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无效的白象工程　　所谓白象，指的是神圣而无用之物。在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施凯恩斯主义十余年来，投资占GDP的比例高达50%以上，世界最高，独一无二。凯恩斯主义在短期内避免了经济危机，在长期实则加剧了危机，因为这些工程的边际效用递减，而且挤占了民间投资，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公——钱都到搞工程的老板和决定工程给谁做的官家手中去了，所以有如抱薪救火，越搞危机越严重。西方各国在危机时候减税、裁减公务员，我国是不会走这样的邪路的，越危机越加税，上大项目、上投资，不然经济数据不好看，官家和附庸官家的资本家、老板们也没地儿捞钱了。　　投资拉动经济在造就了大批依靠政府致富的百万、千万富豪之外，也造就了大批一无是处，效果跟凯恩斯所说的“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再雇佣另一批工人去填坑”差不多的白象工程。在中西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寥寥无几的车辆在造价亿万的公路上行驶；耗资万亿的奥运、亚运、大运等盛会，在几十天的热闹一过后，就日渐荒废成了动物们的天堂；投入巨额资金的钢厂高炉，建成不久后就因为没有市场而被推平、炸掉……那么，在这些无用的白象工程中，要评出一个最无效、甚至是负效应的政府投资工程，是哪一个呢？　　自然是政府投资的土地开发、整理工程。这项工程师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来对土地进行开发。一个省的投资金额有几十亿到上百亿，全国每年有数千亿之多。在国家各级土地主管部门都成立了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土地开发是开发新的土地，达到土地占补平衡；土地整治是对现有耕地进行整治，提高田地的等级标准。相对而言，土地整治还稍稍有点效果，比起土地开发项目要稍稍好一点，不过在目前土地承包权极度分散的情况下，也没啥大用，一条沟渠都要就着家家户户的地修的七歪八扭的，而且由于是老板在包工程，他只要应付监理和上级的验收即可，工程质量也很是低劣，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哪怕只要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价格，他们可以把工程做的更好，那些整理工程质量之低劣如果你关心新闻媒体报道就可以知道一二；但是不管怎么说，土地整理工程哪怕质量再差，多多少少对于农民的土地质量的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还有所帮助，而土地开发项目就一无是处，而且还破坏了环境。　　土地开发项目的由来是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这是一个用计划经济来管理土地的僵化制度，在实践工作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开展，要不占用城市周围的耕地是不可能的，也有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精髓在于流动，各种生产要素的资源流动才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城市周围的土地价值用在城市化、工业化上远远超过种植农产品，所以城市周围耕地的减少是一种必然趋势，中央也无法阻挡。但是，为了保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平衡，上面想出了一个“占补平衡，占一补一”的注意，也就是说，你占用一亩耕地，那么就需要开垦一亩耕地出来，保持耕地总数的不变。　　看上去是一个很美好的政策是不？但是很多看上去很美好的政策、理论，例如计划经济、共产主义之类的，说的天花乱坠，实践起来惨不忍睹，这个“占补平衡”政策也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人口过剩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看看云南红河一带连崇山峻岭都开垦成了梯田，任你那个深山老林都有人烟，加上老毛那些年农业”与粮为纲”，连草原、森林、湖泊都开垦成了田地，破坏了生态系统，导致洪水、旱灾连连不断，以至于中央要搞“退耕还林”、“退耕还胡”来保护森林和湿地，可见，中国哪里还有合适的土地来开垦耕地，适合做耕地已经开垦出来了、连不适合做耕地的也开垦了，可以说是没地儿开垦新的耕地了。但是不开垦新的耕地，城市就无法开展建设，怎么办？自然是造假。于是土地开发项目在山坡上、林地中开垦出梯田，北方就在一些没有水源的荒地、戈壁上开垦土地，其实根本是没办法耕种的，也没人愿意去这样的劣质地上耕种。在验收之后，拿到土地指标，这些土地少则一年，多则二至三年就长满了杂草变成荒山野岭。　　而且，许多山头，在没有实施土地开发项目时候，农民在山上种有油茶、果树等经济作物，开发后就成了纯粹的荒山，由于植被破坏，还有造成水土流失、山洪泥石流破坏的危险。国家搞了一个工程，一年花费上千亿，结果是劳民伤财、破坏环境，半点效果都没有，土地开发工程附近的村民常常质问这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能够给他们解释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一个不合理的政策要求吗？　　也许高层终于听到了底下的呼声，现在对于开发项目要求更严格了，要求占水田补水田，其实这个要求，除了更加劳民伤财外，毫无效果，因为没地儿开垦，还是只能在山上开垦水田，结果就是多了一项引水工程，把水从山下抽上来，而现在农村里，由于经营权分散，种田成为了鸡肋，许多上好的水田都在撂荒，这些山坡上的水田又有谁会去耕作呢？没人耕作照料，验收过后，还是逃不脱荒废的命运。大家说说，土地开发项目是不是瞎折腾，是不是最无效的白象工程？
主帖获得的天涯分：0
楼主发言：28次 发图：0张 | 更多
　　二、荒唐可笑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听上去很美好。其实是一个荒唐无比的僵化制度，很多东西说的天花乱坠，例如计划经济、共产主义之类的，多半是陷阱，还有一些，例如最近的石油消费税上涨，理由说起来是保护环境，楼主当时在上电脑，一口水差点没有喷到屏幕上。其实就是石油下跌，税收下跌，而这些钱早就预定了，国内的马仔和附庸马仔的权贵资本嗷嗷待哺，国际上四处
买平安内囊早空了，税收下跌怎么行呢？就是一句话，没钱了要加税，讲点别的，不要把老百姓当做白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也不外如是，说的天花乱坠的理由下面，其实掩藏着老板们和部门的利益。一、没有这个制度，什么土地开发、土地整理项目老板们就没法捞钱了；二、没有这个计划管制，土地部门的主管们就没法利用指标来权力寻租了，现在主管土地的国家省级部门都是门庭如市，地方政府专门有人租房在中央和省里批用地指标，这背后的利益可能也要以千万亿计，参看发改委一个小小的副司长在能源煤炭上的审批权就能受贿上亿元现金，土地这一块的腐败只多不少；　　为什么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制度呢？这个制度的提出是在数十年前，美国有一个“媒体经济学家”布朗耸人听闻地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来养活中国”，意思是说中国人多地少将会遭遇粮食危机——当时楼主正在上大学也买了一本来看，还看得津津有味——其实这套理论也就是哄哄小白，这个布朗也像郎咸平之流一般，专门上媒体作秀，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做惊人之语就没人看，这也是作秀的精髓，其实他的理论在经济学上是不值一驳的，这个楼主后面会讲到。　　中国的社科院一些研究院也是半桶水的水平——他们的水平都放在揣测上意去了，真正研究经济的也出不了头——应该是某位党国大佬看到这本书了，觉得有道理，就叫社科院去研究这个课题。结果社科院研究了数年，耗资无数，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要避免粮食危机就要保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如果耕地红线降低到十八亿亩一下，中国就会出现粮食危机，这就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由来。　　为什么是十八亿亩，不是十七亿亩或者是十九亿亩呢？楼主当时就想，社科院这帮鳖莫不是在取个吉利数字，让领导讨个口彩吧？有的同学肯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科学家们是根据中国的人口、耕地粮食产量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得出的严谨的结论，怎么可能是拍脑袋取的数字呢？嘿嘿，这样想的同学，我要说你是图样图森破，这里是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到了第二次土地调查，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就漏出一个大窟窿来。同学们知道为何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国耕地的数量迟迟没有公布吗？因为经过第二次土地调查，全国花费数百亿，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耕地面积有20余亿亩！也就是说，经过十来年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我国的耕地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二亿亩耕地！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耕地红线制度到底是叫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还是叫二十亿亩耕地红线制度呢？这中间的原因是，以前要缴纳农业税，所以第一次土地调查有瞒报现象，现在种地有补贴，所以，各地不再瞒报土地面积，第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人口的聚集，耕地事实上是可以增加的，一个人在城市跟乡下占用的面积相比，城市需要的面积是大大低于乡下的，但是由于中国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个聚集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尚不是耕地面积增加的主流。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高达2-3亿亩的误差，2-3亿亩土地，是什么概念？把中国的十三亿人全部城镇化，住到城市里面，大概也不需要一亿亩耕地吧？也就是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完全是一个伪概念，放开城市化土地供应，根本不会对粮食供给产生影响。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一个重要的蛊惑人心之处就是宣称耕地面积的下降会导致粮食危机，在网上经常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一开口就是都建设房子到时候吃砖头啊？这其实是一个无限外推的逻辑缪论，我们讨论的是十八亿亩还是十七亿亩耕地的问题——哪怕中国人全部进程所有的工业化项目全部落地，也占用不了一亿亩耕地，而这一亿亩耕地在粮食产量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中国目前有大量的耕地撂荒就说明了这一点，而用在工业和城市化上会更加有效率，经济会达到一个自然的平衡，远郊的土地价值低于种植农产品的价值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人来征地高房地产和工业化。如果按照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数字，还有二亿亩耕地剩余，那么土地红线制度根本没有执行的必要。　　第二、大饥荒的成因是什么？真的是耕地面积的不足吗？初步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但是这就有几个悖论无法解释：为何在毛时代，耕地面积比现在多得多，投入农村农业的劳动力也多得多，人口不过七八亿，比现在少了5亿，为何那时候的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吃饭都要凭借票证呢？而现在反而是粮食供应充足，早两年南方大旱许多大河都干涸了，搁在过去是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局面，可是现在啥事情都没有，连粮食的价格都没有上涨，这是为什么呢？　　关键的原因有二：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粮食的亩产量大增，在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粮食产量不过200斤/亩，而且只种一季，现在是800—1000斤/亩，而且是种植两季，只要有化肥，种植面积少个上亿亩不是问题，粮食问题主要是一个价格问题，如果真的价格高企，甚至可以无土栽培；二是自从航海大时代以来，美洲澳洲发现了大量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大增，从世界范围来说，粮食的产出是供过于求的，并不是一种稀缺品，由于粮食价格不高，美国中部有大量耕地在轮休，而且还把产出的玉米用来做能源，有这个基本面，所以，农产品的价格不会暴涨，只要价格一提升，那么大量的闲置土地就会投入生产，所以布朗之说之说无稽之谈。有人也许要问，如果战争中，美国对中国粮食禁运呢？