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忆当年:揭林彪集团后人现状来源:凤凰网 11:25
核心提示：2007年，在广东“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纪念活动和其他的一些场合，林晓霖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称“向受父亲迫害者谢罪”，当场引起轰动。　　1971年林彪折戟蒙古大漠，林的嫡系、随从和相关人员被迅速整肃，大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就此划上休止符。此后40年间，父辈的生死浮沉也影响了后代的生活。林的嫡亲血脉，其随从、部属的子女，也从云端跌落至凡尘。　　“9·13”事件后，毛家湾的林办工作人员、林立果的女友张宁等人被押送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而反叛者林豆豆（林立衡），作为林家投奔革命阵营的功臣，一度受到组织宽待。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林豆豆受到冲击，几度自杀未遂。　　日，毛泽东收到林豆豆的求助信，做了亲笔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未婚夫张云林往来，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批准林、张立即结婚。如果二人不同意结婚，则豆豆去开封，张云林去嫩江，二人永远不准见面。林张结婚，双双来到空军开封某农场，一年后，空军又让林豆豆转业到郑州。　　在郑州煎熬数年后，经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批示，林豆豆夫妇被调回北京。林豆豆被分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军医出身的张云林干回老本行，到北京卫生部门工作。这位昔日的副统帅之女重新回到了她所熟悉的京都生活。　　“豆豆的交际很广，跟她来往的都是一些老将军和元帅的孩子。”空军政治部原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1970年代曾在毛家湾给叶群授课，与林豆豆有过几面之缘。林豆豆早年到北京活动调动事宜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距官伟勋家很近，林豆豆特地到官家看望受父亲牵累的旧部，两家自此成为好友。　　官伟勋今年已80多岁，官的老伴说，林豆豆以前每年来看望几次，林豆豆住在北京东边，官伟勋家在西北角，跨大半个北京城。林豆豆与官伟勋聊的都是过去空军的一些情况，譬如哪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的情况如何，却很少谈个人私事，官家人也不便问。　　北京接近林豆豆的一位知情人士说，1981年林豆豆夫妇刚调回北京时，深居简出，很多亲友都不敢见她，怕再受牵连。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旧友亲朋开始常来常往，有的人还托林豆豆给他们办事。　　林豆豆曾告诉他，“我有个伯父‘9·13’后一家受牵连，都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去了。我的一个侄子也在那里。中组部很帮忙，同意把他弄回北京。”张云林有个弟弟，也受到牵连，后来想回原单位，找林豆豆。林给一位中央老同志写了封信，虽然“9·13”后一次也没见过这位老同志，但他收到林的信两天后就把问题解决了。谙熟林豆豆的人士称之为豆豆的“弱势外交”，“她身世艰辛，很多人同情她的遭遇”，父亲林彪当年的部下和林彪战友的孩子中部分人身居高位，他们也乐于伸手帮助她做点事。在京城圈内，林的“弱势外交”很管用，她托人办事打招呼很多人愿意帮忙。但她谨言慎行，一般不接触外人，尤其怕媒体记者。　　从近代史所退休后，林豆豆开始致力于各类社会活动。她是湖北革命老区扶贫会会员，还是北京一个弱智儿童学校的名誉校长，受家乡黄冈人所托，她经常为家乡的一些公益事业奔走。　　林彪后人存世的还有林与前妻所生的长女林晓霖。大陆出版的《哈军工传》作者滕叙兖曾采访过林晓霖，林晓霖回忆与父亲林彪和继母的关系，说当年在哈军工读书时，叶群找借口不让她回家，千方百计阻挠她接触父亲林彪。　　见林晓霖仍然参加群众组织，叶群以林彪名义发了个断绝与林晓霖父女关系的声明，林晓霖也给林彪写了不愿再姓林的信，后来被送到云南大理改造。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领导找林晓霖夫妻谈话，并要她交代问题，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当时还有人在她儿子脸上写字——“林贼之孙”。　　这些让林晓霖愤怒不已。受父亲牵连，她被整整审查4年，直至“文革”结束。此时的林晓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一家人又回到了北京，她被安排到国防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　　2007年，在广东“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纪念活动和其他的一些场合，林晓霖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称“向受父亲迫害者谢罪”，当场引起轰动。　　了解林晓霖的人说，这些年她都在谢罪，她向刘少奇、罗瑞卿、彭德怀等老红军的子女谢罪，甚至是向受林彪案牵连的部属子女后代致歉。　　林晓霖的一些谢罪行为受到大陆网友的好评，但在一些人看来是不能被容忍的、“做事没有原则”的“怪人”。　　甚至在1980年代前关系还亲密的林氏姐妹，后来也因为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有分歧，关系逐渐闹僵，这对同父异母姐妹都在北京，但平素并不走动。40年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他们的夫人现在存世的只有邱会作夫人胡敏。采访中，记者看到了2011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经胡敏签名的上、下册。签名字迹清秀疏朗，略有颤抖。　　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已大多退休，最小的也是1959年生人。第三代中很多人成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有人全家已移民出国。与城市的普通民众家庭比较，林彪集团的后人们基本衣食无虞，只是作为曾经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后人，许多人心里都会背负沉重的壳。　　黄永胜长子黄春光对记者介绍了四个家庭的大致现状。其中，黄永胜生有四子，黄春光是老大，还有黄春明、黄春耀、黄春义三兄弟。老大、老三按干部转业，老二和小弟都是复员，后来政策调整，改回转业待遇——复员是工人身份，转业才有干部身份。黄家第二代四子都陆续下海经商。　　老二和老四之子全家分别移民澳洲和新西兰。老三黄春耀后改名黄正，亦即2010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军人永胜》一书的作者。黄家第三代多为公司白领或高级经理人。　　吴法宪生有四女一男，吴新潮为长子，剩下都是女儿。吴新潮从山东一所大学退休。吴家老三定居美国，从事“文革”历史研究。吴家几个女儿大都是国企技术员或医生，四女儿下海经商。　　李作鹏亦有五个子女，一律在国企工作，吃体制饭。其中，老大李冰天当过沈阳一个医院的院长，其女婿是学美术出身，“很有经营头脑，生意做得很成功”。　　邱会作有四子一女。长子邱路光，次子邱承光，三子邱光光，四子邱小光。邱路光原来在一个商学院做老师，后来也下海了。老三下海，老四从石家庄一个国营汽车制造厂退休。小女邱小京嫁给父辈一个老战友、某开国少将之子。　　邱家次子邱承光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心灵的对话》，说是他和父亲的对话。但这本书引发黄家极大不满，“据我所知，胡阿姨（邱会作夫人胡敏，编者注）早就声明没有这个对话，许多是他自己杜撰的。书中多处诬蔑我父亲，我们兄弟都极为愤怒。”黄春光说。相关阅读：林彪未赴朝作战的真正原因　　当年抗美援朝选帅时，无论从哪方面看，最佳挂帅人选毫无疑问应该是林彪，原因如下：　　一、首批入朝的国家战略预备队13兵团是“四野”的老班底，指战员对林彪的指挥风格和战略战术耳熟能详，林彪对“四野”上上下下也是了如指掌，指挥、作战必是上下一心，得心应手。　　二、林彪1945年9月出关，到1948年11月入关，三年里相继歼灭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三员国民党名将麾下108万兵力；10万人马变魔术般涨到100多万。