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中美两国经济具有极强互补性_网易新闻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中美两国经济具有极强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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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网北京5月6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美中两国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双方共同成长的潜力巨大。”——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莱尔·布雷纳德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这样评价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
布雷纳德说，美中具有坚实的相互利益。美方希望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汇率政策、双向投资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沟通与合作。她强调，美国欢迎中国来美国直接投资，同时也希望中国市场能够更加开放。
布雷纳德认为，美中两国的合作同时也在多边机制中发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帮助两国了解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优先事务，以便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更好地合作。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美中前期的合作重点在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目前的重点在于推动更平衡增长。
谈到中美关系，布雷纳德说，双方应该增强互信的基础，以便追求共同利益，双方还应关注有分歧的领域，以使合作更加有效。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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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17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版权所有为什么说中美经贸存在着差异但互补性很强
为什么说中美经贸存在着差异但互补性很强
08-12-20 &
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陈新华说中美经贸互补性很强
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车晓蕙、常晓华）正在这里举行的第八十七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陈新华说：“中美在经贸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自去年开始，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广交会举办的“美国零售业与中国企业高层研讨会”上，陈新华副部长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者在经贸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从去年的统计看，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在此之前，对日本的出口一直居于中国对外出口的首位。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1999年中美贸易总额达615亿美元，比上年增12％。另一方面，美国对华投资项目到去年底达到28000多个，占中国引进外资项目总数的8．4％，居中国外资来源的第3位。
陈新华说，中美双方加强经贸合作是实现双赢的战略，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以轻纺、家电为主，物美价廉；并向美国进口一些通讯、电子等高科技型的产品，中美经贸发展是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陈新华还指出，去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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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呈现了不断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双方都高度重视中美经贸发展的加深与扩大，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及部门间的接触频繁，增进了理解与信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为中美经贸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一、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继续扩大 据中国《海关统计》，月，中美贸易额为510．3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362．9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3％。 自美进口147．33亿美元，同比下降1．2％。今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仍保持了高速的增长，继续居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一位。1－6月，美国对华直接投 资项目数为1457个，合同金额43．57亿美元，实际使用美资24．54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7％、17．4％和19．7％。美国对华投资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际投资额高；二是单项投资额高；三是在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大。美国对华投资的强劲趋势出于两个原因：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美商对中国加入WTO后的良好预期。 二、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美国自2001年经济增长减速以来出口持续下降。2002年经济虽然开始缓慢复苏，其全球贸易颓势仍未根本好转，1－7月，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同比下降了7．4％。加上今年国会举行中期选举，为了党派利益，共和党需要争取国内产业界的支持。因此，布什政府在贸易政策上逐步退缩并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先后实施了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虽然此次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我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种种迹象显示美国的贸易保护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将采取措施在未来签订的贸易协定中更多地加入保护本国工人权益的条款，扩大钢铁、纺织、汽车、造船业等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利益。美国扩大保护钢铁与纺织等业界利益将对我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二）用跨机构监督程序和中国执行评估报告对中方施压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第一年，美国政府将监督和促使中国执行WTO承诺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长期首要目标。目前已建立起了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协调，布什政府贸易政策工作组委员会监督的跨政府部门机构。该机构包括三个层次：工作组和小组委员会；贸易政策审议小组；国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要依靠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财政部、劳工部、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收集信息和作出评估。