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约旦难民村：活着得为地主打工_DIGGER-梨视频官网-Pear Video
走进约旦难民村：活着得为地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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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庄没有名字。它距离叙利亚边境只有2英里，十几户难民家庭住在帐篷里。约旦地主免费提供土地，难民们则为地主打工。夜幕降临，他们跳起了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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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不再是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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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结束之后有家可回就是幸福
是更愿意在荒漠上艰难求生，还是在高墙中碌碌无为......没有答案，因为生活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选择
没有乐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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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举报邮箱：legal_小国约旦为什么接收大量难民
作者：赵星华
来源：谷歌
　　约旦是一个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小国，但在接收难民问题上，约旦可称得上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和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约旦认为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不能保障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和自决权，因此一直没有签署该公约。
　　1998年，约旦和联合国难民署（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签署了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为双方的合作建立了框架。该备忘录规定，约旦允许联合国难民相关机构在约旦境内运作，保证不把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遣返回他们爆发冲突的祖国。2014年，为更好地帮助约旦应对难民问题，联合国难民署与约旦修订该备忘录，双方合作进一步加强。
　　面积不到9万平方公里的约旦地处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治区以及东部的叙利亚、伊拉克以及阿拉伯之间，其地理位置决定了约旦无法独善其身，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纷繁复杂的中东政治斗争中。
　　自上世纪中叶，中东地区的战争和冲突引发数次难民潮，约旦政府一直以来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在本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极为脆弱的情况下，以包容的态度，接收了来自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以及苏丹等国的大量难民，成为世界上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
　　巴勒斯坦难民
　　历史上，约旦三次大规模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大批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约旦慷慨地接受了巴勒斯坦难民，约旦人口从成立之初不到50万增加到150万。1967年阿以战争后，约旦又接收了40多万巴勒斯坦人。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为报复巴解组织支持伊拉克，约30万约旦籍巴勒斯坦人被海湾国家尤其是科威特遣返回约旦。2003年的相关调查显示，生活在安曼地区的50
岁以上的人口中，70%以上出生在巴勒斯坦。截止2014年7月，已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居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大约有200多万。
　　伊拉克难民
　　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饱受战争摧残的伊拉克人在约旦找到了栖息地，约旦成为收容伊拉克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因两次战争而迁往约旦的伊拉克人属于难民，但约旦政府拒绝承认他们的难民地位，将他们称为“临时客人”（visitorsor
guests）。
　　据约旦政府的统计数据，到2014年12月底，约旦接收的已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伊拉克人有44,575人。但2007年，约旦政府透露大约有30多万伊拉克难民居住在约旦。事实上，联合国难民署也无法相对准确地估计实际居住在约旦的伊拉克难民的人数。
　　本文认为，统计相差如此之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人口统计的困难导致数据不准确。1991年海湾战争后就有大批伊拉克难民逃到约旦，20多年后需要统计在约旦新出生的二代伊拉克人的人口，因此会造成以上数据的差别；另一方面，有难民研究机构认为，约旦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难民援助资金，会故意夸大难民人数。
