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与砍杀的去和基辅的密探任务碰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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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与砍杀:蒙古部落 英文版
蒙古远征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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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部落》(Mongolian Tribes) 是一位土耳其作者制作的一款描述蒙古远征欧洲的背景题材骑马与砍杀战团MOD。没有太多详细的描述,想体验下蒙古铁骑的威力的小伙伴可以下载试试。
花刺子模战役刚刚结束的1221年2月,速不台和哲别率领2个万人队开始了对西方大草原历时两年的侦察,以便为蒙古人的进一步征服开辟道路。但是这一行动本身就成为了历史上最了不起的骑兵袭击。这只军队只有2万人,但是速不台和哲别消灭了格鲁吉亚、俄罗斯、不里阿尔和康里族等许多势力的军队;其中任何一支的兵力都要比蒙古人强大得多。他俩还招募了大量密探以了解欧洲局势,并且他们还通过贸易手段和威尼斯人建立了秘密联盟。威尼斯人向蒙古人提供欧洲的地理和政治情报,蒙古人答应在他们的领土上给予威尼斯人贸易垄断特权。但是在返回途中中,哲别病死。而1227年成吉思汗的病死使蒙古人暂停实施所有的外征计划。
--古迹派别和人物
--数以百计的新的和现实的单位
--各种物品,盔甲和武器
--基于国家的文化场景变化
--全球地图的历史性
--新的和声音
--迷你游戏
游戏mod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吧,想体验下蒙古铁骑的威力的小伙伴可以下载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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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探无限生命修改器 v [MrAntiFun]
软件大小:4.4 MB
软件语言:中文
软件类型:修改器
授权方式:免费软件
更新时间:
下载次数:10
软件标签:
运行环境:WinXP, Win7, Wi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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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探无限生命修改器 v
类型: 射击游戏
大小: 9.4 GB
语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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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当越快乐
www.3h3.com 版权所有 浙ICP备号青年斯大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 一、青年斯大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背景。
故事从一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官方发行的明信片说起。上面印着两个大人物的肖像:刚登基不过几年的青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财政大臣、官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犹太人谢尔盖·维特,旁边跟他们印在一起的却是一个代表工业形象的年轻普通妇女。
明信片被送到两位主人公手中。鼓吹工业化和自由主义、对此明信片精神颇为欣赏的维特向陛下进言:这就是工业化!而尼古拉却不悦地摇头:这是革命!
&& 历史证明,他们两个人的看法都对。
在尼古拉二世上台的时候,在维特等人的领导下,俄国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从1891年到1900年,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99%,而消费品生产只增长38%,蒸汽发动机功率扩大了,重工业全面推进、俄国的石油开采量成为世界领跑者,铁路线长度仅次于美国,而铁矿的开采量、钢铁产量、机器制造产量、棉花工业消耗量、糖的产量,俄国也位居世界第四到第五。企业得到蓬勃发展,股份公司不断出现,到1901年底,已有1500多家公司在经营,总资本为24.67亿卢布,占工业总投资的三分之二,私人银行由此也得到强劲发展,形成工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集中垄断,国内外金融垄断集团协同发展的局面。
从经济上看,这似乎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工业化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人,因此工程师、律师、医生、教师和文学家数量也随着大幅增加。俄国知识分子,从首都圣彼得堡的人才改革开始,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然而他们对身处时代的态度又如何呢?
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学家对超过五千名7—16岁的学生进行调查,其中三千名是城市普通中学的学生,一千名是城市商业学校的学生,另一千来自农村学校。调查者询问他们:您认为哪种人最优秀?为什么(意即想成为何种人)?你喜欢哪种职业,为什么?
调查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在城市普通中学的学生中,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愿当“富人”,而其他两种类型学生根本就没考虑过这种可能。
另一方面,城市普通中学和商业学校的学生只把心目中英雄的物质成就排到第18位(最后),而贫困的农村学生也只把它排到第二。
换句话说,在这些日后注定将成为知识分子后备军的广大青年心中,对这个国度正在加速的资本主义经济建设风潮即使不是敌视、至少也是冷漠和无动于衷的,反资产阶级性、鄙视金钱和物质的思潮极为盛行,广大青年学生自小接受的仍然是前辈青年自19世纪70年后鼓吹的民粹主义思潮:他们的上帝就是人民,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他们的道德就在于为此目标服务,这个目标是与禁欲式的弃绝私利,是与对具有自身价值的精神需求的憎恶,或者说鄙视联系在一起的。
而讽刺的是,当时在沙俄政府机关、股份公司、工厂、银行工作,在警察局和军队中供职的,恰恰是把他们培养成这种纯粹理想主义者的父母,日后接他们班的仍主要将是这些长大成人、却大多仍抱着民粹主义崇高信仰而决不接受现实生活的中小学生们自己。
凡是阅读过国共内战末期傅作义女儿、陈布雷女儿、甚至蒋介石儿子和驸马等党国官二代、富二代对决战成败影响作为事迹的人,同样都不能不对沙皇政权要害机关部门未来工作的忠诚度捏了一把汗。
俄国知识分子在促成帝国及其所代表的政经制度毁灭、促成布尔什维克发展壮大直至上台的功劳,是一个颇为复杂、需要详细反复考察的难题。
然而只愿看到工业化光明面的维特肯定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即便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估计也不可能想的那么深——他或许只是对身为帝王贵胄竟然公开跟犹太大臣、带着农村粗鄙气质的进城普通工女为伍一事表示不满,觉得纲常尊卑为之颠倒。不可能想到这张明信片实际上无意间鼓吹了一个危险的革命口号——日后从苏俄传到五四后的中国,让许多知识分子都为之顶礼膜拜——劳工神圣!
就在沙皇和他的财政大臣为一张明信片的意义争辩的时候,1899年4月,在遥远的格鲁吉亚小城哥里,一个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21岁青年因为反抗一位神学院修士没收其收藏阅读的几本禁书的行为一事而被当地神学院开除。那几本书应该就是《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约瑟夫已经产生了无神论的危险叛逆思想,从民粹派转向社会民主党,并已被组织派往外高加索的一些主要铁路工场总厂,主持青年工人宣传小组。
随着被神学院开除,其母亲希望他当神甫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昔日的小孩索索(小名)死了,一个叫柯巴、后来又被称为斯大林的男人诞生了。
&& 二、崭露头角。
1900年到了,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和平的“有人类前的时期”结束了,真正的人类社会——战争与革命的伟大时代降临了!就在元旦那天,格鲁吉亚省会第比利斯就爆发了破天荒的事件:城市有轨马车被迫停运,其震撼就像今天地铁突然因工人罢工全面瘫痪了一样。当局第一次发现,劝说和谈不起作用,只能动用武力,不料这群人敬酒不吃也不想吃罚酒,也以武力对抗。本来在省会求职、在观象台上班的斯大林无疑也是暴动分子中的一员,遭遇短期拘留的惩罚,根据记录,元旦后的最初两个星期其根本没来单位。
但这位坚定的反叛者根本无所畏惧,当年五一节,其又鼓动了一次游行,当年8月1日,铁路总厂罢工,在蔚为壮观的革命人流中,除了斯大林外,还有一个刚被流放到此地、却立刻投身于新斗争的勇士,他就是未来的苏联国家元首(虽然在整个斯大林时期不过是朱老总般的摆设)、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加里宁,通过他的介绍,斯大林将离开格鲁吉亚,向俄国革命的中央迈进。
日,斯大林的住所遭到当局搜查,其正式转入地下,这种情况将持续到十月革命,中间虽有反复,但往往又会迅速被关进监狱或流放。
斯大林继续前往各个工厂工作,同时到处鼓动工友们造反,到1902年3月,在外高加索石油重镇巴统,当局和工人对抗达到白热化,士兵最终开枪,13人被杀,20多人受伤,4月5日,斯大林被捕,他的“横行霸道”给军警留下深刻印象,不能不在档案写上这一笔,但当局给他的社会地位定性是:知识分子。
现行制度正确的理解了眼前的敌人:这是一群受过教育的人,却在既有的社会体制中,他们已经无处容身了,更可怕地是,他们还有串联基层的本领,这是以前那些贵族革命者所不具备的可怕力量。——日,当局被迫将斯大林换个监狱,因为他在狱中,举行鼓动抗议活动,当年4月17日,当着本着慈悲为怀、前来探监布道的格鲁吉亚主教的面,他居然成功让囚犯们进行嘲讽挖苦,指责主教大人的伪善、与当局坑壑一气。——他狠狠出了4年前被神学院开除的一口恶气。但换个监狱也没用,没过几天,斯大林代表监狱囚犯,要求改善监狱条件,安装床板、每两周洗一次澡,杜绝看守的侮辱行为。看守长想一笑了之,结果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犯人们开始集体批命敲打监狱的铁门,整个城市都为之震动。
当局只能认栽,满足了囚犯们的条件,但斯大林作为令统治者嫉恨的始作俑者却先被转移到最差的囚室,然后被正式发配到西伯利亚。同志们很关心他,给了他10个卢布和食物。正是在那里,透过囚车车厢的窗户,在严寒中穿着薄衣的斯大林第一次认识到了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一年后他就自称“格鲁吉亚族的俄罗斯人”。