入关后，统率84万“四野”子弟兵荡平京津、攻占武汉、迫降程潜、击破桂系、直下海南，真个是“气吞万里如虎”，指挥才能世所公认。　　三、林彪长期驰骋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熟悉那里的沟沟坎坎，朝鲜与东北相邻，地形以及气候条件极其相似，打起仗来前方兵力部署、国内后勤保障驾轻路熟。故此，军内，党内文武百官彼时帅印非林氏莫属。　　史载，当时毛泽东也已内定再拜林彪为帅，指望这只猛虎出山逞威，一举荡平韩美蛮夷。谁料出兵在即，林彪竟然称病抗旨，拒不奉诏，迫的毛泽东急招彭大将军进京救驾。好个赤胆护主的彭大将军，不计艰险，二话不说，即刻披坚执锐，星夜出征，殚精竭虑，亲冒矢石，率百万神州子弟，直杀得高丽国里愁云惨雾，神鬼色变，终于敌酋垂首，得胜班师。　　故事至此，众多人士对林彪竟然托辞养病，不肯为主分忧，已经多有疑惑；但以毛泽东的脾性，事后对林彪抗旨不行的大不敬作为非但没有加以惩戒，反而宠信有加，恩赏不断，直至定为继承大宝的接班人；更加令国史、军史、野史的分析家们碎了满地眼镜。而那位一片忠心，冒险犯难，替主公分忧解愁的彭大将军，数年后反被迫害致死。　　为何有如此结局，究竟入朝选帅过程有何奥秘，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困惑着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本文试图从一全新角度诠释这一中国政坛的“司提克芬”之迷。　　林彪并非怯阵，畏缩不前　　9·13后，众多分析家咸称林彪当年是由于惧怕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怕死怯敌，不敢迎战。此种说法可信度很低。作为排名中国十大元帅第三的林彪并非浪得虚名。　　他十九岁入伍当排长，战功卓著，二十四岁就升任红四军军长，二十五岁升任红一军团总指挥，与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成为毛泽东反围剿的左膀右臂。　　第四次反围剿，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干脆利落地击败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常胜军”十一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抗战中的“平型关”、解放战争中东北三年、入关南下，大小战役不下数百，什么时候怯过阵？如果林彪的心理状态如此脆弱，畏敌如虎，他怎么可能在20多年腥风血雨中厮杀出来？战场上可是容不得半点畏缩。林彪名列探花元帅，他如怯阵，岂不是说中国军中无人，连一个不敢打仗的将军都能当元帅？　　再者，林彪一向对自己的战略指挥才能颇为自负，甚至与毛泽东看法不一致时，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有“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的字样。即使林彪真的预计朝鲜这一仗打不赢，那么他也会相信别人上阵将会输得更惨，此乃战之错，非人力所能也。因而胜败均不会累积自己的常胜英名。　　如果林彪真的怯阵，一他行密思缜的个性，反倒应该主动请缨，以免留下千古笑柄。另外，老毛一生最擅长的就是识人和驭人，他对这样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后来怎么会一再委以重任，官拜元帅直至传以大宝呢？林彪怯阵之说不能成立。林彪辞帅也非身体原因　　根据流行的说法，林彪朝鲜避战，是身体不好，无法承担重任。　　这种说法目前尚无可靠史料佐证，大多出于想当然的推理。徐京跃“日出日落三八线”；所写的最有代表性：“10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透露：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会怎么样，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毛是否说过此话，不是关键，最要紧的是林彪实际是怎样说的并无旁证。笔者也再无找到其他材料显示林彪曾提出“本人有恙”。实际上，当时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林彪指挥的四野刚完成海南作战，硝烟尚未散尽，也就是说林彪征衣尚未卸甲，怎么马上就不能“率兵打仗”了呢？林彪身体不好源自1938年3月平型关战役后阎锡山部哨兵的误伤，到1950年已有10多年了，这并没有影响林彪运筹帷幄，挥戈万里，荡平东北，横扫京津，直下海南。而且林彪的病也没有恶化的迹象，因为就在这期间，林彪由中南军区司令员调京，内定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林彪出席了自7月初直至10月初的各次有关朝鲜局势的中央军委会议。如果林彪称病就应像粟裕一样躲进疗养院，怎么还次次开会不落呢？　　林彪身体不病不假，但那是“和平病”。戎马一生的将军一旦无仗可打，可真是坐卧不安，寝食难安，浑身的不舒服。例如，战后林彪晚上总失眠，他的治疗方法就是寻找战场的感觉，让司机开上越野吉普，在无路的野地里“疯癫”，林彪就在这当年战争的颠簸环境里，在吉普的后座上安然入眠，重温那久违的战争年代。这是后话了，按下不表。但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身体完全是“战争”型的，他自己不但不会因为身体不好，拒绝挂帅出征，相反，他倒盼望能有一个战场环境来“治疗”他的病痛。同时，林彪的身体状况如何毛是一清二楚，因而林彪也不敢冒犯“欺君之罪”而以此理由拒绝挂帅的。　　林彪不会因为反对朝战而拒绝挂帅另有一种说法是林彪反对入朝作战，因而托故不行。崇林和批林派都有赞成此说的人，不管这是出于什么目的，此说是难以成立的。林彪对出兵朝鲜有不同看法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政治局内意见就很不统一。但是林彪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同时具有职业军人的服从天性。即使有不同看法，党中央的决定他是绝对服从的。在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里，尚没发表林彪直接提出反对出兵朝鲜的言论，更不要说为此拒绝领兵的表现。相反，林彪是积极参与了调兵部署，并作好了挂帅出征的准备。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国防委员会会议，接着7月7日和7月10日又开了两次会，林彪均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林彪以军委的名义调动国家战略预备队原“四野”13兵团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入朝作战。　　林彪并未推辞，积极部署，很快将13兵团在河南38军和39军，在广东刚完成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和已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一梯队。为保证入朝作战的顺利开展，林彪还精心为自己选调得力干将，以15兵团的邓华替换他认为有些弱的黄永胜（黄刚接替程子华任13兵团司令员）。　　邓华一上任就提出需要加强班子配置，并指名要调老搭档洪学智副司令。林彪毫不犹豫，连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都没通知即抽调刚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的洪学智担任13兵团副司令。洪学智恰巧到京出差，当天就被林彪叫到家里，面命其当天就去往东北赴任。洪学智对林说“叶剑英同志交代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让我先回去安排一下再走？”林彪说：“不行，叶司令交给你的任务，你打个电话或是写封信给他，让他另选人接你的工作。”硬是将连换洗衣服都没准备的洪学智拉上前线。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已经是在积极备战，准备出国大干一番的。东北边防军也一直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的。例如日第13兵团首长邓华、洪学智、解方就向林彪报告说：朝鲜战局已日益走向相持局面…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并未表示不能担任赴朝重任，相反他是以出兵朝鲜总负责的身份参与、精心谋划。可为什么后来他又退避三舍，让出帅印，把四野亲信子弟兵交给了别人呢？　　