这也是杞人忧天，中国目前的态势是无力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的，中国更要当心的是石油，中国石油50%以上靠进口呢，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哪怕是粮食的产量也很大一部分靠石油呢，一是抽水、二是化肥、三是运输。再说这世界上又不只有美国一家常粮食，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总能够买到粮食的。　　中国的粮食问题离不开国际市场，仅仅中国进口的豆油，就相当于为中国节约了5亿亩耕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富裕与发展离不开全球的资源，如果退出自由的贸易市场，中国要遭遇的不仅仅是饥荒。在毛时代，劳动力都束缚在土地上依然没饭吃就是明证。现在南方农村许多村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靠着一亩耕地，能够养活一个人吗？从流转耕地的价格大致100-200元/亩可以看出，一亩耕地产出农作物价值最多在300—400元，靠300、400元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计吗？除非他不要穿衣、不要送孩子上学，血汗工厂虽然对农民工是残酷的剥削，但是仍然有许多农民工愿意去，就是因为中国的农业早已经进入内卷化，在土地上的人口大大过剩，靠农业来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工业化进程务工才能够使他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生存得好。　　同样，分得过细的土地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是鸡肋，大量的农地被抛荒，这也是中央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原因所在。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对乌克兰、印度、中国这些20世纪以来的大饥荒进行研究，发现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个是因为粮食短缺！甚至在饥荒发生时候还在出口粮食！他对大饥荒有一个结论：饥荒的发生，不是粮食的缺乏而是权利的缺乏！在印度等地，大饥荒被饿死的村民不是市场上没有粮食，而是他们失业了收入低，买不起粮食！而外界的救援或者是因为信息不畅没有引起重视，或者是由于腐败，救援的粮食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在非洲这种情况屡屡发生。在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也是权力的缺乏，粮食被收走了，而且真实的情况传送不到上层，大饥荒时候中国在大量出口粮食！乌克兰大饥荒也是一样。　　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不能再农业上解决，解决的方案在农业之外，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只有参与国家市场分工，有工作有就业，那么就不会有粮食危机，否则，是不可避免的，失业的民工回到土地上，光靠农业，哪怕再多一倍土地40亿亩耕地也没法养活这些人！　　综上所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是一个错漏百出、荒唐可笑的制度，也许在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通之前，全面废止计划的手段对土地的管理尚不成熟，那么，对此作出重大的改革，是能够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社会福利的。首先，什么占补平衡、土地开发之类的白象工程可以彻底废止了。其次，对于土地的管理，只需要从总量上、规划上进行管理，各地每年征收多少建设用地，在规划内报上级备案即可，减少权力寻租。超过的，可以建立一个市场，富裕地区从落后地区购买指标，也算是人家保护耕地的一种补偿吧，国家不要干预，让市场去自行调节。真的土地缺乏了，农产品价格上涨了，自然会有资金谋取利益，去投资农业的，不需要国家去插手，扭曲要素价格、劳民伤财而且还是做无用功。
　　。。。。。。。。。。。。　　
　　三、先天不足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　　生产要素的流转，是一个社会财富增加的必然。财富在于流动，在于运动，一潭死水是不可能有经济增长的。所以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半步改革，真正要达到土地要素的自由流通还是土地私有化，自由买卖，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制度。　　目前中国僵化的土地制度把那么束缚在土地上，限制农民工进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农民工在城市中只拿到最低的收入，造成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高，内需不足；每年农民工回乡下都造成运输的奇观：春运现象，春运是运力严重不足，数以万计的民工骑摩托车回家，而平时运力闲置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农民工在乡下化几十万建设的房子一年只住几十天，分配的一亩多的田地如同鸡肋大量被抛荒，同样是浪费……　　既然这个土地制度是如此的不堪，那么为何我们还要维持这样一种制度，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只是进行半步改革，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呢？　　这要从TG起家的土地改革追根索源。以前我国把土地改革吹嘘为一大功绩：解决了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使农民得到了解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等等，好像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经济腾飞一样，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看到，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没谁搞土地改革的，亚洲经济腾飞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没有土地改革，台湾、印度搞过土地改革，但是那是政府出钱从大地主手中买来土地分给贫农耕种，跟前苏联、大陆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分光财产的血腥土改完全是两回事情，就像朝鲜也是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跟社会主义是十万八千里远。　　中国以前的土地兼并严重吗？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地主，土地不过数亩到数十亩，并不是流民和失地农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中国农业一直处于人口过剩内卷化状态，要解决这些过剩的人口，只有工业化吸纳剩余劳动力，否则，再怎么在平均地权上做文章都没有用，而且土地碎片化，还影响农业的效率。按照现代劳动力标准，我国南方一个农村劳动力最低标准耕作标准30亩，东北等地就更高了，在美国机械化的水平下是800亩/人，否则就无法达到最优效率和养活从事农业的人口，但是在我国南方许多地方人均耕地不到一亩，远远低于30亩的标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中国的土地改革并能解决农业人口过剩的问题，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竭泽而渔，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村中的资源——物质的和人力兵员，以便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土地革命，为TG三年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老毛战胜蒋委员长的重要法宝。　　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这种竭泽而渔的搞法，恰恰是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崩溃的根源。一个人辛辛苦苦勤劳工作，结果财产全部被没收，还要打成黑五类，祸及子孙，那些流氓无产者反而成为土改干部，社会上层，这种情形在《活着》一书中有着很好的描绘，这种荒谬的情形下，还有谁会努力工作呢？所以大家都磨洋工，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没饭吃。所以在改革开放一承包到户，粮食产量就迅速上升，就是经济激励机制生效的最好说明。　　但是前面分析过，农业目前只占工业产值的不到10%，只是现代社会一个小部门，没有饭吃是会死人的，但是现代社会科技发达解决吃饭问题只是最基本的小儿科的问题，农村剩余人口最终需要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农民进城了，碎片化的土地被抛荒，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承认土地私有制度，让土地自由买卖，让土地资源要素进行自由流通，达到最高效率的配置。　　但是，TG为了自己政治合法性考虑，不肯承认土地改革的错误，只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土地所有权不动，经营权进行流转，半步的改革，一如既往的改革一样。　　也许有学经济的同学会问：经营权流转和土地私有化在经济学上看上去是一回事情啊？土地私有化还不就是为了经营权吗？　　这中间大不一样，在理论上看来市没有区别，但是在实践上是大不相同。第一、不承认土地私有化，说明TG没有建立规则、立宪、保护私有财产的打算，还是过一天算一天混日子的流民打算。TG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原则、没有规矩。确实，在一个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从底层发展的时候，也没法讲什么规则、规矩，一个人都活不下去了还要讲道德是很难的。在这个低级阶段，什么山寨、盗版、不守信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想要发展想要进步，想要进入产业链的顶端，那么就必须要讲规则，如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私有财产、立宪，建立规则，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像一颗大树一样有主心骨，否则就像杂草、灌木和藤一样，最初虽然长的快一些，但是永远不能长高长大，总是受制于人、不能自立。　　第二、土地不私有化，那么一块土地上就有数十个、上百个业主，这中间交易成本极高，而且中国一直没有规矩，不讲信用和契约精神，所以，即使你投资农业，有收成了，不一定能够得到。到乡下高农业的，临近收获了果实被农民哄抢而去，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投资进入后，农民借口种种理由敲诈勒索的也不少。而政府并没有从法律上坚决地保护私有财产，一切都是维稳。例如在美国，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候打死黑人，哪怕引起全国的骚乱，陪审团判决警察无罪政府就坚决执行，要是在中国会怎么样？肯定会把警察交出去做替罪羊。中国的法律也是和稀泥，没有规矩，谁势力大谁会闹谁就有道理。像开车撞人不论是非哪怕是行人撞红灯都要开车人负责10%，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法律，在国外这种情况行人需要赔汽车的损失的。　　所以，如果农业经营权流转，承包人跟农民起了冲突，农民人多势众，政府从维稳的角度，是一定不会保护承包人的私有财产的。除非是那种很有来头、或者政府官员参与其中的，才能够压制住地头蛇和太岁们，想靠法律途径解决，既无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一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中国经济的根本还是在城市、在城市化——TG一直不想让农民市民化就是城市化也非要叫城镇化，总想让农民呆在乡下，逆历史潮流而动；二是对于普通人、小投资者而言，由于TG不坚决保护私有财产、交易成本过高，关系复杂，所以，是一个大坑，除了少数有关系、有门路的人能够吃到肉外，大多数将会血本无归。　　农村土地改革真正的肉是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土地用来种植农产品在世界粮食过剩的大环境下是没有多少出路的，唯一可行的是像恒大一样利用富豪们对转基因和农产品安全的恐怖，做小市场高价格，这中间有个物流的问题和价格上限的问题，太贵了人家买泰国和日本进口的大米了，一般的小投资者同样玩不转；　　但是建设用地就不一样了，只不过这跟城市土地垄断征收相冲突，动了地方政府的奶酪和钱袋子，小产权房还没有转正呢，估计这一块也是有关系有门路人的后门，普通人也吃不到这一块肉。　　所以，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先天不足，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把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当下最热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梳理了一遍，也算是对许多网友问“土地流转是否是机遇”的一个回复吧，有点长，大家慢慢看。
