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袁庚，我们最不能忘的是什么？］他被誉为“中国改革之星”、“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邓小平改革幕后操盘手。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人
&&首推于&1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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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年轻人可能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你如今的创新与创业都离不开他曾经的奋斗。他是中国改革实际运作幕后第一人，也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创始人。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他，甚至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中国未来的变革离不开这些历史重要人物的“以史为鉴”。不幸的是，恰在今日凌晨，袁庚因病去世，享年99岁。即将到来的4月23日，本来应该是袁庚99岁的生日。不过他没有熬到， 不过已被病痛折磨多日的袁老，应该也该可以含笑，自己曾在蛇口，在深圳，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上的浓墨重彩和丰碑式人物。当年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改革拓荒牛。他被誉为“中国改革之星”、“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邓小平改革幕后操盘手。当今中国年轻人可能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你如今的创新与创业都离不开他曾经的奋斗。这几副图片都是早年蛇口最先喊出来的口号：而如今，位于深圳600米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这是深圳第一高楼。这座大厦的拥有者，是被袁庚称作“蛇口基因最好的传承者之一”的中国平安集团，一家总资产已逾四万亿元的巨擘，他的掌舵人马明哲，也许一生都会被外人紧紧与袁庚联系在一起。马明哲被传多年曾担任袁庚的司机，故而被袁庚提拔，虽然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个传闻，马明哲的朋友也曾侧面否认过说马明哲没有做过司机，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创业”，但马明哲对袁庚的尊重和感恩溢于言表，“他在蛇口是神一样的人物”，这是马明哲说起袁庚。据媒体报道，只有初中塬始学歷的马明哲首先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作工人，然后在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担任通讯员。马明哲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83年他的一次平常的工作调动中。1983年夏，马明哲被调动到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工作，就职于该地的劳动人事处。在那个年代，汽车在中国是少有的专供领导们出行的工具。由于会开车，马明哲就被选中担任当时的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并兼任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车队的队长。由于早年丧父，马明哲一直是由守寡的许姓母亲抚养长大的。单亲家庭培养了他忍耐和少言寡语的性格。而作为一个领导的司机而言，这样的性格恰恰是最合适的。不久，马明哲就赢得了袁庚的赏识和信任。在袁庚身边工作了两年之后，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安排到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工作。那个时候，公司总共也就叁五个人，主要负责工业区员工的一些福利性劳保事务，规模很小。转眼到了1988年，袁庚又委派马明哲参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从而开始了马明哲“发迹”的富豪不归路。在金融界，马明哲从一个基层干部，奋斗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并且在位时间长达10余年之久，这在改革步伐日益加快和风波诡谲的中国金融界中，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招商局官方写给袁庚的悼词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凌晨3时58分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1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少年时期，他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1942年，香港沦陷后，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利用地下航路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乔冠华、蝴蝶等各界精英，被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还营救出许多盟军被俘人员、国际友人、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军飞行人员。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9月，袁庚同志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袁庚提出，为处理抗击日军伤亡抚恤善后事宜，需在港设置相应机构，在取得香港军政府的同意后，东纵在香港弥敦道设立驻港办事处，袁庚同志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1950年，袁庚同志赴越南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52年，袁庚同志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54年，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他收集了大量重要信息，为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外交策略，顺利参加万隆会议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赴万隆参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周总理临时秘密改变行程，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在此背景下，袁庚同志负责情报工作，为保卫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1963年4月，袁庚同志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袁庚同志被康生等一伙以“特务和汉奸”等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入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1975年10月，袁庚同志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6月袁庚同志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1978年10月，袁庚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并很快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78年10月，袁庚同志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1979年招商局以“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为经营方针，致力于发展工业。面对香港的寸土寸金，袁庚同志在深入考察后，提出在临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原料。经实地勘察比较后，最终选定蛇口。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从此创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它的问世预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1980年3月，袁庚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据着垄断地位背景下，袁庚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带领广大的创业者，勇闯禁区，进行蛇口工业区开展全面的改革探索。袁庚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1979年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蛇口港顺岸码头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实行超产奖励制度。由此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为了克服工程建设中要价高、质量差、工期拖延的现象，1980年蛇口工业区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在全国最早实行工程招标，让参与投标的单位自由竞争、公平评标和参加竞标，此后工业区的基建工程项目大都采用招标方式发包，达到了质优、价平、建设速度快的成效。蛇口工业区的工程招标，在中国基建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先锋和探路者的作用。蛇口也率先在全国实行了住房制度的改革。袁庚认为，只有使职工摆脱了对企业的人身依附，自由择业才能得到保障。1981年，蛇口工业区开始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迈出了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住房商品化解决了职工住房的良性循环问题，职工住房通过商品化的方式能够很好的不断的推出新的住房来满足职工需要，使“住者有其屋”。1980年3月，袁庚向中央报告关于蛇口工业区面向全国遴选人才的事宜，并建议来应聘应考的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其本人自愿原则下应给与支持鼓励，不应加以阻拦。1981年8月，蛇口工业区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大批专业人才汇集蛇口，适应了工业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袁庚主张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每个干部的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作参考，调离工业区按原职别介绍出去。