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手机版怎么联机海滩第13天,如何选家犹豫不决求大神指

《饥荒》海滩怎么建家?海滩速建豪宅心得
  成果展示:
  香蕉和小肉工厂,早期食物主要来源,可以顺便刷小偷【龙心工厂的香蕉会被龙骑士口水烧】:
  躲火山的小岛,就在基地旁,要注意的时要在第三次提示后跑到岛对面远处【也不要太远靠海】这里的猪人房离基地较远很安全,还可以临时换大肉棒就没拆。一个火山季可以收集两组黑翟石燧石石头,美滋滋:
  最后附上整体图:
  以上就是饥荒海滩速建豪宅心得,小伙伴们可以以此为参考,去建设属于自己的海岛豪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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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Starve上市时间:日游戏平台:PC PS4 游戏类型:冒险游戏AVG游戏语言:英文,日文,中文制作公司:Klei Entertainment Inc. 发行公司:Klei Entertainment游侠网7.0GameSpot80IGN我要评分:已有人关注标签:单人单机2D画面支持手柄中级水平冒险解谜沙盒生存饥荒海滩版,这船是什么鬼,怎么没见过?_百度知道
饥荒海滩版,这船是什么鬼,怎么没见过?
饥荒海滩版,这船是什么鬼,怎么没见过?
我有更好的答案
你开始游戏建立世界时,有提示 是否与巨人国DLC想通,如果你选择是,点击这个船会把你送到巨人国DLC,也就是平时说的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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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求问,饥荒海滩如何建家?
楼之前刚删了巨人国,开始玩海滩,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岛,数了数十几个红鱼人房,十几个猴屋,十几个蜘蛛巢,2个蜂巢,(沼泽是我冒死探出来的,之后退档,不敢进去了)楼主往上走了看了看居然水牛也不远!顿时有点激动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建家,有木有大神给个攻略和建议,比如选址啊,建家顺序之类的。
还有几个问题,好多人说基地造到沼泽红鱼人附近好,但是楼主进去探了下,里边也有绿色的鱼人,还有烦人的大眼鱼,这种地方咋建家?大眼鱼和绿鱼人都是可以刷新的,建家还不要烦死?还有猴子这么多咋处理,我去哪他们跟着我,砍个树,4只猴子看着我,砍完了就给我留个树种啊,有木有还有如果在这个大岛上建家的话,这么多植物怎么办?砍了燧石肯定没呢么多,烧了舍不得。求大佬帮助!
建议路叔新手教学和深辰的视频
玩海难要删巨人国?第一次听说
第二张图往右走造家,砍个一小片空地出来。草叉挖5格(一个十字)两头科技两头火堆,然后随意两头中间都够你造四个箱子,4乘4就16个箱子了然后随意扩建就好了
水牛?放弃吧?去搞水牛之时,就是你退档之日(远程武器)
把基地建在小岛上啊,离大岛那么近,也不用担心被骚扰&_&  但使龙城飞将在   八嘎变态无路赛
什么都不用考虑
选择草原建家,不用担心雨季积水淹家
跟我念,还难
天猫狂暑季-夏日大放价,饥荒冰箱在哪里,抢大额优惠券,大家电满,数码满!天猫狂暑季-夏日大放价,这个暑假邀您冰爽一&夏&
海滩建家随便有个不会被涨潮淹的,猴子不多的岛就行
猴子窝敲掉
坐船出去一趟猴子就不打你了
封坟线————————————————坟贴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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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你知道50年前的大饥荒的惨烈吗?---为什么中国人对文革反右特别痛心而对镇反三年大饥荒的罪过相对麻木--E部落--每周上百个各类活动,汇聚数十万厦门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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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61的三年大饥荒造成大量农村居民死亡官方的党史第二卷在今年也首次承认死亡人数1000万以上(当时全国人口才6亿)而作为普通的中国人知道文革是浩劫有谁知道这三年自然灾害(以前的官方定义)的凶险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集体无视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旷世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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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对文革反右特别痛心而对镇反三年大饥荒的罪过相对麻木?为什么中国人对文革反右特别痛心而对镇反三年大饥荒的罪过相对麻木?    答案却很简单:因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是走资派,是官僚阶层,反右的打击对象是知识分子,是士的阶层,他们的生命高贵或自认为高贵!按中国人的观念,这两个运动摧毁了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精英阶层,严重破坏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国家的损失来讲,他们的严重程度自然压倒了其他。而大饥荒虽然饿死几千万人,大镇反虽然枉杀了几百万人,但那都是农村的贱民,社会的渣滓,他们死不足惜,不影响祖国乘风破浪的发展速度。中国人有爱国的光荣传统,评价灾难,也以国事为先,以君为天,情为君所系,元帅受难了,老革命死了,大知识分子自杀了,那是我们党和国家无法估量的损失!老干部被抄家了,浩劫啊!许多人为他们悲惨遭遇洒泪痛哭。而大批农民饿死呢?那只是一个可忽略不计的百分数,农民的儿子被易子而食呢?那还抵不上我们领袖不吃红烧肉的痛苦,没人为他们难过。           要不要改变这种观念,什么时候才改变这种观念,国家主席是人,开国元勋是人,农民也是人,人人生而平等,生命都是最可宝贵的!谁死了对他自己和家人都是一个浩劫!3千万人的浩劫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浩劫!是毛最大的罪过!知道吗?中国人民!不能等到老干部被抄家批斗,高干子弟流落街头,学生打死老师,知识分子被游街批斗时,才认为是浩劫。当毛凌驾于党之上,党凌驾人民之上为所欲为时,中国早就浩劫啦!只不过原来浩劫在别人头上,现在落到你们自己!老师不该打,那资本家呢?地主婆呢?该不该用如此暴力的手段摧毁他们?该不该剥夺他们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权力?每一个想真正反思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  ======================================================================================  作者: 回复日期: 21:48:12 
不无道理。四千万饿死的怨魂,同情度小甚至在网上传说没有这会事,还有一部分人找各种理由为当权者开脱。这是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没有各件上网,不能叙说当年。所以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代表他们说建国二十七年很幸福,怀念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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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曾经评比过全球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人为灾害,毛的大跃进是独占鳌头,而所谓“史无前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还未入三甲。 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  官方承认的有三个数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万,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应该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数据,根据各个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数据,饿死2000多万。第三,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际级课题,同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计算是很科学的。    1600多万、1700多万、2000多万这三个数字是官方承认的。现在有一些网站像乌有之乡说没有饿死人,官方都承认有饿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认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     这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分两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的,当时没有战斗、没有地质灾害,都是饿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为饥饿,导致出生率降低。