　　@胡汉三qertyu
10:14:34　　。。。。。。。。。。。。　　-----------------------------　　兄弟你好快，我全文还没发完你就抢沙发了。哈哈。
　　关于十八亩耕地红线制度还有两个弊端没有写。第一、过去有一句话，资本只要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哪怕是上绞刑架也挡不住逐利。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书记董事长，市长总经理，经营城市。而城市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所以城郊的土地在高额利润的推动下，全部化作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在保护耕地上屌用都没起到，我不止听到一个市长、一个国土局长说，确保每个投资项目落地，不因土地报批制约城市的发展，事实上也是如此，只要资本看中那一块地，那一块地都保不住，不管是基本农田还是什么，所以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除了给他们寻租、敲诈勒索的作用外，在保护耕地上是废纸一张：　　第二、这个制度是一个吃人的制度。为何这么说？虽然抵御大资本无力，但是在穷乡僻壤，没有谁想去征收土地的地方，他是大有作用的。农民的田地哪怕是在抛荒，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农民想修建房屋，占一分田都不行，会被强拆。无法之下，农民只得再山上开边坡建房，结果往往造成山体滑坡，一家被山石掩埋，死伤惨重。可以说，近来山洪泥石流人员伤亡，90%是这个原因。难道人的生命还不如抛荒的田地吗？
　　@卖羊肉的朱孝天
10:42:43　　@大江宁静
楼主，想请教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不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吗？您这算是庸懒散么。。。　　-----------------------------　　呵呵。
　　@卖羊肉的朱孝天
10:42:43　　@大江宁静
楼主，想请教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不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吗？您这算是庸懒散么。。。　　-----------------------------　　这怎么能算慵懒散呢？这是精进勇勤好不？我们上班都是守株待兔，等人家上门来办事。在没人来办事、不能为人民服务的空闲时间中，我还关心时事、国事，为TG改良政策、改善服务、出谋划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TG应该发双份工资给我才对。
　　支持，股市大跌，今天没有赚到钱
　　@九五至神1
12:29:22　　支持，股市大跌，今天没有赚到钱　　-----------------------------　　这算啥大跌，不过是盘整而已。
　　设红线是没有用的，让农民有钱赚才是真的。红线只是有地没人种，有钱赚才能让人没地都去找地种。
　　@大江宁静
10:30:05　　关于十八亩耕地红线制度还有两个弊端没有写。第一、过去有一句话，资本只要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哪怕是上绞刑架也挡不住逐利。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书记董事长，市长总经理，经营城市。而城市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所以城郊的土地在高额利润的推动下，全部化作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在保护耕地上屌用都没起到，我不止听到一个市长、一个国土局长说，确保每个投资项目落地，不因土地报批制约城市......　　-----------------------------　　红线就是，你要在耕地盖房子，要给村长镇上交钱
　　学习了，事实真相总是令人扼腕长叹！
　　@卖羊肉的朱孝天
10:42:43　　@大江宁静
楼主，想请教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不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吗？您这算是庸懒散么。。。　　-----------------------------　　@大江宁静
11:53　　这怎么能算慵懒散呢？这是精进勇勤好不？我们上班都是守株待兔，等人家上门来办事。在没人来办事、不能为人民服务的空闲时间中，我还关心时事、国事，为TG改良政策、改善服务、出谋划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TG应该发双份工资给我才对。　　------------------------------　　@卖羊肉的朱孝天
16:43:20　　看样子楼主肯定不是啥热门部门啊，莫非是什么民宗局、档案局之类的清水衙门，哈哈　　-----------------------------　　不是的，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真正忙的是小兵和老大，两头忙，中间层级如果你不想找事情做就没什么事情，来人签个字同意上报，发文划个圈，很悠闲的，党国其他的不多，就是干部多，一个大的部门的领导党组成员、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可以整20-30个出来，吃饭开两桌都不够。
　　@卖羊肉的朱孝天
10:42:43　　@大江宁静
楼主，想请教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不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吗？您这算是庸懒散么。。。　　-----------------------------　　@大江宁静
11:53　　这怎么能算慵懒散呢？这是精进勇勤好不？我们上班都是守株待兔，等人家上门来办事。在没人来办事、不能为人民服务的空闲时间中，我还关心时事、国事，为TG改良政策、改善服务、出谋划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TG应该发双份工资给我才对。　　------------------------------　　@卖羊肉的朱孝天
16:43:20　　看样子楼主肯定不是啥热门部门啊，莫非是什么民宗局、档案局之类的清水衙门，哈哈　　-----------------------------　　@大江宁静
16:50:21　　不是的，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真正忙的是小兵和老大，两头忙，中间层级如果你不想找事情做就没什么事情，来人签个字同意上报，发文划个圈，很悠闲的，党国其他的不多，就是干部多，一个大的部门的领导党组成员、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可以整20-30个出来，吃饭开两桌都不够。　　-----------------------------　　哎呀，你关心帖子的内容好不好？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哈哈。
　　@大江宁静
10:30:05　　关于十八亩耕地红线制度还有两个弊端没有写。第一、过去有一句话，资本只要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哪怕是上绞刑架也挡不住逐利。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书记董事长，市长总经理，经营城市。而城市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所以城郊的土地在高额利润的推动下，全部化作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在保护耕地上屌用都没起到，我不止听到一个市长、一个国土局长说，确保每个投资项目落地，不因土地报批制约城市......　　-----------------------------　　是的
我家有户人家占了耕地建房
交钱到村里
在他建房成本里都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当时　　dg的一些瞎鸡巴制度就是
　　江哥的新作！支持一下！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没了解过，不作评论了。　　不过看到楼主提到世界粮食过剩，中国粮食完全没有问题。　　忽然想起了“生于0715”发的帖子　　“最后的粮食”　　两个大神的观念怎么会刚好相反，相差十万八千里，呵呵！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
　　哈哈，终于等来了　　
　　@小熊树下 19楼
19:04　　江哥的新作！支持一下！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没了解过，不作评论了。　　不过看到楼主提到世界粮食过剩，中国粮食完全没有问题。　　忽然想起了“生于0715”发的帖子　　“最后的粮食”&a href="" target="_blank" _stat="/stat/bbs/post/贴内链接"&&/a&　　两个大神的观念怎么会刚好相反，相差十万八千里，呵呵！　　------------------------------　　在目前的局势下是不可能有粮食危机的。除非出现冰川期等极端气候。当然，粮食过剩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大饥荒，如果在大规模失业，没有工作的农民工买不起粮食。所以说，粮食危机不是缺粮，而是缺乏权利，买不起粮或者不能分到粮食。
　　顶，这观点比较有意思
　　@党国走狗 23楼
22:58　　顶，这观点比较有意思　　------------------------------　　你的名字更有意思，给我更贴切。
　　！！！！！！　　
　　没错！凯恩斯这个小子算将咱国害苦了，当初引进了个马克思，将农业国按工业　　国搞了个天翻地覆。　　双规制的结果就这样，张领导造了一片商城刚活跃了，换了王领导又在另一个　　地方造新城，目的你懂的。　　双轨制是公私混合制，落实到产权上可公可私。　　双规制产生的货币分快慢两个通道，在快车道上的肥的流油，　　慢车道上的挣一年的钱不够快车道上花一天。　　如此等等
　　楼主亲啊，俺早就发现咱国领导喜欢搞“试点”，在局部　　搞成功再大面积推行。大寨点小靳庄三角村等等。　　前些年有的地方领导到了一个种大棚菜的地方参观，看到　　比种粮食收入高，回来让农民改种大棚菜，一着急将庄稼毁掉了。　　所以呀，只要产权灵活化，换一个领导可能会有一个新花哨。　　产权不灵活化也有负面例子，很多人拿印度比：瞧瞧，在印度　　修个公厕就弄不成------------
　　@大江宁静
21:17:00　　@小熊树下 19楼
19:04 　　江哥的新作！支持一下！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度没了解过，不作评论了。 　　不过看到楼主提到世界粮食过剩，中国粮食完全没有问题。 　　忽然想起了“生于0715”发的帖子 　　“最后的粮食” " target="_blank" _stat="/　　—————————————————　　老说农民工，农民可是有房有地阶级，失业了大不了回家种田就是，最可怕的是城市市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失业了直接断粮。　　
　　@河蟹炒腊肉
04:18:20　　裆锅任何政策最后都会变成寻租，万斤亩对毛和毛团队这些基本全部来源------　　-----------------------------　　当年搞大月经15年赶英国亩产万斤是好心办坏事，如今可不一样了，将凯恩斯　　那一套用烂了对哪些群体有好处，亲懂的。　　还有那个从小岛上漂过来的所谓经济学家，支的烂招子没有更烂的了，为嘛　　还有市场？因为你懂的
　　看到 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再雇佣另一批工人去填坑，这句心里难受死了。小时候植树节老被拉去山上种树，奇葩的是年年都在那个山上种树。　　以前问大人，为啥?他们说要完成指标。　　长大后接触到的这种事就多了，慢慢的就不看新闻联播了，觉得好假，但不知道为啥假。　　现在慢慢明白其中的道理，最近老爱看新闻联播，边看边批判。有时都把自己逗乐了，比看周星驰还带劲。
　　大江叔谢谢啊，我从聊聊中国现状一直关注您贴子。我辍学早，对很多事情都看不透，看了您的帖解开我心里很多迷惑。　　