日,斯大林第一次成功逃跑,返回了格鲁吉亚。当时正是革命的低潮,联系都中断了,他却一颗红心永向党,历经千辛万苦前往巴统找上了组织。不料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书记拉米施维里却毫不掩饰对他的怀疑和敌视,认为他和警察局合作。他反复表忠抗辩呆了一个月,最后还是空手而归。
被人当做叛徒有口难辨,这是对斯大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心从此“变得像石头一样硬”——不仅如此,后来,“叛徒”嫌疑历史成了每次政敌攻击斯大林时,最喜欢的人身攻击办法。直到百年之后,最新揭秘档案才证明,所有对斯大林与警察局的勾结合作怀疑,不是没有根据,就是凭空捏造的。
后来斯大林再次前往巴统,开始还不错,后来同志开会意见不合发生斗殴,斯大林居然被打得很重,而考虑到他的好斗风格和铁腕,对方伤的估计也不轻,从那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他又被迫离开了。
按理,斯大林的革命奋斗生涯到此为止了,不料他不甘心的给从未谋面的前神学院毕业生、当时恰好成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负责人茨哈卡亚委员同志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写了一封信(也巧妙发泄一下自己的郁闷),没想到茨哈卡亚学长读后认定小斯师弟是个大有前途的好同志,非常重视此事。决定重点培养,但得先按照组织程序好好考察一下,于是亲自对其进行组织谈话,介绍了一下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要,要他写下思想汇报——“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一年后正式发表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的文章《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年仅24岁的小斯此文让哈学长更加印象深刻:此人理论功底不错,确实人才难得。很快委以重任,特别是后来由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相继被捕,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小斯(当时已经自称柯巴了)作为哈学长所谓“我所信任的我的亲密战友”,火箭上升成了高加索联盟的委员,把那些昔日疑神疑鬼、又妒贤嫉能的小人庸才踩在脚下,整个高加索都在视野范围内。
“高加索的列宁”,如果这个听上去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奉承头衔令今人不舒服,那么至少高加索的一颗闪耀新星已经悄然升起,谁都挡不住了。
三、令人难忘的1905年革命
日,日俄战争爆发。其实就沙皇统治集团而言,这场战争虽然让俄军节节失利、颜面扫地,但跟苏德战争初期的严峻形势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不仅如此,当时俄国能够在不举新债、不中断收购黄金的情况下继续作战半年,如果动用比日本多8倍的黄金储备,还可以再坚持整整一年。实际上,即使在这战争和动荡的最危机时刻,沙皇政府的信贷工作还是好的令人惊讶,德国历史学家黑尔费里赫认为,抛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沙皇政府的金融政策确实值得后人学习。而当时日本已经把经济元气全耗光了。另外,俄国陆军并没有遭遇真正的失败,其是有计划地向北满撤退诱敌深入,等待西伯利亚铁路早日开通,援军早日赶到,再以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所以历史学家认为,俄国在漫长的战争中虽然丧失了大部分海军(都沉在旅顺口和对马海峡下面了),但却保存了夺取胜利的全部机会。
无怪乎,即使革命风潮已经到了莫斯科兵变、彼得堡游行的地步,面对日本提出的支付赔款12亿日元、让出整个库页岛、撤出在海参崴的军事要塞的条件,怯懦动摇的维特居然认为还算宽大、主张效仿自己的老朋友李鸿章在马关的做法,为阻止革命蔓延必须答应,他还提醒沙皇明白,日本的财政困难决定了它得不到赔款看来根本不会接受和平的。
但沙皇还是傲慢地坚持不割地、不赔款的强硬立场,他说要是和平谈不成那更好,自己亲自到前线。
出乎俄方谈判代表维特预料,看似不可一世的日本谈判代表居然认栽了,其充分反映出日本当时的形势已经到了何等窘境。诚惶诚恐的他回电吹捧道:这一切都是由于陛下您智慧、果断的决定和准确的预见,俄国将因此保存其在远东的大国地位,并将永远保持下去。
如果没有国内革命党的破坏,战争形势会怎么发展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尼古拉二世本人战争期间根本就不想和日本谈判,而日本恰恰是希望战场上一有起色,就能顺利收手、重演马关那一幕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知道打持久战日本必败无疑,日本统治集团才采取了两种阴招,动摇了沙皇统治集团继续进行战争到底、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意志:
1.首先是外交上合纵连横,1902年日英结盟,英国为了日本,第一次打破了不结盟的传统,公开站出来给日本撑腰。英国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日本乃是正义之师的文章社论(比如配有插图的《日本为自由而斗争》),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想从英吉利海峡横穿大西洋,赶往远东的时候,英国借口其误把英国渔船当做日本偷袭舰艇炮轰一事大做文章,气势汹汹地摆出英国皇家海军将联日宣战的派头,不仅让俄国公开道歉赔款65万英镑挫其锐气锋芒,还以此为由下令俄国舰队不得在自己殖民地落脚并获得煤炭补给供应,甚至也威胁法国不能给俄国提供太多便利。另一方面,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也公开表示,如果德国和法国想像十年前那样联俄反日,他将“立刻站到日本一边,并且需要走多远就走多远”。英美的舆论界及受其影响的学术文化界,其为文写作的任务主要不是去描述战争的军事行动,而是要去强调俄国的军事行动绝不会成功,刻意夸大俄国指挥部的无能(比如波罗的海舰队误击英国渔船就是其愚蠢的的绝好明证)。英美的许多著名国际法专家学者,甚至在亲日情绪支配下走到这一步,绞尽脑汁想证明一点:日本以偷袭旅顺口、对俄国不宣而战的方式,是符合国家法准则、符合江湖道义的合法和天然正当行为(顺便洗白日本在甲午战争开端行为的瑕疵,反正中俄活该失败被打,失败就证明其制度运行和政府做事都没道理、就是野蛮,应该老老实实反思自己不对、认真学习西方和日本的成功与文明发展经验,不要老是抱怨日本卑鄙)。
如果这些老先生活到37年后的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时代,不知情何以堪。
在这种反俄的国际嘲讽攻击气氛下,伴随着日本陆海军的节节胜利信息在世界各大主流报纸版面上的天天刊载,天天看报的俄国统治精英,即使有信心、自觉有力量,也会日益对自己打持久战的战略怀疑动摇起来。
2.另一招就是资助本文将着重讲述的1905年革命。
日本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就像德国对1917年十月革命影响一样,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02年,日本驻俄武官明石元二郎已经开始了不遗余力的对俄间谍活动。战争爆发后,在瑞典的明石更是变成对俄破坏计划的主将。其公开建议东京支持俄国革命者的恐怖活动,并获得采纳:战争期间,日本对俄国异议人士的援助资金不少于10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50亿日元或3500万美元)。越是邻近战争结束,急于求和的日本更是加大援助力度。
谁拿了这些钱?
&& 第一,社会革命党。
&& 第二,格鲁吉亚社会联邦革命党。
第三,波兰社会党(该党领袖就是未来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国父毕苏斯基元帅,他甚至1904年7月直接去东京谈判)
& 第四,芬兰积极抵抗党。
偏偏在日本的援助伙伴里面没有列宁和斯大林所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字。因为当时其不成气候,虽然据说明石君并没有忘记留意列宁这个大有前途的小青年,曾和他当面交谈论辩过:列宁犹豫道身为俄国人怎能帮助日本颠覆毁灭自己的祖国,明石或许是真心要教导青年后辈,或许是看穿他只是用虚词掩饰抬高身价,一针见血帮助列宁打开心结——你不是纯粹俄国人,你身上流着鞑靼人的血液,再说,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将它摧毁不是背叛作孽而是在真正爱国行善。列宁牢记了他的教诲,12年后将这套理论变成了现实,登上红场之巅突然想起那个已故的东方知音,感叹道确实应该祭奠令他在泉下有知感到欣慰。
不能不承认,日本人做事一向精明到近乎吝啬的程度(比如到抗战中从来都不肯在中国本部轻易调兵百万进行豪赌),始终希望好钢用到刀刃上,一旦达到缔约目的就收手终止合作。然而,区区这点钱财就已经让俄国天翻地覆:用这笔款项买到的枪支弹药,北到芬兰,南到黑海和高加索,很快就悄悄流通开来,甚至在1905年12月的莫斯科起义中,起义者都拿起了“维特立”步枪和沙皇军队进行巷战——这种武器在沙皇军队中是没有的,而在海关截获的几批亲日反叛武装的的违禁物品中就多次出现。
早在日本间谍活动之时,社会革命党人已经率先打响了反对沙皇集团的第一枪,继承23年前民意党前辈英雄刺杀农奴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恐怖精神,青年革命家不顾自身安危,发誓消灭人间一切害人虫,带来上千人的死亡——大臣、州长、总督、军官、神甫、商人、农民、普通居民、妇女和儿童。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人民教育大臣博戈列波夫和内务大臣西皮亚金已经成为枪下之鬼。日俄战争爆发不到半年,1905年7月,曾经公开回应质疑,扬言亟需利用战争转移国内危机的新任内务大臣普列维先生也成为枪下之鬼。——革命者是以行动讽刺回敬道,战争不但不会阻碍革命,反而会加速革命,玩火者终被焚。新世纪过去短短不过几年,两个内务大臣就已先后丧命,这个代表强力部门最高权力、昔日令众人垂涎欲滴的职位如今已经成为令众多权贵唯恐不及的高危行当。
更恐怖的是,俄国国内的民间舆论和思想界对这种如今被称为恐怖袭击的暴行,不但不谴责,反而个个拍手叫好,只是遗憾杀的人不够多、级别还是不够高,叹息有几个勇士没能及时全身而退继续大业,有几个壮烈捐躯、杀身成仁。
一直都被人们吹捧为鼓吹博爱人道的非暴力大思想家、大文豪托尔斯泰对杀害大臣和掠夺贵族领地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态度就是明证:
据大作家柯罗连科回忆,自己从契诃夫等人那得到消息,后者把最近对帝国要人劳尼茨的谋杀事件告诉托尔斯泰,托老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并生气地说:大概又一次失手了!克很吃惊,甚至半信半疑,后来自己在彼得堡碰巧赶上西皮亚金被杀的事件。柯在看望托老时把这事和其他许多其所知道的许多可怕信息都告诉他,老托闭上眼睛躺在床上,沉默了一下然后开口说:是,这是事实,我是这样。。。。理解的,恰恰是这方面要来谴责恐怖行动。。。。喏,您是了解我的观点的,毕竟。。。
突然他双眼睁开,双眉高挑,目光锐利,接着说:毕竟我还是不能不说,这是合理的。
柯罗连科顿时对托尔斯泰对异己分子暗杀恐怖行为的默许态度深感震惊(特别是看托尔斯泰接着听到恐怖分子“掠夺”故事时,闪闪发亮的眼睛简直在赞叹“好样的”神情):为什么?
