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末】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社会的形成(8)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现代世界处于一个伟大革命的边缘：资本主义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由市场；黎明时分已有买家和卖家。相对于个体经济变化资本主义更重视大规模生产性和金融性资源。在传统商品经济中，金融和借贷是必需而复杂的业务，但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是这一体系的心脏——许多人会说这是一颗冷酷的黑心，但尽管如此，心脏就是心脏。

向着资本主义进发的比赛所押的赌注是巨大的。任何掌握了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和骑上资本主义发展这头老虎的国家会获得超过其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积聚大量财富，并且成为一个强国。意大利城邦国家似乎是第一个展现出资本主义的动力的社会：威尼斯和热那亚成为强国；其他城邦国家发家致富，足以扶持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化繁荣。面积微小的荷兰比城邦国家大，先是击退了西班牙，然后是法国；在其巅峰时刻，荷兰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

近现代世界早期有许多文化和文明徘徊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边缘。学者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完全靠内因的话，是否会转型？何时会转型？除了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北部汉萨同盟的城邦国家16世纪出现跳跃到资本主义的迹象。西班牙的世界帝国依赖于意大利银行家的资本主义技能。 如果法国没有分心于宗教战争，它很可能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力量。

英国不是第一个敢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但它是设法挤到队伍的前面，然后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一些原因。其中许多和运气有关。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16世纪和 17世纪的英国是金发姑娘，享受一系列有利的条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

当时，英国的地理位置似乎根本谈不上是有利的。处于欧洲文明的寒带和半冻带边缘，其港口远离地中海和经过好望角的南大西洋航线这些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多风暴的北海海岸只是提供了通往北美荒地的交通便利，没有规模大的、脆弱的、富有黄金的帝国等待采摘，没有贮量丰富得难以置信的矿山等待开采，没有辛香的农作物在友好的港口和海湾散发着芬芳的香气。

然而，随后的岁月明确了这一点，即英国人拥有了这个星球最好的不动产。本来它们是欧洲的一部分，那些国家因它们有力而危险的敌人而保持高度警觉。中国皇帝是所有他能测量的地方的主人；中国文明，与周边国家相比是难以并肩的强大，更为自信、更为先进，在连续不断的蛮族入侵被中国强大有力、自命不凡和自给自足的文化吸收的情境中满足于其现状。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也一样足够富有和强壮，可以忽略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他们的帝国有许多需要向邻居们学习的地方。即使他们反对基督教欧洲的进攻陷入停滞，西方小国对于君士坦丁堡造成的威胁的可能性本来还是可以安全化解。颠覆性的发明如印刷机业可能被禁止；国家没必要鼓励学者和将军们去西方旅行以寻找新的知识。

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小国国王、皇帝、幼年王子和公爵们就没有这样的奢侈享受。政治、商业和军事竞争是多方面的和无情的。英国羊毛商人面临低地国家的竞争；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在意大利决战。战争和经济竞争驱使西方文明创新和改进。欧洲未能统一的失败令多极文明得以发展，这个文明包含超越单线的思考，不止一个文化推动力，而且其能够繁荣发展；学者、艺术家、发明家和士兵可以离开一个主人，去跟从另一个主人；相同的部门为成功科技的传播提供奖金。这些国家彼此吵闹不休；如果一个国家改良了弩或发现了更为有效的防御工事，其他国家不得不采用并加以改进。

那个时代的欧洲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增长的温室，在这里竞争加快了历史变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变化，我的爱会缓缓成长，比帝国的长成更慢，比帝国的疆域更广”， 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写给他羞怯的情人；他在思考一些过去的伟大帝国，如中国、埃及和罗马。缓慢的崛起和缓慢的衰落，这些不朽的帝国似乎生活在一个地质的时间标度上。到马维尔的时代，历史已经走向一个更快的节奏，从他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变化以不断加速的步伐席卷全球。更小、更充满竞争性的欧洲社会首先加速了通往西方的路，英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体验了更有动力和更富竞争性的环境的全部力量。

在欧洲内部，英国处于金发姑娘的位置：紧邻欧洲大陆，可以充分得益于欧洲大陆的加速发展，又偏僻得足够避免反复入侵和破坏。它处于欧洲世界远处的西域，但并不是像斯堪的纳维亚或冰岛那样陷入遥远的、远离中心地带的黑暗。不像俄罗斯，许多学者认为蒙古入侵者粉碎和破坏了一个新生的文明，造成在对欧洲领先地位的竞争中的永久性落后和不利；英格兰处于欧洲边缘，四周都是空荡的海洋，而不是拥挤不堪、野蛮入侵者一波又一波出现的欧亚平原。并且，虽然英伦诸岛处于欧洲边缘，但从莱茵河口到泰晤士河口的海路很短，通常易于航行。到葡萄牙的海路是开放的，很容易到达波罗的海。当奥斯曼帝国封锁传统的前往远东的地中海贸易路线，英国的位置突然更有价值，威尼斯和热那亚曾拥有的压倒性优势在角逐未来时变成了可怕的障碍。