帅位空置　　7月13日，中央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粟裕是湖南会同人，颇有军事才干，很受毛泽东赏识，他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封信，谈到自己身体有病，且病情很重。毛泽东回信：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粟裕时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南京市市长。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粟裕汇报了解放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朝鲜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这表明六月初，粟裕还在负责筹备攻台事宜，并无生病的迹象。怎么一要入朝，粟裕就病了呢？病得有点蹊跷。粟裕因病不能到职，肖劲光任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工作上离不开，肖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也无法分身。　　7月23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军委任命的方面大员不到十天就走马换将，搞出如此大的动作，是实属罕见，其中不会没有奥妙。　　粟裕不行，高岗呢？此公搞政治有一手，且手法高超，后来几乎搞翻刘少奇。但其从未单独指挥过任何大规模的军事战役，更别说一个区域性的全面战争。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地球人都知道是过渡性质。尽管林彪已经为战争作好了准备，各方人员也都认为挂帅人选非林莫属，然而毛就是不肯任命林彪担任主帅。　　如果说林彪身体不好，此时就应该确定其他合适的沙场执掌帅印，搞出个高岗，岂不滑稽？谜底直到10月4日方才揭晓。毛的心底是将此帅位留给彭大将军的！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的最大心腹之患就是那些手执兵符，雄踞一方的开国功臣。并非那些重臣生来就有谋反之心，环境使其然也。宋太祖深明此理。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乘着酒性，赵匡胤给他们讲了一番掏心的话，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为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个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千古绝剧。毛泽东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焉能不明白个中之理，必然早作准备。巡视门下，众多重臣当中最炸刺的就是彭、林这两员虎将。彭老总依仗自己的战功，加之性情豪爽，一贯与毛泽东称兄道弟，其他人都言称“主席”，而此人直到进了北京城还当面“老毛”长，“老毛”短的，实在恼人。照毛的说法，毛和彭的关系是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而这个”七成“不合作的有反骨的”魏延“（后来庐山的封号）其时正以西北军区司令员一职盘踞西北，手下带着”一野“的几十万虎狼之师，雄心勃勃地要干出点名堂来。　　历朝历代西北地区都是桀骜不逊。远的不说，民国蒋介石就拿割据西北的马氏兄弟没辙，听凭他们自立为王。更别说天高皇帝远的新疆了。如此这般，毛怎能放任彭在西北坐大呢？　　林彪更不是等闲之背，上文提到的让毛“头脑清醒考虑之”的电文可能是党内仅有的“犯上”绝品。辅以方面军中实力最强的“四野”，加以出神入化的用兵之道，毛不会不想起张国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给林彪拥兵自重或功高震主的机会。此次入朝作战可以说是解决林、彭兵权的天赐良机。毛此前已将林调入北京任军委副主席，离开四野子弟兵。　　第二步，首先要委派林彪入朝，让林调集“四野”的机动精锐之师齐集东北。林并未觉察毛的用意，一心准备“再立新功”。而在调兵过程中，林对洪学智的调动方式明显地表露了“林家军”的人治手法，林不是通过军委发布命令，而是私人会面传达命令。这正犯了毛的大忌。这样“四野”岂不成了林的私家军？如果说当时毛尚存有一丝让林彪带兵出征的念头，此时毛应该是决然要割断林与“四野”的血缘关系。毛等到林把军队部署停当后，即在10月2日的会议上发出了那段林彪有病不能带兵的讲话。林彪听了也只能苦笑而已，已他“韩信”的头脑，不能听不出毛的弦外之音。聪明（狡猾？）的林彪就坡下驴，“因病”提出去苏联休养，交出了全部全部兵权。演出了一部新版“杯酒释兵权”。毛对此事终究心中有数，所以日后绝无因林彪“称病”而怪罪于他，反而因林彪深体他意，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之后，毛发急电召彭进京，也不说为什么，搞的彭大将军带了一大堆西北建设蓝图进京晋见。彭10月4日下午到京，直接参加政治局会议，进了会场方才晓得是毛召他来是为了出兵朝鲜的事。　　第二天，毛单独召见彭，交代让他立即去东北负责抗美援朝事宜，并说已经经政治局常委同意。军令如山，彭到此时西北的那一大摊子，也只好全部交由毛泽东任其处置了。　　这一招棋，根本就没留让彭稍有考虑回旋的余地！连让他回西安安排手头工作的时间都没给，就立马于10月8日赶赴东北上任了。尽管统兵仍是数十万，但却是“四野”的林家军了！　　根据周恩来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林彪10月8日与去莫斯科谈判的周恩来同机去苏联“养病”也是巧合，彭德怀恰在当天飞赴沈阳挂帅出征。此后林彪在苏联休养了近一年。由于彭大将军在朝鲜耍的是别人的大刀，难免笨手笨脚，摆出了一些不协调的架势，包括颇惹微辞的“万岁军”。此已是后话。　　相关阅读：毛泽东为何两次试探林彪：谁当国家主席？（雅虎网）　　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毛泽东越发不安，因为这种情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林彪此举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时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渐丰，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1970年春天，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他与林彪分歧凸现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河山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传画依然给人眩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历史都市充满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跻身在长安街滚滚自行车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响....。.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着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九大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期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运动的发动和推进……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但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1966年11月冤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他林彪莫属了！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他早就不满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相称的状况。出任党的主席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担任国家主席却不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林彪内心惶惶，对自己现有的第二把交椅没有安全感。