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消息中国证监会昨日在京召开会议,传达日前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座谈会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改革工作。各保荐机构和基金公司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尚福林指出,日前由国务院五部委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座谈会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股权分置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效,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改革目标、任务和相关政策,对深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作了全面的部署,对证券经营机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证券经营机构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积极有序地推进改革。
尚福林表示,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要抓住机遇,以落实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为契机,积极把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按照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座谈会的部署,积极推动各地方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做好上市公司股改工作的统一规划和统一指导工作；要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积极有序地推进改革；要加强市场化引导,推动形成积极改革的内在动力机制。为此,要在保持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加快落实五部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一是研究可全流通环境下的交易制度、并购重组、融资条件、衍生产品等制度创新,支持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改善增量资金投资改革后公司股票的投资环境。二是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关于将股票市值纳入国有企业经营绩效考核体系的相关规定。三是推动制定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支付的会计处理办法。四是研究制定针对股权分置改革进展较快的地区和已经完成改革的公司,实行倾斜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
尚福林强调,股权分置改革必须与资本市场其他各项改革协调推进。要扎扎实实做好新《证券法》、《公司法》的实施准备工作。按照《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促进上市公司全面提高质量,推进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积极拓宽资金入市渠道。
他指出,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和各基金公司肩负着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使命,在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各证券经营机构要坚定发展资本市场的信心,切实增强责任感,为股权分置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增强诚信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业务素质,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切实树立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尚福林强调,股权分置改革关系到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要通过稳定市场预期来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经营机构一定要强化大局意识,充分认识在保持市场稳定前提下有序推进改革的重要性,全力维护市场稳定,促进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广大证券经营机构要抓住每一个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服务的机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查找差距,堵塞制度漏洞。要严格遵纪守法,杜绝各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好改革秩序。
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中存在的少数投票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会议进一步重申要加强纪律,严肃管理。各相关机构和当事人要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开展业务,严禁买卖投票权和从事其他违反规定的活动。对于任何违反投票程序规定、扰乱改革秩序的行为,中国证监会将予以严厉查处。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主持了会议。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主席助理姚刚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及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中国证监会昨在京召开有各保荐机构和基金公司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据悉，就股东大会中存在的股改投票操作不规范，证监会严禁买卖投票权和从事其他违反规定的活动。对于任何违反投票程序规定、扰乱改革秩序的行为，证监会将予以严厉查处。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强调，股改关系到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要通过稳定市场预期来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经营机构一定要强化大局意识，充分认识在保持市场稳定前提下有序推进改革的重要性，全力维护市场稳定，促进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广大证券经营机构要抓住每一个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服务的机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查找差距，堵塞制度漏洞。要严格遵纪守法，杜绝各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好改革秩序。
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中存在的少数投票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会议进一步重申要加强纪律，严肃管理。各相关机构和当事人要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开展业务，严禁买卖投票权和从事其他违反规定的活动。对于任何违反投票程序规定、扰乱改革秩序的行为，中国证监会将予以严厉查处。
