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最好的武术学校是神州武校吗?_百度知道
连云港最好的武术学校是神州武校吗?
听说他们自己买的地皮建的新学校，投资了3000多万，别的像龙腾武校和花果山武校都是租借的房子，没有保障。是这样的吗？知道的请回答，谢谢
提示该问答中所提及的号码未经验证，请注意甄别。
我有更好的答案
想要上好的武校还是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释小龙武院，学校规模大，师资力量强大，教学设施住宿设施完善。
采纳率：60%
来自团队：
听说是的，去看过一次，挺不错的。
连云港最好的武术学校就属神州武校了。学校环境，硬件设施，还有文化课，文武双修，学校很正规了。
我家孩子也在连云港神州武校里面.我感觉很好啊.教练 老师对孩子都很负责任.
学校是新盖的.里面不管是硬件设施
还是软件设施.都很好.有意向的家长们
可以带自己的孩子上学校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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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源自印度吗？
&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史，有不少问题没说清楚，或者是说不清楚的，甚至有许多关键问题还锁在迷雾中，人云亦云的东西太多。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记载大都是中国人留下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及过程的原初解释也基本上是中国人做的，中国人似乎一度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话语权。然而，由于这种交流非官方的成分较多，所以有组织的记载和有计划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中国与印巴次大陆之间的商贸与文化交流一直由商人和僧人扮演主要角色。但关于商业交流的过程，留下的文字记录微乎其微，而商人关于印度文化的记载也几乎没有。中国官方档案或正史对于中国与南亚地区各种交流的记载则非常简略，关于南亚世界缺乏较为准确而系统的描述。然而，有些文化交流本身不能因缺乏资料和文献记录而凭空想象，以讹传讹。如果不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无中生有，捏造历史，则只能徒增笑柄。况且，任何想象或推测也得建立在对现有基本史料的充分占有和消化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撇开这些资料信口开河，随意发挥。还有，历史资料固然重要，离了它们没法还原历史，但当今中印两国的社会风貌和活的文化土壤，以及各自文化的当代禀赋、特征则足能说明一些问题。这里面仍包含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密码和历史遗传基因，从中大抵也是能够看到相当多的古代历史文化的原貌的。不过，一切都要依据事实说话，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无论是文化的、宗教的、商贸的，还是社会的、物质的、现实的。
&&总之，理解和解释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要凭借可信的历史文献和真实存在于现实社会的文化现象，而不能靠主观想象。&
&&尽管少林寺有“武术乃达摩老祖所传或所创”的说法，但不知为何这一传说目前已经演变为“中华武术来自印度”的新版本。达摩老祖传少林武术只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并不见诸任何经传，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学界观点。只是在当代通过金庸等人的武打小说和武打电影的戏说或误解，不断得到强化，逐渐成了一个流传更广的说法，并有了一定的国际市场。著名香港影星成龙前几年拍摄的有韩国和印度影星参与的功夫片《传奇》也明确地通过某些场景将功夫定义为印度的发明，而且有印度演员出场展示了“印度武术”的风貌。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加深，这一观点又通过一些普通百姓和某种貌似权威的有身份的人士的随口或随意的传播而扩散更远，因此引发了来自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异域人士的热烈反响和激动。历史的神话似乎正在续写新的篇章。只是，这次变得更加国际化，外国学者可能会接过大旗，充任书写和解释的主力军。
&然而，在古代中文文献里，从来不曾有过关于武术的中印交流或“印度武术文化”传来中国的记录，甚至也没有任何印度人或印度和尚在中国教授武术的记录，包括菩提达摩本人与武术的关联。有趣的是，禅林关于菩提达摩的事迹完全与武术无涉，而武术与他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武林的发明。&
&&事实上，印度本土的任何文献资料和其他域外文化关于印巴次大陆的记录或描述里面都没有关于武术的神奇现象及国际输出，现今那里也并无任何武术文化的土壤和迹象。如果印度一直有深厚的“武术传统”或“武术文化”，似乎也没有输出到其他任何地区和国家的迹象和记录；况且，不知为何，这种想象的“武术”在自己本土也神奇地“绝迹”了。然而，为何唯有中国被认为独享这一“殊荣”、引进了“印度武术”并生根开花了呢？况且，中国距离印度还相对较为偏远呢。还有，虽然泰国也是一个佛教国家，然而，全球著名的“泰拳”，为何从来没有跟印度和佛教攀上关系？为何没人没说它是印度所传或印度和尚所教呢？
& 为何“印度武术”惟独垂青中国？或者说让中国人独专其宠？
& 中国武术真的来自印度吗？
让我们还是先从中印文化交流的源头说起吧。&
在古代，印度文明差不多是唯一对中华文明产生直接影响的外部文明，印度也几乎是唯一获得古代中国人仰视的地区。享誉全球的印度裔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说过：“碰巧的是，印度是古代中国的学者前往外部世界学习和接受训练的惟一国家。”中印两大古文明体的直接接触和往来虽然称不上是全方位的，但至少是互动频繁的，主要集中在商业（以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为代表）和文化领域（以佛教为代表）。阿玛蒂亚·森认为：“佛教并不是中印关系中惟一的交流媒介。几乎可以肯定，恰恰是贸易开启了这种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印度商人就忙着从中国进口货物，以转手出口到中亚。”他主张：“如果说中国在2000年前使印度的物质世界变得丰富，印度似乎在忙于将佛教出口到中国。”
然而，中印之间商贸和文化的交流几乎全部是个体或民间行为，由商人和僧人所承担，政府或政权之间直接的接触不多。但就中印文化的交流而言，也并无明确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反倒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偶然性，并且时断时续，与各自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主流关系并不大。这也差不多反映了中印两大古代文明相互影响的实质：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边缘的，缺乏各自文明体主流力量和权力中心的组织、介入和参与，而且对双方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教育体系的演变与发展并没有产生实质性或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西行求法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反倒是受到了刁难和阻挠。当局当时对求法僧和商人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求法归来，最高当局对玄奘所学佛法和所带回的佛经也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按照季羡林的理解，唐太宗李世民在意的是西域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社会状况，对佛经和佛教根本不感兴趣。
&&历史上，尽管中国某些朝代和某些统治者崇尚佛学，也曾由政府资助或组织译经，但佛经从来不是中国古代正统教育（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塾）的典籍，也没能进入学术的主流。佛经一般只在寺庙和信徒中间流行。学者、官僚和读书人或许会信奉佛教、研习佛经，但宣讲并将其纳入学术主流和教育体系的努力几乎没有，更是很难靠其获取功名。总而言之，佛教和佛学的传播与推广，主要是出家人的事。中国古代学术和教育的传统和主要内容，特别是传统经学，基本上与佛经无关，宋代以降也是如此。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是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思想与传统，缺乏佛教的内容；道德伦理、生命哲学和形而上学也是以儒家和道家的为主。尽管美国学者戴维森认为佛教“对接受国的宗教、科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致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然而，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印度文化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就更不用提了，几乎没有中国文化的痕迹，也看不到明显的标记，以至于让人误认为中国文化对印度没有输出。人们似乎只知道中国向南亚次大陆曾经输出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或所谓“物质文化”；印度精神文化中似乎鲜有中国元素的痕迹。
也就是说，中印两大古文明体各自的文化输出并没能为对方在社会结构、生产力水平、精神气质、政治制度、文化内涵、教育制度、物质生活水平和历史进程诸方面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大文化体或文明体相互之间一直是陌生的，或者说是互不熟悉、缺乏了解的，甚至直到目前也是如此。
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沙漠、戈壁、帕米尔高原对于双方来说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水路的交通其风险和难度并不亚于陆路，而且更加遥远。关山阻隔、重洋难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尽管双方保持了一定的接触，但这种接触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各自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双方甚至缺乏深度而系统的认知。即便说是针对双方长达两千年左右（或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这种评价也差不多是适当的，或者说下此结论也不为过。总的来说，两大古文明的人民和主流社会对对方所知甚少，各自都以神秘的形象存在于彼此的想象中，即便是大多数佛教徒也不例外，除非是那些曾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而抵达对方世界传教或求法的高僧。然而，这些高僧的经历和见闻能够被系统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的并不多。&
&&高僧和佛教几乎成了双方文化交往中的主要的历史印记和符号，以至于给人以一种印象：中印双方的交流是不平衡的、不平等的，文化的输出不只是存在着逆差的问题，而是一边倒的施与与接受的关系。这几乎成了判断中印双方历史交往，尤其是文化交往的一种定式或定论。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在缺乏系统、严谨的考察和缜密、认真的思考之前，下这种结论就会显得轻率。甚至，这几乎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或许我们不该轻易接受这种缺乏学术支撑的误判。