当时的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当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总数、出生率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么算的?前三年加起来平均,后三年加起来平均,把两个平均数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没有饥荒正常年景死亡率应该是10.47‰ ,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么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数=(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计算的。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后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为35.10 ‰。    为什么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据,在以前没有公布,这个数据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 ,为多年最高,自然增长率是-4.57‰ 。    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人口是66207万,1959年是67207万,正好差一千万。本应该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没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万。所以公布了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日本共同社发表新闻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1949年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应是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这两条曲线上。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预计。为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后三年来分析做。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1986年以后出版了一套书,叫《中国人口》,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除了西藏、台湾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来,一个一个地计算,算出的结果是2098万。    国家统计局算的结果是: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1619.92万人,少出生3150万人,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人。    如果使用各省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年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人口总损失了5318万人    官方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数据有很多误差。总人口增加数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实际不等,差别比较大,说明统计很粗糙,每年由各生产队统计,会计、队长一报,这个生产队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总数多少,就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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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死亡数据如何被隐瞒    官方数据最大的缺陷就是隐瞒的死亡人口。总人口不会,但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都是按总人口发的,死亡人口一般都会少报,少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减少当地官员的政治责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额”,人死了以后不报,粮票还可以发下来,隐瞒死亡人口在那时是一个很强大的秘密机制。统计社是怎么隐瞒的?比如说河南信阳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然后分到各个队,各队去报,不能多,也不能少。当时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队4人,二队5人等这么通知下来。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县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尽量少说,死亡人口大量隐瞒。    国家统计局是1600多万,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万,国家统计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么样算出它的真相来?人口学家对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们认为人口普查效果比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共九项。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用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用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万人。人口总损失6048.8万人。    这是三个比较有名的人口学家算出的结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万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作者: 回复日期: 16:54:39    中国学者的计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欧洲开会,会议阶段跟班尼斯特、科尔进行交谈,他想,既然外国人能算,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李成瑞老先生回来以后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一个国家课题,进行招标,招标结果是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中标。蒋正华是学电机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软科学,他也是。但他没有搞其它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学习一年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刚成立不久,蒋正华就中标了。算出结果,他很聪明,按国家统计局以前的1600万稍微多一点,算1700万。李成瑞、陈慕华很高兴,说咱们中国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学的,最正确的,而且跟国家统计局的比较接近。后来蒋正华的官位一直顺通,一直到国家领导人,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美国的一个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结果最低数字是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认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英国一个记者搞贝克尔写了一本书,称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实,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4600万人之间。还有一个数字是5000万—6000万。    这个数字怎么来,当时有没有调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个人,一个是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二是周伯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三是陈国栋(粮食部长)他们三个人就跟各个省打电话,统计死了多少人。搞了调查,统计以后,是几千万。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以后,马上说:立即销毁。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不放心,就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这样,周恩来才放心。