从长远来看，从英国起航的海上航线没有很方便地导向富含金银矿的南美洲，这可能是有好处的。加勒比海生产蔗糖的诸岛屿、盛产烟草和棉花的美国南方、大西洋漫长海岸的海军港口最终证明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南美的壮观征服更有价值。

地理位置给予英国另一重赐福：英伦岛屿受到保护，免遭欧洲政治生活诸多最糟糕因素的荼毒，海峡这一护国之峡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候有效地保护英国免受外国攻击。荷兰、德国和意大利都在这一时期受创，因为它们在遭受外国入侵时非常脆弱。大陆国家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队并建立大量防御工事以保卫它们自身。这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少有国家能模仿阿尔卑斯山脉上的瑞士，它在进入现代社会时没有建立一个压倒性的官僚主义和专制的中央政府。

英国也有着金发姑娘的尺寸。英国比荷兰共和国或意大利城邦国家大，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人口和工业。另外，在这个缺乏沟通、治理原始的时代，英国不是那样一个庞大而混杂的帝国，这种国家努力将不同的部分联结在一起，导致一长串内战和反抗。发生的那类事端绝大多数局限于我早前所说的“凯尔特边缘”，所有的残忍和恐怖并没有发生在英国的心脏地带。

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因此产生的宗教战争主导了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历史，并形塑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文化和机制。英国非常幸运，有一个金发姑娘式的宗教改革，这和它在地理位置方面的幸运一样，有助于确保英国赢得竞争，完成资本主义革命。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宗教改革太热烈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热情如此强烈，以致国家爆发了毁灭性的内战。以德国为例，这不仅意味着像16世纪的农民起义和再浸礼派围困明斯特这么可怕的冲突；这还意味着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死去，

其他国家中有的国家的宗教改革过于冷静，一个基督教宗派确立了安全的位置，驱离了所有对手。在南欧，反宗教改革可以做到粉碎世俗和宗教革新之精神，同时冻结社会模式，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反宗教改革有很多有宝贵的精神和文化成就值得赞扬。可惜的是，几乎在每个地方，获胜的发现、革新和变化之精神被暂时强加的严格一致性粉碎。伽利略因宗教裁判所而沉默；天主教法国将新教学者和商人驱逐流放。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普鲁士也有不热切的宗教改革。在那些国家，正统信义宗确立了一种陈旧而贫瘠的公共生活。普鲁士走的是国教遵奉者的路径，在宗教改革方面成长受阻的意大利则在西班牙哈布堡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恰到好处的，至少从世俗繁荣的立场上看是这样（我们必须将宗教后果的审判留给上帝）。虽然17世纪的内战和政治危机让英国尝到了宗教战争的滋味，但它从未陷入德国式的混乱。并且，尽管安立甘宗成为赢家，这一宗派从未强大或自信到像其他成功的建制宗教——新教或天主教，通常在大陆上那样通过消除异己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胜利的地步。尽管像大主教劳德（Archbishop Laud）这样的偏执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成功在于确保英国不信国教的新教徒贴上不受欢迎的残疾者的标签，以及让天主教中不服从国教者遭受更多苦难，这个国家仍然有能力号召宗教少数派中的人才。在英国反天主教狂热达到顶峰之际，天主教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接替天主教皈依者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成为王国的文学领袖。除了《圣经》，18世纪最畅销的书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他是一位不从国教的浸会信徒，曾因查理二世的宗教法而入狱。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是18世纪英国仅次于生于德国的亨德尔的最重要的作曲家，音乐《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作者。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他的信仰令他没有资格获得学士学位，但牛津大学认可他的成就，于1759年授予他音乐学荣誉博士学位。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和约翰?弥尔顿否定三位一体这一四世纪以来成为正统基督教核心的教义；大卫?休谟至多算是自然神论信仰者；两任国王的顾问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是一位贵格会教徒，这类趋势一直保持着。不仅是有才能的个人是这样，整个行业都由宗教异见者主导。大部分的伦敦商业利益由清教徒主导，羊毛工业更是如此。主要的贵族家庭，包括霍华德家族这一英国最尊贵的家族，仍保持天主教信仰。英国北部主要的煤矿开发商和纺织品生产商大多是宗教异见者；大多数正处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18世纪伯明翰建造了22座教堂，只有5座归属英国国教会。

如果这些教会更强大或更统一，英国国教会可能会不那么宽容。17世纪，牛津和哈佛的教师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文学心存怀疑，并且神职人员频频煽动加重处罚、加大宗教服从法的执行力度。在爱尔兰，国教徒和不从国教的新教徒联合起来（人数远不及天主教徒），野蛮的宗教法的采用和严格执行会令宗教裁判所羡慕。直到21世纪，伤口仍未愈合。威廉三世统治期间，晚至1697年，在坚定的加尔文苏格兰低地，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因被认作异端而被绞死，直到18世纪，宗教案件中仍使用酷刑。