&&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自古是有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二者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各有千秋，都曾极大地滋补了对方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一种误解或偏见在国际学术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已经形成，那就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产生要晚于古代印度文化；古印度在文化上是中国的老师。中印文化交流被国外和国内某些学者几乎固定为一种师生关系的模式；中国古代文化似乎被认为是低于且弱于古印度文化的。得出这种结论或印象与印度佛教的东传有关。
末代大儒梁启超说过：“魏晋以降，佛教输入，贤智之士，憬然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他人之所浚发，乃似过我。”印度的佛教的确使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服膺钦敬。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中国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曾大量地偷师印度，不仅从文艺的形式上，从内容上也曾大量模仿，甚至有剽窃印度文学作品的嫌疑。他指出：“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天竺，今日治民俗学者皆知之矣。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他还认为连陈寿的《三国志》甚至都有误将佛经故事当作历史事实的笑话：一个是关于神医华佗的事迹，另一个是“曹冲称象”。他借此强调佛经和印度文化对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影响之深。不过，梁、陈二人虽然博学、多闻、理性且视野宽广，但也有失察之处。尤其是陈寅恪的某些观点实际上是有些偏颇的，论据是不充分的。限于篇幅，且与本文宏旨无关，这里不展开讨论。&&
关于中印文化的交流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些西方和印度学者更是存在着一定的误解，甚至许多中国人也对中印文化关系缺乏准确的把握。一些西方人和印度人错误地认为中印文化交流是一种“单向交通”（one
traffic）——中国是纯接受国（接收国），对印度没有什么文化输出；或者，中印文化交流方面因印度绝对的输出优势而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有人甚至夸张地将中国文化比喻为印度文化的一个分支——“one
branch of Indian banyan
tree”。这种判断大约是基于中国佛教文化源自印度得出的。佛教甚至被一些人认作中国文化的源泉与酵母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中印文化的交流或者说中印文化的关系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对有些问题或某些方面也不是太了解。总之，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印文化关系的总体面貌和二者之间交往的实质仍缺乏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和研究。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中印交流的研究领域几乎将目光全部集中在佛教交流的问题上，不仅西方学者如此，中国学者也是如此。像中国的大学者章炳麟、梁启超、陈寅恪、林语堂等人就陷入这种定式。他们中一些人过于推崇印度文化，过多地强调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积极作用，引起了不少人的仿效。不少人并不习惯于认真探讨中印文化的双向交流或学习，乐于接受一些固定的说法或约定俗成的东西，而不懂如何辨析这些老套说法的真伪。不得不说，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在学术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刻板固定的印象。这不利于挖掘和探究历史的真相。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这个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但不知何故，几乎没人提及。由于宗教的原因，以佛教徒为主，也包括一些非佛教徒，在心理上崇拜孕育佛教和佛祖的印度和印度文化，感情上热爱印度和印度文化，乐意抬高、美化印度和印度文化。他们将佛教和佛祖看作一切智慧、知识、创造发明的源泉，高于包括本土文化和宗教在内的任何文化或思想形态，因此历史上外来的佛教高僧也往往被神话。这种传统自古就有，至今仍然盛行。这也是导致国内文化界“扬印抑中”现象的根源之一。中国武术西来说这来自于佛教界的“神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个神话当然有不少感情的因素，并非历史事实本身。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长期致力于中印文化或中印文明比较的主力是中国人，自古代起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印比较的传统在中国自古就有。似乎只有古代中国人充分意识到了中印文化的差异和可比性，并进行这方面的比对和论述，而古代印度人没有这个传统或习惯，也没留下相关文字和观点。中国古人关于中印文化或文明比较的观点虽然并无形成系统的论述，但还是有某种倾向性和选择性的。受此影响，近代也形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论述体系，但基本上仍是古代观念的延续。
其实，中国人是贬低历史中国和中国文化而拔高古印度和印度文化的始作俑者，也是存在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这类群体。这也难怪，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文化关系的定性或定位长期以来是由中国的佛教界和佛教徒主导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和佛学交流，真正的超越宗教情感的客观研究并不多。佛教界的事情，乃至中国的任何好事或成就，都可能被他们寻找到印度或印度佛教的关联，不惜牵强附会，寻根问祖一番，比如少林武术的发明权问题等。抱着挑剔的态度去看印度或印度文化，或者说批评印度的做法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古代佛教徒的心目中，“中央”、“边地”的概念与非佛教徒相比是不同的。印度被古代中国的佛教徒视为“天国”或“佛国”，是几乎等同于“天堂”的概念。这是远远要高于“圣地”的概念。这当然也是一种积极友好的姿态，值得欣赏，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不过，这里面有一些非客观的因素还是需要注意的。
&&古代的中印度在印巴次大陆诸国中也号称“中国”，古代西去取经求法的中国僧人也沿袭这一观念，似乎忘掉了他们出身的故土也自称中国。堪称“西天取经”第一人的东晋高僧法显在纪录其西行历程的《佛国记》（亦名《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等）一书中，多次沿用印度人的说法，用“中国”来称呼中天竺。与他一道去天竺取经的僧人道整因热爱印度的“中国”（中天竺）、羡慕那里佛教兴盛，竟留而不归了。法显本人因胸怀大志，肩负传法的使命，“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法显记载：“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遂停留不归。”生在佛国，到佛国去，生活在天竺，差不多是大多数普通佛教徒的最大理想之一。到了佛国，生活在那里，道整似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甚至连禅宗的创始人惠能大师在学佛之初也曾有过“结来生缘，愿生佛地”的愿望。这种情感或做法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欣赏的。&
&&印度佛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体系，它的东传增进了中国人的智慧层次，提高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水准，丰富了中国人故有的文化内涵，教会了中国人不少没有掌握的知识。然而，能因为中国人向印度学习了佛教就简单地将中国古代文化降格为印度古代文化的附庸或一个分支吗？难道能据此将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固定为一种师生关系吗？印度文明非常伟大，值得中国在各方面虚心学习、时时借鉴。历史上，中国向印度学习的不仅仅是佛教，还有其他很多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将印度人称为我们的老师也不为过。但是，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是印度人的老师，也曾经向印度输送过相当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只看到中国商品输往印度而无视中国文化的对印传播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在历史上，中印两大文明是互为老师同时也互为学生的平等关系。季羡林认为，“根据历史事实，中印之间的相互学习一直是双向交通，从来不是单向的事”“在什么时候也不会是‘一边倒的买卖’，不管是倒向中国，或是倒向印度，都与历史事实不符”。总之，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所受到的印度文化的影响应该没有西方人和印度人认为的那样大；中华文化从深度、广度和历史延续性而言也并不弱于印度文化。
中国文明史不比印度文明史短，也不落后，更不薄弱。中华文明不是以一个弱者或接受者（接收者）的身份与印度文明进行接触或交往的，而是对话的，平等的，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是高明、先进的。印度古代文明或印度古代文化自有其优势，或者说有值得中华文明仰视并自愧弗如的地方，但它并不是中华文明的培育者、施舍者或母体。总体看来，中华古文明似乎显得相对更成熟，更丰满或者说更全面发展。它的政治、社会结构在佛教引入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文化体系也已经基本定型；佛教最终也被纳入了这个框架而不是改变或改造了这个框架。佛教对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的影响当然意味着印度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华古代文明的影响，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华古代文明的影响。实际上，当我们说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时，有时候我们往往是在指中国佛教，而不一定是印度佛教；或者主要是指中国佛教，同时也是在指印度佛教，总之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很多人在这方面没有作区分，而只是笼统地以佛教囊括一切。从本质上来讲，这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佛教是一种大智慧，是一种高级的文化，里面有很多中国固有文化所缺乏、甚至是难以企及的内容。印度佛教和培育佛教的古代印度文化的高妙、卓越、独特之处是足以让中国人叹为观止、自叹弗如的。就佛教而言，印度的确是中国的老师。但是，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不仅仅只有佛教。佛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就中国文化中精神文化的层面而言，佛教也没有成为主体或主要部分。况且，中国佛教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从一开始就有着中国人自己的改造和创造性的吸纳。荷兰学者许理和（Eric