　　农民代言 - 李昌平首页　　靠资本家转达党的关怀必会失去农民 　　　　字号：小中大　　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叫喊要保护农民，这是对的。但怎么保护农民， 并没有标准答案。　　“公司＋农户”似乎是政府文件和专家学者高度认同的“灵丹妙方”。2001年，我曾经写文章置疑：国有粮食企业，总理拿钱要他们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国有粮食企业总是“短斤少两、压级压价、限收拒收”。从中国政府成立以来，靠国有粮食公司帮助富裕起来的种粮农民能够数出几个人？总理重点监管的粮食公司都不能帮助农民致富，怎么能够指望惟利是图的私人公司帮助农民致富呢？　　最近一段时间，新农村建设要出成果了，有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又开始忽悠“公司＋加农户”——龙头企业带民致富的经验了。即使有个别企业在个别地方的个别期间，在自己赚大钱的同时，也帮助农民提高了一点儿收入，但要明白，这只是特别的企业在特殊情况下的特别表现，不具有推广和示范的“经验性”意义。　　保护农民的最根本措施，无疑是扶持农民组织起来。组织农民，无非是三种主要形式：一是以土地农民集体所（土地合作）有为核心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组织）；三是所谓的“公司＋农户”。现在，前面两种对农民有益的组织形式竟然不能理直气壮的发展，对农民不利组织形式——“公司＋农户”却当成了宝贝儿！　　一， 比较菲律宾模式和日韩台模式，看“公司＋农户”的弊端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前，菲律宾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典范国家。那时，台湾、韩国年轻女子都去菲律宾做佣人。蒋介石“总统”到达台湾后的第一辆轿车就是菲律宾政府送的，这辆车至今还保存在台北中正纪念馆里，默默地向游人展示着菲律宾曾经的辉煌。　　进入70年代后，韩国、台湾迅速崛起，菲律宾被称为“东亚病夫”。菲律宾的女人开始大批输送到台湾、香港、韩国做佣人了，仅香港就有近70万“菲佣”。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菲律宾的衰落呢？原因也许是复杂的，但不能否认菲律宾的农业发展模式失败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必然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进程中，菲律宾政府采取了鼓励和扶持“资本家下乡”，走“公司＋农户”的农业发展道路——拉美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资本家将自己惟利是图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菲律宾传统小农大面积破产，农业产业迅速被有欧美背景的大公司所控制，只有少数农民被吸收为农业工人，绝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菲律宾社会迅速两极分化，内需严重不足，工业生产严重过剩，经济增长受控于外。农民问题迅速转化为工人问题，农村问题迅速转化为城市问题，失业问题迅速转化为政治问题，国内问题被迫转化为国际问题。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1155.html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 韩国和台湾没有走菲律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日本模式——限制资本家下乡，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变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大农”，走“综合农协＋产销班（或农户）”的合作发展道路，农民几乎独享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农业技术服务和土地地租的全部收益。农民同享现代化的好处，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现代化，应该选择菲律宾农业发展模式还是日、韩、台农业发展模式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有人也许会问，“公司＋农户”已经在中国主导10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菲律宾转型时期的小农大面积破产局面呢？回答这个质疑是不难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土地没有私有化，双层经营体制还没有完全破坏掉；二是近2亿已经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源源不断地补贴了小农家庭经营。但现在，倡导土地私有化和否定双层经营体制的声音已经占主导地位了，政策层面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调整。没出问题并不表示没有问题，其实危险早已开始显现：我国农民农业收入20年基本没有增长，靠农民工工资收入补贴小农家庭经营、已经导致了近2亿新工人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两极分化明显加剧，内需严重不足，工业生产能力依赖“不断满足美国和欧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维继，经济连续近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所积累在少数人手上的巨大财富正源源不断流向国外；现代化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民，城市化排斥产业工人；城乡在断裂之中、东西在断裂之中、穷富在断裂之中、官民在断裂之中、社会在断裂之中……“菲律宾病态”已经开始显现了！　　尽管有菲律宾和日韩台模式的前车之鉴，党中央也提出了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政”理念，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但遗憾的是，对90年代以来的错误农村政策不仅没有丝毫的检讨，而且菲律宾式的错误还在新农村建设中变本加厉地继续着。“公司＋农户”的“灵丹妙方”还在忽悠农民！
　　二， “龙头企业＋农户”不是农民的组织　　很多人在谈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时候，不假思索地以为“公司＋农户”就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救农民的“灵丹妙方”，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公司＋农户”是一种组织形式，但它不是农民的组织。　　第一， 主导者不是农户，是公司。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主导地位，可以转嫁风险给农民，农民不能转嫁风险给公司；公司可以获得比农民高出许多倍的增长，农民不能获得比公司高的增长；公司可以选择农民，农民难以选择公司；　　第二， “公司＋农户”不是代表农民的法人组织，代表农民经济利益、主张农民的政治权利不是其天然使命，只是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生产经营模式；　　第三， 公司不是农民的公司，农民不是公司的农民。公司和农民，既不是战略同盟关系，也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公司知道农民的全部经营信息，农民并不知道公司的经营信息。农民只是公司养的绵羊，养肥了是为了获得羊毛；　　第四， “公司＋农户”不是农民和市场的纽带。公司和农民是交换关系，公司控制着农民进入市场的通道，逼迫农民接受不平等的交换，这样的交换关系，带有剥削与被剥削的性质；　　第五， “公司＋农户”也不是农民和政府的桥梁。政府将扶持农民的政策性资源，委托公司传递给农民，但公司并不会全部公开政策性资源及其配置信息，完全有能力将国家给农民的资源直接或变相占为公司所有；　　第六， “公司＋农户”，往往是公司对某一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实行既控制生产、又控制流通的垄断性经营模式。本质上不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通过控制金融服务、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让农户永久成为不相互合作的分散小农，永远只能分享农业产业链条中最低端的农业生产环节的微薄收益；　　第七， “公司＋农户”对农民而言，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当政策允许土地私有化的时候，公司通过控制金融、加工、流通、销售、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农民破产，并逼迫农民廉价出让土地，使绝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少数农民沦为农工或佃农。这样，公司就成为“地主＋资本家”了，农户就沦为了农工或佃农。到时候，中国的“公司＋农户”就和菲律宾的“公司＋农户”一模一样了。　　即使公司不故意“坑农害农”，“公司＋农户”也不是人多地少的农业国现代化进程中理想的农业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决定了众多农民就只能获得农业生产领域的微薄收益，而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的利润被公司占有，产业化程度越高，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越低，“公司＋农户”的结果必然是农民收入越来越薄，公司收益越来越厚。农民收入的增加，只能靠农民合作起来，分享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甚至技术研发的收益。所以，战略上看，增加农民收入，就是要打破“公司＋农户”模式，扶持“合作社＋农户”或“村集体＋农户”或“农民协会＋农户”模式。
　　三，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经济”是小农的必然选择　　菲律宾模式的必然结果是小农的快速破产。如果小农的快速破产是人多资源少的农业国家现代化所不能承受的，那么，组织小农合作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就是唯一选择。　　提到“集体经济”、“集体所有”、“集体主义”这样的词，绝大多数人都有天然的反感，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让中国人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其实，“集体”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生活或工作在“集体”之中，只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集体”。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和市场经济时期的“集体”是完成不同性质的“集体”，如果加以区别了，也许中国人还是可以接受“集体”这个词的。　　公社时期的“集体”，有特定的制度环境：一是经济活动高度计划；二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三是按劳分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四是户籍管制——不能退出。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宪法规定的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上是准国家所有，“集体经济”实际上是准公有制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的“集体”，也有特定的制度环境：一是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导向经济活动；二是通过市场完成“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循环；三是分配方式多元，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都参与分配；四是人口流动——可以退出。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民有制，集体经济是民有或私有经济衍生的一种新形式。和传统的“公有制经济——政府所有制经济”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认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集体所有”是民有制，“集体经济”是民有经济，我们可以称呼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为“新集体所有制”和“新集体所有制经济”。　　对千家万户的小农而言，适应市场和对抗资本剥夺，没有什么措施比组织起来——“集体合作”更有效了。不能因为不喜欢公社时期的那个“集体合作”，就排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集体合作”，甚至指望资本家救小农于市场，这和鱼掉到了地上指望猫咪去救一样滑稽可笑。鼓吹“公司＋农户”可以解决小农弱势的难题的人，实际上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话语里，是市场经济白痴！　　全社会都应该形成新的共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农民的“新集体所有制”和 “新集体经济”是保护和发展小农利益的根本措施。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要纠正持续了十几年的歧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主体”的反市场经济原则的错误政策。　　所有制平等和主体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进入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拐点，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个拐点也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农民集体经济主体地位受歧视的开始。　　自进入90年代以来，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名存实亡。相对而言，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抵押和买卖，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却不可以抵押和买卖，这说明国家的使用权高于集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个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等也高于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仅如此，政府因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强占农民集体财产似乎“理所当然”；90年代后期，政府还强行对农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所谓“改制”——私有化运动，支持少数人将农民集体资产几乎 “合法抢劫”一空。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农民集体经济遭受了一场浩劫，农民组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农民政治和经济权利迅速边缘化，埋下了90年代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祸根。（参阅李昌平：《农村改革要回归正确路线》）