然而，与单一宗派设法获得近乎垄断地位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相比，英国宗教构成的多样化导致了较为宽松的法律和不太严格的执法。除了其他得益之外，这意味着英国人能把他们的不从国教者和少数派变成优良账户，这在欧洲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不为故乡所需要，愠怒的清教徒、不安的再浸礼派、忠诚度值得怀疑的天主教徒、令人烦恼的贵格会信徒在殖民地分配到了安全的天堂，在那儿他们的工业和活动为母国创造出新的市场、财富和力量。在成为美国的13个殖民地中，有5个的建立是为了给宗教少数派提供避难所（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其他欧洲国家不仅不能在本国容忍不从国教者，他们也不能忍受不从国教者在他们的殖民地出现，在那里他们的工业和活动为母国生发出新的市场、财富和力量。西班牙感到无法向摩尔人与犹太人提供放逐到新世界的选择；1565年，在联同胡格诺派向现今佐治亚殖民这一运气不佳的尝试在卡罗琳要塞失败后， 法国采取行动阻止胡格诺派移民法国的海外属地。这些殖民地由此因缓慢的人口增长和长期劳动力短缺而失去活力，同时英属北美则飞速前进。这很有意义；英国殖民地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贸易支撑了日益扩大的舰队，并且在海关和消费税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帮助推动了英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最后，英国是一个拥有金发姑娘状态的国家：既不太软弱——像近代早期的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分拆成了数百个有管辖权的小领地，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也不太强硬——像西班牙和法国，愈发强大的国王和僵化的官僚体系碾碎了地方权威和民间倡议。

此外，这不归功于英国人的卓越眼光与美德。在16世纪，英国、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城邦国家都是有限政府——国王（或其他统治者）的权力被贵族、神职人员和其他财产和利益团体所平衡和限制。17世纪随着国家的权力和需要增长，统治者试图集权，并粉碎与之竞争的权力中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他们胜利了；在英国和荷兰，他们失败了。

斯图亚特王朝四位国王中的两位——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企图通过削弱议会将英国君主制“现代化”。斯图亚特家族失败了：查理一世丢了脑袋，詹姆斯二世丢了王冠。以联邦制为基础，克伦威尔寻求在清教徒军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集权，他领导这支军队在内战中获得了胜利。这一努力在克伦威尔死后也失败了。英国社会不相信清教徒军队，就像他们不相信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

这一时期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有助于后世称之为强大的公民社会在英国的早期发展。在地方官员继续行使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央集权干扰的民事权力之际，宗教派别的兴起创造了一系列本地管辖的私人开办的社团和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的商人协会保护共同利益。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印刷业的传布与恒常的政治和宗教的不稳定相结合，导致了对当时各事务更广泛的公民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仔细记录了17世纪宗教争论对于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性。E.P.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罗伯特?森考特（Robert Sencourt）的《纽曼的生活》都追溯了在随后岁月中大众引领的宗教组织和争论对英国社会成长为维持真正民主的互换和机构的不可分割的贡献。卫斯理循道宗这类运动创建了从教派的教会到教育项目，再到全国协会这样的机构，用以生产和分发世俗和宗教出版物。

美国历史学家经常注意到殖民地的自治经验为美国人民的民主实验做了准备。他们的英国堂兄在17、18世纪进行准备，迎接更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俱乐部、教会、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给予数目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普通人新的经验和自信，这同样是真实的。

然而，尽管英语世界的政府比欧洲大帝国的极权君主制更为灵活和柔软，但他们并不是太过软弱。软弱和虚弱的国家会丧失独立，像德国和意大利，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会在无政府状态和血腥中解体。太强硬的国家，像法国和西班牙，人民失去了用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习惯；他们开始认为权力是社会之外的事情，对此不能负责。当局把权力的高尚理念和国家的特权与低效治理和摇摇欲坠的国家结构混合在一起。国家和社会变得疏远，并且在受到各种危机的考验时，国家难以立足。当法国政府无力进行革新，愤怒却没有经验、缺乏实验而且无法平衡的资产阶级领导被驱向革命，路易十六因此掉了脑袋。自18世纪至20世纪，欧洲和美洲的拉丁社会因过于僵化的国家与过于激进的反对之间的振荡而受创深重。

英国处境不同，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机关也一样。相对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靠自愿合作，以及建立权力和合法性的公共舆论；最终政治领导人学会把弱点变成优势。弱小迫使英语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关注他们的人民在公民社会和志愿协会的复杂网络中表达的意见，人民通过这种网络把他们自身组织起来；当民意受到关注，它成为负责任的——并准备好在和平和战争中支持其领袖。不仅如此，地方领导人和各类人群大体上支持代议制政府的努力和决策。