　　本文认为，有关难民的相关数据对解决难民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应有第三方机构介入从事难民数据的统计工作。自去年以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迅速坐大，居住在“伊斯兰国”占领区域的伊拉克人，特别是基督徒为躲避其暴行，沦为难民，逃离伊拉克，进入约旦。
　　另外，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5年会有1500名伊拉克难民离开约旦前往第三国。鉴于伊拉克的局势，其他伊拉克难民不会主动回国，这意味着在约旦的伊拉克难民还会继续增加。
　　叙利亚难民
　　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到今年7月，大约有400万叙利亚人沦为难民，跨国边境进入邻国。约旦政府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对叙利亚难民实行边境开放政策，为他们提供庇护场所和安全保护。2013年上半年，逃往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人数达到顶峰，随后由于叙利亚与约旦接壤的南部边境难以穿越，进入约旦的叙利亚难民大为减少。
　　到2014年12月底，约旦接收的在联合国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总人数为673,051，占约旦人口的10%；居住在城市的难民人数为572,767；妇女和儿童人数为514,324，占难民总人数的76.4%，其中儿童占50%，妇女占26%，男性占24%。
　　对于小国约旦来说，以上数据意味着约旦政府和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和挑战。事实上，在约旦还有很多难民未在联合国难民署注册，据估计，实际上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可能达120万。大约有20%的叙利亚难民住在专门设计的难民营中，其余难民则散居在约旦其他城市或农村。
　　约旦首都和北部的伊尔比德省（Irbid Governorate）以及马弗拉克省（Mafraq
Governorate）就接纳了2/3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由于难民人数过多，他们在约旦只能获得有限的医疗服务和教育，针对叙利亚难民的国际援助也未能到位，叙利亚局势也不见好转，因此他们面临着第二次逃亡。
　　那么小国约旦为什么要接收难民呢？
　　如果用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水平、军事力量以及国际影响力来衡量约旦的国家实力，毫无疑问的是，约旦是一个小国。然而，这样自身脆弱的小国为何成为世界上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呢？
　　约旦接收难民最多，一方面是难民的选择，另一方面是约旦的主观意愿，即愿意开放边境，接收难民。对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难民来说，与母国地理位置相近是他们将约旦作为最佳选择之一的主要原因。
　　其次，约旦是中东地区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即使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大动荡席卷整个地区，约旦仍然保持了基本稳定。在对外关系方面，约旦王室善于处理与邻国关系，如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和伊拉克关系密切，与也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约旦对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有很强的吸引力。
　　本文认为，在自身经济和社会结构脆弱的情况下，约旦仍接受大量难民，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在道义层面，约旦接收的大都是中东北非的穆斯林，约旦有义务帮助流离失所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在现实政治利益层面，约旦与产生难民的伊拉克、叙利亚保持着友好关系，政治往来密切，接收两国难民有助于双边关系。
　　在经济利益层面，约旦接收难民的同时，可以获得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海湾国家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大量资金援助，这意味通过接收难民，约旦能够得到大量外资和投资。在国际关系层面，约旦接收难民能够展现其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良好形象，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获得在有关中东难民问题等热点问题的发言权。
　　约旦赋予部分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
　　在约旦接收的难民中，要数巴勒斯坦人最多，约旦赋予1948年和1967年战争后来到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历史上，约旦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自1921年约旦从巴勒斯坦分离出来后，约旦和巴勒斯坦间一直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因此，作为约旦公民的巴勒斯坦人有权参加约旦的议会、政府及军队，许多巴勒斯坦精英也成为了约旦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在政治和道义上，约旦一直支持巴解组织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大量巴勒斯坦人可能永久生活在约旦，但是他们依然十分关心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因此约旦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反以斗争的基地。但约旦与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及巴以冲突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也曾发生流血冲突。