这事后来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讲到的。2003年我找到了周伯萍家里去,问他到底有几千万,他不说。当时我说是不是两千万,他说就是这个数,他不愿意多说。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万,估计就是周伯萍这个数。周伯萍他们的统计是电话调查,也可能是正确的人口调查,在这里说是想做一个参考。    另外一个人叫王维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员。他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万——3500万人之间。他是莫斯科统计学院毕业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里去进行人口核查的调查,他的数字没有向外国学者搞复杂的数据统计,他用他的经验办法,算出结果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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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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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人的惨剧(胆小的这一楼内容请不要看了.............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人吃人的案例:    甘肃省临夏地区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 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他的遗产就是一个心脏,其子女可以拿出来吃。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肃省妇联主任):《悠悠岁月》第149-150页)    信阳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个别现象。江苏宜兴是很富饶的地方,这里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肃省通渭县也有很多人吃人。    河南省息县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中央、省委联合调查组)     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我到信阳调查遇到过一个吃过人的人,问他好吃吗?他说蛮好吃的,口感比较软点。    除了饿死以外,很的农民被打死。打死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小偷小摸。地里的庄稼还没有熟,就偷着吃,干部看见,就打,然后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个东西在前面吃,后面马上有人就抢走了,抢吃的比较多,这样发生偷抢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    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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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到的几个重大事件:    信阳事件。中国死了100多万人。    通渭事件。饿死了三分之一。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等,这些事件非常惨烈,有人向上告状,中央处理了。    罗定事件。广东罗定县,总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万,占全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没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个别现象。信阳附近的粮仓就有粮食,就是不开仓放粮。    通渭事件。反瞒产私分。千人现场会,万人斗争会。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县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万人。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食堂停伙,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死亡大量发生。    山西寿阳事件。寿阳“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    广西环江事件。 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反瞒产私分,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县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杀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无法统计。    罗定事件。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广东罗定县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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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饥荒程度不一样,从1960年死亡率来看,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为什么各地不一样呢?哪里“三面红旗”举得高,哪里饥荒就重,。高指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红旗,也就是三个万岁是不能反对;哪个省留下粮食最少,哪个省饥荒就重;哪个省问题揭露得早,饿死人总数就少;哪个省捂盖子时间长,哪里死人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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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的一个信阳人写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岁月:    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的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当时对“59年”一词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觉得大人们大概是对孩子们不珍惜粮食很遗憾,谴责几句,并不往深里想。即便有时挨上大人几句骂,也不会去介意,因为毕竟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    后来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我才对“59年”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处在我国发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段内,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我家原9口,仅余3口(父、母、姐),村里有多人吃过人肉(现还健在的有几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从全国范围看,河南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里这样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发生过多少值得后人汲取的事件,但由于当时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没能记载和流传下来,无奈地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限的遗憾。今天,就是这样一桩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教材到教师,再到官方口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结“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也是无人敢涉(近几年稍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惨事似的。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眼看家乡经历此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这方面的记载工作,但因自己并没有亲历‘59年’,而且终日忙于教学工作,无暇去倾听和记录。1999年之后,我因生计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平湖,离家乡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更加困难。    