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农村的区别_百度知道
城市与农村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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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来源区别农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农业，狭义单指种植业，广义也包括渔业，林业，牧业等；城市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工业和商业，制造产品，提供服务。二、主要区别城市人多，是农村的几千倍甚至上万倍，人流量大活动量则大，城市的特征及活力才得以体现。三、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城市人口主要是从事商业和工业农村人口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四、生存环境的区别造就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价值取向的不同。五、贫富差距的区别造成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教育水平的差距。六、农村给自己做事，很自由，城市给国家打工，我们把辛苦赚的钱给房东，卖菜的，运输的，最后自己一点不剩。农村开心快乐的人多、城市郁闷忧愁的人多。住在城市节奏感快，交通方便、购物方便、就医方便，有一种热闹的感觉，住在城市不管是从那个角度都要快捷方便，文化气氛比较浓；住在农村清净、悠闲，生活节奏相对要慢一些，空气清新、使人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农村非常适合度假、养老、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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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人”吃不上饭的那个时候，农民在要饭；在城里人温饱的时候，农民吃野菜；当城里人吃上肉时，乡里人没别的只吃蔬菜；当城市人吃海鲜时，乡里人吃大鱼大肉；当城市人因健康问题回到吃蔬菜时，乡里人在吃山珍海味；当城市人热衷野菜时，乡里人才反应过来也吃蔬菜；当乡里人一个劲地往城里跑时，城市的却想尽办法去乡下做农民；当乡里人想回来时，土地却没了。。。老乡们感慨-赶不上趟！
网上找到一篇比较权威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在我们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中，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物质形态，但就城乡差异而言，还远远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具有更加深层的、根深蒂固的渊源。要消除以至弥合这种差距，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农民；二是农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安排。 关键词：农村与城市 村民与市民 文化与心理 认同与差异 农民问题何以成为重中之重，挂在了总书记和总理的心头，摆到了党和国家最高层决策层的案头，排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最前头，刻在了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社会的眉头。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也是各显其能，但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其基本的路径就是“农转非”。不过“农转非”的途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吃商品粮，而是给已经在城市的1.2亿农民工以市民待遇，给现在农村仍需要转移的1.2-1.5亿富余劳动力和每年新增的1200万劳动力以及以后新增需要 作者简介：杨以谦（1957-），男，安徽砀山人，淮北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三农问题。 转移的农民以平等的就业权。这就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农民；二是农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安排。 一 由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真正使农业兴起来，农村强起来，农民富起来，远非一个文件、一次会议、一项政策所能企及。缩小三大差别，一直是我们走向共同富裕 的价值取向，但我们对差别的认识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物质形态。随着对三农问题制度层面认识的深入，政治和权力的差别更加凸显，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声日渐其高，各种政策措施也接踵出台。但就城乡差异而言，还远远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具有更加深层的、根深蒂固的渊源。 1、 观念差异 农民代表居住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人群。这一人群常常与居住在城镇或都市的人群形成一种对照，即“乡下人”和“城里人”。居住在乡野之中，聚村而居，成群而落，靠近田野、草原和大自然。因其出生地的原始基因，不论到哪里，他们“乡下人”的地理身份与天生“城里人”的地理身份的差异，便决定了城乡之间的观念差异，以及社会对这种身份的认知差别。由此，大凡落后、保守、歧视的观念似乎都源于农民，也适合农民；而大凡进步、创新、高尚的精神似乎是城里人的专利。“小农意识”、“小农观念”以及“小农行为”等等概念，既是用来代表农民的观念及行为，同时又是人们用来贬低他人的一种价值判断。领导干部不胜任工作称之有农民意识，工厂厂长把厂子搞亏了、破产了称之有农民意识，体育比赛比输了称教练有农民意识，作家写不出好作品称之为有农民意识，科研人员不出成果称之为有农民意识，导演把作品弄砸了称之为有农民意识，演员演不好自己的角色称之有农民意识，连某些腐败分子走到腐败这一步，也称自己有严重的农民意识，但有深厚农民意识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有成为腐败分子的吗，简直是无耻之极。够啦。其实带有农民二字的贬义词不止一个，比如农民心态、农民思想、农民观念、农民作风、农民思维、农民形象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城里人脑海里便形成这样一种定势思维，即认为农民总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害怕冒险；思想固执、狭隘，而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甚至把“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一关乎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根本性的问题，也歧视性地理解和归结为“农民的问题”或“农民出了问题”，似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农民身上或都根源于农民。因而，农民问题解决了或农民不再出问题了中国便安然无恙。 2、主流意识形态差异 由于农民进入大中城市会面临很高的壁垒，比如定居成本，就业机会、生活保障、子女就学等等。因而规模小一些的中小城镇成为农民进城的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农民进城的愿望是很强烈的，想致富的农民甚至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直接建起了供自己进入的城镇，来表达他们渴望进城的愿望。它代表了一种原生意义上的农民朴素求富心理。即要通过城市化来改变自己的现状，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生的价值。 观念的差异反映在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上，便形成了对农民的歧视。由此造成了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律上，对农民群体利益的忽视以及对农民采取的不公开、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认识与对待。有些腐败分子假星星忏悔，要求从轻发落，说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可以回家种地;那农民要是犯了错，怎么发落，不论从轻还是丛重，还能到城里当官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农民的歧视常常表现为整个社会或居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对农民群体的种种限制上，这些限制日益制度化、经常化，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公。 3、文化与科技差异 物质层面上的差异还有个比较，有关资料统计，城乡收入比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6：1拉大到现在的3.2:1，而隐性收入则是6：1。文化和技术上的差异更是不可比拟。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缓慢。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大，科教文卫人员比重小。据有关统计，农村各类科教文卫人员只占农村总人口的2.5%。就说卫生一项，可以说差异大的惊人，占人口70%的农民医疗卫生消费只占到总消费的6%。 由于文化技术水平低，大多数农民工目前在城市里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收入也十分微薄。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呢？难啊！一是没文化技术；二是没钱培训学技术；三是即便大学毕业了也没门路找个体面的工作。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生存难保，谈何文化技术，更谈不上精神享受。 