1983年蛇口从首届管委会成立开始，受聘用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干部聘任制极大地激发了蛇口发展的活力，开创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1年4月，袁庚向中央提议将距离南海东部油田中心200公里的赤湾建成一个深水港和石油后勤服务基地。1982年7月，招商局以有别于全资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模式，组成由六家中外企业合资的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赤湾，袁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的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仅用三年时间，便在荒僻海滩上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深水港区、石油后勤基地及其配套措施，为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首创之举。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袁庚主张把职工与企业从隶属的行政关系变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契约关系。1983年蛇口工业区率先在劳动用工上推行劳动合同制，成为中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袁庚把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1984年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1992年，袁庚又率先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在蛇口竖起。袁庚认为在蛇口搞改革开放，核心问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高度的民主，实现民主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职工要有一系列的新观念代替封建落后的旧观念。日，蛇口工业区试行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当地最高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是中国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1986年袁庚提出引入竞争机制，由蛇口工业区负责、不要国家投资创立一个商业银行的设想。1986年5月，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申请报告并在三个月后得到批准。 日，在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的基础上，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正式成立。随着经济的增长，袁庚认为发展保险业已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他致函国务院财经小组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必要性，指出设立保险公司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这个设想经过多方沟通，取得广泛共识和认可。日，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日，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袁庚还倡导职工以各种形式参政议政，监督管理层工作，袁庚一直支持蛇口工业区群众所自发组织起来的多个协会与学会，像企业管理者协会、翻译工作者协会、会计工作者协会等等。袁庚希望协会办成“压力集团”，有权把蛇口工业区的“民意”公开出来，形成舆论来监督领导。袁庚鼓励新闻监督，提出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要搞人身攻击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要审稿。《蛇口通讯》开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先河。袁庚同志主导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3年3月，袁庚同志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袁庚执掌招商局时，创办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已走过了100余年的历程。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影响，当时招商局仅处香港一隅，实力薄弱。袁庚以开发蛇口为契机，为百年招商局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将招商局从一个单纯的航运企业发展成为业务综合、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创造了招商局第二个百年的开始。纪念袁庚，我们最不能忘的是什么？在这份四千余字的文章中，系统地回顾了袁庚在革命年代、文革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年代的境遇。无疑，他最备受外界熟知的莫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精神。直到今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被人们广为流传。招商局集团对其一生的评价是：袁庚同志主导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袁庚的主要贡献在于用于突破计划经济束缚向市场经济探索，但我们恰恰最不该遗忘的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努力，而也正是今天中国忽暗忽明南辕北辙以及让人急需提振提醒的关键所在。绝不允许以言论治罪当今天的人们还在为“以言治罪”焦虑无力时，早在1988年的“蛇口风波”时，袁庚就提出，要切实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绝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论治罪的事情。对那些被追问姓名并上了材料的青年人，一定要加以保护；权威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应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而在现实中，袁更以自身来实践不能“以言治罪”。袁庚曾对原《蛇口通讯报》总编辑说，要“敢于刊登批评蛇口领导干部，包括批评我的文章，目的就是让当官的敬畏百姓，而不能让百姓怕官。”当得知《蛇口通讯报》真的要登批评他的文章时，袁庚竟兴奋异常，要求批评稿“一字不改见报”，并立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告此事，从而开创了中国同级党报批评同级党委一把手的先例。袁庚也曾坦言，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日刊登在《蛇口通讯报》第2期的《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舆论监督相当欠缺对于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袁庚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四期接受关山采访时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对低级别官员的监督。相比之下，对有职权者的监督，对高级别官员的监督，显得相当欠缺。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许多腐败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再到最近韩国金大中总统三个儿子贪污受贿案件，莫不如此。反观我们中国，有哪几个大案要案是率先由传媒曝光而查处的？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坏人有许多空子可钻，逍遥法外，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他强调，靠法律、法治。新闻法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法律。早在2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迟迟出不了台。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意性，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没有法治和民主
中国将走向邪路当今天的人们不敢“妄议民主”甚至以素质论为名不适用时，袁庚早在1983年4月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还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他曾说，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袁庚还谈到，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低，这确是事实。投票人也许讲不出什么是民主，但谁好谁坏，谁能办事，谁能代表他的利益，谁不代表他的利益，他心里是清楚的。比如选村长，平时大家都熟悉，朝见面晚见面，谁行谁不行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这并不需太高文化水平，这点判断力老百姓还是有的。解放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比现在高吧！但共产党就在延安实行民主选举，识字的就写选票，不识字的就投豆子代替选票，效果非常之好。现在都21世纪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比以前高得多，60年前能办得到的事情现在还办不到吗？我们国家已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都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民主的大潮流。按这一思路搞下去，乡长、县长、甚至市长迟早会让选民直选产生。在他看来，民主和法治。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法治就是专制，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邪路。中国没有纯粹经济问题