这种弱小和力量的混合今天仍是英语世界政府的特点。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面对公众舆论单个政府是软弱而负有责任的，但是国家牢固地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之上。尽管有着巨大的变化和压力，这些国家都有和平的宪政历史——欧洲与之形成对照，更强大的国家更频繁地受到颠覆。自1789年以来，法国已经有五个共和国、三个君主国和两个帝国。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宪政安排基本没有变化。自接受创立宪章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成为宪法稳定性的模范。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美国革命是这五个国家中唯一暴力推翻现有政府的实例。然而，这五个英语国家政府通常有更少的军事和制度壁垒来防备民众的愤怒。这些国家的统治总的来说比欧陆国家更柔和，通常在和平时代消耗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比与它们类似的国家更少，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控制也更少。然而尽管（或可能因为）有这些相对的缺点，这些国家从全球标准而言相当稳定，并且已被证明能够募集巨大的资源来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在和平年代没有因过于卓越而从公民社会进行生活压榨。

所有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金发姑娘如何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起跑门栅的正确位置破门而出——英国人如何克服他们的落后状态，他们对资本主义较早的接受让他们准备好了，令他们在与不同的邪恶轴心的早期竞争中胜出。他们的一些对手因宗教机构而步履蹒跚，而宗教机构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需要的社会和知识革新浪潮。其他国家被强大的邻国压垮，或在缺乏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耗尽诸多资源保卫自己。一些国家为因私营部门惶恐不安并粉碎其倡议的政府所累；一些国家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战争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政府不能维持秩序。金发姑娘躲开子弹，击中最有效点，英语世界已经准备好赢得成为世界强国的竞赛。

金发姑娘有别的运气。英国的运气让它准备好在最要紧的时间关头冲在了队伍的最前头。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即将出现在世界；掌握了这一新的体系的国家会获得远超过去所有帝国财富的回报。

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在有利的环境中开始，它的运转相对较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并深扎下机制之根。伦敦商人从东印度公司获利丰厚；英格兰银行持股者变得富有。政治权力流向成功者；我已经提及，英国商人的利润帮助议会在与国王的争斗中占据上风。若是反革命的力量更强或是革命的力量更弱的话，英国的步伐可能更小，近现代历史会截然不同。有迹象表明，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能量爆发后，欧洲大部分地区准备放慢步伐。西班牙帝国是吃得过饱的迟缓力量。德国需要时间从17世纪毁灭性的宗教战争中恢复过来。如果路易十四成功地把弱小的斯图亚特王朝安顿在英国、孤立荷兰并削弱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却筋疲力尽的法国可能也会躺在自己胜利的荣誉上故步自封——或集中力量与土耳其人作战。欧洲可能会不作任何改变，接下来三个世纪惊人的迸发式发展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摆脱了来自西方的压力、面对挑战性和侵略性更逊一筹的领跑者，中国、奥斯曼、莫卧尔和日本可能永远不会倒下得如此悲惨。稍晚的时代，可能它们会在更平等的格局下面对现代性。

这可能通向一个比我们拥有的更幸福的世界——或它可能将人类暴露于我们已经谢天谢地幸免的暴政和恐怖之下。无论如何，我们被留在这样一个世界：英语世界高歌猛进，击败所有挑战者，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海上霸权。

然而，早期的成功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英语世界持续领先到今天。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轻易的事情。它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以农业的变迁为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开始，人们努力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农场、城市和交通系统中经济和技术变迁的互动，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变迁的动力。随着城市市场扩大和现金经济的普及，地主们对消费他们生产的作物更缺乏兴趣；他们希望在城市的市场里出售商品。这意味着去追逐高效和高利润的动力。这导致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科技含量的提高——也导致了圈地运动。有时有补偿，有时没有，佃农和小农户失去了他们对公有地的权利，这些土地圈入了巨大高效的庄园。更高效的农业意味着从事工作的人手需求更少。几个世纪里，英国被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日益增加，城市人口增长，这导致了犯罪和社会动荡的巨浪——但也扩大了农业产品的市场规模，从而增进了对建立在圈地运动和更好的农业资本化进程基础之上的科技化农业的需求。

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兴起在国家曾经贫穷和偏远的地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衍生出新型的富豪巨头和企业家，他们希望在议会中能得到更好的代表——并且期待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令他们的利润弹高。蒸汽机、铁路、钢铁厂和汽车：每一样都促使英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迅速变化。旧式精英失去了权力，老的习俗没有用途。新的现实是，越来越机械化、冷漠和工业化的社会与在另一个世界形成的价值观和习惯发生强烈痛楚的冲突。

资本主义意味着冲突和变化，资本主义越快速地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紧随其后的冲突和变化也越多。

沃尔玛不满足于年复一年把同样的产品用同一价格带给相同的购物者。它每年必须开新店，寻找新商品和新消费者，并且给出更好的价格。它必须不断地为其商店寻找新的方法来管理和培训员工，为其商店控制和减少库存，更有效地使用能源，找到便宜的设计，尤其是更有效地管理资本以维持组织的赢利。

变化和发展的重要点在于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店主、银行家、货运业者、商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都进行达尔文式丛林竞争。最适合者兴旺昌盛，差一点的就失败碰壁了。