2002年6月，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认为中国在税率安排方面有些拖延和不协调，颁布了不科学而影响贸易的生物技术法规、没有严格遵守有利于外国保险公司的规定以及在快递服务领域存在限制措施等。美方表示在年底WTO中国过渡审议机制中提出讨论，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双边经贸谈判中我方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继续成为敏感问题 关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都认识到存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自美进口逐步增长，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状况将得到改善。但是在短期内，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循序渐进以及名义关税率较高实际关税率低的事，期待美国商品和服务一下子大量地进入中国市场是不现实的。美国出口商却不愿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当出口并非像他们想象那样快速增长时，各种各样的压力随之而来，甚至演变成贸易战。在美国贸易逆差是敏感的话题，衍生出许多的辩论，包括对强势美元政策的质疑等等。其中的主流又是认为贸易逆差中以对华贸易逆差最甚，原因是中国市场不开放，应严厉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美方统计，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攀升，1－7月其贸易逆差达2533．1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5％，其中对华贸易逆差5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7．6％，居各国第一。 （四）中美反倾销、反补贴斗争不容忽视 美国无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现实，多年来始终援引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第1316条规定，即“在行政当局做出取消的决定之前，已确定的任何一个外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仍保持有效”以及调查中“行政当局的任何决议都是不容司法审议的”。由于美国歧视性地坚持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利益。截止2001年9月，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已达87起，影响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对美出口。 由于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外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美国更视之为防止中国出口激增的有效武器，必将充分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反补贴将是影响今后中美贸易的新因素。根据美国反补贴税法，对运往美国的任何产品的生产、制造或出口提供补贴者，要另外征收相当于补贴额的关税，但仅限于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过去未对中国采用反补贴手段。一旦我国摘掉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反补贴问题会接踵而来，对此，我应提早有所准备。 事实上，为防止中国因加入WTO而对美出口激增，美国现已开始考虑修改反倾销、反补贴的有关规定。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建议，今后商务部在决定任非市场经济国家达到市场经济程度身份时需获得国会的批准，并建议修改美国反补贴法，将范围扩大到非市场经济国家，即为保护美国产业免受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品不公平竞争时也同样适用。 （五）美国加强了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 长期以来美国在执行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时试图在获取市场、提高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上取得平衡。为同欧盟、日本等国竞争美国不得不放宽了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但总体上仍维持冷战思维，深恐中国经济、军事强大对其构成威胁。2001年，美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2．27亿美元，占美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因此美对华高技术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比重是很小的。自从2001年8月授权实施出口管制的美国《出口管理法》到期后，美国一直通过紧急授权维持出口管制制度的效力。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华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保持50年的距离。目前，美国政府已敦促国会通过新的《出口管理法》，以对国家实施更为有效的出口管制方式，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总体上今后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力度，尤其是软件和高技术设备，并重点加强对我国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的监控等。 （六）环保和劳工标准压力越来越大 环保和劳工标准是美国面向21世纪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2000年美国已通过了《对贸易协定进行环保审议的指导原则》，对今后签署每一个贸易协定时就是否符合环保要求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估。今年8月1日，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02年贸易法》，其核心内容之一是授予总统对外签订贸易协定的贸易促进授权（TPA）。目前美国与约旦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已纳入了劳工与环保标准内容，今后美国可能以此为范本压贸易伙伴就范。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的环保和劳工标准问题压力，同时随着国会加强干预政府贸易协定签署的权利，国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将施加更大的影响。 三、前景展望 在贸易领域，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新兴大市场，美国经济利益与对华贸易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从出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是从地区安全战略出发，都不会毫无顾忌地损害对华贸易。贸易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纽带，必要时也是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效制裁武器。而美国作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他国尚无法替代。因此，发展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个大国达成的共识，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遵循WTO规则进行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减让，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将有较大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逐步缩小。出口由于受到美国方面的进口激增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措施等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到2005年前中美贸易增长将维持在年率13％左右的水平。 