Zucher)在其《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一书中强调，“早期中国佛教是一个自生系统。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结果”。印度佛教被引介到中国基本上是一种中印文化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学习过程。中国和印度在佛教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独特的，任何其他国家和文化都难以与之比肩；它们二者之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难以互相取代或替代的。
以本人的愚见，二者在佛学和佛教发展的不同时期各领风骚，成为佛教发展史上前后两阶段的中心。佛教原创于印度，但后来在那里几乎灭亡了；中国发展了佛教，而且在佛教经文、典籍和教义、教规、仪规的保留及创新方面于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中国在佛教“文化生态”的保留方面也独树一帜。中国佛教自唐以降或许一直是世界佛教文化体系中最为系统和最为深湛的主干系统。况且，中印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不仅限于佛教。佛教是印度文化给中国文化体系上打下的最明显的戳记，也是最为系统的传播。而中国文化对印度则无如此系统的文化输出，至少没有一个显眼而独特的文化形式或文化外衣。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中印之间的文化交往只有佛教而无其他；或是让人只看到中国的物质财富或物质文化输入印度，而看不到精神文化的对印输出。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这实际上是在缺乏发现之下的一种误判，或者说是一种错觉或误会。中华古代文化与古印度文化相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是等量齐观、平等对话的。即便说古印度最为突出的精神创造方面，比如哲学、宗教、伦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戏曲、天文学、数学、医学、科学技术，以及军事、航海理论与技术等方面，总体来讲中国也决不弱于印度。有些地方可能是印度略强一些，有些地方则可能是中国略强一些。综合来看，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得可能还更均衡、全面一些呢。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持这种观点&。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中国文化有相当多值得印度学习之处。&
&&&&往返于取经路上的中国求法僧曾经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求法僧可以讲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也给后世留下了相对还算丰富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过程及异域风情的纪录。印度来华传教僧人的数量较之中国西去求法僧的数量只多不少，然而，他们带来了佛经，专注于传教。记载下来的他们的事迹和贡献主要与中国有关，而很少与印度本土再发生联系，也没有多少关于除了佛教和佛经之外的关于印度的描述，更无只言片语他们的“中国经历”回传印度。唐代之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东来传法和西去求法的传统基本上中断了，汉地佛教界关于中印往来和西天世界的记录也更少了，乃至消失了。虽然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官方档案涉及到南亚，也最系统、丰富，但后来统统也被销毁了。其他官方使节如马欢、巩珍
、费信等虽然留下了自己的记载，但笔墨极其有限，已远没有法显、玄奘和义净等的记录详实、生动。他们缺乏在次大陆长期生活的经历及融入其中的体悟，下笔往往粗略，大都语焉不详，不少地方显得不着边际，而且有互相抄袭之嫌。
&&&&在古代，中国人对南亚的了解是不清晰的。
&&&&然而，即便如此，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印巴次大陆风土人情及文化发展状况的纪录，中国佛教界的记载是最重要的，可能也是最权威的。其中，法显、玄奘和义净的地位无可替代。甚至，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可以称得上是了解印度某些阶段古代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当然，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明代马欢《萤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顺风相送》等，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国际史学界不得不承认，没有中国僧人法显、玄奘、义净和官方使节如马欢等人的著作，印度至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会是空白，而更早的历史也会因此更加模糊不清。对此，印度学术界和全体国民也都是承认的，以历史学家马宗达（R.C.Majumdar）为代表的学者曾明确表达过这种感激。
&&&&法显、玄奘在印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的名字也被写进了印度的历史教科书。这本身就是中国人对印度文化的永久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贡献，乃至输出。求法僧西行求法固然是学习，是“进口”印度文化的行为，但学习或引进域外文化之余的副产品——那些见闻录却成了最重要的文化行为，其历史意义和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了求法、取经本身。今天看来，他们的文字记录的历史价值恐怕远远超过了对佛经的引进和翻译。
就印度历史的记忆或记载而言，中国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种中国文化的对印输出、对印贡献或“国际援助”吗？只是这种贡献、输出或“援助”到了当代才显现出其巨大的意义来。实际上，人们认识到的也只是其表面的重要意义，深层的价值还没有被挖掘，也没有得到承认。请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西行求法从实际的效果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大，还是对印度文化的贡献大？
没有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西行取经，中国文化的发展，甚至中国佛教的发展，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历史的记录也决不会因为缺少这几部西行记录而出现大段的空白。尽管它们都是很重要的堪称填补某些方面或某些区域记录空白的史籍，但是其内容毕竟涉及的都是边缘领域或地域，而且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它们如九牛一毛，重要性排不上好名次。有它们，中国历史文献如锦上添花；没有它们，中国历史的复原几乎不受影响。但是，它们对于印度来说意义就完全不同。没有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记录，印度至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如同锁在迷雾中，人们根本不清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究竟有什么历史印迹或到底有哪些历史的存在。还有，没有它们，近代在印度怎会有很多按图索骥式的考古发现？甚至，即便说碰巧发现了这些古代遗址，没有这些记录，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考古技术都帮不了忙？不得不承认，法显、玄奘、义净们及其历史记录对于印度人和印度历史意义非凡，对于印度文化居功至伟。然而，有些人仍将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西行看作一种纯粹的学习和索取行为，仍以一种居高临下或恩赐的态度评价他们。这真够讽刺的。这不仅不公平，而且很无知。
从主观上来说，法显、玄奘、义净等人西行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取经，是为了向印度学习；客观上他们也达到了这个目的，但也带来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结果——记录了南亚的历史。这个更重要的结果本来似乎是个副产品，但事实上对印度人、印度文化和印度历史来说却是最重要的。印度人能简单地站在历史上中国求法僧的角度看待法显、玄奘、义净等人及其取经事业吗？印度人应该将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西行记录看做可有可无的副产品吗？现在，从学术的角度，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西行记录对于很少一部分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也引起他们的极端珍视。但这些历史的记录对几乎每个印度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也引起了他们几乎所有人的珍视。印度人历史的辉煌和荣耀靠这几个人的记录而保存。他们国家的过去赖此而存在！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对印度的回馈和贡献要千万倍地多于他们从印度的索取。法显、玄奘、义净等人实际上已经成了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得不承认，法显、玄奘、义净等人属于中国，但更属于印度；他们的记录属于中国历史，但更属于印度历史；他们本人，作为历史人物，属于中国历史，但更属于印度历史。
可以说，作为历史人物，法显、玄奘、义净、马欢等人是印度历史上名列前茅的伟人和巨人，对印度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或者说，他们记录并保留了印度历史和文化的辉煌，因此他们堪称印度古文化的真正守护神或保护者。
但就西行求法影响最大、成就也最大的玄奘而言，尽管他的译经事业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他创立的“相宗”影响甚微。关于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状况及其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季羡林曾有过如此的描述：“玄奘离开中国到印度求法的时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至少有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很多重要的佛典已经译成汉文，有的甚至不止一个译本。翻译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体系。佛教教义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僧侣已经能够自己创造新的宗派，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甚至可以说几乎完全是中国的创造，它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佛教的反面。”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的发展，缺少了玄奘的贡献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总之，可以认为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西行求法对印度历史和文化做出了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大得多的贡献。&
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佛学的交流从一开始几乎就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即便是在对佛学引入和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佛学大师们就已经将中国文化和自己的智慧与思想传播给了佛教的故乡，比如玄奘在古印度诸国的辉煌经历和受到的尊敬就是证明。据记载，玄奘年轻时就除精于佛学外，还“兼通《书》、《传》，尤善《老》、《庄》”，为时人所仰慕，他取经的壮举在返回长安之后赢得了“中外赞扬”。史籍对他赞誉有加：“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扬我皇之盛烈，震彼后之权豪，偃异学之高轒，拔同师之巨帜。明王拜首，万古风猷，一人而已。”这等记载虽略显夸张，但基本是事实。