　　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人阵”为吸引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把、和瑞士的3架飞机劫持到约旦，飞机迫降约旦机场时发生大爆炸。9月12日，他们在沙漠中炸毁三架飞机，又在开罗机场炸毁一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班机。约旦为尽快平息巴解组织引发的国际危机，同时打击巴解组织在约旦的地下武装活动，决定对巴解组织实施军事打击。
　　在冲突中，约旦动用其全部6万多装备精良的部队，在飞机、重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对巴解组织发动猛烈进攻，成千上万的巴解组织游击队员被打死打伤，并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难民的死亡，巴解组织遭受重创而被逐出约旦。尽管有这样的插曲，约旦有时也利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为本国谋取利益，但约旦仍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并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约旦与伊拉克经济密切
　　在伊拉克难民问题上，约旦更多则是出于现实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量。在经济上，约旦与伊拉克经济往来十分密切。约旦能源资源匮乏，长期依赖伊拉克的原油以及石油制品，因此，伊拉克是约旦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石油是伊拉克的支柱产业，约旦则是伊拉克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关口。
　　另外，在75个与伊拉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中，约旦是伊拉克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伊拉克人在约旦还有大量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贸易领域。因此，双方互为对方重要的经济伙伴。在政治层面，约旦对伊拉克也给予充分支持。在两伊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约旦是伊拉克的坚定支持者，特别是在两伊战争期间，约旦本着阿拉伯兄弟的情义，不惜与断交，在经济和军事上向伊拉克提供支持。
　　除此之外，伊拉克和约旦还有一层血亲关系，20世纪初建立的伊拉克费萨尔王朝的创始人费萨尔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曾祖父阿卜杜拉国王为同胞兄弟，因此约旦愿意接受伊拉克难民也就不难理解了。
　　约旦开放边境，接收叙利亚难民
　　在约旦已接收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大批难民的情况下，已不堪重负，但出于人道主义原则，约旦仍开放边境，接收叙利亚难民。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对约旦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脆弱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基础设施方面，约旦无法满足难民接受医疗服务以及教育的需要。由于需要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占难民的比例很高，约旦在提供教育资源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
　　2011年年底，由于西奈半岛的恐怖分子不断破坏从输往约旦的天然气输油管道，约旦燃料紧缺，价格大涨，为满足叙利亚难民的需要，约旦政府在燃料方面花费惊人；其它生活必备品价格也大幅提升，为应对挑战，政府减少了对基本商品的补贴，约旦本国居民怨声载道，多次爆发示威游行。
　　在海湾国家、美国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下约旦才得以暂时性摆脱物价大幅上涨，保持了约旦社会的稳定。除物价上涨外，难民对劳动力市场也构成了挑战。约旦经济体积较小，超过60%的正规就业是在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机会十分有限。
　　据联合国国际工人组织（U.N.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统计，目前大约有16万叙利亚难民在约旦工作，他们大多从事约旦人不愿意从事的行业，例如建筑、农业、零售业等。由于约旦还有来自其它阿拉伯国家的50万移民，他们从事的正式这些低收入行业，因此大批叙利亚难民就和这些移民争夺就业机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下降，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扩张。
　　为改变这种局面，2014年，约旦政府发布国家振兴计划（the National Resilience
Plan），该计划建议优先发展改善难民生存状况的相关产业，特别是教育、能源、监控、水资源、住房和安全部门的发展。用于此项计划的资金总计大约为24.1亿美元，用于和2016年的资金分别为7.31亿美元、9.415亿美元、7.329亿美元。