必须要政治体制改革关于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他说，“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当今天的经济学家还在为经济而讨论经济增速时，袁庚更大胆指出，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必然都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实践者袁庚离去，这个人口与经济数一数二的大国，转型之路依然步履蹒跚。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袁庚那段激情澎湃令人鼓舞的改革热潮时，他对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见解，仍然是这个国家最急需要做的事。但另一方面，今天似乎也到了一种“袁庚之后无他人”的历史折点。纪念袁庚的现实意义万里去世时，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为前海传媒撰稿《万里走了 历史转折中的今天何去何从？》里面有两句话也同样适合袁庚。“一旦历史的机缘出现，他们便利用一切可能来努力实现当初的理想，为民族和民众谋取福祉，哪怕这种努力与权力结构、既有意识形态甚至个人利害发生冲突。而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是他们所具有政治担当的本源。”“如果他们仅是理想主义者，中国的改革注定也不会取得那些重要的成就。他们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一种植根于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了解，对民间的疾苦发自内心的同情，以及以往各种政治历练尤其是建政前实际工作经验所锻造的现实主义态度，让他们能清晰地把握社会的脉动，时代的气息，顺应民意，借助民气，撬开大厦，启动改革。”今天，袁庚离开了，特区也不特了，很多试验也没有了，似乎说明一个时代完结了，但令人担忧的是新的时代并没有真正开启。前两个月，前海传媒就改革路径请教了袁庚的老同事、深圳前政协的一位领导，在他看来，“今天地方改革很难再有当年的勇气与毅力，很重要的因素是地方执政者要为自身仕途考虑，而局部试验性改革显然是有风险的。因此这轮改革恐怕只能由中央开启。”纪念袁庚，是纪念他对民主法治市场经济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刻认识。这在今天非常重要或者说刻不容缓了。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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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wei21cn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好不好？
huangwei21cn
13:57 原创发表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好不好？黄 威问一个人某款车好不好，如果十年前他买不起车的时候说很好，买了车十年后还说很好，那问题就不是到底这辆车好不好了，而是这个人的知识水平和鉴赏能力好不好的问题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问改革开放好不好，就好像问穷山村里的人到城里当农民工好不好，答案肯定是好，不当农民工吃什么？当农民工再不好也比在村里种地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肯定是比不改革开放要好的多，改革开放再不好，也比计划经济要好，当年中国如果不改革开放就要亡党亡国。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后还说改革开放好，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改革开放及其成效自身的否定，如果中国人只知道改革开放，就好比是农村人只会到城里当农民工，中国人要继续做国际社会的农民工。一、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温饱问题，让很多中国人过上了小康生活“文革”之后中国人发现自己在轰轰烈烈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努力发展经济，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始腾飞，比如像亚洲的“四小龙”，中国由于搞政治运动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了。那时的中国人突然发觉一贯自我标榜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世界范围根本行不通，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可能被市场经济和国际社会所接受，如果当时再不努力发展国民经济，中国的政权和国家利益都将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很多弊端和错误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在对“文革”反思和逆反心理的驱使下，自上而下地形成共识，那就是摒弃原有计划经济的束缚和至酷，引入和借鉴市场经济的成分和要素发展中国经济。因为当时是要致力于改正计划经济体系内部的缺陷和错误，所以叫改革；因为是要打开国门从外面引进市场经济的成分和要素，所以叫开放，也就有了“改革开放”的说法。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好的，也是当时中国能够振兴中华民族和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必由之路，是那个年代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尽快吃上饭和都能吃饱饭没有办法的办法，别无选择的选择。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在保留原有社会制度框架和维护社会核心利益的前提条件下，不断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引入市场经济的成分和要素的过程。由于这些市场经济的成分和要素抵消和改正了原来计划经济体系的很多缺点和弊端，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注入冲量和活力，使得原来蕴藏和积蓄在社会深处的能量的得以释放，借助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的力量，改革开放较快地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经济总量和普通百姓总体的生活水平，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温饱问题，让很多中国人过上了小康生活。二、中国人为改革开放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和极高经济成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实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很大和很多实惠，但是中国人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和牺牲过于沉重，承受的经济成本和损失过于昂贵。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评价是基于以往对计划经济的认知和标准，改革肯定比不允许改或不能改要好得多，开放肯定比闭关锁国要好，但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切未必都很值得，或一定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时候，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或做法是可以宽容和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已经能够吃饱饭了，特别是想要吃好饭的时候，就得要算算经济账，只有学会算好经济账才能真的吃好饭，才有可能长期有好饭吃。判断一件物品好不好，第一要懂得其真实价值和实际成本是什么，再就是要看是要花多少钱买的，还要懂得其替代产品的价格和机会成本。中国的改革开放好不好，同样也要看其真实的功效和作用，明白为获得这一切中国人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知道为此我们放弃了多少其它的选择，牺牲了多少机会成本。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很多人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人们的生存压力增加了，总体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持续或根本的改善，很多方面甚至远不如从前。中国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遭到空前的败坏，生态和自然环境经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发展面临深刻的隐患和潜在的危机。但大多数中国人对改革开放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很难理解或接受改革开放有什么不好，毕竟现在中国的富有程度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很多。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好比是一个农民工可以比自己的从前有钱多了，甚至可以是家财万贯，但并不排除他的品行和人格会大不如过去，可能会是道德败坏，贪赃枉法，甚至是恶贯满盈。如果是这个人挣了一些钱的过程中又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疾病缠身，即便是把自己挣到的所有钱都用来治病都不够，甚至是以后还要靠儿女的收入来给他治病。这个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只看他挣了多少钱来评价他挣钱的能力和过程。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或朋友，我们会觉得宁可让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是穷一点，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人变成这个样子。当今的中国社会就跟一个比以前的自己有钱了，但道德品行败坏，疾病缠身和身体虚弱的农民工一样，中国社会总体上显得富裕了很多，绝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也确实好了很多，但社会风气败坏，道德底线沦丧，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都遭到空前的污染和破坏，回头看看就会觉得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和成本很不划算，很不值得，GDP增长的速度再快也没有什么可以认可和原谅的理由，更何况这些年中国GDP高速增长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条件的。中国近20多年GDP之所以得以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大肆挥霍以往的社会储蓄和过度透支未来的结果，就是使用以往中国社会积攒与储备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借助过度建设和超前消费的方式，通过社会财富形态的转换的方式，变为可供当代人享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质生活条件，中国的GDP增速绝对不是当代人实际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发展留下了很多欠账，比如人均住房面积，公路、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同时又形成了一些社会储备和积蓄，比如30多年没有出让土地使用权所积攒的土地出让金等。