前中国佛协主席赵朴初对玄奘做出过这样的评价：“由此可见，他实际上已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他还说：“一个学者在外国享到这样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历史上尚无第二人。直到现在日本佛教学者仍然认为玄奘法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个伟大民族才能产生出来，玄奘法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承认玄奘等中国赴印度取经的高僧来自于一个“高度文明与成熟的国度”。尽管他认为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印度的输出多于输入，但他对此并不是很肯定，而且并不为这种“顺差”而得意。他认为古代的中华文化非常强大，而且非常现实、健康，充满快乐、向上的积极因素，值得印度学习、借鉴、吸纳，以补自身的缺陷。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显、玄奘们及其留下的历史记载却也往往被某些人当作印度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和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是“逆差”的证明。这种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印度学术界）非常流行。有人热衷于大谈“佛教的征服”而忽视其他。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或许高于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而影响，但实际上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而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影响则远远高于当代大多数学人的了解和想象。关于中印文化交流，有很多误解和想当然的东西，印度文化与中国武术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西方学界习惯于认为很多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很多科学技术的发现或发明始于印度，然后再传播世界的，但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研究推翻了好多定论，而且证明或证实了许多不为西方和整个世界所了解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数学的发现或发明的事实。他的研究证明，许多科学技术与数学的发明或发现以及其他文化成果实际上始于中国，从中国传向印度，然后再传到世界的。事实上，他认为或许有不少中国人的文化成果和科学发明或发现让印度享受到了不应得到的荣誉。然而，不少国际学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国际知名的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批驳了李约瑟的主要结论。他认为李约瑟的论据固然充分，使用了大量的西方学者忽视或无法使用的中文文献，但他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人就是这些技术或成果最早的发现者、发明者或创造者。他的理由是：中国的历史文献记录非常丰富且有历史传统，而印度没有这一传统并缺乏相关记录；缺乏记录使印度在证据方面败给了中国，但这并不说明印度在创造和发明的事实本身方面败给了中国。
然而，中国历史记录的可靠性阿玛蒂亚·森并不能推翻，又找不到印度相关的历史记录，同时中国的记录并没有提及相关成就与印度有任何关系。难道中国的历史记录或历史记录的优势及有利地位只能不利于中国，而只能反证印度人是相关科学技术与数学成就的发明者不成？这听起来真够荒唐的。中国人关于自己在科学技术与数学方面发明、发现的记录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证明自己，反倒成了对别人有利的证据。这种逻辑有悖常理！或许，那些中文记录的科学技术和数学的发明或发现有些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但绝对不能说大部分都是从印度的输入。
&&&&事实上，如果有从印度传来的发明、技术或文化产品，中国的史籍大都会有明确记载。正如前面所论证的，古代的中国人对印度这块神奇的土地和来自印度的文化、医药和技术应该是非常钦佩、喜爱的，甚至给不是来自印度的土产国货或人物打上印度的标签，以抬高其身价，一如当今的某些商家将国货冒充外国名牌的做法。比如，历史上中国人曾迷信印度有长生不老术，非常相信印度人有异能、神功、神药等。如此，怎么还会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将来自印度的神奇技术或发明记在自己的名下呢？比如中国武术，由于少林武功名扬天下，被许多人误传为起源于印度。在中国的武僧中间乃至于整个武术界（武林）和当代文化界（流行文化），不是一直流传着有关达摩老祖创立少林武术的传说吗？耐人寻味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武术西来说的神话是中国人制造的，而不是印度人的发明。中国武术西来说目前似乎早已走出国门，流传全世界。实际上，中华武术与达摩无关，与印度也并无关系。&
&&&&限于篇幅，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话题这里就不再多说。下面要谈的主要是中国武术与印度的关系。&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于现实、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和地域界限不太在乎，佛祖的故乡，以及高僧们的一切都被高度理想化乃至神话了，而现实和身边的一切往往被贬低和忽视。对于中国的佛教徒或佛门的出家人来说，佛祖的家乡和来自佛祖家乡的人可能都是佛教的化身，甚至被认为是全能的或完美的。理想化或美化佛祖的家乡和来自佛祖家乡的高僧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历史现象和趋势。而且，这种美化从佛教的生存、发展和传教的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某些特定的时期，对于某些僧人或佛教组织来说，这些甚至是一种基本的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因而具有现实的便利或实际的好处。这样至少可以增添佛教及他们传教活动的权威性和吸引力。然而，跟佛法格格不入的武术何以跟印度也扯上了关系呢？不得不说，少林武术西来说的出笼或多或少跟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有关，但要略微复杂一些，更多的是历史上武林人士的附会和现代商业文化背景的轻薄炒作。
&&&&历史上不乏有人需要借助于“西天”（印度）和西天高僧的权威来抬高自己，现代“拉大旗作虎皮”者仍大有人在。古代少林僧人和一些民间武术家不在乎发明权归中国还是归印度的问题。这件事本身至今算不上是一个学术命题或严肃的历史问题。在古代中国，弟子拜师，要拜祖师爷。武术的发明者是谁呢？逐渐的，由于菩提达摩与少林寺的关系，他被一些民间武术家或武术师树立为武术的祖师爷，一如木匠拜鲁班、读书人拜孔子一样。菩提达摩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他们乐意将武术或某些拳法的发明权归到菩提达摩的名下。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一种职业发展和拓展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菩提达摩是神，不是人，更没有国籍概念，也不会联想到他是外国人。即便是他们自己创立的拳法，可能也乐意冠以达摩的名字。他们本身可能籍籍无名，冠以达摩或许便于推广或招揽弟子。对于不少佛教信徒而言，印度高僧更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圣，而印度就是他们的圣地。
&&&&这些做法里面有偶然的因素及与之相关的微妙的心理原因。历史上，少林僧人需要借助于达摩抬高少林寺的地位，武林人士也借此抬高武术的地位。或许历史上的少林寺也需要借助于菩提达摩来确立和稳固其拥有武术发明权和禅宗正宗的可信度。不知道当今的少林寺的武术文化的拓展是不是也采取了这一策略。
&&&&中国文化中，武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无论是整体的，还是个体的，都有雄厚的积淀。无论是搏击、骑马射箭和对战略战术的研究，中国人都有悠久的传统。武术的发展堪称世界文化的一朵奇葩。中国武术应该人类搏击技巧之集大成者，水平是最高的，内容是最丰富的。这是中国人智慧与尚武精神和反抗精神的结晶。当然，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战略战术的研究，在战争实践和军队的组织、训练以及战斗力方面，也有着丰富的成果，或展示了令人震撼的实力。古代的一部《孙子兵法》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土特产，而非舶来品。印度文化的土壤不太一样，似乎没能出产这种武术。相反，印度的当代武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一些中国人的理解），“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出自“达摩老祖”。照此推理，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将功夫与佛教一道，从印度带到了中国，介绍给了中国的佛教徒，然后在中国传播开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武术“西来说”——随佛教西来。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一种传说，早先或出自少林僧人之口，也许出自武术师傅之口，在当代随着武打小说和电视剧的推广而深入人心。其实，这可能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谎言或神话，就像达摩老祖“一苇渡江”的传说一样。如果达摩能一苇渡江，那他就不仅仅是个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而差不多就是神仙了。如果人们相信“一苇渡江”的神话，当然再去接受他传了少林武功的传说也很自然。然而，最大可能的事实只会是：来自南天竺的达摩只是一个僧人，或者说是一个佛学大师，而不大可能是个武术高手并以推广武学为己任。况且，据传他曾在少林寺外的少室山的山洞里面壁九年，哪有时间教弟子武功呢？他来中国前不可能精通武学，来中国后开始钻研武学并成为武学大师的可能性更小。如果那样他岂不是不务正业了么！况且，武术大师的水平是那么随意就可以达到的吗？一个一心向佛，以弘法、传法为己任的人，岂能一心二用？
&&&&其实，关于菩提达摩其人及事迹，能够确定的很少，大都为不可靠的传闻。中国史籍中最早记录菩提达摩的文字在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仅有一小段。这点材料提到了菩提达摩这个名字，说他是“西域沙门”，“波斯国胡人”，“自云年一百五十岁”。但道宣的《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却说他是“南天竺婆罗门种”，经海路“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难道历史上会有两个达摩不成？还有另一个口传版本说他是南印度王子，与其弟一起登陆广州，又不是婆罗门了。王子身份似乎跟武术近些，印度婆罗门是不好练武术的。然而，这个口传版本没有提到菩提达摩曾在广州和中国其他地方传授武术，也没有说他的弟弟或弟子跟他习武。
&&&&汤用彤主张：“唐代晚出禅宗史记，所叙达磨平生不可尽信。……惟今日所存最可据之菩提达磨史记有二：一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一为道宣《续僧传》之《菩提达摩传》。”实际上，《洛阳伽蓝记》只有一两行关于菩提达摩的文字。这不几个文字只是确认了历史上有菩提达摩这个名字；或者说证明了确有其人，不容否认，但其身世、事迹却语焉不详。道宣关于菩提达摩的小传也只有500多字，关于他的身世和在华事迹也交代模糊。而且，这些最早的记录跟后来禅宗灯录中描述的达摩大为不同。