　　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约旦已建立了处理难民问题的一系列机制，但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外部援助。2015年，科威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以及欧盟提供了大量援助。为改善难民的生存状况，约旦政府与本国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展开一系列密切合作。
　　约旦政府国际合作和计划部、约旦反饥饿联盟、约旦妇联、许多国际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也在约旦运转，例如海外援助救援协会（Care
International, CARE）、国际援外合作署（Care International）、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 IMC), 拯救儿童组织(Save the Children)等。
　　笔者认为，作为世界上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约旦不仅需要接收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更需要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一起进一步完善处理难民问题的机制，更好地安置难民，使他们享受应有的权利，尽早摆脱难民身份，融入约旦社会或者返回故土或者获得第三国安置。
&&& 本文为中东研究通讯研究团队原创，如有意转载请与中东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号（MenaStudies）联系。
（责任编辑：HN010）
09/17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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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是米尔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Paul Collier
目前，世界上的难民数量比1945年二战结束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但是直到今天，不论在国际或国内，回应难民问题的公共政策都显得捉襟见肘，令人忧心。政客们显摆着他们的立场——有一厢情愿的同情，也有不留余地的残忍。而从这些不同意见中缺席的，则是私营企业能在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中所起到的角色。
我相信我们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和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使各个跨国企业展现自己实现解决方案的能力。我们要企业做的不是慈善，而是实务——换个词来说，就是工作。工作不仅在短期人道主义救援的责任中起到关键作用，也在危机地区能否稳定的长期前景中至关重要。
救援的责任
首先，让我们来看需求。叙利亚一半的人口——约一千万人——都在这场武装冲突中流离失所。约五百万人因为没有越过边境的物资或机会而成为叙利亚境内的流民，他们处境最为绝望。另五百万人则找到办法离开了叙利亚，去了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多数逃离至这些国家的难民还都滞留在那儿。他们属于第二种有需求的难民——暂且安全，但其正常生活被划上了休止符。最后，因默克尔总理批准难民进入德国，几十万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其中多数是年轻男性。
当这些年轻男性没有半点准备就涌入瑞典和德国时，他们就像任何一群被剥夺了正规社会活动的男青年一样，因为没有了家庭的束缚而转向暴力。尤其当伊斯兰国（ISIS）乘机渗透到他们中去的时候，这个趋势就在欧洲引起了恐慌。结果就是，对准这群人的镁光灯远远超过了那些实际处境更为艰难的叙利亚境内流民。
就瑞典而言，它把自己花在对外援助上的一半预算都用于帮助进入自己国门的难民们。但是，这些人恰恰是难民群体中最不需要援助的一群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身处安全的环境，还因为他们多数为来自于中高等收入家庭的年轻专业人士。他们自我照料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还有，他们在进入欧洲之前就已经在土耳其、黎巴嫩或约旦停留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移民，而不是难民。那些成功进入瑞典的原难民们将得到政府慷慨的帮助，而其代价则是那些没有经济能力逃出本国的穷人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可见，我们把救援的焦点放在了错误的人群身上。对叙利亚境内的五百万难民们来说，我们除了重新开放关闭的国门以外无法提供什么其它的帮助。但是对那些流离在周边国家的难民们来说，我们能做的则有很多。要填补这个缺口的话，我们需要重新构思相对应的公共政策。
自1945年以来，难民政策就一直使用“关怀的义务”这个思维框架。“关怀”的法律责任由两方承担：一方是难民最先抵达的国家，它必须对其提供庇护；另一方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让难民最先抵达的国家担起这个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难民最容易进入的地方，也是在冲突结束之后难民归国的必经之地。
难民署的职责仅在于人道工作——它提供食物和避难所。如果这些难民们只是像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里被放出来的人们一样，只是暂时短时间逃离在外的话，那仅仅提供人道帮助则说得通。可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的难民将会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
我们目前所用的政策——邀请难民进入德国，以及提供他们予食物和避难所——都基于对这波难民潮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难民并不是自然的移民——与传统移民概念不同的是，他们的目的不是把自己的过去连根拔起，并用新的机遇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相反，大多难民的第一要务是在形势重返和平之际回归自己原有的生活。在那之前，他们将会尽量维护他们的生活常态。