近期，时有股改过程中“买卖投票权”的行为被曝光。一些股改企业在投票前通过多种手段获得股东联系方式并与之直接“沟通”，有些企业则通过财经公关，委托营业部给中小投资者“做工作”。更有少数券商甚至直接篡改投票结果，少数券商工作人员则伺机索贿。
中新网11月17日电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称，对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不同意见的争论，很少有目前这样多种相反声音同时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报告》，对分析中国经济的走势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专家分析认为，加强预调和微调将是今后宏观调控的基调，并将有三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值得关注。
文章写到，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近来高层和经济理论界频频出现不同的声音，一些观点已经到了相互对立的程度。有认为继续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的，有提醒防止通货紧缩苗头出现的，也有断言中国已经重新进入通货紧缩的；有认为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抑制经济过热的，有认为利率应稳定不变的，也有主张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向，争论也更加激烈。
对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争论是正常现象，但象目前这样多种相反的声音同时出现为多年来所少见。值此，中国人民银行11月9日发布了《二○○五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简称《中国货币政策报告》)，这对人们分析中国经济的走势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据专家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报告》传递的三个信息应引起关注：一是对价格水平的判断，它使用的是今年首三季度的数据，CPI同比上涨2.0%，而不少经济学家更多使用的是月度同比指标，这个指标今年来是呈逐月下降趋势的，9月份同比增长仅为0.9%，后一组数字显然支持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苗头的观点。从统计学角度看，判断经济是通胀还是通缩，使用较长时间的平均数据显然比月度数字更严谨和更有说服力。
二是充分考虑了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和工资水平提高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并考虑了即将开展的资源价格改革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而不少经济学家在作出通货紧缩结论时，大多没有考虑国家可能进行基础产品提高价格的因素。
三是使用了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反映了居民对物价是否上升的感受和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具有比较大的说服力。
《中国货币政策报告》对中国目前价格形势的判断和披露的金融运行资料，也使提高利率、降低利率还是维持目前利率水平的争论更加明朗化。
从2005年首三季度CPI2%的涨幅和央行对未来通货膨胀保持足够的警觉看，似乎支持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的观点，但也有专家认为，人民币短期内几无加息的可能性。一是因为今年首三季度CPI的涨幅，仍然低于一年期居民存款的名义利率水平，通货膨胀在央行的可忍受范围内，只要不出现CPI的进一步上扬和经济过热，央行不会轻易使用加息手段；二是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上，市场的资金供应充裕，一些商业银行甚至面临放贷困难的“流动性风险”，提高存贷款利率会进一步增加货币供应，抑制货币需求，增加商业银行经营困难；第三，加息将使目前低迷的中国股票市场进一步“失血”，增加推进股票分置改革的困难；第四，加息还会促使正面临升值压力的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国家对汇率水平的调控。
加息不可能，目前的CPI水平也不具备降低利率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现有的低利率水平适度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将是央行的最佳选择。央行行长周小川早些时候就明确表示，“目前的利率总水平是合适的，没有调整的必要”，这也印证了《中国货币政策报告》的观点。
《中国货币政策报告》在客观分析价格形势和金融运行情况的同时，也从央行的角度描述了下一步宏观调控的轮廓。从更大的范围看，由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加剧的矛盾远没有两年前那么突出，加强预调和微调将是今后宏观调控的基调。由于中国在保持国民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经济形势已进入比较理想的状态，下一步宏观调控的特点，是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三个方面：
一是在不刺激CIP大幅度上升的前提下，推出水、电、交通、燃气等公用事业价格调价措施，以解决经营这些产品的企业的亏损状态，同时用价格杠杆鼓励全社会节约资源和能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开展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在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后，将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调整增值税和出口退税也将提上重要日程。三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政务公开、政务信息化管理，以及强化土地管理、公共卫生管理、环境保护、食品和药品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的具体措施。
本报讯(东亚记者曹光宇)30岁的宋良坡是长春市一家保洁公司的老板，身家百万。10月23日，因为一个停车位，他持刀刺死一人，重伤一人，惶恐中逃亡了20多天，他买来《刑法》学习。16日，宋良坡终于鼓起勇气从深圳回到长春自首。
宋良坡本科毕业后，经营一家公司，每年有六七十万的收入，然而，命运在日完全改变。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一中队队长唐宏铭介绍：10月23日17时许，宋良坡开车到红旗街附近姐姐经营的电脑商店接姐姐，停车时与邻铺的司机发生口角后打起来。对方很多朋友上来帮忙，慌乱中，宋良坡拔出一把水果刀乱刺，那名司机被刺伤，一名帮忙打仗的男子被刺死。
16日，宋良坡面对警方说了一句：“我杀人啦，来自首……”之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朝阳分局审讯室内，记者见到了面容憔悴的宋良坡。宋良坡说，杀人前，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分人，大学毕业后有赚钱的事业，有幸福的家庭，还有可爱的儿子，此前从没与别人打过仗。“事发时，有很多人都在打我，被打蒙后，才掏刀刺死了人。”
杀人后，宋良坡先后逃往沈阳、深圳等地。宋良坡说，逃亡的路上，总是梦到有警察来抓自己，只要一看警车或是听到警笛，就怕得喘不过气，一想到亲人就流泪。“逃亡20多天，就像过了20多年，心理达到极限了。”
办案时，朝阳区刑警大队重案一中队民警了解到，宋良坡受过高等教育，其家人也都是守法商人，便将“突破口”放在其家人身上，让家人帮忙劝其自首。