随着新产业和利益出现，老政治家和政治机制得到检验。英国那些曾是绿茵和羊圈的地方突然矗立起邪恶的黑色工厂。那些工厂主希望政府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们想要议会的席位，并且他们希望政党支持他们的利益。

资本主义在制造中心周围创造出的大城市需要新的运输网络以满足城市的大量人口。新技术需要新的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工会组织起来保护工人的利益，必须发展新的法律和制度以平衡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

急剧的社会变迁不断加速，对英美社会形成挑战，但是不知何故，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成功接受它有时冷酷的逻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理念使得大多数文化感到紧张；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不总是对此感到舒适，但总的来说并就整体而言，英国和美国社会一直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社会更愿意、更有能力在凉爽的水中游向自由放任的泳池的最深处。结果，两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其他地方也充满迷恋、恐怖和嫉妒地看着仍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强大后果首先给予英国人、然后是美国人经济优势，多年来支撑着他们与各邪恶帝国的战役。

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帮助定义隐藏在地理隐喻的“西方”背后的现实。在西方，市场是自由的，资本得以积累。人民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国家相对弱势，公民社会生机勃勃。所有的宗教是自由的，人民可根据喜好信或不信。另外，人们在自由方面有所获得，他们可能会在安全方面有所损失。西方是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风险的家园。传统社会的结构——教会、贵族、公会失去了它们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但是它们也失去了保护他们的力量。

显然，大西洋两岸的盎格鲁势力范围迅速扩大，英美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容易适应这些走向进步并不断发展的变化。英语国家门户开放迎接改变，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更有规律。虽然19世纪的英国有不稳定的时期，虽然美国内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在一个半是奴隶制半是自由的社会的工业化方面的压力，但所有英语国家有能力在相对平静中继续驶近西方的隐喻。其他国家的路没有这么平顺；东向的运动，比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端传统的君主制在英语国家外部比其内部强得多，在许多国家它们强大到足以减缓、停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扭转运动的向西发展。

金发姑娘不仅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而且她通过某种方法沿着曲折、困难和艰苦的路径穿过树林，没有经历其他人所遭遇的痛苦和弯路。她不像可怜的俄罗斯小红帽，在她的艰难路程上，她不允许任何狼用花言巧语让她走引人入胜却危机四伏的“捷径”；她不像格瑞塔，没有受到诱惑，进入森林中的富有民间风味的小屋，在那里魔鬼把孩子们放在烤炉里烧焦。这不是因为金发姑娘避免进入森林或只待在它的边缘；相比其他的孩子，她事实上已经冒险进入更深的密林，并逗留了更长时间。她是如何做到的？

第三部分 盎格鲁–撒克逊态度

第10章 “黄蜂”和蜜蜂

我们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过往的作为有了一些了解；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关键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成功掌握其动态，发展出一种对外政策和一种对内的国内秩序，将这种新的力量充分运用。

但是，又有人会问为什么？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够如此快速彻底地接受资本主义呢？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资本主义，而且又如此擅长呢？

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有更好的了解，但是要找到这些答案就需要我们离开地缘政治、经济的和宏大全球战略的领域，来看看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社会和心理因素怎样使得英语国家如此轻松和自然地飞跃到资本主义的。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向宗教和哲学的领域，更具体地说，是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研究成果。两位哲学家都很关心开放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差异（柏格森率先创造了这个词语，之后波普尔沿用下来）；他们的研究对于阐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工作中的文化力量大有裨益。

柏格森，这位持进化论的哲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物种进化和个体生存的必要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人和群体的精神价值和心态的，他于1932年出版了《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这部作品。他假定自然界有两种社会组织。一种组织是完全依靠本能来引导的：比如蜂巢或者是蚁丘。这些群体当中没有任何自愿可言，每个个体都是简单地完成指派的任务。在动物王国中的极端本能社会并不是那么多；山地大猩猩和水獭生活在自己的社群，并很大程度地受自己的本能所支配，但它们相对于蚂蚁和蜜蜂，要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柏格森认为我们的祖先在人类意识得到发展之前，或多或少地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这种社会被柏格森称作封闭社会。

一个封闭的人类社会和蚁丘甚至是海狸的巢穴都不同，因为人类是有意识的，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身为个体，其愿望和本能所指令的行为可能会是不同的。本能并不能起直接作用，如同在蜜蜂和蚂蚁那里一样。它必须通过一种途径被有意识地感知到——使得人们去“选择”这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柏格森认为，宗教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满足这种实质上的保守社会功能。

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所有人都明白自身的位置。习俗、道德和法律，互相巩固。部落或氏族的方式就是大自然的方式；违反习俗就是违抗神的旨意。

然而，人类不是蚂蚁，他们并非仅仅受本能控制。道德和伦理的两难问题，甚至在封闭社会中也会出现。大部分希腊悲剧都是围绕着这类困境展开：俄狄浦斯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自己的母亲；当克吕泰涅斯特拉设计谋杀了丈夫阿伽门农时，她的孩子们无论选择什么行动都是罪孽——杀死他们的母亲或是不替父亲报仇。