4、心理差异 就心理观念而言,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有于其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在社会中的特定地位，自然会形成他们自己对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基本态度和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文化、农民意识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把农民的思想观念和农民文化放到线性文化进化论的某个时点之上，认为农民的意识、观念总是保守的、传统的或落后的（孟德拉斯语），那么，这种认识多少带有偏见和绝对化的局限。马加爵案，媒体评论多归于因教育、归因于学校和社会心理救治系统不健全，这些其实都还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横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于是，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容易转变为惹事作恶的诱因。相当多的城市社会治安案件往往由此引发。 调查发现农民工是一个面临强烈心理矛盾与心理冲突的群体，有些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制约因素，应引起关注。比如，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由此造成农民工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的却又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被剥夺心理和不满情绪，城市职工与农民工相比在各种福利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农民工更难以忍受的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 二 正视差异、缩小差别、消除隔阂、弥合缝隙是政府、城市、农民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1、政府应该干什么 制度与政策对农民的限制、歧视，以及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制度上的缺憾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不完善、不健全，有规定而滥施处罚，以及缺少真正能够为农民服务、保障农民权益的机构、机制等。但是，只要观念与感情真正转变过来了，办事情、想问题才会处处为农民着想，替农民打算，才会想方设法破除一切障碍，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人享受同等待遇；只要观念与感情真正转变过来了，有关司法与执法部门才能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切实维护农民工应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并加大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人员的查处力度。 措施与途径进城农民除了原来的基础，一般是没经过多少培训和教育的。为此政府对进城农民扶持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农民进行基本的城市适应性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如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观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提高他们在多元化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发言能力、对话能力、组织能力和依法维权能力。对农民教育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农民工当成真正的城里人看待，归根到底，这些培训也是为了帮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这些培训不仅包括对进城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要有政治、法律、政策、道德、权力、义务等人文方面的教育，使农民有意识地融入先进的社会发展系统，成为有现代意识的社会人。 引导与教育农民工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实现就业或创业的过程，也是他们融入一个新环境、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过程。其间很可能产生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矛盾冲突，甚至发生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态的碰撞，这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对农民工进行城市生活常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引导他们自觉培养起对城市文明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生活的责任感，应该是农民工培训的更高层次的核心内容。 我们常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似乎把农民教育好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不在严重。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对农民训导了多少年，严重的问题依然严重。是农民不可教化吗？非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对农民既不尊重，也不理解。因而，也就谈不上教育和解放，更说不上引导农民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获得自我解放。问题是我们对农民究竟认识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亲近了多少，教育了多少、教育了什么、怎么教育。对待农民，了解不等于理解，接触不等于亲近，看重不等于尊重，教训不等于教育。 2、城市如何接纳 尊重与理解尊重农民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人格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当人看，决不能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按传统的理解，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的涵义是以高科技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如果以此为界定，农民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而要使农民走向现代化，既不是一味地阻止农民进城或人为地排挤、苛刻农民进城，也决不是让农民都迁到城里去。而是要通过农村环境的改变，农业手段的改善，农民素质的提高，实现新的解放。真正让农民走向现代化，必须使农民自我觉醒，走进知识，亲爱文明。这一解放的目标和标志就是：职业非农化、居住城镇化、人口知识化、农业现代化。 善待与宽容农民为城市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村人建设了城市，城市人不仅破坏了自身的坏竟，还污染了农村。城市人自己对农村人的创造成果也是刮目相看，但对创造这些成果的农村人却另眼相待。假如我们再进一步换个位置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在为城市的繁荣付出艰巨的劳动与辛勤的汗水后，还处处受到歧视，处处受到刁难，工资被克扣拖欠，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感情上能不能接受、心理上能不能承受、言语中有没有怨气。人的行为是受人的观念与感情支配的，将心比心，我们才会更加体贴农民工，与农民工心心相通。如果我们把观念与感情转变以下，来个换位思考，又当如何。 把观念与感情转变过来，就应当设身处地替农民工想一想。他们大多来自贫困落后的乡村，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抛家别子，背井离乡，怀着希望与戒惧的心理来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谋生。他们在城市里铺路架桥、建房盖楼、清扫垃圾、端盘洗碗、小区保安，大多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苦活。在为城市建设与城市人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把观念与感情转变过来，更深层次问题是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必然结果。不能认为农民的天职就是耕田种地，农民到城市来务工就业就是侵占了城市人的地盘，就是争夺城市人的饭碗。要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就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而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必然要把农村大批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 接纳与扶持农民进城的条件，不仅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城市接纳农民门槛的高低。这样城市要创造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扶持农民尽快适应城市。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传统的小农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逐渐转化为城市工人、城市居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也变成现代化的劳动者，传统的农民被历史巨浪所淘汰。我国农民正在进入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这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他们所走的途径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帮助下，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乡镇企业（绝大部分是非农产业），使农村工业化，很多劳动力变成乡镇企业的劳动者；建设小城镇，使乡村城镇化，村民变成城镇居民，也有一部分进入大中城市，成为其中的劳动者或居民；从事农业的人，将随着农业现代化成为现代劳动者。