&&&&《洛阳伽蓝记》中关于菩提达摩的虽然字数不多，信息极其有限，但也很重要。如果没它，后世或许有人干脆会以唐代禅宗伪造历史为由否认菩提达摩的历史存在。就连挑剔的胡适在也不得不因《洛阳伽蓝记》的这几句话的记载承认菩提达摩确有其人，尽管他在其《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中几乎否认了关于菩提达摩的全部禅宗传说与灯录记载，认为大部分内容是“神话”、“谬说”、“伪造”。
&他在《菩提达摩考》一文中指出：“菩提达摩的传说在禅宗史上是一件极重要的公案。禅宗尊达摩为初祖，造出许多无稽的神话，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竟有人疑达摩为无是公、乌有先生一流的人。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的那么重要。”
&&&&然而，即便说历史上菩提达摩却有其人，但他的行踪、事迹仍难确定。《洛阳伽蓝记》寥寥数语能说明什么呢？而《续高僧传》没有提及菩提达摩与少林寺有任何关系。徐文明说：“因为杨衒之的说法可能是他听到的传说，未必可靠。”葛定华认为“《续高僧传》所载达摩于宋时来华说，不可信”，还据该传“无菩提达摩住少林寺之说”论证后人将佛陀禅师“混”为达摩。
&&&&事实上，关于菩提达摩的大部分资料和系统描述大都是在菩提达摩去世后大约两个世纪后才陆续出现的，这些内容的可信度当然大有问题。正如当代学者所言，“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达摩逐渐成为传说式的人物。”如“折苇渡江”、“九年面壁”、&“立雪断臂、”
“只履西归”等传说，很难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当做信史对待。还有其他的传说和附会也相当多，自然也引起怀疑。因此，汤用彤明确指出：“唐代晚出禅宗史籍所叙达摩事迹，不可尽信。”民国时期早就有学者巴宙说过，“说的不好听一点，他就是魔术师”。他不认为菩提达摩是禅宗的创始人，也不同意所谓佛教二十八祖说。他认为“主张菩提达摩是印度二十八祖，目的只是想加强禅宗的声望而已”。
&&&&蒙文通认为禅宗所叙禅宗法脉谱系及所谓祖师继承说纯属伪造，《宝林传》、《圣胄集》、《续宝林传》及各类灯录不可信。他说，“《宝林》之传二十八祖，荒诞难信”，《宝林》为秽妄之书”；又云：“《传灯》之旧稿如是，则《宝林》之芜秽又可知矣。”他指出：
&&&&详宗门史录于今为最古者，莫如传灯。厥后有广灯，有续灯、联灯、普灯。至大川萃为一书成五灯会元，而灯史以定，言禅德者据焉。然传灯之作，去达磨将五百载，其记录往事，何所依据﹖故书零落，今无可考。释门正统四云﹕“自慧炬撰宝林传，称有二十八祖及此土六祖，厥后传灯录复踵其讹。”是二十八祖肇自宝林传而传灯踵之也。
&&&&近代高僧太虚大师也曾与胡适通信，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洛阳伽蓝记》的菩提达摩的确是个“波斯胡僧”，并非后来被奉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但禅宗初祖“应是先在嵩山少林寺为魏君臣道俗举国奉为大禅师的佛陀扇多”，所谓菩提达摩“则是后来禅宗的人，为避去佛陀扇多，乃影借达摩波罗与菩提达摩、菩提流支的名字，另用此名立为初祖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菩提达摩作为禅宗初祖的身份是后人加工、合成、附会的，名字也是张冠李戴。
&&&&黄忏华也主张关于菩提达摩的各种传记基本上都是不可靠的，而且前后抄袭，越编越夸张，漏洞很多。他考证《历代法宝记》、《传法正宗记》、《宝林传》、《圣胄记》《续宝林传》、《传灯录》等典籍之后得出结论说：“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法宝》、《宝林》、《传灯》的《达摩传》，是饾饤的。”他还说：“总之，达摩，并非绝对是子虚乌有，然而从《续高僧传》等典籍上看起来，也只是佛陀禅师一流，是一个传定法、明观行的禅师，而后世的禅宗，踵事增华，牵合各种事实来附会增加他，去构成所谓禅宗初祖也者。”
&&&&对此，胡适曾经指出：
禅宗本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宗派；在历史上看，禅宗代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大革命，种子固然还是从原始佛教里得来的，而革命的人物则完全是中国人。但革命党是不能不受排斥摧残的，所以往往有“托古改制”的必要。这是禅宗“印度二十八祖”说起来的原因。&
&&&&不难发现，少林武术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附会在菩提达摩身上的。在不少关于菩提达摩的神迹或传说中，有的纯粹是文字或字面上的误解或歪曲，“一苇渡江”的神话就是一例。“一苇渡江”的传说，无论从神通、武功的角度都难以置信，即便是从历史事实的记录和传播方面也有着明显的讹传或误解。它原初的本意实际上指菩提达摩因与梁武帝缺乏契合，乘坐一苇扁舟渡江北上，并非折苇作舟，施展轻功或神通踏波北上。如有轻功，可能压不沉芦苇，但一枝芦苇并无动力，亦非鱼虾，如何驱之北上得动？不合逻辑、缺乏常识之甚可见一斑。
&&&&杨曾文主张，所谓“一苇”，乃“小舟”之意，绝非一枝芦苇。该典出自《诗经》中的《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他还说：“大概从宋代之后，丛林间有人将达摩渡江称之为‘一苇过江’。”总之，关于菩提达摩的文字，学术界普遍认为神话或附会太多，真实太少。
&&&&事实上，禅宗是真正中国化的宗教，它的真正创始人一般被认为是所谓“六祖”惠能大师。许抗生认为惠能大师是“我国佛教宗派禅宗的创始人，他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深远的影响”。张国刚也指出：“佛教思想也逐渐中国化，最典型的是禅宗，不但宗奉的经典《坛经》是中国人自创的，而且那套简易直接、明心见性、重在觉悟的理论，也是地地道道的‘国货’。”
&&&&自胡适的《菩提达摩考》发表以来，基本上在学界奠定了关于菩提达摩研究基本共识，即便有不少商榷或批判性的文章予以反驳，但基本上没有撼动胡适的基本立论及其在学界的被广泛接受的现实。不过，一个目前不难发现的事实是：当代学术界与教界有互不相扰、自说自话的状况，因而关于菩提达摩的两套认知或解说系统并行不悖，似乎互相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干扰，当然也没有对话和交锋。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关于菩提达摩历史真相及其与禅宗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冷，大多数学者显得不太关心，缺乏认真探究的动力和愿望。甚至，不说这个话题在一定场合已经成为某种禁忌，也至少变得有些讳莫如深了。一定的暧昧态度或避讳心理是存在的。或许，对于学界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解决了的学术问题，不值得炒冷饭；自说自话现象不是学界的责任，也毋须学者来扭转。
&&&&在近代学术上，关于达摩其人及相关事迹的真伪，任何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的人都不可能回避，绕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撰写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的大哲学家或主要学者。因此，对菩提达摩及其事迹的表态和评判也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菩提达摩的学者在近代也不少。然而，关于菩提达摩及其事迹的核心问题仍有待继续挖掘，系统的考据、整理工作仍有待完成。相对而言，学者们争议和关注比较大的是关于菩提达摩是否见过梁武帝等史实。这几乎成了近代关于菩提达摩的最大公案，也堪称佛学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不少近代和当代学者，如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孙述析、黄心川、林子青等学者先后卷入。对其中一些问题，一些国外学者甚至也参与过讨论。
&&&&孙述圻曾在1984年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题为《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的文章，强调禅宗灯录关于达摩事迹的一定可信度，企图纠正胡适的某些观点，但他也没有走到全信禅宗灯录和传说并推翻胡适基本立论和主要观点的地步。事实上，他也并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证据来批驳胡适的任何观点和基本立论，不少分析和联想是牵强的，整篇论文学术价值也不算高。总之，那不是一篇翻案文章，没能对胡适构成挑战，更无颠覆性的论断和发现。
&&&&2006年，王荣国曾在《世界宗教研究》发表《菩提达摩来华事迹考——兼与胡适、孙述圻先生对话》一文，对所有关于菩提达摩的重要问题重新梳理一遍，丰富了学界关于菩提达摩的认识，但仍然维持了关于胡适定下的基调和基本立论，似乎仍是在炒冷饭。总的来说，当代学术界对菩提达摩的研究远远没有超过民国时期的研究，更谈不上有任何突破。
&&&&相对而言，历史学、哲学和佛学领域的学人几乎没有人涉及到关于菩提达摩与少林武术或中国武术的关系问题。试想，在历史上是否确有菩提达摩其人、他与禅宗的关系很不确定的情况下，他创立少林武术的说法更显得是个没有学术价值的伪命题。只是到了现在，这种神话越传越远，越编越圆，玩笑越开越大，连印度学者也来认真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史料，提供一些基本史实，向外界揭示一下基本的真相，以免他们被人误导。&
&&&&长期以来，几大世界宗教的信仰者对于国家的意识与观念是极其淡漠的，佛教徒也不例外。他们或许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这或许是个积极的现象。然而，他们之间又因为信仰的差异而互起成见，甚至产生仇恨和冲突。不得不承认，宗教有时候也能产生分歧和偏见，也容易造成某种偏执、排斥和盲信。历史上，很多宗教都缺乏包容、开放的姿态，都容易将别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贬得一钱不值，好像只有自己的那套东西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种自以为是的自信和的刀枪不辱的冥顽不化简直不可救药，乃至于成为文明进步的巨大阻力。相对而言，佛教徒较之其他宗教信徒一直比较包容、开放、温和，更有非暴力、和平主义的美名。不过，在佛教的历史传统中，无疑也有一些值得重新审视的观念、知识和传说。对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现代史学或现代学术的方法予以考证、分析，重新进行解读，或者说重建历史。
&&&&佛教也是宗教，其古典的知识体系的特征和方法迥异于现代科学，也与现代学术的基本方法是不太一致的。我们不能说现代科学或现代学术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方面比佛教固有的体系和方法优越，但也得承认任何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认知的方法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佛教和现代科学与学术也不例外。
&&&&不得不说，佛教的理论体系或认知体系（“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学术是有着极大的乃至本质的区别的，尽管从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它非常完备、先进且极具人文精神。但它基本上是建立在所谓“先验论”的基础之上的，缺乏实证精神，对现实世界是有所忽视和否定的。它的不少历史的传说也有太多的夸大成分。实际上，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高僧几乎完全被神话为长生不老的神仙，从佛教的创立者释迦摩尼佛到到近代大大小小的佛教高僧都已经进入佛教的万神殿了。他们个个似乎都“法术无限”、“法力无边”，被描述为有改天换地、移山填海之能，会长生不老、起死回生之术，个别更是被奉为握改天地造化之法的救世主。按照这种观念或逻辑，佛教界或普通民众将武术和气功与他们联系起来又何足挂齿？将武术归功于菩提达摩的发明有何不妥？然而，这主要是信仰，或许并不是历史。
&&&&中国武术或少林武术源自菩提达摩是缺乏根据的，基本上是中国的武林人士或者说是佛门武术高手的随口但善意的杜撰或编造，然后被很多中国人不经推敲或考证就轻易地接受下来，经过金庸等通俗小说作家及其小说和电影的传播，几乎被普通大众作为一种基常识接受下来。就连李小龙英文传记的英国作者受其影响，也说“武术首先被印度和尚菩提达摩带到中国”，但却纳闷：“但数百年后，在印度甚至连最勉强称为对抗性的武术也没有被发现。”这很正常。如能发现，才叫怪呢。
