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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达沃斯议程不可能脱离中国这个焦点。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王毅在与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Nye)的交谈中表现得非常自信。他坚定地告诉我们，中国现在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了。中国人非常清楚自己前进的方向。

但在在金融领域，中国人的态度仍然显得比较犹豫。两大问题被反复提起，一个是国际上的，另一个是国内的：

一是，人民币不久后是否将与美元争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二是中国的影子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是否成为隐患？

人民币无疑已开始扮演起全球性角色，不论是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还是作为一种价值存储手段。中国人民银行(PBoC)已经允许、甚至有意推动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其中包括伦敦（目前规模较小）。过去，各国央行一般更愿意将本币交易保留在本国管辖范围内。但中国看到了离岸市场发展的好处，一方面会让中国自己的银行在管理货币风险方面得到一些实践，一方面会避免有关人民币可兑换性的尴尬问题，而中国其实在国内尚未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八大支付货币，但其在全球支付市场上的占有率仍仅为1%多一点。

要打破这种局促的状况，中国需要发生一系列改变。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列出了一张便捷的清单。在购买国际资产方面，中国企业和个人需要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是有道理的。中国每年资本输出规模为2500亿美元左右，几乎全部都由政府机构投资于主权资产，主要是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此外，中国需要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并促进人民币资产市场的发展，使之具有深度和良好流动性，并且提供各种期限的产品。

中国何时能满足这些条件？达沃斯与会者的共识是“暂时不会”，他们还认为，尽管对中国而言，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合理的，但中国政府不会很快展开行动。我觉得正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往往会给人带来惊喜。目前人民币资产需求巨大。一旦闸门开启，市场将迎来一场汹涌的资金大潮。到2030年，美元是否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这是达沃斯论坛一次会议上向观众提出的问题。只有我们4个人给出否定意见。希望在事实证明我们预测正确时，我还在世，以收获这枚思想上的胜利果实。

与会者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这次双方更加均势力敌。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实行某种形式的金融压抑。受益方是政府、银行和大型企业借贷者，后者主要是制造业企业，能够获得廉价信贷。而最大的输家是持有大量现金的家庭。

如今虫子正在翻身。个人开始在网上寻找更高的利率，一系列实质为货币市场基金的产品为他们提供了高利率。目前定期存款利率普遍高达6%。那些货币基金在吸收这些资金后，又放贷给其他借款者，其中许多是地方政府平台，它们为基础设施融资：亟需修建的道路，但也有地方政府官员为自己建造的并非必要的办公大楼。这种体系有多安全？

一些人说这是典型的泡沫。房地产市场一旦下跌，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崩溃——用美国术语来说，这些基金将会“跌破面值”。还有些人则认为问题是可控的，只要所投资的资产质量上佳，就不必担心银行遭遇脱媒。

我怀疑，这种局面终将以悲剧结束。上次地方政府为政绩工程大肆举债，再加上国有企业的过度借贷，最终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幅上升，破坏了它们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直至政府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坏账银行），并为它们提供新资本。当尘埃落定时，我们肯定会看到影子银行体系中出现一些减记行为，不过规模可能不会太惊人。中国当局最好尽快放开银行存款利率限制，以阻止这种不受监管的泡沫进一步膨胀。一个正面迹象是，现在有些中国学者和投资者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至少是以瑞士版的“查塔姆大厦规则”（ChathamHouserules，与会者在会议中自由发言，但对外保密，译者注）进行讨论。上次按照官方口径，中国不存在不良贷款，但后来大量不良贷款突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