其次，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今后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措施对我输美产品设限。美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美方对处理好同中国贸易摩擦的看法如下： （一）对中国过于严格会影响美方获得促进中国作出努力的支持，也会危害其更广泛的对外关系和安全问题，要求不严又会助长中国不履行的倾向和面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因此在初期阶段不宜过多地在具体问题上找茬，更多的是推动中国在诸如规则的执行、国民待遇获得上履行承诺而不应死死抓住个别的关税问题或分离的市场准入问题。（二）在中国市场上不要太突出，因WTO贸易规则也会维护中国的利益。 （三）利用不定期的场所，或双边的，或建立全新的机制解决贸易争端，而不要过多诉诸WTO争端解决中心。 （四）应该避免孤立，与他国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联合澳大利亚共同对抗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美认为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应该对它采取相应的政策。 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美对华贸易政策很复杂，经济问题常常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近期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强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这决定了我在贸易摩擦和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须慎重地处理好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尽管前进的道路上问题还会很多，中美经贸发展的基础是好的。尤其是中美WTO双边协定的签订和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确定，消除了长期以来阻扰中美关系改善和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对今后中美经贸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只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高层对话和双边磋商等有效机制，增进理解与信任，中美贸易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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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来源：香港商报
【香港商报讯】记者朱辉豪实习记者施美报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昨日在深圳创新研究院发表题为「习特会后的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安全新版图」的演讲。他从「习特会」、政治、经济、安全四个方面剖析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他表示，中美关系确实面临着非常关键的时刻，两国元首私交的良好开端和相似的使命感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有很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中美关系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美国一直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在美国国内目前面临巨大挑战时选择与中国作对，不是上策。
「习特会」暂缓两国紧张关系
回头看4月初的「习特会」，李成认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对华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此前的态度强硬到不断地释放诸多积极信号，最后不顾华府各界的嘲讽，决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而且是到他自己的会晤，中美关系也由此像过山车一样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李成认为，「习特会」的成功举行在于中美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美国方面是需要解决紧迫的朝核问题，并且希望通过中国与俄罗斯搞好关系；而中国方面，希望两国元首建立关系，同时为两国的战略关系作定位，并建立新的工作机制，以及讨论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如朝核问题和如何避免中美贸易战。
虽然李成认为现在评价「习特会」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他对此次会谈秉持乐观态度。原因有两点：一是出于对这两个领导人的观察，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倾向，即真诚地希望美中关系搞好，这个从特朗普的外孙女学唱中文歌、背诵唐诗宋词等细节可以窥见一斑；二是美国国内目前面临巨大挑战，可谓四面树敌，如此情况下和中国作对，不是上策。
两元首有诸多相似之处
李成对比了特朗普和习近平的执政手法和理念，认为作为大国元首，「习特」两人都是非常强的领导者，并且这两位元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习近平有「中国梦」，特朗普要使美国重新伟大；两个人都把反腐败作为他们政治上的策略。另外，两位领导人均不喜欢受行政体系束缚，重视使用社交媒体，并能果断地采取一些举措处理问题。同时，两位元首对国内政治与外交事务的紧密关系非常敏感，国内政治的变化通过外交政策的成功影响国内。
「他们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人都是乐观者，都是在逆境中将不好的东西转变成有用的东西。丘吉尔曾经说过『乐观者和悲观者的区别在于：乐观者在为难中看到的是机会，而悲观者在机会中口到的是为难』，这是难能可贵的地方。」
中美经济互补性强
李成指出，美国现在非常重视美中关系，因为两国在经济上是互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第二经济体都有巨大的市场，同时中国目前国内消费在增长，服务业在发展，这是美国所需求的。「美中关系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人消费太多，没有存款；中国人存款太多，没有消费，所以这种互补性现在同样存在。同时，中国绿色经济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对美国的投资。对美国来讲，美国振兴基础设施需要中国大量的资金投入。」
对比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李成认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和双边关系的重量是俄罗斯不能企及的，中国是美国的第3大出口国，而俄罗斯排名第28位。同时，中美两国的友谊历史源远流长，美国民众对中国比对俄罗斯更为好感。「以前对俄罗斯研究的人骨子里面对俄罗斯是仇恨的，而对中国研究的人骨子里面对中国是友好的，即使现在很多人批评中国，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误解，或者是希望的落空，而不是仇恨。」李成说。
「至于安全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特朗普首要的敌人是谁？这很清楚，是伊斯兰国、穆斯林极端国家和群体、北朝鲜、伊朗和俄罗斯。」李成说，当然，俄罗斯不是特朗普想要寻找的对象，但是美国在整个的外交谈俄罗斯就要色变，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决策者从来没有换位思考说俄罗斯怎么看美国，特朗普讲到他是希望跟俄罗斯改善关系的，但是这个困境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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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