&&&&最近一些年，“禅武”的概念变得非常流行，大约是想解决武术与禅宗或武术与佛教理论上的统一性或一致性，于是一个通俗而流行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了。这一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热衷于推行或推销“禅武”理念或理论的人卖力论证武术起源于禅宗或菩提达摩。然而，正如前面所言，证据的确不可能翻新，所以论证就显得不伦不类，甚至远远谈不上论证。
&&&&关于菩提达摩与武术的关系，有人认为：
&&&&当今少林武功，有人说是源出于菩提达摩，因而称菩提达摩为武术家之祖。这种说法，虽然在禅宗典籍中找不到明确的证据，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谈。因为菩提达摩在华弘传禅法十年，曾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根据这些传说来考察，似乎菩提达摩确实是一位懂得武功的人物。
&&&&以上这段文字不合逻辑、缺乏常识、自相矛盾之处甚多。“神奇的传说”就是他的立论之本。然而，他明白“传说”的含义及其来源吗？但在他的这个整篇大作里突兀、惊人、不按常理之处还有更多。关于菩提达摩创立武功，他寻找的理由或证据如下：
&&&&&&&&首先，菩提达摩来华时，曾有踏一苇而渡长江的传说。这种传说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却可以推断出菩提达摩似乎是一位懂得一点轻功的。
&&&&其次，菩提达摩在嵩山面壁九年，修习禅法，为解除身体的劳累，防止野兽的侵袭，因锻炼身体的需要而创造出一些拳法，这也是可能的。后人说他创有“罗汉十八手”，著有《内功图说》、《易筋经》、《洗髓经》等武籍，也不会完全出于编造。
&&&&还有，他在嵩洛一带传授禅法，遭到他人的嫉妒，曾被五次下毒。为了对付他人的陷害，因而锻炼出一套功夫来保护自己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说明菩提达摩可能身怀武功。因此，说少林武功，是菩提达摩所创也未尝不可。
&&&&这类言辞其实没有值得反驳的价值，谈不上是什么论证，似乎只能当笑话对待，因为它没有任何学术性，甚至不具备任何严肃性。他只是将原来不能站得住脚的论据或被驳倒的事实再心虚而拙劣地重复一遍而已。在他看来，少林武术也是菩提达摩在中国临时所创（没有携带来自印度的武术文化），而且投入了那么多的经理钻研武功，书写武功秘籍，但最后也只能以“有可能”或“未尝不可”的不敢肯定的语气不了了之。这里，菩提达摩被他描述成了金庸小说的职业武林高手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术钻研和自卫上面。如此，他哪有时间修习和传播禅法呢？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武术绝不可能是某人灵光一现的天才发明，也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着雄厚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武文化基础。武术栖身佛门并在那里发扬光大纯属偶然。武术绝非某一个人或某一家的独家发明，更不可能是少林寺独创。所以说，武术在中国并非源自少林寺。少林武术是中国武术的一个门派，一个分支，哪怕它是最具代表性的门派或分支。对此，武术理论家马爱民指出：“关于少林寺武术的起源问题,自明、清以来,
多种说法均与史实不符,
尤以达摩创拳之谈影响危害甚烈，至今仍有人认为是印度僧人达摩创造了少林武术,
许多拳派仍就冠以达摩之名, 如达摩剑、达摩杖等不一而论。”
&&&&少林武术为中国武术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武学研究的专门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历史上，少林武术可以理解为中国武术之集大成者，但它并不是中国武术的全部，更不能理解为中国武术源自少林僧人的发明。当然，这样说并无损于少林寺的伟大和少林武僧的伟大。少林寺不应该太贪功。将中华武术的发明权或知识产权记在自己的名下，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一种世俗的贪婪的表现，与佛家教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相悖的。更何况，这一“贪功”实际上是为别人争荣誉，是双重的造假。似乎从一开始武术的发明权就被归到了达摩的名下。当然，将武术的发明权记在少林寺或菩提达摩的名下从开始可能并非少林寺所为，而系江湖误传。然而，现在少林寺却可能在充当这种理论的主要宣扬者和“卫道士”。为了给这种“知识产权”提供证据，当然仍然只有祭起菩提达摩创立武术这一法宝。事实上，少林寺在打这张王牌的同时，已经将本属于中国的知识产权和崇高荣誉有意无意之间“出卖”或转“让给”了印度。这恐怕也是当今非常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之一吧。
&&&&历史上，高僧达摩之于少林寺的影响力或禅宗文化的推广可能非常重要，今天对于少林寺的发展和相关佛文化的传播似乎仍不失为一张王牌，但对于当代的学者却不是。没有足够的事实，中国学界和文化界是很难将武术的“发明权”归到达摩的名下的。当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少林寺也不能将武术的发明权记在自己的名下。
&&&&在今日，少林寺和登封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地大打少林武术的牌，有些过头，有明显的商业化操作和权力运作成分，对少林寺作为一个佛教场所和佛教圣地的形象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当然也不利于社会文化、佛教文化和武术的健康发展和正常推广。当地相关人士甚至将少林寺和少林武术明确定义为当地旅游业或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品牌”，大谈“少
林 寺 对 武
术品牌的打造”要“更多地结合市场营销”，而且将其视为“宣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赤裸裸地宣扬功利目的达到如此程度！这会损害少林武术和武术的正常功能和文化影响力，也多少败坏了少林寺和佛教的形象。甚至，这种商业化市场营销和权力化宣传推广是对学术和文化的排挤，反而在佛教信仰和武术历史的解读方面掀起了新的一轮“造神”高潮。&&&&&&&&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诋毁少林寺方丈永信大和尚的传闻，给少林寺和永信大和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细读那些攻击性的帖子，不难发现永信和尚败在不信佛法的所谓“武僧群体”及某些经营人士的背叛上，而不是真正的出家修行人所为。现代专业化、职业化的武僧、武术与少林寺佛教文化和禅学不能兼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由此可见一斑。少林寺靠武僧装点门面，大搞与佛寺不相称的经营和武术商业演出也是取祸之道。引入外来邪魔多少也与自己心魔有关，有人诽谤攻击多少也有几分咎由自取的意味吧。但愿这起事件对少林寺和少林武术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从而在商业化的道路上有所收敛。
&&&&有人大谈“少林寺文化带给武术发展的理论思考”，认为：“少林寺在走以武养寺的道路，而且非常成功，这给中华武术的整体发展树立了典范，武术应该走以武养武的道路，那就是武术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不易夸大这种所谓模式的普遍意义，甚至很难将其定义为一种成功模式。对这种模式及“打造”这种模式的人物或领导也不易过于歌功颂德。所以有武术理论家尖锐指出，“武术史中旧的神话尚未彻底清理又有新的神话出现”，在“达摩创拳之伪”“遂成定论”的情况下，“但没有了达摩，又有人又编出别的什么新神话”。
&&&&实际上，在少林寺和当地政府这种商业化和行政介入的开发、推广少林武术的背景下，不少东西都会变形，包括武术的文化意义和历史阐释。不得不说，目前虽然达摩老祖传少林武术的说法已经在学界乃至武术界被彻底否定，但无论是出于对学界研究成果的无视，还是出于市场营销的目的，甚或出于无知，当地政府、佛教界，甚至包括武术界，对那些古老的传说，可能还继续有一定程度的维护。尽管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和尚最近曾经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武术并非“达摩老祖”所创，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但登封当地政府和少林寺及港台电影界一道，长期以来一直是“达摩创立少林武术”的主要维护者和传播者，将来一段时间可能仍然会扮演这种角色。从“文化外交”的角度，他们似乎也觉得没必要较真儿否定原来的说法，而是乐意维护传统立场。然而，所谓“文化外交”中尽是这等话语，不亦哀哉？！当我听到外国友人向我转述这类“文化交流”的过程时，我的真实感受是替代表神州大地讲话的某些文化官僚和行政人员的表述感到羞愧。
&&&&学术界的立场当然是权威的，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和了解也并不难。
&&&&近代著名武术史家唐豪生前曾多次赴湖北省武当山、河南省少林寺、温县陈家沟等地考察，出版专著探讨少林拳、太极拳等内外家拳的起源为题，破除了达摩和张三丰创立少林、武当武术的神话，认为那种少林拳始于达摩、太极拳源于张三丰的传说都是后人附会的。&&
&&&&&著名台湾武术理论家龚鹏程也曾撰文指出：“天下武学固然不源于少林，少林武术也不创于达摩。然后……《易筋经》也不是佛学的功夫。”他认为，“少林武术不本于佛教”，“少林武术之盛，明确可稽者，实在明代”；”少林武术出自达摩、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曾传寺僧武术或留下经典等说法，全部都出自附会依托”；“跟少林拳比较有关系的，反而是道教思想”。&&&&&&&&&&&
&&&&武术与印度和印度佛教无关，但却与中国的佛教或禅宗发生了关系，但这种关系却不是佛教决定武术或少林寺决定了武术的发展，而是武术成全了少林寺乃至佛教界的所谓“禅武”名声。正如龚鹏程所言，“少林非天下武学之源，乃天下武学汇聚之海”。
&&&&武术史专家程大力指出，“没有任何其它世界民族而只有中国才形成了如此发达、系统、成熟的武术”，而“武术的历史不过从宋代起才发端”，“武术所有流派门派，穷根溯源，远述师祖，真正靠得住的，最早也就能追到元明”；“事实上，迄今为止，有唐一代，有宋一代，尚没有任何人真正找到了哪怕一条资料，可以作为少林寺当时已有武术和武僧的证明”。关于武术的起源，他进一步指出：
武术之所以迥然有别于世界其它民族的武技，主要是因为武术拥有门派流派、武术内功、武术套路、内家拳系这四大特征。而武术这四大特征，与其理论和技术内容的复杂，以及它所负载的传统文化的厚重和贯彻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特点，都是宋元以后才形成的。这既明显区别于世界其它民族的武技，也与宋元以前的各种武技迥然不同。
还有人对中华武术完全持批判的态度，对其历史过程和所谓的特性也基本上是否定的态度，将其贬低并类比为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因而也将中华武术系统形成的历史定得更晚。关于武术起源或兴盛的原因，段宇宏认为：
明清交替，很多明朝官兵组成秘密社团潜入民间，以教拳卖药作反清活动的掩护。为吸引更多农民信众，给自己的拳法创设一套建构于阴阳五行之类的体系，再附会上历史名人及各种传奇故事，于是就形成了诸多门派。中国近世武术文化突然蔚为大观，即源于此。
&&&&在体育界和官方，从民间社会中发掘传统武术价值的尝试，早在民国就开始了。
&&&&民国建立，汉民族主义大兴，国粹被纷纷挖掘。而结社集会的自由与新闻自由，使得以前只能在民间底层徘徊的武侠文化和拳师们纷纷登堂入室，他们的神奇故事通过媒体广为传播。
&&&&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民间武术门派蜂起，门派体系与传奇故事进一步得到丰富完善。这个格局除大陆中共建政的前30年外，在全球华人地区均延续下来。
&&&&当然，持这种偏激观点的否定者并不多。云南哈尼族武术教育家李德祥认为，“武术又称国术，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一颗明珠”，“它孕育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寓含着深奥的哲理，集意识与运动于一体，收健身医疗、防身御敌、娱乐欣赏、练意养性之功效，老幼病健人人适宜”。武术在历史上充满了各种神话和荒诞的内容，但是它还不至于那么不堪或一无是处。它的存在和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现在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输出并给中华民族带来崇高荣耀的文化产品或文化遗产！国际社会对中华武术是非常热爱并敬仰的。难道说他们被骗了？难道说中国人一直在拿武术在骗人？或者说中国武术至今只是个骗术？珍视和弘扬武术，难道是民族主义或所谓“汉民族主义”？