　　四， 小农难以自发组织起来，政府要有所作为　　现在有一句话很时髦：让农民自愿组织起来或让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或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或让农民自主组织起来。这看起来像真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前的千百年间，中国农民自愿组织起来或自发组织起来或自己组织起来或自主组织起来了吗？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的综合农协，也很难说是农民自愿、自发、自己、自主组织起来的。为了对抗房产开发商及其物业公司的欺压，小区业主必须组织起来——建设业主委员会，城市精英们的业主委员会建设了近20年了，真还没有几个小区自愿、自发、自己、自主组织起来，成功维护了自己权益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就更少了。城市精英组织起来都如此之难，农民要有效组织起来就更难了。　　自愿不一定能够自发，自发不一定能够自己，自己不一定能够自主。因为组织本身是国家现代化的宝贵资源，组织起来需要巨大的成本，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乡村社会建立起基层政权和农民组织，是许许多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深入乡村社会“革命”的结果，是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的。高成本和高代价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和农民组织，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应该说，组织小农是农业国家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　　90年代以来，在政府扶持龙头企业剥夺小农的政策背景下，金融资本家、加工业资本家，流通业资本家，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资本家联合起来，对小农实行四重剥夺，小农被挤压得只能获取农业生产领域里微薄的劳动报酬，无法获取组织起来的所必需的成本，如何能够组织起来呢？！很多人没有底层生活的经验，对基层政权和农民组织建设的艰辛没有体会，对基层政权和农民组织的价值认识不足，张口闭口就是“左的产物要自生自灭”，“让农民重新自发组织起来” ，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组织农民，政府应该在巩固和扶持两个方面有所作为。巩固就是要对原有的农民组织，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完善其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保证其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基础，依法保护其民主自治权利，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改善其制度和机制；扶持就是要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经营、农业技术研发和土地产权交易等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并且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政府组织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这是对过去时期的政府和农民关系的真实描述。政府和农民形成这种尴尬关系是有历史原因的，那就是长达五十多年的“以农补工”发展模式。政府为了低成本高效率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要组织农民——农民怕；而农民希望占有更多的劳动成果，要组织起来抵制政府的过度收刮——政府怕。现在已经进入“以工补农”的发展阶段，政府和农民已经不是“收刮与被收刮”的对立关系了，而是“补偿与发展”的合作关系。政府组织农民是为了通过有效补偿，促进农民发展；农民自主组织是为了争取更多补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大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除在组织农民方面有所作为外，更要在创造农民组织发展的有利环境方面大有所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农民自治组织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必然被黑社会组织等非健康组织主导，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因此，政府巩固和扶持农民组织发展，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 农民组织及其经济基础建设是共产党在农村的最大政治和经济任务　　农民是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是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基础。党在农村的传统政治基础是基层党支部及其领导下的共青团、妇联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是集体经济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集体经济几乎土崩瓦解，土地集体所有制度随着“三提五统”和承包费的强制取消而名存实亡了。随着都在农村的传统政治基础及其经济基础的弱势，一方面是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被边缘了，另一方面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治经济领导地位动摇了！　　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小农，要提高自己的收入，需要组织起来应对大资本的剥夺；随着“以农补工”转向“以工补农”，基层政府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要实行民主自治，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要依法治理农村，小农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新的历史时期，为新的农民组织及其新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党在农村巩固和发展新的政治联盟及其经济基础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小农不可能和资本家阶层结成同盟，因为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垄断收益，其必然的行为是：要么和腐败官僚结合或要么和黑社会势力结合，以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地剥夺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小农也不可能和黑社会性质的势力结成同盟，因为黑社会性质的势力，天性是不劳而获，要么和腐败官员结合或要么和黑心资本合作，以间接分享权力和资本剥夺小农的小农收益或直接占有小农的“保护费”。中国的小农天生就只能依靠政党政权的保护而组织起来，反过来保政党政权。　　如果我党和政府，放弃组织农民、并依靠农民组织巩固自己的基层政权和政治根基，农村经济必然很快由农民经济变成官商经济或黑色资本经济，农村政治必然很快由共产党领导的村民民主自治转变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政治，或以黑色经济为基础的黑金政治，或以官商经济为基础的寡头专制政治。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小农必然会大面积破产，破产的农民会成为非健康力量的利用对象，共产党的在农村的政治基础就会全面丧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　　我党必须与时俱进，在农村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民组织及其经济基础，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扶持有新经济基础的新农民组织发展壮大，并与之结成新的政治同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共产党在农村最大的经济任务，就扶持新农民组织的新合作经济发展壮大；共产党在农村的最大政治任务，就是巩固新农民组织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但要警告的是：如果共产党期待以“公司＋农户”形式，通过扶持资本家发展，再依靠资本家转达共产党对农民的关怀，并通过资本家组织农民，建立起共产党在农村的新经济基础和新政治基础，那必定会失去农民！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1114.html　　在老革命之后全国政协委员与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字号：小中大　　日下午五位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翚（董必武女儿）、任远征（任弼时女儿）、周秉德（周恩来大侄女）、刘太行（刘伯承儿子）、罗东进（罗荣桓儿子）等开国元勋老革命之后应邀出席北京乌有之乡书社在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号举办的与中青年学者的座谈会，听取社科界部分学者对改革开放国家大计的意见和建议。胡木英（胡乔木女儿）和苏铁山也应邀出席。座谈会由苏铁山主持并致辞。苏铁山在致辞中申明这些老革命之后继承父辈先烈的遗志，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坚持劳动人民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应邀出席的学者有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国家发改委高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立言、李延明、许建康研究员，《国际社会科学》副总编黄纪苏，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祝东力研究员，其他社会学者有电影导演周国瑾和“三农”专家李昌平、军事专家宋晓军等。大家座谈的主题有四个：（一）依靠国家力量重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科研体系；（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调整对外开放的各项经济政策；（三）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建立全面福利保障体系；（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思路。　　下面是李昌平在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李昌平：　　一、改善当前农村的生产关系。　　我认为当前农村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改善生产关系，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已经二十多年了，很多法律，包括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都说家庭联产承包是动不得的，还要坚持50年、100年不变。