当然，农民进城不能仅靠城市门栏的降低，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城市也不能一味迁就于农民的低素质。农民自身必须在提高素质上下功夫。 融合与共荣缩小城乡差别决不是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是一味地让农民都进城，抢城里人的地盘。而是使包括农民在内的现代社会人共同融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融入的政治前提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工农联盟是农民与城市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安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社会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富强。 农民要融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还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以城市主人翁责任感维护城市。一是遵守城市的规则。城市中存在的很多规则都不同于农村，比如卫生和环保意识，进城农民要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就必须首先改变原有的旧习惯，遵守城市中已经存在的各种规则。二是保护城市的公共产品。在农村环境中生长的农民往往对于自己的私人产品有很强的保护意识，而缺乏对公共产品的保护。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城农民提高保护公共产品的意识十分重要。三是改变原有的生活文明准则。进城农民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必须改变“田园化”的农村生活文明准则，去适应城市“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四是要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素质。进城农民仅仅在生活上适应城市的规则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很强的谋生手段，才可以和城市居民进行竞争，最终占据到城市中的比较正规的岗位。否则自身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农民怎样自立 自思自醒农民的自立首先取决于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否实现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回首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创举，农民在自身全面解放的道路上已经并正在实现着新的跨越，重新审视新时期的新农民，应给中国农民一个新理念：当代中国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拓荒者；新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开拓者；农村城镇化的创造者；民主政治的直接实践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农民有了这样的自我觉醒，农民不但要走向富裕，更要走向文明，走向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实际上，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家庭，无论是有人做公事的，还是从事非农产业的，以及培养出大中专学生的，一个共同或者相似的特点是：都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走向文明与开化。相对于其他农民，这些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或者都有一技之长，头脑比较灵活，眼界比较开阔，观念比较新颖，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在贫穷和富裕的鲜明对比中，农民深深地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文化书写历史；自思才能自醒，自为才能自主。 自主自愿农民缺少的不完全是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权利和自由。就农民的创造力而言，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做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没有任何一个农民不想走向富裕，不想走向文明。问题是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要建立在农民自觉的基础上。实际上农民“要求发展的意识”在转型期间体现的是相当清晰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富裕和发展，是农民自己不想富裕、不想发展吗，决不是；是农民自己不会富裕、不会发展吗，不全是。那么，农民怎么就富不起来，发展不上去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之外的各类人员，农业之外的各行各业，村干部之上的各位领导，发誓不让农民富，发恨阻止农民富，发疯干扰农民富。农民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的瞎指挥者，最厌恶的是那些装出一副很内行的面孔，对农民指手画脚的老爷式公仆。既然我们要关心农民，那么就必须注意到农民自我发展的这种意识，要从“我是农民”的角度来说，“我关心我的发展，我要发展，我应该得到发展”是合乎理性的和正当的权利要求。而不要对农民的发展要求一味涉障，剥夺他们的发展权。 自立自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全靠农民自己。与城里人的自傲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不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都有一种农民身份的自卑感。这也强化了农民的城乡分类意识和城乡差异观念。随着观念、心理、制度、政策、环境、文化、技术差异的缩短或弥合。城市与乡村的共荣与融合,农民自己也应该逐步摆脱以至消除自身的自卑感,而应树立“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城里人”的观念。不仅意识到,我为我是来自农村人而自豪。我为我能从农村来到城市并扎根城市,要比生在城市,但却艰难地生存在城市更骄傲。农民要真正自立于城市，自主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必须屏弃乡下人自卑感，树立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自立自强，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当今，年轻的一代农民是不甘于一辈子呆在农村的，总要出来闯荡，由此他们的视野得以开阔，提高自身素质，谋求自身发展成为其自觉的要求。而要到城里发展，可以白手起家，但不能凭空想象。这就要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至少是要有通过学习和培养能够具备的潜力。这些能力包括：资本积累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政治资源获取能力，相互合作的能力等。有了这些能力，加之政府的合理化制度安排，城市提供的广阔平台，农民的解放和发展才能融入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大道。 村民与市民的文化与心理差异不因农民工的进城甚或进城农民工拿到了城里的户口就自然而然地抹平。也不因“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把农民装扮成市民而使农民的地位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民进城的初衷是为了生存，至少是为了改变生存条件，农民改善生存状态的路径也不惟进城一条路。但要生存得好一些，除了消除制度性障碍，就农民自身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当然，已经进城的农民，就其基本素质而言，要比不愿或无力进城的农民，无论文化技术素质或心理适应性都更强一些。而要能够继续在城里混下去，进而混出个市民样来，仅靠原来的那点本事就远远不够了。这样，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要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生存状态，政府的制度安排，城市的政策与心态调整，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和心理素质的适应也成为当务之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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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大家说说哪里好山西榆社好地方， 闯南闯北大家讲；榆社有个最北方 ，突发感悟北寨乡；榆社有个革命区，仔细盘算我的乡；那年秋天夜， 鬼子喊爹娘，因为没家乡。下面我给大家讲：北寨的山，北寨的水北寨的青山和绿水。北寨的麻油和鸡蛋，国务的老总下乡看。4北寨的玉米长的好政治的风云不干扰；2胡总 习总还不老，和谐农村搞得好；4北寨的儿，北寨的女北寨的英雄和儿女。K北寨的儿踏实能干事有成，守孝三年已传承；北寨的媳妇顾家顾地顾孩子，白头偕老一辈子。北寨的女能吃苦来能吃累，辛辛苦苦孝长辈；有事没事回家瞧，车载物资回家转。mmmnnnmmmm北寨的女婿也不次，胸怀天下办好事，不记名来不记利。-nnmmmmmmnn烙饼烙饼数咱香，4因为来自北寨乡。
黄豆绿豆大黑豆，扁豆白豆红小豆。路虎霸道没需求，老虎蟒蛇没供求。砖房瓦房和草房，从来不住高楼房，土炕土桌老烧酒，爷们上来喝两口，=不劝兄弟喝啤酒。馒头土菜一碗粥，B偿命百岁人人都。学校维护管制好，4一个学生一个家，一个老师只种一庄稼。北寨文体搞得好4有文有舞（武）大伙瞧上至千米打沙包，下至迈步踢悠悠。南拳北腿舞北寨，文体书法展风采；到处都是好玩的nnmmmmnn电子商务早上线，电子电器已成批，从来没当游戏机