托尔斯泰回答:男子汉会为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拼搏,难道您还有另外的想法吗?
如果斯大林阅读过这段对话,相信他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一定会提高了一层:老托,列宁说你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分析问题犀利、解决问题怯懦,我却看你其实不简单嘛!要是老先生你能年轻再活30年,这革命建国大业少不了有你直接参与贡献的一份,未来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小提琴手,肯定是你而不是你那个颓废的不肖门徒高尔基哈!
从托尔斯泰的极端仁爱到斯大林的极端铁腕,这两者并不是两条永远的平行线,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了一条从托尔斯泰主义者走向斯大林主义者的隐秘通道。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后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托尔斯泰是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就道德和唯心主义原理而言,他是任何国家体制的敌人。托尔斯泰否定国家,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牺牲和痛苦的基础上的,还认为国家是邪恶的根源,在他看来是这种邪恶导致了暴力。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和托尔斯泰对国家体制的仇恨在俄国民众中同样占了上风。托尔斯泰是俄国人民反对国家体制和无政府主义天性的代言人,他给予了这种天性道德和宗教的认可。他是摧毁俄罗斯国家的罪人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早于尼采指出俄国革命者的可怕心理: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准许的。而社会革命党及列宁、斯大林等其它俄国革命者会学着托尔斯泰的调调予以回击:不,我相信上帝,只不过我的上帝名字叫理智。——为这个信念即使被教会开除教籍也无所谓,请便!
在社会革命党暗杀风潮过后,一个更加恐怖致命的事件又爆发了。日,“流血的星期日”,在加邦神父的领导下,30万普通老百姓和平走向冬宫,想向仁慈的沙皇递交要求改善合法臣民的请愿书,然而本应和东正教的虔诚教民亲切交流的沙皇,当时却正为虚弱的皇太子再次发病的问题困扰焦虑不已,而他的满朝文武大臣对大规模游行的突然发生和扩散毫无准备、反映迟缓,而他的军队,从没见过如此盛大紧张的场面,在手足无措之中,不知道是谁,首先下意识地开了一枪。
130人被杀,几百人受伤,国内外新闻界很快就把这个死伤数字宣传渲染扩大了许多倍,“仁慈的沙皇”瞬间被改称“血腥的尼古拉”:帝王滥杀无辜。这个帝王是恶棍,已不是作为人民的代表面对上帝的、受过登基涂油仪式的属于主的君主。一个声音这样公开咆哮道。刹那间,神秘的王国崩塌了,人民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好沙皇”崇拜信仰消散了。
讽刺的是,说起来这场导致王朝信仰危机的灾难的始作俑者居然是官方自己。加邦神父领导的工人工厂协会是以莫斯科暗探局局长祖巴托夫上校为首的工人组织的独特翻版。祖巴托夫设立工人组织的本来用意是想把劳动者跟革命党分开,并在官方领导下改善劳动者生活。其得到了莫斯科总督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的支持,但大公很快就被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卡利亚耶夫杀害了。莫斯科行政当局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变得谨慎起来。
然而在首都圣彼得堡,市政长官富隆却在悲剧发生前不久还公开祝愿加邦的协会“永远能够战胜资本家”——想玩弄分而治之把戏的他根本不清楚事情将会怎样发展。&&&
日,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因抗议某工长非法解雇四名工人、要求反开此人而举行罢工,两天后罢工已造成几万人停止工作予以响应。但沙皇政权毫无反应,直到1月8日晚上21点左右,才在内务大臣府举行简短会议,直到这时,吸取普列维等两任前任因高压反而死于非命的教训,转而鼓吹绥靖政策、特赦部分暴徒、放松新闻书报审查的内务大臣米尔斯基伯爵仍然认为,形势并不严重,并且警察局已经事先通知警告工人,罢工游行自然会退去,冬宫广场绝不可能出现大批民众。
然而,实际上,当时报纸和印刷厂也因罢工瘫痪了,当局的通告只能在小印刷厂印刷,形式也如广告般毫不起眼,根本无法引导大众。另一方面,社会民主派的极端革命分子已经秘密打入加邦领导的工人协会,在悄然间主导了沙皇请愿书的起草,请愿书在表面效忠君主的修辞掩饰下,实际上其已经公开提出了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的激进要求,这是沙皇政府永远无法满足兑现的条件。
于是,当第二天早上30万无知群众拿着自己都看不懂真意的请愿书走向冬宫的时候,一切都很明白了:除了游行示威的幕后组织者和秘密策划者之外,所有人都将是输家。而工人们却怀着自己正确的信念前进,沙皇当局则迷信自己的力量下令弹压,走向了流血冲突的不归路。从那一刻起,工人们再也不相信沙皇当局改善工人处境的努力和许诺了。总罢工在整个俄国蔓延开来。
正所谓祸不单行,流血事件和工人罢工增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的信心和力量。早在流血事件爆发之前,其已经根本就看不上米尔斯基那些自由化改革的步骤,其明确要求:宪法。立宪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在俄国历史上堪比梁启超与胡适之、政学两界通吃的大人物米留可夫公开断言:或是宪法、或是战争。
早在1904年9月,俄国自由派就在巴黎开会,会议由日本特务机关的代理人、芬兰民族主义者采利阿库斯主持,自由党人声称拒绝武装斗争,表明支持游行和宴会,递交请愿书的形势向政府施压。11月6日到9日,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在首都召开,各地民选的地方自治局代表投票通过实施全国代议制立法会议的决议。由和这些自由主义政客关系紧密的“解放联盟”组织牵头,以宴会运动为掩护,煽动全俄进行立宪情愿。12月3日那天,由上文提及的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率先在首都主持前所未有的午宴,650名著名作家、学者、文化工作者、记者、律师应邀出席。接着,30多个城市的120多次机会发起了。
自由主义者不仅搞公开请愿,也玩阴损的自残一招:1904年12月,为表示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诺贝尔兄弟公司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供了5万卢布的巨款。不仅如此,许多石油企业家都曾向左翼激进组织主动孝敬金钱,不少石油大亨还跟各革命党领导要员有诡秘联系,比如,提拔斯大林的学长兼领导茨哈卡亚的夫人就是大银行家阿拉贾洛夫的侄女。流血星期日之后,资产阶级自由派更是加大了对革命政党活动的资金援助,实际上,正如俄国革命党领导人后来回忆的那样,1905年的政治总罢工完全是大资本家资助的。
最让人吃惊的就是,被认为是苏联国家体制的奠基雏形——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其实并不是苏联官方所谓工人自发革命倡议的产物,而完全是由司徒卢威为首的“解放联盟”搞的,这正是其把所有自由派联盟成统一的立宪民主党、同时搞请客吃饭的宴会运动的总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了解分析流血星期日发生的原因教训,沙皇政府事后组建了施德洛夫斯基协会,结果“解放联盟”的自由派人物混进了这个组织想以此做宣传扩大影响,其中一位就是自由党人、律师助理诺萨尔。当局很快发现这协会变质了,下令解散,将诺萨尔驱逐出首都,但实际上此人仍赖在同志安排的某空车厢里不走,不久跟该协会的其他不少同志一起合谋组建了这个苏维埃,在当年春天把成员扩大到50—60人。
这个组织开始只在“解放联盟”的印刷厂或私人住所开会,印些宣言,发些号召,这群小资整日得意洋洋、生活懒散清闲。不料好时光没多久,一个叫列宁得人突然出现到这个组织里面。他批评他们:“这里是清谈馆,工人的议会”。没过几天,就上演了一出鸠占鹊巢的戏剧,突然间,苏维埃的创始人们发现自己成了组织的边缘人物,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
在苏维埃问题上充分反映了自由党人1905年的政策,其像古罗马人说的那样:如果我不能说服天上诸神,就去地狱之河推波助澜。当时拉丁诗人的这句话非常流行,暗指自由党主动和社会党人达成了国共合作般的交易,号召后者使用武力,干自己不愿干(怕弄脏自己手)、却对自己在前台阳光下活动地位很有必要的事情。
很快自由党人就将为让列宁等人坐大的事情后悔,但他们只是第一批想利用这些眼中的垃圾反被垃圾最终嘲弄的可怜虫,名单的后面还可以依次列上一大堆闪闪发亮的名字: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皇威廉、中国国民党、英法张伯伦—法拉第政府、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集团。。。。。——所有这些自命不凡的人最后不同程度真的都陷入到地狱中去了。
在所有和1950年代之前的早期布尔什维克合作过的人当中,总的来看似乎坑人胜过被坑的只有两个人:土耳其的凯末尔和前南斯拉夫的铁托。某种意义上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及其国家开始是比苏俄看似还要弱小的势力和人物。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再说,1905年革命被公认为总的来看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曾经说过:革命永远是进步的,革命总是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号,而不是阶级自身利益的旗号,而且这种普世主义并非空谈——只有当处于上升阶层的阶级是反对旧社会的普遍利益的真正代表时,革命才会发生。资产阶级自由派正是出于领导全民进步革命的现实形象和利益需要,才把自己的掘墓人从地狱里请了出来。
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搞暗杀、工人搞总罢工、自由党人趁机搞请客吃饭的宴会闹剧、一切都乱七八糟,甚至民族仇恨也爆发了,并且莫名其妙殃及池鱼:1904年,鞑靼人(阿塞拜疆人)假冒亚美尼亚人之名,把法国的布尼托公司和重油公司的油田全破坏掉了,想搞一石二鸟之计。不过旁边的诺贝尔兄弟公司的油田或许因为之前向各路革命党英雄主动孝敬保护费的好人缘,革命党站出来给他们说情疏通关系,损失相对很小。但自从1905年以后,形势可就更加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之间的掐架引发了整个高加索地区的熊熊大火:鞑靼人到处洗劫油田、杀害亚美尼亚人、抢劫焚烧亚美尼亚人藏身的房屋。就像罗马庞贝的末日一样,火光冲天,黑烟遮天蔽日,各国朋友在俄国的石油投资都玩玩了,沙皇当局真的欲哭无泪、拉着老脸哀求各国朋友再给政府一次机会、考虑下多年合作的面子,不要撤走资金、让政府雪上加霜。&&&&
然而当权者中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比如说刚刚签订日俄和平协议,从美国回国,明明差点欠揍准备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却因沙皇明断事成后反混了个伯爵爵位的犹太财政大臣维特,区区一个财政大臣已经不能满足他胃口了,只有搞君主立宪,自己当首任总理大臣,才能让他知足。他天天抱怨:除了蠢事,这里什么事也做不了。他很快就跟米留可夫、司徒卢威等自由派学者政客拉上了关系,一唱一和,一个扮黑脸、一个演白脸,开始玩弄利用他们变相逼宫的把戏。
到1905年夏天,在种种打击之下,沙皇第一次动摇了,同意召开讨论国家杜马方案的会议,争吵了半天,8月6日,总算搞出了一个叫布雷金杜马(以又一任内务大臣名字命名)的杜马选举方案,然而社会舆论却嗤之以鼻——草案规定,地主和农民都有选举权,城市居民只有房产者和最大的租房客有选举权,工人、官员、教师等却基本都无权参加选举,犹太人却总体上享有选举权。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安排?