他们所失去的这种常态在根本上是与社群和个人的自主性有关的。为了要在背井离乡的状态下维持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人们就需要物以类聚，重建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但是，因为忽然有了能在德国永久定居的可能性，他们原本的目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对世界各地的贫困人口来说，德国、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有着难以抵抗的吸引力。这些地方不仅能满足人们生理上的舒适，也能满足他们对财富、声誉
和繁华生活的幻想。有些难民们与停放在街头的保时捷合影，并把照片发给亲朋好友们欣赏。
正因很多人都存有这种想法，默克尔总理的邀请才能把“难民”变成“移民”。但是，即便那些原本是难民的人们质变成移民，他们也不会舍弃之前的理想——既要在一个发达国家立足，也要维护原有的生活常态。这个期望恰恰与德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官方所提倡的是难民与本国人民的社会融合，让难民去学习如何成为德国人。
&#8203;自主性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要保护难民的自主性，他们就需要工作。没有工作，一个人就失去了目的与尊严。如果一群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联合国难民营里，一边啃着国际社会所捐献的口粮，一边因为缺乏机会和物资而终日无所事事，那这将是一个侮辱了人类精神的处境。但是，要他们的所在国为他们提供就业也不切实际。这些国家通常本身就不富裕，并且深受失业问题的困扰，所以自然不会考虑给难民提供工作。如果一个国家为了顾及难民的就业而造成了薪水降低、劳动力竞争增加等问题，那真是得不偿失。所以，法律上所存在的“救援的责任”并不包括就业的许可。
&#8203;意料之中的是，虽然难民营为难民们提供了生存所需，大多数难民还是宁愿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非法打工，而他们也知道这种行为触犯了庇护国的法律。在土耳其，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两百万的叙利亚难民只占了土耳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二。但是在约旦和黎巴嫩，难民对总人口的比例就要高出很多，远远超出了当地经济能够在不打乱现有秩序的条件下而承受的范围。
表面上来看，德国对难民们发出的邀请可以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因为德国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德国也有完善严谨的劳工法和很高的最低工资。德国的劳动者们挣得多，但他们也回报以极高的生产力。这来自于良好的教育和较长的见习期。然而，这种社会秩序只适合于已经受过教育，并且身怀技能的成年难民。因此，对很多难民来说，德国不一定是那个传说中的“黄金国”，而是一个就业的死胡同。
解决难民就业问题的焦点不应该放在德国境内，而应该放在身处战乱国周边国家的几百万难民身上。难民营不应该是堆积人间悲剧的垃圾场，而应该是能给那儿的居民们提的工作机会、实现社会价值的地方，就像是一座座可以移动的城市。以约旦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们为例，我们来看看这个设想该如何落实。
目前，约有一百万叙利亚难民身处约旦。约旦最大的难民营，扎塔里，仅与一个几乎空旷的工业区相隔几分钟的车程。这个工业区的规模足以为难民营里所有的劳动力提供工作。约旦全国各地有四十多个这样的工业区和很多不同大小的难民营。这些工业区都有可能起到雇用附近难民的作用。
就业策略的核心是把新的制造厂商引进这些工业区，从而给难民和约旦人都创造就业机会。当然，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新岗位是分配给约旦人的。不然的话，本地人就会对难民心存怨恨。
除了经济作用，把工业区作为就业策略的核心也有很大的政治作用。工业区的开发在约旦人的眼里将是利大于弊。虽然有的人可能希望所有的新岗位都归约旦人所有，但相比单纯地允许难民在约旦境内找工作，以增加就业机会来帮助难民显然要可行得多。在本国人民自身的利益面前，不论有多少经济研究显示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竞争能带来双赢的局面，人们还是会极力保护自己作为国民所应有的优待。
像约旦一样，黎巴嫩和土耳其也都尽了收容难民的国际义务。但是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并没有担起资助的责任。近年来，很多发达国家的人民已经对叙利亚难民的艰难处境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既然难民们已经在周边国家安顿下来了，那这个问题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目前，约旦就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窘境。据政府估算，难民潮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使国债从国家生产总值的60%上升到了90%。
欧洲所面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迫使各方都重新思考原本的政策。值得称赞的是，约旦政府表示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慷慨解囊，那约旦将允许大批叙利亚难民在其境内工作。