2005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信阳,终于有时间在家乡小住几日,其间和乡亲们座谈,请他们叙说自己“59年”的经历。每个小人物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的经历,都是一段渗透着血和泪的悲惨故事,真是惨绝人寰,令我惨不忍闻!他们大都60岁以上,称呼着我的乳名,让我倍感亲切。我注意到,老人们提起“59年”,在他们刻满皱纹的脸上,掠过的总是悲哀和惊恐的神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是家中多位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场景。40多年来,他们也许对亲人的哀思时断时续,但一定从未忘记。纵使时光流逝,把记忆洗涤至淡漠,但终究可以拾起那曾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来。现在,又偏遇上我这位“多事之徒”,竟把这些片段收罗了起来,于是就成了这本《“信阳事件”中的家乡》(暂取名)。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载,丁抒先生在其《人祸》中、曹树基先生等一批作家和史学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观地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和宏观上居高临下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从微观上记录最底层小人物在这场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中,幸存者是如何活过来的,死去者是怎样悲惨死去的,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社会心态等,同样必要。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再一点,笔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记不议”和“只记不抒”,来个“面无表情说事”,以为这样可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终于认清自己其实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记”的同时,因情节使然,还是有意无意地加进几句或小段的“议”或“抒”。在此笔者请求读者给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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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记忆    今年暑假,我携妻、子一行三人,回到老家河南息县包信镇姜寨村。到家的第二天,我起床很晚。母亲依旧勤快,早早地把饭做好,等我起床用餐。自2002年暑假至今,我们母子整整三年没有见面。母亲今年已70高龄,身体又不好,还要给弟弟看孩子。自从2000年冬父亲去世,母亲可谓既孤独又忙碌。这些年中,每年我都会尽力所及给她寄去些钱,她自说生活过得还不错,我看她气色也较前好多了。       早饭后,我们母子坐在过道里聊天。不一会儿,东院的姜汉义和北院的姜树远走进来。两人都是我家的邻居,简单寒暄之后也在过道落了坐。大家先是感叹岁月匆匆,接着便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再后就聊起父辈们从前如何如何吃苦。最后,把话题转到家乡“59年”的饥荒上。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 姜汉义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说到此,他显得有些激动。    这里提到的姜树森,“59年”时是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我曾综合多人对他所作所为的描述,却始终没有发现能体现他人性的一面。他把各家各户的锅全部收去砸碎,让村民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由于他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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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几个月来,因一直吃不饱,大家身体格外怕冷。几天前,干部要求几个人共睡一个被筒或一个间房,大家互相依偎,也好御寒。狗(姜树远的乳名——笔者注)娘就和姜振安妻子朱氏、狗妮儿等四个女人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狗娘是一个经常吃人肉的主儿,之前她多次夜里去割死人肉,回来自己偷偷在罐子里煮食。她的胆子特别大,在刮风下雪的夜晚,去割荒滩野地饿死的人的肉,她一般都是独来独往,从不害怕。再者,她吃人肉的事除回避生产队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外,一般社员则一概不避讳。这一点是其他吃人肉者不能比的。    这天夜里,狗娘又从野外把一个饿死的小孩的两只胳膊截掉兜了回来。在房间里,她把小孩胳膊截成一节一节的,先用坛子炖了一只胳膊。肉尚未煮熟,房间已经充满奇香。    终于煮熟了。狗娘揭开盖子,用筷子扎了一块热气腾腾的人肉,一边用嘴轻吹热气,一边贪婪地咬下一口,嚼了起来。    “真香啊。大家都来尝尝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 狗娘一边嚼着人肉,一边说。    开始,饥肠辘辘的几个女人还犹豫不决,但闻到满屋的香气,又看到狗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她们再也无法拒绝。两个女人赶紧过来,每人捞起一块就吃。狗娘见和自己睡一个被筒的朱氏仍然坐在床上犹豫,就用筷子夹起坛里仅剩的一块人肉,交给狗妮儿,让狗妮儿递给一床之隔的朱氏。谁料狗妮儿接过来,自己吃了起来。    朱氏没有吃到口,心里有些不快。狗娘说:    “没关系,我再炖另一只就是了。”    接着,她把剩下的另一只胳膊也给炖上了。    第二坛人肉煮熟后,朱氏不再犹豫。她下了床,来到罐子旁边。狗娘用筷子在罐子里给她挑选一块肉质好、炖得烂的人肉递给了她。她战战兢兢地吃了第一块,感觉很好,只是还没有吃饱。她又向狗娘要了第二块。    据朱氏自己后来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吃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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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肉(二)    ——煮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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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    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音“wen jiang tan”谐音:汶讲滩?),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横七竖八,饿殍一片。有一次,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这沟滩,割了五个人头(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来。他把人头劈开,取出脑来煮吃。据他说,人脑易熟且味美,香如猪脑。吃人肉(三)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除孩儿娘外,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女人。    那是“59年”的事。一连数月的饥饿,人们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出现各种生理反应。后背头原来浓密的黑发,竟脱落大半。女人没有头发,光秃秃的头顶很不雅观,于是她把前额仅剩的少量头发向后一梳,盖在顶上。如此虽稍好看,但形象滑稽,大家就半开玩笑半当真,送她外号:后背头。说是外号,却比原名响亮,时间一长,大家都只知道她叫后背头,而没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    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叫爱容。丈夫饿死后,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这些天食堂里有时一天做两顿稀饭,有时只做一顿,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一天下午,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朝“万人坑”附近的干沟一倒,就算了事。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虽是饿死,但身上也还有些肉。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来。