革命党指责政府只让亲政府的农民、贵族和富裕有产者享有选举权,不用选就知道结果,全都是欺骗!
极端的专制主义者、有种族主义倾向的黑色百人团则破口大骂怎么让犹太人有了选举权、当官的反没选举权,一看就知道是维特这个犹太老贼想让犹太人统治俄国的把戏!
自由党人也不满,自己集团里知识分子是主力,在工人中目前也不乏支持者,这么踢开他们搞选举动了自己的奶酪。
大家开始都嚷嚷搞立宪、开国会,但似乎曙光到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自由党人居然和右倾分子都坐在同一条船上,破口大骂。
既然要反对杜马选举法草案,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街头运动直接破坏阻止它被沙皇批准通过,而街头运动中最厉害的形式就是西方社会主义政党介绍来的政治总罢工:9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停运,10月8日,整个中部的铁路枢纽都瘫痪了,10月10日,尼古拉铁路停运,莫斯科开始总罢工,外省铁路运输也玩玩了,俄国经济停止运转,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
10月11日,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会见维特,宣布工人要求:
&1.按照普遍、直接、平等、秘密原则召开立宪会议
& 2.取消警卫和戒严
& 3.罢工、结社和集会自由
& 4.8小时工作制。
维特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打官腔说:他不认为立宪会议能起啥作用(他提醒工人代表道在美国资本家都会买选票的),其他要求嘛都没问题可接受。
其实昨天他给皇上的报告里面,已经逼圣上进一步明确表态:是改革还是专制?要改革,就得制宪。
沙皇想再拖下考虑看看,但第二天得知哈尔科夫又发生流血事件,因此日,沙皇授权维特来主持内阁。然而维特并没有接受任命,反而坚持要求圣上采纳他的全部纲领。因此出现广泛流言,维特想全面领导国家政府,他想让舆论明白,他才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和头号功臣。
沙皇回击道:这种严肃决定只能以沙皇诏令隆重宣告。维特倚老卖老,非常不高兴。
10月14日,前面提及的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在首都建立,10月15日,除了《基辅人》外,全俄报纸全部停刊。同一天,沙皇被迫召开会议,讨论自由和立法权的问题,辩论了几个小时,沙皇决定:我再想想。
当天,沙皇还跟维特的政敌,前内务大臣戈列梅金举行会晤,询问他的意见,出乎意料的是,维特的死对头也建议沙皇赐予人民自由。
10月16日到17日,整个首都形势变得突然沉寂下来了,市场上的萧条使得小市民对罢工工人产生厌恶仇恨心理,发生争吵斗殴,教会公开表态号召人民与混乱做斗争,首都供水恢复、部分外省铁路开始复工,地方自治局开始向首都发表向沙皇表忠心的电报、一些城市里愤怒的小市民见到集会人群就打,根本不确认你是赞成还是反对罢工的。另一方面,革命党出版了第一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报》、市苏维埃代表要求杜马给继续罢工、购买武器、组织无产阶级武装的警察局拨款。而在外省,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盟趋势更紧密了,教育机构关闭,陪审员拒绝审判,律师拒绝辩护,医生拒绝治疗,治安法官拒绝接待,都摆出沙皇不让我们高兴我们先让你难堪的架势!
在这最后即将摊牌的千钧一发之际,沙皇终于做了决断:日17时,声称心情沉重的沙皇还是自愿签了10月17日宣言。维特终于在天下大乱中攫取了梦寐以求的最高统治权力。
然而他刚意气风发地组阁就任,四处封官许愿,以为万事皆运于手掌,可屁股没坐稳没几天就焦头烂额——周边城市急报:农村大暴动!
根据其后任、当时的某外省省长的斯托雷平日记:10月28日,仅在他辖区内就有五个县连续发生暴乱,几乎没一个村庄幸免。火车挤满了逃难之人,全是被扒了外衣的地主,损失成千上万,无数有历史意义的贵族地主庄园灰飞烟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维特本以为自己当了总理大臣,好言抚慰,自由派精英和工人代表就会买他帐让罢工消退,没料到连后者如今都控制不了局势,11月2日,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为抗议对波兰王国地区的军管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受审,进行第二轮大罢工,其实这些事情、特别是波兰问题和首都工人没任何关系,但造反者想继续革命,就警告大家当局已经动摇了,要趁机一鼓作气打的它体无完肤,不要被维特之流蒙蔽,他们和沙皇是一丘之貉,只要踹过气来就会秋后算账。11月17日,革命给当局最严重的毁灭性打击,使其指挥系统几乎瘫痪:邮政局和发报局工人开始罢工,首都失去了和外省的联系。
沙皇政权的末日似乎已经到来,尼古拉二世据说一边大骂维特欺君误国,一边都准备收拾家当从海上逃到国外避难。事情走到这一步,米留可夫等人也被吓坏了,开始改口说要防止新的行动变成“针对革命的罪行”,但现在没人听他的这套喋喋不休的自由主义说教了。
11月27日,当局逮捕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诺萨尔,托洛茨基成为代主席,决定打击国家的金融体系,彻底破坏国家的货币系统,让专制政府彻底破产:苏维埃和全俄农民联盟总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联名通电的《金融宣言》,宣布拒绝缴纳赎金和任何付款,要求市场交易和发放工资、银行取款时只能用黄金,不承认革命时期沙皇政府签署的内外所有债券债务。
《宣言》不仅发表在党报上,还刊登在资产阶级报纸《罗斯报》、《自由俄罗斯报》和《俄罗斯报》,山雨欲来风满楼。
现在维特都束手无策了。就在这个时候,沙皇政权的小救星莫名奇妙登场了,他就是立宪政府的首任内务大臣杜尔诺夫,在总理大臣整日惶惶不安的时候,他行动了。
首都邮电系统崩溃了,是他在两三天内联系军队,安排好电报局的工作,依靠妇女为主的志愿者,分拣好信件,发送给各家各户,以安定人心。恼怒的莫斯科邮报电报职工代表大会的刁民代表门给了他一纸决议:请阁下尽早辞职滚蛋下台,不然后果自负!他在11月21日回击道:第二天所有不上班的职工全部解雇。同时下令逮捕莫斯科相关会议领导人,并采取措施保护认真上班的良民不受罢工暴徒的强制压迫,终于恢复了首都的通信安全。是他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萨尔。不过似乎反弹更大了。
决定性的步骤发生了,12月3日,维特主持大臣会议,杜尔沃诺没有参加,突然间维特出去接紧急电话,回来后脸色苍白的他哀叹:一切都完了!切尔沃诺背着总理大臣、对苏维埃的全体成员实施逮捕,以回击其妄图摧毁国家金融体系的阳谋。
小心谨慎(在沙皇右翼集团看来就是胆小怕事)的维特担心事情会更加不可收拾,然而事实证明,和他担心沙皇对日俄和谈的强硬立场后果一样,似乎全是庸人自扰——臆想中的抗议逮捕的第三轮毁灭性罢工并没有出现,虽然一些漏网之鱼仍在负隅顽抗,重建组织,但1月2日,全被一网打尽。事实上,第二轮罢工已经是强弩之末,工人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矛盾重重,首都和外省的联系也不协调,沃老突然的铁拳一击顿时让这些造反派露出了色厉内荏的本质了。
事实胜于雄辩,如今维特也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恶狠狠地跟在自己部下的身后决定乘胜把革命者全面击溃,进行天下大扫除的搜捕追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在12月底进行了最后的反抗——莫斯科武装起义。沙皇军队用火炮和手握从芬兰投运来的瑞士步枪和手枪、躲在街垒背后随时准备放冷枪的革命者殊死搏杀,残酷的巷战把莫斯科搞到鲜血四溅、硝烟弥漫。随着沙皇谢苗诺夫兵团终于平定莫斯科之乱杀入城中,1905年结束了。
&& 在这火红的1905年,斯大林在做什么呢?