在工业区提供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其中必须要有私营企业的参与，而只有跨国公司才有必须的经验。对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来说，管理多个海外的制造程序已经成了行业标准。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公司先后在波兰和土耳其创造了几百万个就业机会。这样的成功也能在约旦实现。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这些公司只投钱而不考虑收益。所以，以难民和约旦本地劳动力所推动的工业区一定要在财政上可行。这比在德国境内帮助难民谋取工作要容易，因为这些公司可以根据当地的市场行情和工人的生产力来制定薪水。
下一步，产品最明显的销路自然就是欧盟。这需要欧盟对市场准入规章做出略微的修改。对此，欧盟在对巴基斯坦地震的紧急贸易对策一事上已经有过了先例。况且，难民危机的紧急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既然欧洲国家对于减少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十分感兴趣，欧盟很有可能在协议中表示接受难民制造的商品。对于在约旦设厂的公司来说，最初的成本比在其它地方运营要高，所以应该有外资来提供津贴。最好的办法是一次性补贴与就业数量相称的金额。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指数”，约旦在189个国家里排名第113。这代表约旦对于商业的政策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约旦政府可以借这个独特的机会来进行改革，以此吸引大批跨国公司来约旦投资。实际上，约旦政府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直接就业只是经济发展的开端。这些工作所带来的出口贸易能触发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和创造更多的就业。当难民有了工作，他们就有了收入和购物能力。由此会出现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激励更多有创业精神的约旦人和难民在他们所属的社区里进行商业活动，从而创造更多的岗位。
只要有约旦政府的和联合国难民署的鼎力相助，这一切都能成为现实。目前，难民营中出现的小买卖都处于正式的食物分配体制之外，而难民们只能在两个正式食品店中的一个使用代金券来兑换食物。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允许企业雇佣叙利亚难民，那在难民营附近的工业区设厂则对叙利亚企业来说更有吸引力。正如叙利亚的人民，叙利亚的企业也需要庇护所。
&#8203;长远前景
不论是多么激烈的暴力冲突——即使是像叙利亚内战这样令人沮丧的事件——也终将结束或逐渐淡去。但这些冲突所留下来的则是千疮百孔的社会和几乎瘫痪的经济。目前为止，不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体制上，经济复苏和人道主义救援都被看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挑战。我们通常把经济复苏归类为发展问题，所以国际上的发展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只会在冲突平息后才展开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方案来处理流离者和经济复苏等问题。如果发展机构只考虑冲突过后的社会重建，我们就会错失难民们所带来的独特机遇——难民的聚集让我们可以在冲突还在进行时就开始创造有利于社会重建的条件。
&#8203;如果得到足够的支持，以上所描述的难民经济学便可以让难民营成为一个流离中的经济体。一旦和平到来，那些原本在庇护国雇用叙利亚难民的企业就可以随着回家的难民们迁移至叙利亚境内。当然，原庇护国，比如约旦，一定会想让这些企业留下来。幸运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只要在约旦的运营能够继续盈利，企业就很可能会选择留在那里，同时也在叙利亚设置分公司，因为它们积累了大量有关叙利亚市场的信息。这可以帮助稳定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战后复苏。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敞开的大门可能会使叙利亚今后的社会重建变得更加缓慢，而非助它一臂之力，因为能在德国成功留下来的恰恰是那些最年轻、技能最高、经济条件最好的人，而这群人又恰恰是经济复苏最需要的人才。然而，一旦他们进入了德国，他们就或许再也不会回到叙利亚长期居住。很多人为了筹到坐船去欧洲的钱而贱卖了自己在叙利亚的房产，自断了后路。所以，德国的开门政策在无意之间加大了社会重建的难度。
提供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策略，也能弥补人道救援现有的不足。目前的救援资金依赖于非常规化的临时捐赠。这样的捐赠基于政治需求——只有当民间对外援的呼声强烈之时，政客们才有拨款救援的群众基础。但这样的模式存在着根本上的弊病，因为难民问题是长久性问题，它很快就会失去新闻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让“工作”成为人道救援的核心，那难民的需求将得不到可持续性的解决。
经济策略与人道救援之间或与还存在着另一种较为微妙的反馈机制——商业的培育可以给予难民们精神上的支撑，赋予他们个人和群体的目的感。最后，当我们用就业而改善了目前处于纷争的国家的未来前景，我们也能让其周围庇护国的未来经济更加稳定。
数十年来，政府一直都以政府主导的方法来制定政策。但是，政府不够灵敏，也不能很有效地与其它政府达成共识。就算在最有利的情形下，它们也不及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国际难民政策刚好反映了这个问题——它起源于一九四零年代，而当时的跨国私营企业寥寥无几，所以没有人会把它们当作答案的一部分。
有如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全球契约所展示的那样，跨国企业的领导者们十分清楚他们并不处于国际公共政策体制之内。难民危机是燃眉之急，我们需要企业的参与，但我们要给企业一个清楚的角色。公共机关可以继续给难民们发毛毯、做培训，而跨国企业要做的则是只有它们才能做的事——使难民们融入全球生产链，从而实现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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