不仅如此，个人意志会渐渐蔓延开来。青年男女不愿意奉父母之命而结婚，因为爱可以冲破旧有的规则。

传统和习俗捍卫着它们自身。柏格森的观点是，宗教产生了一种心理习惯，结合人类智慧和本能驱动而达到团结和延续。这使本能听上去有了意识的声音。违反禁忌的事情会让这个人颤抖并感到不适：那就是本能的力量。它会激发一种有意识的反应，从而推动人类遵循本能驱使。柏格森将这种宗教称为“静态宗教”：旨在使人类和社会保持原位。

意识领域之外，伴随着本能之声而来的是美丽、恐怖和意义。神话、传说、直觉、远见、诗歌和畏怯均超出我们普通的感知，而它们都在丰富并塑造着人们的生活。

对于柏格森来说，无论如何繁荣发展，人类社会和蜂巢都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不同。假如说蜜蜂也有历史的话，那它们的历史应该已经结束。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蜂巢在蜜蜂社会中运行完善，但是蜜蜂似乎并不会朝任何方向发展前进。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那显然不能适用。作为一个物种来看，人类还处于起步阶段。有文字记载可寻的短暂历史，辅佐以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一些口头传统和零散证据，都表明变化和发展对于人类是非常自然的，就如稳定性是蜜蜂的自然属性一样。在相对不长的时间里，人类的生存足迹蔓延到了整个地球，遇到各种各样的居住环境和挑战，都需要去重新应对。人类文化本身就有要发展和变化的趋势；狩猎、农业、陶瓷和冶金等方面的技术在地球上某个地方出现，通过交往和贸易传播到了全世界。

人性中接受学习和变化的一面使得人类社会远离封闭世界的传统和模式。这种求新求变求自治的本能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没有它，人类很难发展，甚至是生存下来。柏格森定义的“开放社会”是一种人类对变化的渴求能得到满足的社会。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是截然相反的。开放社会中的传统一致性被打破了。传统在个人生活面前丧失了强制力。女性可以从事从前只是男性专有的事情，反之亦然；农民不再需要屈从于贵族。开放社会选择立足于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不是传统和古老的法则。传统在道德面前让步。

柏格森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开放和封闭的元素在其中。小家庭群落中的部落民对广阔世界一无所知，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回应外部事件或社会力量，以及群体成员的感觉和需求。另外，现代工业社会保留着很多封闭社会的功能。非理性的传统和喜好塑造了那些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的行为；部落的忠诚塑造了人们对于政党、民族和工作等级的态度。

综上所述，应该明确的是，我们称作的“西方”指的是开放社会的世界，而从东方向西方行进的旅程，则是从相对封闭到相对开放的过程。开放社会比起封闭社会来说更高、更冷酷。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传统作用和家庭纽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尽管有时令人窒息的环境。在开放社会中，个人较少会被这些束缚所牵累，但是这种确定性和关系的缺乏会是冰冷又疏远的。

还有一点要明确的是，资本主义不仅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是其原动力。作为一个经济机制，它令拥抱它的社会富裕而强大。试图倒行逆施的封闭社会力量被削弱，陷入贫困，最终被征服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历史不再记录开放、随之而来的反作用和封闭的循环。取而代之的是持续西进、不断废除防护墙的过程。开放社会是向动态社会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仍然继续塑造着我们当今的世界。

卡尔?波普尔借用柏格森的社会类型学，并使之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核心要素。波普尔目睹了数亿人在法西斯暴政下丧失了自由，人类心智都被封闭社会强有力地掌控了的情景。他在20世纪的一部分时间内进行写作。开放社会可能有自由，却令人恐惧。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记录封闭社会的拥护者去关闭开放社会所做出的努力，通常是成功的努力。波普尔的开创性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种哲学历史，被理解为一系列去制服开放社会的颠覆性思想和政治力量，并重建封闭社会的稳定性和令人安心的永恒以及极权性做出的努力。它是一个从柏拉图时期到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的筑墙的历史。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多着墨于开放社会的敌人而非朋友，恰恰是因为这些敌人数量如此之多，且力量如此之强大。人类心智可以有力地倾向于开放社会的概念，但开放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令人不安的因素，加上本能的呼唤辅佐以封闭的宗教，都不断地把人们拉回去。波普尔将雅典人反对民主（他认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反映出来）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在黑格尔思想中达到高潮）进行比较。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波普尔看到相似的现象：反动势力用传统宗教和价值观作为武器，奋力扼杀开放社会。波普尔同样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相似性。波普尔认为，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就存在开放社会自由和正义的元素与封闭社会倾向于历史决定论之间的斗争，他引自黑格尔的理论对人类自由理念有着极大的敌意。苏联的共产主义，不必说了，波普尔看到的是封闭社会的拥护者再一次践踏着开放元素而奏响凯歌。