1905年1月末,在革命高潮形势影响之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力大增,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领衔的孟什维克矛盾却日益尖锐。布尔什维克坚决强调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全党纪律,而孟什维克那群自诩是马恩嫡传的理论权威却主张把党继续搞成相当于启蒙阶段独立知识分子的俱乐部,保留小圈子的所有情趣和特征。由于孟什维克利用当局逮捕行动后自己幸存人数优势,夺回了对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权,而昔日掌权时口口声声说无论如何都要服从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便决定,不再服从对手控制的委员会,拒绝交出党费、图书馆和印刷厂,双方为财务问题彻底撕破脸皮,分裂最终无法避免。在这个转折时刻,斯大林坚决地跟着布尔什维克、跟着列宁走。
2月,面对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流血火拼,斯大林在巴库组织武装义勇队阻止双方械斗,建议各路兄弟放下彼此民族恩怨,大家先合力把沙皇政权这个首要敌人清算了再说。他还写传单,去巴统、新罗西斯克、库塔伊斯、哥里、奇阿图拉,几乎无处不在,警察局注意到这个危险分子,称他为工人们的头子,但在当前形势下,还不能抓捕他。
8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工人在第比利斯市参议会大楼外,为抗议杜马选举草案不公、和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死亡约百人,斯大林写传单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9月,为进行武装斗争,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巴库的军需仓库对面租了房子,想挖出地道,偷走库存2000支步枪,但计划没成功,因为泥土非常厚实。
10月17日宣言发布后,斯大林立刻写了长常的传单,揭露这都是沙皇的缓兵之计,号召无产阶级继续斗争,传单结尾高呼:打倒专制政体!武装总起义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正在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万岁!
& 10月底,当听说农民暴动的好消息时,斯大林号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12月初,斯大林原本打算前往首都彼得堡代表高加索地区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但碰巧几天前当局进行大搜捕,首都精英全部落网,代表大会改在芬兰进行,由于实际参与与会人数较少,已经不能称之为代表大会,只是个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因此反过来成了多数。就在这次会上,斯大林第一次拜见早已仰慕的列宁,两个未来伟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斯大林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引起列宁注意,专门促成该会通过《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高度肯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工作,斯大林实际上以党的优秀工作者身份获得表彰。
会上,孟什维克又跟布尔什维克就是否利用还是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掐了起来,斯大林讲了话,列宁支持他的发言,最后布尔什维克凭借实际上不完全合法的人数优势强行表决通过抵制国家杜马的决议。但后来列宁迅速改变了立场,宣布参加选举,而斯大林也摇身一变,成为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工作的协调人,开始了在杜马国会的政治实践活动。从地方正式转移到了中央。
12月24日,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那里正响应莫斯科起义,也和沙皇高加索军区司令员格里亚兹诺夫少将指挥的军队进行殊死巷战。结局可想而知。但在几周过后的日,斯大林参与组织策划的对格里亚兹诺夫的暗杀复仇活动便顺利实施。而镇压莫斯科起义的指挥官米恩将军,也在遥远的北方,被斯大林的同龄人、女教师卡纳普良尼科娃枪杀身亡。当女英雄因恐怖行为被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她朗诵起普希金的名句: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就要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如果斯大林当时被捕,并因是暗杀格里亚兹诺夫将军的幕后主谋受审,结局一定是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布尔什维克英烈传的名册中间,和卡纳普良尼科娃女士遥相呼应,对他个人而言,幸运的是,他成功躲藏活了下来,在稍微祭奠下死难同志之后,就又踏上了继续战斗、掠夺和杀戮的残酷征程。未来的战友和死敌托洛茨基后来不乏嫉妒、憎恨、贬低色彩、却仍然生动地描绘了此时的斯大林的心路历程:“他把推翻当今的权贵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在他心里对权贵的仇恨一直是超过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监狱、流放、受害、贫困这些都没有吓倒他。他能够及时发现危险。同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自己的一系列不足,比如才智迟钝、缺乏天赋、身体和精神面貌平凡。他强烈的虚荣心使他总心怀忌妒和不友善之感。他的顽强里也包含着复仇的心理。他眼睛的淡黄色迫使敏感的人立刻警觉了起来。。。。在受诱惑的人中间,他不为诱惑所迷;在冲动的人中间,他不因冲动失去理智,而是能够迅速冷静下来。他很早就懂得了冷静、克制、谨慎特别是狡猾的好处。这种狡猾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变成了阴险。要使这些实际上二流的品质具有二流的意义,所需要的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
1905年革命结束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因之而改变,有的人走向坟墓,有的人却走向顶峰,有的人年初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握,到年末却发现已经处在悬崖边上;有的人年初还在绝望中挣扎,到年末却已发现新的希望。时代一场戏、人生一悲剧,这是不少自由主义和厌世文人的哀叹,但对斯大林而言,那句话还是很恰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别了,1905,我很想念它。
四、斯托雷平改革和白色恐怖时期
1905年革命逐渐落幕了,但革命的遗产却必须消化:右翼专制主义者一看到革命落潮,就迫不及待进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废除维特强加的十月十七日宣言。沙皇的意思还是再等等看,至少得看看那个传说中的国家杜马到底是个啥玩意。
1906年3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但指责为专制骗局的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不过同年4月又改口参选了,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是要利用议会讲台更好揭露反革命的虚伪),本来前景就很黯淡。由于极左翼的缺席和反复,导致立宪民主党反而成了最左的政党,占据34%的席位、153人当选杜马代表。后来这个数字又上升到179人和37.4%,其被戏称为“教授党”。其成员主要是在地方医院、农业站、兽医站、学校等单位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精英人物,却一直与权力体系无缘,没能享有其认为应得的政治和分配职能的统治阶级待遇,套用帕累托的话说,他们就是典型的反精英,希望通过排挤既有的统治集团,在权力圈子内部进行悄然无声的、小范围的精英更替乃至重新洗牌,来领导国家并进行相应改革。
& 不过很快,比立宪民主党还左的劳动派也突然异军突起,捞了107席。
按照原本的杜马选举草案,当局希望让淳朴善良、忠君体国的农民代表所组建的政党占据多数,并依靠贵族官僚的幕后指导,主宰朝野的计划完全破产。这么一种局面确实令当权者灰心丧气。
不过尼古拉二世似乎早有准备,早在日沙皇摆脱罢工杯葛、签署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时候,维特就又胡扯说:“陛下,对于您来说,国家杜马将是您遇到困难时的帮手。”沙皇又一次不悦地摇头(拜托你这乌鸦嘴能不能不说反话好不好!):哎,算了吧,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我很清楚,我签署成立的这个机构将是我的敌人,但我考虑的是未来,考虑的是我的儿子。我必须建立国家的新的权力机制,它应该使国家的整个状况得到巩固。“
如今事实又证明,维特这个老狐狸又赌输了,4月23日杜马选举结果一出来,他也没脸继续统治下去了,便率领全体内阁成员向沙皇集体请辞——沙皇也没有象征性的认真挽留一下。其实早在1905年结束以后,沙皇在给皇太后的信中就表示了对这个犹太老臣的彻底不信任:”维特在莫斯科的一系列事件后发生急剧变化。现在他想把所有人都绞死和枪毙。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变色龙。。。。。由于其性格的这个特征,几乎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他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自我毁灭。“——对沙皇而言,杜马存在虽然糟糕,但和令维特这种趁火打劫、差点让自己皇位不保的奸臣小人继续以此做招牌愚弄世人,借自己提前解散之举让他当个整顿朝纲有心无力的悲剧英雄、挽回在舆论界的形象,让自己当恶人的情况相比,还不如让他把这幕丑剧演完再说。
不过在总理大臣下台前,还有个很伤脑筋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问题还得请他和元老重臣一起商量一下:关键是基本法草案第四条中用“最高专制权力属于全俄皇帝”这项内容规定君主权力,和原先“专制的和无限的权力”的字样不同,右翼大佬全都进宫抠字眼提醒沙皇,你要是不修改就草草签署,你的权力就不是“无限的”,过些日子就不再是“专制的”,祸及子孙,危害无穷!为了这个问题,从4月9日起这帮权贵吵了半天:沙皇说,我无意反悔自己自愿签署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但原本无限二字是现行基本法第一条规定的,沿用109年了,我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维特说,如果皇上您加上无限两字,十月十七日宣言精神就被彻底撕毁了,此事关系国运,兹事体大,要真改回头这基本法最好就别公布了;另外许多大臣则说,十月十七日宣言确实是维特你一时糊涂带来的祸害,我过去早就提醒过陛下和你了,不过皇上,大错已经酿成,正所谓君无戏言,更何况要真改搞不好得再打次内战,不如将错就错,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做立法修改或者司法解释也不迟哈。沙皇只好说:让我再想想。一直拖到4月13日才下了决心,维持草案初稿,改变祖宗家法,保留专制二字,废除无限两字。4月26日公布。
4月27日,沙皇亲自接见杜马代表,举行盛大华丽的招待会,想让这些刺头知道天子的威仪,同时又庄严念了冗长的召开杜马的敕令诏书,向世人表明,俄国将实行君主立宪,历史进步的大门已经被皇上个人单独敲开了。
尼古拉二世以为,这下子总算各方都做了平衡交代,立宪民主党的那些自由主义分子应该满意、至少老实规矩点了吧?没想到,这群人敬酒不吃吃罚酒,皇上好心让第一届杜马如期开幕,亲自带领皇族和满朝文武穿着华丽的皇袍制服来接待他们,这些代表身为公侯伯子男的贵族子弟和有派头的教员律师,他们却故意当着新闻界的面,穿着简朴的衣服来抬高自己、羞辱皇室,懒洋洋的听完诏书、没精打采地鼓下掌,事后更是居然在米留可夫的煽动下通过决议:指责沙皇政府在开会前的决定是对俄国人民的新挑战。本届杜马是我们饱受磨难的国家所有希望的核心,不是官僚政府的仆从。政府所制造的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人民代表履行人民赋予他们的使命。。。。。皇上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却回敬以唾沫,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立宪民主党人、著名罗马法教授穆罗姆采夫当选杜马主席,这个人据说法学素养不错、为人比较理性,研究的学问乃是古典高雅之学,再看看他的表现吧。