这些年中国用以往的社会储蓄还以往社会发展的欠账，加上过度透支未来，超前和过度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所产出的社会物质产品统统计入当年的GDP，是这些年中国GDP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如果这些年盖的很多房子、修的高速公路和铁路早就分散在改革开放前很多年份里完成了；不是把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以后的项目超前拿到现在来建设，中国这20多年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发展空间和那么高的社会产品产出，也就绝对没有那么高的GDP增速了。中国在过去20多年来GDP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和破坏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现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大气、河流和土地已经污染到无法容忍的程度，很多自然资源被毫无节制浪费和破坏。最为严重的是照现在这种状况每多持续一年，自然环境可能就要多用3-5年时间才有可能恢复，中国现在即便是使用每年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缓解和治理环境污染，很多方面都很难恢复原样，现在哪怕是想要能继续维持现状的希望和可能都很渺茫，更别说再过30-50年，甚至是上百年都不可能把中国的自然环境恢复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况，当前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只能是越来越污染，越来越恶化，如果没有这种严重的环境污染做代价，这些年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绝对不会这么高。改革开放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史上最无耻的社会历史时期。以往中国历史记载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出现过的所有恶习，文学作品里描写的万恶旧社会曾经有过的一切罪恶，教科里书批判的西方腐朽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都很容易在当今中国社会找到几乎所有现实版的事例，而且大都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中国社会传承和升级了以往中国封建社会的恶习；再现和加重了过去旧社会的罪恶；普及和深化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如果无耻程度可以用谎言与现实的差距来标的的话，看看“新闻联播”，再看看社会的现实，当今中国社会有多么无耻就可以略见一斑。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发生的很多荒唐事，及其无耻程度在中国任何历史时期和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找到相同的事例，可谓空前绝后。近二十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实更多的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科技创新带来的结果，不应该把我们生活中这些年所有的所有变化都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功劳。即便是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的说法，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一样是在打iPhone手机,一样的用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看大屏幕液晶电视，因为很多这类产品的出现和使用都跟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有理由相信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无论如何，肯定会以各种方式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绝对没有人能阻挡这些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和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评价一个东西或事物的好坏，关键的是其价值和成本，还要知道其替代产品的价格、机会成本，再就是交易过程是否可逆，也就是以后可以以什么价格再卖出去或重新购买的成本。即便是一样东西再不好，只要以后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或者是以后这个价格再也买不到了，就可以投资，比如一些股票或收藏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功效本身真的没有那么高，我们很多人自以为自豪的GDP高速增长其实并不是那么有价值，但社会代价和经济成本实在是太高、太昂贵。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这么多社会资源和土地财政的投入，这么多亏损和透支的超前项目建设，加上投资的乘法作用和加速原理，放在哪个社会，不管由谁领导GDP短期的高速增长都是必然的，但未必会一定会有像中国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潜在的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有可能重新做出选择的话，有多少人会同意中国社会应该重复过去三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或者说如果可以重新走一遍的话，我们肯定可以走的更好，我们还会说改革开放好吗？中国在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丧失掉了很多机会成本，其实我们应该会有更多和更好的选择。村里的人进城当农民工挣了些钱，品行学坏了，也把身体也搞垮了，但他未必就是挣钱最多的那个人。期间其他很多人挣的钱比他多，但人家的品格和素质都提高了，身体也没有问题。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岂不知道别的国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没有像中国这样败坏的社会道德风气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曾几何时改革开放是中国人别无选择的选择，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我们还是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办法，那只能是说中国人真的很傻。没饭吃的时候做有些事情或许是可以原谅的，吃饱了饭还做没饭吃的事，或按照过去的原则解决现在的问题可能就是犯罪。这些年改革开放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但是中国只是强壮了（strong），远没有真正强大（powerful）起来，强壮和强大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承受打击的能力与实施打击的能力的不同。具有更大承受打击的能力，就是在被别人打败之前要遭受更大的打击和承受更多的损失，没有实施打击的能力就是谁都敢欺负我们中国人。甲午战争中国损失几条战船就败了，再打一场同样的战争无非是要损失几十条战舰和很多飞机之后再和谈。改革开放让中国人自己日子过得好了一点，但在世界上没有了从前的尊严和骨气，过去哪有这么多国家敢蔑视和欺负中国，中国人比以前有钱了，但成了为国际社会的农民工，这一切值吗？三、改革开放释放出以往蕴藏在中国社会深处的能量之后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再持续高速增长下去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最先实行改革的当然是计划经济体制里面错误最明显和最突出的；最先引进的肯定是能够克服以往计划经济弊端最具成效的市场经济成分或要素，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和业绩，集中表现为中国GDP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成分和要素可以较好地受到原有计划经济框架的制约和约束，给整个中国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很小或是可控的，老百姓普遍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因此改革开放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引进的市场经济成分和要素越来越多，再加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层面的不同步，允许引进和可以开放的领域的先后顺序不同，很多原本在市场经济国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成分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就会因为一些缺失和不匹配，在中国出现扭曲、变形和失控的现象和问题，很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发挥其原有的功效和作用。到后来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控体系在很多方面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原本可以一定程度制约和约束不完全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和手段几乎完全丧失，特别是由于涉及到政治体制和一些社会核心利益根本不可触及的原因，新的市场调节和制约机制迟迟不能完全建立起来，或者是无法发挥其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自我调控功能。尤其是当行政放权、经济特区和房地产开发等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的冲量逐步减少后，再碰上国际金融危机等国际市场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逐渐放缓，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不断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为避免和阻止别人怀疑或质疑改革开放的成效，那就要保持GDP持续的高速增长，同时只要能使GDP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和经济矛盾就可以掩盖和推迟，结果维持和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在很多方面就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单一的目标，甚至是在很多层面被当作国家政治任务来完成，这就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走向了歧途。