宋良坡说，逃亡路上多次与家人联系，每次家人都劝他自首。家人劝他，如果自首可能会被轻判，为了弄清楚自己应承担什么罪责，逃亡路上宋良坡买来大量法律书籍，苦学《刑法》，对照自己犯下的罪行。宋良坡后悔地说：自首后心里平稳多了，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吧，再也不想逃避了。只是想奉劝所有人，遇到事儿，千万不要冲动，冲动不但会害了自己，还会害了家人。
今年以来，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大举建仓的净买入举动获得监管层的认可，证监会官员透露，QFII政策将有重大调整。业界则预计，下一步股改进程中，QFII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在日前摩根大通首次在华举办的“2005中国投资论坛”上，证监会基金部主任孙杰充分认可了QFII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积极意义，并透露决策层正在考虑对相关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中包括放宽资金锁定期、明确税收政策、简化审批程序、改革现行的结算交易系统、评估投资情况，以及制定QFII的独立账户和多券商制度等。
我国QFII制度始于2002年。孙杰表示,QFII制度的引入非常成功，对于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已经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孙杰还总结了QFII作为“三好学生”的表现：第一“好”是，QFII坚持以基本面为主的投资理念，持续买入并长期持有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对市场产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引导了市场的价值投资理念。
其二，QFII积极支持股权分置改革，积极投资于股改公司，一方面是对于这些公司投资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上市公司改进公司治理，有助于推动市场的改革发展。
第三“好”则是，QFII发挥了境内机构难以替代的作用，从诸多方面推动了境内市场的制度完善和产品创新，并对境内市场中介机构在管理方法、内控机制、经营服务意识等方面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市场人士分析，QFII对股改的热烈响应，扭转了前期监管层对其的看法。此前，由于股市长期熊市，QFII并未活跃，部分机构甚至成为热钱流入的怀疑对象。但股改以来，股改公司尤其得到QFII的青睐，据统计，截至目前，QFII有过半的仓位集中在G股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QFII人士表示，这是监管层首次如此清晰且全面表达对QFII的认可。他认为从近一个月来看，显然证监会和外管局已经达成共识，QFII制度将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机，“这对下一步股改，也是一个好信号”。
据证监会统计，从投资情况看，QFII总体的资产配置较为均衡。截止到10月底，QFII累计汇入人民币315亿元(约38亿美元)，投资于证券资产285亿元，占总资产比例约为90%。
对下一阶段QFII政策的调整，孙杰透露，证监会正在就有关技术问题修改完善《QFII暂行办法》，其中包括：为鼓励长期资金入市，养老基金、保险资金、共同基金等长期资金的锁定期将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并放宽锁定期满后的资金汇出期限限制，此外，也将明确QFII的税收政策。
目前已有30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近一个月来，证监会和外管局加快了QFII机构的审批和额度分配的步伐，截至昨日，总共100亿美元的额度已经分配了49.25亿美元，其中属于第二批的8.75亿美元，是在短短半个月之内由外管局密集分配的。
本报讯(卿树良彭剑勇记者钟振宇)丈夫因有外遇而大闹离婚，且在妻子面前大谈与情人的快活，妻子一气之下将丈夫阉割。近日，犯罪嫌疑人被隆昌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当天中午，秦找到“躲”在外面的丈夫，连推带拉地将其“逮”回家，一番吵闹之后，秦将丈夫锁在屋里继续责骂。数小时后，急欲休息的陈某表示自己不再逃跑，并叫妻子将自己捆绑。秦果真找来绳子将陈手脚绑在一张单人木椅扶手和脚架上……
不料，手脚被束缚的陈某绘声绘色地大谈与情人在一起时的风流快活，秦一气之下，拿出刀片，划破陈某的裤子，下身也割开几道口子。随后秦给陈喂下了10余粒安眠药，并将其移到床上呈“大”字形捆绑。至次日下午，秦发现了丈夫偷偷用嘴松绑，情绪再度失控，操起刀片、剪刀将其下身再次剪割出裂口，然后将睾丸挤出丢进水槽，冲入下水道，陈当场昏迷。后经法医鉴定，陈伟属重伤，构成伤残五级。
似乎是从去年“郎顾之争”辩论赛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就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之中。最近的一次风波是在今年10月，又是一位香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对媒体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此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骂声就不绝于耳。
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遭骂？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不值得信任吗？舆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在评价经济学家？对此，《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有自己的看法。同时欢迎更多读者参与此项讨论，本报将继续关注。
看到对经济学家的那些批评和谩骂，我很心痛。比如对张维迎的，最近对林毅夫的，以及以往对厉以宁的。这些批评和谩骂针对的都是不同时期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前两位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花费了许多心血；后一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宣传改革开放，反对教条僵化。
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无论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学界内部，都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所以，我还是决定写写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为了便于交流，我通过描述自己与一些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来说问题。
认识林毅夫是在1994年去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夕，想着他是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学问也做得不错，想听听他的建议，去了他家。
后来，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他邀请我去了。我觉得他是中国崇高情怀和科学精神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若不搞中心———这个人人个性极强又费钱、组织交易费用极高的中心(有天夜里我和易纲在车里聊天，他对“中心人人都是英雄”这点深有感慨)，只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上更有名更有钱。但是，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