我们知道农村的生产力这些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80年代，农村每户养三、五头猪已经很不错。这些年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面主要剩下了老人、妇女、残疾人等，他们一养就是上百头，因为现在养猪已经很简单了，打个电话，饲料就送上门了，再打个电话，收购猪的就来了。过去的家庭副业已经可以成为主业，现在主业应经成为副业。比如一家有10亩地，种一亩地得300元，总共也才3000元。这十亩地好难种啊。农村完全可以实现分工分业了。那何必还要每家每户都分上一小块地，分得这一块、那儿一块？承包法说，只要有人不同意分土地，你就不能动他们的地。那么99要种蚕桑，一户要种棉花，是99户服从一户呢？还是1户服从99户? 这是农民内部的事情，中央不能出台一部法律说，那一户就是正义的，那99户就是错误的。所以农村的生产关系要调整。　　以华西为代表的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子全国有两千多个，发展都很好。南街村我去过多次，它的制度算不上是非常好，但它发展的很不错，是因为它的生产关系比家庭联产承包要先进，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觉得不能搞新的“两个凡是”。今天新的“两个凡是”是：凡是搞承包都是对的，凡是搞私有化都是对的。我认为，搞集体和搞家庭个人经营都各有优势。集体中间个人有优势，个人中间集体有优势。　　今天我国农村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情况都在变。过去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毛泽东时期的东西过去不一定好，现在不一定不好。80年代好的东西，现在不一定还好。所以当前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对于我们现在的土地承包法、基本农田管理条例、土地管理法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些凡是涉及到限制农业发展的法律都应该尽快废除或者修改。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实情会发现，那些法律多数是管制农民、限制农民发展的。现在农村的问题是不是农民没有本事，是不让农民发挥他们的本事，是没有给农民调整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不能搞两个凡是。现在有人好像是80年代这个话是我说过的，现在我还在台上，所以我说过的话就不能不变。我觉得这种人的心理很怪。有人说这话是邓小平说过的。邓小平没说过，他也肯定过华西。我不是说家庭经营不要，是说不能让八亿农民都搞家庭经营。这是很关键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是一刀切、一成不变的。　　二，解决资金转移流失的问题。　　现在资金的转移逐年增大，我们财政支付以每年几千亿的幅度增长，其中若有不少真正是交到了农民手中，那么我国每年的资金增长是很快的。我前两年不在北京，在云南、贵州、西北的一些地方，我发现转移支付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率非常低，一年比一年低！我们从中央财政部把资源给了国家的其他一些部委再转移下去。若从财政部到省财政再到市、县财政分下去，只有这样一条线的损失。若现分到各个部委，再分下去，则层层都截流，层层都损失。哪个地方出的有干部，这个地方就能得到钱，没有干部，就得不到钱。钱到了地方再进行招标，所谓招标就是分钱。招标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能够充分竞争。但是现在的农村不具有充分竞争的条件。往往是有钱有关系的人请乡长吃饭、一碰杯，这人就招到标了。本来是修一公里3万到5万元，结果就变成了15万元，招到标后就分钱。中央发下去100元，实际到下面用到30元就不错了，现在看来还不到30元。这个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并未得到好转。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去搞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则很多钱就打了水漂。　　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依照法律来配置。比如医疗、教育以及村内的公共服务，不应以专项项目来进行的，要依法配置到人头，配置到社区。不管上面有多少干部，有多少级政府，应该给我多少钱就必须给我。这是法律给我的权利，这是给老百姓的公共财产，不能截流。二是有很大一部分资金要改专项配置为一般性配置。不能个各个部委以专项资金来搞。对于市一级的项目可以用专项配置，但对于县级及以下项目要靠一般性配置。三是要明确资源、资金的使用主体是谁。钱是老百姓的，是当官的，不是公民的。钱到了乡一级，管理使用主体是老百姓，这点要明确。这方面人大、政协可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三、放手组织农民，通过组织的民间化带动民间的组织化。　　通过民间组织的发展、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来建立民选、民本、民管的基层政府。现在上面常说要加强基层组织，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怎样加强基层组织，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我从83年到公社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历，我可以说，我们的基层组织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20多年来的多次整党并没有使基层组织先进起来，为何没有？因为没有组织间的竞争。之所以需要组织，是因为我们需要各种的组织为我们提供服务。组织既可以生长，也会灭亡。有功能的组织要让其生长，没有功能的组织要让其自己灭亡。现在政府花大量的钱在养活着一些实际没有作用的组织，而同时我们的农村却缺乏组织和资金的支持。我认为，要把那些没用的组织推向民间来带动民间的组织化。等民间组织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我们乡村的人大、政协才能够管理、监督政府，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只有建立起民选、民本、民管的乡村政府才可能把我们的新乡村建设搞好，把转移支付资金的问题解决好。否则，新乡村建设资金越多，流失的越多。就像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国企改革一样，不是人民的发展，是少数人享受了发展的成果，多数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四、要扬弃毛泽东，超越邓小平。　　在乡村发展、建设问题上，对于毛泽东要肯定的，我们要充分肯定。 毛泽东当时的一些政策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当时是处于极左的环境。今天极左不存在了，毛时代的很多东西我们要肯定的就应该肯定，比如说合作、互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以及调动起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用劳动换福利，用劳动换权利。包括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整治乡村环境、治理水土、消灭血吸虫都是对的。毛泽东的农村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制度建设在今天也有很多是可以用的。　　我们也要超越邓小平。邓小平讲过，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只是过渡的。他也肯定过华西，讲华西是我们今后要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把邓小平教条化，要超越邓小平。　　若在乡村建设中间，不能扬弃毛泽东，超越邓小平，我们就可能搞成模式化、形式化、一刀切的结果，这样的话就是政治化的乡村建设。现在在有些人那里存在一种不好倾向，就是认为谁要说毛泽东好，就是没学问。这种想法很可笑。我们要充分吸收借鉴一切优秀的东西。南街村、华西村并不是一成不变延续以前的道路，他们也吸收利用了这个时代的机遇，所以他们不是政治化的产物。
　　五、乡村建设不能货币化。。　　乡村建设不能只有资金的支持。往往一说支持乡建就理解为给钱。中国农村最多的是劳动力，浪费最大的也是劳动力。在中国，有大量的事情没有人干，有大量的人没有事情干。谁能够找到中国的劳动力配置的办法，谁就找到了新乡村建设的办法。　　我现在所在的一个民间机构在下面作扶贫，我们修同样的山路，成本连政府的三分之一还不到。为何我们可以小钱办大事？是因为我们把农民组织了起来，用劳动办大事。这样的建设是好建设。　　六、反对土地的私有化。　　有人讲要推进土地的私有化。我们当前的土地制度，既不是集体所有，也不是私有，现在是国家所有，农民承包。国家征收农民土地时，应该给三十年的补贴。因为国家讲我们的土地政策是三十年不变。集体所有制在今天是完全被废止了，只有南街、华西、大寨、刘庄这些村子是集体所有。这些村子之所以发展得好，是因为他们村集体分享了国家土地的级差地租。只有像他们那样，农民能够分享土地的资本收益，能够用自己土地的资本收益解决自己的福利问题，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就有希望。如果是把土地给资本家份了，而不顾农民的死活，这种城市化是一定要失败的。　　七、乡村建设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切实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 　　现在的乡建是就事论事、感恩戴德，这种乡建是不行的。一定要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我认为最近几年农村的问题是有些好转的，但这种好转是带有机会性的。最近两年，增产和增收是同步的，粮食的产量在增加，但是粮食的价格也在上升。所以农民的日子好过，并不在于取消了农业税。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间，粮食增产，价格上涨，这样的时期历史上有几个。凡是增产减收的年份，农民的日子都不好过。这几年之所以出现增产增收的同步，99年、2000年时国际粮价低于国内粮价，这些年是国际粮价高于国内粮价。国际粮价维持在一个水平，下一个时期就有可能是增产减收。我们一年解决农民负担、减免农业税是800个亿，但一年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是几千个亿。当粮食不能够增产增收，而是增产减收时，那么就很快抵消掉了给农民减免的800亿好处，同时又由于生产资料的大幅涨价，实际上农民的负担没有下降，而是很大上升了。那么农村就会出现产业结构重新调整，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种以前的东西赚不到钱了。但你这个地方种别的东西，而别的地方有种你的东西，这不是乱搞嘛？所以每一次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没有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见过的多数地方其产业结构调整都是失败的，而且浪费了大量的钱。当农村产业结构不成功时，大量劳动力就要涌向城市，但城市所能容纳的劳动力也是有限的，也就意味着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就要下调，就会带来城市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国企工人工资高于农民工，劳动成本上竞争不过他们，所以也促成了大量工人下岗。　　我们当前不能只看到一点点成绩时，就看不到未来所面临的困境。一定要在农民的收入问题上想办法。要解决收入问题，主要是要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给农村发展一个机会。有人说今天农村之所以这样，是它们自己没办法发展了。谁说不能发展？大寨那么困难的地方都能发展挺好的。南街村“那么不好的制度”都能发展那么好。说到底这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要给别人的发展以权利。有人说农村留不住人才。为何大寨、南街都留住人才了？有人说这种制度不好，强人死了之后就没人接班了。那华西的吴仁宝退休了，但华西今年一年是以50%的速度增长，刘庄的史来贺死了，为何刘庄发展的一年比一年好？大寨的陈永贵去了，还有郭凤莲呢。所以用那种简单的话语、思想说“只要哪个人不在了，这个村子就一定不行了。”，这些人的动机就是为了有意把某些事情抬高，而去妖魔化正确的事物。这是不客观的。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1152.html　　农民代言 - 李昌平首页　　保护三农的根本措施——重新扶持农民合作起来 　　　　字号：小中大　　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叫喊要保护农民，这是对的。但怎么保护农民， 并没有标准答案。　　“公司＋农户”似乎是政府文件和专家学者高度认同的“灵丹妙方”。2001年，我曾经写文章置疑：国有粮食企业，总理拿钱要他们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国有粮食企业总是“短斤少两、压级压价、限收拒收”。从中国政府成立以来，靠国有粮食公司帮助富裕起来的种粮农民能够数出几个人？总理重点监管的粮食公司都不能帮助农民致富，怎么能够指望惟利是图的私人公司帮助农民致富呢？　　最近一段时间，新农村建设要出成果了，有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又开始忽悠“公司＋加农户”——龙头企业带民致富的经验了。