结果杜马一开会就让沙皇绝望:穆主席身为法律人,一坐在议长大位上,就不顾任何正常的议事程序顺序,让党内同事彼得伦克维奇发言,老彼的发言一开场就是对政府的挑战和灾难:他要求宣布政治大赦,把官方眼中的恐怖分子都吹捧成为争取自由而受难的人。
这种开场白让法国报纸《两大陆评论》吃惊询问:俄国杜马的这些精英脑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犯罪、抢劫、谋杀(特别是在南方高加索对法国石油企业的种种行为)呢?人们建议杜马反对这一切,但杜马什么都没做。
实际上,立宪民主党在杜马召开前几天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做的事情更出格,刚开会,就从讲台一侧传来爆炸性新闻:基辅总督伊格纳季耶夫被暗杀,台下掌声一片。当时就有人愤怒地痛斥这些即将赶往杜马上任的代表,但无奈孤掌难鸣。
多年后有人问流亡国外的米留可夫,米回答说:当时我们也有难言之隐,不可能谴责恐怖活动,不然党在道义上将丧失威信,群众选票都会投奔布尔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去了。
如果是列宁或斯大林在杜马发表这种演说,当然可以理解,但现在他们其实确实不需要抵制这个杜马、甚至也不用参加了,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想讲的话,自由主义的这些精英死敌都替他们说完了,只要再加一句,号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很圆满了。
在杜马开会期间,恐怖暴力继续蔓延,圣彼得堡港口长官、某海军上将五一节被暗杀,两星期后,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司令员遭炸弹爆炸袭击,他个人幸存,但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七名倒霉鬼被炸成碎片;6月下旬,黑海舰队司令在塞瓦斯托波尔遇刺身亡;7月,波罗的海舰队起义,某巡洋舰队也暴动;8月,波兰革命党对士兵和警察的恐怖袭击造成33人死亡,波兰总督也在14日于华沙遇刺死于非命。
恐怖袭击的总死亡人数,5月是122人,6月是127人。而杜马继续鼓吹大赦。
沙皇政府面对这么一个活宝,头都大了。但大臣伊兹沃利斯基还是上表提醒沙皇,目前的杜马最大危险在于愚昧的农民以为杜马无所不能,可以把土地分给所有居民,使他们摆脱失业和饥饿。帝国的出路就是将计就计,多给立宪民主党人一点甜头,让他们的领袖参与组阁,和其敌视的官僚集团成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来大家就彼此彼此,对手道义上的优越感就没了。政府和杜马的隔阂也没了,劳动社以及根本不想搞议会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这些极端分子就不足为虑,拼经济保民生的战略就可以贯彻了——既然我们玩不过你,不如拉你一起入伙,典型的黑帮逻辑。沙皇仔细读其雄辩的分析,大为赞赏,就要他和从外省刚来的斯托雷平一起和立宪民主党党人好好谈谈合作组阁的事情。
斯托雷平见了米留可夫,奉旨向他开出了令他无法拒绝的诱人条件:除了宫廷、军事、海军、外交和内务五个部门大臣得由沙皇直接任命外,其余所有要职肥缺全部都让作为杜马第一大党的贵党来提名。
俄国如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像1913年中国的宋教仁选举获胜即将组阁、以及1945——1946双十协议和政治协商会议草案基本敲定了一样,一切似乎就取决于米留可夫的一念之间,只要他回答说“是”,该死的布尔什维克瘟疫、斯大林等辈趁乱夺权的机会就会永远消除了。
然而,米留可夫,这位公认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他没有同意,他想让自己(或自己亲信)当内务大臣(麻烦的问题或许是斯托雷平估计碰巧也从沙皇那得到口谕允诺只要这事搞成,内务大臣的位子就归自己了,别人对这倒霉差事唯恐不及,斯托雷平也万万没料到米留可夫也觊觎这职位,他自己原本是志在必得)。
小斯有点不高兴了:你们无法制止恐怖行为也无法维持国家秩序。小米也毫不客气:我们并不害怕这一点,如果需要,我们就在广场上设置断头台,并将无情镇压所有反对人民所信任的政府的人!
话说的这么狠,确实也没法继续谈下去了,沙皇知道小米的讲话估计更是胆战心惊,还没掌权就已经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要是让他掌握要害部门那还得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不欢而散。
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好这时又出了件事,在杜马会议上,总军事检察长帕夫洛夫讲话,要求就废除死刑在杜马立法做出解释。在他讲话前,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刚在杜马讲台上严厉谴责在俄国大地上每天发生的针对忠勇的公职人员的政治谋杀罪行,强调杜马想立法废除死刑就等于不让国家保护自己忠实的公仆。他特别提醒,自10月21日大赦之后,恐怖活动更加猖狂了。
杜马这些议员都是知道并关注舆论界情绪的,本来到这里就是要打压教训政府的,你说演戏也好,你说民粹也罢,总之,原则上反正都是我们教训你们,你们今天居然反过来指责我们,听了就一肚子火气的样子。现在可好,几次革命刺杀案公诉人的帕夫洛夫将军居然有脸到杜马来讲话,如果不表明立场听他胡扯完,舆论界可要批评我们立场站队有问题了。
于是老帕刚上台,在今天台湾、泰国、乌克兰等地上演的好戏出现了:“滚出去!刽子手!凶手!滚!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滚出去!”杜马的代表们不顾自己公侯伯子男的世家子弟形象,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他们跺脚、敲桌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摆出要群殴奸佞、为民除害的姿态,老帕苦笑了一下,想再说些什么,但什么都讲不出来,只好挥挥手,走下讲台。
12月27日,他在军事法庭大楼里被暗杀了。当时离第一届杜马召开刚好八个月。
在杜马存在的日子里,其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跟政府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处处扮演政府施政的破坏者和挑战者形象。
&对沙皇政府而言,除了把这个导致政府无法正常运作的革命杜马解散掉,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友邦人士都惊诧莫名,提醒政府让这个公开鼓吹废除私有制的机构负责经济立法,是个灾难。1906年年7月9日,斯托雷平奉旨解散杜马,自己身兼总理大臣和内务大臣二职,顿时权倾朝野,不过同时他又声称议会制不会改变。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之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白色恐怖年代,开始逐步拉开序幕。
斯托雷平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家:同年8月12日,正在和外宾在家中聊天的他,遭遇两名身穿宪兵军官制服、一名身着便装的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虽然遭到高度警惕的警卫阻拦,刺客仍然引爆公文包中的两颗炸弹。当场炸死24人,受伤者和伤重不治者还有25人,房子正面被炸塌。斯托雷平从落满砖块和玻璃碎片的废墟中爬了起来,后脑勺沾满了被炸碎的墨水瓶飞溅而出的墨汁。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瞬间都成了废人:女儿双腿全断,儿子缺了一条腿、头部受伤,保姆当场死亡。面对闻讯赶来的军警和政府要员,他仍然镇静,镇静到恐怖的地步,发出一道道指令,首先是给孩子们的。就在那狼狈不堪的情况下,他对部下说:这不应该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必须继续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拯救俄国。
对于祖国的敌人,对于恐怖分子,他的冷静确实意味着绝不宽恕的恐怖。一位海军上将请求沙皇赦免企图谋杀海军将军的小青年,他断然反对:不幸的是,并且也正是我们的不幸,只有处死少数人才能防止血流成河。。。。斯托雷平本人其实并不喜欢的战地法庭一个个建立起来了,一个接一个绞刑架被树立在城乡之间,被革命者挖苦为“斯托雷平领带”。
但斯托雷平并不是革命党人长期渲染的那种头脑简单的杀人屠夫,他有着宏伟的改革理想:除了被杜马否决、导致双方最终决裂的土地私有化法案外,其力图搞一揽子全面计划——宗教信仰自由、人身不可侵犯和公民平等、改善农民土地所有制、地方自治改革、在波罗的海和西部地区以及波兰的地方和城市自治,地方法院改革,中等和高等学校改革,实行所得税、合并警察和宪兵、颁布应对紧急状态的新法律,此外,还打算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包括维特在内的所有体制内人物,都没有提出过如此全面彻底的革新方案。
斯托雷平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所有的战略布局中,以上繁杂内容都是改革的目录,而真正的纲要却只是两点:对外和平与对内议会制。
在斯托雷平在被暗杀前夕的日给知音伊兹沃利斯基的信中说:您是知道我的观点的——我们需要和平:未来几年的战争,特别是对人民而言无法理解起因的战争,对于俄国和王朝将是毁灭性的。相反,和平每延续一年,无论从陆军和海军角度,还是从金融和经济角度来看,俄国都讲得到巩固。此外,重要的是,俄国正在逐年走向成熟:正在形成自我意识和社会舆论。不要嘲笑我们的议会制机构,尽管它不怎么好,但在其影响下,俄国在五年内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主动出击敌人的时刻终将到来。俄国将坚持到底,成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者。
这篇写于突然死亡前夕的“隆中对”,表现出其对一战危机的敏锐洞察,而在同年9月11日官方公布的另一条批语(当时主人公已经长眠于地下),同样是深刻的:在革命时期进行改革时必要的,因为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制度的缺陷滋长了革命。如果仅与革命作斗争,那么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消除革命的后果,俄入世起因:治愈了溃疡,但被感染的血液将引起新的溃烂。此外,改革之路已庄严宣告,国家杜马已经建立,不能走回头路。如果在政府战胜革命的地方(普鲁士、奥地利),走回头路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政府的成功不仅是靠强权,还在于以实力为基础勇敢地称为改革的领导者。把政府所有的运作都变成警察措施,这是当权者无能的表现。
斯托雷平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促成了第二届杜马的重新开幕,时间从日到同年6月3日,这次改选后的政党格局出现了很有趣的局面:右翼占了五分之一,立宪民主党及其穆斯林追随者刚好也只超过五分之一,社会党人则超过五分之二,而波兰代表则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后者支持社会党人,又会令右翼和中间派陷入孤立。
斯托雷平摇身一变,从第一届杜马的强力解散者,变成了第二届杜马的参与者和著名演说家:“政府欢迎对任何混乱现象进行公开的揭发。。。。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去面对这种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职责,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准备好应对公开的行为。这些指责指望的是当局思想和意志的瘫痪,所有这些归结起来就是两个词'举手投降'。对于这两个词,先生们,政府可以十分镇静地认为自己做的事正确的,也用两个词来回答'不要恐吓'”。
还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他们要大动荡,我们要大俄罗斯!