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不断松绑，通过优惠政策持续扩大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过程，即通过改正和克服计划经济体制自身原有的错误，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允许和鼓励从事以前计划经济时期被批判和禁止的一些方式或事物去提高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政策的作用肯定是有时效性和可能性边界的，政府所有可以出台的政策和下放的权力都用完了，甚至是把整个中国都变成自贸区，如果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没有提升上去，人均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还是无法真正得到实质性大幅度的提高。这些中国年改革开放所有引入的市场经济成分和要素，包括能够一些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解决宏观经济矛盾的机制和措施，例如宏观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等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非常成熟的理论和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中国以前不准用，不会用，甚至是批判和抵制，那是需要改正和克服的错误，改正和克服计划经济体系中错误的过程是中国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方面和很多领域还没有完全突破和超越改错的局限，几乎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把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正在实行和应用的很多经济理论和调控手段真正学会、用好，彻底改正和克服以往计划经济体系遗留的所有错误和弊端。一个人受到约束或被捆绑打不过别人，但是完全解除所有的约束或捆绑后未必就一定能打得过人家。这些年一些很成熟的当代市场经济理论和调控措施在中国被山寨化了，作用和成效被扭曲和变形，甚至是一些方面改正了以往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错误可能要犯好几个新的错误，结果可能比原来的错误更严重，更有危害，所以即便是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允许全面效仿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和做法，中国也不可能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成效。政策的作用会递减，一定会有边界和时效，总有允许继续改正的错误穷尽和再没有新的优惠政策出台那一天的到来。等到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都成了自由贸易区，政府手里就不会再有什么牌可出了，哪怕是中国全面西化，甚至是成为无政府状态，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上不去， GDP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中国的老百姓绝对不可能就靠国家和地区的优惠政策变得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富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过多地提升了中国人对社会物质产品产出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和期许，但没有能真正很快提升中国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效率，集中表现在中国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起码是远低于这些年GDP名义增长的速度。某种意义上讲，中国GDP增速实际上就是每年国家和社会花了多少钱的增速，只要有了较高的GDP增速中国的很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可以掩盖、转移和推迟，钱花完了，GDP增速下来了，中国的很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就会完全爆发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何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这个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当今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按照现有的社会生产规模和劳动效率生产出的产品，中国人自己用不起，或用不了，而社会分配和社会运行成本是按照社会生产规模全负荷运行加载的，过去的全负荷运行是在不断追加巨大固定资产投资和巨额社会红利支撑的社会分配条件下实现的，还要仰仗廉价劳动力条件下国际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红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土地财政维系的，一旦没有了可出让国有土地，更没有了以前不断增加的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国际市场持续低迷，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就会面临巨大问题和困难。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不可能持续维持下去，那么中国严重和持续的经济危机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按照中国社会当前的人均GDP和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跟许多发达西方国家一样享受一些最新高科技产品或高档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和消费使得中国社会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中国社会历史上的欠账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很大空间，但是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太快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很多方面超过一些西方国家现有的水平，虽然可以把GDP的增速拉升上去，但会产生严重过剩的生产规模和能力，很多项目建设不具备投资还款能力，更没有滚动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这种投资拉动对GDP高速增长的作用不可能持续，比如中国的高铁和一些城市机场建设。中国的高铁跑得很快，看起来挺风光，但真的是拖不动沉重的投资成本。高铁的速度可以为人们的出行节省很多时间，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建设和运营成本远超过他们的单位社会劳动价值的承载能力，也就是说节省一个小时出行时间所支出的费用，远超过很多人一个小时实际可以创造的社会财富，或单位劳动时间工资所得，那就没有必要或资格为节省出行时间花高价坐高铁了。只是因为中国铁路运输运力有限，特别是有像春运等特殊时间段的需求，高铁的上座率尚可维持一定水平，但票价肯定不可能是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制定，也不像是按照有自身投资还贷能力和适当运营利润来制定票价，很有可能是遵循损失最小化的原则定的票价。实际上中国可以花更少的钱更多地提高客运列车的运力，而不是简单提高列车的速度，会有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无论如何即便是高铁的建设挤占了低速客车发展的空间，过于超前地发展建设，其自身的投资建设规模毕竟也是有限的，对中国拉动GDP增速的投资促进作用不可能长久持续。中国90%的机场亏本运营，当初就不应该建设的那么多和那么豪华。如果中国的高铁和机场等都按照具有自身投资还款能力和盈利运营能力得原则制定票价，很多人就会坐不起高铁或飞机，社会红利的补贴和维系也是有规模和时间限度的，所以过度和超前投资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很快就会完结的。城市住房价格实际上是一个表示社会分配关系的货币符号，很多人抱怨买不起城里的住房，背后的原因是购房人自己实现的社会劳动价值太低，或者说是自己的生产劳动所创造出的社会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不足以支付建设住房所需的各项成本，以及没有为社会财富积累做出应有的贡献，使得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能力得到相应的增加和提高。如果太多人想生活在大城市，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社会劳动价值高的人可以用货币支付的方式优先取得购买住房的权利和机会，所以别再抱怨买不起住房，问题是我们很多人自己的社会劳动价值没有达到在大城市购房的水平和资格。也许很多中国人会抱怨自己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问题是购买我们的劳动产品或享受我们服务的人创造出的社会劳动价值不够高，中国整个社会的劳动平均生产率水平太低。同样一个在麦当劳餐馆工作的人，或者在街边卖报纸的人，其劳动强度和工作内容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会有很大的差别的，起码绝对不会是国家之间人均GDP收入水平的差距那么大。其实中国很多工厂生产岗位上的劳动对创造和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实际贡献，与发达国家相同产品的生产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参与产品社会分配的人数可能会相差很多，实现社会产品价值的过程和费用会有所不同，所以即便是很多人付出与国外同类工作岗位几乎完全相同的劳动量，但我们自己获得的社会分配，或个人获得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会相差很大，快速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才是中国人幸福生活无穷的源泉。当前我们这个社会享受的很多基础设施或社会福利并不是我们这代人当期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实际可以创造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富二代”或“啃老族”，很多人买到了房子，实际上是享受了太多的“社会红利”，是因为这些年中国片面追求GDP高速发展，国家经济大忽悠的结果，等到以前积累的社会财富消耗殆尽，GDP速度下来了，没有了那么多社会红利，很多人可能就会还不起房贷，更多人买不起房子，所以只有提高我们这个社会的劳动上产率，增加国家的社会财富积累才是中国人幸福生活的可靠保障，再不真正提高我们这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这个国度真的要面对长期的经济衰退，大家都要一起过紧日子，甚至是苦日子。有关报道称现在中国住房建设的存量足够销售五年的，这是基于目前过高泡沫经济和很多社会红利前提条件下的年销售量，要是没有了泡沫经济的因素和地方土地财政的支撑，实际年销售量会大幅降低，住房存量不是五年可以消化的，同时很多作为投资购置的二手房也会重新进入市场，这样消化现有住房存量的时间会更长。