据说，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会林彪才反应过来，通过回答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扞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让叶群对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此话传进毛泽东耳朵里，但他没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所答非问。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种不受信任、大权旁落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夫人叶群给他提了一个醒：怕是这次又和九大一样，要试探一下你吧？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党中央主席。　　这一次是不是试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证明这一次不是试探，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当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又要试探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这个带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没打乱林彪的阵脚，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骤“进军”——这一次他要来一次反试探！因为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绝不会在1970年77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这个时候拼命推崇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意味着推荐自己担任这一职务。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一意孤行敬请毛泽东“兼任”此职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突然在苏州让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　　电话的记录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意担任国家副主席！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递交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算上上次汪东兴带回的大体意见，这次应该是毛泽东第二次否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如果上次有些含糊其辞，那么这一次应该是毫不含糊的。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毛泽东越发不安，因为这种情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林彪此举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时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渐丰，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　　恰在此时，国际风云四起，美国入侵越南的战火不断扩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态势，中国外交斡旋在即，毛泽东在接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了北京。　　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引用了历史上三国时期“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及其党羽：“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他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周单独谈话，坦明白己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周恩来马上明白，原来他也忽略了“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话的深意。　　“不设”——这才是毛泽东最根本最真实的思想和意图！　　最后，毛泽东干脆挑明，建议在修改宪法时，直接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让新的宪法中没有设国家主席的章节。　　没有了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设”与“不设”就无从谈起。按理，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应该休矣。然而林彪，不服输不放弃。权欲在心中作祟，他不愿死心，仍然一意孤行，再三提议恳请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最后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就达到了目的。　　对于林彪的内心，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这几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就连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也是他战争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马。武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开他们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四大金刚”都是跟随林彪南征北战，一路冲杀过来的生死至交。文有党内着名的理论家陈伯达。理论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书叶群更像开了一个夫妻店。叶总是喜欢放大林彪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个屁她马上能演绎成“急性肠炎”。林彪并不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而她却能掌握好林彪必须出面的时刻。她和林彪的心腹们更是亲密无间、周旋尽至。因为有了叶群这个“润滑油”，林彪团伙越发显得紧密团结，他们铸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团……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本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顾保孜 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责任编辑：宁肇刚)　　相关阅读：揭秘：毛泽东对林彪之死的精妙布局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在9月底。日13点，我们陪着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巡了。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　　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　　毛主席沿途的历次谈话，我(指汪东兴)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没提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当时，我意识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是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1970年发生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9月3日，毛主席到达杭州。