第二届杜马于日解散并实行新的选举法,该法改变了全体选民的各个团体比重。总的来讲
,向高级知识分子等受过教育的团体和有产者倾斜(拉拢立宪民主党人的需要),降低了民族边疆区的比例(斯托雷平想用地方自治来加以补偿)。这就是著名的六三政变。同年9月到10月,进行了第三届杜马选举,这次当选的442名代表大约300人都是十月党人(因拥护沙皇十月十七日宣言而得名)和右翼,也就是说国会终于被愿意跟政府合作处理现实问题的人掌握了。俄国1905年革命终于彻底结束了,沙皇政权进入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斯托雷平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摆脱了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和杜马主流的保守自由主义者结盟,向上约束皇权,向下打压革命党,形成类似俾斯麦式的二元君主立宪制,并以此为护身符在内阁内部推动总理负责制,加快了改革的进度,顺利通过实施了日的斯托雷平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化,依靠政府力量保护被平均主义思想支配和村社共同体压迫的自由农民,鼓励其独立发展致富,斯托雷平把富农当做自己和沙皇政权在农村的社会支柱,为此破坏俄国奉行千年的村社传统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斯托雷平还积极开展军队改组和装备更新工作,促进国民教育发展,到1908年秋,制定了逐步推行全民初级教育的20年规划。
从1908年起,斯托雷平引导了20世纪俄国又一次黄金发展期。正如一个法国记者目睹的那样,其成就如下:
从,俄国欧洲部分的国家铁路网络增加4708俄里,而亚洲部分增加了1539俄里;
从,自日俄战争之后逐渐酝酿的金融危机彻底消除;
新的宪法政体开始起步运作,发挥正常职能;
&& 实行土地改革;
&& 居民人口增长3200万人;
从,粮食出口增加113.6%;
人民教育经费增加156.2%;
国防开支增加50.1%;
&& 从,俄国工业生产增长88%。
从各个方面来讲,这都堪比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或许应该说远远超过了)。
& 然而,在斯托雷平改革政策的成功表象下,存在着严重危机:
1.政治上,沙皇和右翼集团把斯托雷平扶上台,只是为了一弭平动乱,二伺机摧毁十月十七日宣言所代表的立宪政治及其附属的一切。第一个任务斯托雷平完成的非常出色,换句话说,其已经不再重要了;至于第二个任务,特权集团发现斯托雷平完全是比维特还要狡猾、还要无情的家伙,他不但没有摧毁议会制,反而想利用议会制实现首相专权、限制皇权、也日益限制贵族阶层干政的目的。特别是他为人倔强刚硬,令皇后感觉简直令沙皇黯然失色,其极端敌视皇后身边那个宠臣——拉普斯丁,更是令皇后对他十分不满。他的亲犹政策、他的对外避战求和的决策,他大搞土地私有化,抬高富农、贬低地主,想把后者赶到城里当养老金领取者的决策(斯托雷平把大量国有甚至皇家土地都交给农民银行,然后让银行发放贷款给农民买地,但只允许农民个人买,地主甚至农民合作社都没资格购买,实际上很像台湾地区的土改),他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很冷淡,在特权集团看来,荒唐、实在是荒唐!这么搞确实阻止了革命的死灰复燃,但在宣布革命被彻底遏制的同时我们已经自我革命、种种特权利益也被剥夺干净了。总之,从1907年起,向沙皇吹耳边风、告御状的人的越来越多,斯托雷平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原因一是皇太后坚决力挺,二是杜马仍然是他的盟友。
2.经济上,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奉行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政策,即抛弃民粹派利用村社制度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直接略加改良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直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砸烂那些农民眼中无比神圣的祖传坛坛罐罐,补课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就得忍受资本主义的所有病痛和罪孽,带来农村严重的贫富差距乃至两极分化,大批能力不足、条件不好的人生活更加穷苦(过去还可以依靠村社的平均主义集体互助,不患贫而患不均,现在小斯鼓吹的却是笑贫不笑娼),对斯托雷平和让他上台的沙皇政权更加仇恨,把更多人推向革命党的潜在支持者行列。
总之,到1911年时,斯托雷平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其鼓吹的“一边轻刹车,一边向前行”方略,以及政治上依靠分而治之的权术予以抓紧、经济上依靠国家强力全面放开的政策,反对的人越来越多,斯托雷平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困境,他只是抱定苦撑待变的思想希望领导国家贯彻自己方略,对外和平、对内在议会制的框架下推行政治经济全面改革,能够以时间换空间,精疲力尽的他仍然保持镇静,呼喊道:给我20年国内外稳定的时间,你们就将认不出俄国来!
突然一阵冷酷尖刻的声音回击道:什么稳定的20年,谁会给你20年?
说这句话的就是列宁及在列宁影响下的斯大林,他们在斯托雷平白色恐怖统治的长期生理和心理煎熬压迫下(对斯大林而言是无论怎么破坏都被逮住再次送往西伯利亚,陷入到捣乱——失败——再破坏——再失败的恶性循环,可恨的是斯托雷平集团逮到自己也没让自己吃枪子一了百了,每次像猫戏老鼠一样老把自己又扔到一个西伯利亚更加偏僻、更加寒冷的鬼地方得继续想逃跑破坏的法子,对列宁而言则是无论怎么期盼斯托雷平的政策搞不下去,革命突然爆发,但就是头发都盼白掉了,这个爆炸新闻就是没出现。但还是输红了的赌徒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战斗、继续等待。
斯托雷平投下了赌注,认定20年一定能支撑得住,坚信自己必胜,没有稳定的条件也要创造稳定的条件,就算自己下台了,也要保住议会制、维持和平政策,让符合自己意志的接班人和战友继续在总理大臣上为俄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站好最后一班岗,确保总路线20年不动摇。让俄国成为欧洲继英法德之后的又一文明先进之邦。
列宁和斯大林则同样投下了全部赌注,断定斯托雷平这个革命最凶恶的敌人(维特之流跟他比简直不过是很傻很天真的草包,米留可夫等人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庸才),他和他的路线根本就不可能维持20年,也许再过2年、不,最多3年,大限将至。他们也坚信自己必胜,就是没有动乱的条件也要制造出动乱的条件,就算自己真看不到那一天了,也决不能向斯托雷平之流低头,要树立革命者的好榜样,让后来人瞧瞧:看,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至少还有这么几个男儿硬汉,死也不肯接受斯托雷平和沙皇的怜悯、施舍和招安,死也不愿站在杜马讲台上跟那些革命的叛徒一样,变相地现身说法、当反面教员附和吹捧总理大臣英明神武,对他搞的那套虚伪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争权夺利、成名成圣的政治欲望)、对他在农村犯下的不顾劳苦大众死活的权贵私有化罪行唱什么赞歌。
无奈这个世道,就是这样:世人见风使舵是常态。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一旦稳定,那些昔日慷慨激昂的斗士就都先后露出了原形,充分展现出墙头草、变色龙、软骨头的卑劣本质。六三政变没过几天,跟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暴力路线说再见的人就已经成百上千,到一战爆发之前,党的组织成员在国内不是消灭了百分之百,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一个个熟悉的老同志、老战友不是被捕、就是脱党。悄然之间,布尔什维克损失了几千名核心党员,以致穷途末路到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他们的日子也很难过)休战,讨论合并重组、以便抱团取暖、共同生存下去的地步了。
最不堪的当属那些昔日的同路人——革命知识分子了,他们大都居然华丽转身去搞文化创新了:
(1)说起来奇怪,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也是俄国文化畸形繁荣的时代。很多文化名人都是从昔日的革命宣传家改行而来,比如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著名经济学家布尔加科夫、著名政治理论家司徒卢威、著名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思想发展轨迹:从19世纪末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在官方允许的学校课堂和合法刊物上写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而得名)、摇身变为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者,最终在1905年革命后定格为东正教神学的虔诚追随者,大力鼓吹复兴“国学”文化,并在全部去世快半个世纪的20世纪末突然被重新发现,和中国大陆一样,被吹捧为国学大师、“民国范”(他们应该叫“白俄范”了)的典型。当时也正好是斯托雷平期望的那种迷途知返的文化羔羊的样板。1909年,他们公开出版多人合集《路标》,被公众认为是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认罪和起诉书,对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辩护,反对文化的暴乱。书中系统清算了从恰达耶夫到当下(暗批托尔斯泰)的俄国知识分子几代人集体无意识的罪孽,大骂知识分子对国家无信仰的背叛、脱离了人民,从他们(自己)昔日吹捧附和恐怖暴力活动的言行中根本闻不到一丝人性的气味。
这部文集的作者都对斯托雷平主导的杜马制俄国的改良道路表示了或明或暗的支持,高度赞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智慧和预见,特别是巴拉诺夫斯基在其力作《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破坏性罪孽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资产阶级已成为强大民族历史文化当代载体的西方不同,俄国知识分子不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根本就没这种类型的文化。俄国的历史文化主要建立在强大君主专制国家的建立上,而对这种文化和这个国家的敌视就是与它进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最典型特征。文章进一步说到:“这场要求全身心投入的斗争需要热情,而这种热情只源于对明确的社会理想的信仰。究竟什么可以成为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呢?自由主义理想早已失去行动的力量,也激发不了任何激情,而政治和公民自由,也早已无人相信,无论它曾经多么广泛地被民众接受,还是曾宣称自己能如何成功地解决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能够使大家共同富裕。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在知识分子的灵魂中得不到任何的回应,他们一直在与这个国家的现存政权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因此,只有对社会主义理想,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才是敞开的。”——这些思想家们正确理解预见了俄国未来的思想文化发展方向,但却对这个前景一点都不喜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十月革命后他们宁可跑到乌克兰当白卫军政府的要员,或者在国内继续在课堂和报纸上开口大骂布尔什维克直至被驱逐甚至枪毙,宁可为之流亡漂泊老病到死,也不肯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后辈官僚低头。(你们年幼的连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都不知道的时候,兄弟我已经是靠研究这个在大学当讲师混口饭吃的人了,你们今天居然还想教育我重新相信这套,何苦呢?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年轻自己要注意,最后别跟我一样后悔就行。)
(2)党外的那些革命知识分子同路人变节鼓吹国学、给斯托雷平抬轿子就算了。那是他们小资产阶级卑劣本质的大暴露。早点叛变逃跑也好,大浪淘沙,真金不怕火炼。留下来的党内知识分子意志还算坚定吧?不是,同样不堪,有些人的表现和那些叛徒简直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党外知识分子自称“寻神派”,说要从东正教传统中寻找真善美的心灵鸡汤,挽救世道人心。结果党内瞬间就有人跳出来附和说,不错,虽然神实际上确实并不存在,但需要“造”一个神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称造神派。他们断言,宗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它是科学的嫡亲姊妹,并且同哲学和艺术处于并列的地位。社会主义就是宗教精神的最高体现和最有前途的载体形式。散播这套妖言惑众的毒素最力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哼哈二将,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位文艺青年,很多浪漫主义者都跟着他们去搞这种把鸵鸟脑袋塞进沙子里的自甘失明办法,他们还想劝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一同入伙。连普列汉诺夫都说:鼓吹造神论、为之走火入魔反映这类所谓的革命知识分子内心的软弱,眼前的这点打击就让他们心智失常,沉重到需要靠向上帝祈祷求助来掩饰他们自我的颓废和动摇。
(3)即使再剩下来一批看似意志坚定的革命知识分子,很多人也是同样糟糕透顶,在国内面对东正教神学的葵花宝典有免疫力,全然不为所动,来到西欧想练就独孤九剑这样的正派洒脱神功,让自身功力更上一层楼,结果乱花渐欲迷人眼,居然迷上弯门邪道,拿起一本修正主义的辟邪剑谱反复阅读把玩,如果再不努力批加以判挽救就真准备在精神上挥剑自宫、无法回头了。最典型的就是波格丹诺夫,受西欧思想影响(特别是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毒害),鼓吹要以马赫主义补充改造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啥玩意了?——谈论世界的本质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全然没有意义,马老(马赫)的著作不说了嘛,这个世界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你看看,讲这话的人还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让这种人当党的思想导师以这套错误的理论指导革命岂不比叛徒还可怕?