随着城市建房用地奇缺程度的不断提高，房地产开发边际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很难会再有房地产开发的热情，城市土地财政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住房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会大大降低的，而且会进入一个长期低迷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欠账总有还完了和还不起的时候，投资的风险和成本总有明显不划算的保本点，项目超前建设总有个限度和用不起的时候，社会运管成本总有抗不动的那一天，北京地铁准备涨价就是个开始的信号。如果继续改革开放会使中国丧失很多发展机遇和机会成本，特别是如果这样下去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损失过大，甚至可能远超过其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且正在孕育非常可怕的风险和危机，中国人就要考虑是不是还要把改革开放继续下去，或者说离开了改革开放的提法和发展方式，中国是不是应该会有更好的选择机会和更好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是当代中国人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四、中国经济真的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是从发展中国经济开始的，为的是挽救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但结果是把中国经济再次推到了更加危险的崩溃边缘。目前的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就好像一个表面上看似红红火火的大型国企或上市公司，职工工资高高的，福利丰厚，但实际上为了养活职工和保有产品的市场份额在拼命支撑着，职工工资是靠银行呆账发着，出厂产品是靠三角债生产的，财务报表上的经济效益和利润都非常好看，但是明亏和暗亏无计其数，早已成为被蛀空的朽木，负债远大于净资产，几乎是快到了摧枯拉朽的时候，就差一点就会轰然倒下。在中国因为做大而没有做强倒下的大企业太多了，一个国企或上市企业垮了有国家和股民给它兜着，所有的企业都垮了，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承受巨大的灾难，欧元区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很好的警示。中国的改革开放远没有把社会劳动生产率总体提高到当前社会生活水平实际应该具备和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整个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不断做大，但根本没有做强的大企业，如同一个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的气球，抗风险能力大不如以前，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和债务压力，步履维艰，根本没有向好的势头和可能，只能是撑一天算一天。中国把巩固国家政权的政治目当作社会经营的第一要务，保增长和维稳成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发展计划主要目标和前提条件，结果是用很多违背市场规律和不计后果的投资项目把中国经济一步步拖入泥潭。如果跟“文革”后期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相比，现在可能是除了总量比“文革”时期大以外，几乎找不出哪项宏观经济指标能比那个时候的好。起码“文革”后期再困难国家还可以号称，既无内债，有无外债。其文革后期时很多困难只要国家稍微有点债或多印点钞票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现在的中国的很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借再多的钱，印再多的钞票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高投资和高融资成本维持下的GDP增长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如履薄冰，靠继续改革开放找出路真的是已经进入两难境地：GDP不能保持高速增长必然会暴露出很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保持GDP高速增长其本身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文革”时期国家再困难，还是给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积攒了力量和打下了基础，但改革开放再风光，给后人留下的债务亏空和社会负担非常沉重。“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没有没像上世纪60年代饿死那么多人，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冲量和活力，幸好当时中国社还会有些积蓄和储备，现在的中国社会真的很危险，按照改革开放的思维方式很难想象中国改革开放的救赎在哪里。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潜在危机不同于建国以来往历次政治运动后期带来的经济衰退，以前大都是人犯的错误可以靠管人来改正，错误的危害程度基本是可控的，而且国民经济行业和部门之间一定程度相互隔离，甚至是可以互补，特别是总量不大。现在中国很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的问题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一些宏观市场经济政策和手段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往往是单向可控的，就好比是一根绳子，只能拉动市场，但不可能推动和阻止市场发展的趋势，而且市场作用都是把双刃剑，借助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起来的，一定会受到市场经济规律惩罚的。投资的加速原理和乘法作用具有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放大效果，好的时候会更好，坏的时候一定会更坏，过去怎样不断增加投资把GDP增速加倍拉升上去的，减少投资一定会怎样把GDP增速加倍拉下来的，这根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能永远大规模持续增长下去一样不容质疑。 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的很多业绩是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潜在危机为代价的，已经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埋下巨大的隐患，让中国社会的进步背负上沉重的负担，而且越来越严重。泡沫经济，虚假繁荣，民间借贷，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海外外流，企业潜亏，银行呆账，养老保险缺口，能源进口依赖，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等等，使得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旦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爆发出来就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经济全面崩溃的后果不堪设想。相对所有这一切的成本和代价改革开放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正面对更多，更好的选择。实际上照目前中国经济的状况发展下去，严重和长久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和迟早的事，所以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好的人即便是希望改革开放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改革开放好，是跟他们看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持续下去一样没有头脑。欧洲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的教训已经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到时候谁来救中国，谁能救中国？等到中国经济彻底崩溃那天到来，中国人才认识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灾难，那我们整个民族将付出更加惨烈的代价。当今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多持续一年，以后就要多好几年的衰退期，所以中国人要清醒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早晚要结束的就早点结束，早晚要开始的，越早越好。五、改革开放不可能使中国社会驶向理想的彼岸改革开放是当时中国社会没有办法的办法，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是那时候较理性和很现实的选择，但是改革开放的“出身”和“血统”决定它具有历史使命和时效性。如果说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那是拯救了国家权力，改革开放像一条救生船，延续了中国的国家政权，但是这条救生船不可能抵御大风大浪，把中国社会送到社会发展理想的彼岸。曾几何只要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吃上饭，吃饱饭，就可以减缓国家政权受到的压力和威胁，但是当今中国社会不能继续用如何吃饱饭的方式解决如何吃好饭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中国人应该有与时俱进的新目标、新追求、新诉求、新成就。改革开放再好不能改变中国普通百姓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就如同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当农民工再好，挣钱再多，不能改变农民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一样，改革开放让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再好，中国人仍旧还是人类社会最后的臣民，不能享有现代社会的民主权力，成为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国家公民。现在中国社会的很多矛盾和经济问题是由社会属性决定的，社会属性决定社会发展的成效，南北朝鲜社会制度的差别就是最好的例证。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有市场经济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远没有完全突破和超越改错的局限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质的变化。改革开放解决不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平等、不公平、不经济、不安全。