　　美国针对人民汇率问题由来已久,主要体现在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上。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我国汇率施压主要有三次:分别是1994年将我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的企图、年间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当前这次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汇率施压。纵观美国历次汇率施压,发现每次施压背景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美国和全球经济处于收缩和低谷期,美国施压的理由顺理成章的便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但是,解决贸易失衡只不过是个经济借口,为什么美国国内一再发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通过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我们可以合理解释中美历次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博弈。 中国论文网 /2/view-658369.htm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启示 　　 　　杨小凯首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解释经济问题,该学派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工具与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相柔和,并通过数学语言进行重新阐释,从而将经济学的研究视线从“资源配置”层面重新拉回到经济制度与组织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见解独到而精辟,对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也颇有启发。 　　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竞争分工利得而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思想。内生交易费用指,分工与交易中人们为了争取到比对方更多的利益,而不惜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利益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分工与专业化基础上,贸易双方在进行交换以获取分工利益时,各方均希望获得比对方更多的利益,由此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会使交易费用上升,最终导致资源的非帕累托配置。由此给本文的启示是,在中美贸易中同样存在竞争分工利益问题,进而产生交易费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行为即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而汇率是该逻辑框架下交易费用的体现。具体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据近期多行业人民币压力测试显示,人民币汇率短期升值3%将造成汽车、家电等行业利润下降30%-50%。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严重打击我国出口企业,但是对中美贸易失衡的解决可能非常有限,这与我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美国对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有很大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升值也是很好的历史佐证。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美国没有太多经济利益,但对中国却是严重经济利益损失。因此,美国施压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中国经济。 　　第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贸易模式的选择和收入分配的启示。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类型的个人将逐渐被卷入分工,并且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专业化水平的高低,交易效率高的人群将比效率低的人群具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美国由于其经济发展程度、人员素质、以及各项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均优于我国,因此,其国内交易效率较高,进而专业化和商业化水平明显高于我国。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双方进行贸易,贸易的好处大部分被美国获取;但随着我国专业化水平的上升,两国专业化程度日趋接近,美国的福利较之先前可能会下降。“从历史上来看,1970年代的全球化导致富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但到了1990年代,第三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对发达国家产生了较严重的负面冲击。”进一步讲,当美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专业化时,中国会暂时落后,全球范围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上升,但随着中国的追赶,这种不平等程度将下降,而两国收入差距的重新拉大需要美国实现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这对本文的启示是,由于在美国选择更高专业化以及中国不断追赶的过程中,两国差距在逐渐缩小,令美国感受到发展的威胁,中国希望尽快赶超美国,美国却努力保持并扩大这种差距。由此,从全球分工和专业化视角再次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一再施压人民币汇率问题。 　　 　　二、 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问题解析 　　 　　通过前述分析,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问题完全可以在分工和专业化选择以及与之相关的交易费用框架内得到诠释。美国屡次针对人民币汇率发难,都源于一个目的,即通过汇率来间接干预中国经济发展;而这背后的原因是,随着国际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后起国与先进国真实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先进国却极力要维持这一差距。由于这种利益冲突,又加之先进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先进国将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后起国的发展,尤其是在先进国遭遇经济低谷和危机的时候,更是先进国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泛滥的时候。为什么后起国与先进国的发展速度在某些阶段会呈现缩小或收敛趋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是国际分工演进的结果。沿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真正原因。 　　(一)由经济增长拉动机制差异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是美国施压汇率问题的根源 　　本文认为,美国经济主要靠创新技术推动,而我国由于选择“后发优势”发展战略,主要通过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已有技术。由于模仿速度要快于创新速度,从而依赖模仿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依靠创新技术推动的速度,进而中美两国真实收入差距将缩小。美国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做法等价于要求如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对模仿其技术进行补偿。发达国家要保持或扩大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必须寻求更高水平的专业化,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新科技的出现,但是创新是一种稀缺资源,不能在短期内发生,在新一轮创新未发生之前,已有技术被后起国模仿并运用到社会生产中。模仿技术创造的生产力加上国家的支持政策等体制创新释放的生产力,爆发出强大力量,经济飞快增长,这就是我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这种发展之势,对美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为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开始采取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实施国家机会主义行为。 　　