&&&&对武术采取轻蔑或彻底否定的态度是不妥的。
武术家王岗教授主张，“武术是中华民族在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发展起来的”。关于武术，一方面不能神话，不可再制造神话，也不可拿神话当真实；另一方面，要采取学术和积极的态度，去认真研究它，开发利用它，普及它，还它以本来面目，给它一个健康、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
&&&&当然，关于武术的发展过程及文化内涵和实践价值，在武术界、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在认识上还有不少分歧，存在不少有争议的地方，但基本的共识还是有的。学术界和武术界的主流还是主张它是有价值的，也认为它是国货——所谓国术，是民族的瑰宝，能够为人类继续服务。
&&&&不少历史学家和武术家认为武术的起源可能历史更为久远。民国时期著名武术理论家吴图南认为：“中国国术历史悠久，诚可谓民间体育也。”关于武术的起源，他说过：“我国国术，由来远矣。昔黄帝有刀戟弓矢之作，启国术之端。”&这当然是指原始的武术，远远还没有成熟、定型。
&&&&武术的历史或起源是复杂的。它不同于军旅格斗技术，但也有一定的关系。刘秉果认为历史上“武艺是武术产生的一个源头，但不是唯一的源头”，而“中华武术在汉代就形成”了。武术家兼哲学家阮纪政研究员主张武术“起于易、附于兵、成于医”；“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武术早已诞生来到这个世上”。他否认中国武术乃至少林武术是菩提达摩创造的，而认为少林武术只是“借助达摩祖师作为自身标志的‘文化符号’”。他指出：“有什么样的武术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武术形态。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很难说是哪一个人独立的发明创造。整个少林武术不外是中国武术自身历史演化发展的结果。”
&&&&武术教育家张泽正认为：“虽然说中国武术功夫在各民族、各地域以及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的称谓，但其所指的实质、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他还说：“中国武术的功夫，由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唐初到清末长达1200多年的武举制度，使得炎黄子孙，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自己实践的需求，总结出了自己的武术功夫。总之，中国武术功夫是中国传统武术搏斗运动的关键所在，反映了武术功夫的内涵。”
&&&&中国武术尽管套路和理论成熟比较晚，但作为一种秘密或公开的民间文化现象，连同其社会组织形式，肯定很早就存在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不过，无论早晚，武术产生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绝非舶来品，也不是某个人的发明。将武术的出现归功于某个人的发明是错误的。古今任何热衷于为它寻找独家发祥地和发明人的行为都是愚昧、迷信的象征，更是离不开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当今这样做更是一种丑陋而典型的炒作行径。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历史上将武术引进少林寺的另有其人，是出身河北昌黎在安阳出家的几乎与菩提达摩同时代的僧人稠禅师。他也被认为是较早有明确历史记录的僧人。安阳师范学院马爱民教授早在1999年发表论文提出稠禅师乃少林武术的祖师爷而非菩提达摩的说法。他后来又不断发表论文和演说，明确提出中国武术源头安阳，经稠禅师引入少林寺，让少林寺因武术而扬名天下，而且功劳最后尽归菩提达摩名下。他说：“我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发扬光大的是一名来自安阳一带的高僧——稠禅师。”
马爱民教授长期致力于武术史的研究，并承担有当地政府资助的相关研究项目。据报道：“他从1988年起，开始带领着10余人的课题小组展开了相关研究，在近20年的研究中，他们走访了河南、河北的很多地方，搜集了大量史料、碑刻、实物等，最终写出了一份30多万字的报告，认为‘少林武术源自安阳’。”
然而，细究之下，不难发现马爱民教授的论证不太严谨的，不少地方相当粗疏，观点也是非常牵强的，甚至对史料的梳理和判读都存在不少问题。他没能就相关史料的可信度解释清楚，或判别真伪，不少地方有断章取义和歪曲之嫌。他更没能够根据史料对稠禅师的生平及其与少林寺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而明了的交代和勾勒，反倒是主观想象的成分居多。甚至，就连判读最基本的也是最早的给稠禅师作传的《续高僧传》里的文字，他也任意发挥，背离本意。
前面说过，较之其他中国史书或历史资料，佛教系列的各种传记、灯录，有更多的夸张、不实的文字，以至于给人以很深的文学虚构的印象，几不能以严肃的史料对待。前面我们讨论了学界对历代禅宗《法宝记》、《传法正宗记》、《宝林传》、《圣胄记》《续宝林传》、《传灯录》等典籍的评判，其实，《续高僧传》也不例外，其内容也有不少不实夸张之处，判读真伪需要特别小心。但马爱民教授对于该书的解读似乎有不少轻率之处。
《续高僧传》中稠禅的传记字数是《菩提达摩传》的好几倍，可以说对其生平记述甚详。然而，在这个最早的关于稠禅师传记里，他完全是一个专注禅法的得道高僧的形象，与武功或武术毫无关系。该传记载他“姓孙”，出家前“勤学世典，备通经史”，被“征为太学博士，讲解墳索，声盖朝廷”。据载，他云游至少林寺，以其佛学造诣或禅法境界惊住了当时的住持天竺僧人跋陀，以至于让他说出“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的赞誉。这些我们姑且听之，姑且信之。然而，无论如何，这里的稠禅完全是一个读书人或学者（学问僧）的形象，难以跟武术联系起来，全无武术高手的影子。
然而，并非没有奇迹与之相关联。据载，他“又常修死想，遭贼怖之，了无畏色，方为说诸业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后诣怀州西王屋山修习前法，闻两虎交斗，咆响震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有人试图在这两件事上寻找武功的蛛丝马迹。马爱民教授明确地将这些事件列为稠禅懂武功并用其降服猛虎和盗贼的明证。
然而，上述文字中哪有任何关于武术或稠禅师懂得武功的迹象？不知马教授因何这样理解。
实际上，该传记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及稠禅会武术或传播武术。甚至，整部《续高僧传》也没有任何关于武术或高僧习武、传武的记载，倒是充斥了不少对鬼神、奇迹、神通或超自然现象的描写。这些内容我们难道都能相信并当作关于武术起源或传播的证据？况且，即便有神通和奇迹发生，它们难道就等同于武术？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两千年多年来，佛教高僧往往被认为拥有神奇的法力或超自然的神通。佛教史上，关于高僧降龙伏虎、驯服狮豹等猛兽、点化恶人的传说非常多，从释迦摩尼佛就开始了，到了近代仍不胜枚举。最近本人到粤北参观南华寺、云门寺和东华寺，仍看到或听到一些类似的传说。那里至今甚至仍有关于民国期间著名高僧虚云大师在重修云门寺的过程中凭其法力令来袭的一只猛虎俯首帖耳的传说，云门寺后山至今仍有伏虎亭为证。这些究竟是否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恐怕还是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的。不过，这些奇迹或神通，一般并没有被解释为武术或武功。毕竟，武术或武功仍是平常现象，属于平凡之举，乃凡人之技能。
&&&&马爱民教授开始只是试图论证稠禅是少林武术的始祖，但后来却演变成“少林第一武僧是安阳人”的口径，安阳乃中国武术发源地的主题或主旨被突出出来。这岂不是戳破一个神话，又制造了一个新的神话？这种论证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给安阳夺得“武术发源地”的荣誉？
&&&&可以说，无论是菩提达摩，还是稠禅，都不会是少林武术的创立者，更不会是中国武术的创立者或传播者。当然，无论是登封还是安阳，都难以被确认为中国武术的原初发源地。确认或寻找武术发明人或发源地的做法是非常拙劣、荒谬的，也是别有用心的。这样做既不符合常识和武术本身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没有必要的&。
&&&&总之，关于“印度武术”及其东输，中外没有任何一条可信的相关记载。相反，中国史册中关于徒手和兵器搏击的记载早已有之，比如《庄子》和《史记》的记载。那些有名和无名的搏击大家或名家就是一代宗师或武林高手。中国历来就有所谓武林的存在，有靠以教授搏击为业或谋生的专门家。当然，最关键的是在中国有着丰厚的武术文化遗产和悠久的武术文化传统，当今仍有这种社会与文化传统存在。
&&&&实际上，武术不但是中国的独家发明，而且真正的武术或功夫只有中国才有，直至今天仍是这样。外国类似的东西很难被称作武术，至少不能与中国武术相提并论。那些简单地将拳击、徒手搏击或自由搏击等同于功夫或中国武术的观点是一种误解。所以，中国当代散手比赛的高手不能代表中国武术，李小龙也不能算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虽然他在西方最成功地代表了中国武术，而且在这方面也知名度最大)。中国散手队的教练们曾宣称其队员代表着武术的最高水平，并对民间武术大师的不服气和一招制胜说嗤之以鼻。其实，民间武术大师们的观点可能是对的。真正的高手就在他们中间，可能比散手队员的实力高多了。他们也的确能一招制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任何商业化的散手和搏击打斗比赛都是规则的比赛，都是表演。
&&&&简单地说，武术的功能和目的主要有：健身、养生和搏击、伤人、杀人。散手怎能表现武术的功能、内涵及格斗方式的丰富性？即便说散手代表武术的徒手搏击部分，但它恐怕也不能体现武术威力的哪怕十分之一。中国散手队的教练和队员恐怕不能代表中国武术。他们就连徒手打斗或搏击的最高水平都不一定达到，更何况武术的最高境界呢？有武术理论家认为，受西方竞技体育的影响，现代武术训练、管理、比赛和推广模式对武术文化的消极影响有两个方面：“其一，使武术更多地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工具而存在和发展，从而扭曲了武术文化；其二，降低了武术文化的层次,，使业已形成的高层次的发展趋向发生了逆转。”不得不说，这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最本源的根基上的，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打斗或徒手搏击。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终生的奉献怎能一窥其堂奥？速成的散手高手恐怕不易登堂入室。关于这个问题，本人曾经专门有文章发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多谈。
本人在学年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印度呆了一年，有4个月的时间呆在南方喀拉拉邦（Kerrela）的甘地大学，其余时间主要呆在首都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印度的北方，足以代表印度北方的文化；而喀拉拉邦位于印巴次大陆的最南端的西侧，濒临阿拉伯海，东面与南方大邦泰米尔邦毗邻，属于典型的印度南方文化。印度南方属于达罗毗荼人的文化范围，在人种和语言上与北方大不相同。一年的生活和学习，加上四处走访和观光旅游，我也算是对印度的社会和文化有了一定的切近观察。后来我又曾多次访问印度，走遍了印度大部分地区和主要城市，足迹差不多踏遍了印度东西南北各地，饱览印度风情，领略印度文化，特别在印度南方的喀拉拉邦和泰米尔邦逗留较多。对于“印度武术”
或武术在印度的状况，我也是非常留心的。然而，我的观察和学习告诉我，当代印度各地是没有类似于中国武术的东西或文化存在的，习武、练武之风也不盛行。而且，不仅当今印度社会没有这类遗产或表现，历史上没有这类记录，它的周边也么有受到这类文化现象的影响。事实上，印度有人常常问我是否会武术，误把中国人看作个个精通武术的格斗家。提到武术，当地人都会联想到中国，将其看做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甚至认为它是当代中国中小学生的必修科目。