说他很有科学精神，从他的研究和他那本《经济学方法论》，就可见他对什么是经济科学有着精深的理解。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支配的经济？不少人都认为是意识形态。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个不容易的科学解释。他认为，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当时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而中国的条件是，要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和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低。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科学解释。
事实上，请注意中国好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杨小凯等等，他们都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准确洞察和指定约束条件，然后推论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无论他们说什么问题，价格成本以及决定价格成本的约束条件都是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近乎本能的习惯。而富有想象力地发现指定约束条件，创设可解释推论现象的假说、模型，则是个人造化了。
经济学知识为何要如此生产，生产有哪些规矩？了解这方面科学方法论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不多。国内为此写专著的有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事实上，国内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作不少，但分析素材大都是根据物理学的素材。而在关于经济学及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书中，林毅夫的书是好书。我想，如果读懂了这本书，对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是科学应该有不错的理解；研究中，所谓左和右的感情用事，以及数学帝国主义也会有所避免，无论是学界内和学界外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就不会有现在的喧嚣。
樊纲是我在1991年认识的，那年《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经济学人》周刊刚办，我去北京组稿。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钟朋荣介绍说樊纲不错，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樊纲的理性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曾经是吴敬琏课题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我传真来一个稿子。大概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吴敬琏领导的课题组有着很多现在声名显赫的人物，如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等。刘吉瑞很有才华，不知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感到失望还是其他原因，他后来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下海了。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就打电话给樊纲，樊纲当时没房子，住父母家。樊纲说，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要有一过程。你不畏困难，喜欢办报，但你登这篇文章把给你写稿的经济学家们都骂了，谁敢给你写稿，又如何喜欢呢。我悻悻地没有发表刘吉瑞的文章。但至今觉得，刘吉瑞的文章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文章。
我想，当时的情形还是如邓小平后来南巡时讲的，中国社会进步主要还是反左。中国经济学家大多还是反对左倾教条的，如果报纸按自己要求，说他们文章反左反得没有章法，结果会如何呢？事实上，保守的人也向来没有按知识讨论的规矩摆事实讲道理，常常还借那个时候他们掌握的行政资源压制不同意见。我那时候如果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学家不如木匠显然是不谙事理，不了解当时的约束条件。
在当时的局限下，就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言，感情用事的鼓吹改革比感情用事的保守要好。经济学谈利弊大小，也就是价格高低，总是在约束条件下来观察推断的。这是经济学这门科学能运用于真实世界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我懂得很晚。樊纲是很早就有了这种理性。
事情也很奇怪，樊纲是学宏观经济学的，但他处理经济问题比不少知名的学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经济学从价格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的原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樊纲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看来，一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是对的，好的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价格这个“一”演绎出许多可观察的“多”。
樊纲还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专栏“均衡点”里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现在都一直在争议的经济学和道德无关的观点。这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事实上，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甲和乙是哪种关系，你的道德偏好和价值偏好，对你研究清楚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点没有帮助。中世纪的西方人向来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不是事实，是感情和喜好使人们愿意这样认为。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忤逆了大众的感情，讲“我们在宇宙的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但他们讲的是事实，讲的是真话。使他们弄清这个事实关系的恰恰不是感情、道德和价值，而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樊纲理性可能在于他像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样，深谙决定人选择行为的价格和利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此时此地约束条件所决定。比如樊纲最近就撰文分析说，约束条件决定重化工产业是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与吴敬琏主张新型产业和发展道路的主张截然不同。疯狂变色龙在里面有多少种颜色符号？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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