改革开放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一些社会属性，在中国只要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存在，中国人就不可能成为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成为自由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社会资源与产品的享有和分配不公平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在中国社会只要权力和关系可以作为重要和稀缺的生产要素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很多社会资源和福利设施只能被一小部份人垄断占有和享用，就没有社会公平和社会公道可言，就不会有社会公德。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标仍旧作为团体和个人政治业绩的表现形式，就不会有社会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很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就将继续处在过渡浪费和肆意破坏的过程之中，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人缺少饮水和食品安全，没有环境和空气安全，害怕人身和生命安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生活在中国就好比是活受罪。只要改革开放一天不停止这些问题就要继续加重，想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治理这些不安全因素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因为很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所以根本不可能靠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为中国社会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美好前景。就好比是一个人找个工作好不好，要看收入高不高，干活累不累，最为关键的是今后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实际上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好比是改造一辆旧汽车，但还要保留旧车的一些特色。没有钱甚至是吃不饱饭的时候，肯定没有钱买新车，那只能是改造旧车。开始的时候，旧车中问题最多的个别坏零件换上进口的零部件肯定会很有成效，车跑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当汽车不断改装到一定程度，特别是为了保留旧车的一些特色，一定要坚持保留旧车的某些关键部件，新旧零部件之间的匹配和相互制约就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时如果一定要让这部旧车不断提高运行速度，就得持续不断地加大对旧车改造的投入。到了这个阶段不仅继续改装的成本和费用非常昂贵，而且旧车自身的运行和保养费用也会陡然上升。这正是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继续改革开放举步维艰，很多方面和部门之间的不协调越来越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层出不穷，行政资源和手段匮乏，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管理费用越来越大，社会运行的包袱越来越沉重。由于中国的改革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政治体制，这就好比是改装一部旧车一定要保留其原有的操控系统不能动，这样不管其它部件会有多么先进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很多市场经济的调控手段和措施在中国被扭曲、变形、失效，现在政府的很多政策措施可以解决的问题远不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说城市住房限购政策。结果是中国这辆破车是不管如何继续改造永远都不可能改出一辆新车的性能和品质，尤其是当前旧车的操控系统和制动系统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甚至存在致命的安全隐患，这个时候改旧车不如买新车的事实和状况就明显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更何况中国人现在有钱买新车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让中国人的生活升级，不可能让社会发展换代。要是升级能解决所有问题，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也不用从早期的Windows98，WindowsXP到 Windows7,Windows8这样换代了。问任何人WindowsXP好不好，答案不会是很客观，也不会影响其在操作系统方面历史地位和作用，因为每个人的比较的方式和层面会有所不同，或许对于很多中国人再用10年也不会觉得WindowsXP有什么不好。但是答案会很客观地反映出很多问题，或许是因为其计算机硬件多少年都不更换，或者是自己使用计算机的技能和要求太低，多少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提高。自己对中国人开个开放已经走了三十多年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失败。就好比是一个学生跟着一个老师学了三十所年还觉得没学会老师懂的全部知识，那老师教的不好，学生学的也不好。过去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太平盛世”，如果还是我们这个国度当前值得追求和炫耀的目标，本身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管理层的思维方式的定位和佐证。中国几千年围绕“长治久安”、“治国安邦”的思想传承和积淀下来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模式在当今中国社会依旧有效和适用，是中国社会基础和框架与时代变迁的严重错位。要是只允许改而不能变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就不可能有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然后3G到4G这样不断更改制式的飞跃过程。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越来越使得中国的社会传媒和消费市场与世界同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不断跟外部世界贯通融合，但现在中国创造社会财富的管理制度，和实现消费购买力的社会劳动管理方式及其效率的提高，都是被限定在以往的边界或框架内部。现在中国社会的很多可能性和诱惑都来自框架或边界之外，所以人们就会有消费欲望与可支配收入的距大反差，造成巨大的民族心态失衡和整个国家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突破和挣脱旧的边界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因此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尽快改“制式”，而不只是在一种特定“制式”下的改错或完善，不然的话各种社会矛盾就会不断加重和恶化,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前进的步伐。六、中国人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好不好？首先看是谁在回答这个问题。山里的乡亲们一辈子走不出大山，会非常幸福地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只是到了城里当农民工以后才知道别人的家园真的比自己的老家好得多。如果中国人只会把比较的眼光盯在改革开放以前，只会跟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相比，那就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说答案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能因为一辈子走不出国门，就把改革开放搞一辈子。其次要看是谁在说改革开放好，谁在不允许别人说改革开放不好？谁是现行制度和政策的最大受益人？谁在享受改革开放的最大利益和最高福利？如果这些人很多是，或者将来可能会是贪官、裸官，那答案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当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好不好的认识和判断，不管过去和现在谁说好，以前到底好不好，最为关键是要看改革开放能否满足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需要。即便是中国以前的改革开放再好，如果不可能适应和满足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需要，中国就不应该把改革开放持续搞下去。30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从生产能力匮乏到产能严重过剩，从自给自足到大出大进，所有这些变化绝非是改革开放初期所能够设想或设计的。时过境迁，中国人不能总是用如何吃饱饭的思维方式和实际做法，去解决如何吃好饭的问题，所以必须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把握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确定由谁来领导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把中国社会引向何处。当今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能否解决，关键要看中国人能够站在超前我们这个社会现实多少年之后的历史节点上看待现在的改革开放，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清楚中国社会发展未来的走向和目标。现在我们中国人看北朝鲜的一些做法很荒诞，其实他们正在发生的事很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几乎都经历过，他们现在看不清自己的失败的原因，跟我们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中国人一样，只有到了运动结束以后才能看出自己要承受的失败和灾难，如果改革开放在中国继续持续下去，历史的悲剧将会再次在中国上演，所以一定要超前和历史性地看待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变更，实际上是各个时期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社会生产要素升级换代带来的变化，社会权力的更替本质上是夺取和占有不同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果，因为社会产品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社会权利的核心是社会产品分配，所以谁掌握和控制一个社会时期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这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实际上是每个历史时期社会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社会生产要素奴隶、土地和资本在社会属性上的反映，原始社会没有社会生产要素的争夺，所以没有阶级，也没有社会的主人。