即使有个别企业在个别地方的个别期间，在自己赚大钱的同时，也帮助农民提高了一点儿收入，但要明白，这只是特别的企业在特殊情况下的特别表现，不具有推广和示范的“经验性”意义。　　保护农民的最根本措施，无疑是扶持农民组织起来。组织农民，无非是三种主要形式：一是以土地农民集体所（土地合作）有为核心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组织）；三是所谓的“公司＋农户”。现在，前面两种对农民有益的组织形式竟然不能理直气壮的发展，对农民不利组织形式——“公司＋农户”却当成了宝贝儿！　　一， 比较菲律宾模式和日韩台模式，看“公司＋农户”的弊端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前，菲律宾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典范国家。那时，台湾、韩国年轻女子都去菲律宾做佣人。蒋介石“总统”到达台湾后的第一辆轿车就是菲律宾政府送的，这辆车至今还保存在台北中正纪念馆里，默默地向游人展示着菲律宾曾经的辉煌。　　进入70年代后，韩国、台湾迅速崛起，菲律宾被称为“东亚病夫”。菲律宾的女人开始大批输送到台湾、香港、韩国做佣人了，仅香港就有近70万“菲佣”。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菲律宾的衰落呢？原因也许是复杂的，但不能否认菲律宾的农业发展模式失败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必然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进程中，菲律宾政府采取了鼓励和扶持“资本家下乡”，走“公司＋农户”的农业发展道路——拉美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资本家将自己惟利是图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菲律宾传统小农大面积破产，农业产业迅速被有欧美背景的大公司所控制，只有少数农民被吸收为农业工人，绝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菲律宾社会迅速两极分化，内需严重不足，工业生产严重过剩，经济增长受控于外。农民问题迅速转化为工人问题，农村问题迅速转化为城市问题，失业问题迅速转化为政治问题，国内问题被迫转化为国际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 韩国和台湾没有走菲律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日本模式——限制资本家下乡，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变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大农”，走“综合农协＋产销班（或农户）”的合作发展道路，农民几乎独享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农业技术服务和土地地租的全部收益。农民同享现代化的好处，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农民代言 - 李昌平首页　　看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想哭！ 　　　　字号：小中大　　11月1号，有几个媒体的朋友高兴告诉我，《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以下简称《合作法》）在全国常委会上高票通过了！我很快在网络上找到了《合作法》全文。我最关心的农民金融合作权被排斥在《合作法》之外了，我当时的心情就两个字，想哭！　　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甚至想哭呢？　　一、合作权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　　《合作法》迟到了20年小农是市场的弱者，需要合作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换句话说，合作权就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这是基本的常识。中国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20年了，20年后的今天，8亿农民才盼来了合作权。农民合作权迟到20年，农民是付出巨大代价了的。　　从1986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如果扣除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工资部分，其增长幅度是递减的，甚至是负增长。道理很简单，随着经济市场化，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是单个小农难以进入的，这些领域逐步被资本家所控制。被剥夺合作权利的小农，只能获得农业生产环节越来越微薄的收益。假如没有1亿7千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实际上是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务收入返回农村，中国不知有多少小农早就破产了。如果依靠农民工的劳务收益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农民工怎样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呢？城市化如何能够实现呢？　　《合作法》迟到20年，表明我们漠视了小农及1亿7千万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权20年，这不是一件小事，直接的后果是埋下了社会不和谐的隐患。　　二、土地合作权被破坏，金融合作权被管制，《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只是一支老孔雀。　　成功的农民合作组织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以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如大寨村；另一种是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综合农协，如台湾农会。其他的合作组织，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短期成功了，也难以持续。这是对世界合作社发展历史的总结性结论。　　中国在2002年，出台了一部《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中国农民在最初分田分地的时候，说好是5年小调整，8年大调整的，所以，一家7亩地，分在8、9处。现在，法律规定30年不能变，如果100个农民有90个要以土地合作为纽带，实行机械化耕作，专业化分工，只有几个农民反对，合作是难搞成的。这就是说，《土地承包法》破坏了农民的土地合作权，除了像大寨等数千个维持土地合作没有变的村社之外，其他的村子再想搞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已经是难上难的事情了。　　2006年11月，千呼万唤地《合作法》出台了，可是这部法律却剥夺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视农民金融合作为非法。那就是说，《合作法》不许中国农民建立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的综合农协。　　这也等于间接判决：中国农民合作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合作法》出台前，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对8亿农民的关心和保护。现在看来，只是老孔雀开屏！　　三、《合作法》的出台，标志着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严重受损了。　　《合作法》不给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主要的理由是金融部门不同意，金融部门不同意的理由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给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农民的金融合作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反对给农民金融合作权利的人举例说，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搞过“农村合作基金会”，全国近5万个“合作基金会”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所以证明了中国农民不能搞金融合作。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体不是农民，主体是县乡基层政府，根本就不是农民的合作基金会。“合作基金会”的呆坏账更不是农民没有还，而是用于填补了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而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又是因为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造成的。将这盆屎盖在农民的头上是不公平的。就算农民的数万个金融合作组织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难道就得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吗？请问，最近十几年来，官办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了数千亿的呆坏账，是不是应该关门呢？几家国有银行出现了数万亿的呆坏账，为何财政还一直不停地为其买单呢？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70％以上，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金融部门的一面之词而剥夺70％多人民的金融合作权利，那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哪里去了呢？如果金融部门没有游说全国人大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是全国人大“独立”做出的这个决定，那全国人大的代表性就严重受损了！　　四、《合作法》的出台，将中央一号文件置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了。　　关于农民合作金融权利，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这样表述的：“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一向都是人大和国务院制定涉农法律法规的指导性意见，这是《宪法》授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体现，《合作法》的出台，破除了这个法定的惯例；中央一号文件，也一贯被视为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在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的指引下，已经引导农民发展了数以万计的、以资金互助合作为纽带的经济组织，随着《合作法》的出台，这些合作组织都成违法组织了，中央一号文件还是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吗？如果还是“尚方宝剑”，那依法治国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农民代言 - 李昌平首页　　寄托在资本家身上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 　　寄托在资本家身上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 　　　　字号：小中大　　今天的新华网有这样一则报道：《奶贱伤农 奶业巨头不提价 奶价引奶业新"战争"》。报道说，成本高扬、奶价停滞，内蒙古通辽的奶农濒临崩溃，牛奶企业却不为所动，拒绝提高收购价格。面对困局，当初极力促成农户饲养奶牛并引进奶牛项目的通辽市政府也一筹莫展。尽管成立了奶业协会，但面对全国性布局的现代化大企业时，通辽奶农仍处明显弱势。在牛奶企业看来，通辽这样的散户养殖模式，成本高、质量差、收购难，注定要被市场淘汰。 　　看了这篇报道，心中有些悲凉。　　十几年来，谈到增加农民收入，“公司＋农户”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推崇的主要措施。十几年来，“龙头企业”一直享受各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农民合作起来办点加工或营销企业不仅没有任何优惠，还设置很了高的门槛。90年代以来的很多政府官员，似乎都真的相信资本家是咱农民的大救星！　　我常常想，政府官员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国有粮食公司存在了几十年，种粮农民收入一直也没有什么增长，凭什么就相信私人公司会帮助农民增收呢？