，嘉庚先生曾请设计师墨菲主持设计群贤楼群，当时墨菲提出的方案是建筑群成品字形分布，但是嘉庚先生为了少占土地、扩大运动场，所以就将建筑改为一字型分布，并且考虑到厦门亚热带气温偏高、湿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决定建筑普遍采用外廊和连廊方式。这种廊道作为交通通道，不仅可以遮风、挡雨、防晒，而且形成了公共环境和私密环境之间的界线模糊地带。正如C·亚力山大所说的：“建筑物应该是令人感到亲切的，但常常远非如此。因为它们没有提供与外部公共环境联系的可能性。它们并不真正接待公众入内。”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连廊，在建筑物内部与外界纯粹的公共环境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使建筑物与人之间变得亲近、亲切。所以，在建筑立面以公共领域被牺牲为代价而成为建筑师个人英雄主义展示场的今天，我们的校园建筑尤为需要这些从使用者角度出发的拱廊存在。
图5-13 厦门大学群贤楼群连廊
&&& 至于其所带来的破坏力，我在第四章的建筑群体化原则中已经做了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一一累述。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让建筑群体化的一个既简单又美观、使用的方法，那就是连廊。
建筑单体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连接是保持地区地区活力的基础。《马丘比宪章》指出：“不应该把城市空间当做一系孤立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而要追求空间环境的连续性；每座建筑物和空间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统一的系统整体中的一个单元，它需要与系统整体的其他单元进行对话，从而使自身的形象得以完善。”所以，只要有可能，就让连廊将建筑与建筑，建筑与人连在一起吧！
3、院落式空间。
图5-14 芙蓉湖畔A、B两块绿地的改造设想
在新建的低层建筑内部要尽量形成若干个小院落。其实，无论是我国古代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国子监），还是欧洲的古老大学（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它们都是采用传统的院落式空间。院落划分了内外，形成了内向、安静、封闭的环境。而在现代大学里，院落空间的灵活运用不仅可以丰富空间层次，而且也可以为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停留、休憩、交流的聚集场所。
图5-15 左图：北京国子监 右图：英国剑桥大学
（图片来源：左图：涂慧君：《大学校园整体设计——规划·景观·建筑》；右图：Google
只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相比建筑实体来说，院落空间要更为规整，因为这里的建筑是为了围合这些院落空间而服务，正如我们过去常做的那样：“把所有露天人们集中的地方都当做建筑作品来规划……把那些不好处理的尖角藏在建筑基地当中而让人看不到。”这样设计理念下的院落才是以空间存在为出发点，才是人的驻留的空间、活动的场所。
5.2.2道路两旁空地的再设计研究
上文在对三家村区域现状分析时，我们提到了该地区所实行的交通管制措施。这种人为的区隔车辆与行人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不仅消耗人力物力，而且也不利于营造促进交往的积极校园空间。
三家村区域道路两旁的空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所产生的空地。前文我们说过，建筑在面对道路红线时，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与其重合或者后退。而在大学校园中，其环境与交通流量等因素决定了建筑完全可以选择与道路红线重合，即压红线。但是现实情况中，我们的校园如同城市一样选择了大幅度的后退红线。以三家村区域的自钦楼和芙蓉四为例，根据图5-16现场测量，三家村区域的主要行车道路的宽度分别为A处12.6米、B处8.3米。而芙蓉四与道路A的距离分别为
A1约33米、A2约18米；自钦楼距道路B1约7.6米、B2约6.3米。
图5-16 厦大三家村区域局部分析图
这些建筑与道路之间的空地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对于建筑，它们会使建筑孤立、封闭、自成一体，属于典型的“空地围绕建筑”，如上图中的自钦楼。对于街道，正如亚历山大所说的：“建筑物从街道退进本意是想使每幢建筑物有充沛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以保护公共福利，实际上起的作用却是破坏了作为社会空间的街道。”
图5-17 厦大三家村区域局部
道路旁的空地还有另一种类型，就是硬质铺装后纯粹的人行道（图5-17，红色虚线框起处）。可实际上，行人并不遵守这一规则，车道仍然是行人主要的选择，而留给行人的人行道就又成了失落空间。
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以下改造意向：在道路旁的空地上增加新建筑，并用连廊将它们连成一体。这样一来，我们所关注就不再是单个建筑或立面，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