后背头还没有去,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带上女儿,趁着夜色,摸到麻芳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时,二人不禁大吃一惊: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    连夜,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来的“东西”往盆里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煮了一段时间,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    “先别急吃,再煮一煮。”    她们把人肉、人脚放回盆里,由女儿爱容烧火,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    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女儿捞出一只人脚,两人边吹着热气,边贪婪地吃了起来。    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却还是嚼不烂。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农民,终日劳作,真可谓“脚底板不闲”,这部位角质化严重,比别处肉质更结实,当在情理之中。    “59年”过后,过来的人们常在一起聊起各自经历的苦难和辛酸,包括吃人肉之类的事,大家也都畅所欲言,说给大伙听。一次,大伙又说起吃人肉的事,爱容接过话茬说: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煮了那么长时间,还那么结实。……”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这句话在全村迅速传播开来。终有一日,话传到麻芳两个儿子的耳朵里。闻此惨事的儿子悲愤交加,一起去找后背头“算帐”,幸在途中被他人拦住,方息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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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一晃几年过去了。    有一年的深秋,一个矮个子北方男人孤身来到姜寨村。据说他是因阶级成分高,政治风头急,在家乡呆不下去了,才逃到姜寨“避难”的。矮个子男人又勤快又能干,村民普遍对他印象不坏,加之当时姜寨刚过了“59年”,地多人少,大伙也就收留了他。人们只知道他姓魏,都叫他老魏。    后来,经人撮合,老魏和后背头组成了新的家庭,并生育一女。再后来二人因性格不和又分道扬镳了,老魏一人回到北方老家。    后背头一人领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过活。记得笔者上小学时,她的小女儿比我高一级。那时政治气氛很浓,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被老师在课堂上的阶级斗争论调煽得仇恨满腔,这下后背头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的阶级成分高而遭了殃。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小女儿常被别的孩子给打哭,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    转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后背头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无依无靠的她只好一个人生活。老宅的村民一家接一家搬到新宅,盖了新瓦房。她不愿搬走,也没有能力搬走。诺大的老宅,最后只剩下后背头一个人住在东北角的两间破土房里。   今年春天,80多岁高龄的后背头去世了。据说她临死时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夜里她一个人从床上摔到地上,又爬到门旁边,最后凄惨地死在门旁边。直到第二天中午,人们才知道她夜里已经死掉了。    今年暑假,我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特意去了一趟村东老宅。天气炎热难耐,远近知了的叫声让人格外心烦。老宅四面环沟,由路坝和外界相连,宅里栽了许多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地上到处都是疯长的蒿草。后背头的土房,早已人去屋空。后墙因雨水冲刷,已经部分倒掉,显得破败寒碜、冷清凄凉。我在土房前驻足良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生命从大自然中来,终究又回大自然中去。可是,不管是彪炳史册的大人物还是一介乡野草民,在其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又都会演绎多少让后人思索玩味,扼腕长叹的故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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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肉(四)    ——父亲差点吃了人肉    事情发生在父亲从安徽朋友韦天斗处逃荒回来不久。那些日,尽管每人每天有4两米的供应,但远远达不到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正常所需。一天晚上,父亲、母亲、姐姐全家3口(逃荒归来后,家中其他6人已经全部饿死。9口之家当时仅剩3口)已经入睡,忽然有人轻轻叩门。母亲赶忙打开门,原来是西园的国平娘。只见她胳膊弯挎一只筐,筐里放着刀具。母亲正诧异,国平娘说:    “俺老叔(按辈份,国平娘应叫我父亲为叔——笔者注),听说村东头的干沟底有个饿死的人,我们也去弄点吃吧!您不用动手,人肉由我来割,你只需和我来回一起就可以了。”    饥肠辘辘的父亲有些动心。母亲在旁却极力反对,她劝告父亲:    “你千万不能去啊!你要是去的话,明天我就告诉队长姜树森!”    不知是怕母亲“告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去。国平娘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国平娘离开我家后,是自己割人肉去了呢,还是回去休息去了呢?我的父母都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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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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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登过什么高度,我们最终要回到出发的海拔。内心的平和与安乐,也许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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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与信阳事件并列的甘肃通渭事件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县采访。完成工作任务之后,我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并找了一些当事人个别交谈。事后,又在定西和兰州的有关部门找到了“通渭问题”原始资料。新华社甘肃分社老社长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解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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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五年以后的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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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 29132 贴(资深元老)
转载: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1987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查看史料时,阅读了“湄潭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47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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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 2430 贴(白银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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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 2971 贴(黄金长老)
我代表社会“河蟹”你!
春寒秋老,年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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