&&&&难道武术在印度历史上曾一度兴盛，但在传输给中国后最终竟然随着佛教的衰落而消失了吗？不是。我认为印度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武术。如果印度历史上有过武术文化的话，它也不可能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痕迹。佛教在印度虽然衰落，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在印度仍留下很多历史的烙印及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说印度有武术，而它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况且，如果说印度有武术，它也不应该和佛教有关系。武术在中国与佛教界有联系，但这就说明印度佛教曾与佛教有关系吗？能说武术是印度佛教的一种文化产品吗？能说佛教在印度衰落之后所谓“印度武术”也会随之消亡得干干净净吗？
&&&&我认为不不会。
&&&&关于武术与印度、印度文化，以及与佛教和佛教高僧的关系，我持以下主要观点：
&&&&首先，历史上的印度佛教与任何武术或搏击技巧无关，历史上无此记载，也无此传统，更与教义不符。佛教在印度自起源之始与暴力和武文化就是对立的，不可能崇尚武力并钻研搏击、打斗或杀人的技巧与理论。流传世界各地的出自印度的佛教典籍没有任何记载和传说证明释迦摩尼及后世印度高僧在武术方面有高深的造诣或是钻研武学。佛教徒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静坐、冥想，注重身心入定，约束行为，反对激烈运动。菩提达摩的传说和神话完全出自中国，与印度和出自印度的佛典无关。
&&&&其次，印度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教征服印度以前的印度文明，一直是缺乏尚武传统的，不提倡暴力和武力。印度的武文化不发达，不以武力和杀伐为荣。不论是民间的搏击、格斗和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对战略战术的研究，印度文化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与中国文化在这些方面的积累相差很远。总之，印度是崇尚文化和精神追求的，具有非暴力与和平主义的传统，对外很少扩张，不热衷于战争、杀戮和打斗。
&&&&再次，印度佛教即便是在最兴盛的时候也没有教徒练武的传统，佛教寺院也无练武传统。无论是法显、玄奘、义净，还是其他游历过印度的中外僧人，包括后来汪大渊、马欢、费信、巩珍等元明时代的中国使节，都不曾留下有关于“印度武术”和关于印度佛教武术的丝毫记载。法显、玄奘、义净等曾长期在印度学习、“取经”，足迹遍布南亚次大陆诸国，如果历史上印度诸国武术兴盛或印度高僧都是武术高手，法显、玄奘不可能没有发现，也不可能没有留下记载，更不可能不学个一招半式。然后，前往印度的中国求法僧没有一个曾经有过在印度学武的经历，至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还有，印度瑜伽是一种很神秘的古老文化传统，印度土生的传统宗教都吸纳保留了它，在民间至今盛行，但瑜伽与中国武术更无联系，也无相同之处。如果说古印度有某种类似于武术的东西流传，它也应该像瑜伽一样保留下来，而不是在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印度很多传统文化在印度的寺庙里，由神职人员保存得非常完好。如果印度有武术，僧俗两界和政权都会尽可能将它传下去。
&&&&最后，如果说印度曾经有武术，而且随佛教一道落户中国并被发扬光大，为什么历史上曾广受佛教和印度文化影响的其他地区，比如中亚、东南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不曾学到“印度武术”，而且缺乏关于“印度武术”的文字记载呢？中国人在南北朝以前对印度所知甚少，与西亚、北非、中亚乃至欧洲对印度的了解没法比。古希腊、古罗马关于印度的记载要比中国早得多。历史上，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北非、西亚等文化发达地区与印度的往来一直不断，比较了解印度的情况，但这些地区却没有留下关于“印度武术”的记载，也没有得到“印度武术”的“真传”，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成了“印度武术”的唯一接受者或受益国呢？这不符合逻辑。这只能说明菩提达摩创建少林武术的传说是一种后人附会和想象。
&&&&中国佛教界历来将印度看得高于中国，将印度高僧看得高于国人，将佛教看的高于中国固有文化。这未尝不是一种积极、虚心的态度，也并无坏处，不能简单地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文化的自轻。然而，古代中国佛教界或许没必要盲目崇拜印度或印度高僧，更没必要神话印度或印度高僧；当今中国佛教界更没必要。客观、公正，诚实、理性，实事求是，才是正道。事实上，佛教在印度早已几乎完全绝迹，而古典的印度佛教也绝非尽善尽美，一些方面还是可以探讨、交流、发展的。
&&&&佛教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里面渗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佛教与其他很多宗教一样，某些时候也是与盲从和迷信密不可分的。对智者来说，佛教能使人长智慧，能修身养性。但是对愚者来说，佛教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剂精神鸦片（马克思语）——只能使愚者更愚。佛教对人生和苦难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人性或人道的解释也非常高明，但它为人类开出的药方有时候不一定管用。如果服用不当，这剂药方无形中真的就会起到鸦片和迷魂汤的作用。
&&&&无论如何，任何诱人丧失自我、盲目顺从的信仰或价值都是值得反思和戒备的，本质上都有某种反人性的成分。实际上，在某些时候，在统治集团手中，很多宗教往往被用来欺骗和愚弄，发挥了精神控制的最大功能，体现出愚昧的本质，丧失了原有的质朴与纯真。如此一来，在不少时候，谎言或不实就会混入并构成了这一体系的大部，有益的东西就剩得寥寥无几了。这在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中外宗教发展史上也屡见不鲜，即便是佛教也不能例外、免俗。或许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末法时代”的一个不良特征。
&&&&无论如何，佛教和其他许多宗教一样，充满了智慧与正义，富于真正的探索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但也曾经被人利用，是大智慧和谎言与谬误同在的混合体，骗子、庸人与圣人和伟人同在，即便在宗教领袖和著名人物中也可能如此。
&&&&佛祖释迦摩尼创立佛教，传播他的思想，目的在于帮人解脱人生的痛苦，改变社会。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绝无个人野心或功利目的，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神化了。他悟到了某种人生智慧，并非常乐意让他人分享他的人生智慧，所以他创立佛教组织并传播他的思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和他一样做明白人，做超越、超脱的人，而不是让别人变得更愚蠢、更糊涂，变成不会思想的盲从者，也无意用他的思想获取物质利益和世俗的权力。但是，事与愿违，后来的佛教发展过程中竟然也出现了某种使人盲从、使人愚昧的现象，也被人用来获取物质利益和世俗的权力，释迦摩尼佛也由人被打扮成了神，这恐怕是与释迦摩尼佛本人的初衷相悖的。总之，尽管佛教发挥了非常积极、健康的历史作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曾经被人误读、遭人误用。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
&&&&有人认为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积极作用不能算大，相反，消极作用倒不小。包括傅斯年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都这样看，更不用提一些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了。他们认为历史上佛教在中国一直不是什么济世良方，在别的国家也不是。不少人认为佛教本质上是一种使人温顺、驯服、软弱、怯懦的价值观，与奋发进取和尚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与自强不息和自我强大的观念也是格格不入的。这当然是一种偏激的观点。许多的国家的落后，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是不能让佛教负责的。佛教的基本精神应该说是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对人类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至今仍然为人类提供取之不竭的精神营养，也会为人类的未来继续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它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应该轻易否定它，抛弃它，更不能全盘否定它，或完全抛弃它。然而，它不可能给中国以武术，也不可能使中国寺院产生武术。即便在中国，又有几个像少林寺那样以武学或武术著称的寺院呢？少林寺的练武传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是根植于中国特有的武文化和政治文化土壤中的，更离不开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僧人出家难道是为了习武吗？
&&&&阮纪政认为“少林武术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因缘巧合”：首先是民间的武术家出家到少林寺，使禅修与武术发生了结合，产生了少林武术，而不是禅宗或印度佛教创造出了武术；其次禅宗和寺院本身给武术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护伞；最后由于寺院为官家所用，官府和僧人互相借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武术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秘密文化或神秘文化的性质，练武者群体也具有秘密社会的特征。所谓江湖是一个充满凶险的世界，练武者厕身其间，隐蔽或半隐蔽地生存于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传统武术跟正规的军事技术一直还是性质不同的，跟军队和政权也是保持距离的，甚至是敌对的关系。当然，二者也有积极、正面的交集。特别是“武科”科举制度的产生，也使得武术家、民家练武有了较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不过，武术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出于个人功名的需要，而主要是健身、防身，乃至于反抗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某些特定时期，官府是明确禁止民间习武的，也不准私藏兵器。实际上，任何时代官府都是不鼓励民间习武并形成公开的准军事组织或社团的。普遍练武及以武结社、集群是对政权的严重威胁，随时会与官府形成对抗。民间练武是武术存在的形式或社会土壤。这不同于军旅的练武或武文化。在官府严禁民间习武或是民间禁武的时代，寺庙就成了武术最理想的庇护所或栖息地。寺院实际上是最不理想、最不可能，或者说最缺乏武术精神的地方，但却在那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或者说是个意外。这也跟中国历史的大环境有关。实际上，历史上寺院往往是避难所，出家人中也有逃难者，甚至背负命案的人。鲁智深和武松不都曾以出家人的面目避难吗？尽管他们是小说中人物，但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真实。
&&&&武术的形成不应该归功于某个个人或圣人，但它应该有特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总而言之，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枝，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