在很多发达国家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已经开始从资本向知识过度，谁掌握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科学技术知识，谁就是新时代社会的主人，这种变化必然对社会形态及其属性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社会的思想理念和社会管理模式等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社会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从土地转变为资本的进程中严重滞后。作为一个社会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一定要在释放出其蕴藏着的能量最大强度之后，或是过了其能量最大值的拐点之后，才可能被其它生产要素所代替，成为不是那么重要和稀缺的生产要素。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落后就集中表现在，土地作为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完全释放出其最大能量时间点的滞后，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能量没有达到其最大值的拐点之前，很多人还在为争夺土地而斗争的时候，掌握资本的新生社会势力不可能替代地主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人。过去美式装备的国军之所以打不过解放军，那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土地不可能被资本所替代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要靠土地生存，社会权力的根基是土地，谁拥有土地，谁就是社会的主人，不管是少数地主阶级掌握土地，还是大多数农民掌握土地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社会的属性。农民阶级不可能为争夺资本去牺牲，为争夺土地而战的武装力量最有战斗力，所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那时候中国人如果真的是站立起来了，那是因为中国社会退了一步而站起来的，起码中国社会没能前进一步让中国人站立起来，因为中国历史不可能轻易跨越绝大多数人都要靠土地生存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许当时的中国社会要前进一步尚需时日，或者是前进一步未必能站稳，那时候中国社会只有退一步才能让中国人站立起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最后完成了释放出土地在中国社会作为社会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最大能量值，或者说是出现了拐点，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依靠土地而生存，中国社会才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开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利用外资显得那么重要，地方土地财政获取的资本可以主导中国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落后集中表现在，知识已经开始成为一些发达国家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社会生产要素，而资本作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社会生产要素要在中国释放出其最大能量值，或者说拐点的出现尚需时日。所以在中国人们还远没有把知识作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社会生产要素来认识和使用，甚至还没有对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做好各项必要的准备，或者说整个中国社会根本还不具备一些相应的条件，特别是社会理念和社会管理模式更过于滞后，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落后，很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无从解决最深层次的原因，是未来中国社会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必须清楚了解和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和趋势，要不然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总是比发达国家低一个版本，中国只能从属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只能做国际社会的农民工。当代中国人要认真思考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快速跨越式发展，用什么发展战略和措施去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努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和完成社会的资本积累，尽早释放资本作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社会生产要素的最大能量，这一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应该是，智力强国、科技支撑、效率驱动、财富保障。中国要挑选和培养出最能满足和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智力型社会人才，合理优化和科学配置社会智力资源，通过提高全民族和各行业的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来提高国家整体势力和全面竞争力；要紧跟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努力开发和应用现有的科技成果，为社会生产和服务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和支撑；通过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为社会生产注入活力和生机，依靠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提供安全和可靠的社会保障，让更多的人更快和更广泛地享受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实体经济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所有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最终都是体现和落实在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率和创作社会物质财富，所有经济目标的制定和社会发展都要以此为出发点和鉴别标准，所有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司法体系建设都要围绕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谁最有知识，谁能最好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更多地为社会创作和积累社会财富，谁就应该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显然，改革开放单一追求GDP增速的思路和模式无法满足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和条件，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会贻误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多机会。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早就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具有建国以来所有政治运动特征和共同点，特别是中国人都成了运动员，当代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的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和好处，所以很难在政治运动的进行过程中看到其本质和危害，甚至不愿意正视一些实质性问题。中国社会的体制和属性决定所有政治运动到最后一定会失控，一旦失控就会成为社会的灾难和浩劫，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文革之后经历的一次巨大浩劫，结束改革开放就是终结中国社会不断经受政治运动折腾的历史。当代中国人糟践和耗尽了前辈留给我们的社会财富和储备，挥霍和破坏了原本应该更多留给后人的自然资源，重创和污染了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抢夺和占用了子孙后代的就业机会和消费能力，真的是非常有愧于我们的前辈和后人，如果这样把改革开放下去，不管当代中国人自己是不是会有自责，或者是罪恶感，我们肯定遭到后人和历史的谩骂和指责。但是如果我们这代人能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把一个公平、民主、自由和发奋的历史阶段开启起来，历史就会以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和改天换地的岁月记住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所有我们生活的这个最无耻社会历史时期的一些过错和罪责就能够被宽恕和淡忘很多，当我们这代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少一点对后人的自责和愧疚，多一份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这代人要么被后人连同这个最无耻的社会历史时期的一页被翻过去，成为这段最无耻历史时期的殉葬品和千古罪人；要么我们为后人翻开中国崭新历史时期的第一页，成为中华民族辉煌篇章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最为关键的是当代中国人能否真的认识改革开放的本质和属性，坚决制止和结束这场中国社会最大的浩劫。我们这代人有幸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节点上，就好比是一个体育赛事的局点、盘点和赛点都交到了我们手中，关键就在这“临门一脚”上，真的很值得当代中国人共同尽力拼搏一把，哪怕是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东方巨人站起来了，吃饱了；接着就该是有知识、有头脑、有人格、有人品、有品味、有力量，就应该从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开始，中国社会发展会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变得更加充实、更加灿烂、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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