顺便提一句,其实斯大林对列宁在那段时间的很多做法也不满意,有很多疑惑,比如列宁在百忙之中,花了那么大力气在1909年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斯大林当时甚至怀疑列宁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认为这场论战简直是“杯水风暴”,姑且不论批判论证水平如何,这场无聊的哲学争论耗费彼此近一年时间和精力,对紧迫的革命事业到底有何实际帮助?——当然后来斯大林很快明白列宁的良苦用心了:当时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克拉辛这布尔什维克三驾马车的关系已经恶化,列宁已经打算先下手为强把其他两个都赶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虽然克拉辛一直是列宁死对头,而波格丹诺夫却是在1904年与当时四面树敌的列宁合作,提供政治、文献和物质的支持,并协调缓和两位天敌关系的恩人)。克拉辛是搞实际工作的,把他打倒搞臭让斯大林帮忙在背后放冷箭就行了,而波格丹诺夫却一向以布尔什维克头牌青年理论家面目获得小资青年对男神般的顶礼膜拜,如果不能在思想战线上把他打倒,奠定自己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第一号理论家地位(之前列宁也一直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干家,甚至到死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斯大林上台情况才真正改过来),这领导权即使得来也坐不稳——毕竟,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基础建构的组织,不能在理论上树立权威,实现君师合一的理想,政治大权很容易被意识形态领域的诠释权威架空束缚。斯大林后来也搞明白了这一点,所以认真苦读各种著作,涉猎广泛,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从物理学到历史学,什么领域都想插上一手,特别是政治理论领域,他白天能翻阅《法兰西内战》这样的经典著作,夜晚又偷学《君王论》的厚黑宝典,把前者的话语和后者的策略完美的结合起来,这在一边搞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斯大林宪法,一边搞莫斯科大审判的故事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话说回来,知识分子们“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告别背叛固然令人痛心,但更可悲的是,是革命者彼此之间猜忌和内讧,如从国内逃到国外的布哈林等人,明确告诉列宁,你充分信任的那个国内党组织的核心要员马利诺夫斯基,绝对是内奸特务,我们大家都因为他的出卖吃尽了苦头。列宁却大怒:不可能,我是亲自代表组织考察提拔他的呀,怎么可能是沙皇当局的内线呢?我看你要么是疑神疑鬼,要不然就是恶意攻击!大家都吵的不欢而散。海外都如此,国内隐蔽地下战线上残余的昔日同志好友更是彼此猜忌、相互防范、疑神疑鬼、乃至自相残杀,因为士气低落、屡战屡败、心情沮丧,许多人都出现了精神崩溃的迹象。沙皇机构没有渗透进去,反明显感觉斯托雷平集团已经打入自己内部,对自己的行动了如指掌,但又没法得到沙皇警察局的档案,查不出到底谁是谁非,没有什么比这事情更难受的。
斯大林受到的猜忌怀疑,因为早年的嫌疑前科,又被时常翻出来,那段时间刚好赶上他的第一个夫人新婚生子不过一两年,就不幸去世的事情。丧妻之痛、一日似贼终生是贼的嫌疑打击,是常人不能忍受的事情。他只能默默忍受,继续战斗。即使像托洛茨基也不得不在两人决裂后的斯大林评传中这样赞许道:“在腥风血雨的年代,他不属于成千上万脱党者的一员,而是属于那些任何情况下都忠于党的的为数不多的几百名党员中的一个。”
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布尔什维克最大的打击,无疑是在国家承平之后,革命党收入的主要两个财源:捐赠和剥夺都受到影响——由于政府势力大增,企业主与其继续向革命党交保护费不如向政府交税,由于治安强化,打家劫舍也不像以前那么痛快了。这么坐吃山空下去,早晚会令党在经济上破产的。
因此,在这一时期,斯大林承担三重角色:一个是列宁的暗黑战士,专在暗处组织那些容易弄脏手、见不得光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党务和文宣的组织工作,最后与之相关,即继续写文章,想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
在实际工作中,斯大林的表现日益出色:1907年2月,斯大林和三名其他高加索同志编辑出版了巴库无产者报》。同年3月,在孟什维克占据多数的第比利斯,由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当地当选代表全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德罗报》上刊登呼吁手,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并委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毫无悬念的,到4月8日,斯大林被当选代表,共收到572票!获得了前往伦敦参加大会的入场券。这是他在高加索的政治巅峰。然而,很快,一场危机就要出现了。。。
当年4月30日,大会召开,并持续到5月19日,这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雄并立、全力以赴参会,所以人数势均力敌——90人对85人(当然布尔什维克设法让斯大林这样的编制外代表出席的小动作应该比孟什维克多一些,但孟什维克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在每个选区合法的搞赢者通吃的办法)。
5月12日,列宁发言承认革命陷入低潮,但转而鼓动认为更要坚决战斗。不过事与愿违,大会却通过了一项因革命运动进入低潮,应缩减工人战斗队的决议。其目的就是反对列宁这位游击战大师鼓动手下游击习气的散布。不出所料,列宁投了反对票,表示绝不被一纸决议束缚,其认为革命政党无序受制于负有责任的决定,应坚持见机行事。也有一定道理。
但斯大林却一言不发,很低调地离开了。按照决议,他回去应该“加强党的组织”。
在离开之前,他大约已经列宁秘密磋商,接受了一件大事:在孟什维克影响下的这次大会,以搞抢劫损害党的形象,尤其是令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友党不悦(他们都搞议会斗争,认为这是痞子运动),以后禁止剥夺行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不愿意真正接受这个决议,就让斯大林继续放开手脚,不要听国外这些绅士女士脱离国情实际的优雅空谈。出了问题,斯大林自己背黑锅,绝不令党蒙羞。
于是,日,斯大林回到了第比利斯,就在第二天,在当地的埃里温广场,斯大林儿时的朋友卡莫组织社会民主工党武装袭击装载25万卢布的国库马车,经过精心部署,当天10点45分按顺序扔了几颗炸弹,三名押送员被炸死,大约50人受伤,袭击者无一被捕。
关于斯大林那天有没有亲自到现场,有没有亲自仍炸弹,至今仍是个众说纷纭的事,但公认这事跟他脱不了干系,其正是幕后的主要组织者。
由孟什维克控制的格鲁吉亚党组织谴责布尔什维克违犯党的决议(你们自己不是说要服从党中央决定么?),而且你们不仅没解散工人战斗队,还干出这种杀人抢劫的勾当,被斯托雷平当局拿出来大肆宣扬,党的形象都被你们丢尽了,因此决定开除斯大林等所有嫌疑人等——反正全是布尔什维克的垃圾,把他们清理出去对我们大家没啥影响,也不心疼。并把决定电传给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仍然被列宁等人把持着,当然对其决议不予理睬,束之高阁,虽然国外的社民党领导人也都着急施加压力:你们不要乱搞把我们的名声也拖累了!
布尔什维克无所谓,好处多多,但斯大林这次为党效力牺牲代价可大了,作为职业党务工作者,他是靠党养活的,现在被格鲁吉亚这帮妒贤嫉能的小人开除了出去,四处碰壁,已经在格鲁吉亚没有容身之地,饥饿和贫寒随之而来。迫不得已,斯大林只好告别家乡,带着妻儿又流浪到巴库,住在石油工人房子里开展工作。并在自己创办的《巴库无产者报》和另一份工人报纸《汽笛报》中发文度日,由于当地孟什维克分子比较少,所以8月24日,他就成为召开该市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委员。10月26日,其进而代表会议选出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并当选为该委员会委员。当时其第一任夫人卡托女士已经得了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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