下车之前，毛主席同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在40分钟的谈话中，毛主席询问了他们几个人对庐山会议的认识，并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在庐山找陈励耘等人谈了他们搞的那一套，上庐山在空军8个中央委员内部有通知啊！陈励耘说：“在庐山吴法宪找我谈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毛主席说：过去我讲过，1个倾向掩盖着另1个倾向，谁知掩盖着1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接着，毛主席说明了他们是受骗，受蒙蔽的；并说明党对犯错误的人，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抓住辫子不放。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1个是设国家主席问题，1个是称“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不出毛主席所料，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1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在毛主席此次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和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时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我们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同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他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有个手令，也没掌握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根据了解到的种种情况，思想上、行动上已有了充分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　　秘书说：“能。”　　我就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我得到这个情况后，就找张耀祠交代：“赶快去找专列乘务组同志，将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移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以便防晒。张耀祠很快就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9月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保卫。”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接着又问：“你的意见是……”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1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便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这次谈话，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毛主席的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当地领导人闹不团结，讲了1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长勺之战的故事，寓意深长。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鲁国，还是帮齐国啊？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把齐国打败了。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1个电话。　　9月10日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表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到，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9月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新野还追问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励耘就把毛主席同他们的谈话内容报告了于新野。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采用多种办法来谋害毛主席。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了。他们准备从外地调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第四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派1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月9日下午，于新野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一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北线预谋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1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他要亲自指挥1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话5次。其中两次通话时间竟长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给黄永胜写信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问B-52的情况，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我们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快，使得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9月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着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本务列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1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然而毛主席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到我们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就被我送下了车。　　我下车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问：“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2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时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18点35分到南京，在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我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飞吧”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2层小楼，就是当时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日天色渐黑时，林彪、叶群在这里正忙着调兵遣将。