波普尔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正确的，历史上为创造开放社会付出的努力大多付诸东流，或者顶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部分的成功。希腊的开放民主社会就有明显要回退到暴政统治的趋势。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一个恺撒大帝；每一个元老院里，都有一个苏拉。这些模式从古代遗留了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大部分欧洲社会在17、18世纪几乎无法向前发展，因为现代化曙光产生的压力导致了君主极权专制，而不是民主化的日益增进。英语世界的“金发姑娘”经验并非是典型的；许多小女孩在暗夜穿过阴森的树林向西方前进，最后成为饿狼的腹中之物。

荷兰、英国和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开放社会。古典时期至少也短暂地出现过几个开放社会。许多意大利城邦可以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开放社会，在汉萨同盟的北部贸易城市就具有很多开放城市的特点。比起这些早期的开放社会，荷兰和英语国家的开放社会形式则显得更加强大、广泛和持久。那些早期的开放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它们在特定城邦出现，这些城邦通常约有几万人，它们短暂出现后就会因为外国军事力量或国内反抗的因素而消亡。

当今世界的社会有着迥然不同的历程。它们不仅是在别人消亡的地方存活了下来；它们已然繁荣兴旺了。不仅如此，它们已经很成熟了。世世代代、岁岁年年，如今的开放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奴隶制被废除；妇女拥有了投票权；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教育。在更早的年代，开放社会犹如罕见又极其娇弱的花朵，只能在所有条件都具备之时短暂绽放，之后迅速凋零。如今至少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开放社会如同耐寒的四季常青植物，年年绽放，而且似乎对所有的枯萎病都具有免疫力。

它们不仅仅是开放的社会，它们是动态的。似乎有一种内在发展原则推动它们向前发展。在波普尔的眼中，开放社会仍是一株脆弱的植物；要了解动态社会，我们需要回到柏格森这里，以及他的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态宗教的概念。

静态宗教，来自本能的需要，是一种牢固地让封闭社会的成员抓住戒律和传统的力量。苏格拉底因藐视宗教而被判处死刑；在现代欧洲历史中，有组织的宗教常常导致思想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抵制。在很多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静态宗教在被资本主义影响日益鼓动的社会努力试图加强一致性。原教旨主义可以说是静态宗教的愤怒反应，试图重建受到威胁的现状。

柏格森比波普尔更为乐观，是一个相信进步的哲学家。他认为，尽管有出现倒退和反对的力量取胜的时候，人类社会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开放。现代社会所容许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在中世纪欧洲是并不存在的。无论人类政治体制有多少弊端，专制时期人们的意识比起过去的原始时期显然更为全面发展、更加独立。世界在向西运动。

柏格森认为，人类对变化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如同对保守主义一样，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本性当中的。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并不违反人性，而是人性的实现。人性既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原因，也是追求一致性和保守主义力量的原因。

求变的本能，和保守主义本能一样，必须通过人类意识来表现。柏格森心目中的人类有如那些动画卡通人物，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各站在一边肩膀上，耳语着相互冲突的意见——在柏格森的观点里，这二者都是人性正当且正常的表现。

如果静态宗教是人类意识呼唤我们去接受传统的社会价值和局限的话，动态宗教则是柏格森所比喻的天使，呼吁人们向更加开放的社会发展。如同静态宗教一样，它在个人心理体验中有多种形式：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对新的体验的渴望，脑海中响起的警告或是命令、远景、梦想或是理念。柏格森的父母均是犹太人（分别来自英国和波兰），他和有组织的宗教有着复杂的关系。他早期的作品被天主教会禁止，但到他生命末期，他又和天主教会和解了；他不肯正式改教，是就他与受到维希政府迫害的犹太人的团结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姿态。根据他的遗愿，一个天主教神父在他的葬礼上为他祷告。（柏格森，法兰西学院院士，拥有无数荣誉和多项任命，这些他宁可全部放弃，也不向维希政府申请获得限制法国犹太人生活范围的法律之豁免。）

神秘主义，尤其是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在柏格森看来是动态宗教的特征表达，但从我们的意图而言，去看待席卷社会并呼唤人们西进的某些神秘的愿景和理念是更有用处的。尽管受到年代久远的传统之制裁，人类的社会平等的愿景招致了贵族统治的坍塌。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民主制度的神秘理想轰倒了王权，幸存的君主被迫接受人民享有主权的事实。种族平等的愿景推动了殖民地自治化和美国的民权运动。近几十年来，男女平等的愿景给很多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而且这项事业仍然任重道远。这些愿景并不需要去和正统或有组织的宗教联系起来才能强大，实际上它们在全世界的进展可以说是不受任何教派支配的。同样真实的是，当这些愿景和某些超越它们自身的东西联结起来的时候，它们确实显得更为强大。在美国历史上，很多饱含愿景的运动如废奴主义、妇女选举权和民权运动等，很多领导者都是世俗的和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但是他们将他们取得的进展尤其归功于那些为了虔诚宗教信仰而心甘情愿去受苦受难，甚至可以为之奋斗付出生命，从而超越了仅在当下的目标的人们。