(二)美国国内经济疲软和政治集团利益诉求是导致施压汇率问题的直接导火索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遭遇重创,国内企业破产,失业率攀升,消费市场萎缩,对外则积累了大量贸易逆差,内外部经济均严重失衡。这种条件下,短期内美国无法启动国内金融经济,只有转而求助外贸出口来刺激经济复苏,同时也能为当局者的政治利益谋求出路。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之所以对我国持有巨额贸易逆差,除了其国内消费储蓄比例失衡外,对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尽管如此,可以预知美国依然不会放开技术产品出口,因为这是美国经济能够领先的根本点所在。因此,美国就转向要求中国减少出口,这实际上是要让我国承担起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全部责任。 　　(三)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是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民币与美元密切联动。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尽管2005年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与美元不可能一次性彻底脱钩,实现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彻底脱离美元之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持续存在。其次,中国对美国经济的高依存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对美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源于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中美贸易被公认为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但是,中国经济表现为对美国更强的依存度,即处于依存度不对等地位。二是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我国外汇储备结构单一,过半以上由美元占据,而在美元资产结构中绝大部分又是美国国债,人民币升值将意味着巨额美元资产缩水,对于美国而言,这恰恰成了其与我国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筹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枝独秀”。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日趋市场化配置的环境下,“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引导资源和财富更多的流向我国;另一方面,中国也会主动争取更多权益。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下,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而中国被公认为受危机影响最小,因而也被预期是经济复苏最早和最快的国家。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态势和格局,中国成为美国实施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的均衡 　　 　　(一)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模型 　　中美两国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博弈就当前来看貌似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即双方均表现强硬和不合作态度。但是,这只是博弈的初期阶段,毕竟两败俱伤不是任何一方想要的结果,而且也不是最优的策略选择。本文认为,双方的博弈将是一个基于一定概率选择博弈策略的混合战略均衡。 　　 　　上表为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博弈的对策图,U0代表各国选择不合作或强硬策略下的真实收入(均衡收益);Um为双方都愿意做出让步下的真实收入,同时也代表纳什议价均衡的真实收入;最后,在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坚持不合作或不让步的条件下,两国的效用(真实收入)分别由Uh和Ul来表示,可以看出,不同策略下的效用大小排序为:U0<Ul<Um<Uh。 　　根据博弈论知识可知,该博弈是一个典型的纳什对策,并且存在两个对称的纳什均衡解,即(合作,不合作)和(不合作,合作);中美双方均合作或均不合作,不会是最终的纳什均衡(反证法可得)。那么究竟最终的博弈结局如何,不妨假定博弈双方会以一定的概率值选择不同的策略,比如两国均以概率选择合作战略,则选择非合作战略的概率为。当美国选择q1时,如果中国选择不合作,则中国的预期效用为(1-q1)*U0+q1*Uh,而选择合作的预期效用为(1-q1)*Ul+q1*Um,于是,混合策略均衡将在上述两个预期效用相等时得到,即q=(Ul-U0)/(Uh-Um+Ul-U0),同样道理,还可以得到q2的均衡值(与该值相同)。如果双方均采取合作策略,则纳什议价均衡将实现,对应的概率为q2,若都选择不合作,则协议不能达成,对应的概率为(1-q)2,该值的大小同时代表内生交易费用的大小。 　　(二)影响博弈均衡的因素分析 　　现实中,上述博弈均衡的实现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模型里主要由概率值来承载,该值直接表现为不同策略下真实收入的函数。具体而言,本文认为能够影响最终均衡结果或影响该概率值的因素主要包括:效用水平(真实收入)、时间贴现因子、历史博弈经验、国家实力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态度,也可用函数形式将之表示为:q=f(U,?],K,P,W),各符号含义与前述各因素一一对应。 　　效用水平包括每种策略选择给博弈者(中美国)带来的净收益,包括纯经济利得和非经济利得。这是一种预期效用,显然与高效用水平相对应的策略更受博弈者青睐;时间贴现因子指两国对该事件的耐烦程度,更有耐性的一方其时间价值越低,贴现因子越高。因此,在博弈中更可能实现较多利益。除贴现因子外,历史博弈经验――先前同样博弈的成败情况、双方的经济实力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态度等都将影响博弈的均衡结果或对概率值的选择。 　　中美汇率博弈,本文认为,决定我国选择不合作策略的因素包括:汇率升值后对国内经济造成的打击、汇率升值后也会给美国带来利益的损失、国家主权形象受损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影响我国选择合作策略的因素主要有:美国可能采用坚持强硬态度,最终两国可能陷入恶性的国际竞争中而两败俱伤。此外,博弈持续的时间越久,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越不确定,进而由于预期因素可能扰乱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时间价值是较高的,因此,博弈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我国越不利。对于美国而言,其选择合作的因素主要有:汇率升值对自身的负面影响、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保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态度和立场,其不合作策略的影响因素有:限制中国经济发展、国内政治集团利益的实现以及对此前施压人民币汇率的效果。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博弈将在诸多因素的相互交织下,各自权衡利弊逐步演进。 　　总之,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将是一个混合战略均衡,在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经由利弊权衡不断推演。▲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M],2003年. 　　[2]赵志君、陈增敬,大国模型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评估,经济研究 [J],2009年第3期P68-77. 　　[3]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当代亚太,2005年第9期,p3-20. 　　[4]李超民,是“汇率操纵”还是“储蓄率落差”:人民币汇率政治经济学,上海金融学院学报[J],2008年第3期,p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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