国务院拿钱，逼着粮食企业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粮食企业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执行国务院的保护价，并在收购农民粮食时“压级压价”、“短斤少两”、 “打白条”，怎么就相信私人企业保护农民呢？私人公司的第一目标就是盈利最大化，政府怎么就想着要私人公司带领千家万户的小农致富呢？这不是和上个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思路相似吗？　　我常常想，政府官员怎么就这么笨蛋呢？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增加千家万户小农的收入，就是要增强小农在市场上谈判议价的能力和拓展经营领域，唯一的办法就是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合作办金融，合作办“产——加——销”、“贸——工——农”、“农——科——教”一条龙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是强者，农民是弱者，资本家的事根本不需要政府操心的，只有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了，平等竞争和公平交易才能实现，政府就可以少操农民的心了。所以，政府应该扶持的是小农，着力点是组织农民，而我们的政府官员大多都是扶持“龙头企业”。其结果就是小农越来越小，资本家越来越强，交易主体越来越不平等，交易越来越不公平，所以就有了“内蒙古通辽的奶农濒临崩溃，牛奶企业却不为所动。面对困局，当初极力促成农户饲养奶牛并引进奶牛项目的通辽市政府也一筹莫展”的局面。　　我常常想，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官员变成了糊涂蛋、笨蛋呢？我使劲找，终于找出了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部分政府官员“日理千机”、“日理百机”，没有时间学习，被前些年流行的“农业产业化理论”忽悠了。专家学者的本领一般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化理论”；而政府官员的本领一般就是把复杂理论简单化：农民增收＝“龙头企带农户”；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官员、商人和学者专家合作，为了得到国家扶持“三农”的巨大资源，制造了“公司＋农户＝增加农民收入”的主流话语，名正言顺、并且轻而易举地得到政府财政金融扶持和税收优惠，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少数人先富起来了！为了掩人耳目，这些人经常找一些“增加农民收入的典型故事”，通过媒体大肆宣扬，十几年来，就这样不停地这样忽悠！这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似是而非”“颠倒是非”的忽悠，只要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不提出质疑，是可以长期忽悠下去的。　　我常常想，像“公司＋农户＝增加农民收入”，这样理论上错误，并且统计数据（1986年以来，扣除农民在城市打工收入，农民在农业领域的收入增长一直在下降）完全不予支撑的忽悠，为什么十几年经久不衰呢？我使劲地找，找到了两条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主流媒体，一直没有停止这样的忽悠；另一个原因是，一号文件也一直在这样忽悠。主流的错误，只有靠舵手纠正，这是中国特色！　　“公司＋农户＝增加农民收入”的忽悠，近年又有了新发展。如，鼓励私人大资本下乡，开办金融服务公司，解决农民小额贷款难；鼓励外国农业大资本家收购东北大豆加工企业，帮助东北豆农增加收入；鼓励日本、韩国、台湾农民组织，在国内建农业开发区，引入竞争，促进大陆农业现代化等等。这些新的忽悠，和“公司＋农户＝增加农民收入”是一脉相承的——官僚资本特权话语。其实，这些新的忽悠，只有一个结果，将国内“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让给境外公司，将境外“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也让给境外公司，让中国农民成为任人宰割的羊羔，以此证明中国各级政府多么多么开明，投资环境多么多么好，中国投资回报多么多么高！　　新华网《奶贱伤农 奶业巨头不提价 奶价引奶业新"战争"》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牛奶企业看来，通辽这样的散户养殖模式，成本高、质量差、收购难，注定要被市场淘汰”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小农必须尽快大规模淘汰；二是就算散户养殖改集中养殖了，将来的说话权还是蒙牛、伊利的手上，下一轮他们还是不提价，依然还可以说同样的话。也许，将来这样说话的还有外国公司。我们期待，通辽奶农和政府的无可奈何，能够引起“日理万机”者的警觉，尽早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避免：农民问题转化为就业问题，农村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国内问题转化为国际问题。晚了，麻烦就大了！
　　农民代言 - 李昌平首页　　生猪定点屠宰制度是肉价暴涨的推手 　　　　字号：小中大　　八月的CPI高达6.5%，有代表官方的人解释说主要是猪肉惹的祸。对于猪肉价格暴涨的解释很多，什么国际影响、饲料涨价、流动性、农村劳动力外流等等，这都有道理，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没有人说破，那就是生猪定点屠宰制度是猪肉价格暴涨的推手。　　90年代中期，在为了让城市消费者吃放心肉、农民使用放心肥料、放心农药、放心种子的呼吁下，一批80年代垮台了的垄断部门又重新回来了。如，肥料专营、农药专营、种子专营、等等，计划经济时期的供销社、国营商业等"胡汉山"又回来了。生猪定点屠宰就是同期发生的，实际上就是公社时期的食品公司“借尸还魂”，由公社时期的的垄断零售，改为了现在的垄断宰杀和批发。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所有的专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专营，只是不要农民经营、只许原来的垄断部门的职工经营罢了；专营更没有解决"不放心"的问题，这些年发生的假肥料、假农药、假种子、死猪肉、病猪肉、母猪肉事件，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肥料专营、农药专营、种子专营制度都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只有中国特色的生猪定点屠宰制度有越来越强化之趋势。　　为什么肥料专营、农药专营、种子专营制度都基本上名存实亡了，而生猪定点屠宰却越来越强化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所谓的专营，并不能解决百姓"不放心"的问题；二是肥料、农药、种子专营对政府部门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唯独只有生猪定点屠宰制度对政府部门和极少数利益相关者好处多多。　　好处一，一头200斤的猪，从猪农出售到出宰厂或冷库，价格大约要涨近400元，其中众多部门搭车收费，一头猪要收数十元。农民出售一头毛猪200斤，价格大约7元/斤，毛收入1400元左右，纯收入（不含劳动价格和猪瘟死亡等因素）大约150元左右；猪贩子卖给宰厂价格为1620元左右，纯利约100元以上；宰后净出按89％（含腔骨、大骨、猪油、下水）算，为178斤/头，宰厂或冷库批发价格为10元/斤，每头猪批发毛收入为1780元。进宰厂到出宰厂冷库的价差为：＝160元。 如果加上猪毛、猪皮、猪血的收入，屠宰和批发环节的利润简直就是暴利了。　　好处二，宰厂可以和猪贩子联合控制毛猪市场价格。农民的猪只能卖给和宰厂有关系的猪贩子，否则没有出路。这就出现养一头猪难赚100多元，贩一头猪却稳赚100多元的局面。宰厂名义上是猪贩子剥夺猪农的帮凶，实际是主谋。因为猪贩子是要依靠宰厂"给口饭吃"的，如果张三不是宰厂的"孙子"，张三就有可能做不成猪贩子。　　好处三，宰厂可以和炒猪肉的炒家联合控制猪肉市场，如某人库存500吨猪肉，两个月赚200万。只要有垄断权力存在，养一头猪，不如炒一头猪的怪现象就不奇怪了。　　好处四，宰厂可以和猪肉批发商联合控制猪肉批发价和零售价格。　　生猪定点屠宰实际上是生猪生产到消费全环节中的咽喉，谁想在生猪产业中牟利，都不得不和定点屠宰合谋。如果定点屠宰单位自己想牟利，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与宰前、宰后的流通或储存商人合谋实现。甚至可以儿子贩猪、老婆囤猪、老子宰猪、媳妇批发猪肉、二奶炒猪肉，进行一家人、一条龙作业。更为要命的是，当猪农养猪亏本的时候，以宰厂为中心的流通环节照赚不误，由于定点屠宰制度使猪农不能直接进入贩猪、宰猪、批猪和零售各个环节获得收益，猪农养猪风险不能在各个环节分摊，猪农就只能选择不养猪，这就加剧了生猪产业的大起大落。　　我认为今年猪肉价格暴涨，流通环节人为操纵肉价是主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肉价暴涨比历次都厉害呢？除官方解释的原因外，还与去冬今春以河北为中心的全国范围内的生猪定点屠宰整顿高度相关，这次整顿，关闭了大量的非正规宰厂，加强了以宰厂为核心的涨价集团垄断猪肉市场的权力和能力。生猪定点屠宰是流通环节肉价暴涨的重要一环，全社会对此应该有所警觉。要想铲除生猪产业中常见的价格联盟、囤积居奇、信息欺诈，就必须废除或改革中国特色的生猪定点屠宰制度。　　为了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发展，让生猪生产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让消费者吃到价廉物美的放心肉，我建议做如下制度安排：　　第一，
任何一个村（乡镇）合法的农民经济组织都可以屠宰生猪、牛、羊等，并实行品牌化经销。无品牌，不得进入城市市场。一经发现农民经济组织销售的猪牛羊等产品有质量问题，注销其品牌，三年内不准注册新品牌。这样，既有利食品安全管理（自我管理为主），又有利防止定点屠宰的垄断性操纵价格。　　第二，
要千方百计减少猪肉等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中间环节，扶持和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结对子，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品直接进城市社区农产品便民超市。这样，既增加农民收入，也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还保障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肉。　　第三，
也准许企业"生产——宰杀——储藏——运销"一条龙生产经营，参与市场竞争。　　在此，我要声明：我不反对猪肉涨价，甚至赞成增加农民收入的猪肉涨价，但我反对在流通环节操纵猪肉涨价。所以，我主张废除或改良生猪定点屠宰制度。
　　农民代言 - 李昌平首页　　给农民国民待遇 　　　　字号：小中大　　从1993年到2000年，李昌平在他任职的周沟乡、柘木乡和棋盘乡，都施行改革，如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减轻农民负担的、治理乱收费等等。李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全省优秀党员。但是，一旦他被调离，立即又恢复到原样。　　“其实，我忘不掉农村17年的经历，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更抹不去父亲、母亲辛劳的身影。”　　几年来，他从一个乡镇干部到三农问题研究者的成功转变，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肯定，但他“还是与农民、基层干部在一起时最快乐，仍然不适应学术圈子”　　李昌平拖着皮箱再次上路了。　　从12月7日到10日，一个关于大陆和台湾农业政策的研讨会先后在澳门和台湾召开，李昌平应邀参加。　　2001年以来，李昌平多次被邀请，到各地党校上课，赴大学开讲座，还参加各种研讨会，不断讲述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考。　　李昌平自称，他并非学者，但他有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担任过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1年10月到2003年10月，他任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副主编；之后，他先后任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和中国区顾问，这是一个扶贫组织；今年8月，他被调任河北大学中国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显然，自从2000年9月辞官以来，他仍然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李昌平的辞官源于2000年3月，他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身份，上书总理朱镕基，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　　直言上书被迫辞职　　这个“写信”动作，看似偶然，但它的产生，甚至可以追溯到李昌平的童年。　　李出生在洪湖边上的一个渔民家庭。兄弟姐妹5个。1978年，他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时，已经有两个哥哥读大学。他的父亲被沉重的负担压垮，曾萌发让李昌平退学的念头。　　时间过去20多年，农民虽然解决了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