最为强大的、在柏格森眼中是神秘的愿景，引导了人类新的生活方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锡耶纳的圣凯瑟琳、马丁?路德、圣依纳爵罗耀拉，或者是小马丁?路德?金，都是怀着对新的生活的憧憬，梦想着以人们前所未见的方式开展新的生活。一位女性或一位男性以或直接或主观的方式体验愿景，但是理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其他人（间接体验到或是通过书本读到这些理念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它巨大的力量并被深深激励着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他们持之以恒地丰富并深化着人们的世界观，并给予我们全新的选择和全新的可能性。

这些愿景并非都约定俗成是宗教的。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人类丰富完整生活的理想就不属于古典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的游吟诗人，带着他们的浪漫主义爱情的新观点，对当时的宗教和社会秩序都表现得不屑一顾，但这种理想为增加人类体验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出现于18世纪魏玛和19世纪巴黎的波希米亚式理想，无论是好是坏（或者二者皆有之），在今天这个时代，它仍然影响了全世界无数青年人和为艺术而奋斗者的人生。

动态宗教能够使人们不拘泥于传统宗教结构——爱默生、梭罗和亚伯拉罕?林肯，他们都感受到他们是遵循精神的冲动而超越宗派和教派的各种界限。动态宗教使得卫斯理宗有勇气脱离圣公会，也导致了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迁往德撒律（犹他州）。它同样能够引导人们去寻找结构和教条中全新的含义和可能性，即使它们曾经就如同尘土里的干骨。

不过，虽然动态宗教所引导的方向和静态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这两种宗教体验却有一定的共同点。它们都超越自身，使得人们感知能力更为丰富，使得世界更为宽广，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将超越体验及其意义注入普通人的意识当中。它们是神圣的，并且伴随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并且引人注目的本性中的愿景、声音，抑或是其他的表现形式。它们始终心怀信念；对那些收到神示信息的人们来说，它们是权威公告。“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复活的基督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唤。摩西在旷野中看到了灌木丛。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

动态宗教的这种概念是开放社会成型的动力，或是在一个封闭社会逐步渐进的过程中转换到更为开放的形式，有意思的是，波普尔改编的柏格森范式并不在此列。这大概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半清醒状态对于精神力量可以在开放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排斥，这也许是侧面反映和强化了波普尔的悲观历史观点。从波普尔的角度来看，由心理力量来支撑开放社会是站不住脚的；深层的本能驱动把我们拉回到传统和封闭的舒适世界。

很多自觉“现代”的观察家看到，要在开放现代性的黑白现实主义与封闭传统和神话中富有理想的色彩和想象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将柏格森的动态宗教考虑进来的话，这种悲剧性的选择不复存在。伟大的愿景照亮了西方世界的天空，驱使我们起程去引发人类心灵深处的震颤——就如那些记忆的神秘和弦将我们和过去密切关联。宗教和神话并非总是那么保守的；进步的追随者和保守主义的管家一样对神敬虔，苏格拉底（至少）和置他于死地的刽子手们一样虔诚。

并不是只有波普尔是把动态宗教放在他的“现代化”愿景之外的。启蒙思想中隐含着的世俗化广泛深入地植入人心，而且文明的概念就如同一个悲剧性的必然选择，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本性中最根本的元素剥离开来，这是19世纪浪漫主义书信和20世纪的学者论述中最常见的比喻。然而这显然是事实：那些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把现代化进程进行得最为彻底的国家，人们认为它们依赖于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如19世纪的英国和如今的美国，但它们比绝大多数国家在信仰宗教方面都虔诚得多。

英语世界国家带头向西远进并且在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这种能力的关键不在于它们现在或以前比其他社会更为世俗化。事实上，当20世纪的英国更为世俗化之时，它从前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和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动力已然丧失，并且它不断下降——至少是暂时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滑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甚至写下“对大国丧失信心往往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紧密相连”。 （无须去信仰上述二者之一的人们都能看到宗教信仰的缺失对英国全球角色的影响。）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e）这位曾经号召英国人民再次冲击全球化（格莱斯顿式的使命）的新帝国首相，可能是除了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这位自从格莱斯顿辞职之后入住唐宁街10号的首相之外的最为虔诚的基督徒。当美国在20世纪后期进一步扩大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时，它也同样经历着可与早年“大觉醒”时期相似的宗教复兴，这类宗教复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给美国社会带来显著变化。

当我们必须寻求对英语世界支配地位的解释时，应该要归因于其动态宗教，而不是世俗化。一个开明的现代化并没有战胜存在于英语世界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相反，在英语国家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动态宗教渗透进静态宗教并成为其补充物。金发姑娘之所以能够在黑暗恐怖的丛林中成功穿越西进，是因为如同她之前的东方三博士一样，有一颗星为她照亮了道路。