；节能环保意识高，新型能源很需要，电动汽车街道跑；大风车儿山上摇，房上接的电池板，还没听说房地产；大棚蔬菜围村绕，污染企业就地倒；村民收入不太高，高高兴兴才重要；村里人口不再少，一线城市农庄跑；提早想想哪里逃，m大脑带你北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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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西欧城市与古代中国城市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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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1、城市起源不同。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 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 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 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①〕这 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 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如法国巴黎以 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 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 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 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 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 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 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 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 ，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 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 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 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 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 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 等。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 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 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 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 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 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 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奴隶制 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 荣了。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齐国都城临淄已发 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 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 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 长。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到两宋 、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 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 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清的闭 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 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 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 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 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边防有专门军事城 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 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 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 “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 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 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 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 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 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 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 一个生产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 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 自己的同业行会。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 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在西欧，“中世 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 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 备学校”〔⑧〕。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 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 业者处于附属地位。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 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 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 发展成为工、商业区。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 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 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中 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 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义 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所以 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 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 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 要回乡置产务农。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习 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城乡间没有严格的 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 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 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 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 墓场。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 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 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 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 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 ，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 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新领主 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 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 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这一运动 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 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 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 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 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 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 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 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 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 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 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 制国家。(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 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 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 ，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 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 出，生起来的”〔①④〕。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 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如西汉 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 通得其所欲。”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 活跃。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 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 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 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 、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 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①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 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 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武帝时，随着整个经济 的复苏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兴旺，汉统治者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大张挞伐 了，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诸如盐铁官卖、平准均输等。加之统 治阶级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经济破坏，社会动乱。历代如是周而复始，严重地 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城市里富商大贾的发展，既然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政治 上乃与封建权势相结托，在经济上则把剩余资本转向购置田宅，成为商人地主。 他们并无自治权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经 营和生活，人少力单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官营手工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 的仆役罢了，相互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的性质与西欧是不同的，中国真正的大 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⑧〕 但历史仍然是发展的，不过太缓慢了，16世纪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欧。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 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 领主的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各级领 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中国的土地制度， 虽然名义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际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 初期，有过一段领主土地制，但为时短暂。战国秦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⑨〕，从此很快过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虽然也有过荫封、皇庄，但比重不大。另外在历代也有限 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实施，但效果不佳，为时也是短暂 的。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变化较频繁，那里不仅有大地主，而且还有 中、小地主和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2、西欧与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造成阶 级对立和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欧通过采邑分封、特恩制，建 立起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割据一方，俨然似一个独立王国，中央集权制 出现的较晚，领主们相互纷争比较突出。领主管辖下的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 ，世代相因没有人身迁徙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并随着封建领主的封建割据的形 成而日益恶化。他们又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利用领主间相互矛盾而逃离，开创 新的活动场所，逐渐形成城市。城市成为农奴解放栖身之所、农奴制的对立物。 到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茁壮成长起来。中国进入封 建社会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统 治阶级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上升到公 卿贵族地位上来。另外在土地继承上又是分户析产，统治阶级不象西欧那样日益 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断地充实强化，使他们得以布成罗网，从中央到地方联合 一气共同统治剥削广大农民。破产农民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即令进入城市，也是 从一个罗网进入另一罗网，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农村经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 商品经济的助力，发展缓慢，手工业与农业结合比较牢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 难以形成。 3、西欧与中国政治结构不同。虽然都是地主阶段专政，但形式和内容都有 所不同。西欧随着社会发展，王权与市民曾结成政治联盟，在十三、十四世纪英 、法出现了等级君主制，直到“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②⑩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爆发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城市与王权联盟 ，中古时期也根本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有过前仆后继的大规模起义 ，但因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欧基督教会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支柱，教权 往往大于王权，教权与王权之争相互削弱，西欧城市往往在它们的矛盾的裂缝中 产生、发展。十字军东侵从11到13世纪延续了好几百年，给波及到的东西方 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在这场动乱剧变中，大部分封建骑士消失了，部分农奴乘势 逃到了城市。十字军东侵又使西欧封建主变得更加贪婪奢侈，从而对城市日益依 赖，剥削方式转为货币地租，又收取大量赎金，让交起赎金的农奴获得自由，客 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各 地区与国家间曾有过四通八达的商路，当生产复苏后有利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兴 和发展。中国的宗教是皇权的附属物。中国的土地辽阔，四邻封闭，有了天灾人 祸，农民往往逃到边远的宽乡，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对于城市没有多大兴 趣，因为城市是反动的中心，他们视为畏途，又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中心，他们难 以久居。对城市他们不象西欧那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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