可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回北戴河的电话后，还耍了1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要为他们的女儿林立衡与她的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是准备好烟、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就有矛盾，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她也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3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2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指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还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当时都守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时，张宏又来电话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来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的问题。他打电话要我别离开电话机。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随后打电话把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找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1个房间打电话去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总理问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时骗周总理说她不知道。　　稍微停了一下，叶群又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脑子反应很快，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我在中南海南楼，都忙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也说：“越快越好。”　　这样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就忙开了，但是他们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立刻被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2大队执勤的哨兵也向大队部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冲过岗哨时，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追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1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领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9月13日零点32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守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当时，毛主席的房子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是9月13日凌晨1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专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方面，他都不是对手。所以林彪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北飞叛逃国外。　　9月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歼击机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是陈修文。这个同志很好，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他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陈修文这时开始往回飞，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只能感觉航向有变化，而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1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在离地还有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陈士印，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飞机上装死，否则他也被害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跑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了。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砰！砰！砰！”3声枪响了，可是倒下的只有2具尸体，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2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当时，李伟信还喊：我要找卫戍司令。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说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中午12点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1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随后，我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看错了？”　　我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　　我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了情况，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已都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　　不久，我们把降落在怀柔的直升机上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就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10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周总理让我等一下，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灭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周总理对我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1个人、1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永胜等人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的。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终于将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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